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建国诸项举措

李渊于长安称帝，此时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消除来自四周其他军事集团的威胁，削平群雄，实现国家的统一。这项任务，至武德七年（624年）春辅公祏兵败而死，已经胜利完成。

在唐王朝削平群雄的战争岁月中，唐高祖李渊作为一位政治家，他的才能不仅表现在隋末的动乱中善于韬晦和长于把握时机，一举攻克长安，更体现在其称帝后的政权建设中。李渊的建国举措，同他削平群雄的部署，可谓是珠联璧合、交相辉映，相得而益彰。

强盛一时的隋王朝，因炀帝的暴政短命而亡。在隋末农民起义的洪流中，起兵反隋的地方官员不胜枚举。李渊以隋太原留守的身份起兵于晋阳，而他称帝后任命的高级官员如内史令萧瑀、礼部尚书李纲、兵部尚书屈突通等人，都曾在隋王朝担任高级官职。在唐王朝的中央政权中，有一大批颇具政治、军事才能的原隋朝官员担任要职，这对于唐王朝初期的政权建设、安定局势和削平群雄的大业，无疑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唐高祖李渊以隋王朝地方官员的身份，目睹了隋王朝因炀帝暴政短命而亡的事实。因此他的建国方针之一，便是一反隋末的暴政而行之，救民于水火，使百姓和局势尽快地安定下来。

唐高祖在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即皇帝位，并发布“大赦天下”诏令的同时，诏令“官人百姓，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 即是说，在唐军新征服的广大地区，三年内免除百姓的一切徭役。这对于饱受隋末徭役之苦的广大民众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

隋末的残酷法令，是套在民众颈上的一副沉重的锁链。唐高祖即位后便正式下令，废除隋王朝的《大业律令》，于五月壬申日，“命裴寂、刘文静等修定律令” 。

同时颁布新的法令，安定百姓。为督察新法的实施情况，唐高祖还于同年九月乙巳日，“亲录囚徒” 。高祖在位期间，曾不止一次地“亲录囚徒，多所原宥”。

隋文帝晚年即仁寿元年（601年）六月，曾下达这样一道诏令：废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只留国子生70人。七月，改国子学为太学。隋文帝废除学校的这道诏令，对于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和人才（包括官员）培养事业，都是极为不利的，很不得人心。唐高祖即位不久，于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壬申日，在诏令裴寂、刘文静修定律令的同时，又诏令“置国子、太学、四门生，合三百余员，郡县学亦各置生员”。 国家和地方的各级学校一律得以恢复。武德二年（619年）六月戊戌日，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 李渊在即皇帝位后，于诏令修订新律的同时，下令恢复各级学校，表明他于建国之初的深谋远虑与高瞻远瞩。

武德七年（624年）二月，辅公祏兵败而死，国家实现统一，唐高祖李渊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接连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三月，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次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为六省，次御史台，次太常至太府为九寺，次将作监，次国子学，次天策上将府，次左、右卫至左、右领卫为十四卫；东宫置三师、三少、詹事及两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国官，公主置邑司，并为京职事官。州、县、镇、戍为外职事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二十八阶，为文散官；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阶，为武散官；上柱国至武骑尉十二等，为勋官。

唐高祖选择在全国实现统一的时机公布百官典制，无疑有他的考虑。而这一诏令对国家与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的设置、隶属关系的确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文武“职事官”、文武“散官”以及“勋官”，都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一诏令的公布，标志着唐王朝的国家政体已经初步确立。

唐高祖于武德七年（624年）三月发布关于国家各级政权与文武百官的组织法令。四月庚子朔，正式颁布“新律令”，即所谓《武德律》。这一法律比隋文帝的《开皇律》“增新格五十三条”。

在唐高祖公布国家政权组织法、颁布《武德律》的同时，又确定并公布了一项重要的法律，即“租庸调法”。这项法律作为唐王朝在赋税、徭役方面的一项根本大法，既有其历史上的渊源，又在后来有所发展。

总之，时至武德七年（624年），唐王朝国家政权官制、《武德律》、“租庸调法”三项重要典制均已公布实施，标志着唐王朝建国大业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李渊作为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已经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大部分使命。两年过后，唐高祖传位于次子李世民，唐王朝的国家建设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LAK3h4RlvLWR8VVABPseYg/6KWHJ8ZGbLZpMTdQa3nUW3uzRJ33dnop5lyXWIG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