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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在道德史上的作用也可以启发我们，现代社会应该如何施行惩罚。事实上，惩罚的未来在于更温和的制裁，以及对我们最无情的本能的回避和很大程度上的遏制。
惩罚的历史表明，并不是越严厉的惩罚就一定能起到更好的震慑作用。道德的演变表明， 任何形式 的社会性制裁确实都在将社会合作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决定性的变量并不是惩罚的严厉程度，而是惩罚的预期收益（或对被惩罚者而言：损害）。而这显然不仅取决于惩罚有多么令人不快，还取决于惩罚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我假定自己永远不会被抓到，那么即使是死刑也只会对我产生一定程度的震慑。如果我足够确信有一天会被处以杖刑，那么承受十下杖打就会产生强大得多的效果。
我们需要尽可能好的理由来调节惩罚的力度，这首先表现在当我们仅仅出于满足自己的报复欲而做出政治决定时。美国哲学家尼尔·辛哈巴布曾计算过，按照伊拉克战争的成本，我们可以为活着的大约2 000只大熊猫中的每一只赠送一架隐形战斗机（每架飞机价格为7亿美元）。
即使最初可能认为“反恐战争”是正当的，人们也必须扪心自问，2001年9月11日导致近3 000名无辜美国人死亡的事件，是否能够通过其他6 000多名美国人的死亡（更不用说阿富汗和伊拉克方面成千上万的人命）得到补偿？他们去送死，只是为了在战争开始20年后与最初的敌人缔结和平条约。这种做法经不起任何成本效益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高纯度可卡因在美国蔓延以来，美国一直在激烈地发动所谓的“禁毒战争”，现在可以有把握地宣称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了，它所依据的同样是进化论中继承下来的犯罪和惩罚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只有通过越来越严厉的惩罚，才能成功地打击社会中的不良行为。这不仅导致了对实际上根本不应被归类为犯罪的行为的过度刑罚，还导致了对吸毒等行为的过度惩罚，而这些行为要么不伤害任何人，要么只伤害行为人本身。
与此同时，出现了从体罚到监禁再到经济制裁或赔偿的全球趋势，需要进一步推进或——更好的是——加快推进。
过度惩罚是不公正的，因为一个人通过基因彩票出生于哪种环境，以及随之而来的促成其做出犯罪行为的社会问题和不当刺激，往往都是偶然的。
越来越严厉的监禁刑罚只会加剧这些问题，因为长期的监禁会使一个人更难回到更适应社会的生活中去。当快速且高概率地执行惩罚时，效果是最好的。而严厉的刑罚往往无法达到这一效果。例如，死刑的判处和执行过程往往旷日持久，因为要涉及冗长的程序（没有人愿意错误地处决无辜的人），也因为很少动用死刑。
在许多情况下，胡萝卜都胜过大棒：对非犯罪行为的激励往往比惩罚的震慑更有效。
此类措施往往在道德上被斥责为对犯罪行为的“奖励”。最重要的是，这表明我们很难选择更好的政策而不是更坏的政策——即使数据摆在桌面上。一旦某项犯罪措施与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结构背道而驰，我们就更有可能选择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替代方案，而不是真正能带来改变的方案。
尽管存在许多令人遗憾的例外，现代社会仍在缓慢但坚定地朝着惩罚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沃尔文普林监狱是荷兰乌得勒支市的一座监狱。它是一座砖造建筑，位于市内运河环线的黄金地段，自2014年以来一直空置着。荷兰的犯罪率越来越低，不仅是因为犯罪行为越来越少，还因为违法行为也越来越少，而仅剩的违法行为中被判处监禁惩罚的也越来越少。乌得勒支的许多市民都希望，这座从前的监狱能被改建，在充满历史感的阴森环境中新建一些阁楼，然后帮助过热的房地产市场稍稍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