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驯化

如果将人类与其最亲近的非人类近亲黑猩猩进行比较，立刻就可以看出人类是多么无害：力气不大、身材瘦小、身体裸露、安静虚弱，看起来完全不具有威胁性，显得十分可怜（至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这绝非偶然，因为人类的进化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最友善者生存”的历史。 这种“友善者生存”并不是对赫伯特·斯宾塞“适者生存”的替代。我们的适应性源自我们的忍耐力。

人类与黑猩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它们在受到威胁或挑衅时各自的 反应性攻击 倾向。 与此相对的是有预谋和计算的 主动性攻击 。黑猩猩具有极强的反应性攻击倾向，经常以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例如咬掉对手的生殖器或撕咬对手的脸。人类也经常成为这种行为的受害者，例如2009年，黑猩猩特拉维斯攻击了查拉·纳什，还有圣詹姆斯·戴维斯，被黑猩猩莫攻击，失去了一只眼睛、鼻子和几根手指，后来只能坐在轮椅上。莫是在戴维斯家长大的，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当黑猩猩种群在自然栖息地意外相遇时，几乎总是会爆发激烈冲突，最终往往会导致发生冲突的群体中的某些成员死亡。相较之下，人类的行为与黑猩猩的对比就像金毛犬与狼一样。当然，这种比喻只是半开玩笑，但“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到驯化的动物”这个观点并不新鲜。达尔文也曾提出过这种猜想，但最终放弃了，因为他想不出有什么人能对我们的驯化负责。有神论假定这是神的干预，这种解释在他看来毫无科学价值；更高等的 非 人物种驯化人类的想法听起来同样不严谨。在他看来，人类 自己 驯化自己的可能性显然也不大。因此，他放弃了这一假设。

驯化的观点最初来自德国人类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他在1775年的论文《论人类的自然差异》以及后续著作中指出，人类的特征在许多方面与驯化的动物类似。当然，与几乎所有的进化论猜想一样，人类驯化的观点也被滥用，为种族歧视辩护，根据这种观点，白人由于驯化程度较高，理应比其他人种优越。这一论点早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并被布卢门巴赫本人否定过。

几十年来，特别是在20世纪，人们对驯化综合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现在已经很好地了解了驯化综合征的内容、表现形式、生理机制的遗传过程，以及哪些具体的进化机制导致了人类选择更和平的行为方式。

驯化的动物几乎总是呈现出一系列特定且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它们有别于其野生的近亲。 它们通常比野生的同类更温顺、更易训练、更爱玩耍、更不具有攻击性，这就是这种现象的核心。与此一致，驯化的动物常表现出幼态持续的特点，即保留幼年特征到成年。这包括体型较小，需要更多身体上的亲近和依偎。大多数驯化物种的大脑和颅骨会略微缩小，牙齿、耳朵和鼻子也会变短。与此同时，有一些特征直观上符合驯化动物更温顺、更亲和的印象，但原因不明，比如卷尾、下垂耳和明显的色素缺失症状，表现为身上的白斑，常见于额头或眼睛之间。

发现和描述这种综合征的先驱是别利亚耶夫兄弟。作为人类遗传学家，尼古拉·别利亚耶夫在苏联受到政治上的怀疑，于1937年被苏联的秘密警察枪决。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的弟弟德米特里和同事柳德米拉·特鲁特继续他的研究，并在了解野生动物的驯化过程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人们很早就知道，驯化的动物往往具有前文所述的特征。在马、狗、猪、骆驼、牛、鼠、猫甚至羊驼身上也能观察到这些特征或类似特征。然而，别利亚耶夫和特鲁特感兴趣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进化问题，即通过有利于亲社会性的特定选择，是否可以重现同样的特征变化。如果有针对性地对一个物种进行友善性育种，会发生什么？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别利亚耶夫和特鲁特对西伯利亚银狐进行了一项长达数十年的实验。 虽然将狼驯化成狗需要数千年的时间，但通过人为选择最亲人的狐狸，可以将这一过程压缩到几十年之内。别利亚耶夫和特鲁特只让种群中经过人工驯化的样本成功繁殖，经过十代、二十代，最后是五十代的繁衍——在此期间，狐狸开始每年多次发情，而不再是每年一次，这是另一种典型的驯化效应——原本独居的森林动物变成了呆萌的玩伴。

驯化综合征的遗传基础直到几年前才被破解。 无论是通过自然方式还是通过人工干预，有利于友好与合作的选择是如何以及为何产生上述驯化综合征的，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谜。攻击性下降与耳朵下垂、毛色带白斑有什么关系？现在有非常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个谜题的答案在于一种特殊的干细胞，即所谓的神经嵴细胞。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这些干细胞最终形成了肾上腺，而肾上腺在产生和调节关于压力和焦虑的激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驯化过程最终会间接导致肾上腺功能减退。在脊椎动物胚胎的早期发育阶段，这些神经嵴细胞位于一个特定的位置，即神经管的背侧（脊柱方向）末端，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从这里发育出来的。随着胚胎的生长，这种细胞不仅会迁移到肾上腺，还会迁移到颅骨和四肢。由于神经嵴细胞 还 恰好 参与颅骨和牙齿的生长，并影响色素沉着，因此会导致白斑的出现和嘴唇变短、牙齿变小。因此，驯化综合征实际上是某种肾上腺功能减退的结果。这种减退一方面影响了调节恐惧和攻击性的激素，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颅骨发育时的细胞类型，导致色素沉着减少，颅骨也长得较小。

人类的自我驯化不仅导致了行为举止的改变，还有助于深刻地改造人类的认知。只有这样，人类的忍耐力才得以提高，攻击性才得以减少，社会生活才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脆弱的群体和平越来越少遭遇突发暴力的挑战。这反过来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在其中，沟通能力和社会认知——即思考他人想法或需求的能力——得以极大提高。此外，色素缺失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白眼球中：它明亮的颜色能让我们快速、准确地辨认别人注视的方向和焦点，使我们的意图和想法对他人来说更透明。与此相对，类人猿的眼珠则近乎黑色，因此我们很难猜测它们在注意什么。

这些认知能力的物质基础是大脑皮质的前额叶，它负责行为的控制和调节。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如果它受到损伤，例如由于事故、肿瘤或中风，通常会导致行动和规划能力受到限制，执行意图时也会发生困难。其结果是冲动性增加，自控力下降，在遵守准则和规则方面也会出现问题。 这一现象被称为后天反社会人格障碍。

很明显，驯化综合征——幼态持续、头骨缩小、牙齿变小、友好合作的行为——也存在于人类身上。但是，在银狐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是哪里来的选择压力把这些野生猛兽驯化成了摇尾乞怜的宠物，但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是谁驯化了人类。

目前最有可能的假设是，我们直接杀死群体中最具攻击性、最暴力的成员，从而驯化了自己。这通常是通过小范围的密谋，在夜间伏击那些最无法无天的人，置他们于死地来实现的。这些史前暴君因暴力致死而无法繁衍后代、传递基因，从而导致人类的攻击性、较差的冲动控制力和暴力行为逐渐减弱。人类于是像后来的银狐和（更早的）狼一样被驯化了。

因此，我们的进化史使我们同时变得更加残暴又更加温和：尽管从这一阶段开始，我们大体上是渴望和平、愿意合作和需要和谐的，但我们对他人偏离准则的行为反应更加敏感，我们严格监控并无情惩罚这些行为。许久之后，我们对暴力的厌恶也转向了惩罚本身，稍后会再来讨论这一点。

当然，我们很难找到原始形式的死刑普及的直接证据。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在狩猎采集社会晚期有对不受欢迎的人和制造麻烦的人进行谋杀的做法。比如，居住在非洲南部的昆桑人直到20世纪后期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有计划的处决就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研究昆桑人生活的专家理查德·博沙·李报告说：

朱何阿西人（昆桑人的别称）有一种最终手段，一张王牌，用来结束一连串的杀戮。唯一可以描述它的方式就是“处决”这个概念。……在一个最具戏剧性的例子中，一个名叫特维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伏击，身负重伤，因为他此前杀了另外三个人。他奄奄一息的时候，所有人都向他射出含剧毒的箭，用一个知情者的话说，“他看起来就像一只豪猪”。然后，在他死后，不论男女都走上前去，用矛刺他的尸体，象征性地分担杀死他的责任。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进一步表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高度平等。这与黑猩猩不同，黑猩猩生活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其顶端有一个雄性首领，在很大程度上垄断着食物、资源和性，而人类在新石器时代革命之前都处在更加多变的结构中，没有稳定的统治阶层，也没有明显的物质上的不平等（见第四章）。当然，这种平衡并不能自动维持，处决逆反的潜在暴君可能是人类得以长期维持其平等主义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小规模人类群体中，仍然需要 以某种方式 确保社会凝聚力。没有对权力的垄断并不意味着没有权力。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和怀疑权威的自由主义者经常向往史前的无国家状态，但如果认为无人领导的狩猎采集者群体不需要以某种方式控制他们的共同生活，那就错了。这种情况很可能导致一种近乎偏执的氛围，即几乎所有成年的成员都深感必须严格遵守群体当时的社会交往准则，以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处决的对象。

从那时开始，这种重塑人类身心的文化进程，使得死刑实际执行起来更加容易。杀死一个人总是会带来一个伴有风险的技术难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杀的人肯定另有打算，不会毫无抵抗地踏上最后的旅程。一些解剖学发现表明，人类可能在大约50万年前就掌握了投掷武器的使用。不断增长的脑容量极大地增加了能量需求，只能通过增加肉类摄入量来满足。然而，可能只有那些会使用长矛合作狩猎的人才能获得这些肉类。此外，精准地投掷长矛也需要相应的身体部位，即肩膀、手臂、髋部和上半身的协调合作，以达到足够的力量和准确度，从远距离给大型哺乳动物（比如另一个人）造成致命伤害。化石发现表明，这些解剖学上的变化可能在当时就已经完成了。 人类的驯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技术上的创新，让我们能够更容易、 更安全地 互相杀戮。 MPMv4OhWtiSEVRNZyMHcrxc3GRa5yE4K641W8hD+6nTBeg9YghP3ugEkCtEW7Jg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