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制裁

惩罚有助于我们驯化自己，因为惩罚教会了我们一些重要的技能，如自制力、温顺、有远见与爱好和平，这些技能使我们能够在不断壮大的群体中生活。早期人科动物在没有国家机构和集中垄断武力的状态下生活，这一事实即使在今天也会激发无政府主义者的幻想。但是，这种看似不受官方权威约束的无限自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暴力和纪律的实施并不是多余的，而是通过一种更柔和但无处不在的对社会准则的集体控制来补偿的。

并非所有的社会性制裁都像死刑那样严厉和彻底。人类的道德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更微妙的非正式准则监督实践来维系的，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社群可以非常精细地计算其成员的社会声誉。对于像我们这样依赖合作的生命体来说，名誉受损可能是灾难性的。

对某个社群成员的信誉和声望进行记录和归档，曾经是（现在也是）通过流言而实现的。在人类进化史上，尤其是在语言的进化过程中，闲谈和谣言之间的转化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语言最初的功能可能主要是就他人的行为进行社会交流。 诽谤可能是猿类相互梳理毛发和抓虱子行为的某种延伸，此前主要是这些行为确保了社会的凝聚力。同样，在人类当中，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有必要转而采用新的社会合作形式：由于舔舐需要直接的身体接触，而且非常耗时，因此对于人类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在最亲密的家庭边界之外加强凝聚力的合适手段。此外，语言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向更多的同类发出信号。利用语言，人类得以发展信任网络，交换有关其他群体成员性格的信息，结成联盟，确定、完善和摒弃行为准则。

声誉受损总是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许多受到波及的人从此一蹶不振。但实际上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会想，谁会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呢？只要一个人没有遭受任何生命、身体或财产的损失，他就可以对其他部落成员、驼背的亲戚或社交网络上一群怨声载道的陌生人如何看待他漠不关心。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一个人被告知他有口臭，即便这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他也会深感不快。” 正如大卫·休谟所指出的那样，伊曼努尔·康德——并不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观察力而闻名——也注意到了，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以及谣言、流言和传闻在集体共存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我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然而，在所有的讨论中，没有什么比关于某一行为的 道德 价值，并由此推断某人品格的讨论更能激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了，否则，他们的理性很快就会使他们感到厌倦，这种热情参与给社交带来了一定的活力。那些对所有微妙的、需要深思熟虑的理论问题都感到枯燥、乏味的人，在大家辨别所叙述的或好或坏的行为的道德内涵时，都会很快加入进来，而且是如此精确、如此深思熟虑、如此微妙地辨别出一切可能降低其意图的纯洁性，从而降低其中的美德含量，甚至使其变得可疑的东西，而这是在面对任何其他思辨对象时都看不到的。

顺便说一句，康德对更为险恶的闲谈的同情要少得多，他将其斥为“污蔑”、“窥探他人道德”和“嘲弄癖”。

这是真的——失去社会的认可往往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后果。对于南太平洋的小岛亚萨瓦岛上的居民来说，一个人的社会声誉也标志着他的法律地位。一个人的名誉受损越严重，就越容易被合法地排斥、嘲笑，越容易遭受暴力、盗窃和破坏而成为受害者。当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捕鱼时，他们的房屋会被放火焚烧，或者工具会被盗，而对他们施暴的人却可以逍遥法外。这也会产生一种驯化效应：“那些没有学会当地准则、不能控制自己或屡次犯错违反准则的人，最终会成为残酷剥削的牺牲品，然后被赶出村庄。”

众所周知，丢脸也是自杀的常见动机之一。例如，在加纳的阿散蒂人中，这种情况在20世纪初仍然存在：“‘如果要在丢脸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宁可选择死亡。’有一个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一名年迈的村民在向来访的贵宾鞠躬致敬时，‘无意中放了一个屁’；不到一个小时后，他就回家上吊自杀了。当被问及这一极端的反应时，他的部落同胞们一致认为他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是得体的。” 在一些民族中，丧失社会声誉并不被认为是比处决更加温和的替代方案，而是被视为更大的不幸。 9534OO5NmuVTSz/d2K3cuITb2VmYbvW8mbH9591zbgwTByy4A6AjE0QndAQzmT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