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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周初年周公旦的“制礼作乐”以来，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建国以后无不重修礼乐，唐王朝亦不例外。如果说周代所存的六代乐之一《大武》是表现周武王姬发克商的乐曲和舞蹈，那么《秦王破阵乐》则是表现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武功的乐曲和舞蹈。据《隋唐嘉话》记载，《秦王破阵乐》产生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收复并、汾故地后，“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庆祝李世民对刘武周作战的胜利。这一记载表明，《秦王破阵乐》亦含有乐曲和舞蹈两方面的内容。
唐王朝建国之初，首要任务是平定天下，来不及制定新的礼乐，因而在燕享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乐、扶南乐、高句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天下已经平定，正月己酉日，高祖“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为大唐王朝制定新乐。
贞观元年（627年）春正月乙酉日，李世民改元“贞观”，于丁亥日设宴宴请群臣。当时，大唐雅乐尚在制定之中，宴会上奏《秦王破阵乐》。该乐曲歌颂秦王平定天下的武功，李世民听了当然十分高兴。然而，这毕竟是一曲“武乐”，而此种场合，应当奏“文乐”，但大唐雅乐又未制成。为此，唐太宗向群臣们解释说：“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
右仆射封德彝奉承唐太宗，说道：“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
封德彝这句奉承话，并未讨得唐太宗的欢心，因为这违背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唐太宗不得不予以驳正，说道：“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
封德彝没有料到奉承皇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顿首认错。
太常少卿祖孝孙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大师，他受命制定《大唐雅乐》，所遵循的原则是吸取古代音乐的精华，熔南朝与北朝的音乐于一炉，以适应大唐王朝统一天下后新形势的需要。唐太宗即位后，又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制定大唐雅乐，并于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制定完毕，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
当祖孝孙将制定的《大唐雅乐》上奏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
御史大夫杜淹颇有异议，说道：“齐之将亡，作《伴吕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
唐太宗不赞同杜淹的观点，说道：“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若，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
尚书右丞魏征发挥唐太宗的“缘情以设教”的观点，说道：“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唐太宗对魏征的“乐在人和”的观点颇为欣赏。据《旧唐书·张文收传》记载，协律郎张文收曾向唐太宗建议“厘正太乐”，唐太宗没有同意，并且说道：“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
唐太宗的“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以及“缘情以设教”等观点，表明他对乐的本质及其社会功用有着颇为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对《破阵乐》和《庆善乐》的制定和修订之上。
据载，贞观七年（633年）正月，“更名《破阵乐》曰《七德舞》”。
所谓“七德”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楚庄王语：“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通鉴》胡三省注引《新志》：“《七德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
可见，《破阵乐》有歌有舞，内容是颂扬唐太宗的武功。
贞观七年（633年）正月（癸巳日），唐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州牧、蛮夷酋长，“奏《七德》《九功》之舞”
，太宗颇为得意。见此情景，太常卿萧瑀上言说：“《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
唐太宗没有采纳萧瑀的意见，因为刘、薛、窦、王当年的一些部下，如今已成了唐王朝的文臣武将。如果在乐舞中表演刘、薛、窦、王等人被擒拿时的状貌，势必会伤害这些人的感情，因而解释说：“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
萧瑀闻听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说道：“此非臣愚虑所及。”
唐太宗的这番话表明，他确实遵守了乐在“人和”的原则，把乐舞的社会效果放在第一位。主张“偃武修文”的魏征，每当侍宴演奏《七德舞》时，他总是低下头来；而演奏《九功舞》时，他则高兴地抬头观看。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魏征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
《九功舞》是唐代的“文舞”，创作于贞观六年（632年）。此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大见成效，九月己酉日，李世民临幸庆善宫。庆善宫是唐高祖李渊在陕西武功的旧宅，太宗李世民的出生地。唐太宗效法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宴请并赏赐闾里故旧，见景生情，感怀颇多，赋诗十首（汉高祖刘邦当年在故乡所作的《大风歌》仅一首三句），命音乐大师、起居郎吕才为诗谱曲，“命曰《功成庆善乐》”
。唐太宗又效法刘邦命童子唱《大风歌》伴唱起舞的做法，使令64名童子（分为8列，每列8人），头戴“进德冠”，穿“紫袴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这种舞蹈打扮文雅，“进蹈安徐”，舞步徐缓，乐曲悠扬，因其“以象文德”，故曰“文舞”。与手执干戚“击刺往来，发扬蹈厉，以象武功”的《七德舞》即所谓“武舞”截然不同。自此后，每当有大的宴会，唐太宗都使令乐工将《庆善乐》《九功舞》与《破阵乐》《七德舞》“偕奏于庭”
。
《庆善乐》与《破阵乐》作为唐朝初年的文舞、武舞，前者“广袖曳屣，以象文德”，后者“被甲持戟，以象战事”
，是唐太宗文治武功的象征。这两部乐舞的歌功颂德，不仅可以使唐太宗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与满足，而且有助于巩固和安定唐王朝的天下。
颁行《贞观新礼》，是唐太宗为巩固唐王朝而施行的又一重要措施。早在隋统一中国后，隋文帝便曾“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
。唐高祖于建国之初，有鉴于“礼典湮缺”，
而大丞相府司录参军窦威又“多识朝廷故事”
，因而命他“裁定制度”
，被高祖称为“今之叔孙通也”
。唐太宗即位后，偃武修文，于贞观二年（628年）诏中书令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令他召集礼官学士对隋朝所定的《五礼》130篇进行修订。第二年，魏征被任命为秘书监，也参与了这项工作。至贞观七年（633年），修订工作完成，所修订的《贞观新礼》篇目与《隋礼》大体相同，唐太宗下令颁行。
贞观七年（633年）后，围绕着“封禅”大典的争论，意见纷纭。有关封禅的典礼，自秦始皇“封禅”时便争论不休，由于涉及古礼，所以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由于有封禅大典的争论，因此重新修订《五礼》（即《吉礼》《宾礼》《军礼》《凶礼》《嘉礼》）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唐太宗命房玄龄、魏征、王珪等主持修订《五礼》，并请著名的学者如颜师古、孔颖达、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参加这项工作。其中，学识渊博的孔颖达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
贞观十一年（637年）三月，“房玄龄、魏征上所定《新礼》一百三十八篇。丙午，诏行之”。
唐太宗在将《新礼》诏颁天下的诏书中说：“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于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于雅乐者，并随违而矫正。”
《贞观新礼》“书成”后，唐太宗为褒奖孔颖达在修订工作中的突出贡献，给孔颖达“进爵为子，赐物三百段”
。唐太宗很看重《新礼》的修订和颁行，认为这是他有功于当代、堪为后世效法的一件大事，因而将其与周公的制礼作乐相提并论，说道：“昔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久之乃成。逮朕即位，数年之间，成此二乐（指《破阵乐》《庆善乐》）、五礼，又复刊定，未知堪为后代法否？”
魏征当即说道：“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魏征在唐太宗面前这一番话，并非阿谀奉承，也不是因为他是修订《新礼》的主持人之一，而是在强调礼乐对治国的作用，把礼乐视为他所提出的“偃武修文”的重要内容，意在使唐太宗坚定地执行偃武修文路线。而唐太宗的一番话，则表明他把制礼作乐视为实现天下大治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太宗重视“礼”的作用，除了修订《五礼》，颁行《贞观新礼》外，又很注重以礼约束君臣的言行，注重发挥礼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唐太宗盛赞魏征：“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
皇帝能自觉地接受礼的约束，因而在贞观时期的君臣之间，以礼相约已成为了一种风气，事例不胜枚举。据《贞观政要·礼乐》所载，礼部尚书王珪之子敬直娶太宗女儿南平公主为妻，王珪“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贞观政要》又载：“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已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唐太宗却认为这是“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经魏征谏诤，“太宗遂可王珪之奏”。又如，唐太宗的爱女长乐公主为长孙皇后所生，出嫁时“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
。永嘉长公主是高祖李渊的女儿，唐太宗下令主管官员，使长乐公主的嫁妆为永嘉长公主的一倍，被魏征认为不妥。在魏征的谏诤下，长孙皇后闻知以后明确表示赞赏魏征为“真社稷之臣”，唐太宗终于收回成命，赞赏魏征的“正直”
。至于唐太宗的以礼制律、刑礼相辅，本书下文还将论及。
唐太宗注重以礼来调整君臣之间的关系，把礼作为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准则，这在贞观年间已形成一种风气，事例颇多，为贞观之治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唐太宗还把礼仪作为移风易俗的准则。《贞观政要·礼乐》载：“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唐太宗注重发挥礼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把礼乐视为偃武修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不仅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推动了礼乐研究的繁荣。除《贞观新礼》外，研究《周礼》《仪礼》《礼记》的成果亦有很多，魏征的《类礼》20篇即是其一，并因此得到了唐太宗的赏赐。除《破阵乐》《庆善乐》外，音乐学家张文收的《新乐书》10余篇，亦是当时研究音律的名著之一。
同大兴礼乐、移风易俗有一定联系的，是唐太宗为破除旧有的门第观念，下令重新修订《氏族志》。
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到南北朝末期已日趋败落，然而与此相关的门第观念，在社会上仍有很大影响。李渊父子作为关陇军事贵族的成员之一，在夺得国家政权之后，关陇世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同山东、江南的世族地主相比，无疑要高得多。然而，昔日山东的世家大族如崔、卢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贞观四年（630年），关中地区农业获得丰收，流散人口相继返乡务农，米斗不过三、四钱。贞观五、六、七年，关外山东广大地区，风调雨顺，“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以及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十六年（642年），全国广大地区又是连年丰收，杜佑《通典》卷七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
《新唐书·食货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
上述记载表明，贞观初年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米价下跌、牛羊遍野，应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卢、李、郑、王等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仍有较大的名望。反映在婚姻的缔结上，唐初的一些公卿宰相，为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甘愿陪送大笔资财，与日趋衰微的山东世族联姻，而对与皇帝宗室缔结婚姻往往采取消极的态度。唐高祖对此曾发出“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
的不满；唐太宗与大臣们“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
。唐初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庶族地主，尽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由于没有门望，有时也难免受到出身旧世族的贵族的奚落。
李唐宗室、关陇贵族，以及新近进入上层统治集团的庶族地主同山东旧世族以及旧的门阀观念的这种矛盾表明，旧有的门阀观念同唐初的上层建筑是不相适应的。为提高皇室和新兴官僚地主的门望，唐太宗决定通过重修《氏族志》来解决这一问题。
据《贞观政要·礼乐》记载，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拿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于是，唐太宗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在高士廉等人编撰的《氏族志》中，黄门侍郎、山东崔民干被列为第一等，这使唐太宗大为恼火。他怒气冲冲地说：
“汉高祖与萧、曹、樊、灌皆起闾阎布衣，卿辈至今推仰，以为英贤，岂在世禄乎！高氏偏据山东，梁、陈僻在江南，虽有人物，盖何足言！况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卬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讬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致位贵显。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而求与为昏，虽多输金帛，犹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厘正讹谬，舍名取实，而卿曹犹以崔民干为第一，是轻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
高士廉等人没有领会唐太宗下令重修《氏族志》的意图，没有遵照唐太宗的指示撰写，结果遭到了太宗的严词指责。唐太宗责令高士廉重新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
。在遵照这一原则重新撰写的《氏族志》中，高士廉等人将皇族定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民干则降为第三等，共293姓，1651家，把“官爵高下”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主要标准，并获得了唐太宗的认可，颁于天下。
唐太宗修《氏族志》的目的，实际上是借此提高皇族、外戚、关陇世族以及庶族出身的功臣官僚的门阀地位，使他们的门望在社会上得到人们的承认。这是唐太宗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旧有的门阀观念斗争的胜利，其实质是以关陇世族的门阀观念取代山东世族的门阀观念。这一切，在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地位，对于巩固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