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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命效应

每当想象日本森林浴是什么样子，我总能想到睡美人安睡的原始森林，伴着鸟儿的欢声歌唱，还有一道道耀眼的阳光。你知道她肯定在好好享受，一定会苏醒过来，准备和英俊潇洒的王子在一起。然而，我这样的想法存在很多方面的谬误。首先，日本现存原始森林不多；其次，你必须努力地去感受，即便沉睡的时光不难找到。在距东京90分钟火车车程的秩父多摩甲斐国立公园（Chichibu-Tama-Kai National Park），我本来应把心思放在蝉鸣和溪流声上，但随即就被呼啸而过的三菱客车转移了注意力。越来越多的野营者坐上这种车来到附近的山村，那里的孩子们拿着鱼竿和粉色枕头到处跑着。这就是自然，日本式的自然。

和我同行的其他十几个人似乎并没分心。日本人十分热爱森林浴，因为当地人把这看作预防疾病的常规活动。通过训练感官，森林浴能让人们充分地体验自然。它并非关乎野外本身，而是一种自然环境和人类文明和谐共处的方式，这种哲学在日本已经发展数千年了。你可以在这里漫步，写写俳句，折下一段山胡椒树枝，闻闻它散发的森林的活泼气息。森林浴的整个概念其实都围绕着人与自然古老的联系，我们只需要用几个感官技巧就可以发现。

“人们从市里走出来，真正沉浸在绿色当中，”我们的导游国生给我这样解释，“这样就能放松身心。”国生为了帮助我们，志愿来到这里，他让我们站在山坡上，面朝溪流，手臂放在两侧。我扭头看了一周，我们好像是被大地母亲的光芒固定在这里的凡夫俗子。风惬意地吹着，国生让我们吸气七秒，憋气五秒，然后呼气。“注意气沉丹田。”他说。

我们太需要这些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办公桌后的工作狂。我们看起来就像软绵绵、去了皮的豆子，精神疲惫、脸色苍白。我旁边站着的是伊藤龙谷，一位来自东京的45岁生意人。同很多热爱白天徒步的日本人一样，他带了很多装备，大部分都在腰上别着：一部手机、一部相机、一个水瓶和一串钥匙。日本人如果参加美国的童子军，一定会非常出色，这大概也是他们文职工作做得很好，而且比其他发达国家工作时间长的原因。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有一个词叫作过劳死—因过度劳累而死亡。这种现象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定义的，当时的日本处于泡沫经济中，正值壮年的劳动者开始猝死。人类文明也是会杀死人的—这个概念在未来对所有发达国家产生了影响。伊藤龙谷和我在森林中深呼吸后，打开了我们盛满八爪鱼和腌萝卜的便当盒。国生当时边走边不断向人们展示着特别细的竹节虫，而伊藤的肩膀好像放松了下来。

“我不在这里的时候，根本不会思考事情。”他说，并熟练地用勺子舀着萝卜，而我正在向地上撒着待森林分解的肥料。

“‘压力’用日语怎么说？”我问道。

“‘圧力’（atsuryoku）。”他回答说。

秩父多摩甲斐国立公园是日本最大的巨木聚集地 ^[3] ，所以这里是日本实践生命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理想地点。在一片傲然挺立的日本雪松林中，国生从他巨大的包里拿出了保温瓶，为我们泡上了山茶，有种芥末根加树皮的味道。1982年，日本政府确认了森林浴的定义，但它吸收了古代神道教和佛教的观点，意为让自然通过五官融入自己的身体。所以，喝茶走的是味觉。我起身跨过了一个长满苔藓的漂亮大石头，一声鸭鸣掠过，这也许和约翰·缪尔所赞赏的遥远崎岖的自然环境不一样，但也不需要一样。我现在身心尤其平和，如果做个体检也一定会发现，徒步后我的血压降低了好几个点，伊藤的血压一定降得更多。

我们知道体检的必然结果，因为我们参加的是日本农林水产省为森林浴指定的48项“森林疗养”试验之一。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为68% ^[4] ，为了在不破坏的情况下利用森林，并让日本人民享受福祉，日本农林水产省从2003年开始就投入了400万美元开展森林浴研究。该研究的目标是在10年中指定100个森林疗养试验基地 ，会定时请游客们来到小木屋中测血压，为研究项目提供更多数据。在日本，除了有政府资助的森林研究和十多项特殊试验外，一些医师也取得了森林医学的资格证。这真的罕见。

“日本的做法在我看来意义重大，可与罗塞达石碑 （Rosetta stone）相比。”艾伦·洛根（Alan Logan）告诉我。他是哈佛大学讲师、自然疗法者、国际自然与森林医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ature and Forest Medicine，位于日本）会员，他说：“我们必须通过逆境生理学科学地证实这些思想，否则我们仍然在瓦尔登湖（Walden Pond）阶段。”

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研究如何放松：他们工作日工作时间很长，压力巨大，学习和工作环境中面临种种竞争。这些让日本成为世界上自杀率第三高的国家（韩国和匈牙利排在日本之前） ^[5] 。日本居民有五分之一住在首都圈中，870万人每天都要乘坐地铁上下班。日本地铁的高峰期极其拥挤，甚至有戴着白手套的工作人员将人们推上地铁，这在日本有个说法，叫作通勤地狱 ^[6] 。

城市生活当然不是日本独有的。现在，我也开始思考自己脱离自然的趋势。我将太多时间都花费在了室内，有好多个社交平台的账号，这让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进行思考和反思。自从搬到了华盛顿特区，我就对交通堵塞深恶痛绝，我实在很累的时候会把车停在路边，在麦克阿瑟将军大道打个盹儿。从“森林”搬出来后，我的生活方式就似乎完全错了，忘记了或者再也没办法听到鸟叫声，再也看不到斑驳的光线。相反，我总是抱怨生活，被命运缠绕，总是要思考我的人际关系，为孩子们做新规划，这得有军人的精准和数学家的头脑才能高效完成。

搬到新家几个月后，我对我的新医生说，我感到非常抑郁。和所有全科医生一样，她给我开了左洛复（Zoloft）的处方。美国有四分之一的中年妇女在使用或用过抗抑郁的药物。就连儿童也有十四分之一的比例在使用控制情绪或行为的药物，这个数字是1994年的5倍。对我而言，这些给轻度抑郁患者开的药似乎并没有效果，而且我尤其讨厌抗抑郁药物普遍的副作用，包括头痛、失眠，甚至性欲减退，让人难以忍受。

接着，我试了试减压人群的最爱—冥想。其中的科学道理很有说服力，据说会改变大脑，让你更聪明、更友善，不至于被生活困扰。但问题在于，和抗抑郁药物一样，冥想对很多人都没有效果。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生物行为心理学家乔舒亚·史密斯（Joshua Smyth）的研究，在两个月的标准课程之后，最初抱有希望的参与者只有30%能坚持下来。所以说，冥想的门槛还是很高的。

但是，对电子屏幕上瘾的人，几乎都能轻易找到有几棵树的地方待一会儿。要给人们展示清楚森林疗养的功效，宫崎良文是最佳人选。他是东京地区日本千叶大学健康、环境和田野科学中心（Center for Environment, Health and Field Sciences）的生物人类学家。他相信，因为人们是在自然环境下进化的，所以我们在大自然中是最舒服的，即便我们对此并不是一直都有意识。

在这方面，他十分推崇备受尊敬的哈佛大学昆虫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推广的理论—亲生命假说。环境心理学家在讲减压理论（Stress-Reduction Theory, SRT）或者心理发展恢复理论（Psycho-Evolutionary Restoration Theory）时，多多少少会涉及亲生命效应。其实，威尔逊并没有创造出“亲生命”（biophilia）这个词，这项殊荣应归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弗罗姆（Erich Fromm）所有。他在1973年将“亲生命性”描述为：“对生命以及活生生的东西的爱；无论是个人、植物、思想还是一个社会团体，其希望继续成长的愿望。” ^[7]

威尔逊将其观点提炼为居于自然 ^[8] ，认为“人类天生与其他生物有着亲密的情感连接”是一种进化适应，不仅帮助人们更好地生存，而且增加了人类的满足感。虽然人们并没有在基因层面找到亲生命性对应的依据，但是一些对生物恐惧症的研究让人们意识到，至今，我们的大脑对自然的刺激反应依然与生俱来、非常强大。举个很好的例子，“有蛇！”，我们大脑的视觉皮质会很快捕捉到蛇的形状和移动方式。而且，据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人类学家琳内·伊斯贝尔（Lynne Isbell）说，人类高度敏感的深度知觉很有可能是因蛇而进化的。她发现，大脑的丘脑枕区存在特殊神经细胞，由此构建的视觉系统是人类、猿类和猴类独有的。灵长类动物中，在毒蛇云集的环境中进化的物种要比不在这种环境中进化的物种有更好的视力。

然而，生存并不只是远离危害，还包含寻找最佳食物、最佳藏身之地以及其他各种资源。某些特别的栖息地会诱发神经系统分泌快乐激素，我们的大脑会很容易获得 “学习”的能力，就像我们学会害怕蛇和蜘蛛一样。除此之外，我们的祖先还必须学会如何从更新世（距今180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压力中恢复。在被狮子穷追不舍之后，或者说在不小心把一块很好的芋头掉落悬崖后，他们必须学会忘记，这样才能够重返族群，这是生存必不可少的。亲生命假说指出，自然的平静或滋养因素帮助我们重新获得镇静、清晰的认知、同理心和希望。在没有爱、笑声和音乐的时候，人们还能看到落日。那些最能适应大自然的暗示的人，正是那些幸存下来并将这些特征传递下去的人。亲生命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在仍然会选择在湖边搭建小屋，为什么孩子们都想要个泰迪熊玩偶，以及为什么苹果公司用水果命名，而且其软件的名字还都是来自自然界高贵的捕食者、冲浪地点或者国家公园。苹果公司很擅长向用户慢慢灌输亲生命的渴望和联系，但与此同时又吸引我们留在室内。

所以要说大脑和自然之间存在联系，应该不会让人意外。但是我们很少意识到，使我们神经系统得以进化的环境与现在生活环境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为大脑的适应能力而自豪，但这种能力遇到了瓶颈。宫崎良文解释说：“我们进化期间，99.9%的时间都是在自然当中。我们的生理机能仍然适应着自然。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的身体节律和环境同步，我们将会获得舒适感。” ^[9] 当然了，他谈论的只是自然好的那一部分，是日本山地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世界上其他地区，比如臭水沟和贫瘠的土地，这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些地方办公的人们，恐怕毫无放松可言。宫崎良文指出，自然的室外环境是少数人可以五官并用的地方，因此，严格来讲，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身体才完全被唤醒。用缪尔的话讲，在这里，我们由自然哺育的大脑才算是回“家”了，虽然我们有时并不知情。对比一下，约翰·缪尔是这样描写不在野外的时光的：“我退化成只会赚钱的机器了。”而且这台机器还是由堵塞的管子做成的。

为了证明我们的生理机能对不同的栖息地有不同的反应，宫崎良文从2004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成百上千个课题研究。他和千叶大学的同事李珠永发现，在森林休闲散步的人，皮质醇水平要比在城市散步的人低12%，而且，交感神经活动低7%，血压低1.4%，心率低6%。心理调查问卷的结果同样显示，在森林中散步后人们的心情更好，焦虑情况改善更多。

宫崎良文在2011年的一篇论文中总结：“这显示出森林浴疗法可以缓解压力。”日本国民对此坚信不疑，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有过与森林浴相关的活动。数十万的游客每年也都在进行着森林疗养。

◇ ◇ ◇

我和宫崎良文在日本北部白神山地十二湖国家公园（Juniko State Park）最新拟建的疗养地见过一面，他当时正在自己的脸上和修剪整齐的白发上拍打着蚊子，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放松。因为那些天一直下着雨，他担心路上可能太过于泥泞，导致自己的徒步实验无法按期实施。他踢开路上的石头，查看着旁边用网布遮盖着的迷你实验室。第二天一大早，12名男大学生就会来到宫崎良文和李珠永的实验地点，在徒步、静坐和森林浴过后被测量一些生命体征。第二天在弘前市中心还会重复一次实验，那是一座10万人口的城市，到那里需要两个小时的车程。

道路还算可以行走，我们几个去到弘前一家安静的饭馆，脱去鞋子，在地上盘腿坐下。宫崎良文点了几盘新奇的菜，包括温泉蛋、丸子和海陆香鲜。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重视自然？”我问宫崎，他正准备吃魔鬼鱼。

“美国人不重视自然吗？”他问我。

我思考了一会儿，说：“一些人重视，一些人不重视。”但是我在想，有很大一部分美国人不重视自然，因为我们的户外时间和去公园的人数正不断减少。

“嗯，”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在日本文化中，自然是我们思想、身体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传统中，所有事物都是相对的，而西方所有事物都是绝对的。”

也许是因为日本米酒，我真的有点听不懂他的话了。

“区别在于语言，”他继续说，“如果我问你，‘人是狗吗？’，你会回答我‘不是，人不是狗’。而日本人会跟你说‘是，人不是狗’。”这位自然研究的伟大导师在筷子上方凝视着我。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位禅宗弟子问老和尚：“你怎么知道这么多？”而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我闭上了眼。”

我的理解是，宫崎良文的回答就像禅宗中的公案，让人忍不住探索却又很模糊。但你知道，他真的明白很多道理。

◇ ◇ ◇

第二天早上，我和男生们轮流在路边的实验室测试。我们将棉卷放在舌头下面两分钟，然后吐到试管里，测试肾上腺皮质醇的水平。我们身上连上了各种探针和设备。这支实验队伍当时刚刚发明了一种用电池驱动的近红外大脑分析仪。用的时候，感觉就像水蛭在我额头上吸血一样。我们散步回来和在城市的时候，这一步骤还会重复进行。

宫崎良文和李珠永通过对比血压、脉率、心率、唾液皮质醇的变化，来测量我们对不同环境的生理反应。今年，他们还增加了血红蛋白的指标。这些数据在综合以后，就可以明显看出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的分工。当我们在环境中放松时，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强，因其主控“休息和消化”。所以食物在户外吃才会更美味，宫崎良文这样告诉我。但现代生活的需要和持续的刺激往往会触发我们主控“战斗或逃跑”行为的交感神经系统，并且不断刺激它。这样是有后果的：很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研究 ^[10] 都指出，皮质醇和血压水平长期高的人更容易患上心脏病、新陈代谢有关的疾病、痴呆和抑郁症 ^[11] 。而更多近期的研究发现，城市生活的持续压力对大脑的影响会增加人类患精神分裂症、焦虑症和心境障碍的概率。

轮到我走进森林并漫步15分钟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终于能挣脱电线的束缚了。清晰又有节奏的蝉鸣在林间回响。阳光从榉树和七叶树的枝叶间温柔地洒下来，土壤的味道清新、潮湿。一对老年夫妻缓缓走过，手握拐杖，佩戴熊铃。一只黄色蝴蝶深深吸引了我。我这时明白了，为什么十二湖公园仅凭被树叶覆盖的道路和湖泊，就可以成为日本下一个森林疗养基地。当地官员和公园的管理人员都在申请这个认证，因为只要是有森林疗养基地的地方，就有游客和日元收入。宫崎良文的目的也许比较神秘，但他无疑想拿到更多数据。在这里开展研究会很方便。

日本对生理学和大脑的研究借助了脑科学新的研究方法，但这建立在几十年来关于身处大自然的健康益处的心理讨论的基础上。宫崎良文并不是第一个记录自然会缓解身体压力的人。当年，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罗杰·乌尔里希（Roger Ulrich）就十分好奇，为什么很多密歇根州的人都不嫌麻烦，要开车绕到林荫大道再去商场。1986年，他用当时又贵又笨的设备，对几位健康的志愿者进行了脑电图（EEG）扫描，操作时分别给两组受试者观看大自然风景和现实生活建筑的幻灯片。观看自然风景的实验组阿尔法脑波（α波）更强，α波和放松、冥想以及高血清素相关。在第二个实验中，他把120位受试者吓坏了，因为给他们展示的是木工厂中血腥的事故。他也知道这很痛苦，因为他记录了受试者的交感神经活动—汗腺分泌、心率和血压变化。之后，他给一些受试者观看了10分钟自然景色的视频，另外一组看的则是城市景象，包括商场和路边的汽车。实验结果的差异很大：不到5分钟的时间，观看自然景象的那组受试者的脑电波就完全恢复到基本水平，而另外一组的恢复程度较小，其交感神经活动超过10分钟才恢复过来 ^[12] 。

尽管这在当时有着很大的意义和前景，但是这项大脑和自然关系的研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都没有多少人注意。它被认为是软科学，在被遗传学和现代化学搞得眼花缭乱的医学界，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定性测量，而且出资的制药公司不会从室内植物或花园景观中获取利益。近来人们重新燃起的兴趣源自思想和各类事件的汇总：日益泛滥的肥胖症、抑郁症和焦虑症（即便社会越来越富裕，药物越来越发达）。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对基因的作用，我们与户外的隔阂越来越大，学术和文化上的不安也与日俱增。

◇ ◇ ◇

毫不意外，我在城市散步根本比不上在十二湖公园的体验。弘前市中心的绿化比起华盛顿特区也差远了。这里有换乘车站、卖生活必需品的商店，还有出行的人们。那时是盛夏，柏油路都快烤焦了。购物的人急匆匆地进出贴着“番茄意大利面”广告的店铺。我走过四个停车场、两个出租车站、一个公交车站，还路过两辆喷着尾气的闲置大巴。我的交感神经系统也有所反应，在森林漫步之后，我的收缩压降了6个点。而在城市走过之后，升高了6个点。这当然引出了一个问题：自然对人的这种效应会持续多久呢？是不是遇到堵车或者听到手机响铃就没有作用了？

宫崎良文时常会与一位来自日本医科大学（Nippon Medical School）环境医学系的免疫学家李卿合作，二人都对这个问题有疑问。李卿的研究兴趣在于自然对人类情绪状态和压力的作用，及其在免疫系统中的反映。他的研究领域是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s），这种细胞会帮助我们抵抗病原体，而且可以像皮质醇和血红素一样在实验室得到测量。它是白细胞的一种，作用非常有益，因为它会向肿瘤和受病毒感染的细胞传递自毁信号。人们早已知道，一些包括压力、年龄增长和杀虫剂等在内的因素，至少会在短期内减少人体内自然杀伤细胞的数量。因此，李卿好奇，如果自然能够帮助人们减轻压力，那是否意味着它会增加人体自然杀伤细胞的数量，从而帮助人体抵御病毒感染和癌症呢？

为了找到答案，李卿在2008年组织一些日本的中年商人走进森林。在为期三天的实验中，他们每天早上都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进行徒步。徒步后验血发现，他们的自然杀伤细胞数量增长了40%，而且这种增益的效果持续了7天。一个月后再测，自然杀伤细胞的水平依然比最初的状态还要高15%。但是在城市徒步的对照组中，受试者在同样的时段中体内自然杀伤细胞数量并没有改变。随后，李卿又进行了多次针对不同男女受试者的类似研究，并在几份同行审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结论。针对其中一项研究，李卿提出疑问：如果在城市的公园中逗留一小时会不会也有相似的效果？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时间去树林里待三天。研究的结论是肯定的，但免疫持续时间没有那么长。

这是为什么呢？李卿认为可能是树木的缘故。他觉得自然杀伤细胞的增多可能是因为“挥发性芳香物”，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树木的芬芳气息”，也有人说是“植物杀菌素”。这些化学物质包含萜烯（terpene）、蒎烯（pinene）、柠檬烯（limonene）和由其他常青树散发出来的植物精油。科学家已经鉴别出日本野外超过一百种的植物杀菌素，而对于城市来说，这些物质只在公园上空存在。这毫不夸张，至少从2002年开始，研究者们就将一些土壤化合物视作有益健康的物质，比如放线菌，其在空气中浓度为十万分之一的时候，人类的鼻子可以感受到。当然还有霉菌孢子，我们会用它来培养很重要的抗生素，如青霉素。泥土的确有治愈的作用：2007年和2010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两项实验中，有幸暴露在普通土壤细菌，即母牛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Vaccae）的环境下的小白鼠在迷宫测试的表现更好，显示出更少的焦虑并会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血清素是与快乐相关的神经递质。

为了检验植物杀菌素理论的正确性，李卿请13位受试者在一家酒店住了三晚。其中一些房间加装了会挥发日本扁柏树精油的加湿器，这种树在日本挺常见；另外一些房间的加湿器挥发的则是普通的水雾。结果如何呢？实验组，即加装精油加温器的受试者，体内自然杀伤细胞在住宿期间增加了20%，而且乏困感更少了。而控制组的受试者没有任何变化。

“这好像是一种神奇的药物。”李卿在东京实验室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这听起来很做作，甚至不可思议，这不就是说出租车后视镜上挂着的那种香包能延长我们的寿命吗？但是，李卿在培养皿中发现，自然杀伤细胞会由于植物杀菌素的存在而增多 ^[13] ，溶解肿瘤细胞的蛋白质和蛋白酶（包括颗粒溶素、颗粒酶A和B以及穿孔素）也增多了。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因为香味分子里面有一些神奇的东西，还是因为气味本身就会帮助人们减轻压力。李卿的嗅觉理论不同寻常，但其涵盖的是禅宗的五官哲理。美国的科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用的方法要么是给人们看大自然的图片，要么是让他们沿着绿色的校园跑道跑几圈，但日本的科学家就直接让你的五官浸透在大自然中。

李卿是日本森林医学研究会（The Society of Forest Medicine）的主席，他会把自己的理解运用在生活当中。“实际上，”他说，“我在冬天的时候，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家里用树油来加湿空气。”你不需要自己花费精力去种树，这种树油一般在卖香薰精油的药妆店就可以买到。

“你还有什么推荐的吗？”我问这位顶着西瓜头的中年先生。

很明显，他觉得没有什么了，只是跟我讲：“如果你有时间度假，那就不要去城里。要去自然的环境，尝试每个月都花一个周末出去走走，至少一周去一次公园。做一些园艺活会很有帮助。在城市里散步的时候，要在树下走，不要只是去运动场。要去安静的地方，靠近有水的地方。”

我听着这些，眼前浮现的景象跟我早晨在华盛顿特区散步时完全不一样。

◇ ◇ ◇

然而我还是忍不住去想，如果我们能获取更多关于自然和大脑、免疫系统的相关数据，可能就会有更多人走进森林了。但尽管我们知道要多吃绿色蔬菜，可大多数人就是不这样做。拿蔬菜在这里做类比特别合适，因为它还说明了即便是我们不喜欢的自然环境，比方说极度寒冷的冬天，也会对人类有益。至少这是芝加哥大学马克·伯曼（Mark Berman）教授的研究结论。在一项研究中，他让受试者在大风凛冽的寒冬时节参观植物园。这些受试者并没有很享受，但是依然在短期记忆和注意力方面取得了较好的表现。我们将在下一章为大家详细介绍伯曼教授的研究。

日本的研究者对人们与大自然的联系非常重视，而美国的学者似乎更关注我们与自然的脱节、注意力分散、惰性及成瘾性。他们更想了解的是：如果排除脱节的影响，亲近自然是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也许这样的文化差异，正是宫崎良文在吃黄貂鱼时告诉我的合一性（oneness）和自我性（me-ness）的差别。美国人希望知道的是自然，远处的自然，会为人类带来什么。他们崇尚的是贝奥武甫 而不是松尾芭蕉，斩杀恶龙之后，回到英雄大厅。他们更希望利用自然的力量扩大自己的成功，也许甚至想要电子化的自然世界，而彻底忘掉虫子和阴雨天。

我想飞回美国，去犹他州，看看美国研究人员的进展及其想要在这项研究当中进行突破的方法。他们针对认知和创造力的课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自然对人类大脑影响的另一大主要理论框架。但与此同时，我要抓几个松果闻闻。要喝树皮茶吗？这就算了吧，不过可以用手摸摸苔藓。

毕竟，我不是小狗。

[1] 题记中“总而言之，人类大脑是在自然环境下进化而来的” 引自Edward O. Wilson,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 (Washington, D. C. : Island Press, 1993), p. 32。

[2] 题记中松尾芭蕉的名句“所见之处，无不是花。所思之处，无不是月”摘引自Margaret D. McGee, Haiku—The Sacred Art: A Spiritual Practice in Three Lines (Woodstock, VT: Sky Paths Publishing, 2009), p. 32。

[3] “秩父多摩甲斐国立公园是日本最大的巨木聚集地”参见 Designing Our Future: Local Perspectives on Bioproduction, Ecosystems and Humanity ,ed. Mitsuru Osaki: Okutama Town designated in 2008, pp. 409–10。

[4]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为68%” ：参见Qing Li. “Effect of Forest Bathing Trips on Human Immune Function,”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 vol. 15, no. 1 (2010): pp. 9–17。

[5] 更多关于“日本自杀率”的信息，参见 Japan Today , Jan. 18, 2011。

[6] 关于“通勤地狱”，参见Eric Goldschein, “Take a Look at Why the Tokyo Metro Is Known as ‘Commuter Hell,’” Business Insider , Jan. 11, 2012，以及 Ronald E. Yates, “Tokyoites Rush to ‘Commuting Hell’” Chicago Tribune , Oct. 28, 1990。

[7] 这段1973年的描述来自埃里克·弗罗姆的著作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3), p. 366。摘引自Stephen R. Kellert, Kinship to Mastery: Biophilia in Human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7)。

[8] 关于“威尔逊将其观点提炼为居于自然”，参见Stephen R. Kellert and Edward O. Wilson. The Biophilia Hypothesi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5), p. 416。

[9] 关于宫崎良文的解释，详见Yoshifumi Miyazaki, “Science of Nature Therapy”(above) 及 Juyoung Lee et al., “Nature Therapy and Preventive Medicine,”in Public Health—Social and Behavioral Health , ed. Jay Maddock (Rijeka, Croatia: InTech, 2012)，以及 Miyazaki et al. “Preventive Medical Effectso f Nature Therapy,” Nihon eiseigaku zasshi/Japanese Journal of Hygiene , vol. 66, no. 4 (2011): pp. 651–56。

[10] 更多关于20世纪30年代人更容易患病的研究，详见Sandor Szabo, Yvette Tache, and Arpad Somogyi,“The Legacy of Hans Selye and the Origins of Stress Research: A Retrospective 75 Years After His Landmark Brief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Nature,” Stress , vol. 15, no. 5 (2012): pp. 472–78。

[11] 关于“心脏病、新陈代谢有关的疾病、痴呆和抑郁症”等，详见Esther M. Friedman et al., “Social Strain and Cortisol Regulation in Midlife in the U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 vol. 74, no. 4 (2012): pp. 607–15。

[12] 更多关于“观看自然景象和城市景象”的实验，详见Roger S. Ulrich et al., “Stress Recovery During Exposure to Natural and Urban Environment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 vol. 11: 201–30。

[13] 更多关于李卿对自然杀伤细胞的发现，详见Qing Li et al., “Effect of Phytoncide from Trees on Human Natural Killer Cell Fun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munopathology and Pharmacology , vol. 22, no. 4 (2009): pp. 951–59。 d+bIuzzcNvkXXt0Ku0+huxoybauACfL0BgZihmf0ZgFG0GtZcqsYirriDg8W2n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