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皇后为李渊所生的四个儿子建成、世民、玄霸、元吉,除玄霸早夭外,晋阳起兵时建成29岁,世民18岁,元吉只有15岁。在西取长安的进军途中,建成与世民分统左、右两支大军,都为攻取长安立下了功劳。李渊称帝前首次出兵关东,也是建成、世民分别以左、右元帅的头衔领兵出征。李渊称帝后,建成被立为太子,便留在京师协助唐高祖处理军国大事,因而平定天下的统帅一职,主要落在秦王李世民的身上。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屡屡立下的赫赫战功,为他带来了一系列的荣誉、头衔和权力,使得他在唐帝国中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日益增长。
李世民的声望、地位和权势日增,对太子建成的地位构成了威胁,东宫府中的太子中允王珪和太子洗马魏征看出了这一势头,向建成谋划说:
“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
太子建成接受了这一建议,向唐高祖请求率兵东征,高祖以建成为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于武德六年(623年)讨平刘黑闼、徐元朗。这是建成在唐王朝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所立下的唯一重大战功。这一战功的取得,对建成巩固自己的太子地位当然是有利的。
很显然,秦王声望、地位与权势的日增,对于建成太子地位所构成的威胁,是客观存在的。而李世民在他取得赫赫战功、被授予天策上将之后,并非没有谋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意图。武德四年(621年),他于京师“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人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
在天下即将平定之际,秦王的“锐意经籍”“讨论经义”表明他已开始了由崇尚军事转向注重文治。从他注意网罗人才、培植私党的行为中,可以窥见其觊觎国家最高权力的端倪。
早在晋阳起兵前夕,李世民便注意结交豪杰,所谓“太原元谋功臣”如刘文静、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以及柴绍、唐俭等人,都同李世民有着密切的关系。攻取长安后,李世民更是注意网罗人才,如房玄龄、杜如晦,以及长孙无忌等人,无不成为了秦王的谋士。《旧唐书·杜如晦传》曾记载,杜如晦归唐后不久,李渊调杜如晦出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得知后向李世民说道:“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李世民闻听后大惊道:“尔不言,几失此人矣!”
作为秦王府的心腹谋士,房玄龄的话泄露了李世民的天机。他所说的如不甘于“守藩端拱”,而是想要“经营四方”,非杜如晦不可,表明李世民早已有“经营四方”之志。否则,房玄龄的话岂不成了无的放矢?李世民经房玄龄的提醒,果然将杜如晦留在了自己府中,随从自己征讨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使杜如晦成了秦王的又一心腹谋士。所谓文学之士18人表明,秦王府中可谓人才济济。
在平定天下的征战中,李世民又从敌军的营垒中网罗了一大批武将,诸如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屈突通、张士贵、薛万彻、张公谨、李君羡、戴胄,等等,不一而足。
可见,以李世民为首的政治集团,文臣武将均已齐备。如果不是为着“经营四方”,李世民为何会对网罗天下英才表现出如此之大的兴趣?
至于建成、元吉的府中,也都有各自的亲信,如太子宫中的王珪、魏征、韦挺等人,都很有政治才干。
东宫与秦王府间的矛盾,随着统一战争的结束而急剧激化,形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明争暗斗。这场明争暗斗反映在宫廷中,关系也颇为复杂。
在朝廷的大臣中,支持建成的是裴寂,而宇文士及、萧瑀、陈叔达则倾向李世民。上述大臣之中,裴寂是最受高祖信任的宰相。唐高祖晚年,宫中内宠甚多,其中以张婕妤、尹德妃最受宠幸。由于秦王在一些事情上得罪了张婕妤、尹德妃,她们便经常在高祖面前称道太子建成,说秦王的坏话,甚至对秦王进行诬陷,致使高祖对秦王颇为不满。建成在朝廷和宫中有裴寂和高祖嫔妃们的支持,形势颇为有利。
建成、元吉与世民之间的争斗最终难免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来解决,对此,他们也都早有准备。东宫、秦王府、齐王府都有自己的卫兵。此外,他们又都私募了大批勇士,如李世民有蓄养在外的勇士800人,建成则擅自招募2000多人为东宫卫士,号称“长林兵”,分别驻守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建成又使令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以补东宫长上”
,却被人告发。建成因此遭到高祖的谴责,可达志也被流放到嶲州(今四川西昌)。
建成又派自己的亲信杨文干私自招募壮士,送至京师。当时,唐高祖前往宜君(今陕西宜君)仁智宫,命建成留守京师,世民、元吉皆随行前往。建成使令元吉在途中对世民下手,并说:“安危之计,决在今岁。”
同时,建成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从庆州(今甘肃庆阳)向杨文干运送铠甲兵器,尔、桥二人抵达庆州后,感到事关重大,便到仁智宫向唐高祖告密,告发太子派杨文干举兵谋反,内外响应。同时,又有宁州(今甘肃宁县)人杜凤举到仁智宫告发此事。唐高祖闻知后大怒,托言他事,用亲笔诏书召建成前来仁智宫。建成见手诏后,因心怀鬼胎而恐惧万分,不敢应召前往。太子舍人徐师谟劝建成据城起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建成轻车简从,前往认罪。建成听从了赵弘智的劝告,率十余名骑兵到达仁智宫,向唐高祖叩头认罪。高祖怒气未消,夜间“饲以麦饭”,令人将建成看守起来。同时,高祖又派司农卿宇文颖急驰召杨文干来仁智宫。宇文颖到达庆州后以实情相告,杨文干于是起兵造反,高祖派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与灵州都督杨师道率兵进击。
唐高祖派李世民前往讨贼,说道:“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李世民讨伐杨文干时,嫔妃们以及封德彝为建成说情,高祖又改变了易立太子的主意,只是责怪建成不应该“兄弟不睦”,并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将他们一并流放到嶲州,此事便不了了之。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与秦王世民的矛盾日益加深,愈演愈烈,唐高祖对此左右为难,始终没有拿出果断的决策。由于建成、元吉与后宫妃嫔们日夜说世民的坏话,高祖不由不信,将归罪于世民。元吉进而请高祖诛杀秦王,高祖以秦王功高而罪状未著为由,不予答应。事实上在太子与秦王之间,高祖偏向于建成一边。
两大对立集团之间,建成与元吉在朝廷有宰相裴寂的支持,宫中有妃嫔的帮助,因而在朝廷与后宫方面,太子与齐王占有某种优势。秦王府的谋臣、武将虽拥有实力,但东宫与齐王府的私兵(卫队)数量的总和,远比秦王府要多。为此,元吉想拉拢、收买秦王的心腹猛将尉迟敬德,未能奏效;于是又诬陷敬德,将他下狱审讯。多亏李世民一再请求,敬德才得以释放,免去一死。接着,建成、元吉又用金帛收买秦王府的段志宏,志宏同敬德一样,拒不接受金帛,并将此事向秦王汇报。事既如此,李世民不得不考虑采取相应的对策。
在李世民尚未采取行动之前,建成、元吉可谓是步步紧逼:他们见尉迟敬德、段志宏拒不接受贿赂,便一方面诬陷秦王的又一心腹猛将程知节,令他出任康州(今甘肃成县)刺史,从秦王府中调出;一方面又打起了秦王的两位主要谋士房玄龄、杜如晦的主意。他们深知房、杜二人作为秦王府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难以用金帛收买,于是在唐高祖面前对房、杜大肆攻击,房、杜因此被驱逐出秦王府,责令“归第”,不准再私下觐见秦王。
危急时刻,李世民仍然未向部下部署行动。尚在秦王府的秦王心腹长孙无忌,同他的舅父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侯君集,以及尉迟敬德“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未决”
。秦王先后分别就此事向灵州大都督李靖、行军总管李世勣询问对策,靖与世勣都认为这是关系皇帝骨肉之间的大事,均未表态。
这时,由于突厥入侵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终于促成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突厥郁射设率数万名骑兵在河套地区进驻黄河南岸,围攻乌城。建成向唐高祖推荐元吉代替世民统率各军北上,被高祖采纳,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援乌城。出发前,元吉向高祖请求调秦王府中的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宏、秦叔宝同大军一道北征突厥,从秦王府中挑选精锐士卒补充元吉的军队。从秦王府中调出猛将精兵的目的,在于为杀害秦王制造条件。建成对元吉说:“既得秦王精兵,统数万之众,吾与秦王至昆明池,于彼宴别,令壮士拉之于幕下,因云暴卒,主上谅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付吾国务。正位已后,以汝为太弟。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时坑之,孰敢不服?”
建成、元吉上述密谋被东宫的太子率更丞王晊得知,王晊立即向世民告密。原来,在建成、元吉用重金收买尉迟敬德、程知节的时候,世民也在暗中收买东宫府中建成的部下。结果,在东宫中掌管要害部门的常何(掌东宫宿卫)、王晊(掌东宫的机要),均成了秦王在东宫的密探。正是这两个地位不高的要害人物,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世民得知王晊的告密后,立即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商量对策。长孙无忌等人劝世民抢先动手,将房玄龄、杜如晦召回秦王府密谋大事。于是,敬德令房、杜二人改着道士衣服,与无忌共入秦王府,他自己则从另一条道路回府。当日夜间,秦王府众人终于商定了行动计划,时为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二日。
六月三日,太史令傅奕向高祖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
。高祖以此问世民,世民密奏建成、元吉与张婕妤、尹德妃淫乱,并且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
李世民的“似为世充、建德报仇”一语,使唐高祖有所动心,于是向世民说:“明当鞫问,汝宜早参。”
六月初四天亮以前,尉迟敬德、长孙无忌、侯君集、张公瑾、刘师立、公孙武达等人按照李世民事先的布置率兵埋伏在玄武门内,准备趁建成、元吉朝参路过此地时杀害他们。玄武门是宫城北门,为出入内宫的必经之路。这一天正值常何值班守卫宫门,他私下将李世民等人引入玄武门内埋伏起来。六月初四清晨,高祖上朝,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宇文士及均已入朝,只等建成兄弟二人的到来,而建成、元吉此时已进入玄武门内。当二人行至临湖殿时,察觉到四周有些异常,便拨转马头回府。这时李世民却突然骑马出现,并从后面呼喊二人,元吉回身张弓射世民,三次均未能射中。世民搭箭张弓,一箭将建成射死。这时尉迟敬德率70名骑兵到达,左右射箭,元吉坠马后逃入林中,被敬德射杀。
唐高祖在宫中,对玄武门内的事变已有所闻。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入宫内宿卫,敬德擐甲持矛到达高祖的处所。高祖正泛舟海池,见敬德擐甲持矛而来,大吃一惊,问道:“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
“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敬德回答道。
唐高祖闻建成、元吉已被世民所杀,又见世民派敬德来宿卫,深知这“宿卫”二字对自己是个不祥之兆,便对裴寂等人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裴寂作为太子建成的支持者,深感自己处境不妙,心事重重,默不作声。而倾向于秦王李世民的萧瑀、陈叔达此时则向前对唐高祖把话挑明,进言道:“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唐高祖闻知建成、元吉被杀,对形势已明白了大半;敬德前来宿卫,以及萧、陈的一番话已向唐高祖说明,要他把皇帝的宝座立即让给秦王。只有“委之国事”,方能“无复事矣”。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唐高祖立即表态说:“讲得好!这正是我心中的夙愿。”
唐高祖与裴、萧、陈等大臣讲这番话的时候,秦王府的士兵与东宫、齐王府的士兵交战尚未停止。敬德请唐高祖下达亲笔敕令,令各路兵马都要听候秦王的指挥,高祖不得不从。于是,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门宣读敕令,交战双方始放下兵器。高祖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东宫晓谕众将士,将士们都罢兵而散。于是,高祖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
李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李世民使令部将把建成的五个儿子、元吉的五个儿子处死,斩草除根。可见,李世民在高祖面前的跪而痛哭纯属演戏。否则,建成与元吉的儿子为什么全部被杀死?
李世民的部将想把建成、元吉左右的百余人全部杀死,尉迟敬德力争道:“罪在二凶,既伏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
于是,诛杀得以停止。
六月初四这一天,唐高祖下诏书大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一律不予追问。“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六月七日,唐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诏书说:“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事实上,唐高祖已把国家的全部权力交给了李世民。
八月癸亥日,唐高祖下达制书,传皇帝位于太子世民,世民一再推辞,高祖不许。
八月甲子日,李世民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大赦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