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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她会抬头望向天空，天空黑暗而神秘地悬在她的头顶。但洞穴里面比外面还要黑暗，尽管夜间洞穴内温度下降的速度比在下面的河床上慢，但独自离开洞穴的庇护，暴露在黑暗的神灵面前，是绝对不安全的。
好几天前，河床就已经几乎完全干涸了。不过雨水汇集到了山洞里，雨水尝起来有泥沙和臭味，但可以饮用。成群的巨大蚱蜢聚集在金合欢树干上，喧嚣不休。微风卷起树叶和细小的树枝，缠在她蓬乱的头发上，把她吓了一跳。
远处是沼泽地，青草覆盖其上，只有几处团状的树冠露出来，白天有色彩斑斓的鸟儿在其间嬉戏。
遗传数据显示，我们的血统在75万至25万年前从最终产生尼安德特人的脉络中分离出来。
现代人特有的驯化综合征在尼安德特人身上几乎是看不到的。相比较而言，现代人变得更加温和、更善于忍受、更容易受控、更愿意合作。这表明，在智人身上产生这种综合征的惩罚机制大约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发挥作用的。邓巴将海德堡智人（他将其归类为第一代古人类）的进化时间同样定在50万年前。
在这一被惩罚驯化为社会人的过程末端，出现了解剖学和行为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我们毫不犹豫地将其划分为我们的同类。而在这一过程的开端，存在一系列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古人类：先驱人通常生活在欧洲，匠人生活在非洲，直立人则主要生活在亚洲地区。海德堡智人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最后的共同祖先，它逐渐排挤并取代了这些更古老的物种，然后演变成现在的人类——至于如何演变的，目前尚无定论。
我们学会了更好地相互合作，保护彼此免受危险的捕食者的伤害；学会了集体狩猎，保障彼此在贫瘠环境下的生存能力：我们越是这样做，我们的生存能力就变得越强。我们合作和生存能力的提高使种群的规模不断扩大，这迫使我们学会在越来越大的群体中生活。更高的种群密度不仅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与更多的同类为伍带来了合作的优势，但同时也导致更多的协调需求，从而引发更多的冲突。为了避免社会凝聚力的崩溃，由此产生的潜在摩擦需要加强自我控制，降低攻击性。通过发展惩罚性实践——既包括暴力惩罚，又包括更“柔和”的社会制裁——我们成功地启动了我们这个物种的驯化过程。
与南方古猿不同，我们早期的同类看起来已经非常像人类了。法国有一位面具制作者伊丽莎白·戴内斯，她复原了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发现的图尔卡纳男孩的面貌。这是一具青春期前的匠人化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好、最完整的早期人类化石之一。复原图显示，这个9岁的男孩有着圆圆的鼻头、忧郁疲惫的双眼，裸露的皮肤上覆盖着干涸黏土的浅色斑点。几年前才在南非的新星洞穴发现的一具同样完整的纳莱迪人骨架，被美国古生物艺术家约翰·古尔奇复原为一个表情严峻、胡须蓬乱的成年男性，他嘴角向下撇，似乎在审视着什么。
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点现在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同。今天，我们将人类从非洲大陆迁出的过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走出非洲第一阶段”和“走出非洲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先是各种古人类，后来是智人，成功地离开非洲，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定居下来。最后，我们还从这里出发，到达了美洲和大洋洲。我们的栖息地最初仅局限于非洲东部，在走出非洲第一个阶段，我们的栖息地逐渐扩展到了北非，这使我们能够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欧洲。经过西奈半岛，我们最终到达了高加索地区（非洲以外最古老的人类化石是在格鲁吉亚的德马尼西发现的），并从那里经由如今土耳其的领土到达欧洲。在相反的方向上，我们最终扩散到了南亚和东亚。
因此，在50万年前，我们已经走了很远。20世纪90年代，在英格兰南部位于布莱顿和朴次茅斯之间的博克斯格罗夫采石场，发现了海德堡人的一段胫骨，根据其大小估计此人身高约有1.80米，可以确定其年代正属于这个时期。我们之所以能到达那里，是因为当时覆盖北半球的冰川巨大无比，甚至可以通过步行从欧洲大陆到达现在的英格兰。在那里发现的工具和动物骨骼表明，它可能是一处屠宰场，我们的祖先在那里使用费劲打磨但仍然非常粗糙的手斧，从被杀死的狼、河狸、马鹿、野牛和小犀牛身上割下肉来。
被当地人称为“魔鬼之路”的56个脚印讲述了一个逃亡的故事：在坎帕尼亚地区罗卡蒙菲纳附近的火山爆发之时，一群海德堡人和动物，显然是跌跌撞撞、一步一滑、惊慌失措地试图逃生。
在法国南部尼斯旧港的“泰拉阿马塔”遗址，发现了用相互支着的树枝建造而成的小屋遗迹。这些住所有着椭圆形的地基，由两根中心支柱支撑着；它们为火塘提供了遮风避雨的场所，最多可容纳二十几个海德堡人。在这里，人们准备食物、睡觉、照顾孩子、晾晒兽皮、打磨长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