第一章
舫斋载笔：清史馆文人群体的形成

从1914年袁世凯下令开设清史馆，到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清史馆解体于无形，这一修史机构历时达十五年之久，几与北洋政府相始终。清史馆成立后，赵尔巽受聘出任总裁、馆长。此时，因辛亥革命之故，光宣文人原在京师或各地各类机关如京师大学堂、学部或各省提学使司等处任职者自动解职。除逊清皇室挑选部分翰苑文人任南书房行走或懋勤殿行走外，另有一批人参与纂修《德宗实录》及《宣统政纪》，更多的光宣文人则避处租界或杜门家居，处于赋闲状态。因此，清史馆的成立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此后，耆宿硕儒联翩而至，光宣文人于“舫斋”内外修史、咏诗，盛况空前 。

进入清史馆的这批文人，尤其是担任总纂、纂修、协修等职者，均成名于清代光绪、宣统年间。辛亥革命之前，这些人身居政坛、学坛或文坛要津。辛亥革命后，这批政士、文人失去安身立命的空间与舞台，他们不仅在政治上陷入无职无权状态，甚或薪尽粮绝，在经济上也困顿无依 。很多人年老体弱，处境堪哀 。因此，清史馆不只为他们提供了秉笔立言、青史留名的机缘，来自北洋政府的高薪，也为他们解决了基本的衣食问题。

一、清史馆之议设

清史之修，始倡于1914年，时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由于袁世凯施行诸多复古举措，故这一年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复活”年：

去年中华民国之历史，可一言以蔽之，曰复活。科举死久矣，去年乃有考试知事之举，是科举复活也。相国之在清朝，固已同日溘逝矣，而东海（引按：徐世昌）为国务卿，则有相国之称，是相国复活也……他如祭天祀孔之典礼、老爷大人之名称，无不同时复活。

这时，逊位后的清室仍住紫禁城。民国政府因“追惟让德”而对清室多方表达善意。1914年，袁世凯主导下的北洋政府决定纂修“清史”，并建议约法会议在增修约法时将优待清室及满蒙回藏等族条款一并起草。

这年1月，媒体开始有政府设置清史馆的报道 。而熊希龄等以国务院、各部总长名义正式向大总统递交请设清史馆的呈文，是在2月3日。呈文如下：

国务会议议决特设清史馆，延聘专员分任编纂，请鉴核批示施行。为呈请事：

在昔丘明受经，伯黡司籍，春秋而降，凡新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是以武德开基，颜师古聿修《隋史》。元佑继统，欧阳修乃撰《唐书》。盖时有盛衰，制多兴革，不有鸿篇巨制，将莫以窥前代典章之盛，备后人考镜之资。况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治具咸饬，远则金川请吏，青海论兵，拓土开疆，历史之光荣犹在；近则重译通商，诏书变政，鼎新革故，贞元之绝续攸关。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运，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法、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揖让之风。我中华民国追惟让德，于大清皇室特颁优待条文，祟德报功，无微不至。惟是先朝记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允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兹经国务会议议决，应请特设清史馆，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纂，总期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于无穷。所有议决拟设清史馆缘由，理合呈请鉴核，批示施行。

这份呈文，从四个层面论证了纂修清史的意义：一是“凡新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也就是说，易代修史是中国的传统，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窥前代典章之盛”，又可以“备后考镜之资”。二是清代“文物粲然，治具咸饬”，前能开疆拓土，后能维新变政，近又宣布共和、愿行揖让，确有可纪。三是民国肇造，如能宏开史馆，广召耆儒，“萃一代人文之美”，照金梁的说法，“亦开国应有之盛典也” 。四是强调修史本身之于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即“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于无穷”。

袁世凯随即批示道：“所请特设清史馆，延聘专员分任编纂，事属可行，应准照办。” 3月9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设置清史馆的《大总统令》：

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盖将以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意至善也。维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灿然具备。远则开疆拓土，有关历史之光荣。近则革故鼎新，尤系贞元之绝续。迨共和宣布，让德昭垂，我中华民国特颁优待条文，允彰崇德报功之典。特是记载尚阙，观感无资，及兹文献未湮，征求宜亟，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大总统令》虽然措辞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是将熊希龄等呈文中谈到的四点意义，依次重述了一遍。

二、清史馆馆长之延聘

官修清史既然意欲“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于无穷” ，对纂修人员的要求自然不低。不论是熊希龄等所说的“广召耆儒” 、袁世凯批示中提到的“延聘通儒” ，还是金梁所倡议的“修旧史”宜“用旧人”“集耆儒”（金梁特地提到“海滨”之“故臣”、“逸处”之“遗老”） ，均表明人们对清史馆撰述人员有着特定的角色期待。

据《时报》得到的消息，袁世凯组织清史馆意在安置前清故臣，比如劳乃宣和于式枚 ；而天津《大公报》又有拟派徐世昌、陆润庠为清史馆总裁的说法 。此外，也有拟聘康有为的传闻，“修订清史一席，大总统前曾致电康南海，请其来京担任，刻已接康覆电，允任其事，惟尚未声明北上之期云” 。但康有为终未与其事，据陈灨一分析，“世凯为收拾人心，拟畀以清史馆之任，有为力辞，谓倘修《清史》，则世凯首为罪人，不能无一言。世凯必不容，宜莫能为也” 。

在舆论界的猜测中，梁启超、章太炎、王闿运也都是热门人选：“政府确将开清史馆，议案略谓：……总裁多拟任公。” “清史馆总裁一席……又拟章太炎氏，章又不就。” “王湘绮到京多日，尚未正式就史馆之任，据闻总统请其纂修国史，则云民国无史可纪；请其兼修清史，则云自有魏收第二。是湘绮之不愿担任作史也明矣。”

据知情人透露，徐世昌推荐的馆长候选人是王先谦、柯劭忞。叶德辉致缪荃孙函云：“闻士可言，清史馆已聘赵次山作馆长，岂《宋史》必待托克托而后能修耶！”信中提到的士可，即陈毅，湖北黄陂人，清季曾任学部参事、图书馆纂修、法律馆纂修、宪政馆统计科员，入民国后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等职，颇晓内情。托克托，即元代主持纂修《宋史》的丞相脱脱。叶德辉以赵尔巽任清史馆长与脱脱主修《宋史》作比，言下有不以为然之意。叶德辉又说：“初闻东海（按即徐世昌）保荐旧人有王葵园及凤翁为总裁之说，此因王有《东华录》，柯有《新元史》，成效昭然，似足以餍人望。何为其计不行，是可怪也。”

最终确定的馆长人选是赵尔巽。1914年3月9日，袁世凯致函赵尔巽：“有清一朝，典章具备，且值政治更张之会，尤关历史考镜之资。兹据国务院呈请设置清史馆，业予照准。夙谂执事学识渊深，谙习掌故，用特竭诚延聘，充任馆长。务希慨允担任，襄兹盛举。熏沐以请，无任祷祈。” 经过一番犹豫之后，赵尔巽决定接受馆长一职。馆长聘任遂告一段落。

赵尔巽，字次珊，号无补，原籍奉天铁岭，隶汉军正蓝旗。祖父达纶时遂家居山东泰安。父文颖，生四子，长尔震，次即尔巽，三尔丰，四尔萃。同治十三年（1874），与兄尔震同登进士第，并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光绪五年（1879），充湖北乡试副考官。八年（1882），迁监察御史，数疏陈时政，请译俄罗斯旧进书，又请收回醇亲王值军机成命，为时所称。十三年（1887），外补贵州石阡府知府，旋移贵阳，图治甚锐，对上司诤而不阿。人称“赵太守寡妇面孔，不可当也”。二十一年（1895），擢安徽按察使。二十四年（1898），移陕西按察使，未就任，迁新疆布政使。行次肃州，李夫人道卒。二十五年（1899），母又卒，乃至泰安会葬。二十七年（1901），服阕入京，授山西布政使。至山西权摄巡抚，请变通军流罪名，遍设习艺所，多纳才士为幕僚。二十八年（1902），擢湖南巡抚。次年至任，以张鹤龄管学务，宽革命之禁。又注意州县词讼，详为条教，刻为成书。三十年（1904），调迁户部尚书。三十一年（1905），日俄战后，任盛京将军。三十三年（1907），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罢赵尔巽，改授四川总督，旋又改任湖广总督。三十四年（1908），仍迁四川总督。宣统三年（1911），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起，被推为奉天保安会会长。民国成立后，改称奉天都督。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辞职，退隐青岛。民国三年（1914）五月，兼参政院参政。四年（1915），袁世凯称帝，封为“嵩山四友”之一。六年（1917），宣统复辟，任为弼德院顾问大臣。十四年（1925）二月，任善后会议议长。五月，任临时参政院议长。十五年（1926），国民军退往南口，赵尔巽与王士珍等组织北京临时治安维持会，维护北京秩序。十六年（1927）九月三日，病殁于北京，享年八十有四。赵身短体瘦，口如悬河，治事颇明敏。凡三娶，始张，继李，继孟，皆无所出，以侄世基为子，又前卒。为置嗣，年七十得一子，小字曰天赐 。

赵尔巽之父文颖（1813—1854），字鲁斋，在阳谷知县任上被太平天国北伐援军杀害。事后，文颖之父达纶、弟文龙等搜集资料编成《文颖阳谷殉难事实》一书。此书咸同间曾印过一次，后由赵尔巽于光绪十九年（1893）再度刻印，其四子赵尔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石印一次，皆有识跋 。

在金梁后来补辑的《清史稿补》（又名《清遗民传稿》）中，赵尔巽是四类人物中的第二类。凡“辛亥后卒而未见再出者”为第一类，归入“本传”；凡“虽曾再出而实有所为者”为第二类，称“附传”；凡“辛亥前卒而清史未列者”为第三类，称“补传”；凡“人尚生存，而可保始终者”为第四类，称“别传”。第一类中有宝熙、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李家驹、柯劭忞、温肃、陈三立、夏孙桐、缪荃孙、马其昶、陈衍、章钰等；与赵尔巽同属一类的有马良、严修、陈宧、贵福四人；而第四类中的代表人物为陈夔龙、章梫。在金梁所建构的评价体系中，赵尔巽是被置于相当尴尬的位置的。金梁肯定赵尔巽虽“出”而实有所“为”，称赵“暂留旧镇，实备东巡。其修《清史》，亦为存国故，卒成一代完书。苦心孤诣，自与污命变节者有间” 。不过仍将他列为与陈宝琛等人不同的一类，并在评语中特地加上“待论定”三字。金梁的“待论定”，其实也是一种“论定”。

按：当时报章对清史馆开馆、人员聘任、纂修经过等有一些报道。其中，有涉及清史馆内幕者，应系内部知情人士透露。直到1940年代，关于清史馆、赵尔巽的议论，仍不时见诸报章。此篇对赵尔巽就任清史馆馆长之尴尬，有所评议：“所难堪者，赵（尔巽）为清室旧臣，游历中外，颇负时望，虽当鼎革之际，挂冠稍迟，人犹可谅其心迹，若阳托修史之名，阴图梯荣之计，千秋士论，将谓之何，赵以项城期待之殷，谊难峻拒，因遂来京就职，且对人表示，此次毅然任事，正为所以图报旧君，是非毁誉，听之千秋，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渔隐”当为化名，作者不详。

在馆长人选尚未尘埃落定时，曾有人在报章发表文章，对王闿运、赵尔巽两位候选人加以对比。作者先从撰人及征信两个角度比较古今史书的差异：“古有史官，历代不废。然今所传之史，大半属于私家之述作。自唐而后，始多官书。论其征信，纪实逊古远矣。”进而说到清史馆馆长人选问题：“民国既建，议修《清史》。始以湘潭王闿运董其事，而王氏至今优游故里，未尝任职。或传赵尔巽将代之。以文章言，赵已不逮王。且赵昔为清室显官，其私之也，宜慎于王矣。然藉令《清史》而成于王氏，亦未为足征。野多君子，必有踪迹前修者，或犹及见之乎！” 作者认为赵尔巽有两点不如王闿运：一是赵为前清显宦，修史可能有“私”；二是赵氏文章功底不如王。当然，他对王闿运能否胜任，也是持保留意见的。

也曾一度有传闻清史馆组织及编制有变，不设馆长，“但设总裁四人，以分总其事，均由大总统礼聘”。又传闻总裁除已聘赵尔巽外，拟聘者另有于式枚、陈宝琛、恽毓鼎三人：“除赵氏已受聘定外，其所拟聘者，即于式枚氏，及今清宣统帝师傅陈宝琛氏。其他一人，则恽毓鼎氏。于氏因不就参政，故以此畀。恽氏素有文学名，或云其骈文尤为擅胜，遂亦得膺此重聘。现大总统已特电于氏，并派员致意陈、恽二氏。大约皆能得其许可。”

三、初期馆务运转

自1914年3月9日政府决定设立清史馆并敦聘赵尔巽出任馆长以来，清史馆各项事务陆续开展，馆务渐入轨道。

一是择定办公场所。方案有二：一是租赁房屋，二是利用相关部门既有馆舍。赵尔巽先后考察了前清国史馆、实录馆原址，也察看了各相关公所办公用房，认为均颇合用，但是需要修缮。虽然修缮需要经费，但仍比另行租房要俭省。赵尔巽呈文称：“窃清史馆需用房屋，现经内务部朱总长（按即朱启钤）约同勘看前清国史馆、实录馆及各公所等处房屋，颇为合用。两馆档册近在咫尺，调阅、保存均极便易。其大院中路原有照墙，只须添砌两边隔断，即完全归入内务部所管范围之内，尤为相宜。”赵尔巽认为，清代国史馆、实录馆是清史馆馆址之上选，但是需要略事修缮，而修缮需要经费。故他在呈文中又说：“惟房屋稍形残破，量加修改，不无需费。一修之后，较外间租房之费所省实多。”另外，不止修缮房屋需要经费，其他开馆事宜也有花费：“开办之始，一切均须筹备。拟先请领开办费银二万元，撙节支销。无论余存若干，仍归将来需年经费项下列收，以昭核实。”1914年6月30日，大总统袁世凯批令：“交财政部查照拨发。”

二是聘人。下节详述。

三是议订工作章程及史例。据当时报章报道，清史馆第一次会议由赵尔巽主持召开，到者二百余人。会议主要内容便是讨论修史进程及入手办法，以及撰述原则、史书体例等。除馆长赵尔巽外，王闿运、梁启超、严复、吴士鉴等均有发言 。除讨论进行办法、修史体例以及阅档、撰稿外，赵尔巽还十分注意清史馆在馆人员的集体生活。比如，他曾倡议史馆人员勤练书法。有报道称：“清史馆馆长赵次珊，以馆中人物多系名宿，工书法者尤夥。现拟创设字会，令在馆人员，于公余之暇，临池练习。善书者，固不致抛荒，学书者，亦可期进步。此亦最近政界之雅事也。”

四是征书。清史馆对征书一事十分郑重，其征书启事是由政府以“命令”形式下达各省，请各省遵照执行的。《政府公报》就此登载《大总统告令》 ，全文如下：

据清史馆呈请特颁征书命令以备清史资料等语。有清一代文献称盛，或记闻搜轶，野史有亭。或问俗考言，輶轩有录。凡兹私家著述，散之则片玉零缣之偶现，萃之皆石室金匮之遗闻。当兹文馆宏开，官书待孴，必将搜珍艺海，采干词林，藏古之家、绩学之士，当必闻风兴趣，乐观厥成。著各省巡按使，派定专员，除《四库全书》著录外，凡属关于有清掌故及有关清史书籍，无论已刊未刊，就近征集，随时送交该馆，以备审择。如有关清史重要，足供采用之书，其著书之人，无论存没，并由该馆呈请表彰，用昭激劝。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此令。

（大总统印）

中华民国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国务卿徐世昌

同时，清史馆也发布征书通告，称：“本馆现修大清史书。拟征求私家传纪碑铭墓碣各种名著，以供作传、列表之参考。凡在大清二百数十年之中，上自名公巨卿，下逮山林隐逸，以及齐民之中，凡有忠孝节义一行可传，曾经硕彦名流，著有上项文字者，其后代裔孙见此通告后，务将原文并著者姓名照钞一通，邮寄北京东华门内清史馆查收。既可表扬先烈，兼有助征访之不逮。本馆实厚望焉。”

此后一两年中，各省纷纷响应，进送各类书籍、文献。《政府公报》屡有报道。甚至宗教界也派员与清史馆接洽。中华续行委办会得知清史馆计划于拟修“清史”内设立宗教志，故向清史馆致专函，询问可否由教会方面负责撰写“基督教大纲”，撰成后呈送清史馆。清史馆复函表示赞同，函中有“基督教之在我国关系甚大，若能由教会将基督教大纲史略著为论说，尤所欢迎”等语。中华续行委办会遂于四月一日召集寓沪会员讨论相关事宜，并指定季理斐博士、文显理博士及该会干事负责此事 。据朱师辙回忆，《外教志》（按即《宗教志》）由协修叶尔恺主撰，叶氏曾撰成喇嘛、基督、回教各一卷，但《宗教志》最终并未保留，稿皆未用。颇为遗憾 。

四、纂修及职员之选任

根据《清史稿》关外本、关内本所列职名表，清史馆各类在职人员共117人。其中两本均载者79人，仅见于关外本者31人，仅见于关内本者7人。

实际上，清史馆实聘人数，远不止关外本、关内本职名表中所列出的人数。以下10人也曾到馆工作：何震彝（后来添聘者，到馆未久病故），谢绪璠（后来添聘者，任收掌），黄葆奇（后来添聘者，任收掌），容濬（后来添聘者，任收掌），曹文燮（后来添聘者，任收掌），文柄（后来添聘者，任收掌） ，左霈（朱师辙称清史馆功课簿中有左霈，仅撰《地理志》湖南一卷，关内、外本职名皆未列；因《地理志》湖南部分后由唐恩溥重撰，故左霈撰稿未用 ）。此外，许受衡、陈年、吴燕绍三人也曾参与《清史稿》的撰稿工作，关外本金梁校刻记中均曾提及。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史馆职员》名册中，也有关外本、关内本职名表所不载者，名单如下：柏增、宝琪、博圣时、曹经沅、陈宝銮、椿祺、存玺、董熙麟、董煐麟、冯光□、龚景韶、黄复、惠湘、金世淇、冷家骥 、刘树□、刘廷楙、鲁元勋、律振声、麒佩、饶文龙、任瑞斌、商作霖、尚毓芬、史锡嘉、王彦、王宗熙、王希文、王育仁、文楙、吴寰、谢清儒、徐之钧、许靁厚、俞德均、张厚珩、张嵩振、赵仁麟。共38人。除曹经沅等人外，多为缮写及庶务人员。沃邱仲子提到的清史馆人员中，叶景葵、庆均（字博如）二人未见载于关外本、关内本及《清史馆职员》 。

以上总计167人。

资料显示，除以上167人以外，仍有多人曾在清史馆工作过：

（1）孙诒棫（1880—1925）。字季芃，号季重，孙锵鸣六十四岁所生第十子。宋恕妻弟。伯父孙衣言，从兄孙诒让。孙诒棫1914年春赴北京，到清史馆工作。有《呈赵次山总裁》诗云：“前朝三百年间事，国论邦交几变迁。欲使子长成信史，犹期君实有长编。虚名谬列四门荐，不学深惭三世传。犹幸西斋遗录在，敢随柱史一周旋。”1917年秋，任国史编纂处纂辑股通史编辑。1925年夏，染疾殁于北京，年四十岁。其侄孙宣辑有孙诒棫遗著《观云室稿》，又名《孙季子诗录》，现藏温州博物馆，起庚子（1901），迄癸亥（1923），录诗四百五十九篇 。

（2）吴闿生。据李诚（曾师从马其昶、姚永朴）回忆，吴闿生也曾与修清史。在馆期间，曾为其父吴汝纶应否立专传事与赵尔巽争执，遂辞职 。

（3）王光祈（1892—1936）。字润屿，笔名若愚，四川温江人。父亲早卒。九岁入塾读书，后得四川总督赵尔巽（赵曾受业于王光祈祖父、清季著名诗人王泽山）资助，入成都第一小学。1912年入北京中国大学读法律。在读期间，曾在清史馆兼职。1918年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1918年6月30日，与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学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1日，任执行部主任。直到1920年赴欧留学，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务主要由王光祈主持 。据倪平欧忆述，王光祁在京就读中国大学法律专科期间，“课余工作于清史馆，即以所得为学费生活费” 。

（4）赵叔超。曾在清史馆任职，经朋友刘厚之介绍与作家老舍的三姐结婚。这在老舍传记资料中有记载，“刘厚之还亲自做媒，让老舍的三姐嫁给了他在清史馆工作的朋友——旗人赵叔超” 。

（5）刘赞廷。名永燮，河间人。清末钟颖率军入藏，任边军顾占文营督队官。1914年任边军分统，驻江孜。1919年，前川都督熊克武调其入川，筹议边防。1921年解甲归田。1923年，入清史馆。1929年，入蒙藏委员会。1931年西康达结（大金）、白利两寺之乱，随唐柯三前往调解，助力颇多。曾检钞赵尔丰所存之档案，积成巨帙，加以诠释，并自著笔记 。

（6）黄维翰（1867—1930）。字申甫，号稼溪，江西崇仁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授兵部主事。外任黑龙江呼兰府知府，调绥化知府。宣统二年（1910）改龙江知府。辛亥后任清史馆纂修。所撰《稼溪集》五卷（诗草三卷、文存二卷），民国十年（1921）南昌刻，首都图书馆藏。前有民国九年（1920）自序，黄大壎、陈浏序，题辞者有华焯、程炎震、王树枏、高树等，末有魏元旷跋。存诗百六十七首，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迄民国九年（1920）。民国八年（1919）作《饯岁》称：“五十三年何卒卒。”

（7）宋玉奎（1872—1920）。字星五，又字惺吾，辽宁辽阳人。少年苦心攻读，虽未中举业，然其词笔简劲，功力颇深。1912年参与编辑《奉天共和辑略》，1914年被聘为清史馆协修。后去吉林为成多禄家庭教师，宾主唱和相得。1916年应聘奉天文学专门学校主讲，后任省署文书。由于久遭困境，年四十八岁而终。著有《宋星五先生遗著二卷》 。

（8）王崇源与邓杰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馆未刊稿本中，有王崇源、邓杰臣二人所纂《清史天文志》 。

按：王崇源、邓杰臣二人合编《月五星相距增星黄道经纬度表》共两卷，此为上卷。稿本首页有柯劭忞手写覆阅意见，建议将此表列为《天文志》之末卷。《清史稿》刊本未收此两卷。

另据章钰、张尔田、夏孙桐、朱师辙四人的记录，以下数人也曾受聘清史馆，关外本、关内本均不载：

沈曾植（受聘总纂）

宝熙（受聘总纂）

樊增祥（受聘总纂）

劳乃宣（受聘纂修兼总纂）

李瑞清（受聘纂修兼总纂）

耆龄（受聘纂修兼总纂）

于式棱（受聘纂修兼总纂）

王乃徵（受聘纂修兼总纂）

谢远涵（受聘纂修兼总纂）

朱钟琪（受聘纂修兼总纂）

温肃（受聘纂修兼总纂）

宋书升（受聘协修）

唐晏（受聘协修）

宗舜年（受聘协修）

安维峻（受聘协修）

王庆平（受聘校勘兼协修）

以上16人虽曾受聘，但均未到馆 。其中，安维峻1925年去世，以谏官身份入载《清史稿》列传，与吴可读同传。《清史稿》赞曰：“维峻崇朴实，尚践履，不喜为博辨，尤严义利之分。归后退隐柏崖，杜门著书，隐然以名教纲常为己任。每谈及世变，辄忧形于色，卒抑郁以终。”另外，前贵州巡抚嵩昆之子庆博如，或亦曾受赵尔巽之聘任职清史馆 。

清史馆拟聘而未受聘者，目前知道的还有叶德辉、傅嵩炑。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吏部主事，旋乞假返乡，研治经学、小学，著有《书林清话》等。叶德辉之所以不应聘，一因对赵尔巽在湖南倡导新政有不满。叶德辉致缪荃孙函云：“此次修史，柯凤翁曾以赵公明意张罗，辉随却之。一则此公在湘养成革命，一则不知文学何能屈宋衙官。”二因对修史体例有不同意见。他说：“即以史例论，辉以为清朝有儒学无儒林，儒林绝于《南北史》，唐以下不能有此名，阮文达以理学为上卷，经学为下卷，辉殊不谓然。今修史因之。辉如在局，必力争改变，是又一刘知几也。道学亦党锢之别名，今成理学一派，辉亦别有论说。以为汤、陆尚在大列传，张杨园、陆桴亭尚入隐逸，顾亭林、李二曲同为前明逸民，而亦不能混入一传。李二曲受圣祖褒嘉，于隐逸则相宜，于逸民则有愧。亭林开有清二百余年之经学，然不以为逸民，而以为儒林，不足以遂其初志也。”信中所谓汤、陆在“大列传”，指汤斌、陆陇其二人入载《清史稿》，列为专传。张杨园即张履祥，陆桴亭即陆世仪。叶德辉不赞成二人入“隐逸”，也不以李颙入载“逸民”、顾炎武入载“儒林”为然。

陆世仪、张履祥、李颙三人最终入载《清史稿·儒林一》，未知与叶德辉建议是否有关。顾炎武仍在“儒林传”，见载于《清史稿·儒林二》。叶德辉甚至劝缪荃孙、柯劭忞勿应清史馆聘：“辉往时劝公不应聘，劝凤翁勿帮忙，亦重二公之意。”

傅嵩炑（1869—1929），字华封，四川叙永人。在家乡招募团丁，承办团练。1903年，赵尔丰署任永宁道，受赵赏识。次年，赵尔丰任建昌道，邀为幕僚。此后随赵行军作战。1911年，赵尔丰署四川总督，被举荐为代理边务大臣。四川保路运动中，曾率少数卫队往救，兵败被执，受到护理四川都督胡景伊礼遇。民国成立后，“以清朝遗老自居，有人劝他出山任职，均遭到拒绝，并乘间返回古蔺故居”，“由于他对赵尔丰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他曾到北京去探访赵尔丰的后代。在京期间，袁政府军政要人曾邀他任职，赵尔巽亦聘请他为清史馆馆员，他都谢绝了”。著有《西康建省记》 。

由上可知，清史馆实际聘任的各类人员，约在200人左右。

当然，也有出现在名单之上但并未到馆者，简朝亮（1851—1933）即是一例。简朝亮字纪季，号竹居，广东顺德人，二十四岁时从朱次琦学，“成诸生，绝意科举，以授徒为生，并专心著述。辛亥革命后，清史馆长赵尔巽聘为纂修，不就” 。郑逸梅也曾谈及：“关外本之《清史稿》，列简朝亮为纂修，实则当时馆长赵尔巽聘之，简力辞不就，非纂修也。” 张尔田亦云简朝亮“未到馆” 。此外，王以慜、齐忠甲、陈毅、李葆恂、李焜瀛等人也未到馆。

至于清史馆所聘名誉类职务，目前尚未有确切的统计。当事人如朱师辙曾说，“此外尚有名誉总纂、纂修、协修甚众，然实未预撰述之列”，而“时贤铭状间有列清史馆衔名者，多为名誉之职” 。到底有多少人受聘担任名誉职务，朱师辙并未提及。目前可以考知者有那桐、袁克定、严修、恽毓鼎、熊会贞、张宗祥等人。

清史馆开馆时曾邀张宗祥（1882—1965）担任名誉协修 。朱师辙后来晤张宗祥于杭州，证实张宗祥确实一度受聘为名誉协修，“史馆第一次开会曾参预，后辞聘” 。张宗祥当时还建议《外交志》可请钱恂、李家驹二人主笔，但钱恂并未参与纂修。据张宗祥分析，大约是因为赵尔巽“虑念劬（钱恂）先生之傲”，故“虽亦相邀，不欲以撰述委之，嗣后遂不复进一言” 。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广州驻防汉军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历任京师大学堂提调、湖北学政、东三省学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署理学部左侍郎、资政院总裁等职。李家驹参与了《邦交志》的纂修，但仅关外本职名表列为总纂，关内本失载，未知何故。 bNqJKs6O2cIlg//SIE3yej/PUxl7opfM82zBucgS+zPXPA2gHHfQlKwDQVPQok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