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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道德的基石——利他主义和互惠合作——可以从进化的角度来解释，因为存在着使这些行为模式具有适应性的合理机制。然而，我们现在也知道，亲缘选择和互惠合作都没有足够的“可扩展性”，因此无法充分解释人类强大的合作能力。
我们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在大型群体中合作。不难理解，为什么内含适应性和“以牙还牙”策略不足以支持我们在人类群体中观察到的共生规模。如果利他主义倾向只能在近亲之间流行，那么哪怕只有几百个群体成员，遗传关联度也会大大降低，导致助人行为的成本不再能被抵消。同时，互惠行为的链条在成员超过一定数量后就会变得非常混乱，导致社会性的付出与回报同样不适于整合任何规模的群体。
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是如何发生的，这依然是一个谜：有些物种生活在大型群体中，有些物种生活在由少数个体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之中，但是哪个物种在10万年前还生活在小型群体中，如今却生活在主宰地球的全球文明当中呢？除了我们，别无其他。
为了解释广泛的人类合作如何可能，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追溯到
群体选择
的概念。
其观点是，人类进化出了广泛合作的能力，是因为在争夺环境中的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只有由高度合作的成员组成的群体才能在适应性上胜过其他群体。
达尔文本人也曾猜测，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机制：“如果一个部落中的许多成员都具有高度的集体精神、忠诚、服从、勇气和同情心，随时准备互相帮助并为共同利益牺牲自己，那么这个部落就会战胜其他大多数部落；这就是一种自然选择。”
如今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群体选择理论——有时也被称为朴素的群体选择理论——是行不通的。主要原因是，一个或多或少模糊界定的竞争优势——合作“对群体有利”——不足以抵消在群体
内部
对于搭便车者来说
有利
的选择。当然，如果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利他主义的，就会“对群体有利”。而且，虽然利己主义的个体战胜了利他主义的个体，但利他主义者群体要优于利己主义者群体，这也是事实。
个体合作对群体的积极作用还不足以抵消搭便车问题的颠覆性力量。群体内所有成员都具备特质X就会对整个群体有利，这一事实还不足以使特质X在进化过程中具有适应性。
，
不过，群体选择理论也有明显的优势，例如，它为我们心理的各种特征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有经验支持的解释。我们在内心深处强烈地以群体为导向，对属于“我们”的人往往会非常乐意提供帮助并愿意为之做出牺牲。与此同时，我们对其他群体及其成员往往怀有敌意。
在过去的进化中，小的部落单位必须为争夺稀缺资源而相互争斗，这可能是造成这种道德心理特征的原因。对内和平、对外好战的群体最有可能取得成功。
反过来说，为了使群体选择发挥作用，群体 内部 不利于合作倾向的选择压力必须弱于群体 之间 有利于合作倾向的选择压力。这也只有在相应合作基因的携带者以某种方式优先相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亲缘选择和群体选择都基于一种等效的排序机制：利他主义只有——并且只能——在利他主义者互相抱团的情况下，才可以在进化过程中保持稳定。
只有当处于进化竞争中的单位之间差异足够大时，自然选择才能发挥其作用。两个群体越相似，其中一个群体相对于另一个的竞争优势必然就会越小。然而，遗传学研究表明，人类群体之间的迁徙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遗传物质的交换——往往非常活跃。这可能是通过人口迁入和迁出发生的，也可能是通过奴役和通婚发生的。所有这些遗传“流动”机制都会破坏群体内的一致性，从而削弱选择的力量。
即使能以某种方式确保不同群体的遗传完整性，但只有在另一种机制将一群利他主义者与其他利他主义者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下，对具有合作性的群体有利的选择才能发挥作用。然而，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在亲缘选择的情况下，一眼就能看出，家庭结构以及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关系会确保他们彼此亲近。但是，如果亲缘关系缺失了呢？
这种替代机制的最佳候选理论可能是，假定愿意合作的个体倾向于与其他合作者生活在一起，这样利他主义者就会自愿聚在一起。诚然，这一假说也必须面对虚假信号的问题，因为它使有选择偏好的利他主义者容易受到不合作的“披着羊皮的狼”的欺骗。另一种选择是，从纯粹的统计学角度来看，超过一定成员数量的群体的“裂变”——即群体分化——可能会在某个时刻（甚至数个时刻）导致新群体的形成，而这些新群体恰好主要由愿意合作的个体组成。从那时起，这些群体就会优于所有其他群体，并在选择过程中获胜。
500万年前，我们发现了合作的优势。但是，合作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不合作的行为仍然是有利的。为了在进化过程中保持稳定，我们不得不将合作的努力局限在小规模群体内：我们变得利他和乐于助人，但这只能发生在把人分为“我们”和“他们”的心理状态下。我们的道德变成了以群体为导向的。
但是，我们是如何成功地在更大的群体中强化合作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合作行为的效益的呢？我们需要做出哪些改变，才能让反社会行为付出更大代价，让我们变得更加乐于助人、更加温和、更加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