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决计偃武修文

大凡经过连年战乱、用武力统一天下的新兴王朝，建国后能否实现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关系到一个王朝能否实现长治久安。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邦自称天下是“马上得之”，经陆贾“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的一句反问，顿得省悟。于是，引出了陆贾的一部《新语》，并在治国方针上完成了由“崇武”向“重文”的转变，迎来了汉帝国的文景之治与汉武盛世。

大唐王朝在建国之初，也同样面临这一问题。贞观四年（630年），风调雨顺、年丰谷贱、法明刑省、夜不闭户。这时，唐太宗颇有感慨地对大臣长孙无忌说道：

“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

这条史料表明，在唐初的最高统治集团中，主张把“偃武修文”作为治国基本路线的，只有魏征等少数人。唐太宗把“偃武修文”奉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表明他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便于长安开设文学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俘获窦建德、王世充，于七月甲子日凯旋至京师长安。唐高祖以秦王李世民功大，为他“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

窦建德与王世充是关东地区势力最强的两大军事集团。他们的覆亡，标志着唐王朝统一天下的大业即将完成。在这种形势下，李世民开始把精力转移到以“文”安邦上面来。这就是史书所载的：“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出教以王府属杜如晦，记室房玄龄、虞世南，文学褚亮、姚思谦（一作“廉”），主簿李玄道，参军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咨议典籤苏勗，天策府从事中郎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记室薛收，仓曹李守素，国子助教陆德明、孔颖达，信都盖文达，宋州总管府户曹许敬宗，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 李世民将上列18学士分为三番，轮流在文学馆“更日值宿”。所谓“更日值宿”表明，这些文学馆的兼任学士，一般是白日处理他们本职的工作，在公务之余或晚上于馆内研读经史，同时为李世民提供咨询。

李世民在文学馆内为这些学士们提供丰盛菜肴，“恩礼优厚”，对这些学士们甚为尊重。世民在朝请或处理公事后，稍有余暇便来到馆中，与各位学士们“讨论文籍” ，往往直到夜半的时候，他才肯离馆寝息。李世民又使令阎立本为学士们图像，由褚亮为之撰写赞词，号《十八学士写真图》，“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

李世民所设置的文学馆，馆中的学士即是秦王府中的主要文职官员，实际上也是他的智囊团。而房玄龄、杜如晦则是这个智囊团中的首席顾问。正是这个智囊团同秦王府中的尉迟敬德、程知节、秦叔宝等一批猛将们，一文一武，共同辅佐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成功，李世民本人也因此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文学馆的开设，表明李世民在全国统一之前，在他尚未登上皇帝宝座之时，就已经意识到“讨论文籍”、研读经史对于治理国家的必要。诚然，文学馆毕竟是秦王府属下的一个机构。待到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时，原文学馆的学士在职务上变动很大，有的已担任政府中的重要职务，而秦王则成了大唐皇帝（以下称唐太宗，简称太宗）。秦王府与文学馆作为特定机构，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太宗于九月在弘文殿左侧设置弘文馆，贞观三年（629年）又将馆址移至纳义门西。

弘文馆设置之初，太宗将经、史、子、集四部书20余万卷纳入馆中，同时“精选天下文学之士” 如虞世南、褚亮、姚思谦（一作“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人，如同文学馆学士那样，仍然是“以本官兼学士” ，使令他们“更日值宿” 。太宗在听朝、处理公务的空隙，便将这些学士们引入内殿，讲论古今中外的“前言往行，商榷政事” ，也往往是到夜半时分，才肯休息。同时，太宗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士。

据《唐六典》记载，弘文馆的职责是：“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事实上，弘文馆绝非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所谓“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表明，同文学馆一样，弘文馆及其学士，仍然有为唐太宗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咨询的职责，弘文馆学士可以参加议定礼仪、律令及朝廷各项制度。《新唐书·儒学传序》说：唐太宗“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对唐太宗设置文学馆、弘文馆一事曾评论说：

“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生，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欲则守成者，舍儒何以哉！”

胡三省所说的东南儒生，即指越州余姚人虞世南和杭州钱塘人褚亮。据《旧唐书·虞世南传》记载，贞观七年（633年），世南转任秘书监，“太宗重其博识，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唐太宗即位后立即设置弘文馆、与弘文馆学士“商榷政事”的事实表明，他是何等重视发挥文学之士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XED4eBfsLNyouILdi9OVRvdO9B1cRuin5O5ITUo9auRyVBiPqaLjqE74PbG3T7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