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晋阳起兵前后

李渊出任太原留守后，策划了对历山飞农民起义的镇压。然而，就全国范围来看，各地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地方贵族、豪强势力趁机起兵占据州县，割据一方。据《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

刘武周起马邑，林士弘起豫章，刘元进起晋安，皆称皇帝；朱粲起南阳，号楚帝；李子通起海陵，号楚王；邵江海据岐州，号新平王；薛举起金城，号西秦霸王；郭子和起榆林，号永乐王；窦建德起河间，号长乐王；王须拔起恒、定，号漫天王；汪华起新安，杜伏威起淮南，皆号吴王；李密起巩，号魏公；王德仁起邺，号太公；左才相起齐郡，号博山公；罗艺据幽州，左难当据泾，冯盎据高、罗，皆号总管；梁师都据朔方，号大丞相；孟海公据曹州，号录事；周文举据淮阳，号柳叶军；高开道据北平，张长愻据五原，周洮据上洛，杨士林据山南，徐圆朗据兖州，杨仲达据豫州，张善相据伊、汝，王要汉据汴州，时德叡据尉氏，李义满据平陵，綦公顺据青、莱，淳于难据文登，徐师顺据任城，蒋弘度据东海，王薄据齐郡，蒋善合据郓州，田留安据章丘，张青特据济北，臧君相据海州，殷恭邃据舒州，周法明据永安，苗海潮据永嘉，梅知岩据宣城，邓文进据广州，俚酋杨世略据循、潮，冉安昌据巴东，宁长真据郁林，其别号诸盗往往屯聚山泽。

上述记载表明，至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反隋的烽火已经燃遍中国大地，隋王朝的命运已是危在旦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李渊起兵反隋的谋略进入了实质性的准备阶段。

在官修史书，如新旧《唐书》以及《资治通鉴》中，为了有意突出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的作用，说什么晋阳起兵本非李渊的本意，“皆秦王世民之谋”“皆太宗之功”。但大量记载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隋末天下大乱的形势下，起兵反隋的念头在李渊的脑海中由来已久。

大业九年（613年），李渊于怀远镇为隋炀帝东征高句丽督运粮草，与宇文士及“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 。后来宇文士及降唐，李渊又对裴寂说：“此人（指宇文士及）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当时，二人的“密论时事”“言天下事”，无疑是图谋天下之类的密事。

与此同时，李渊按夫人窦氏生前的建议，向隋炀帝进献鹰犬以及炀帝对他表示不满后的“纵酒纳赂以自晦” 等行为，无疑是为着掩盖自己谋取天下的意图，保存自身，以观时变，寻找机会。

李渊调任弘化郡留守时，兼领关右十三郡军事，他的妻兄窦抗前来劝说他：“可乘其便，天之所启也。” 李渊告诫窦抗不要乱讲，认为“无为祸始，何言之妄也” 。这表明他虽然一直在考虑起兵一事，但不愿在时机成熟前采取行动，以免招来祸难。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调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他推荐好友夏侯端任副使。这位颇知“玄象”的夏侯端劝说李渊：“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 李渊“深然其言” ，这表明李渊此时已下定了起兵的决心。

大业十二年（616年），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李渊来到太原任职时，曾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起，祸将斯及。”这是李渊来到太原后已决心起兵反隋的又一证明。

同年十二月，李渊升任太原留守，突厥入侵北部边境，隋炀帝命令李渊和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抵抗。因战事不利，炀帝派使者将李渊和王仁恭送江都治罪。李渊托词不赴江都，同时对李世民说道：“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李世民一直积极主张起兵反隋，见炀帝要逮捕父亲问罪，便主张举兵造反。然而几天过后，炀帝又派使者赦免了李渊的罪过。这场虚惊对李渊起兵反隋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他通知建成、元吉于河东“潜结英杰” ，使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 。

在大业十二年（616年）十二月至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的半年期间，李渊父子加快了准备起兵的步伐。

在李世民“密招豪友”的过程中，刘文静、裴寂为酝酿起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文静字肇仁，据《旧唐书·刘文静传》记载，此人“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隋末，为晋阳令，遇裴寂为晋阳宫监，因而结友”。李渊来太原出任留守，刘文静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认为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讬” 。文静又通过私下对李世民的观察，认为李世民必定能成就大事，因而对裴寂说李世民“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 后来，刘文静因与瓦岗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李密结为姻亲，被隋炀帝下令投入太原狱中。李世民深知刘文静是一位可以共同图谋大事的人才，便私下到狱中探望他。刘文静心中明白李世民为何而来，便十分高兴地向他说道：

“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李世民回答：

“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请善筹其事。”

刘文静见李世民毫无保留地向自己说明来意、图谋大事，便胸有成竹地细说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提出了起兵反隋的方略。他说：

“今李密长围洛邑，主上流播淮南，大贼连州郡、小盗阻山泽者万数矣，但须真主驱驾取之。诚能应天顺人，举旗大呼，则四海不足定也，今太原百姓避盗贼者，皆入此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朝啸集，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复且数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完刘文静的一通高论，笑着说：“君言正合人意。” 然而，此时李世民对父亲的深谋远虑和行动部署尚不十分清楚，更不必说刘文静了。世民与文静为促成李渊不失时机地起兵，决定利用裴寂同李渊的亲密关系进行说项。

裴寂字玄真，据《旧唐书·裴寂传》记载，此人“年十四，补州主簿。及长，疏眉目，伟姿容”。在长安任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期间，已与李渊结识交往。李渊在太原任职时，裴寂正担任晋阳宫副监。李渊因“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奕，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

此时李世民急于及早起兵反隋，又不敢贸然向父亲进言。他见到裴寂很受父亲的器重，便决定与裴寂结成密切的关系，通过裴寂劝说父亲及早起兵。为此，李世民投裴寂所好，私下出钱数百万，使令龙山令高斌廉与裴寂赌博，故意输钱给裴寂。裴寂赢钱既多，十分高兴，每日同世民游乐。世民既已与裴寂结成亲密关系，便把敦促父亲及早起兵的实情告诉裴寂，裴寂答应从中相助。一日，裴寂让晋阳宫中的两名美女在家中酒宴时侍奉李渊饮酒，饮至半醉之时，裴寂乘机向李渊说：

“二郎（即李世民）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侍）公，恐事发及诛 ，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

李渊见形势既已如此，便对裴寂说道：

“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李渊起兵的想法由来已久，为谨慎从事，他只向李世民透露过这一意图，从未谈及行动布置，更没有向外人透露。此次李渊当着裴寂的面就起兵一事明确表态，表明起兵反隋一事正式由谋划进入付诸实施的阶段，起兵的步伐从此开始加速。

李世民与刘文静、裴寂一道敦促李渊及早起兵，《旧唐书·刘文静传》亦记载，当隋炀帝要将李渊押至江都问罪时，李世民派刘文静与裴寂共同向李渊进言：

“《易》称‘知几其神乎’，今大乱已作，公处嫌疑之地，当不赏之功，何以图全？其裨将败衂，以罪见归。事诚迫矣，当须为计。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沖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

李渊深以为然。

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记载，在隋炀帝要将李渊押至江都问罪时，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

“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闻听后大为惊讶，说道：

“汝安得为此言，吾今执汝以告县官！”

说着，李渊便取过纸笔，想要写表状向县官告发儿子。李世民心中有数，并不相信父亲真会向官府告发自己，不过是责怪自己如此大事怎可随意轻言而已。于是，世民用缓和的语气诚恳地向父亲说道：

“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故敢发言；必欲执告，不敢辞死！”

李渊见儿子信以为真，便马上改口说：

“吾岂忍告汝，汝慎勿出口！”

第二天，李世民又向父亲劝说道：

“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

且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

李渊闻言后感叹道：

“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要起兵必须扩充兵力，而公开招募士兵必定引起炀帝委派来监视李渊的副留守高君雅、王威的警觉，暴露李家起兵的密谋。为此，李渊令刘文静以晋阳令的身份诈称接到皇帝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为兵，期岁暮集涿郡，击高丽。” 消息传出后，人们议论纷纷，对炀帝决定再次征伐辽东一事愤怒无比，思乱者益众。

与此同时，马邑人刘武周杀死马邑太守王仁恭，占据了马邑郡，起兵反隋，自称皇帝。同时，他又勾结突厥率兵南攻，攻陷楼烦，占据汾阳宫（隋炀帝的离宫）。这件事，又为李渊的公开募兵找到了有利的借口。

为了麻痹和稳住高君雅、王威，李渊故意对二人说：“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 高、王二人闻言很是恐惧，便向李渊请计，李渊故意说：“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进退维谷，何为而可？”

王威等人不明白李渊说这番话的用意，中了李渊的计策，说道：

“公地兼亲贤，同国休戚，若俟奏报，岂及事机；要在平贼，专之可也。” 李渊故意装作不得已采纳王威的建议，说道：

“如此看来，只好首先招募士兵了。”

于是，李渊命李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四处招募士兵，远近有不少人前来投奔，旬日之间便募兵近万人，由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统领。同时，李渊秘密遣使至河东（山西永济蒲州镇）、长安，令建成、元吉以及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

长孙顺德、刘弘基都是为了逃避征伐辽东的诏令而亡命于太原，窦琮也是触犯隋朝法律的逃犯。高君雅、王威见李渊非但不法办上述三人，反而令他们四处募兵，并委以带兵的重任；同时，李渊又令王威兼任太原郡丞，令高君雅守备高阳，使得王、高二人不能过问军中的重要事务。当李渊招募的士兵云集晋阳时，高君雅、王威这才明白了李渊募兵的意图，怀疑李渊心怀异志，因而对行军司铠武士彟说：“顺德、弘基都是逃避征伐辽东的罪犯，罪当处死，怎能让这样的人统率士兵！”高、王二人哪里知道武士彟与李渊私交甚深，早已了解李渊起兵的意图，因而袒护李渊道：“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门客，如果就此事责难唐公，必将引起大的纠纷。”王威因此便没有责问李渊。留守司兵田德平见李渊大量募兵，想要劝说王威等人追查募兵一事。武士彟得知后，对田德平说：“讨捕盗贼的军队，全部归唐公统领，王威、高君雅不过是托寄于客位而已，地位很不稳固，他们能有什么作为！”田德平闻听此言，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李渊父子大量募兵的真正意图毕竟难以掩盖。高君雅、王威被剥夺了参与军机要务的大权后，越发感到形势不妙，便拉拢晋阳乡长刘文龙等人，谋划利用在晋祠求雨的机会，将李渊父子及其党羽全部杀死。刘文龙平素与高君雅、王威友好，后来通过裴寂的关系与李渊结识。李渊平时待人以礼，不问出身高下，使刘文龙很受感动。因而当高、王指使文龙谋杀李渊父子时，文龙便把这一密谋全部告诉了李渊。李渊得知高、王二人的密谋，大为惊讶。于是，他使令刘文龙继续与高、王二人保持密切的交往，以便随时掌握高、王的一言一行，同时立即布置铲除高、王二人的行动计划。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癸亥夜，李渊命长孙顺德、赵文恪等人从兴国寺新军中挑选500名壮士，会同李世民率领的精兵埋伏在晋阳宫城东门的左面，加强戒备。同时，他派遣鹰扬府司马刘政会为“急变之书” ，到留守府的议事大厅控告高、王二人勾结突厥谋反，以便就地逮捕二人。

第二天（五月甲子日）早上，李渊与副留守高君雅、王威二人在留守府大厅议事，刘文静引导刘政会入厅，只见政会大声说道：

“有密状，知人欲反！”

李渊目视王威等人，令其取告密状审视。刘政会不肯将告密状交给王威，说道：

“所告是副留守事，唯唐公得省之耳！”

李渊故作惊讶地说：“怎会有这等事情？”说着，他便取过告密状观看，只见状纸上面写道：

“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

这时，高君雅已经从突如其来的诬告中发觉自己已陷入李渊等人的预谋，因而挥臂大骂道：

“这是造反的人想要杀我而已！”

然而，高、王二人此时的觉悟已经为时过晚。当时，李世民的军队已控制了城内的街道路口，刘文静与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一道将王威、高君雅逮捕入狱。

事情也真是有些巧合，在高、王被捕入狱的第三天，突厥数万人果然入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李渊命裴寂等人布置军队，防备敌军入城。与此同时，李渊下令将所有城门洞开，突厥不知李渊用的是什么计策，因而不敢入城。因此，城中的军民都认为突厥骑兵是高君雅、王威二副留守密谋招来的，于是便将高、王二人斩首。

逮捕并处死副留守高君雅、王威，标志着李渊父子晋阳起兵的正式开始。

有关晋阳起兵的大量记载表明，无论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起到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兵的主导者都应是李渊，正史中所谓晋阳起兵“皆世民之谋”的说法与史实并不相符。李渊早有起兵之心，事实上也一直为此从各方面做准备。然而，作为一方军政大员，他老成持重，深知此等大业不可轻率从事。李渊深知此举的成功要具备各方面的条件，因此要等待时机成熟。在隋王朝尚有一定实力、隋炀帝对臣下百般戒备的情况下，他不愿重蹈杨玄感的覆辙，只能将起兵之心埋藏在心中，甚至对亲生儿子李世民，也不肯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事实表明，李渊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在晋阳起兵中，李渊绝非缺乏足够的勇气、处于被动的地位，更不是无能之辈。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的坚忍镇静，正体现了他的四方之志、大智大勇。事实表明，在几支主要的义军势力足以置隋王朝于死地的情况下，李渊在起兵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决的，他确实做到了把握时机，准备周密而充分，故能一举成功。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评论的那样：

“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

不容否认，李世民在协助、敦促李渊晋阳起兵一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李渊在晋阳起兵中慎重有余的话，那么他的次子世民则是勇于有为、擅长计谋，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十分准确，又敢于当机立断，对促成李渊的及时起兵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渊为维持自己“纵酒纳赂以自晦”的形象以麻痹炀帝，他事实上是通过世民来“密招豪友”的。在交结豪杰的活动中，李世民确实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杰出天才。正是世民所结交的众多豪杰，在晋阳起兵以及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是李渊的坚忍自持、老成持重、慎之又慎，与李世民的勇于有为、擅长计谋、善结豪杰的两相结合、交相辉映，才最终使晋阳起兵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V33FzYPgNkKKD8bZxwpIWNoFr9jSB5OnmbKZnPLAAyawgPpJPiAGN8U3M+YjcXU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