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四年(716)后的这十余年,是唐朝国力蒸蒸日上、士人大有可为的时期,张九龄却先后两次被贬。
第一次是因为和宰相姚崇的龃龉。张九龄当时担任谏官,因为个性耿直,老爱提意见,让姚崇很不开心。再加上姚崇和张说本就有矛盾,这使得他更难接纳被认为是张说一系的张九龄。开元四年秋,张九龄因“封章直言,不协时宰”,托病返回岭南老家。
数年后,他得到机会起复,一度被重用,在吏部负责选拔评定人才。这段时间里,他做事为人都很公允,很得众人信服,被拔擢为中书舍人内供奉。
然而不久他又因张说的事被牵连了。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李隆基东巡举行封禅大礼,随侍的官员由张说负责任命。张说任用了一批私人,破格给他们五品官。张九龄力谏此举不妥,张说不听,终于被政敌弹劾而罢相。张九龄也遭牵累,被外放为冀州刺史。
冀州离乡太远,张九龄母亲年老,不愿跟随赴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唐朝,一位年迈的广东老太太确实不容易适应北方的生活。
张九龄上表请求罢官回岭南老家,奉养老母。于是朝廷让他改任洪州都督,治所在江西南昌,好歹离岭南近了些。不久后他又被调往更南的桂州。
这十多年间,张九龄在大唐的南北两端浮浮沉沉、来来往往,一会儿是京城里的达官,一会儿又被赶回岭南老家种菜。
对自己的能力,他仍然自信,但也时常感到人生无常,许多事情仅靠自信无法改变。
他常常慨叹、调侃自己的戏剧人生。在老家种菜的时候,他写了一组非常感慨的诗,题目很长,叫《园中时蔬尽皆锄理唯秋兰数本委而不顾彼虽一物有足悲者遂赋二章》。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场 藿 已成岁,园葵亦向阳。
兰时独不偶,露节渐无芳。
旨异菁为蓄,甘非蔗有浆。
人多利一饱,谁复惜馨香。
这首诗描写的主角是兰草,有几句貌似不好懂,但其实并不难。
“场藿”指栽种的豆苗。“园葵”即葵菜,也是古人常吃的菜蔬。“旨异菁为蓄”是说兰草不能食用。一般古人把贮存的美食叫作“旨蓄”,譬如北方的冬储大白菜。
诗的意思是:豆苗已经成熟了,葵菜也欣欣向荣,只有那几株兰草渐渐枯萎,没得到好的照料,失去了芬芳。以世俗的眼光看,兰草既不能贮存起来做食物,又不像甘蔗有甜美的浆汁,眼下人人都只追求实用,无利不起早,谁还怜惜几株兰草的馨香呢?
运命不顺,发发牢骚是难免的。但倘若只有惆怅牢骚,那就不是张九龄了。
除了前文所说的自信,他还有另一样优秀品质,那便是哪怕身处逆境,也总能够坚持做自己认定的事。坚持,便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关键词。
这个词看上去平平无奇,实则不然。自信,乃是对人生高度的想象力;而坚持,则是在人生低谷里的爆发力。
张九龄的这一特质,或多或少也是由于张说的濡染。张说本人就是几经浮沉,先后三次拜相。某种程度上说张九龄也继承了这一点。
燕居岭南期间,张九龄认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开凿大庾岭路,打通这岭南出入中原的要冲。这是一件造福百姓的大实事。
大庾岭又名“梅岭”,位于今天广东南雄的北部,号称“五岭之首”。在当时,大庾岭路十分艰险陡峭,所谓“人苦峻极”,南来北往的商旅无不吃尽苦头。当初大诗人宋之问被贬经过,就曾留下一首著名的《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宋之问的诗写得这样辛酸、痛切,也离不开险峻的大庾岭路的助攻。
张九龄作为岭南人,比谁都明白大庾岭路有多难走。他说干就干,亲自勘查,督率民工修出了一条新路。和旧路相比,这条凝聚了张九龄无数心血的新路要平坦宽阔得多,安全性也倍增,大大方便了来往的行人、商贾、邮驿。
这条路后来经过多次补葺,一直使用到近代,张九龄可谓造福了后世上千年。后辈诗人每走过这条梅岭道,都要情不自禁地留诗赞美他。清代人杭世骏有《梅岭》诗云:“绝险谁教一线通,雄关横截岭西东。……荒祠一拜张丞相,疏凿真能迈禹功。”把张九龄的功劳和大禹并列。
此等功劳当然也被朝廷看在眼里。李隆基坐不住了:路修好没有?修好了就快回来,朕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大唐需要你!
十多年中,张九龄几落几起,先辞官归岭南,又因修路有功被起复;后来迁洪州、桂州,又被召还京。为什么会有这样戏剧性的经历?究其本质,其实是李隆基这时仍在励精图治,需要人才。张九龄,从来就没有真正脱离他的视野。
再往根本里说,还是因为时代仍是处于上升的周期中,做事、创业仍然是主流,朝堂的风气也还比较清正,对张九龄没有根本性的不兼容,所以才能有一次次回还的机会。
开元十九年(731),张说去世了。作为一代文坛宗主,他有行事率性、刚愎自用的一面,但对张九龄的赏识和抬举一直都是真诚的。
此时的张九龄也已成长为内定的宰相接班人,先任副部长级的工部侍郎,很快又兼知制诰,起草皇帝文书。旋即玄宗又任命他为中书侍郎,相当于副相。
不多时,张九龄遭逢母丧,返回岭南老家丁忧。不过数月,玄宗就下旨夺情,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于是拜相。刚过完年的张九龄不得不星夜奔驰,返回长安上任。
开元,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负美誉的时期,在继姚崇、宋璟、张说等人之后,终于迎来了它的最后一位贤相。中国的诗坛也迎来了一位极有作为的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