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尊孔注释经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唐王朝建立之初，唐高祖于武德二年（619年）六月戊戌日，诏“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 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至国子学，释奠于先圣、先师。武德九年（626年），封孔子的后代为褒圣侯。

唐太宗即位后，对儒学和儒家创始人孔子尤为尊崇。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唐太宗说：

“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唐太宗认为孔子的学说对于他来说，“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这比喻足以说明，他把儒家学说奉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采纳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乃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 ，专门设置了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据《贞观政要·崇儒学》记载：“贞观二年（628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又诏令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特设庙殿，令20户民家维持供养。

为尊孔崇儒，唐太宗褒扬前代的儒学大师，“因诏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 除了给予前代儒学大师的子孙以荫官的待遇外，唐太宗又尊崇先秦以来的经学大师，于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 ，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

上列配享于孔子庙廷的历代儒学大师中，以汉代居多。其中既有今文学家，又有古文学家。所褒扬的前代名儒，既有“北学”学派，又有“南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可见，唐太宗对于汉代以来经学上的学派之争并不感兴趣。在天下大一统的新形势下，他主张对经学上的各家学派兼收并蓄、各取所长，为繁荣唐代经学、建设太平盛世服务。

同尊崇儒学相联系的，是唐太宗对注释经学典籍的重视。唐代在经学典籍注释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书是经学的载体，当时所谓“经部”书籍，除了孔子所编订的经书原文之外，亦包括孔子以来历代儒学大师们的注释与解说。自南北朝以来，从经学本身的发展来说，与社会分裂局面趋向统一相一致的，是经学上也出现了“南学”与“北学”相融合的趋势，出现了像刘焯、刘炫那样“学通南北，博极古今” 的经学大师。

然而，由于隋朝末年的社会动乱，图书典籍包括儒家经典，均散乱佚失甚多。武德四年（621年）五月，王世充于洛阳出城向李世民投降，世民率大军入洛阳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籍制诏，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时，唐高祖曾命宋遵贵将东都洛阳的藏书监运长安，不幸在溯河西上时发生翻船事故，图书“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 唐高祖武德年间，“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逸，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间，群书略备”。 这些记载表明，唐高祖在位时，收集散失经书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唐太宗即位后立即设置弘文馆，并着手对征集上来的图书进行整理。据《旧唐书·魏征传》记载，贞观二年（628年），魏征“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这条记载表明，贞观初年在秘书监魏征的主持下，对征集上来的图书所进行的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在对图书典籍初步进行整理的基础上，唐太宗尤为重视的是对经部书籍的整理。这不仅因为经书中的理论是他用来治国的指导思想，更是出于科举考试的需要，所以尽快地校刊出一部《五经定本》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孔子所整理的“六艺”即西汉以来所说的“六经”，《乐》早已亡佚，只有《诗》《书》《易》《礼》《春秋》流传下来。经秦始皇焚书，西汉时的经书在篇章字句上，流传的各本已多所不同；经过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流传的经书在文字上的差异以及讹、夺、倒、衍之处甚多。唐王朝既已统一天下，便用儒家学说的理论治国，以经书作为科举考试命题的依据，于是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年）命中书侍郎颜师古来主持这项工作。据《旧唐书·颜师古传》记载：

“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兼通直郎、散骑常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颜师古是南北朝时期名儒颜之推的孙子，他禀承家教和祖训，在经学上有很高的修养，堪称贞观初年的儒学大师。他于贞观四年（630年）受命校刊统一的《五经定本》，历时两年有余，完成了对《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的校订。完稿后，唐太宗召集诸儒讨论，提出很多非难意见，师古都一一予以回答，“诸儒莫不叹服” 。唐太宗对颜师古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大加赞赏，“称善者久之” ，并于贞观七年（633年）十一月，诏令将《五经定本》颁行天下，“令学者习焉” 。

《五经定本》既已颁行天下，对“五经”经文的注释解说工作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由于经学内部的学派不同、师承不同，对经书的解释也相当异歧，既不能适应科举考试答卷的需要，也不利于在政治上统一全国的思想。为解决这种“师说多门”的情况，唐太宗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这一工作。孔颖达在隋末曾师事于经学大师刘焯，而刘焯又精通南学、北学，颖达向刘焯“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

在孔颖达的主持下，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名儒，以及其他人士共20余人参加了“五经”注释工作，历时两年有余，于贞观十四年（640年）二月终于完成。长达180卷的《五经义疏》完稿后，唐太宗于诏书中称赞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 将“义赞”改名为“正义”，并将《五经正义》“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

在注释工作中，孔颖达等人选择了王弼《周易注》、孔安国《尚书传》、杜预《左传集解》、《诗》毛传郑笺、郑玄《礼记注》，《疏》则是根据汉魏南北朝以来的旧说和经师们的注释撰写而成，“师说多门”“章句繁杂”的弊病得以克服。《五经正义》是在唐太宗的授意下完成的，它标志着经学上南学、北学两派的融合，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总结，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五经正义》的撰写所遵循的是“疏不破注”的原则，这就难免出现曲徇注释经文的现象，又往往流于繁琐；加之参编人员较多，水平与见解不一，部头较大，因而《正义》的乖谬等弊病亦有很多。参加编撰义疏的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正义》” “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 因此，唐太宗又下诏“更令详定”。只是自贞观十七年（643年）开始，孔颖达便因年老退休而无法主持这项工作了。尽管《五经正义》在撰写中存有一些缺点，但唐太宗仍然对孔颖达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于贞观十八年（644年）“图形于凌烟阁，赞曰：‘道光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

《五经定本》《五经正义》的撰写，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两汉以来经学上的又一重大成就。从此，《五经正义》作为由国家钦定的经学教科书，直至宋代一直被奉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W2T6wmVeYvmUioO3r4uGnK1SBM5ED4fObvELsg37kQnhuwAWdejLvOXWq8fhD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