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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人族的进化史，是最早的原始人类祖先与今天仍然存续的其他类人猿的共有祖先分离后形成的历史。这关键的人类进化第一阶段可以划定到约500万年前。
保存下来的化石——除了最古老的乍得沙赫人，其不对称变形的头骨发掘自乍得北部干旱的朱拉布沙漠里的托罗斯-梅纳拉遗址——主要分布在东非，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在草木茂盛的图根山区卢基诺地层中出土了图根原人的股骨碎片和一根拇指骨；在阿瓦什河河畔的阿法尔三角地区发现了地猿的后臼齿和南方古猿阿法种（“露西”就属此列）的下颌骨。化石发现的第二个主要集中地是南非，我们的各种祖先的遗骸出现在斯泰克方丹和格拉蒂斯瓦、德利莫伦和马拉帕的洞穴中。这种在漂流瓶中传递的信息或许也可以归功于猎豹和其他大型猛兽，因为它们生活在这样的洞穴中，并会把猎物拖进洞里吃掉。
今天，我们的化石遗骸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学研究机构中，在那里被死板地标识、备案、存档、登记和区分：乍得沙赫人被干巴巴地简称为TM 266，图根原人被叫作BAR 1000’00；其他的碎片、残缺物和块状物被列为Stw 573、KT-12/H1或LH4；地猿则至少保留了一点原始的名称：Ardi。
这些出土物为我们讲述的人类形成史是暂时的。正如哲学家有时所说，它“受制于经验数据”，随时可能被新的发现检验、修正或超越。这也是一件好的、正确的事，因为只有教条才会一成不变——在科学中，长久不变的认识仅属意外。对我们最深远的过去的理解始终是推测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证实和牵强附会的模糊，而是具有扎实稳固的意义。用比较形态学、分子遗传学、放射性碳定年、生物化学、统计学和地质学等最复杂的方法武装起来的众多聪明头脑，尝试从许多不同的理论及数据中重建这段历史的最合理版本。这项重建工作仍然依赖于一点，即地壳决定通过地质巧合与我们分享它的哪些秘密：在此我们常常像一个醉汉，当被问及为什么要在路灯下寻找丢失的钥匙时，回答说，因为那里的光线最好。
人类的摇篮可能已经转移到了东非，因为基于那里的地质条件，人们已经挖掘出了一些岩石层，而在别的地方，这类岩石层仍然埋藏在几十米深的碎石、沙子和黏土之下。此外，与所有科学学科一样，存在一种激励机制，诱惑着哪怕是最严肃的研究人员，使他们更愿意把最新的发现归于我们的祖先，而不是所谓更平庸的物种：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化石被发现，当然，“没有人为了成为最早的黑猩猩发现者，而急于放弃成为最早的人族之一的发现者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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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到与其他类人猿在进化上分离之后的最早人类祖先时，我们指的是体型与相貌和现代人类相去甚远的动物。这些原始人类身高不足一米，有着灵长类动物特有的超长手臂、凸出的鼻子、张开的宽大鼻孔，通体覆盖着厚厚的黑褐色毛发，他们与其说像我们，不如说更像现代猿类。开化和能够利用智力解决问题的最初迹象在很久以后才出现：使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闻名于世的原始石器最多只有250万年的历史。
那时的气候也很温暖，但不会太热，因为我们的栖息地海拔往往在1 000米以上。在这些地势开阔、林木稀疏的草原上，我们日间以小组为单位在土里寻找根、块茎和苦涩的嫩芽，寻找坚果和蚁类，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鬣狗或狮子剩下来的动物残骸——当时，这两种动物仍然是比我们更有天赋的猎人。那些动物尸体上干掉的碎肉为我们提供了蛋白质，它们骨头和大脑中的髓质同样如此，我们用灵巧的手指将这些物质从破裂的头骨中挖出来。
200万年前，更新世开始了，对于人类的进化来说，这是最具决定性的地质时代之一。地球上住满了奇异的巨型动物：猛犸、披毛犀、剑齿虎和巨犰狳在陆地上游荡。现在它们都已经灭绝了，部分也是因为我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严酷、危险的世界之中。非洲大裂谷创造出的大草原般的广阔区域重塑了非洲大陆东部地区，使我们易受到猛兽的攻击，在草原化了的土地上，我们不能再通过迅速逃上树梢来保护自己。从西部开始逐渐形成的山脉将这片地区与风雨隔绝开来，这些风雨来自大西洋，本来可为这片土地提供水分。
莱托利考古遗址遗留下来的脚印让人想到一个家庭——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这些近400万年前的印记是通过萨迪曼火山的火山灰传递给我们的，它们是直立行走的生命最古老的可靠证据。密林之外新的生活条件支持这样一种双足生活的方式。虽然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合格的攀爬者，但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以步行覆盖更远的距离。平坦广阔、野草丛生的平原催生出更好的视野和更轻快的脚步。
这些没有文字记录的早期人类的社会生活，可以通过最近才研发出来的时间预算模型来研究。
为了在环境中求生存，我们灵长类动物（以及其他生物）终究必须做三件事：获得食物、保证休息和维持社会凝聚力。一旦人们对所谈论的那个时代的古老环境有了粗略的了解，并且可以粗略地计量出某个特定物种有多少纯粹的白天（即减去夜晚的时间）可以使用，就可以推算出群体的最大规模，其凝聚力是通过所谓的梳毛——相互打理毛发，这是灵长类动物中建立社会团结的核心机制——来实现的。那些必须花费特定长时间觅食和花费特定长时间休息的人，最多只剩下一定量的时间（x）来顾及群体凝聚力。这个时间量不足以维持超过20个成员的群体。
但社会生活为何对我们的祖先如此重要呢？为何我们的合作能力开始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这些问题将我们带回非洲大裂谷带来的气候—地理条件的变化。
人类的第一个根本性的道德转变在于道德的发现。大多数动物物种都表现出一种有助于增强族群凝聚力的行为规律。鱼群似乎鬼使神差地跟随一个听不见的节拍，通过行动的一致性来达成合作；社会性昆虫，如蜜蜂或蚂蚁，已经完善了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往往需要个体为了蜂巢或蚁群的利益而完全地奉献自身。塑造了人类道德的特殊合作形式是将个人利益置于一边，以利于更大的共同利益，从而使所有人都受益。
人际合作的出现是我们这个物种的第一个关键的道德转变。为什么要合作？我们独特的合作能力的进化要归功于气候—地理条件的变化，热带森林被更加开阔、类似大草原的地区取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方式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迥然不同。我们的近亲没有受到类似的气候剧变的影响，它们继续生活在非洲中部刚果河周围茂密的森林地带，因此面临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选择压力。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的不稳定以及我们暴露在危险猛兽的控制之下这一事实，使我们面临更大的压力，要通过更好地相互保护来弥补这种新生的脆弱性。通过更为密切的合作，我们在更大的群体中找到了支持和力量。我们人类是由最聪明的猿类被迫在大草原的开放空间中生存了500万年后才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