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体育政策数量类型及主题分布

1949-2019年，我国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经济、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等领域发布政策958篇。根据图1.1可知，20世纪70年代以前政策发布频率和发布数量呈低速稳定发展的态势，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后期分别出现2次爆发式增长，到80年代末发布政策数量走势逐渐下降，90年代中期政策数量又开始逐渐回暖递增，并于2015年前后达到历史最高峰。不难发现，我国体育政策数量走势与国家发展的整体态势相吻合。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体育政策处于探索萌芽阶段，政策主题强调体育服务于国防与生产，该时期体育政策数量不多。“文革”时期，国家体育事业遭受打击，表现为图1.1的政策间断。改革开放以后，体育政策迎来第一轮爆发式增长，随后又在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不断转型发展，之后在“体育强国”“奥运争光”“全民健身”及体育产业消费等宏观规划下，体育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相关政策在新的战略背景下迎来新一轮的渐进增长。

图1.2为70年来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经济、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等体育政策数量的占比情况。可以发现，作为群众体育的重要基础和竞技体育主要后备力量来源，学校体育政策占比最多，体育经济、体育文化等政策数量次之，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对学校体育的重视程度。而竞技体育政策虽在数量表现上并不突出，但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竞技体育为我国体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诞生了第一个世界纪录、第一个世界冠军，使我们摆脱了“东亚病夫”的蔑称。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排的五连冠缔造了团结拼搏的“女排精神”，振奋了各行各业。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更是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可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竞技体育的蓬勃发展及国家在竞技体育领域里所做的诸多部署也间接带动了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文化、体育产业等的快速发展。故在客观量化比较各体育领域政策数量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我国体育政策各个主题之间联系密切，是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它们在体育宏观战略下共同构成我国体育政策治理体系。

图1.3为70年来我国体育政策不同文本类型的数量，从该图可以看出，我国体育政策类型丰富多样，有“通知”“意见”“办法”“规划”“规定”“条例”“制度”等各种类型，其中以“通知”“意见”“办法”类文件居多，而“其他”中又包括“指示”“决定”“纪要”等，由于这类文件出现频次较低，故将其归到“其他”类型之中，这些政策对于指导当时我国体育发展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可以看出我国体育政策类型组成丰富，效力层级较为多样，体现出我国体育政策治理自上而下的发展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