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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饮食是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世界地域上看，两河流域、中美洲、中国是世界上三大农业起源中心。农业的发展使人类得以延续，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人们对食物有了自己的理解和烹饪方法，于是产生了不同的饮食流派和饮食习惯。下面，对国内外餐饮中常见的一些元素的历史文化进行简要介绍。
水稻是我国的原产作物，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重要基础。早在7 000年前，中国原始农业水稻的种植在粗放的耕作中诞生了。随着牛耕在春秋时代的产生，进一步推动了水稻产量的提升。水稻最早在我国北方种植。汉代以前，水稻的总产量远低于小麦和大豆，水稻的发展与中国人口南迁密不可分。到东汉时期，由于北方连年战乱，大量人口南迁到长江流域，南方的自然条件更适合水稻的种植，加上农业科技的发展和人们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水稻的产量得到较大提升。到了北宋时期，水稻产量已经跃居我国粮食作物首位。近代，在袁隆平等科学家的努力下，我国杂交水稻的单位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为全人类解决温饱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小麦是世界上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原产地在两河流域。在古埃及的壁画中，已有种植小麦的记载。到了夏朝，小麦开始在我国种植。春秋战国时期，小麦的重要程度逐渐超过了当时的黍。据《吕氏春秋》记载，强调劝民种小麦，到时不种要治罪。汉代，小麦种植开始在中国南方地区推广。南宋时期，小麦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粮食作物。在世界范围内，小麦也是西餐的重要原料，小麦经过加工磨制后的面粉可以制作成为面包、面条、蛋糕、酥点、饼干等食品。
大豆是我国的原产作物，现代人已经不把大豆作为主食，但是在古代，豆是五谷的“菽”，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中国老百姓种植大豆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中记载了轩辕黄帝教人们种植大豆，《诗经》中也有大量的诗句与人们种植大豆有关，如“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到了秦代，大豆已经成为仅次于粟（小米）的重要粮食作物。据传，淮南王刘安在炼丹过程中偶然以卤水点豆浆，发现豆浆能凝结成块，这就是豆腐。豆腐的出现使大豆的豆腥味得以消减，口感也比大豆好。到了宋代，豆腐和各种豆制品已经大规模普及，但大豆作为主食的地位已不复存在。在1760年前后，大豆传入美洲，虽然不到300年，但如今，美国、巴西已经成为世界上大豆产量最多的两个国家。
玉米，也叫玉蜀黍，原产于美洲，考古学家在秘鲁古城遗址出土的陶器和建筑物上，发现了嵌有大量玉米籽粒和果穗的图案。分析这些遗迹，考古学家们推测，南美洲最早的原有居民印第安人远在公元4 000-5 000年前就开始广泛种植玉米了。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发现了玉米，并把它带回西班牙。他在航海报告中热情地介绍了玉米这个被印第安人当作自然神来崇拜的作物，他写道：“有一种谷物叫玉米，它甘美可口，焙干，可以做粉。”从此，玉米渐渐地遍布世界。玉米传入中国最早的文献记载是1511年的《颍州志》，距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只有19年。所以，玉米最早从水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的可能性最大。到18世纪中叶，南方各省已经广泛种植玉米。当时玉米主要种植在不宜种植水稻的丘陵和山区，所以很快就传到北方，并成为主要农作物。随后传入朝鲜和日本。到了现代，玉米作为主食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它仍是饲料、淀粉、酒精、食品等的重要原料。
土豆，又称马铃薯，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种植马铃薯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马铃薯的丰歉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因此印第安人将马铃薯尊奉为“丰收之神”。当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到达秘鲁的时候，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为“papa”的奇特的地下果实，煮熟后变得柔软，这就是马铃薯。1565年，西班牙远征军向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呈献了一箱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南美洲农产品，最初的马铃薯居然是以它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人们青睐的。清朝康熙年间，马铃薯传入中国，它比玉米和红薯更易种、耐寒、耐瘠，马铃薯在土壤贫瘠、气温较低、连玉米都种不活的高寒山区都可以成活，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粮食基础。
猪是全球饮食结构中重要的动物。早在1 500万年前，猪科动物已经在欧洲、亚洲、非洲广泛分布。野猪是原始人类的敌人，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随着人类狩猎水平的提高，野猪逐渐被圈养和驯化，成为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之一。在中国广西的墓葬中出土了距今9 000多年的家猪骨骼。在商、周时期，利用阉猪技术，使脾气暴躁的公猪的性格变得温顺。《诗经》中也有一些关于猪的诗歌，如“执豕于牢，酌之用匏”，意思是去猪圈里把猪抓来宰杀，杯子中倒满美酒。猪凭借着好养活、生得多、长肉快等优势迅速成为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
牛是另一种常见的用于食用的动物，包括肉牛、奶牛都起源于原牛。据考古学家研究，一万多年前两河流域就已经驯化了牛。六七千年前，中华民族也驯化了牛，历史比驯化猪要晚一些。在中国的饮食结构中，牛肉是很少出现的，因为在农业社会，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是不能随意宰杀的。西周时期，只有天子才能在祭祀时吃牛肉，《周礼》记载，西周时期专门设有管理祭祀用牛的官员，被称为“牛人”。在秦朝法律中，故意杀牛是死罪。
羊，也是世界饮食结构中重要的动物，有8 000多年的历史。汉字“鲜”就是由鱼和羊组成，说明古人很早就知道羊肉是非常美味的。从遗传学上，牛和羊都是属于牛科动物，羊可以理解为更小的牛，因为羊不能像耕牛一样为农业社会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羊肉成为美食的历史比牛肉更早。
酒是各国饮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公认的三大古酒是啤酒、葡萄酒和黄酒，都有超过6 000年的历史。在甲骨文中，对于酒的名称有三种：一种叫“酒”，即旨酒；一种叫“醴”，即甜味较淡的酒；一种叫“鬯”，即香而浓的酒。古代酒主要用于祭祀，老百姓是不能随便饮用的。古代人们饮用的都是低度酒，到了元代随着蒸馏技术的出现，才开始有了烈性酒，也就是现在的白酒。葡萄酒最早起源于高加索地区，随后传到了欧洲，直到汉朝张骞出访西域之后才传入我国，但一直都是皇室和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茶的历史也十分悠久，《诗经》中也多次出现“荼”（历来均将“荼”字作“茶”的古字），如“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我国饮茶历史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到六朝时期，主要是“粥茶法”，煮茶和现在的煮汤差不多，人们是“吃茶”。目前，云南等地还有类似的风俗。第二阶段是唐至元代前期“末茶法”，人们把茶叶碾压成粉末状，加入一些香料和淀粉制作成茶饼，冲点时再将其研磨。第三阶段是元代后期至今的“散茶法”，无论是绿茶、红茶、乌龙茶都统统属于散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饮用和种植茶的国家。直到17世纪，茶才通过海运传入欧洲，尤其是红茶成为欧洲皇室贵族的时髦饮品。
筷子，可谓是中国的国粹。筷子一头是圆形，一头是方形，象征着古代人们对世界天圆地方的理解，同时也能防止筷子滚动。考古学家发现，最早的筷子出现在3 000多年前。在此之前，我们的先民使用骨质餐刀进食，有时也会使用手进食。春秋战国之后，我国的菜肴就不再是一大盘肉端上来了，而是通过改刀成小块进行烹煮，所以餐刀也慢慢退出餐桌。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餐刀和筷子同时作为中华民族餐桌上的餐具。到了宋代，由于铁锅的普遍使用，我国各大菜系从此迅猛发展，煎炒烹煮全面发展，各种精细制作的菜肴，很少用到刀和叉，一双筷子就可以解决。
刀叉是现代西餐餐具的代表，4 000多年以前，东西方的餐饮中都有骨质或石质的刀叉，用于切割肉类。西方进食的餐具最初只用刀，早期的刀就是石刀或骨刀，直到炼铜以后，有了铜刀，铁器出现以后，才改用铁刀。单独的刀不像筷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餐具，因为它是多功能的，用来宰杀、解剖、切割狩猎物或牛羊肉，到了烧熟可食时，又兼作餐具。大约在13世纪以前，欧洲人在吃东西时还都用手指。在使用手指进食时，还有一定的规矩：罗马人以用手指的多寡来区分身份，平民是五指齐下，有教养的贵族只用三个手指，无名指和小指是不能碰到食物的。到了15世纪，西方人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以前是躺着进食），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因为用刀把食物送进口里不雅观，改用叉具叉住肉块送进口里显得更优雅。叉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餐具，但叉的弱点是离不开用刀切割，所以二者缺一不可。
餐巾同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周礼》中就记载了周朝设置“幕人”专管用毛巾覆盖食物。这种用以覆盖食物的毛巾，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餐巾。到了清代，皇帝用餐时使用的是一种称为“怀挂”的餐巾。“怀挂”十分别致，比一般的西方餐巾要华贵得多，它用明黄绸缎绣制而成，绣工精细，花纹别致，上面还绣有福寿吉祥图案。“怀挂”使用起来十分方便，它的一角还有扣绊，就餐时直接可以套在衣扣上。在西方国家，餐巾的作用同样是为了在进食过程中擦嘴或擦手而产生的。
宴会又称为宴席、酒宴，在古代又有筵席、燕饮、筵宴等说法。对于宴会的定义可谓是五花八门，综合起来看，宴会是为了实现社会交往的目的，以一定标准和规格的酒水、菜肴搭配相应的礼仪和服务来款待宾客的一种用餐方式。东汉《说文解字》有写“宴，安也”，意思是宴会的本意是让客人“安逸”“安闲”。
在中国，最早的宴会历史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宴会经常与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例如，我们熟悉的后母戊鼎（又名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等国宝文物都是这一时期祭祀宴会用于盛放肉类和酒的器皿。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商王为祭祀其母所铸造的青铜方鼎，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侯家庄武官村，先后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南京博物院，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司母戊鼎重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口沿宽厚，轮廓方直，立耳、方腹、四足中空，是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鼎身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致，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周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纹，其上铸有盘龙纹和饕餮纹。盘龙纹细致精巧，饕餮纹生动威武，四面交接之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纹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两虎口含人头，鼎耳侧面饰以鱼纹。鼎足之处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整个司母戊鼎的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器文化巅峰之作的典型代表。
鼎的内腹部铸有“司母戊”三字，也有人释作“后母戊”，应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为之后浇铸的。铸造这样巨大的青铜器，需要两三百人用七八十斤（1斤=0.5千克）重的“将军盔”（即商代炼铜用的坩锅），协同合作才能制成。所需金属原料当在1 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如此精致的铸造技术和庞大的铸造规模，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司母戊鼎
（资料来源：安阳殷墟管委会网站）
四羊青铜方尊，在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造型雄奇，肩部、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美，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善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出土器物的湖南洞庭湖周围地区在商代是三苗活动区，在此地发现造型与中原近似的铜尊，表明商文化的影响已远及长江以南的地区。
四羊青铜方尊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网站）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宴会的“礼”的思想更加凸显，我们现在流行的“席次”“入席”等理念就来源于这个时期。《论语》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体现了孔子对于宴席座次礼仪和菜品的要求。可见古人对于宴会的重视程度已经不亚于现代。
到了秦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物质的丰富，尤其是酿酒技术的成熟和菜品的丰富，还有中国“士文化”的兴起，宴会成为文学家、士大夫们精神交流、文学创作的重要途径。例如，“竹林七贤”为了逃避官场黑暗，宁愿隐居山林，经常在山阳的一片竹林里喝酒、弹唱、下棋、画画、作诗。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描绘了晋朝文人曲水流觞的场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时期皇家的宴会有了严格的规矩，对进退应对、席次高低的安排都有了尊卑之分，不可僭越。同时，“胡床”开始从西域进入中原地区，使人们不再席地而坐，改变了用餐的姿势与习惯。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宴会的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们进餐的“合餐制”形式逐渐形成，因为这一时期，原来的“胡床”逐渐演变成了“高脚桌椅”，这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个时期，宴会除了传统的就餐、饮酒外，更加注重娱乐活动。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描绘了南唐时期宴会的“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的场景。
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创作缘由，有两种说法，《宣和画谱》记载：后主李煜欲重用韩熙载，又“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五代史补》则说：“韩熙载晚年生活荒纵，伪主知之，虽怒，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过，因命待诏画为图以赐之，使其自愧，而熙载自知安然。”总之，此图是顾闳中奉诏而画，据载，周文矩也曾作《韩熙载夜宴图》，元代时两者尚存，今仅存顾本。
作品如实地再现了南唐大臣韩熙载夜宴宾客的历史情景，既细致地描绘了宴会上弹丝吹竹、清歌艳舞、主客糅杂、调笑欢乐的热闹场面，又深入地刻画了主人公超脱不羁、沉郁寡欢的复杂性格。全图共分为五个段落，首段“听乐”，韩熙载与状元郎粲坐床榻上，正倾听教坊副使李家明之妹弹琵琶，旁坐其兄，在场听乐宾客还有紫微朱铣、太常博士陈致雍、门生舒雅、家伎王屋山诸人；二段“观舞”，众人正在观看王屋山跳“六幺舞”，韩熙载亲擂“羯鼓”助兴，好友德明和尚不期而遇此景，尴尬地拱手背立；三段“暂歇”，韩熙载与家伎们坐床上休息，韩熙载正在净手；四段“清吹”，韩熙载解衣盘坐椅上，欣赏着五个歌女合奏；五段“散宴”，韩熙载手持鼓槌送别，尚有客人在与女伎调笑。全卷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各个情节，每段以屏风隔扇加以分隔，又巧妙地相互连接，场景显得统一完整。布局有起有伏，情节有张有弛，尤其人物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听乐”段状元郎粲的倾身细听动姿、李家明关注其妹的亲切目光、他人不由自主地合手和拍；“观舞”段王屋山娇小玲珑的身姿、德明和尚背身合掌低首而立的尴尬状等，传尽心曲，入木三分。最出色的还是主人公韩熙载的刻画，长髯、高帽的外形与文献记载均相吻合，举止、表情更显露出他复杂的内心。一方面，他在宴会上与宾客觥筹交错，不拘小节，如亲自击鼓为王屋山伴奏，敞胸露怀听女乐合奏，送别时任客人与家伎厮混，充分反映了他狂放不羁、纵情声色的处世态度和生活追求。另一方面又心不在焉、满怀忧郁，如擂鼓时双目凝视、面不露笑，听清吹时漫不经心，与对面侍女闲谈，这些情绪都揭示了他晚年失意、以酒色自污的心态。画家塑造的韩熙载，不仅形象逼真，具肖像画性质，而且对其内心挖掘深刻，性格立体化，可以说真实再现了这位历史人物的原貌。
作品的艺术水平也相当高超。造型准确精微，线条工细流畅，色彩绚丽清雅。不同物象的笔墨运用又富有变化，尤其敷色更加丰富、和谐，仕女的素妆艳服与男宾的青黑色衣衫形成鲜明对照。几案坐榻等深黑色家具沉厚古雅，仕女裙衫、帘幕、帐幔、枕席上的图案又绚烂多彩。不同色彩对比参差，交相辉映，使整体色调艳而不俗，绚中出素，呈现出高雅、素馨的格调。
韩熙载夜宴图
（资料来源：北京故宫博物院）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皇家宴会逐渐崇尚奢靡，玉液琼浆和山珍海味层出不穷。食材的选择丰富多元，烹调技艺也变得繁复。餐具的搭配更加精致讲究，无论是金器、银器还是最普通的筷子，都堪称艺术品。
在西方的宴会历史上，最早的宴会记载在公元2世纪前后。在古希腊时期，入席宾客都是相同地位的人在同桌，与我国春秋时期的礼仪一致；不同的是，那时候宴会都是男人参与，而且都是斜躺在躺椅上用餐。在罗马帝国时期，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力大增，餐饮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初步形成了西方国家的餐桌礼仪。在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中，基督教的餐桌礼仪初步凸显。据说，由于最后的晚餐赴宴人数是13个人，因此西方的基督教徒们对于“13”这个数字比较忌讳。到了13世纪前后，宴会才逐渐从以前的斜躺进餐改为了坐式用餐。皇家宴会的服务由“典礼官”负责监督控制菜肴的顺序和分量。这一时期贵族的宴会菜品分量都十分充足，这是为了宴会结束后，可以将剩余的菜分发给穷人。到了罗马帝国灭亡时，欧洲的宴会组织工作变得精细和专业，对场所的布置、餐桌的摆放、座位的安排、宴会中节目的表演等都非常讲究，已经出现了“食谱”“餐宴礼仪”等相关的规定。在这一时期，葡萄酒逐渐成为宴会餐桌上的重要角色，对餐饮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一直持续至今。
到17世纪后半期，随着海上贸易与西方殖民地的发展，可可、咖啡、茶成为欧洲餐饮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世纪结束后，法国的宴会对欧洲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法国王室的瓦解和贵族的没落，原先在宫廷中负责宴会的专业人员被新兴资产阶级重新吸纳，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法国餐饮文化对全世界的餐饮方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千叟宴”起源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起初是庆祝康熙皇帝六十寿诞而举办的盛典，宴请天下老者来京师为自己庆祝寿辰。乾隆年间，曾两度于乾清宫举行千叟宴，规模更为宏大，与宴者竟达3 000人，因赴宴者均为老人，故称为千叟宴。千叟宴的举行，反映了清代所提倡的“养老尊贤”“八孝出悌”和优老政策，是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笼络民心的体现，有维护朝廷统治的作用。康熙年间的“千叟宴”最为年长的是一位百岁老人郭钟岳，据说已有141岁高龄，可谓是德高望重。乾隆与纪晓岚还为其做了一个千古名对“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花甲重开，两个花甲就是一百二十岁，三七岁月二十一年，加起来正好是一百四十一岁；古稀双庆，两位古稀老人就是一百四十岁，春去秋来又是一年光景，加起来也是一百四十一岁。
鸿门宴指在公元前206年于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鸿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举行的一次宴会。秦朝灭亡后，项羽在鸿门设宴准备灭掉刘邦。宴会上，亚父范增令项庄起身舞剑借机刺杀刘邦，而刘邦的亲家项伯则起身舞剑护住刘邦。由于项羽犹豫不决，刘邦得以逃脱。司马迁的《史记》中详细记载了鸿门宴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形象生动鲜明，组织周密严谨，语言精练优美。鸿门宴之后，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项羽最终在乌江自刎。后人也常用“鸿门宴”一词比喻不怀好意的宴会，鸿门宴的影响延续至今。
东晋永和九年春，王羲之邀请了41位亲朋好友，在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兰亭聚会宴咏。有26人作诗，一共写了35首。王羲之乘兴而书一篇序，即《兰亭集序》，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王羲之就是晋代书法的杰出代表，后世尊为“书圣”，其《兰亭序》法帖也被尊崇为“天下第一行草”。据传，唐太宗李世民痴迷王羲之书法，曾三次向王羲之第七代传人僧智永的弟子辩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一再矢口否认。唐太宗无奈派监察御史萧翼乔装潦倒书生，与辩才结成忘年交，取得他的信任，然后趁辩才不备，偷取《兰亭序》，回长安复命。相传，唐代画家阎立本根据这个故事，画出了《萧翼赚兰亭图》。无论是《兰亭集序》还是后来的《萧翼赚兰亭图》，都是我国艺术史上的瑰宝。可见小小的兰亭宴承载了多少的历史故事。
韩熙载，北海人（今山东省青州市），五代十国南唐名臣。南唐后主李煜即位后，任命韩熙载为吏部侍郎，韩熙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颇有抱负，然而朝廷内部相互挤压，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于是生活上奢靡放荡，纵情声色，经常在家中夜宴宾客。有人说韩熙载每晚都召集大臣在家聚会，有结党营私的企图。李煜遂派御用画家夜探韩府，回来后绘制了《韩熙载夜宴图》。该画详细描绘了歌舞升平的宴会场面。李煜看后消除了戒心。目前《韩熙载夜宴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时，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一直念及你们的功德。然而，当天子太过艰难，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的部下如果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姬，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杯酒释兵权宴是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被视为历史上的宽和典范。
《最后的晚餐》是达·芬奇历时3年为米兰格拉齐圣母修道院的餐厅所作的壁画，内容取材于《圣经》中犹大出卖耶稣的传说故事。传说，耶稣曾在耶路撒冷的神殿上猛烈抨击伪善的人，说他们是毒蛇的子孙，因此遭到这些人的极端仇视，他们决定处死耶稣。耶稣的门徒犹大在恶势力面前叛变，出卖了耶稣，在逾越节（犹太民族的主要节日）的晚上，耶稣已预知自己死期将至，和12个门徒共进晚餐。而《最后的晚餐》着重刻画的是耶稣门徒在听到耶稣说“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的一刹那所表露出来的不同的神色、表情和反应。《最后的晚餐》的构图并不复杂，基本是一条直线上穿插变化，但单纯中见丰富才是这幅画的难能可贵。特别是巧妙的构图和独具匠心的布局，使画面上的厅堂与生活中的饭厅建筑结构紧密联结在一起，使观画者感觉画中的情景似乎就发生在眼前。而且，画家不是照搬生活中围坐就餐的布局，而是让人物一字排开，都坐在桌子一边，面向观众。这一创造性构图，使画面更加集中，更加完美，更具有形式美，并且起到了突出主题的作用。画中的13个人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既突出了耶稣的主要形象，又层次分明地刻画出每一个人的外貌和性格特征。在空间及远近法的处理上，画家巧妙又精确地运用了透视法则，把一切透视都集中在耶稣头上，在视觉上使他成为统辖全局的中心人物。在光和影的处理上也颇新颖，他利用建筑物的光源，耶稣背后窗口透进来的阳光，使耶稣和众门徒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下，照在耶稣头上形成了自然的圣光，而使犹大的脸部处在黑暗的阴影之中，以此来表示正义与邪恶的势不两立。这幅宏大的壁画，严整、均衡而富于变化，整体上看构思精巧，情节紧凑，典型人物塑造得逼真、生动，表现手法极为高超，体现了画家精湛的绘画才能。《最后的晚餐》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世界美术宝库中最完美的典型杰作之一，是名副其实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