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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中医药文化认同的研究逐年增加（图1.1）。鉴于目前中医药文化认同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亟待对中医药文化认同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由于中医药文化认同问题的深刻性和庞杂性，本节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从基本概念“认同”开始，对有关认同的研究、文化认同的研究和中医药文化认同的研究进行综述，并以此为基础对关于中医药文化认同未来的研究问题和思路进行总结与讨论。
图1.1 中医药文化认同研究论文的发表趋势（统计源为中国知网）
对“认同”的关注与研究由来已久，在各学科领域被广泛应用。目前，直接围绕“认同”问题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认同的概念界定与理解、认同的层次和类型、认同的特点等。
在研究领域内，Freud最早提出“认同（Identity）”这一概念。他将认同“看作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此外，在后续研究中，有人曾分别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角度来讨论“认同”概念，并认为认同是某一或某些社会成员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通过对“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自认为或被认为属于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同一性和归属感 [15] ，也有研究在梳理了众多文献的基础上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来尝试理解“认同” [16] 。如在心理学方面，“认同”是一个用来表示主体性、归属感的概念，它是维系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在社会学方面，“认同”是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是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
另外，为了更好地理解“认同”，国内学者李素华 [17] 从词源角度予以分析，指出“Ident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idem”，有相同之义；在英文中既包括客观的一些相似或相同特性，又包括心理认知或活动上的一致性。而在古汉语中，“认”有3种含义，分别是：认识、辨明；认为、当作；承认。“同”亦作3种意思解释：相同；共同；干预、参与。在现代汉语中，“认”作为多义字包含4种意思：认识、分辨；没有关系而建立某关系；同意、承认；认吃亏。而“同”的含义有3种：同样、一样；跟……相同；共同、一起。总体而言，基于以往研究对认同概念的界定与探讨，可以明确的是，“认同”应包含“认识辨明、同意承认、共同参与”。这一理解也为在本书后续研究中明确“中医药文化认同”的操作化定义，梳理和分析对应的维度及构念奠定了一定理论基础。
随着人们对“认同”问题研究的深入，更多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从各自角度展开对“认同”的研究，渐渐地形成了与认同相关的理论分野，从而延伸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认同概念。以Cooley和Mead等人的早期系列研究为代表，以符号互动论为基础的认同理论（Identity Theory）最先形成。该理论进一步发展了符号互动论倡导的“自我（Self）”概念，也充分反映出美国微观社会学对微观“角色（Role）”的普遍关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欧洲社会心理学派为代表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开始形成，其代表人物Tajfel [18] 和Turner [19] 通过最简群体实验范式（Minimal-group Paradigm）的提出以及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的发展，为社会认同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较认同理论而言，社会认同理论呈现出与个体主义的美国社会心理学不同的理论视角，而更多地表现出对“宏观社会”的关注。由此，认同便常被作为两个层次来看待，即“个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实际上，Tajfel和Turner在他们的研究中也对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做出过区分。社会学家Mol [20] 也曾指出，认同包括个人层次和社会层次。在个人层次方面，“认同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据的稳固方位”；在社会层次方面，“认同是一个基本的及普遍拥有的信仰、模范及价值的综合”。国内王成兵 [21] 在论述对当代认同概念的理解时，认为所谓认同即是以“我”为圆点去看待他者，其中包括纵、横两个向度，纵向而言涉及“主我（I）”与“客我（Me）”关系，横向而言涉及“主我”与“非我”关系，前者与自我认同对应，后者则与社会（群体）认同对应。他认为，自我认同是个人依据其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属一种内在性认同；而社会（群体）认同是人在劳动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的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的态度。
虽然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均强调作为社会建构的“自我”的社会属性，且都认为正是这个“自我”分化成了属于特定实践活动的多重认同，但在关于认同的多重性即认同类型方面，目前还未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认识。心理学家Erikson [22] 认为，认同包括种族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集团认同、文化认同等。国内同样有研究展开过关于认同类型的讨论，指出认同包括基于地缘关系的地域认同、基于文化特征的宗教认同、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族认同、源于政治归属的国家认同 [15] 。有学者认为，认同可以是国家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还可以是组织认同、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 [23] [24] 。方文 [25] 也曾在其研究中将认同分为元认同、文化/族群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
基于多重认同或认同的多重性，学者们后续又具体开展了关于不同类型的认同研究，其中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均为重点研究对象。许多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甚至通过运用社会认同理论来分析和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民族、语言、宗教等方面的心理认同问题 [26] [27] 。国内也有很多研究者指出，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通过对过往研究的梳理，认同从总体上应分为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两个层次，同时认同又包括多种类型，即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文化认同、组织认同。由于这些认同并不仅停留在对“微观角色”层面，而是表现出更多的对“宏观社会”的关注，故它们应归为社会认同层次。因此，本书的后续研究主要是在社会认同理论框架下展开对中医药文化认同问题的分析。
国外学者Morley和Robins在分析认同概念时指出，认同涉及排斥和包含，而差异性是认同的重要特征 [28] 。国内有研究 [15] 在从多角度分析认同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了认同的多项特征：
①互动性，即认同须通过主体对“我群”和“他群”加以区分才能产生。
②归属性，即认同强调主体对其所属社会群体的情感态度及行为倾向的一致。
③动态性，即认同是一个过程，随着场景的不同不断变化，从而指向的具体内容也会不同。同样地，在张向东的研究 [29] 中，认同被认为是同时揭示了“相似”与“差别”，一个人的前后同一性或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构成与他人或他群的差别。李素华在其研究 [17] 中指出，认同是复杂的社会过程的结果，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都是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建构的；人处于政体之中，制度的变迁会改变个人和集体的政治文化认同；理解和解释认同问题需要考虑这些复杂现象。认同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的，认同随着社会制度、利益的改变可以得到重塑。比如，从个人领域来看，认同是家庭、住所、社区中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在公共领域，认同体现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认同可以理解为记忆和当下之间的动态平衡。由于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多种认同集于一身是可能的。因此，认同概念具有3个基本特点：社会性、可共存性和可塑造性。关于这一点，McGuigan认为“认同”“群体”和“民族”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想象中的自我建构。在后现代环境下，它们被顺理成章地放在全球化文化相关的关系上来处置。认同是不断变化的。未来的趋向是，随着经济和文化风貌的跨国化的发展，它们可能日益侵蚀这些认同，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 [30] 。Giddens [31] 和Martin [32] 也早已在他们各自的研究中提出了认同的可塑性，强调了认同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目前，现有研究在对文化认同的理解和界定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其往往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概念紧密联系。概括而言，国外研究表现为对文化认同的两种理解：一种侧重于文化认同的社会层面，如Phinney [33] 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体对特定民族或特定国家的归属感及心理承诺，Padilla等 [34] 指出文化认同是个体与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种侧重于文化认同的个体层面，强调文化认同是处于某文化群体中的个体对自我知觉和自我定义的反映 [35]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将某一文化系统（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地以此系统为标准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的过程 [36] 。而赵菁在其研究 [37] 中指出，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或个体受其所属的群体及文化的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可或赞同。值得一提的是，陆玉林在一项研究 [38] 中将文化认同分为事实性文化认同和建构性文化认同两个层面，认为不同于事实性文化认同关注对既存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态度，建构性文化认同侧重的是在现实交往中建构起来的文化认同，它可能是对某种普遍原则和观念的接受，也可能是创造某种新的观念、新的精神；同时，强调作为两种主要文化模式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事实性文化认同的对象。钟星星 [39] 则将文化认同直接界定为个体对文化的认可和接受，并强调不同语境的文化所对应的认同概念是不同的，那么文化认同的指向就有所不同，主要包括3种情况：一是，把文化看作人类文明成果的总和，亦即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此种语境下的文化认同指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的是对凝结在人类活动产品中的人类精神的思考。二是，把文化等同于体现一定阶级的阶级意识。在这一层面上，文化体现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反映了特定阶级的阶级意识形式。在此意义上，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及民族认同联系紧密。三是，把文化看作排除人类物质创造活动及物质产品之外的人类精神产品，即把文化看作包括知识、科学技术、制度规范、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审美旨趣、艺术、信仰、宗教等。在这一维度上，文化是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产物，既不同于文明那么广泛，也不同于意识形态那么狭隘，包含了人类特有的精神，也指向了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如此一来，此类文化是一定群体创造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体现了该群体的特点、价值和存在意义。这种意义的文化认同，则更多地体现人对社会精神活动沉淀下来的固定文化模式的认可和接受。该观点与陆玉林研究 [38] 中所提及的事实性文化认同较为一致。另外，还有一类定义和理解较偏向于心理学领域，且这类定义更多地出现在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中，首先强调“认同”概念与态度、价值观等有密切联系 [23][24] ，而态度则包括认知、情感、行动或行为意向 [40] 。接着，据此认为文化认同隶属个体的价值系统，可以通过态度心理结构展现，具体指个体基于不同文化的接触和实践，以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各种文化事项作出的认知判断、情感依附、行为选择和调整倾向 [36] [41] 。总体而言，这类定义具有一定操作意义，为相应的调查研究、实验操作和定量分析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关于文化认同的特征，Belay [42] 认为文化认同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对照性、互动性和多样性五大特性；与此同时，Collier [43] 则更为详尽地归纳分析了文化认同的七大特质，它们包括：文化认同是一个自我宣称的认知；它建立在个人的与社群的联结关系形式之上；它浮现在人们互动信息的内容与关系层面；它经由符号与规范来表达；它经由认知、情感与行为的表现；它在不同情境下显现出不同的变异程度；它既持久又具有高度动态性。基于认同的复杂性和文化的社会属性，国内研究 [24] [27] [38] 普遍强调文化认同具有多维性和可变性特征。事实上，以上关于文化认同的特征概括几乎延续了以往对认同的特征分析，使得在进行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时必须充分关注“差异性”，关注具体研究情境下的“同”和“不同”这对关系；同时，还必须关注除文化认同的事实性特征外的建构性特征。正如陆玉林在其研究 [38] 中所指出的，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意义的事实性文化认同亦具有构建性因素。
随着文化认同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不断尝试解析文化认同的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开发设计了相应的测量工具。此类研究较多出现于民族认同领域的研究之中。例如，Suinn等 [44] 在利用文化适应理论研究亚裔美国人的文化认同时，设计了一个包含21个测项的SL-ASIA量表，用以测量认知、行为和态度。随后，Phinney在其研究 [45] 中设计开发了MEIM量表。该量表也一直被许多其他后续研究直接或间接引用。MEIM量表共包括20个测项，其中用14个主要测项的加总均值来测量文化认同水平，5个测量A firmation and Belonging（肯定），7个测量Ethnic Identity Achievement（实现），2个测量Ethnic Behaviors（行为）。后来，Phinney和Ong [46] 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一起开发了MEIM-R量表。该量表更加简洁，仅用6个测项考察文化认同的两个维度，分别为Exploration（探索）和Commitment（情感承诺），但又指出该量表中未予以考虑的Behaviors/Practice（实践行动）、Values/Beliefs（价值信念）、Attitude（外显态度）可以根据具体研究情境进行考察，从而用以测量文化认同。此外，Umaña-Taylor等人 [47] 在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也开发了一个包含17个测项的EIS量表。在该研究中，文化认同同样被解析为Exploration（探求）、Resolution（认定）、A firmation（情感）3个维度，并分别用7个、4个和6个测项进行测量。
国内关于文化认同结构和测量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具备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量表设计和开发；部分涉及文化认同变量测量的研究多是直接采用MEIM量表，或仅以MEIM量表为基础稍作简单调整。而在少数涉及文化认同结构的研究中，王沛 [41] 分析了民族文化认同的测评维度及内涵，具体维度包括文化符号认同、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文化认同。其中，文化符号认同是从意义化实践活动出发，测量人们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实践过程及其成果的物质形式、语言文字、生活事项等表意符号的态度倾向。文化身份认同则是从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层面，观测人们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态度、评价、归属倾向和情感依附。而价值文化认同考察的是在自我意识方面，即人们对特定文化群体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接纳程度。关于这样的结构解析，在陆玉林的研究 [38] 中也有所体现，他指出文化认同至少可以区分为国家和民族、小群体以及个体3个层面，与其对应的是历史的、社会的和心理的3个不同维度。
钟星星 [39] 根据文化认同的程度将文化认同分为3个层次，分别是文化形式的认同、文化规范的认同及文化价值的认同。文化形式的认同是文化认同的表现层，指的是人们对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方面的认同，通常是通过某种物质产品和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例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工业文化、技术文化等，都是文化的日常表现形式。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接触最多的就是这些形式文化。文化规范的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保护层，指的是对长期以来形成固定规范的文化的认同，对规范的认可往往就是把自身变成这种规范，而规范的最大特点就是约束性，因此文化的制度认同就是约束各种不符合规范的文化认同，使整个文化认同按照规范运行。文化认同的轴心层就是文化价值的认同，包括对文化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认同。
其中，文化的形式认同与社会实践联系最为紧密，是社会环境变化的显示器。文化的形式认同也对文化的制度认同与文化的核心认同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文化形式的认同体现了深层的文化认同，同时人们深层的文化认同必须通过各种对文化形式的认同表现出来，体现为人们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对一些物质文化的接受和认可。没有对文化形式的认同，就难以确定人们的核心文化认同到底是什么。因此，文化形式的认同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体现了文化核心认同的影响，不断实践着文化的核心认同；另一方面，又给文化核心认同带来大量的现实素材，不断冲击着人们文化认同的核心层。国内这些关于文化认同结构的讨论也为开发设计中国具体研究情境下的文化认同量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国内外关于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认为文化认同一方面受到自然、个体生理和心理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传媒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社会文化机制是文化认同建构最主要的资源。对此，有研究 [48] 指出，文化认同的建构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文化认同的建构往往是以一种或几种资源为主。例如，如果将人类社会概略地划分为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3个阶段，在前现代社会（原始社会和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家庭是文化认同建构的基本单元，血缘关系、宗教观念或宗教信仰则是维系文化认同的主要因素。进入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成了文化认同建构的主要资源。而在以信息传播技术进步为表征之一的后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技术进步的产物—大众传媒上升为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资源。同时，从考察上述4类文化认同建构资源在特定历史时期于文化认同建构中发挥的作用或其功能的稳定性及易变性来看，自然条件资源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因而成为文化认同建构相对稳固的基础。生理机制和心理机制较自然条件在微观上（如具体到某个群体或个体）表现出随情境而变化的易变性。但是，从宏观上或一般意义上讲，它们则表现出了一定的惰性，呈现出人类总体的某种共性和规律性。社会文化机制包括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传媒等不同要素，其中，语言和文化遗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而价值观念体系和大众传媒却表现出较大的变化性。由于社会发展和媒介技术进步的推动，大众传媒的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改变和重塑着社会的媒介环境。在一项关于中国青年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中，陆玉林 [38] 首先将文化认同区分为事实性文化认同和建构性文化认同，然后以此为基础指出，文化认同一方面受到诸如家庭背景、职业、身份、地域、阶层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非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如个体品位和消费方式等。而在其他多数研究中，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文化认同是文化主体的自然品格、历史叙事、媒介表征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源于地域、种族、血缘等自然生理条件，又受到语言、价值观念体系、物质遗产、大众媒介等复杂的社会文化机制的影响 [49] [50] 。在前述诸多影响因素中，大众媒介近年来逐渐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和研究。在这类研究中，大众媒介被认为是文化认同重要的建构资源 [48] 。熊慧 [51] 将全球媒介传播同社会转型并列为文化认同问题研究的同步语境，认为大众媒介影响了主体对文化变迁的深广度的理解与评估，加速了新型文化认同的生成和扩散。而石义彬等 [52] 更是认为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已然成为一种仪式的大众媒介，正通过媒介符号权力的运作过程与机制，影响个体或群体文化认同的建构和维系。其运作过程和机制如下：
首先，大众媒介作为社会信息源，能够通过各种文化符号、话语、形象和解释框架等赋予现代人共同的意义和历史，给他们提供建构文化认同的素材。大众媒介传递的文化认同内容具有公开性和公共性的特点，它针对大范围的受众传播，并提供解释框架。这实则是供给了“统一版本”的文本和文本解读方式，能够赋予现代人共同的意义和历史，是现代人建构文化认同必不可少的素材来源。
其次，大众媒介机构作为社会文化机构和文化再生产机构，能够通过转化既有仪式和创造、传播、强化新的文化礼节和仪式等方式重组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给他们提供建构文化认同的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大众媒介能够将诸如奥运会开幕式、国庆阅兵式等既有的仪式纳入自身的传播体系，将之转化为“媒介仪式”。它也可以设计、生产与传播新的媒介仪式，吸引受众参与进来，营造“共同在场”的感觉，加强群体内部纽带相连的感觉。这为现代人建构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的象征资源和文化资源。同时，在这些媒介仪式中，大众媒介还可以集中地再现和建构文化认同。
最后，大众媒介获得了建构现代人文化认同广阔的空间。随着人类社会向“媒介化”社会转化，大众媒介对社会的渗透日益加强。在文化认同建构中，虽然尚没有实证数据表明大众媒介的发展导致了其他建构资源建构文化认同的作用受到限制，但是，大众媒介作用的扩张态势显而易见。此外，也有部分研究进一步观照了新媒体传播因素对文化认同的影响，尤其在关于青年群体和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相关研究中表现更为突出。这类研究普遍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新媒体通过对时空的压缩以及所制造的全球互动影响了文化认同的构建与重构。杨建义 [53] 从新媒体作为传播媒介、文化方式、生活方式3个方面分析了其对大学生文化认同的影响和具体表现。冉华和邓倩 [54] 则在借鉴社会认同理论并参考MEIM量表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互联网的使用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大学生对互联网的依赖度、使用时间和频次均与中华文化认同水平正相关。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在有关新媒体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作用方面持谨慎态度，指出新媒体既能有效地组织和强化既存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可能消解和改变文化认同，其对文化认同的影响作用表现为双面性，因而不能片面地放大积极影响面 [55] 。国内袁瑾 [56] 认为，由于网络传播的优势在于亚文化，故在建构和提升某种具有规模性的核心文化认同的过程中，网络媒介更适合作为一种主流媒体的重要补充。朱国庆 [57] 则更进一步以新媒介环境为背景，通过分析新兴电子媒介的特点及其对建构文化认同的作用，强调借助新媒体建构的文化认同不应仅停留于事实性文化认同层面，而应该更多地关注新媒体是否能够对建构性文化认同的形塑产生影响。实际上，在如何对待媒介和文化认同的关系方面，金玉萍 [58] 曾在研究中指出，由于认同是建构的，其具有多重性和选择性，并随着时间和社会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凡是关于媒介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必须放置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并防止用固定化、模式化的思维研究媒介对文化认同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既要关注被研究群体的特征和社会语境，也要关注认同的不同层次性问题。
随着文化认同问题研究的深入，其研究背景和具体语境也经历了相应的发展和演变。早期关于文化认同的讨论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认同领域的研究中，其中民族一般作两种意思理解：一种是民族国家，另一种是族群，即人种学意义上的某个具体“民族”。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后者，早期进行了大量的关于少数族群、移民及其后裔的文化认同问题研究。由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及难民问题的存在，国外学者对族群文化认同的研究延续至今。而国内对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与我国改革开放、全球化进程、社会转型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步调一致，先后展开了关于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研究、地方族群文化认同研究、国家认同或当代主流文化认同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认同研究、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认同研究等。特别是近10年涌现出了较丰富的研究主题，如青少年群体的文化认同研究、企业文化认同研究以及民族传统文化认同研究等，其中关于中医药文化认同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关注。
相较于文化认同理论研究，目前的中医药文化认同研究尚不系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限于国内学界且数量较少。归纳起来，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4个方面展开，分别是中医药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背景及原因、中医药文化认同的作用、中医药文化认同的测量调查及现状分析、中医药文化认同构建和提升的对策。
在关于中医药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背景方面，目前研究一致认为中医药文化深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也由此认为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危机是伴随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而产生的。例如，陈逸明等 [59] 在其研究中从文化认同视角观照和探讨了关于中医的废存之争，并指出传统文化在近百年来所遭遇的认同危机，也正是中医坎坷命运的注脚。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生命、疾病、健康等内容的文化体系，中医从基本概念到理论、方法，从思维方式到治疗手段都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西学东渐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占据优势统治地位，国人对中医药文化认同度很高。这种较高的认同度反过来又为中医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二者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支持的良性循环。随着西方科学的传入，以及整个社会思潮倾向于推崇西方文化，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地位受到动摇，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批判与抨击，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思想关系极为密切的中医药文化也遭遇了文化认同的困境 [14] 。
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时期。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攻击下，中国人被迫睁开眼睛看世界，人们开始从不同层面对中西社会进行反思。从最初的“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制度变革，再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无不暴露出在西方列强的入侵面前，传统文化的软弱无力。于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遭到质疑，传统儒家的价值体系遭到否定、怀疑和批判。传统文化在民众心中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也随之出现。自此以后，一批又一批有识之士为重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民族本位”与“全盘西化”成为贯穿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折射出中国人在建立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时所面对的巨大困惑。
再看中医学的近代命运，也面临了激烈的质疑和否定。国学大师俞越先生在1879年提出“废医论”的主张，喊出中医走向衰落的第一声，由于当时“中体西用”方针还有市场，并未引起什么响应。但进入20世纪，否定传统文化成为大潮，中医也在劫难逃。启蒙思想家严复于1905年指责中医“立根于臆造”，启动了连续数十年批判中医的思潮。次年便发生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紧接着便是五四精英们异口同声地口诛笔伐，从此“否定中医”在近半个世纪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影响民众对两种医学的认知和选择，而且从学理批判转变为社会舆论，进而转变为政府意志，终于演变为前后三次试图废除中医的行动，尽管均未得逞，也足以看出中医处境之危殆 [60] 。
中医面对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仪器设备时，“科学”仿佛成了中医的一道“枷锁”，他们试图通过现代科技、现代医学的角度去审视、诠释、探讨中医。为谋求中医的发展，学者们在摸索中提出了中西医解构重建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一元化”“中医药现代化”等发展设想，甚至期望通过基因、蛋白组学等现代化的实验手段使中医学直观化。这种实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中医学的科学性，但这与中医学的认知方法、研究方法完全不同，背离了中医的理论内核。面对这种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不断有学者质疑和反思，传统文化环境的破碎、中医认同度的降低是直接导致中医学的落寞和边缘化的原因，因而引发了近年来中医界对传统文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热潮 [9] 。
关于中医药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李春燕 [11] 主要从西方文化中心论、科学主义及其本土化、现代消费主义文化3个方面分析了中医药文化认同危机的文化思潮根源。乔宁宁 [14] 则基于传播视角从传播语境、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3个方面剖析了中医药文化认同困境产生的原因。著名中医文化专家张其成教授也曾指出，目前中医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本是文化认同的问题 [61] 。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用医学自身名义取消中医，即中医自身取消中医”。中医本身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然而时至今日，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忘掉”了自己的话语，丧失了自我主体地位。由此可见，乔宁宁、张其成等人都非常关切中医药文化自觉的重要性，认为中医药文化主体缺乏自我定位、自我识别和自我认同。这种“文化自觉缺位”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中医药文化认同危机的产生。此后，张宗明在其研究 [8] 中补充指出，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唯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以外，医疗市场化的冲击、中医教育的西化也导致了中医药文化基因变异，从而使其维护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功能有所削弱。总体而言，学者们在对中医药文化认同危机产生原因的认识上较为一致，在此，可以将这些归纳为危机产生的内因和外因。其中，外因主要包括西学东渐、以科学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盛行，以及受众的价值观变化等；而内因则主要指中医药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缺位”，表现为中医药文化自我识别模糊、自我定位摇摆、自我认同缺乏。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培养和增强公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是中医药事业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国人只有在文化上认同中医药，才能在实际行动中支持中医药发展，中医药才能获得更广阔的未来” [62] 。另外，有研究 [63] [7] 认为中医药学所肩负的已不仅仅是医学的本职，同时，还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传递。特别是，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是特色鲜明、极具开发潜力的中国元素，是营造民族文化认同的优秀载体。首先，中医学属于生态医学模式，其与生物—心理—社会这一现代整体医学模式在基本点上是相通的，这是其国际化的一个基础。其次，中医这门在东方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实用技能，如今得到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欢迎。它的神奇疗效和中药产业已经在国际市场创造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最后，中医学对传播和推广优秀的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调和致中、大医精诚等倡导绿色、环保、和谐的核心理念对解决人类遇到的发展难题也有很多启发 [9] 。周铮 [64] 则进一步概括了增强中医药文化认同能够确保我国传统文化主权和安全，提升国家软实力以及扩大国家影响力，也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传统文化素材和支撑。而邓翠荣 [65] 甚至从4个方面分析了通过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培育是如何推动我国文化领域统战工作开展的。总体上，目前研究普遍认可并强调中医药文化认同在多领域中的积极作用。
与单纯运用文献研究方法不同的是，部分研究者开始尝试利用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来对中医药文化认同水平实施测量，借此揭示我国民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例如，罗中华在一项研究 [12] 中，以甘肃省18个地市各级综合医疗机构在职医生为总体，通过随机抽样发放并回收了471份有效问卷，结果发现甘肃省医生对中医药的认同水平较高，在对比了2007年的数据后发现这一认同水平也有所提升。另外，该研究还进一步发现甘肃省医生对中医药的认同水平存在个体差异，具体在年龄、职称、学历、医疗机构类型及地区分布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王雷等 [66] 、郑晓红等 [67] 则以一个更大的样本规模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考察了大众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认知和认同。其中，郑晓红的研究发现民众对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认同度总体较低，且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及所在地区相关，具体表现为：年龄越大越认同、女性更认同、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同、医务工作者更认同、城镇居民认同度更高。而王雷则发现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的认知程度和年龄并不显著相关，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而在学历、职业方面呈现出了差异。随后，两人也都分别根据各自的发现和结论作出相应讨论和对策分析。
尽管目前上述类型的文献数量不多，但却为中医药文化认同的理论研究开辟了不同的视角和思路，丰富了中医药文化认同理论的框架和内容。同时，目前此类研究的确也存在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研究中测量工作所依托的量表是否可靠？例如，罗中华在研究中主要通过德尔菲法形成问卷中的问项，使问卷的内容效度得到一定保证，但却忽略了其他的效度问题（如建构效度、区分效度、准则效度等）以及信度问题。而王雷等和郑晓红等的研究采用的是同样一个大样本，问卷的调查问项也相同，但在某些方面却得到不同的发现和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反映了量表的信度问题。
相对而言，多数学者在各自研究中都展开了关于如何构建和提升中医药文化认同的探讨。部分研究者从教育角度展开讨论，如黄梅、沈济人 [68] 及颜涛等 [69] 分析了如何改进中医药文化教育工作来营造良好的中医药文化氛围，通过构建多层次的青少年中医药文化教育体系，广泛开展中医药思想教育和中医药文化传播，形成并不断完善青少年中医药文化教育课程体系，从而实现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帮助青少年树立科学的生命观、健康观，引导青少年全面了解和认识中医药文化内涵与文化体系，以提升青少年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而另有部分研究则从跨文化认同角度进行分析，如李春燕 [10] [11] 强调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要通过“发掘、重构、输出”的三步走策略提高世界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首先，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利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积极发掘出中医药文化中的优势，对中医药文化的特色进行批判性认同，在同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正视外来文化的冲击，正视外来文化的优点。其次，在理解、宽容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构中医药文化，使中医药文化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要求、全球化的要求相适应。最后，积极输出中医药文化，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和提升中医药文化认同，使中医药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重要的一份文化资源。研究中还指出，提高中医药文化认同水平的前提是要加强中医药文化自觉；基本保障则是要完成在继承中实现中医药文化创新；必要手段是要争取在和“他者”文化的协调中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张力。周铮 [64] 也从3个方面总结了促进中医药跨文化认同的策略思路，强调首先要明确和保持中医药文化本真性，以此为基础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过程中输送自身合理、优异的特质，如独特的认知方式、思维角度及融洽的伦理关系等。在这些对策探讨中，“文化自觉”“文化本真性”，以及“输出”“输送”均被提及，对此后续研究也大多是在观照到这一点的基础上继续展开关于解决中医药文化认同问题的策略讨论。张宗明 [8] 在分析总结了中医药文化基因的内容之后，强调要通过传承与传播中医药文化基因来培养中医学子的文化自信、提高中医工作者的文化自觉、提升民众的中医药文化认知度和认同感，从而化解目前的中医药文化认同危机。而乔宁宁 [14] 则将“Culture Identity”理解为文化身份，讨论了中医药文化身份的建构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适应问题，认为中医药文化在异域文化圈中的身份建构与确立，可以尝试将西医对中医的文化认同转变为中医在西医文化语境中的价值适应，实现从异域文化这面“镜像”中寻找自我的认同并予以强化。以此为基础，在中医药跨文化传播中，首先，尽可能选择可以反映、折射具有通俗价值的美、和谐、生态、仁爱、平等的角度来向世界阐释自我。其次，面对媒介或公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负面评价及存在的问题，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而应以客观且积极改进的姿态去言说和表述。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多种文化的优秀成果来发展中医，积极发掘中医药文化的比较优势，促进中医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更多的理解与认同。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来中医药文化认同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相关研究逐年增加，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中医药文化认同领域的研究可以尝试从以下4个方面加强和突破：
首先，厘清和明确中医药文化认同的概念。突破对中医药文化内核价值的单一讨论，对中医药文化认同的理解应尝试借鉴关于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在认同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框架下，确定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层次和类型。根据前述文献梳理和理论回顾，从社会认同层次，并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角度去考量及分析，将有助于加强对中医药文化认同概念的理解、明确其操作化定义，从而也有利于对中医药文化认同水平的规范测量。
其次，开发中医药文化认同量表，实现中医药文化认同水平的测量。针对目前中医药文化认同测量的规范性问题，借鉴文化认同内涵、结构及测量的相关研究，可以明确中医药文化认同这一构念的维度应包含对中医药文化的认知判断、情感依附、行为选择或调整倾向，而且该构念维度也与文化认同SL-ASIA量表、MEIM量表、EIS量表等较为一致。这些都为开发和设计中医药文化认同测量量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有助于调查了解民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现状。
再次，进一步探究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在目前研究集中对中医药文化认同危机根源做宏观层面分析的基础上，尝试结合关于文化认同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从中观甚至微观层面探究有关变量对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影响，如此也能为中医药文化认同构建和提升对策提供客观依据。这些因素将包括但不限于年龄、家庭背景、职业、个人价值观、历史叙事、媒介文化表征等。特别是在受众年轻化更迭的新时代背景下，新媒介以及媒介融合式的文化表征对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动态性建构作用尤其值得关注和加强研究。
最后，在遵循文化认同的建构性特征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中医药文化认同的构建和提升对策。目前的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多数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探讨中医药文化认同提升对策，然而面对在国内年轻人，甚至中医药从业者中都出现了“轻蔑中医、不信中医、不用中医”的现象时，中医药文化认同的内部问题也不容忽视。未来研究应充分把握中医药文化认同的互动性、动态性及可塑性等特点，关注历史叙事、媒介文化表征，尤其是新媒体传播对提高青年群体中医药文化认同的积极作用，加强利用跨学科理论，如科学传播理论、文化表征理论和媒介融合理论等对新时代下中医药文化认同构建和提升的方法、方式和路径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