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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一词，意指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表现为行动的过程和归宿
，体育政策即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体育路线和任务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体育政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体育政策包括《体育法》在内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体育有关的“通知”“纲要”“规划”“意见”等行动准则；狭义上的体育政策是指国家颁布的各种与体育有关的“通知”“纲要”“规划”“意见”等行动准则。从强制力上来看，体育政策结构中存在大量指导性、激励性、号召性、宣示性等非强制性规范语言，而体育法律则是具有国家正式强制力保障，约束性、惩罚性、警戒性较强
。狭义的体育政策与体育法律在制定环节上也有明显区别，如体育政策由国家专门的部门进行研究制定，一般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政策监督五个环节，其生成方式较为灵活。体育法律的制定需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要求，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等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再经由前立法、中立法、后立法三阶段等系列程序后制定而成
。从目的上看，体育政策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需求、发展目的、体育认知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其主要涉及的内容多是行动目的、规划纲要、行动方针和方法措施等。体育法律虽和体育政策相似，也是国家有关部门主观制定的一类规范性文件，但其受到国家强制力保护，具有普遍的约束效力
，有着严格的制定程序和制定标准，不是一般地方组织等可以随便制定颁布的，并且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规范、监督个人及组织行为，确定、维护、巩固各种体育治理过程中的权属关系和社会秩序，这点和具有软性特征、偏向于发展规划的体育政策相比也有所区别。总的来说，对比体育政策和体育法律可以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是为寻求发展而能动制订的体育行动与计划，一个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制定的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与体育有关的条文规范。但同时，体育政策和体育法律又联系密切，相互影响，表现为体育政策条文不能与体育法律冲突，体育法律是体育政策的制定依据和权威性来源，体育政策需要体育法律支持等。部分体育政策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后能上升为体育法律，如2022年6月24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的体育仲裁、体育产业等法律条文是相关政策法律化的产物，这些现象都充分表明体育政策和体育法律之间是辩证统一、相互协同的关系。
孙科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工作方针的演变历程及其内在表征》
一文中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个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和曲折发展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体育工作方针的演变历程，并探讨其内在表征。他们认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体育工作方针的演化历程来看，不同历史时期的体育工作方针体现了我国体育工作在社会主义不同建设阶段的侧重要点。刘叶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体育政策的演变特征与内容分析》
一文中选取1949-2016年国家层面的97份体育政策文本，并以其中3份代表性政策的106条政策条款作为分析单元，运用政策系统理论对相关政策的基本信息、主题、效力等进行定性分析，指出我国体育政策在工具选择、实施过程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认为未来我国体育政策应适应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从“供给端”到“需求端”不断改进、完善相关政策类型。张琴、易剑东在《问题·镜鉴·转向：体育治理手段研究》
一文中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和调查法，探讨体育治理手段的类别与特征、历程与前景，指出当前我国体育治理过度依赖行政手段，这种治理模式成本较高且效果不明显，未来应转变这种简单粗放的处理方式，谨慎使用行政手段，而是在民主建设、法制建设等方面多下功夫，向科学化、制度化、多样化的体育善治模式进行转向。张庆文等在《当代中国体育政策的变迁与思考》
一文中分析了我国2013年以前的体育政策，并以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政策发展为主线概述了我国体育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规律及变化特点。
刘林青等在《非京籍竞技体育人才引进及管理政策研究》
中通过分析非京籍运动员的社会福利待遇、人才引进政策、体教分离的行政管理体制、义务教育、户口和学籍管理制度，认为我国非京籍竞技体育人才引进政策有待完善，在今后制定有关政策时应考虑政策的横向性、连续性、一致性以及可操作性。王超等在《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中认为我国竞技体育政策缺乏完善制度和有效监管，不利于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郭振、刘波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重构与展现》
一文中，通过文献资料法分析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大学竞技体育的有关策略，指出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院校调整重构了大学竞技体育的路径和格局，普及竞技体育是这一时期发展大学竞技体育的主要策略，国家需求是这一时期相关政策制定的主要出发点。明大阳在《我国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竞技体育人才政策评析——以〈辽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办法〉为例》
中考察了2013年左右各省份颁布的有关竞技体育人才的政策法规，重点结合《辽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办法》对如何在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区域优势、提升地方人才竞争力进行了研究，认为辽宁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政策需要发挥高等院校体育科研优势、重视全民健身运动、合理分配体育资源、完善体育项目布局。刘庆伟、唐建倦在《大学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制度创新研究》
一文以与我国大学生高水平竞技体育管理有关的法规政策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体育人才培养制度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我国大学层面的竞技体育的健康、科学发展以及我国各大高校中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培养同样应顺应教体改革，通过资源整合、权责划分等方式协调各方主体利益，创新现行管理、竞赛、招生等的制度模式，促进体教结合及大学竞技体育良性运行发展。罗建河在《〈反兴奋剂条例〉执行阻滞机制的多维分析》
一文中对《反兴奋剂条例》这一单个条文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该条例执行主体的特性、政策文本的品质、政策相对人对条例的认同度以及条例执行所需资源的准备状况等方面的不足是造成其执行阻滞的主要原因，也应从这些方面去破除阻滞效应。
巴里·霍利亨等在《中国奥运体育政策：应对全球化的影响》
一文中探讨了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重新参与国际精英体育竞赛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何种方式处理好与奥林匹克运动之间关系的。其研究了中国政府在提高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影响力、培养一支强大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员队伍以及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相关政策。文章认为中国政府不仅能有效组织和集中资源来支持其政策目标，而且在此过程中也能协调好市场要素，使其服务于体育政策的发展目标。普鲁斯等在《中国体育政策的发展：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遗产》
一文中探讨了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与2022年冬季奥运会后，以奥林匹克为导向的体育政策（作为奥林匹克遗产的部分），将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变化。通过对政策文件的分析，阐释了两次奥运会共同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全民体育的地位。就政策而言，中国的两次竞标经历使得大型体育、活动的政策制定与遗产规划流程得以简化。最后探讨了未来奥运会主办国战略规划的相关意义。
高奎亭等在《建国70年来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政策的演进与趋向》
一文中将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政策演进历程划分为5个阶段，起步探索阶段政策多以口号宣传为主，缺乏实质性内容，难以满足当时广大群众的体育运动需求；萧条停滞阶段相关政策在监管、束缚手段等的干扰下艰难发展；改革转轨阶段相关政策在恢复之前正确有效内容基础上重建了部分体育组织机构，并逐步呈现注重效率、公平、以城市为主的特点；深化改革阶段相关政策更加注重法治规范，开始突出社会参与，并将供给重点由城市为主转到城乡一体之上；蓬勃发展阶段有关部门开始依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通过政策创新、试点探索等方式提高相关政策统筹规划水平，整体呈现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城乡覆盖均衡全面等特点。归纳其演进轨迹可以看出，相关政策具有供给主体由国家统包独揽转向与社会并存、价值取向由注重社会发展需求转向社会民生需求、目标追求由重视规模与效率转向注重质量与公平、政策体系由单一政策走向多元政策协同、供给布局由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统筹等特征。戴羽等在《中国共产党群众体育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
中指出我国群众体育政策历经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探索起步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的恢复发展阶段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创新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群众体育服务于军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群众体育与劳动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后的群众体育法制化特点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群众体育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民主性、科学性、公共性和创新性。彭国华等在《中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变迁历程》
一文中将我国农村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划分为初创、曲折发展、严重破坏、恢复调整、深化改革、快速发展六个发展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政策内容、政策目标、政策数量、政策种类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李屹松在《政策协同视角下公共体育服务政策优化路径研究》
一文中认为在制定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政策时，应将人民群众纳入决策体系，优化决策主体，并通过明确各执行主体权责义务及联通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公共体育服务政策执行主体多、协同性弱、执行难度大等难题。而且在监督机制方面，除优化相关政策中的行政监督内容，充分发挥相关部门机构效能外，还应进一步丰富监督主体，加设相应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渠道，设立相应标准将第三方机构等纳入监督主体体系之中。在优化政策主客体间协同性时则要关注到不同特征群体在公共体育服务方面的共性需求与个性需求，通过适宜的手段均等兼顾这些需求。此外，还应考虑到公共体育服务政策与竞技体育政策等其他政策的协同性。柳鸣毅等在《“健康中国2030”背景下中国青少年体育公共政策研究》
一文运用公共政策分析方法透视国外青少年公共体育政策法规，并以此为依据指出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健康市场前景广阔，尤其是其产业链条的构建将成为接下来我国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认为未来我国需要构建以青少年健康促进、组织创建、活动组织、项目布局等为主要内容的青少年体育公共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我国政府“元治理”整合效益，创新我国组织社会治理的基层性特色，提高我国青少年治理体系整体质量。
潘凌云、王健在《改革开放40年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审思》
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发挥了良好功能，取得了积极效果，是我国学校体育改革深化工作能够有效推进的关键因素，对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并将其发展特征总结如下：一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定；二是遵循渐进式的政策演进之路，较好地保持了学校体育政策的继承性、稳定性；三是精英决策与民众参与相结合，学校体育政策过程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同时相关政策也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发展过程中相关政策的生成主要是由“要素”驱动，其他方面得不到同步提升，导致相关政策存在一定的单一性和后发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学校体育整体协调改革发展。二是相关政策能够顺利执行落实，按照预期设想发挥效果的情况不多，现实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阻力影响政策落地实施，“政策执行难”等现实顽疾长期存在。三是自上而下的“外推型”政策推进模式权威高效，但基层实践者参与改革的内生动力不足。四是政策运行的社会性品质阙如，改革缺乏充分的社会性支撑与协同。五是政策监测与评估机制不够完善，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改革的科学性与实效性。杨雅晰、刘昕在《改革开放40年学校体育政策嬗变的回溯与展望》
一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一是恢复重建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学校体育工作迎来新的历史起点，相对独立的课程管理体系及学生体质与健康数据库逐渐建成；二是规范完善阶段，这一阶段学校体育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价值逐渐得到政府确认及各界认可，体育课程、体育中考等的规范化程度得到提高；三是深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学生体质健康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针对薄弱环节及热点问题，学校体育方面开始陆续出台系列政策以推进我国学校体育工作深入发展。演进过程中，相关政策呈现顶层设计导向更加鲜明、政策制定主体趋向多元协同、政策内容指向趋向健康第一和政策执行趋向社会资源整合等特征。而政策制定偏于虚化、政策执行路径不畅、政策督导评估体系不完善等是当前政策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谭利、于文谦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
一文中认为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在工具使用方面以命令性工具为多，且有过溢之势，对象征性工具及劝诫性工具的使用则相对较少，同时缺乏系统变革及激励手段，整体来看我国学校体育领域各政策工具组合差异较为明显，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与政策工具的精准选择方面还需进一步优化。庄艳华、杨春元在《外生植入与内生需求：我国学校体育政策的历史演进与价值重构》
一文中认为民国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2000年前学校体育政策具有相似性，在学校体育政策的顶层设计方面都历经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非正式的意见指导跃升为法律层面的过程；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定都出于现实问题的倒逼，具有被动的外生型植入的特点；学校体育政策施行的悖论及其困境源于“重文轻武”的文化惯习、体质健康的手段异化为目的以及在底层执行阶段都处于碎片化和虚化运行。学校体育政策顶层设计和底层有效执行的重构：首先，在观念上要对体育概念、体质教育、健康和学校体育等进行认识论的再出发，树立“大健康”观；其次，在政策方面要做到用刚性保障维护学校体育相关主体利益，又要确保相关政策内容确实合理可行，能支撑学校体育长效持续发展，以政策认同逐步带动起社会、学校、学生等主体对学校体育文化的认同；最后，我国体育发展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立德树人大教育背景下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应顺应体育变革发展，做到体育社会发展及育人价值的有机统一。李百成、郭敏在《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演进特征与发展策略》
一文中将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演进划分为探索与初创阶段、曲折发展阶段、恢复与修正阶段、全面完善发展阶段，指出在演进过程中，相关政策在“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影响下价值取向逐渐由国家本位转向人本位，从重视政策内容的导向性到注重政策制定的科学性。高晓峰在《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与启示》
一文中认为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经历了反复化与法治化两个发展历程，各历程变迁特征显著、变迁动因各异，并指出政策变迁过程中政治、政策和问题三源流间互动明显，且政治源流占主导地位。其中精英化决策模式主导政策源流，问题源流受客观因素影响显著，而政治源流在国家意志的执政理念影响下贯穿于政策变迁过程的始终，并对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的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
易剑东等在《中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总览与观点》
第二章中梳理了我国1978-2015年体育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萌芽（1978-1992）、探索（1992-2001）和发展（2001年至今）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政策的概况特点等进行了分析说明。徐成立等在《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变迁：进程、逻辑及演变趋势》
一文中分析了1978-2018年国家层面172份体育产业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逻辑和未来发展趋势。认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历经改革开放期、积极探索期、相对停滞期、战略发展期等四个阶段，并总结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①政策理念从“政府管理”转向“协同治理”；②政策主体从政府“一元主体”转向“多元主体”；③政策过程从“事前控制”转向“全过程”监管；④政策工具从“单一运用”转向“综合运用”。王雪莉等在《2010-2019年中国体育消费政策落实：问题与对策》
一文中系统梳理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体育消费政策问题，指出我国体育消费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对于体育自身及其在经济、产业系统中的作用、地位等认识不足，政策内容中所涉及的推行手段及评价指标体系不够均衡完善，缺乏长期有效的督促激励机制，政策贯彻落实效果较差等诸多问题。并提出如下应对策略：①开展相关研究宣传工作，提升全社会对体育价值功能的认识水平，提高全社会对体育消费的认可程度，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持续推进我国体育长效发展；②加强体育消费政策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提升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适用性；③根据特定目标细化落实方案，确保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④完善和体育消费相关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提高相关数据结果评估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并将其精准、合理运用到体育消费政策评估、落实之中；⑤建立具有广泛吸引力的、能切实促进体育产业长效发展的激励机制，为体育消费政策的落实生效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⑥提升我国体育产业治理的综合效能，以体育产业发展带动体育消费发展，逐步提升我国体育消费水平和体育消费质量。王涛、王健在《论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业政策的阶段划分、变化特征及其走向》
一文认为体育竞赛表演业的政策生命周期分为萌芽阶段、初效阶段、全效阶段三个阶段，其中政策生命周期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致性、政策生命周期核心主题的连续性、政策生命周期跨度的阶段性是其几十年来演进变化的主要特征。结合相关政策历史演进特征及当代我国体育竞赛表演发展趋势，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政策行为的阶段性、政策继承的时效性将成为未来相关政策发展的三大基本走向。
体育文化具有多重价值，对我国建设“文化强国”和“体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何文义在《多维融合背景下的体育文化发展路径与策略探析》
一文中指出，我国体育文化政策相对缺失，尚未形成相对独立的政策体系，不利于我国体育文化的传承创新与体育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纪成龙、杨国庆在《文化治理与政策实践：竞技运动项目组织文化建设的挑战与应对》
一文中指出加强竞技运动项目文化建设能促进我国体育文化繁荣发展，长期以来以奥运争光为价值导向的政策实践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窄化了竞技运动项目的价值，需要向多元文化价值转型。钟俊在《我国城乡结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
一文中认为城乡接合部社区等是我国在体育领域贯彻落实“文化强国”等国家目标的重要场域，因此城乡接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应紧紧围绕“文化强国”开展构建工作，以相关政策保障体系的建设带动城乡接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及相关地区公共服务发展，促进城乡接合部社区体育文化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的形成。韩敬全、张振华在《试论当代中国农村区域体育文化建设》
一文中指出，农村区域体育文化的发展得益于相关体育政策的出台，未来要从观念培育、保护扶持等方面开展有关建设工作。
韦晓康、赵妍在《建党百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成就与使命》
一文中将我党支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萌芽探索、初步创立、低落萧条、改革发展和深化繁荣5个阶段，基于心系群众的民族政策，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张文鹏等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机遇、挑战及政策建议》
一文中认为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受众单一、部分国人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存在认同焦虑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推广危机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所面临的几大主要挑战，新时期政策发展需要做到点线面覆盖，以形成新时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齐抓共管的良性治理体系。姚乐辉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策略研究》
一文中认为需要以政策支持、加强政府间对话、加大专项科学研究力度、完善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互动机制等形式促进滇西跨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互动发展。冯俊在《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机遇和改良策略研究》
一文中认为社会接受度不高、项目本身缺乏吸引力、各项目之间缺乏交流是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有关建设，逐步建立起规范化、制度化的民族传统体育政策体系。殷鼎、杨建鹏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政策发展研究》
一文中将相关政策发展历程划分为萌芽、中断、奠基、成熟、提升、创新6个阶段，认为在演进过程中相关政策体系逐步健全，但仍存在政策制定主体诉求不高、政策执行过程中外部困难较多、当前政策体系尚有缺陷等弊端，未来需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统分兼顾以完善相关政策。郑国华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研究》
一文中认为政策偏差、“懒政”、功利性政策等政策性的失误和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是造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失范的主要原因，需要通过规范创新、体系重构等方式抑制失范的发展。
杨尚剑在《我国运动员退役安置系统特征、演化及调控机制——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一文中将我国运动员退役安置系统演化分为起始、徘徊、发展、创新4个阶段，认为政策制度系统是我国运动员退役安置系统的子系统，它为退役安置系统健康有序发展奠定方向，在政策系统中起到保障和指南的作用。杨尚剑、马帅星在《我国退役运动员创业支持体系研究——基于退役军人创业支持体系解构》
一文中以我国新时代退役军人创业支持体系为参考，指出和退役军人相比，我国退役运动员创业方面的政策、管理和服务体系尚不健全，需要完善相关政策体系，构建统筹管理，为退役运动员就业保驾护航。徐新鹏、杨林在《制定〈退役运动员安置条例〉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框架构建》
一文中分析现存政策后认为我国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存在总量偏少且时效性差、效力层次低且缺乏权威性、可操作性差、对象选择性倾向明显、制定与执行“碎片化”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制定《退役运动员安置条例》。祁靖、李静波在《优秀运动员退役再就业政策观念研究》
一文中认为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策环境变化是造成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需要摒弃“退役安置”的落后观念，重构以人为本、依法治体、体教结合的竞技体育价值观和政策法规体系。李琳瑞、刘峥在《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的演进研究》
一文中以相关政策为依据，将我国退役运动员安置政策划分为“妥善、得当”，注重公平、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和效率与公平并重三个阶段，指出政策目标短视、措施和环境不相适应、政策负效应凸显是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建议从社会公平出发调整安置政策，以“院校化”模式进行运动员培养工作，从根本上解决运动员就业问题。
彭国强在《日本竞技体育政策演变的历程、特征与启示》
一文中认为不同政策导向下的日本竞技体育跨越了“脱亚入欧”期、快速崛起期、改革转折期、渐进复苏期、全面复兴期五个阶段，贯穿了以军事性、功利性、保守性、振兴性、争先性为中心的政策主导思想。日本竞技体育政策服务于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政治利益需要，打造了“一贯制”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培养与保障体系，尤其是在运动员援助方面构建出了以科技、信息、医疗、训练、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援助体系，但在特定时期缺乏持续性，未处理好与大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关系。基于此项研究，他提出拓宽我国竞技体育政策目标，一是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利益新诉求；二是以国际国内重大赛事为中心，完善奥运备战援助相关政策，大力提升我国竞技体育领域运动员训练参赛、援助保障等的科技化、科学化水平；三是健全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一贯制”后备人才培养政策体系；四是在制定政策之时要充分考虑政策内容的延续性和包容性，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持续长效发展。高峰在《二战后日本公共体育政策变化特征及影响》
一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公共体育政策发展以《体育振兴法》《体育基本法》的变化为主线，呈现如下变化特征：政策工具类型稳定且注重间接扶持、政策理念清晰且突出与社会环境的结合、政策内容丰富且可操作性强。影响包括：推动大众体育普及、促进职业体育发展、改善学校体育环境。此项研究对我国的启示有：一是要改进之前较为传统的体育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创造出有利于国内体育发展的社会环境；二是通过税收优惠和金融服务等提高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发展活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体育发展中来；三是要建立完善的国内体育仲裁制度，提高我国体育治理水平，形成良性发展循环；四是要进一步完善我国体育对外交流政策，提高我国体育对外交流能力和交流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体育信息服务，促进国内体育信息的传播流通。曹振波等在《发达国家体育健康政策发展及对健康中国的启示》
一文中对美国、德国、芬兰、丹麦、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体育健康政策的发展演变历史和特点进行梳理与分析，指出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70-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的3个阶段的发展和演变后，日本、美国、德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体育健康政策在循证医学证据及立法等保障支持下逐渐呈现以公众健康为中心，多方位、多层级、多维度，科学化的特点。对我国制定体育健康政策的启示有：转移体育发展重心，加大大众体育的经费投入；政府和卫生、体育、城建各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制定和执行体育健康政策；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兼顾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年龄段人群，建立我国体育健康管理指南和制度；制订大众健身指导方案，将“提高身体活动量”作为医疗服务保障体系的一部分。李承伟在《21世纪以来中美老年体育政策比较》
一文中指出由于中美两国基本国情、体育管理体制、国家发展程度等存在差别，使得双方在老年体育政策的政策价值导向、目标设置、政策内容等方面表现出较大差异，政策评估体系、涉及主体、实施过程等均有所不同。为加快我国老年体育政策建设进程，促进我国老年体育治理高质量发展，未来我国有关部门应结合中国老年人的身体特点，研制出适合中国老年人的体育活动指南，并通过国家社会“双轮驱动”，采用宏观微观相互结合的方式，保证我国老年体育政策的规划性和连续性，使国家各个部门及各社会主体跨领域加入我国老年体育建设中来。韩永君在《国外体育政策研究演进的可视化分析》
一文中以WOS核心合集收录的文献题录为数据样本，应用CiteSpace软件对数据进行文献共引分析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当前国外体育政策研究已经进入全面反思和深化拓展阶段，这一阶段相关研究整体呈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重的特点，更加强调问题导向及多维、动态分析过程，更加重视生态模型与网络结构等跨学科与模型的应用，社会热点及现实问题等开始成为相关研究的主要动力，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相关体育政策开始得到更多关注。
综上，当前我国竞技体育政策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但竞技体育涵盖竞技比赛、人才培养、运动训练、竞技管理等多个领域，而当下竞技体育政策研究多集中于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已有研究缺乏对竞技体育政策的系统梳理，难以通过政策视角来窥见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全貌。群众体育政策方面，相关研究散落于体育公共服务、全民健身等研究之中，它们都只是群众体育政策的一个部分，不能代表我国群众体育政策整体发展，故从政策视角系统梳理分析70年来群众体育政策的演进轨迹、政策目标、发展特征等的研究还不多见。学校体育政策研究侧重于改革开放后，主要集中在学校体育政策发展历程、特征与基本格局等内容上，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学校体育政策演进历史的研究则过于粗糙笼统，缺乏对这一时期学校体育政策的系统梳理与分析。体育经济与体育产业政策研究以改革开放后相关政策的发展变迁为主，涉及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等多个方面，其中不乏体育消费、体育表演等新颖角度，但整体来看还是缺乏对改革开放前相关政策的梳理分析。体育文化政策是新时期“文化强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但目前研究主要是针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需要结合某一领域提出政策改进建议，还尚未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体育文化政策的发展历程等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此外，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政策和退役运动员就业保障政策的研究在政策历史演进、存在问题、改进建议等方面均已取得一定成果，但研究视角多停留在现实问题上，缺乏历史演进视角下相关政策的纵向系统梳理。
总之，当前体育政策史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体育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20年体育政策发展变迁梳理，早期体育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体育政策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对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史料的利用不足；②学校、经济、群众等各领域体育政策“各有偏重”，如学校体育政策偏重教育政策，竞技体育政策偏重人才培养与引进，体育经济政策偏重产业政策，群众体育政策偏重社会保障政策等，而体育文化政策则存在研究不足的问题；③体育政策未能充分与时代背景、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相结合；④体育政策发展分期紧贴传统历史时段分期，未能根据体育政策的特性进行合理分期，这与相关体育政策未能得到深入研究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