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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心理学试图从我们的进化史中找出关于现在的某些东西。进化心理学的名声很差：对许多人来说，它似乎仅是一种笨拙的秘密尝试，试图以伪科学的方式使反动的偏见合法化。这种怀疑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尤其是性别差异的研究诱使不少理论家去编造有时令人毛骨悚然的“原来如此”的故事，也就是那些几乎无法证实但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的、关于我们进化的史前史的故事，据说它们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女人喜欢买鞋而男人喜欢看足球：作为浆果的采集者，典型的女性总是喜欢去寻找五颜六色的小物件，并把它们带回家；而对于负责狩猎的男性来说，身体对抗、瞄准目标、努力战斗、夺取胜利自然就会产生无穷的魅力。因此，按照这种观念，男人负责把猎物带回来养家糊口，而女人则负责貌美如花，这种想法在今天似乎也挺天经地义的。
因此，说进化心理学犯了沙文主义错误，这种指责并非毫无道理。尽管如此，一门学科有一半是性别歧视的废话，并不意味着其另一半也必定同样不严肃。进化塑造了我们的心理，正如它塑造了我们的身体，这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自然选择只影响我们脖子以下的部分，那将是令人费解的——甚至是令人不安、不可思议的。
进化心理学试图以进化理论为工具来研究心理学。它试图找出我们的进化轨迹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情感、感知和行为方式，以此让过去成为今日之鉴。
这一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搞清楚进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发生的。毕竟，我们厌恶蛇与蜘蛛，用类似大草原景观的公园装点城市，喜欢篝火，可以花几个小时聊别人的八卦，会被突发的巨响吓一跳，或者向一个目标投掷，能够长距离奔跑，这些都不是巧合。我们的视觉只对电磁波谱的一个部分敏感——只有能够看到的那部分在生物学上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称之为“光”）。同样，我们的其他心理学性状也被认为与此类似。今天，我们的头脑仍然在按照曾经赋予我们祖先竞争优势的模式工作。通过适应而实现这种优势的性状被认为是“具有适应性的”。并非我们的每一项能力都源自进化。然而，那些功能复杂的性状很有可能是具有适应性的——或者至少曾经如此。
进化心理学最有趣的结果之一是，它可以解释我们思想和行为当中的许多失调现象。这种头脑与环境不协调的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我们对糖分几乎无止境的追求。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而能量通常有一个最关键的特征：稀缺。因此，我们在进化当中继承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确保我们不会错过摄取糖分的机会，这是有其合理性的。只要碳水化合物是稀缺的，这种倾向就仍然具有适应性，因为对糖分的渴望有效地促使我们去摄取这种对我们很重要的能量来源。但是，当我们离开了进化适应的环境，并通过超市和加油站长期获得无限量的糖分供应时，我们的渴望就成了问题：进化的要求是必须尽可能地摄取能量，为饥荒的时候做好准备，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有意识地限制这种本能了。
不幸的是，我们的心理学充满了返古的意向，而现代社会呈现出一个日益恶劣的环境，置身其中的我们必须不断地压制原始的本能、思想和行为模式。这提高了对自我控制的要求，并逐渐导致了一种扩散开来的“文明中的不适”
，因为文明在消除了物质贫困的同时，也提高了对认知纪律的要求。这就形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感知：发达的人类社会的物质繁荣似乎带来了幸福的承诺，但这种承诺只会令人沮丧地缓慢实现，而且永远不会完全实现，因为社会复杂性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对我们的认知提出更高的苛求。
对于道德的历史而言，重要的是我们过去进化的哪些属性塑造了合作意愿的性质和程度。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种异常自发的、灵活得令人惊讶的合作意愿。但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人类进化的关键阶段，也就是我们与变形虫、两栖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不同的史前进化阶段，发生在一个极度不稳定的环境当中。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天气特别难以预测，而是说我们祖先的种群不得不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应对快速而剧烈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本来是比较缓慢或不那么极端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稳定的自然环境使我们在觅食、迁徙、定居方面的灵活性和可塑性得到了提高。这使我们的祖先能够开拓新的栖息地，而不必首先经历解剖学上的改变。最初的技术突破提高了我们应对自然、在新的生态位条件下成功生存的能力。越来越反复无常的环境也使得分担风险成为明智之举。如果人们知道每年在二十座小屋中有三座会在风暴中倒塌，但不知道这一年会被掀翻的是谁的小屋，那么在社会结构中建立一个保险系统，临时保护同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免受命运无常的影响，这样做就是值得的。
大型哺乳动物的存在使合作狩猎具有了适应性。许多动物都会合作狩猎，但人类表现出的精确性和协调性是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从某个时候开始，我们的祖先变得越来越依赖大型动物的肉来获取养分。这一事实使得集体意图——所谓“我们的意图”
——的形成在进化上具有重要意义：学习复杂的狩猎技能并最终与其他人共同实践。用来规范参与狩猎和分享猎物的复杂制度也开始同步发展。
如此一来，像我们这样懂得合作的生物就成功收获了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提供给我们的合作成果。所谓的规模经济出现了，随着合作网络的发展扩大，合作的好处实际上也在增加。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规模收益递增，意味着我们的行为收益并不总是线性发展的，有时会突然爆发。如果只能在至少六人一组的情况下猎杀大象或斑马，那么在五人一组狩猎和六人一组狩猎之间做选择，其结果的区别就不是五只兔子还是六只兔子，而是五只兔子还是 一头大象 。
“猎鹿博弈”是一种理论模型，可以用来模拟这种合作形式。在这一保证型博弈中，有两名玩家（A和B）与两个选项（猎鹿和猎野兔）。鹿需要两人合作才能获取，而野兔只需一个人就可猎得。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玩家需要协调他们的行动。如果A选择猎鹿，而B选择猎野兔，那么A就会饿着肚子回家，而B则会浪费更好的机会。只有当二人都选择猎鹿时，才能获得最优结果。
在进化所适应的环境里，我们生活在小群体当中。进化人类学的一个关键概念是邓巴数。英国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证明，灵长类动物新皮质的大小决定了一个群体中成员数量的上限，因为群体规模越大，相应的社会结构越复杂，对我们的信息处理能力的要求就越高。
人们必须决定信任谁，并记得大家最新的社会声誉，好评估谁会成为好朋友，或者好老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谁最会打猎，谁最会做饭，谁最会追踪痕迹，谁又在什么时候把谁得罪到什么程度。
长远来看，社群规模的扩大会产生不稳定的影响，因为我们生来就缺乏使得合作安排具有持久弹性的制度工具。邓巴甚至认为，从人类的平均脑容量推算出的人类群体的自然规模，可以相对精确地缩小到150人。这一数值存在于各种各样的环境当中，从部落社会到军事组织的内部结构里都能找到。随便举个例子，在一间酒吧里，你能够轻松加入与之一起喝一杯的，不超过150人。
当然，人类社会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可以容纳的人数远远超过150人。但这直到最近才成为可能，而且前提是要形成规范更大群体的合作方式的制度框架。自发的社群一旦在数量上超过其承载能力，就会分裂。
我们的进化祖先所适应的小群体的生活处于一种持续的、至少是潜在的冲突状态中。一方面，在我们进化史的过去，不可估量的环境条件常常导致关于稀缺自然资源的剧烈冲突。我们是否可以像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那样认为人对于人来说是狼，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法医考古学的数据可以非常清晰地证明，人类群体之间通常极度敌对。
据说，在一些由狩猎采集者组成的游牧部落中，甚至连自然死亡——不是由邻近部落成员的暴力行为造成的死亡——的概念都多少不为人所知。
史前群体的相遇通常一定会导致暴力冲突，这是毫不奇怪的。从进化的角度来看，预期会发生领土战争和资源争夺是有道理的，因为群体冲突非常适合增加合作机制的选择压力。
个体的生存越是依赖于群体的成功，利他主义行为就越是有益于集体。许多人抵触将战争作为利他主义合作的例子，但从技术层面讲，这么说是没错的：参加战斗的人将自己的利益服从于一个共同的项目，从而选择了合作的选项。
个体自己的贡献对于战争能否胜利来讲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拒绝参与战争者也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因此，战争是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战争行为是否服务于道德意义上的善举，这是次要的：即便在出于最卑劣的目的合作时，合作也是人类道德的核心基础。
暴力冲突的爆发可能不仅仅是偶然相遇的结果，还首先是敌对团体之间战略袭击的一部分。这两种情况都因上述的气候动荡而加剧，因为频繁的迁徙使从前孤立的群体之间更有可能发生冲突。对当代原住民人口的民族志调查也描绘了同样的画面。对内，我们的祖先是家族和平主义者；对外，他们是烧杀抢掠的犯罪团伙。
我们的进化所适应的环境不是一个可以在世界地图上圈出来的地方，不是一个可以在时间轴上标记出来的历史时期。我们的进化史是对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之集合的一个统称，这些条件对我们这个物种的发展施加了有效的选择压力。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的道德，就必须了解这种选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