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拉洞穴

出了巴勒莫老城就不远了：穿过有着小港口的阿雷内拉区，经过罗托利圣母公墓，再穿过与西西里岛上的许多城镇一样以圣母玛利亚命名的郊区，沿着佩莱格里诺山山脚下的小路，就到了阿道拉小城。从这里可以轻松爬上那些洞穴，直至今天它们还提醒着我们，人类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一部残酷的历史。

从1943年开始，这三个岩洞便被盟军用作弹药库，以确保能够从被占领的岛屿出发，持续进攻法西斯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最后，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这里储藏的弹药爆炸了，导致石灰岩洞壁坍塌。在其背后的岩壁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场景，显然是很久以前有人刻画在石头上的：除了公牛和野马，还能辨认出一些人的轮廓，他们仿佛陷入了狂热之中，欢呼雀跃，手舞足蹈，被他们围着的是另外两个躺在地上、以不自然的方式扭曲着身体的人。

这两个人绝不是在为众人展示技艺的原始运动员。他们似乎也并未让我们得以窥探史前欲望的世界。事实上，让这两个人保持痛苦姿势的既不是欲望，也不是意志力：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有一根绳子绑在他们的脖子与背后的双脚之间，绳子拉得那么紧，他们撑不了多久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被绳子勒断脖子。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处决。

死刑远比2万年前刻画在西西里岛岩壁上的涂鸦还要古老得多。 这种说法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他们把人类的原始状态想象成一个和睦的帐篷营地，在那里，爱好和平、衣着简朴的人们在篝火的温暖和奇异草药的芬芳中缓缓进入梦乡，或者聆听着有关祖先英雄事迹的节奏分明的歌曲，并低声向孩子们讲述仁慈神灵的恶作剧。这样的场景可能也发生过，但它们只是这个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则涉及鲜血和内脏、哀号和恐惧、肢解和死亡。

如今，死刑——或者更概念化地说，一种由几个人有计划地将另一个人杀死的规范性制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在减少。 在大多数国家，死刑已被完全废除。那些在正式法律中仍然保留死刑的国家，除了一些特别残酷的政权，也已经很少实际执行死刑，而且通常只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联邦）德国自1949年以来就已经没有死刑了。

在西方思想中，死刑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西方哲学的历史始于一次死刑：对其创始人苏格拉底的处决。公元前399年，他被雅典法庭判处喝下一杯毒芹汁——有人可能会认为，这并非完全不公正，因为苏格拉底确实支持过“三十僭主”，这些人摧毁了雅典的民主制度，并在长达8个月的统治期间大规模杀害雅典的民主派。或者，他确实是无辜的？

从历史上看，很少有社会 不 对不受欢迎的人进行仪式性的、合法的谋杀。然而，人们经常低估的是，惩罚在人类进化，尤其是我们道德的进化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人类道德进化史上的首个重要步骤是合作的出现：我们发现，培养利他主义，将眼前的自身利益导向共同利益，从长远来看是最明智的策略。与此同时，事实证明，在进化过程中以稳定、简单的形式合作行动的机制很快就会达到其极限。因为内含适应性和直接互惠性的约束力，在成员数量超过几十人（或在特殊情况下最多几百人）的群体中，不足以确保群体内的合作行为。在核心家庭之外，遗传关系被高度稀释，互助链也变得脆弱且难以捉摸，因此需要装备更好的“工具箱”才能构建更大的群体。而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与亲情和友情圈子之外的人共存，需要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克制住自己最具攻击性的冲动。

惩罚和驯化的制度使这成为可能。早在大约50万年前，我们就学会了通过社会性惩罚使不合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利可图。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欺凌、奴役、操纵、攻击甚至仅仅是利用他人的倾向，就会导致他被那些受够了的人联手谋杀。一个物种如果持续几百代地杀死其最好战、最具攻击性和最冷酷无情的成员，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使这个物种趋向和平、忍耐和控制冲动。我们是最友善者的后代。

虽然在我们进化的历史中，杀死不受欢迎的成员在某个时期是有意义的，而且在当今时代凭借更健全的认知能力，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令人欣喜的长期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时至今日仍然是合理的。恰恰相反，道德的发展历史表明，我们的惩罚本能早已过了最好的时期。在现代世界中，它们往往不再有立足之地。 jm80O6HsPpQdKstSrxMrigvQTWUQyTxP3olmywP92DfD2jMKWrBxV8Y3GW2yaxn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