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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观是社会责任的哲学基础。正义一般是指正当和相当，包括了所有良好的道德行为模式。自古至今，不同哲学家对正义的定义的侧重点不尽相同，其背后的逻辑也各不相同。
在早期的哲学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他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提出了关于正义的观点
，他认为正义就是社会中各个层次的人各司其职，各守其序，各得其所。柏拉图还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有一个完美的社会结构，其中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扮演适当的角色。他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层：统治者或哲人王、守卫者或战士、劳动者或生产者。每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职责和义务。统治者是那些具有智慧和道德洞察力的个体，他们应当统治并指导社会。守卫者负责保卫社会和维护秩序。劳动者则从事实际生产和劳动工作，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资料。正义在柏拉图的观点中意味着每个人在社会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并按照其所属的阶层来行事。这种社会结构和分工的存在有助于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秩序。通过每个人都寻求履行自己的责任和社会角色，社会就能够达到最优的状态。
亚里士多德是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他相信，正义是一种品质或美德，它可以在个人和社会中得到体现
。他认为，正义与公平紧密相关，正义就是在分配资源、权力和责任时，公平对待每个人，不过度偏袒任何一方。他将正义描述为天秤的两臂，要想保持平衡，就要让两边重量相等。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个人和社会的正义是基于合理和公平的原则的。这涉及每个人在社会中是否得到了适当的报酬和机会，而不是仅仅根据他们的个人喜好或地位来分配的。分配正义和补偿正义这两个概念也由此诞生。其中，补偿正义是指根据历史、文化、经济、现实条件，有偏向性地进行决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罪犯的惩罚和对受害者的补偿。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正义的实现需要根据人的品德和道德素质来评判行为的合理性。他支持通过道德和伦理教育来塑造人们的品德，以促进社会中的公平和正义。
与前面两位哲学家不同的是，康德更强调道德权利与义务。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有特定的道德权利和义务，无论是否对他人产生实际效益。康德的理论基于他提出的“绝对道德律令”，该道德原则要求将每个人看作平等自由的个体。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得到平等的对待，也有义务平等地对待他人。康德以多种方式来阐述这一道德原则，每种表述都是对道德权利和相应义务的解释。康德对道德原则的第一个表述为个人主观的准则必须符合普遍的行为法则。康德对道德原则的第二个表述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人在行动中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利用，并且以每个人的自由和理性同等对待他们，以促进每个人能力的提升，并帮助他们更好地追求自由和理性选择目标时，该行为才符合道德。
作为一种影响力比较大的伦理学观点，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主张人们应该采取能够最大化幸福感的行为。它通过考虑每个个体快乐和痛苦的总和来评估行为的价值，即快乐被视为正面效益，而痛苦被视为负面效益。在功利主义中，我们并不关心行为的动机和手段，而是专注于行为结果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只有能够增加总体幸福感的行为才被视为善行，否则被视为恶行。功利主义假设我们可以以某种方法度量和加总行为产生的效益，然后从中减去所带来的痛苦。人们对所有发生的行为进行这种计算，从中选择产生最大净收益或最小净成本的行为。也就是说，功利主义假设行为的任何收益或成本都可以在一定的衡量标准下进行计量，并互相进行比较。
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所有人类都受到两种主要力量的支配——痛苦和快乐。道德的最高原则是追求幸福的最大化，即追求快乐减去痛苦的总和。他认为任何能够最大化总体幸福的行为都是正确的。边沁的效用主义可以这样概括：为最多的人争取最大的利益。
以一家被人诟病为戕害儿童的电子游戏企业的游戏设计决策为例，如果企业的管理者根据功利主义原则进行决策的话，他们需要完成以下四个步骤。第一，要明确可供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例如，这家企业的管理者需要考虑两个备选方案：重新设计，使儿童对该款游戏不感兴趣；或保留最初的设计。第二，评估每个备选方案中的行为对受影响的企业或个人可能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收益和成本，以预测未来的损益。在这个案例中，该游戏企业需要计算出，如果改变或保留吸引儿童的电子游戏的设计，对企业、供应商、客户（儿童）等所有相关主体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影响（包括现在的和未来的）。第三，将成本从收益中减去，得出每个行为的净收益。例如，该游戏企业可以计算出保留这种设计将带来的社会净成本和改进设计所产生的社会净成本。第四，选择产生最大净收益的行为作为合乎道德的行为。例如，游戏企业的管理者决定选择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行为。大家可以猜一猜，符合这样的原则标准的是什么决策。
这里不得不提到人们在使用功利主义时经常会犯的三个重大错误。首先，我们要明白，功利主义认为正确的行为是那些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追求个人最大效益。其次，我们不能只考虑行为的直接和当前后果，而应该考虑所有可能的成本、收益和间接影响。最后，功利主义并不意味着只要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就是正确的。相反，正确的行为应该产生比其他替代行为更大的总效益。在决定何种行为最符合道德规范时，我们需要比较各种行为的效益。因此，功利主义强调在每种情况下选择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总体幸福感的行为。上述游戏企业的决策中，如果管理者把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成本与收益都考虑到的话，应该想到对儿童的心理和身体健康带来的长远危害，以及对儿童的家庭甚至社会带来的间接危害。
在很多方面，功利主义是一种吸引人的伦理学理论，在政策制定、道德判断和经济学中都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追求最大化幸福和总体效益中，它提供了一种理性和可量化的框架，可以用于评估选择和决策，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增进个体的福祉。例如，在政府政策制定和公共产品选择方面，功利主义倡导以最小的成本带来最大的社会利益。在决定公共资源分配时，政府可以选择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社会福利和总体效益的项目。此外，在判断道德行为方面，功利主义强调需要评估行为结果对总体幸福感和效益造成的影响。例如，如果某个行为能够增加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和效益，那么这种行为就被认为是符合道德的。举个例子，企业向慈善机构的捐赠可以改善受助者的福祉，并对整体社会福利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符合功利主义原则。在经济学中，功利主义也具有重要作用。例如，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使用功利主义的原则评估不同政策或项目的经济效益。例如，在考虑修建一座桥梁时，可以比较修建成本与桥梁所带来的交通便利性、经济增长和社会效益。这有助于进行权衡和决策，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体效用。
今天来看，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在实践中存在一些显著的局限性。首先，尽管功利主义追求最大总体效益，但对于如何准确评估和比较不同个体的幸福感或效益仍然存在困难。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衡量标准都是主观的，这使得确定最大总体效益的标准变得复杂且模糊。其次，功利主义可能会在强调总体效益的同时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在现代社会伦理学中，个人权利和自由被广泛接受并被视为基本价值。然而，功利主义可能会将个人权利牺牲以追求整体最大利益，这容易引发对权利和自由的侵害与削弱。此外，功利主义也面临短期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冲突。由于功利主义注重最大化总体效益，这可能导致在追求即时幸福时忽视了对长远利益的考虑。举个例子，为了满足当前需求和欲望，可能会频繁过度利用资源，而忽视了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最后，功利主义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困境和权力滥用的风险。由于功利主义强调追求最大总体效益，这可能导致对某些少数群体的牺牲和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可能滥用权力，剥夺某些个体的权利和福祉，以追求所谓的最大总体效益，对此需要加以关注。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也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致力于研究社会正义问题，并于1971年出版了《正义论》一书。该书被认为是“二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无知之幕”的概念，即让人们在做出决策之前对自己的社会处境一无所知。他认为，在讨论如何公正地对待不同角色成员时，将每个人都放置在无法预知未来身份的情境中，可以更客观地进行讨论和决策。
也就是说，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人，既可能富可敌国，也可能一贫如洗；可以来自世界各地，也可以是不同身份。所有的参加者都处在无知之幕背后，他们对各自的特点、能力及个人的经历一无所知。他们都将追求基本的“善”，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处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状况，不知道他们的社会身份或阶级地位。通过对无知之幕的思考，人们能够不受个人利益和特殊身份的影响，更全面地评估不同选择的公正性。此时，他们也不得不为其他人选择，选择的目的是避免最坏的结果。
无知之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与社会正义观相关的问题。该观点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社会制度、法律政策和进行资源分配时保持公正与公平，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基本权益，这对于探讨社会正义、公平和平等至关重要。它提醒我们，在决策过程中要摒弃个人利益，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思考，以确保制度和政策的公正性，能够有效避免决策者“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
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首先，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并且这种权利应该是平等的（即自由平等原则）。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有同等的权利来追求最大限度的基本自由，而这些基本自由应尽可能广泛。这涉及权利和义务的分配。
其次，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满足两个条件才合理：地位和职位应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即机会公平平等原则）；这种不平等应该对所有人都有益，并且要符合对最不利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这涉及地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罗尔斯的正义观念实质上建立在一种虚构的社会契约之上。正义的原则可以从这个假设的契约中推导出来，而不必依赖于真实的契约过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各方在权力和知识上是平等的，地位也是相同的。罗尔斯认为，应该从这个假设的契约的角度出发，思考正义的方法，即站在无知之幕的背后，通过消除差距创造出平等的条件，或者暂时忘记权力和知识的差距，因为这些差距通常导致不公平的结果。
|讨论案例|
奥巴马政府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曾经写过一段文字，称如果把富国的废弃物都运送到穷国，世界的福利水平就会得到改善。他提出了以下四个观点。
第一，如果将污染物运往健康危害成本最低的国家，这将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污染物的健康危害成本取决于因污染导致人们生病或死亡而损失的工资。因此，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往往也是受污染物健康危害最小的国家。基于经济学逻辑，如果我们将废弃物倾倒在工资水平最低的国家，将对所有人都有益。
第二，在已高度污染的环境中增加更多污染物会造成更严重的健康危害，而将同样的污染物倾倒在具备自我消化能力的洁净环境中，健康危害则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将废弃物从高度污染的城市（如洛杉矶）转移出去，倾倒在相对低于污染标准的非洲国家，以减少污染源带来的危害。这将更充分利用那些国家清洁空气质量，促进全球福利。而我们当前并没有对非洲空气有效使用。
第三，同样的污染物在人均寿命较长的国家比在人均寿命较短的国家造成的危害更大。较长寿命的人可能会患上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如前列腺癌，而较年轻的人则不太可能得这些病。因此，可以把污染从人均寿命较长的“富国”转移至人均寿命较短的“穷国”，从而减少污染源对疾病的影响。
第四，污染可能对健康没有直接威胁，但会对“美学”造成破坏，例如空气看起来脏兮兮的。由于富人愿意为清洁空气付出更多金钱，这意味着洁净的空气对富人更有价值。因此，“富国”人民可能会找到愿意以洁净空气作为交换的“穷国”人民。这种交易将提高双方的福利。
请问 ：以上论断体现了什么观点？你是否赞成劳伦斯·萨默斯的观点？为什么？
注：资料来源于1992年2月8日发表的 he Economist 上题为“Let them eat pollution”的文章。
罗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基于公平的视角提出《正义论》，并将正义进一步分为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他认为，实质正义是正义的终极状态，是必须要实现的，也就是善人（或善行）应该得到善报，恶人（或恶行）必须得到恶报。如果司法制度或公共政策无法体现实质正义，就会被视为欠缺正当性。而程序正义是指将一个中立的程序用于所有社会群体。
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被人们广泛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正义理论，但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无知之幕
过于理想化。罗尔斯的理论建立在假设人们在做决策时对自己的社会处境一无所知的基础上。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并非完全无知。其次，忽视了多样性问题。罗尔斯的理论主要关注人们的基本权利和机会的平等，但未考虑到个体多样性所带来的特殊需求和权益要求。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能需要更具体的保护，但在这方面的讨论不足。此外，缺乏实践指导。罗尔斯的理论虽提供了一个框架，但缺乏具体的实践指导。这使得在具体政策和制度设计方面应用该理论存在困难，需要进一步细化。尽管罗尔斯的《正义论》存在局限性，但其对社会正义的思考具有重要价值，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参考框架，引导人们不断去思考如何实现公平与正义。
社群主义是近代影响力较大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该思潮的主要代表包括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沃尔策等人。其核心观点是成员在一个社群中共享特定身份，并以此追求共同利益和实现自我价值。社群主义的提出是基于新集体主义，它反对将个体和自我视为理解、分析社会政治现象与制度的主要变量的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认为个体和自我最终受其所属社群的影响。因此，社群被视作政治分析的核心变量。在价值观上，社群主义强调集体权利优先的原则，强调国家、家庭和社区的价值，并倡导爱国主义。
当代社群主义的社群概念根本上源于亚里士多德
。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到了“城邦”即“政治社群”。他认为，人们是需要通过参与社群生活来实现自我价值和发展的。在城邦中，成员共同分享一种身份，努力追求共同利益。他强调，在探究正义和权利时需要考虑社会活动的目的，而政治社群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美德，引导公民发展优秀品性，以增大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社群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差异。集体主义强调社群的重要性和价值，以及个人与社群之间的紧密关系，强调社群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重视成员的责任和义务，以及社会团结、合作和个人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这与社群主义的核心观点相符。然而，集体主义并非完全等同于社群主义，它更注重整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团结，而社群主义更着眼于个体在特定社群中的身份感和归属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对社群主义进行了批评。他指出
，社群主义会忽视个体生命无限发展的可能。虽然身份认同可以给人带来骄傲、欢愉、力量和信心，并帮助个体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狭隘生活，但在很多情况下，身份认同也会成为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疏离和冲突。他认为，社群主义过度强调群体归属感，却忽视了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以及人本主义思考。现实中存在明显可以纠正的不公正，我们希望消除这些不公正，却难以如愿。我们的关注点不应仅停留在抽象的制度和规则上，还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应仅寻找绝对的公正，还应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我们的视野应该是全球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国家的边界范围之内。
阿马蒂亚·森的观点给了我们较为现实的启示。解决身边明显可见的不公正问题是正义的起点和终点，而非盲目追求遥不可及的完美正义。他倡导先诊断并消除明显的不公正，然后逐步靠近公正，不要期望一步到位地达到完美境界。这也是我们强调让大家多关注身边明显的不公正现象的重要原因。通过回应这些现象背后的不公正，或许我们更容易找到应对伦理困境的思路。
|拓展阅读|
2023年10月19日，生态环境部正式公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详细规定了自愿减排交易的主体、项目登记注册、减排核查、交易细节、监督管理、处罚等内容。根据《办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意味着被暂停了6年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正式重新启动。
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同构成了我国的碳交易体系，将有效促进我国碳市场的积极发展。与此同时，公布《办法》对支持林业碳汇、可再生能源、甲烷减排、节能增效等项目的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推动我国的减排工作实施，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我国的“双碳”目标。
注：资料来源https://www.sohu.com/a/730503026_121123679。
在西方经济学中，私有财产制度、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无疑占了很大分量，也是西方大多数国家制定经济制度的依据。而卡尔·马克思则对由私有财产制度、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导致的不平等进行了最严厉、最著名的批评。马克思生活在工业革命鼎盛时期，亲眼看见了工业化对英国等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工农阶级造成的苦难和不公。马克思详细描述了工人遭受的剥削和苦难：漫长的工作时间、恶劣的工作条件导致的健康问题，以及儿童劳动的悲惨景象。
马克思认为，剥削工人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诸多潜在不平等之一。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给人们提供了两种收入来源：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及拥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包括工厂、设备、土地和原材料）。由于工人无法在没有这些生产要素的情况下工作，他们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取工资。然而，资本家只支付工人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资，而不是工人实际创造的全部价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保留为利润，这意味着拥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剥削工人来获取财富。因此，资本主义导致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不公平现象。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论。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纳入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就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刻阐释。因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应该建立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旨在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不断追求公平正义。重点是实现资源和财富的公平分配，确保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机会，以更好实现共同繁荣和公正发展。
当前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主要包括以下特点。
（1）经济发展和公平。通过经济发展使得整体财富增加，并通过财富再分配和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不平等现象，实现经济增长的普惠性和消除贫困。
（2）公共服务与福利。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保健、住房等，确保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并争取平等的机会权益。
（3）社会公正，即倡导社会的公正和包容性发展，消除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创造公正的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够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
（4）民主参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还强调推动社会和政治的民主参与与监督，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代表人民意愿，建立公正、透明和负责任的制度。
回到本章引导案例中陆勇面临的道德困境，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观点必然不同。走私和使用仿制药，必然损害创新，进而损害社会的进步；然而，不顾大量白血病患者的需求和买不起高价药的困境，却又损害了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庭的利益，造成社会问题。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角度，需要国家来解决。据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专门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检察机关也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如今，国家将治疗白血病的药物纳入了医保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