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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贞观年间唐太宗实行文治的种种举措，几乎无不与总结历史经验相联系。是历代王朝特别是秦、隋二朝兴衰得失的无数事例，给了唐太宗以启发和警示，促成他为大唐帝国制定了一系列合乎实际的方针政策，避免了诸多失误，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自李世民于武德四年（621年）设立文学馆、即皇帝位后设立弘文馆（626年）以来，他常常夜读史书，“或夜分乃寝”“中宵不寐”。唐太宗的夜读史书，主要不是为了学习以往帝王们的驾驭群臣之术，而是从历代的兴亡得失之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用来治理他所统治的国家，实现国泰民安。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卒，唐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所谓“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正是他以史为鉴、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制定治国方针政策、治理国家这一实践的总结，这也就是他在《帝范·序》中所说的：“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
唐太宗酷爱史书，读史成癖，这在史书中多有记载。黄门侍郎刘洎称唐太宗“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颜，访以今古”。
对于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中书侍郎岑文本在上书中称：“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念。”
这正是对唐太宗以史为鉴、以史辅治的概括。
为配合以史为鉴、励精图治的需要，唐太宗“欲知前世得失”
，诏令魏征、虞世南、褚亮以及萧德言等人“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
，唐太宗“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还见于他对臣下们的自我表白。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戒。”
在《答魏征上群书理要手诏》中，唐太宗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在《金镜》中，唐太宗总结他即位以来以史为鉴的行为，说道：“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可得言焉。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已，及于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懔懔然兢惧，如履朽薄。”
这些表白说明，唐太宗的以史为鉴，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借此治理好他所统治的国家。
贞观年间，以史为鉴不只是唐太宗的个人意志，亦是唐初最高统治集团的共识。以魏征为代表的一些朝廷大臣，每每以隋亡为鉴，就治国的方针大计与军国大事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劝谏君王，事例不胜枚举。唐太宗在位时期，皇帝、大臣，以及君臣之间，他们在就国家政事发表自己意见或进行讨论时，常常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来作为立论的根据，这可谓唐初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封建时代任何一个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之所以如此重视“以古为镜”，显然是与隋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的。隋王朝统一天下，国家富庶强盛，据说国家储备的粮食可供50年食用。然而，隋炀帝继位不到15年，隋王朝便短命而亡。这个事实，是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亲眼所见。这件事在他们的头脑中所留下的印象和引起的震动可以说是太深刻、太强烈了，怎能不引起他们的再三思考呢？他们时时“以古为镜”，显然是同这一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唐太宗所说的“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
，魏征所说的“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
，都是在说强盛的隋王朝短命而亡的事实，是唐初君臣们以史为鉴的直接动因。
唐太宗所说的“以古为镜”，当然首先是以隋亡为鉴。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李世民率东征大军俘获窦建德，王世充被迫投降，唐军开入洛阳宫城。当时，李世民面对隋王朝的宫殿，感叹地说：“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
于是下令“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
李世民因他西取长安、平定天下而转战各地时，目睹了隋王朝因炀帝奢侈暴虐而亡的无数场景，这使得他即皇帝位后仍一再谈及此事。据《贞观政要·行幸》记载，贞观初，唐太宗对他的侍臣们说：
“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旁，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戒。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幸洛阳宫，泛舟于积翠池，顾谓侍臣曰：
“此宫观台诏并炀帝所为，所谓驱役生人，穷此雕丽，复不能守此一都，以万人为虑。好行幸不息，人所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今其宫苑尽为我有。”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谓魏征等曰：
“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据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身戮国灭，为天下笑。”
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侍臣说：
“卿等岂不见隋主为君，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国亡，公卿贵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祸及其身？朕每念及于斯，未尝不忘寝辍食，所以师古作法，不敢任情。”
可见，唐太宗对隋王朝短命而亡的感受是何等之深。唐太宗君臣们由以隋亡为鉴发展到“以古为镜”“鉴前王之得失”。除了以隋亡为鉴外，还有对秦王朝的二世而亡以及对汉初文景之治经验的总结。
秦、隋均统一天下，两大帝国的一时强盛以及二世短命而亡，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因而唐太宗在以隋亡为鉴的同时，自然要探讨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他时常把秦王朝与隋王朝两相比较，探求其短命而亡的过程与原因，借以总结教训。他说：
“秦始皇初平六国，据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实为可戒。”
“秦始皇，亦是英雄之主，平定六国，以后才免其身，至子便失其国……朕为此不得不惧。”
“秦之胡亥，始皇所爱，赵高所傅，教以刑法。及其篡也，诛功臣，杀亲族，酷烈不已，旋踵而亡。”
“（隋文帝）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
“向使隋主早悟，亦当不至于灭。前事不远，朕与公辈当思自勉。”
在唐太宗看来，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始自始皇，成于二世；这与隋王朝的短命而亡，始于文帝，成于炀帝，有着相似的情形。
正如唐太宗的大臣魏征所说：“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而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的一段话，则揭示了隋王朝灭亡始自文帝、成于炀帝的过程。他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
唐太宗的以史为鉴，主要是对秦、隋，尤其是从隋朝的二世而亡中吸取教训，从反面提醒自己，从而避免施政方针和政策上的失误。正如他自己所言：“朕昨阅《帝系略》，有八十余君，亡国丧身者多，兴邦利物者少。”
而从历史上吸取正面的成功经验，则见于他对汉初高祖、文帝及其施政方针的称赞。他于贞观十一年（637年）对高士廉说：“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主尊臣贵。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
贞观二年（628年）八月，公卿们以“宫中卑湿”
为由，奏“请营一阁以居之”
。唐太宗回答说：“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
最终没有允许为他营建楼阁。
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征等大臣鉴于唐太宗“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以及“游猎太频”，主张鼓励臣下上书言事，太宗表示首肯，于是侍御史马周上疏，以“汉之文景恭俭养民”进行劝谏。上疏说：“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向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
唐太宗及其大臣们之所以对汉初的“文景之治”感兴趣，是为了成就唐初的“贞观之治”。
唐太宗深知他与大臣们的“以古为镜”是不难做到的，但继嗣之君和功臣后代，他们没有经历过动乱的年代，生长于富贵之乡，对民间疾苦缺少体察。因此，唐太宗认识到对后代进行历史知识、以史为鉴的教育，是关系到唐王朝能否实现长治久安的大问题。他有鉴于“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人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
又鉴于“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
为此，唐太宗于贞观七年（633年）对侍中魏征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
为达此目的，唐太宗命魏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
，编纂《自古诸侯王善恶录》，用以赐予诸王阅读。书成后，魏征亲自撰写序言，序言中有“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垂为明戒，可不惜乎？”
唐太宗在读过《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后，称赞编得很好，令诸王“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
唐太宗晚年为太子所编写的《帝范》一书，亦强调要“以古为镜”，并在该书序言中告诫说：
“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希图国君和功臣的后代，都能做到以古为镜，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体现了唐太宗的深谋远虑。从整体上看，他的“以古为镜”确实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然而，在个别问题上，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也有过失误。在朝廷大臣关于分封的争论中，他站在了萧瑀错误主张的立场之上，不顾魏征、李百药、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企图分封诸侯，实行世袭刺史制，认为如此便可以实现国祚长久，避免像秦朝那样二世而亡。这同汉高祖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惩亡秦孤立之败”而大封同姓诸侯王，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然而，历史早已证明：汉高祖分封同姓诸侯王，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唐太宗站在萧瑀一方，岂不是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是否实行分封的问题上，唐太宗困惑了十余年。直到贞观十一年（637年）诏令以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功臣为“世袭刺史”时，在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坚决反对下，唐太宗才收回成命，从而避免一次严重的失误。唐太宗之所以收回成命，除了是因为大臣们的坚决反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对汉初分封与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已有所认识。重视总结汉初历史经验的唐太宗，对吴楚七国之乱的事实和教训，不会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有所思考。总之，世袭刺史制并没有付诸施行。
唐太宗在“以古为镜”、总结历史经验方面，虽然就是否实行分封的问题，在认识上有过困惑，但毕竟没有成为事实，而且也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同唐太宗重视以史为鉴相联系的，是贞观年间出现了前所未见的修史盛况，且成绩蔚然大观。历代的25部正史中，有8部正史成于贞观年间。除《南史》《北史》是由李延寿父子私家修撰外，其余六部即《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都是由唐太宗诏令史馆纂修而成。
早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秘书丞令狐德棻便向高祖建议修前代史书，理由是“近代已来，多无正史”
，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
唐高祖采纳了这一建议，下诏书命中书令萧瑀等人分工撰写六代史书，要求“务加详竅，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
这项工作，直到玄武门事变发生时尚远未完成。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新下诏修六代史，因“《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
。于是“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谦（一作“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寻有诏改撰《晋书》，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当时同修一十八人，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
这次诏令分工修史，房玄龄是名义上的总监，实际上的总监是魏征，他“总知其务，凡有赞论，征多预焉”“《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
而在有关修史体制等诸多具体问题上，多取决于令狐德棻。
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由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从此，这种由国家设馆修史、由宰相监修国史遂成为一种定制，历代相袭，直至清朝。
《梁书》与《陈书》的作者姚思谦（一作“廉”）所撰写二书实际上是在他父亲姚察（曾任陈朝吏部尚书，隋朝秘书丞）的旧稿基础上完成的，实际上是姚氏父子共同的著述。
《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其父李德林曾在北齐、北周、隋三朝任职，奉诏撰写《齐书》27卷，增订齐史38篇。贞观年间，敕令李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篇，演为五十卷”，包括东魏和北齐两朝历史。后人为区别于萧子显的《齐书》，称后者为《北齐书》。
《周书》的主编为令狐德棻，参编者有岑文本、崔仁师，史论部分多出自岑文本之手。
《隋书》的主编为魏征，参编人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人。
上述五代史的作者中，魏征长于史论；姚、李长于文史，且有家学传承；令狐德棻长于史例，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长。五代史只有纪、传而无志。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诏令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直到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才得以成书，参加撰写的人员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通古今明天文地理之序的史学家。《五代史志》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正史中书志编纂的里程碑，为此后独立的典制体史书的问世准备了条件。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修晋书诏”。这是因为从东晋到南北朝时期，修撰晋史者有20余家，唐初尚有18家，“制作虽多，未能尽善”
，被唐太宗认为是“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而重修《晋书》的目的是“发挥文字之本，导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同时，太宗又说“若少学士，亦量事追取”，因而参加重修《晋书》的竟有21人之多，由太子太傅房玄龄、黄门侍郎褚遂良、中书侍郎许敬宗三人任监修，凡例由敬播负责，令狐德棻、李淳风、李义府、李延寿等18人参加修撰。《史通·正史》称《晋书》的修撰是“采正典与旧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正典”与“旧说”是其主要资料来源。《晋书》是唐史馆集体修撰的一部史书，由于唐太宗的重视和修撰人员较多，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即成书，共130卷。由于唐太宗为晋宣帝、晋武帝、陆机、王羲之的纪传写了史论，因而《晋书》旧本题为“御撰”，“因房玄龄为监修官”也有旧题为“房玄龄撰”，实际上是集体修撰。
唐太宗除重视编纂前代历史外，又十分重视对当代历史的编撰。贞观年间的当代史主要有国史、实录、起居注三种体裁。
自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在门下省北始置史馆，创议由宰相监修国史，对国史的修撰予以高度的重视，史官的地位与待遇也有所提高，首任监修官即是宰相房玄龄。房玄龄为人正直，史官李延寿、邓世隆、顾胤在当时亦有很好的声誉，因而由他们撰写的国史基本上能做到秉笔直书。只是到了许敬宗“掌知国史，记事阿曲”。
敬宗以个人恩怨为他人立传，又受人贿赂，因而为封德彝立传时，“盛加其罪恶”“虚美隐恶”
的事例颇多。“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正如《史通·正史》所评论的那样：“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释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贞观时期秉笔直书的传统，由于许敬宗的劣行而遭到破坏。
唐代的国史先后修撰了8次，第一次是在贞观初年，姚思谦（一作“廉”）撰纪传体国史30卷。
同唐太宗重视当代史书撰写相联系的，是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起居注和实录的撰写。唐代史馆的任务，是修前朝和本朝的国史。史官包括专职或兼职两种，名称为修撰、直馆，专职史官较少。起居注是“录天子起居法度”
的编年体史书之一，以年时月日为序记事，“凡天地日月之详，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
起居注这种史书体裁，始于汉代，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德马皇后撰有《明帝起居注》。后代沿袭，唐初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流传至今。
唐初沿袭隋制，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二员，另置起居郎二员。起居郎掌录皇帝起居法度，相当于古代的左史；起居舍人掌录皇帝制诰，相当于古代的右史，退而编录起居注。
唐太宗即位后，扩大了起居注官员，常常以他官兼任，称“知起居注”“知起居事”。如给事中杜正伦、谏议大夫褚遂良等人，均曾“兼知起居事”。唐太宗对于起居注官员的秉笔直书是予以鼓励和表彰的。据《旧唐书·杜正伦传》记载，贞观二年（628年），杜正伦拜给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
“君举必书，言存左右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
杜正伦进言答对。
对于杜正伦的答对，“太宗大悦，赐绢二百段”。
总之，唐太宗的重视“以古为鉴”和唐代在撰写史书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前人所不及的，尽管他曾有过索读本朝国史和起居注、实录的不妥之举，但从总体上看，他是秉笔直书原则的维护者。在贞观年间，秉笔直书原则作为唐太宗与史官们的共识，大体上被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