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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风险评估在操作上通常采用IT支持技术，通过软件来收集并跟踪反映个人健康状况的各种信息，为受检者提供个人健康信息清单、个人疾病危险性评估报告、个人健康管理处方及如何降低和控制危险因素的个人健康改善行动指南。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在个人与医生之间建立交流平台，从而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以成年人为主要人群的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癌症等主要慢病的发生和发展。
健康风险评估于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健康保险行业随着慢病健康管理而兴起，被作为一种增进健康意识及促进行为改变的工具使用，也常用于规划卫生教育课程或订立健康促进计划目标。简单地说，健康风险评估是一种将大量的流行病学数据与个人数据相比较以推估个人患病或死亡风险的运算过程。
健康风险评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从单病种死亡风险和危险因素识别，逐步成为多维度模型化的健康风险诊断。健康风险诊断包括4个步骤：第一步为慢病风险人群的识别；第二步为慢病发病及终生风险评估、相关心身疾病风险因素（简称中间风险因素）识别；第三步为疾病补充筛查后的二次评估；第四步为指导预防性控制计划并循环实施。
我国健康管理从2005年开始探索，健康风险评估起步也较晚，尤其在健康风险评估科学研究与应用实践转化领域需要借鉴、学习、探索。值得欣慰的是，借鉴美国健康风险评估应用，我国健康风险评估与诊断通过多年的努力，正在逐步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一）美国健康风险评估的发展历史
健康风险评估是开展健康管理的基本工具与核心技术。在美国，正是健康风险评估的出现，引发了对人群开展健康管理的需求急剧增加。健康风险评估技术的发展，使得健康管理发展为介于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之间的一门多学科前沿交叉，跨行业协作综合管理科学，形成了既包含而又有别于流行病学、统计学、行为医学、预防医学、社会学、心理学、营养学、体育学、健康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一门边缘科学。
1.健康风险评估产生背景
（1）疾病谱悄然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变迁、现代医学的普及发展，有力地遏制了传染病的猖獗，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显著延长了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发达地区与国家完成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转变。伴随着这些发展与转变，心脏病、癌症、中风等与人类社会自身生活紧密相关的疾病，取代了传染病、炎症，成为影响人们生存与长寿的最主要敌人。
美国1900年至1960年排在前10位疾病的死亡率发生变化。在这60年间，心脏病由第4位上升为第1位，成为危及美国人生命的头号杀手：其死亡率由每10万人死亡137人增加至每10万人死亡369人；心脏病占美国人口死亡率的比重由1900年的8%剧增到1960年的39%。
回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因医学科学的局限，对心血管病因和有效治疗措施的认识几乎是空白，心血管疾病仍被认为像车祸、自然灾害那样无法控制的偶然事件。面对肆虐的心血管疾病，人类还在祈祷上帝的拯救。
（2）值得铭记的弗莱明翰和罗宾逊医生“心脏”故事
弗莱明翰心脏研究始于1948年，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该研究旨在发现慢性病的原因，核心是健康风险评估。经过近80年的研究，弗莱明翰心脏研究对人类健康的贡献无法估量，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10年以上。路易斯-罗宾逊博士是该研究的杰出代表，他首次提出了健康风险评估的概念，并将其纳入医疗实践。这项研究促进了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之间的有机结合，为心脏病的防治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指导。罗宾逊医生提出的心脏病与部分癌症风险评估模式得到了美国心脏医生及整个医学界的认可，将其纳入医疗实践，并将疾病死亡率、患病率与其诱导因素的量性研究模式引入到对其他疾病的死亡率、患病率研究。健康风险评估缩写HRA，一直延续使用至今。
2.发展里程碑
（1）第一代健康风险评估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加拿大卫生与福利部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相继组织了医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生物统计专家、健康教育专家合作，制订了健康风险表，将各种不同的危险因素及与其相关的疾病罗列在一起，以计算个人不同程度的危险因素对各主要疾病死亡率的影响。
第一代健康风险评估根据不同性别、种族的美国人的年龄与主要疾病及总体今后10年的死亡率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疾病与不同的致病、致死危险因素的不同性别与年龄的相互关系，进行运算，指出个人的生理指标、家族与个人病史、个人所选择的生活对于其总体健康、个人寿命的影响及危害。
美国第一代成年人健康风险评估的关键指标是实际年龄、健康年龄、可达最低年龄。其目的是通过健康年龄的表达，实施健康教育，帮助公众认识个人可控制的健康危险因素，如生理指标、生活方式、心理因素对个人健康与寿命的影响，从而增强自我关切健康的意识，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提高自我健康管理的责任感。
①健康年龄：具有相同评估总分值的男性或女性人群的平均年龄。
②健康年龄获得。受评估者的评估危险度要和同年龄、同性别人群的平均危险度相比较，如果某个人的评估危险度与人群平均危险度相等，则他的健康年龄就是其自然年龄。如果某人的评估危险度高于人群平均危险度，则他的健康年龄大于其自然年龄；反之，若评估危险度低于人群平均危险度，则其健康年龄小于自然年龄。
③在评估报告上，也可以通过计算不同危险因素的贡献比例来反映通过矫正不同前期暴露因素而“可争取到的健康年数”。
④需要注意的是，当所有建议的改变（修正）都完成，或者受评估者目前的情况已经很完美时，评估危险度就等于理想危险度（也称年龄风险）。
（2）第二代健康风险评估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EMORY大学的卡特中心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共同推出了第二代健康风险评估。第二代健康风险评估基本沿用了第一代健康风险评估的理论模式，根据年龄与死亡率的线性关系，利用个人的健康危险因素估算健康年龄与理想健康年龄的基础上。第二代健康风险评估的主要依据不再是单纯的疾病死亡率，而是在更大程度上针对不同疾病的患病率或者整体健康状态。以密西根大学健康管理研究中心的健康风险评估为例，其健康风险评估问卷，涉及的层面更加广泛，问题也更加深入。由200多位顶尖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医学专家参与，实施健康风险评估的疾病种类由26种上升到44种，而用于计算每种疾病的估算方法，采用了当时最新的医学科研成果。
第二代健康风险评估造就了一大批以健康风险评估为基本工具、开展健康促进活动的公司与研究机构，其中包括密西根大学健康管理研究中心。这些健康管理机构以健康风险评估核心技术指导健康促进，遏制医疗卫生费用飞涨，在企业的运用以提高雇员人群生产力为目的，由此“健康管理与生产力发展”项目在美国的企事业机构蓬勃开展起来。这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社区里广泛开展健康管理的初衷大相径庭，真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慨。也就是这个时期，“健康管理与生产力”与健康保险业结合建立第三方购买服务模式。
第一代与第二代健康风险评估相比，第二代在美国健康风险评估市场流行的健康风险评估，更强调了个性化、易懂化、可比性、可行性、教育性。基于第二代健康风险评估的风险因素至今沿用，称为慢性病传统危险因素。
健康风险评估涉及的内容包括以下7个方面：
①生活方式：吸烟、饮食、喝酒、驾驶、体育活动、睡觉、药物使用；
②心理因素：对生活、工作、个人健康满意度、生活、工作压力及压力处理；
③生理指标：身高、体重、血压、胆固醇、血糖；
④个人病史：心脏病、癌症、糖尿病、慢性气管炎、过敏、腰痛、失眠、高血压等；
⑤家族病史：心脏病、癌症、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
⑥人口统计：年龄、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居住地、工作种类；
⑦其他：使用健康资源的程度、使用医疗卫生资源的程度、岗位脱岗率。
（3）第三代健康风险评估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预防临床结合的日益紧密，以及超声、CT、核磁等医学检查飞速发展，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为代表的健康风险评估权威机构将健康风险评估逐步发展成为健康风险诊断及管理。
健康风险诊断及管理基本要素包括以下内容：
①健康风险诊断：
a.慢病风险人群识别。
b.健康风险分类分层评估与相关危险因素汇总。
c.较高风险人群相关疾病补充检查及其二次健康风险评估。
②健康风险管理：
a.慢病发病诱发因素控制。
b.慢病发病及其终生风险的管理，如冠心病、缺血性脑卒中发病及终生风险趋势的控制，其控制方法在充分肯定生活方式非药物处方标准化的基础上，明确了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无症状癌症早期高风险化学预防的重要性。
c.慢病健康风险控制与效果评价。
回顾健康风险评估里程碑，展现出健康风险评估引领健康管理的历史实况，健康风险评估的历史就是健康管理的历史。可以说，没有健康风险评估就没有健康管理。健康风险诊断的兴起是继“第一次临床预防伟大的弥合”后第二次临床预防变革，实现了健康风险评估从单病种彻底走向系统慢病“多因一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相互叠加”的慢病多因素心身健康风险综合评估与筛查，为指导群体与个体系统慢病风险控制与临床标准化管理，提供了更加准确的规范化科学依据。
（二）中国健康风险评估发展历史
基于流行病统计学的健康风险评估研究，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人们的经济收入有了大幅提高，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使得食品和商品供应极大丰富，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1.心血管病蔓延“流行”
国人低钠高钾、缺乏营养的饮食结构，向高热高脂肪的富营养饮食结构迅速转变，加上吸烟、饮酒，汽车代步缺乏运动等因素导致了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超重肥胖“三高一重”人群明显增加。而“三高一重”相互叠加作用促使当时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死亡率迅速上升。心血管病正如40年前的弗莱明翰小镇一样，无情地吞噬着改革开放正在富裕起来的国人的健康幸福。
当时，日益蔓延“流行”的缺血性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死亡率持续升高，相对匮乏的医疗资源难以应对。面对心血管病肆虐横行，我国杰出的心血管外科和心血管流行病学家吴英恺院士，在多年临床经验和研究的基础上，带领自己的团队开启了社区人群多中心、大样本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病的防治工作。这为以后基于健康风险评估的国人心血管病防治打下坚实基础。吴英恺院士对我国心血管病防治的贡献堪称中国的罗宾逊医生。
（1）我国早期的心血管人群防控
1975年，吴英恺教授在担任阜外医院院长期间开始从事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研究。他和陶寿淇、高润泉、刘力生、周北凡、吴锡桂等教授一起，带领一批中青年医务人员在北京石景山地区开展心血管病人群防治工作。此项工作也为1981年开始的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2）我国早期的高血压普查
1979年，吴英恺教授领导和组织了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90个城市和208个农村地区的高血压普查，总计普查人口达400多万。这是我国首次大规模同步进行并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的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其结果至今仍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证。
（3）世界卫生组织（WHO）与中国MONICA的历史性新研究结果（表2.1）
1982年，吴英恺教授任北京市心肺血管医疗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受原卫生部委托，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心血管病人群监测（WHO-MONICA方案）协作研究，之后又领导和组织全国16个省、市心血管病人群监测工作（CNA-MONICA方案），取得了我国人群心血管病发病率、死亡率、危险因素及其趋势的第一手资料，为我国和国际心血管病防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使我国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工作登上了国际舞台。
表2.1 WHO-MONICA与CNA-MONICA的历史性研究结果
注：来源于1984—1993年WHO-MONICA与CNA-MONICA的历史性研究结果。
WHO-MONICA方案和CNA-MONICA方案研究结果为心血管病防治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基础数据。这些信息对当时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疾病谱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的国家十分重要，时至今日对我国心脑血管疾病及其风险监测、评估、控制管理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中国缺血性心脏病研究
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始于1981年，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设立“冠心病、脑卒中发病综合危险度评估及干预方案的研究”课题堪称中国的弗莱明翰心脏研究。40年后，弗莱明翰小镇的“心脏”故事来到中国，落户北京和广东社区，开启了国人多中心的“心脏研究”。
（1）“中美队列”研究
该项目为中美两国政府间科技协作项目，研究选择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队列随访模式，将中国人群资料用于建立最优预测模型，目的是构建适合国人的预测模型。血脂测定直接接受美国心肺血管研究所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血脂标准化方案质控。为使资料能够与我国其他地区人群比较，我国在实施时决定将研究人群扩大至59岁，实际调查对象年龄为35~59岁。
（2）随访终点事件的设定
1987—1988年，对研究人群共计11155人进行了复查，史称“中美队列”。随访的主要重点事件是冠心病和脑卒中发病、死亡事件以及全死因死亡。事件的诊断标准基本参照WHO-MONICA研究。所有发病和死亡事件均经当地负责随访的医生做出初步诊断后，统一上报到专门的随访委员会，经讨论后做出最后诊断。
截至2000年，平均随访15.1年，共发生心血管病474人、冠心病事件105人、脑卒中事件382人，其中缺血性脑卒中266例。冠心病事件包括急性心肌梗死、冠心病猝死和其他冠心病死亡。脑卒中事件包括出血型卒中（包括蛛网膜下腔出血）、缺血性卒中和不能分类的脑卒中，但不包括小卒中（即TIA）和其他原因引起的脑血管病。
（3）“中美队列”启示与发展
当时，在我国这样一个冠心病相对低发、脑卒中相对高发的国家，如果采用冠心病发病率危险来衡量个体或群体的心血管病综合危险，显然会大大低估，不足以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时至今日，“中美队列”研究已经过去了40多年。随着近年来国人心脑血管疾病数据的完善，基于“中美队列”模型适合国人的脑卒中风险评估模型研究日趋完善，逐步开始在体检、临床推广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健康风险评估及管理发展。
任何一项健康风险模型都有其历史和研究的局限，“中美队列”的“最优模型的拟合”同样如此。慢病健康风险评估的“最优模型的拟合”与权重风险变量的排序筛选一直是从事健康风险评估研究的科学家们研究的热点、难点，甚至是一生追求的目标。从科学客观本质就是离客观事实更近而言，没有“最优”只有“更优”。随着近20年来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新的风险因素如血尿酸、同型半胱氨酸、载脂蛋白-a等的研究成果，基于弗莱明翰和“中美队列”衍生的健康风险评估“最优模型拟合”不断出现，我国健康风险评估的应用正在从单纯的流行病学研究，向预防临床弥合对接的路径转化。
（一）问卷和个体化体检收集健康风险因素
1.问卷
问卷是健康风险评估进行信息收集的一个重要手段。根据评估的重点与目的不同，所需的信息会有所差别。一般来讲，问卷的主要组成包括：
①生理、生化数据，如身高、体重、血压、血脂等；
②生活方式数据，如吸烟、膳食与运动习惯等；
③个人或家族健康史；
④其他危险因素，如精神压力；
⑤态度和知识方面的信息。
2.个体化“1+x”体检
在个体化“1+x”体检中，“1”代表基本体检必查项目，而“x”代表与不同疾病风险评估相关的体检项目，如血脂四项、血糖、血压、血尿酸、同型半胱氨酸、ABI等不同疾病发病风险相关医学体检项目。
通过问卷和个体化体检项目采集健康风险权重关键指标，建立疾病发病健康风险档案，为疾病发病风险评估提供变量数据和科学依据。
（二）风险计算
健康风险评估是估计具有一定健康特征的个人会不会在一定时间内发生某些疾病或健康事件结果。常用的健康风险评估一般以死亡事件为结果，由于技术的发展及健康管理需求的改变，健康风险评估已逐步扩展到以疾病为基础的危险性事件评价。因为后者能更有效地使个人理解危险因素的作用，并能更有效地实施控制措施和减少费用。
在疾病危险性事件评价及预测方面，一般有两种方法。
①建立在单一危险因素与发病率关联的基础上，将这些单一因素与发病率的关系以相对危险性来表示其强度，得出的各相关因素的加权分数即为患病的危险性。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不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是健康管理发展早期的主要危险性评价方法，目前也仍为很多健康管理项目所使用，比较典型的有美国卡特中心及美国糖尿病协会的评价方法。很多健康管理公司都是在这些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推出自己的评价工具。
②建立在多因素数理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学概率理论来得出患病危险性与危险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因其能包括更多的危险因素，并能提高评估的准确性，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模型在近几年得到了很大发展。这种方法所采取的数理手段，除常见的多元回归以外，还有基于模糊数学的神经网络方法及相关的模型等。这种方法的典型代表是弗莱明翰的冠心病模型。它是在前瞻性研究的基础上而建立的多因素关系模型，因而被广泛地使用。弗莱明翰模型也被很多机构用作建立其他模型的基础，并由此演化出适合特定项目的评价模型。
（三）评估报告
①个人报告：一般包括健康风险评估的结果、健康风险管理与评价、复查随访时间与建议。
②企事业单位人群报告：一般包括对受评估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概述、健康危险因素总结、建议的干预措施和方法等。
①评估风险：本次问卷与体检评估得出当前受检者的发病风险及终生患病风险趋势。
②平均风险：与受检者同性别、同年龄、同地区人群的发病及终生风险。
③年龄风险：也称理想风险，指仅考虑年龄增加风险因素，不考虑其他相关风险因素的理想状态下的发病及终生风险。
④终生风险趋势评估：一生中每个年龄段发病风险趋势评估。
⑤相对风险：包括评估风险与平均风险比较，指个体本次体检评估风险与同地区、同年龄、同性别的一般人群的发病风险的比较；评估风险与年龄风险比较，指个体本次体检的评估风险与年龄风险（也称理想风险）的比较。
1.个人健康信息管理
个人健康信息包括疾病史、家族史、膳食及生活方式、体力活动、体格测量、心电图检查和临床实验室检查等（附调查问卷）。
2.个人疾病危险性评价
个人疾病危险性评价指对个体主要慢性疾病（肥胖、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脑卒中等）的危险性进行定量评价，包括未来若干年内患某种疾病的可能性（绝对危险性）和与同年龄、同性别的人群平均水平相比，个人患病危险性的高低（相对危险性）。
3.个人健康指导
制订以降低及控制个人危险因素为目标的个体化健康管理处方及相应的健康促进措施并进行跟踪；按疾病危险程度分级，对高、中、低危的管理对象进行随访，跟踪危险因素的变化，对健康促进的效果进行评估，并及时调整健康促进措施。
（一）危险因素分类
慢性病致病的危险因素非常复杂，但大致可分为三类：
①环境危险因素，如气候、大气污染、水质等；
②行为危险因素，如久坐不动、缺乏蔬果、吸烟有瘾、过量饮酒等；
③宿主危险因素，如年龄、性别、肥胖、心理因素等。
宿主因素是人体自身生理或心理构成的一部分，当其影响慢性病的发生发展时就成为慢性病宿主危险因素。营养状况、心理特征、社会关系的质量和类型、药物滥用史、种族可能都是疾病的宿主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影响或构成了患者的精神和身体素质的一部分。例如，肥胖症也被考虑为许多其他疾病的主要宿主因素，包括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减肥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可能导致这些疾病的宿主因素。
（二）主要危险因素
慢性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包括不合理膳食、吸烟和体力活动不足，其次是病原体感染、遗传和基因因素、职业暴露、环境污染和精神心理因素等。慢性病的发生与流行往往不是单个因素引起，而是多个危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多个因素的作用，常常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简单相加，而是有交互作用和协同作用。
1.吸烟
吸烟可以引起多种慢性病，如心脑血管病、多种恶性肿瘤，如肺癌、食管癌、膀胱癌、胃癌、唇癌、口腔癌、咽癌、喉癌、胰腺癌，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
20世纪全球可归因于吸烟的死亡人数高达1亿，预估21世纪因吸烟导致的累计死亡人数将高达到10亿人（多数在中低收入国家）。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人。2018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其中男性吸烟率为50.5%。我国每年有100多万人因烟草失去生命。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预计到2030年将增至每年200万人，到2050年增至每年300万人。
2.饮酒
饮酒与很多癌症、肝脏疾患、心血管疾病有关。在大量饮酒的人群中，肝癌的死亡率可增加50%；在中度严重饮酒者中，高血压的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群；酗酒可增加脑出血的危险性。
3.不合理膳食
慢性病的发生和人们膳食方式与结构有很大关系。
①食物中脂肪过多：与心血管疾病和多种癌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每天脂肪摄入量超过80g，发生乳腺癌、结肠癌的危险性明显增加。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水平与冠心病发病风险呈正相关。
②维生素缺乏：维生素摄入不足与某些癌症的发病有关。例如，食物中维生素A含量低，与乳腺癌、肺癌、胃癌、肠癌以及皮肤癌、膀胱癌的多发有关；相反，摄入维生素含量高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多的人群，其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肺癌、乳腺癌、膀胱癌的发病率降低。
③食物中纤维素摄入量不足：可导致结肠癌、直肠癌等发病率增高。
④饮食总热量过多：是肥胖最主要的原因，而肥胖是多种慢性病的重要原因。
4.肥胖与超重
肥胖与超重可以引起很多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脑卒中、糖尿病等。在超重者中，高血压的患病率是正常体重者的4倍。在癌症中，与超重密切相关的疾病为停经后的乳腺癌、子宫内膜癌、膀胱癌与肾癌。
5.缺乏体力活动
缺乏体力活动是慢性病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其与冠心病、高血压、脑卒中、糖尿病、多种癌症、骨质疏松等发生有关。缺乏体力活动是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原因，而体力活动可以对体重、血脂、血压、血栓形成、葡萄糖耐量、胰岛素抵抗性、某些内分泌激素等发挥作用，使其产生有利于机体健康的变化，从而减少多种慢性病发病的危险。
6.病原体感染
某些病原体感染与慢性病的关系也很密切。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有15%~20%的癌症与病原体感染，特别是与病毒的感染有关。与恶性肿瘤关系密切的感染有幽门螺杆菌（HP）感染与胃癌，乙型肝炎病毒（HBV）与原发性肝细胞癌，人乳头瘤状病毒（HPV）与宫颈癌，EB病毒与各种B淋巴细胞恶性肿瘤、鼻咽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与非霍奇金淋巴瘤等。心理、精神和社会因素对慢性病发生也有很大影响。
7.不良的心理社会因素
长期压抑和不满，过于强烈的忧郁、悲哀、恐惧、愤怒，遭受巨大心理打击等负性心理因素，与心血管病和一些癌症的发病有关。
（三）危险因素与慢病的内在联系
1.不可改变危险因素
不可改变危险因素是指年龄、性别、遗传、种族等，其不因时间和人为努力而改变。
2.可改变、中间危险因素
通过矫正可改变生活方式风险行为，降低中间危险因素，降低慢病发病率、早死亡率（图2.1）。肥胖、高血压、高血糖称为中间危险因素，它们本身是疾病，是由于前述固有因素及行为危险因素积累到一定时间后引起的。但相对于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这些严重的疾病来说，肥胖、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又是危险因素。对中间危险因素的干预和抑制对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对于常见慢病高血压而言，肥胖超重、腰围、血脂等就是高血压慢病的中间因素。
图2.1 可改变、中间危险因素
如前所述，疾病风险评估的方法直接来源于流行病学和统计学分析的研究成果。其中，前瞻性队列研究和对以往流行病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及循证医学是最为主要的方法。前者包括生存分析法、寿命表分析法等，后者包括Meta分析、多元回归法、合成分析法等。具体方法可参见相关流行病学、统计学和循证医学相关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1.个人健康信息采集及医学检查
服务对象在健康管理师、医生的指导下单独或共同填写“个人健康及生活方式信息记录表”，内容包括疾病史、家族史、膳食及生活方式、体力活动等，并进行体格测量、心电图检查和临床实验室检查等。
2.信息录入及报告打印
信息收集完成后，由健康管理医生利用计算机软件评估个人的危险因素情况及特定疾病的患病风险，进而汇总“个人健康信息清单”、按病种分类的“疾病危险性评估报告”及“个人健康管理处方”等。
3.跟踪指导
健康管理师或医生将评估的结果，包括健康信息清单、现患疾病及家族史、疾病危险性评估结果、疾病危险程度分级、健康管理处方及医生管理重点提示等信息，定期提供给服务对象并解释，定期与服务对象保持联系，提醒服务对象按健康管理处方及健康促进计划去做。服务对象也可通过电话、门诊咨询等方式与负责医生保持联系。使用互联网的服务对象可通过网站查询及使用自己的健康资料。
4.随访（再次评价）
按服务对象的疾病危险程度分级，可以根据临床指南以及疾病管理的原则制订随访的时间。对高度危险的服务对象的随访时间一般为每3个月1次，中度危险的服务对象的随访时间为每6个月1次，低度危险服务对象的随访时间为每年1次。随访时，服务对象可以再次填写“个人健康及生活方式信息记录表”，也可以采用“个人健康管理日记”的方法以作为随访的信息来源，并记录膳食、运动量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再次评估后，服务对象会得到同样的一组报告，所不同的是所有的结果都将与上一次评价进行比较。
5.效果考核与评价
对被管理对象个人的考核内容包括个人健康危险信息的知晓度，参与者的健康改善、行为变化信息，危险因素的控制情况，以及不同疾病的控制率和有效率。对健康管理师及服务医师的考核内容包括工作量（管理人数、工作记录等）以及参加者对服务的满意度（问卷调查）等。
1.帮助个体综合认识健康危险因素
健康危险因素是指机体内外存在的使疾病发生率和死亡概率增加的因素，包括个人特征、环境因素、生理参数、疾病临床前状态（Disease Preclinical Status，DPS）、疑似症状（Suspected Symptoms，SS）等。个人特征包括生活行为，如吸烟、运动不足、膳食不平衡、酗酒、睡眠不足、心理压力大、吸毒、迷信、破坏生物节律、疾病家族史、职业特点等。环境因素包括暴露于不良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等。生理参数包括有关实验室检查结果（如血脂异常）、体形测量（如超重、肥胖）和其他资料（如心电图异常）等。
2.鼓励和帮助人们矫正不健康的行为
健康风险评估的概念最早是被当作健康教育的一个工具而提出来的。它为医生与病人之间沟通疾病预防方面的信息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工具。应该牢记的是，健康教育不是简单的健康宣教。它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促使人们自愿地改变不良的健康行为和影响健康行为的相关因素，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可以说，健康教育的核心任务就是促使个体或群体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健康风险评估通过个性化、量化的评估结果，帮助个人认识自身的健康危险因素及其危害与发展趋势，指出个人应该努力改善的方向，有利于医生制订针对性强的系统教育方案，帮助人们有的放矢地矫正不健康的行为。
3.制订个体化的健康干预措施
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可以明确个人或人群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其危险因素。接下来，应对评估结果进行仔细分析和判断，如区分引起健康问题的行为与非行为因素、可修正和不可修正因素（不可修正因素如年龄、性别、疾病家族史和遗传特质），区分重要行为与非重要行为（行为与健康问题相关的密切程度、是否是经常发生的行为），区分高可变性行为与低可变性行为（即通过健康干预，某行为发生定向改变的难易程度）等。由于健康问题及其危险因素往往是多重的，故健康干预的内容和手段也应该是多方位的。对健康风险评估结果的详细分析，有利于制订有效且节约成本的健康干预措施。
4.干预措施有效性评价
周期前、后干预措施效果评价（EME）是指对客观实际与预期结果进行的比较，包括结果的比较、实施情况的比较等。只有比较才能找出差异、分析原因、修正计划、完善执行，使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而要进行评价，测量是必需而且重要的手段。这里的测量包括对健康干预依从性的测量、对健康评价指标及经济评价指标的定量定性测量，以及对参与者满意度的测量等。准确的信息是评价成功的保障。因此，在评价时必须有完善的信息系统，准确地收集、分析和表达资料。健康风险评估通过信息系统，收集、追踪和比较重点评价指标的变化，可以对健康干预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实时评价和修正。
5.健康管理人群分类
健康风险评估的一个重要用途是根据评估结果将人群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主要有两类，即健康风险的高低和医疗花费的高低。前者主要根据健康危险因素的多少、疾病危险性的高低等进行人群分组。后者主要根据卫生服务的利用水平、设定的阈值或标准等进行人群划分。不难理解的是，高健康风险人群的医疗卫生花费通常也处于较高水平。
分类后的各个人群，由于已经有效地鉴别了个人及人群的健康危险状态，故可提高干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对不同风险的人群采取不同等级的干预手段，可达到资源的最大利用和健康维护的最大效果。换句话说，健康风险评估后的各个人群可依据一定的原则采取相应的策略进行健康管理。
6.其他应用
健康风险评估还可满足其他的目的需求，如评估数据被广泛地应用在保险的核保及服务管理中。根据评估数据进行健康保险费率的计算，以使保费的收取更加合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将健康评估数据与健康费用支出相联系，还可以进行健康保险费用的预测，帮助保险公司量化回报效果。
（一）2010年多变量预测模型外部验证系统综述
《BMC医学研究》（ BMC Med Res Methodol ）2014年第19期刊发Gary S Collins等人的题为“ External validation of multivariable prediction models：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thodological conduct and reporting ”的研究。研究者对2010年发表在PubMed核心临床期刊上的描述一个或多个多变量预测模型的某种形式的外部验证的文章进行了Meta分析，共搜索出11826篇相关文献，按标准纳入78篇，描述了对120个预测模型的评估。其中，57%的预测模型被作为简化的评分系统提出并评估；16%的文章未能报告验证数据中的结局事件数量；54%的研究没有明确标出缺失的数据的理由；67%的人没有对报告评估模型校准，而大多数研究都不清楚报告的绩效指标是针对完全回归模型还是针对简化模型。
因此，研究者认为绝大多数描述多变量预测模型的外部验证的研究报告几乎没有，模型算法的关键细节没有介绍说明。这可能与验证研究的设计不合理，对缺失数据的处理不当以及预测模型关键的性能指标在报告中没有校准有关。因此，由于缺乏外部验证，在2010年前绝大多数开发的预测模型没有在实践中使用，就不足为奇了。
（二）健康风险评估工具正确选择
健康风险评估工具混乱阻碍着健康风险评估的普及与发展。通过科学使用性评价，有助于明智、科学地使用健康风险评估。
缺血性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下面以冠心病风险评估为例介绍量化选择该类评估工具的方法，以冠心病、缺血性脑卒中风险评估为例介绍正确选用的健康风险评估工具（表2.2）。
表2.2 冠心病风险评估正确选用的评分标准
续表
注：①标准评分：<40分为不及格；40~49分为及格；50~59分为中等；60~70分为良好。
②医嘱用药 § ：仅要求用药管理中医嘱用药管理，不包括化学预防。
③总分计0 * ：该项无统计学，不论其他项分数均计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