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14年3月9日，袁世凯下令开设清史馆，聘赵尔巽为馆长。一批“通儒” 被挑选进入清史馆，后来刊刻印行的《清史稿》便是在他们手上完成的。清史馆从1914年成立，到1928年《清史稿》发刊，前后十五年中共聘请总纂、纂修、协修、提调等一百余人。在清史馆内，主持纂修事宜的总纂、纂修、协修，主要是清代光绪、宣统年间已有声名的科举文人，本书称之“光宣文人”。其中少数几位成名更早。

官方设馆修史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清史馆成员进行历史表述的方式与向度。清史馆成员对“官修正史”与“私家撰述”的刻意区分，表明他们未必全都希望将“私人意见”带入《清史稿》的纂修。

人们对《清史稿》的解读，往往着眼于清史馆作为民国修史机构的官方身份。例如，有批评者称清史馆既由民国设立，却表达反民国思想，理应受到指责：“试问用民国名义，耗民国金钱，而处处表现反对民国之精神，欲人之无言，其又得乎？” 这一批评实际上又把清史馆的文化身份、现实遭际简单化了。虽然抽象的“共和民国”只有一个，但“现实民国”却无时不在变形。抽象的民国一旦成为现实，新的问题随之而生：现实里的“袁（世凯）氏民国”“北洋民国”让人失望。正因如此，清史馆成员对“民国”的看法比较复杂。他们对时局的判断，与社会舆论相比并无特别“顽固”“反动”之处。质疑“党人”之“革命”成果，在民初相当普遍，不是所有的质疑都等同于坚决对抗。连四川保路运动中站在清廷对立一方的颜楷，都不肯做民国官吏：

民国以后，袁氏窃国，军阀割据，烽烟四起，国事日非，民不堪命，与辛亥革命的宗旨完全背离。楷耻作民国官吏，从事教育，著述鬻字……

显然，这里的“耻作民国官吏”表露的是对“袁氏民国”的不满，不能等同为“反对共和”。另外，与时人对清史馆成员普遍“忠清”的判断有所不同的是，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其实颇支持袁世凯治下的民国（但反对袁氏称帝）。

《清史稿》的“谬误”引发的争议使清史馆成员陷入舆论上的困境，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群清遗老表达忠清思想的产物。清史馆成员的内部分歧与《清史稿》中的多重声音，均被批评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层面上来看，围绕《清史稿》的这场论争在当时并没有决出胜负成败，在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场由老辈文化精英集体参与的修史工程，从更多维度重新回顾。

一

在批评者的批评中，清史馆成员的“忠清”思想与“反民国”立场是互为因果、两位一体的。以如此斩钉截铁的结论来概括清史馆内一百余位纂修、协修人员的政治立场，难免以偏概全。清史馆协修袁嘉谷、陈敬第曾明确主张：“革命之党人，共和之原因也，讳言革命则清室之禅让为无名矣。” 既然清史馆成员中多有认同共和之人，那么《清史稿》中为何还会留下为人所诟病的“话柄”呢？简单说来，是由于清史馆成员的意见并不一致。如奭良即建议《清史稿》之史论用“史臣曰” ，在奭良、金梁看来，所写的“史”，是“大清”之史；“臣”，自然也是“大清”之臣。而清史究竟应该写成“清代中国史”还是“中国清朝史”，换句话说，是清朝本位，还是中国本位，这在清史馆内部虽不曾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但落实到实际的纂修过程中，每个人的出发点确有不同。如瑞洵、奭良主笔的《宣统帝本纪》，在涉及辛亥革命的记载时，即表现出一定的敌视情绪。奭良覆勘的《宣统帝本纪》记道：“冯国璋力攻汉阳，克之，武昌贼遁。兵停不进。”奭良这儿用的是“武昌贼”一词，正式刊本此句未予保留，当系赵尔巽或柯劭忞总阅时删除。

后来《清史稿》所引发的争议，除了由于对辛亥革命的记载有欠妥之处外，金梁未经馆内讨论、自作主张进行内容上的删改、添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张尔田、朱师辙等清史馆成员均对金梁深表反感，斥其“大吹其修史之功”，“新学小生以其系旗人，熟悉满洲掌故，颇有信其说者”；张尔田担忧长此以往将“使金（梁）一人居功”，而《清史稿》中的所谓“谬误”，却又要由“我辈代为之分谤也”。因“馆员存者不过三数人，今若不言，异日谬种流传，更无有知其底蕴者矣” 。即此可见清史馆不少成员对金梁的严重不满与思想分歧。

由于现代中国政局的复杂多变，清史馆同人所处的“权力场”与“机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政局的变化也是《清史稿》引起争议的重要背景，如尹炎武即认为1928年民国政府查禁《清史稿》的原因，乃在于“南北互纽、内外相倾” 。尹炎武以“纽”“倾”这样的动词来描述1930年前后的《清史稿》查禁事件，反映了“知其底蕴”的知情者对此事的不以为然。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批评方的批评逻辑。当人们普遍批评《清史稿》是一群遗老表达“忠清”心态的产物，批评此书因“忠清”而不够“客观”、因“忠清”而敌视民国、因敌视民国而反对共和、因反对共和而反对进步，而反对进步也就意味着“反动”时，这样的负面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批评者所处的“权力场”与“机构位置”。

当然，将《清史稿》引发的争议仅仅归结于政治或权力关系还是远远不够的。清史馆成员的内部分歧已经表明，即使处于完全相同的“机构位置”（清史馆），每个人的文化心态却判然有别。连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清史馆，史馆成员也都各有思量，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应对方式。如沈曾植不肯入清史馆，却愿参与纂修《浙江通志》，他是以顾炎武为榜样的：“偶翻《亭林年谱》，辞史馆而就山东通志局，以为鄙解嘲也。” 姚永概愿受清史馆之聘，不认为从事教育、学术为出仕民国；而吴昌绶请缪荃孙推荐入清史馆，却以“和尚出家，又复还俗；老女归阁，仍事妆梳” 自解。可见受清史馆聘是否属“嫁”，各人的看法不尽相同。

通常认为，清史馆内遗老多，而在溥仪、陈宝琛、沈曾植看来，赵尔巽辈已非同道。清史馆成员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心态，其实不只是个人思想的表达，也折射出现代中国知识界（无论新旧、老幼）尚难彻底挣脱传统道德戒律的强力羁绊。道德压力既来自社会舆论，更出自当事人的内心。这也正是艾恺在评价梁漱溟的文化心态时所说的“圣痕”（stigmata）。而民国文人偏爱以此为攻击清史馆成员的“杀手锏”：“平心而论，赵尔巽辈，果真心忠于故君，首阳之山，尽多槁饿余地，何必受民国豢养，而自陷于进退失据之境乎？小册子有既食周禄，又厕殷臣之讥，其言亦未可谓为过也。” 可见清史馆成员在现代中国的尴尬处境，知识人的尴尬也见证并凸显了现代中国道德话语的激烈。

除了参与纂修的《清史稿》受到严厉批评，包括清史馆成员在内的光宣文人在文学领域的表现也引起非议。在南社同人看来，政治上的北洋派与诗学上的西江派“罪孽”深重：

政治坏于北洋派，诗学坏于西江派。欲中华民国之政治上轨道，非扫尽北洋派不可；欲中华民国之诗学有价值，非扫尽西江派不可。

柳亚子所批评的西江派，大体为南社的上一代人，也即本书所说的光宣文人。而清史馆作为时人所称的“养老院” ，其“薪”既来自“北洋”，其人之诗虽不必尽为西江派，但“欲民国诗学有价值”，他们似乎也不能自外于被扫尽的行列。

柳亚子对光宣文人还有更尖锐的批评。在《民声日报》“新刊介绍”一栏，柳亚子介绍《林述庵先生遗诗》时，曾点名批评郑孝胥、陈三立：“慨自亡清叔季，文学荒废，气节凋丧，侯官郑孝胥、义宁陈三立，貌饰清流，中怀贪鄙，吐言成章，少苍凉遒上之音，私以艰深自文浅陋，遂提倡所谓江西诗派者。”

当南社于宣统元年（1909）在苏州诞生以后，这支突起的异军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锤炼与洗礼，很快成为文坛的劲旅。由于南社的革命性，与“北洋”“西江”有连的光宣文人，后来渐被叙述为柳亚子和其他南社诗人的对立面。

问题是，文坛新人对光宣文人的论说与批判，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误读了、低估了光宣文人的建树？光宣文人如何看待自己与前清、与民国以及与“现代”间的关系？除了清史书写，他们又在诗文中表达了些什么？

光宣文人进入民国、现代以后，在多大程度上转型并如何转型为一位民国文人、现代文人？面对时代风潮，光宣文人是相与日新，还是固执不变？光宣文人的诗文写作，又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当一个时代被界定为现代以后，我们如何界定、讲述现代内部的非现代成分？当初，光宣文人受到较多的攻击与嘲讽。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光宣文人由负面讲述渐渐变为不被讲述。如何擦洗这些边缘的、混杂的“执拗低音” ？

寻找答案比提出问题要远为艰难。本书难以将上述问题一一解决，只是希望尽力靠近、揭示那些远去不久的声音。

二

讨论辛亥以后光宣文人的生平及著述，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切入方式。一是从思想层面上讨论其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转型过程中的典型意义；二是从文学层面上讨论其诗文创作的特点与意义。文学层面的讨论又至少有两种取向：一是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尾声；二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背景。若从论题的类型看，又有人物研究、现象或流派研究之分；人物研究又分群体研究与个案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几位清遗老如缪荃孙、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梁济、陈三立、陈衍等人，及较有影响的诗派如宋诗派、湖湘诗派等历来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相形之下，进入清史馆的一批光宣文人却被忽略了。

由于清史馆成员人数众多，既有研究成果深浅不一，较为分散。整体来看，九十余年来有关《清史稿》的研究讨论，主要集中在说明史稿编纂过程、体例与史稿之校勘，而且多以朱师辙《清史述闻》一书披露的资料为基础。也有一些研究利用了当时报刊的相关报道或目前可资利用的档案文献。

概括而言，有关清史馆文人群体的研究史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人物有显晦，冷热不均。《清史稿》的纂修人员中，有一部分人因在政治、学术或文学领域另有建树（如赵尔巽是封疆大吏，柯劭忞是元史专家，缪荃孙是著名学者），更容易引起注意，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更多的纂修人员（如奭良、瑞洵、袁励准、吴广霈等）则几无人问津。近些年情况有好转。二是以局部研究为主，史料尚待发掘。由于清史馆同人中的绝大多数非属热点人物，其生平事迹、年谱资料、诗文创作等尚未有人系统整理，存世资料也多散见于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至于私家收藏的资料，更是不易查考。这给整体性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目前多数学者的研究策略，是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分析阐释。三是重“史”轻“文”。现有研究成果多属历史线索的勾勒，对日记、信札、档案史料等比较重视，但对诗文创作重视不够。四是学术评价为政治评价所制约。由于《清史稿》的“政治倾向”屡遭批评质疑，清史馆的纂修人员常被目为“遗老”“遗少”，不“保守”即“反动”，整个人物群体有被脸谱化的倾向。

以下略分不同的时段，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回顾。

1914—1928年，是为第一阶段。清史馆成立，报刊上陆续出现针对清史馆人员组成及清史纂修体例的分析、商榷文章。代表性的文章有易培基《清史例目证误》（《甲寅杂志》1915年6月）、吴士鉴《纂修清史商例》（《中国学报》1915年12月）、于式枚《纂修清史商例按语》（《中国学报》1916年5月）等。

1928—1949年，是为第二阶段。《清史稿》发刊，继而遭禁，引发新一轮的《清史》研究热潮。围绕《清史稿》纂修之成败得失，各界人士纷纷表达意见。清史馆同人也发表文章回应指责，或参与讨论。代表性的文章有：傅振伦《清史稿之评论》（上、下，《史学年报》1931年8月、1932年6月），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国学季刊》1932年12月），容庚《清史稿解禁议》（《大公报·史地周刊》1934年9月）、《为检校清史稿者进一解》（《大公报·史地周刊》1935年1月），徐一士《清史稿与赵尔巽》（《逸经》1936年3月），金梁《清史稿回忆录》《清史稿回忆补录》（《逸经》1936年7月），哀灵《读清史稿回忆补录书后》（《逸经》1936年9月），金梁《答哀灵君论清史稿》（《逸经》1936年10月）等。其中傅斯年《关于清史稿事敬述所见》（致教育部函件，1935年11月29日）尤其值得注意。

1949—1978年，是为第三阶段。中国大陆出版朱师辙《清史述闻》（三联书店，1957年），作为《清史稿》纂修人员之一，朱师辙在这部著作中除回顾《清史稿》的纂修过程外，还收录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本阶段大陆方面最重要的成绩是《清史稿》的点校出版（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项目实际主持人是后来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赵守俨，其伯祖父即主持编修《清史稿》的清史馆馆长赵尔巽。祖孙相继，堪称佳话）。

台湾地区方面，张其昀、萧一山、彭国栋等人于1960年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修订增补《清史稿》。张其昀在《清史序》中说：“今兹清史，旨在存一朝之旧典，故于清史稿之原著，不欲大事更张。”又说：“拟就《清史稿》中明清之际，太平天国及民国革命三时期，取材未善及书法失当者，本于中华民国政府之观点，广采近三十年史学专家之认识，逐编审订，妥为修正，期能早日刊布。” 经一年的编纂，以《清史》为名，由国防研究院于1961年刊印。围绕《清史》的重修与出版，曾有热烈的讨论。对台湾地区而言，1978年并不是第三阶段的终界线。1979年4月，许师慎编辑出版了《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出版发行）；1982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清代文献档案总目》出版（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这两套资料是台湾《清史稿》及清史文献研究、整理的标志性成果。此外，汪宗衍在香港出版的《读清史稿札记》（香港中华书局，1977年），对《清史稿》中的讹误多所订正。

1978—2001年，是为第四阶段。中国大陆的清史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成果可分三类：一是清史研究；二是《清史稿》的订误；三是《清史稿》纂修史研究。

2001年至今，是为第五阶段。2001年4月，季羡林、任继愈等13位专家学者联名建议启动清史纂修工程。2002年8月，清史纂修工作启动。2003年，《清史》体裁体例研究工作展开，并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2004年1月，《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书中收入自2001年春天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倡议国家组织纂修清史的重要文章、文件和报告等，其中有些文章谈到《清史稿》的纂修经过及学术评价。2007年，冯明珠主编的《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由台北沉香亭企业社出版。研究《清史稿》的纂修史，这套资料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在第四、五两阶段中，与本书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是伏传伟的博士学位论文《进入民国——清史馆的机构与人事》（中山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论文以清史馆的“机构”与“人事”为中心，充分利用政府公报、报刊、日记、年谱、档案等文献资料，对清史馆馆史（官制、经费、馆址、纂述分工、发刊及查禁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梳理。论文侧重历史线索的勾勒，资料详实，脉络清晰，是可资借鉴的重要成果。此外，如下论文也有参考价值：《赵尔巽与〈清史稿〉》（王梦林，《绥化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戴逸，《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秦国经、高换婷，《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邹爱莲，《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清史稿〉撰述人及其关系考》（刘海峰，《史学月刊》2003年第2期），《〈清史稿〉体例的讨论与确立》（邹爱莲，《清史研究》2003年3期），《〈清史稿〉的编修过程》（韩永福，《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论〈清史稿〉的进步史观》（刘海峰、李慧，《天中学刊》2004年第1期），《张尔田与〈清史稿〉纂修》（张笑川，《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清史稿〉纂修始末研究》（邹爱莲、韩永福、卢经，《清史研究》2007年第1期），《金梁与〈清史稿〉》（赵少峰，《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清史稿〉的编修情况及其史学价值》（王志国，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夏孙桐对〈清史稿〉撰述经过的研究》（王昌宜，《江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金梁与〈清史稿〉》（刘秀荣、张剑锋、赵少峰，《兰台世界》2009年第13期），《〈清史稿·儒林传〉研究综述》（李兴娟，《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年第10期）等。

中国台湾学者对清史馆、《清史稿》的研究，同样有重要的收获。2005年后，庄吉发对清史馆未刊稿本及清代国史馆档案的介绍与对《清史稿》纂修情形的分析值得重视，冯明珠对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清史稿》之间的关系有详实的评述。陈熙远通过考察《清史稿》的编纂、刊行、遭禁以至拟议重修的过程，讨论官方书写与传统史学的危机与困境，提出了谁是“官方”、如何“记忆”的问题 ^[1] 。林志宏认为《清史稿》给予遗民形塑自身政治认同的空间，其成书过程充满了政治认同的角力。

前述成果均以清史馆、《清史稿》为中心。另外一批论著，同样与本书的论题相关。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及《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研究王朝鼎革与士人心态的精神关联，是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成果。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周明之《近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清遗老的精神世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耿传明《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著述，对辛亥革命后光宣文人的文化心态均有精彩阐发。黄美娥对近代台湾“古典文人”的研究也有新意，所著《重层现代性镜像：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麦田出版，2004年）、《古典台湾：文学史、诗社、作家论》（台湾编译馆，2007年）两书，蹊径独辟，令人耳目一新。

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中译出版，此书以金梁家族为中心探讨清代历史中的汉化与族群问题，是金梁研究的重要成果。傅杰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林》第1辑，内中包括了张尔田、章钰、吴士鉴等人的著作集；孙爱霞编《王树枏文献辑刊》由河北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共117册；《瑞洵集辑笺》收入瑞洵奏议、诗文、外交函牍五百多件。以上都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文献便利。

近些年中，杨洪升的缪荃孙研究、王昌宜的《清史稿·循吏传》研究、戚学民和肖慧琛对清代国史“儒林”“文苑”两传稿本的研究、朱曦林对《清儒学案》纂修史的研究、潘静如的清遗民诗文研究、蔡炯昊的清遗民历史书写研究、周海建对《清史稿》遭禁事件的研究、陶亚敏的金梁研究等，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三

由于涉及的人物、话题众多，本书拟以其中几位关键人物如赵尔巽、于式枚、马其昶、夏孙桐、袁励准、奭良、金梁、瑞洵、朱师辙等为中心，围绕《清史稿》史例讨论、《宣统本纪》纂修、《循吏传》纂修、《艺文志》纂修、涉藏史事记载、辛亥革命史事取舍等具体个案进行考察，并希望将论题限定在以下的讨论框架内：

一是通过对具体编纂过程的分析，辨析《清史稿》中的多重声音。《清史稿》是以清代历朝实录等史料为基础纂辑而成，部分内容纯系照搬，传达的多是当年清廷的官方声音。而《清史稿》体例的讨论、稿本的删削、字句的推敲、史料的去取，则是纂修者个人意见的表达。这些意见，有些属于史馆同人的共识，有些则不是。由于政治文化观念以及族群身份的差异，各人的意见往往不同。本书分析了梁启超、于式枚等关于清史体例的不同主张、奭良稿本与正式刊本的差异、满汉文人及史馆内外对“清史”的不同想象等等，以此呈现“新史”与“正史”、新派与旧派、旗人与汉人之间的思想交错。

二是将清史馆文人群体置于其同代人——光宣文人——的“集体肖像”内来讨论。通过对光宣文人内部差异的分析，探究清史馆之于光宣文人的不同意义。一旦清史馆同人在清遗民的层面上被无限细分，个体的内心多样性、言行复杂性得以呈现。在清史馆同人中，也有相当一批人并不以遗民自视。因此，表面的姿态与真实的心态之间的重合与乖离，尚待审慎辨析。

三是考察清史馆文人群体与现代中国的多重交涉。光宣文人对前清与民国、传统与现代的观察体验，为我们提供了解读现代中国的另一种路径。辛亥后这群人尽管“西山日迫桑榆暮”，但影响还在。政界、学界遍布其门生故旧，呼风唤雨，进退裕如，颇有作为，并非如通常想象的那样边缘化。新旧间时有摩擦碰撞，也时相倚重。读《郑孝胥日记》可发现，胡适、徐志摩等新派“留学少年”与光宣老辈们多有来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光宣文人叶尔恺（叶曾任清史馆协修）过从甚密。欧阳中鹄与欧阳予倩是祖孙；陈三立与陈寅恪、俞陛云与俞平伯是父子；沈曾植曾对胡先骕多方关照，二人有师徒之谊；郑孝胥与胡适、袁励准与吴宓在民国中均有交往；而民国军政要人如尹昌衡、张作霖、熊希龄、韩国钧均系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旧属；金梁曾担任张学良的老师，1918年与李大钊、曾琦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又在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等支持下创建“工读互助团”的王光祈，曾得到赵尔巽的悉心关照。近代以来文化人的代际隔阂与思想鸿沟，或许并不像通常描述的那般严重。一时一地的敌我之争，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中来考察，更应视为一种父子相承、师友相继、长幼相扶的协力关系。当然，这种协力关系经常是以对抗和竞争为表现形式的。

光宣文人的文化心态，也折射出民国时代的思想风气。清史馆同人多以万斯同自比，认为预修《清史》不等于效力新朝，这种尴尬心态正折射出当时的主流舆论。不仅旁观者认为赵尔巽等清朝遗臣食“新朝俸”于大节有亏，即便在清史馆同人自己看来，也因处于道德弱势而不易应对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与诘问。时人对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就颇有讽刺：“预为死后求佳传，羞向生前说旧恩。当日遗山真失计，但营亭子不臣元。” 普遍的逻辑是，既然以“清遗民”自居，就该践行节义、做“死事之臣”，以“无愧于前朝”。时为民国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建议拟修《清史》设“死节传”以宏奖节义，避居上海的于式枚坚决反对。于式枚认为辛亥之事迥异于宋、明，“时局既殊，学说又变”，意思是说，清遗民身处的环境与明遗民大有不同，不必踏上“必死之路”。由于感同身受，于式枚这批旧派更容易理解光宣文人的两难处境。

尽管于式枚对民国风气似有肯定，强调“学说又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和民国”的思想学说已经足够“进步”。“新派”的逼死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言论暴力，非但不“新”，反而更旧。在学界同人的努力下，长期以来被二元对立、线性进步、革命话语等“历史叙述”建构出来的新旧界限，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拆解。当然，这种拆解与还原，并不是解构价值、消泯是非，而是回到起点，重新认识光宣文人在一个内外交困、新旧杂陈、异议蜂起、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的历史转折时期曾经扮演的历史角色，以及他们曾经发挥的“群枢”性作用。

[1] Hsi-yuan Chen，“Last Chapter Unfinished：The Making of the Official Qing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East and West ，2：2 （2006，Leiden），pp.173-204；衣若兰《旌表制度、传记体例与女性史传——论〈清史稿·列女传〉贤母传记之复兴》，《台大历史学报》第41期，200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