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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有生以来对生存二字的具体认知，直到他上了初中，父亲将他和董兰芳转到了民国第一中学，做起了插班生，同时也成了住校生，他才真正意义上察觉到生活的苦。
活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每一天都度日如年。最重要的是，来到初中后，学校把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开管理，就连吃饭都隔成了两面。没有日方的允许，董俊芳吃饭是不能越过界限的，谁要是不服管理，引起争斗，不管谁有理，挨罚的肯定是中国学生。
董俊芳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不影响他学习，外面发生什么都跟他无关。唯独一件事让他耿耿于心，在同一个食堂，日本学生能吃大米，中国学生却只有窝头，不管你有钱没钱，都吃不上大米饭。
这就是猪和人的对待方式。
董俊芳难以忍受，他活在精神的煎熬和对食物的煎熬当中，现在，他全身上下都不属于自己，都被这外族人占据了。他们就像长在他身上的虱子，不但吸他血，还给他留下抹不去的伤疤。
现在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将来考上建国大学，到了那里，毕业后就能当荐任官，待遇能和日本人差不多。否则的话，连吃大米都会被当作经济犯论处，根本没有地位可言。
他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夜里打着油灯在厕所，厕所太臭他就卷纸烟抽，从那时候起，董俊芳学会了抽烟。
时间就这样灰蒙蒙地过去了，高考前他还是放弃了建国大学，报了比较稳妥的奉天大学农学专业，立志将来要做一个种粮人。他觉得，学会种粮不但自己饿不着，家人饿不着，身边的人也能跟着受益。
通知书到手里的那天，他带着董兰芳坐了趟火车专门去长春，想去看看建国大学长什么样子。恰好在车上遇到一位醉酒的商人，因为喝太多酒，就把肚里的东西吐了出来，吐出的不是别的，而是大米饭。火车上的警察都是日本人，见他吃的是米饭，打了他一顿，还把他铐走了。
董兰芳拉着他哥，不让他出风头，这个时候不冷静，随时会招来祸患，就像身边其他旅客那样，有的甚至连看都不去看一眼，他们不去看，但心里却清清楚楚。这不是个冷漠的世界，而是那火热的人心被层层纸张包裹着，连丝气都透不出来，这个世界才感受不到温暖。
这件事之后，董俊芳一夜之间长大了。
到了大学，他全勤投入专业知识的学习中，不但学习农业，还学习了农机和勘测，而董兰芳从事外语言学习，没有董俊芳繁忙。
因此，董俊芳只要有精力，都会去请教不同学科的老师，为了在有限的时光里多充实自己，为走好自己的征途做好准备。
毕业之后，董兰芳去给一家英国外贸公司做翻译，董俊芳则为了去一个待遇好的单位，选择了一家日本人办的银行工作，因为专业是农学，所以负责对接农民的贷款业务，每月有70块钱的工资。但没几个月工夫，挣了点生活费，他便离开了。接着去了省公署农业厅，从技士做起。本以为他会在这家伪满政府控制下的农业厅一直干下去，可谁知道，工作不到一年，日本便宣告投降了。
压在董俊芳心头的那块石头一下子没了，这石头足足压了他十多年，他甚至忘了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该是个什么样子。或者是说，在中国人说了算的天底下，该是个怎样的生活姿态。
他真的有种难以适应的感觉，走到哪儿都低着头，跟谁说话眼皮都耷拉着。
再之后，为提升自己，董兰芳去了北京，而董俊芳继续留在沈阳，找了个农场自学农业技术。辽沈战役后，他随着大批学生逃亡到天津，混进了临时一中当起了老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东北政府重新分配回沈阳工作，可没干两年，又因为爷爷是地主成分，被迫下放到林海省平野市的红军农场。
不管怎么说，董俊芳颠沛流离的青年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他爹也在辽沈战役中不知了去向。似乎他身上一切的虚无实际都在渐渐离他而去。
而他也将把过去的伤痕血泪塞进脚下，开始他人生真正意义上的长途跋涉。
命运真的能捕捉到人的思想和动机，董俊芳立志要为吃饱饭而战斗，老天爷马上就将他送到了林海省这片荒原。
不管他喜不喜欢，眼前的一片荒原就是梦想照入现实的真实画面，他以一个被下放者的身份来到这里，就是来改造自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来这里是为了替爷爷偿还当地主时犯下的罪，来这里是为了体会贫下中农的苦中作乐。
但这些情绪都阻挡不了他改变生存的决心，然而，当他真正来到落脚处，拿起铁锹和镰刀，和大家一起开荒烧草的时候，才意识到处境的艰难。他的心一下就落空了，没有庄稼地，没有床铺，闻不到烟火的味道，只有草甸子里野鸭的哀啼，那声音盘旋在上空，像极了日本战斗机在沈阳上空时的景象。
他终于清楚了，脚下这片土地，和他出生长大的那块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和潦倒之地。他的那点梦想要指望在这里生根发芽，他首先要让自己变成草甸子里的野鸭子，变成沼泽里的泥鳅，蚊虫，豺狼，让他的肠胃适应饥饿，让身体适应冷暖，让精神超越乏味和恐慌。
只有如此，他才算找到活在这里的法宝。
和草一样荒芜的原始的味。
前进村距离场部约莫十里地，这红军农场位于四野第八师弃置地区域的东边，靠着穆苏河，那河水清得发黑，水里都是密密麻麻的鱼虾，它们钻进草甸子和沼泽地，惹得野鸭遍地都是。
前进村村民来场部都要跨过穆苏河，董俊芳到这儿的半个月一直住在工友帮着搭建的马架子里，刚开始还好，这两天突然下起了秋雨，马架子里也成了漏斗，加上生活物资的收集工作繁重，董俊芳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下滑。
和他一起下放到这儿的是一位留法的水利专家，来自战区的国民党俘虏，叫张景阳。算是个知识分子，和董俊芳凑在一起，还算能发生思想交流。两人住在同一个马架子里，这两天也在想办法改变眼前处境。
张景阳提出解决办法，“实在不行，上前进村借点破布，等雨晴了，拿干芦苇做个被子，眼下倒能对付过去，真要入了冬，能把你皮冻开花了。”
张景阳的腿受过枪伤，没事的时候就躺着，红军农场目前没有领导，他们十八个人也都来自五湖四海，谁都不是坐地户，遇到困难只能靠自己。对于前进村来说，这群人的突然到来，无疑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成了他们针对的对象。
董俊芳犹豫道：“也不知道人家乐意不乐意，咱们成分不好，脑袋上贴着政治标签，走到哪儿都不方便。”
张景阳继续抽着烟，眯着眼，“我听说他们多数都是山东老乡，你想想看，大家都出来逃生，会跟你计较这个？再说了，你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不要忘了你跟我说过的话，荒原变良田，知道吧。”
“倒也是”，董俊芳在心里嘀咕着，在这莽荒之地，大学生可是金疙瘩，更何况他是来改造土地，解决吃饭问题的，哪个老百姓会为难这样的人。
外面的天阴蒙蒙的，草甸子上泛起了白雾，董俊芳手里拿着张景阳交给他的棍子，让他探路用，去穆苏河和前进村是没有路的，谁也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只能靠棍子试探，以防掉进沼泽。
这种鬼天气，根本没有动物出没，董俊芳不用担心豺狼，他只觉得眼前的荒凉已经淹没了生命本身，这里，就是死亡之地。
张景阳的话果然管用，前进村村主任得知来的是董俊芳，不但给他拿了铺盖，还装了两兜山货，又留他喝了鱼汤，吃了狍子肉。
董俊芳跟村主任何万三谈了自己要在这搞水稻种植的事，希望得到村里的支持，最重要一点，他们红军农场刚形成集体，对这儿的地形还不清楚，勘测设备也没有，规划开荒的事难以进行，希望何万三可以提供帮助。
何万三活了三十多年，大字不识一个，没想到知识分子会求到他办事，自然是有求必应了。从那天起，前进村和红军农场之间砍出了一条两米宽的道路，中间连着穆苏河，双方过河用的都是芦苇筏。
就这样，红军农场的开荒工作摆正了方向，在奉天大学董俊芳选修的勘测课程派上了用场，正好上级下达了“以场扩场”的任务，分给他们的是五万亩的勘测任务。董俊芳从兜里掏出全场唯一的一枚指南针，问张景阳，“你这个水利专家，能不能托人搞点家伙，勘测仪没有，水准仪没有，你说，怎么搞这个事。”
这不是董俊芳一个人的愁事，全场十八位工人，都是下放到这自行改造的，上面会派人定期考察落实情况。这么个群体没有主事人，遇到问题自然要出乱，要知道，来到这里的人都指望头上的帽子被摘掉，对待工作自然积极。
张景阳在国民党从政的时候，在林海省也算人脉遍地，虽沦落至此，但要想找到董俊芳要的东西，并非难事。
不过，他也向董俊芳提出了要求，一是自己需要一周的假期，他要出趟远门弄点东西，二是董俊芳要负责起这里的组织工作，尽管这是个屁大的农场，但也需要他把场长的责任担起来。然后组织大家晒鱼干，存山货，总之就是存够过冬的口粮。否则大雪封原，就会带来生存问题。
董俊芳没有选择，把指南针交给张景阳沿路使用，又给他牵了匹马。
张景阳走后，便把大家聚起来，一边打鱼寻山货，一边修葺马架子，准备迎接寒冬。
就这样，在张景阳的努力下，带回了勘测需要的设备，除了董俊芳提出的要求，他还带了经纬仪，测杆和卡尺。董俊芳作为机械手和队长，从队伍中选了八人编入勘测队，开始了他们的勘测任务。
他们所在的荒原地势低，水源充足，成片的沼泽地给勘测造成了很大障碍。为了保护勘测仪，董俊芳每次蹚湿地的时候都把几十斤重的仪器举过头顶，在他看来，仪器比生命更宝贵。
就这样，两个多月的勘探工作赶在大雪来临前完成了。等他重新躺在马架子里，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份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再也不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他手心的血泡，脚底的老茧，晒干的额头，和那凌乱的胡茬，预示着被这片土地完全地接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