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逐渐知道是什么让人类与众不同:我们是唯一拥有 累 积文化 的动物。对人类学差异持续几千年的探索由此在几年间成功画上句号。
在此,我们应从广义上理解“文化”,因此它不仅包括贝多芬和普鲁斯特,还包括通过教与学代代相传的一整套信息、技能、实践、仪式、制度、规则、价值观、技术和人工制品。这种传播是 横向 的:文化对象——无论是思想还是工具,其传播并不受制于基因突变和优胜劣汰的缓慢速度;文化知识可以通过 社会学习 直接从一个载体传递到另一个载体。由此,对我们外部生活条件的更好适应无须受制于出生和死亡的无情实验和错误,不必总是马上产生一个具有新基因构成的新生物,而是可以灵活地尝试新的变体形式。
有些动物,尽管数量极少,也具备并不健全的文化实践能力。上文提到的日本猕猴,不仅会洗小麦,还会洗地瓜。它们从幸岛上的同种雌性伊莫那里学到了这些技术,1953年,伊莫一岁半,它显然是自发地开始做这些事情的。
很快,伊莫周围的绝大多数猴子都学会了这些技能,除了最老的那些猴子,到它们死后,这些技能就被所有的猴子掌握了。不过,灵长类动物也不是唯一的文化生物。不同地区的麻雀经常拥有不同的“歌曲”,这些地域性“歌曲”也会通过学习过程在群体中传承下去。
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不仅生产文化产品并将其传承下去。至关重要的是,每一代人不仅被动地吸收了这些产品,而且反过来对各自的文化遗产进行了渐进式改进。这样的变化单个来看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不引人注意,而且只是渐进的;然而,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成群的人就能以这种方式完成令人惊讶的复杂实践。从某一时刻起,以这种方式打造的知识和技能储备变得极其复杂,无法再用个人的创新能力来解释,或者一旦丢失就无法依靠个人力量重建。此时我们的文化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拥有累积的文化并不仅仅让我们变得与众不同。它作为一个标志也很
重要
,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开我们自身的神秘性谜团。累积文化的能力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语言,为什么我们有感觉,我们如何感觉,如何以我们的方式生活。它的解释潜力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根据加拿大科学家和进化论专家约瑟夫·亨里奇的说法,在过去的5万年里,即对近期人类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文化变化一直是我们进化的主要驱动力。
累积文化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长着蓝眼睛并且对乳糖有耐受性,它解释了我们直立的步态、我们长距离行走的能力、我们以惊人的准确性投掷物体的能力;它解释了我们似乎没有尽头的童年、在生命的头几年持久的依赖性和对照顾的极度需要;它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女性与其他大多数动物不同,会在痛苦中分娩。
它解释了我们的不足。也许我们最显著的特征是我们拥有的天赋知识或技能太少。与非人类动物相比,我们人类的天赋很差,这一洞察并不新鲜。与其他哺乳动物的相对独立性形成的对比毕竟十分明显:小马出生后立即能站起来,它们的发育多多少少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成长。
我们人类极其脆弱:没有皮毛、爪子或翅膀;一具瘦弱的裸露身体不得不支撑着一个硕大的头骨和退化的下巴;由于缺乏本能、天赋知识,甚至缺乏生存所需的最基本能力,我们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一直停留在完全依赖他人的状态,直到成年仍然保持着相对的依赖性,依赖一张由父母、祖父母、老师和导师组成的网络,他们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阻止我们死于非自愿的自杀。
普鲁士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在其1772年发表的《论语言的起源》一书第一节中就已指出,人类是“自然界中最孤独的孩子。赤身裸体,软弱无力,胆小怕事,手无寸铁,而且他的痛苦之总和在于被剥夺了生活的所有主导权”
。1886年,在尼采的《善恶的彼岸》一书中再次出现了人类缺乏本能和任人宰割的主题。在尼采看来,人是一个“崇高的怪胎”和“尚未确定的动物”。
他对新印象和新经验的开放态度,他在选择生活空间方面的灵活性,以及他在应对环境不断强加给他的新挑战方面的创造性,都是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
在哲学人类学(20世纪上半叶在德语世界兴起的哲学思潮之一)中,人类是有缺陷的存在这一论点被系统地推向极致。马克斯·舍勒认为人的特征是“对世界的开放性”
。别的动物生活
在
这个世界上,人类则
拥有
一个世界。人类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这种断裂,使我们能够从外部观察自然和身处其中的我们自己,而不是直接依附于自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关于人的“离心定位”的概念暗示了类似的距离。
所有生物的特征都是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建立边界。人类不仅通过生存,还通过智力行为和对环境的有目的的操控,有意识地协调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本能地成功建立了与环境的边界。阿诺德·盖伦发展了具有政治社会学意义的“缺陷生物”概念,由于人的先天不足,他将救助功能归于社会机构。人的非确定性被传统的和习得的社会实践阻断,人仍然在存在上依赖于这些社会实践。
大约在同一时间,瑞士生物学家阿道夫·波特曼提出了人“生理性早产”的表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复杂性不断加深,使得大脑新皮质的增长成为必然,以便能够在认知上满足逐渐升级的信息处理需求。人类大脑的这一最大部分除了需要越来越多的能量外,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东西:空间。我们的头骨很快就膨胀到不可思议的大小,这就决定了出生的时间越来越提前,在头骨长到一个我们女性祖先的解剖结构刚好允许通过的时刻。因此,人类的出生成了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极高的产妇死亡率是一个后果,人类幼儿出生时几乎完全呈现为发育不足是另一个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