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将理念转化为行动，将愿景转变为现实，现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基础。各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领域广泛的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认同，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基础。

“民心相通”涵盖了文化、教育、旅游、卫生、生态、援助与减贫等多个领域，其中加强卫生健康交流合作是凝聚民心的重要内容。自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以来，中国已与蒙古、阿富汗等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相继签署了 56 个推动卫生健康合作的协议；与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开展艾滋病、疟疾、登革热、流感、结核病等防控合作；与中亚国家开展包虫病、鼠疫等人畜共患病防控合作；与西亚国家开展脊髓灰质炎等防控合作。中国还先后派出多支眼科医疗队赴柬埔寨、缅甸、老挝、斯里兰卡等 25 个国家开展 42 次“光明行”活动，派遣短期医疗队赴斐济、汤加、密克罗尼西亚、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开展“送医上岛”活动。在 35 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了 43 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以疫苗援助为主线，引领国际抗疫合作，截至2022 年 8 月，我国已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2 亿剂疫苗，占全球首位，还向 150 个国家、13 个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42 亿件防护服、84 亿人份检测试剂和 3 720 亿只口罩等大批抗疫物资。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破解全球发展难题、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已成为全球健康治理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1 年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未来中国将继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继续帮助其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并继续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发挥重要作用。

母婴是健康领域的弱势群体，母婴健康是全球重点关注的卫生发展问题。尽管全球在该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2017 年，全球每天仍有约 810 名妇女死于与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并发症，大约有 29.5 万名妇女在妊娠和分娩期间及分娩后死亡，可预防的死亡中有 94%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其中 2/3 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5 发生在南亚，包括很多我国正在进行卫生援助的国家或“一带一路”国家。2017 年，低收入国家孕产妇死亡率为每 10 万例活产中有 462 名孕产妇死亡，而高收入国家则为每 10 万例11 人。这反映出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和母婴健康状况亟须改善的社会现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全球孕产妇每 10 万例活产的死亡率降至 70 人以下”的目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全球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在儿童健康方面，2019 年全球有 200 万儿童在出生后 1个月失去生命，主要原因是早产、分娩期并发症（如出生窒息）和感染，其中42%为产时死亡。如果在分娩期间获得高质量护理，包括持续的产时监护和及时的并发症干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在非洲和南亚，大约 50%的死亡是产时分娩，而在西欧和北美，这一比例为 6%。2020 年，全球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 37%，主要死因是肺炎、腹泻和疟疾，而这些疾病中一半以上是可以采取干预措施进行预防和治疗的。因此，国际上对母婴健康状况较差的国家进行援助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中国在未来的卫生援助和“一带一路”卫生健康合作中应当继续予以重视的领域。

习近平主席在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强调：“‘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一带一路’建设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明，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在这个平台上，每一个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秀经验都可以与其他国家共享，互学互鉴。而新中国短短五十年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覆盖面广、网络完善、投入保障力度大并且有健康扶贫支持的妇幼保健服务体系，母婴健康水平显著提升，这些经验都是可以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共享的宝贵财富。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宣传中国用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国家和民众受益。基于这样一种初衷，本研究在明确“一带一路”国家母婴健康状况的基础上，提炼总结中国不断改善和提高母婴健康水平的成功经验，并将其对不同的典型国家开展适用性分析，然后针对不同健康水平的国家分别提出合作建议，以期为国家不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的建设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

本书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

第一，对“一带一路”绝大多数国家的卫生健康状况，特别是母婴健康状况进行了横向、纵向的数据收集与健康影响因素的全面综合分析。“一带一路”建设是平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标。在这个平台上，所有国家都是平等互利的主体。中国要与之开展卫生合作，应当首先对每一个国家的卫生健康状况进行充分了解。因此，本研究将所有“一带一路”国家以大洲为分析单位按照健康水平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分为东亚、东南亚，大洋洲，中亚，西亚、北非四大区域，先对每个区域所有国家的总体健康指标进行分析，然后聚焦于每个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国家的母婴健康情况，不仅考察其纵向变化趋势，还对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全面深入剖析，以发现各个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进一步明确其卫生合作需求。

第二，改造PEST分析方法对中国经验在典型国家的适用性进行分析，以明确中国母婴健康促进经验对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卫生体系国家的适用性。PEST分析方法本是一种针对组织或行业的宏观环境分析模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四类要素。由于目前关于中国经验适用性的研究很少，还未形成公认合适的研究方法，而根据前期文献研究的结果，一国经验对其他国家是否适用与该国的宏观环境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在保留PEST分析方法前三项要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了改造，将“科学技术因素”改为“卫生体系要素”，确立了四个类别的指标，然后进一步确定了一级和二级要素指标，最终形成一个包含 18 个一级指标、32 个二级指标的“中国母婴健康促进经验适用性分析指标体系”，为典型国家的适用性分析奠定了科学基础。在进行理论研究之后，根据该国在本区域的影响力，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卫生体系方面的代表性，本研究选取了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作为典型国家，以指标体系为依据，逐一分析了中国经验在这些国家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影响适用性的因素非常复杂，我国在制定卫生合作政策时应当对每一个国家进行全面、深入地综合分析，做到一国一策，甚至一地一策，要充分尊重该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这样卫生合作才能长期有效地推进。

第三，以“全球健康治理”理论为依据，在中国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大、参与全球健康治理的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与不同健康水平的“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卫生健康合作的策略。中国的国际卫生合作分为三个阶段。从 2003 年开始，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卫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的多边合作机制以及同重点国家的双边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及区域性重大卫生议题的讨论和卫生政策的制定，成为国际卫生合作的重要主体，这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卫生合作进入了新阶段。2017 年，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订了《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一里程碑事件使得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能够扩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甚至全球。由此，中国参与国际卫生合作的主动性更强，合作伙伴更多，领域更广泛、机制更灵活，中国已实现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华丽转身。而这正是中国向世界传播其卫生健康成功经验、进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历史机遇。因此，国家需要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国家各方面的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尤其是合作深度远不及经贸领域的卫生健康领域，从而为国家下一步决策做好储备。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引领国际抗疫合作，中国的全球健康治理实践已经迫使学术界必须加快发展，使研究成果更具有前瞻性，本研究即是以此为目标提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母婴健康促进合作策略。本研究首先回顾了全球健康治理的概念及其发展历程，然后从合作理念、合作主体、合作机制、合作内容等方面分析了目前中国经验传播面临的挑战，最后针对以上挑战提出中国可以采取的策略，特别是针对不同健康水平的国家，提出了不同的合作内容建议。

本书是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成果。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全球健康领域专家的悉心指导与无私帮助。特别感谢原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原卫生部国际司司长、北京大学全球卫生系刘培龙教授。刘教授不仅有深厚的全球健康学术功底，更具有极其丰富的全球健康外交实践经验。在他的指导下，本研究更具有时代价值和社会价值。刘教授在百忙之中对文稿进行逐字逐句修改，帮助梳理研究思路，就如何提升本书的学术价值提出了诸多高水平建议，他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让作为晚辈的我由衷地敬佩，也深深感到全球健康研究者在新时代中国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与责任。在此向刘培龙教授和所有帮助过课题组的专家们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本书数据量大、参考文献多，李浩和邱增辉两位副主编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还有蒲漪然、谭博文、高申、袁君等同学，积极参与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与文稿撰写。没有所有成员共同的坚守，便不可能有今天的这项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经历、水平有限，本书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敬请各方有识之士不吝赐教。期待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全球健康和“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