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互惠合作发挥作用,就必须能够识别出合适的合作伙伴。为此,就需要了解谁会回报自己的合作举动,而谁又会利用自己的助人意愿。由此, 社会信号 对于互惠合作的进化至关重要,因为个体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声誉很难以其他方式变得透明。为了满足启动互惠合作链条所需的信息要求,如果存在醒目的外部特征来确定合适的合作伙伴,那将会很有帮助。
进化生物学家喜欢猜测这样的信号是否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绿胡须。
最简单的就是,如果潜在的合作伙伴都有一个明确无误的外部特征,比如长长的绿胡须,那么每个人都能一眼认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同时代人。
但是在自然界中,绿胡须可能极为罕见。绿胡须的遗传密码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a)产生绿胡须;(b)发展出可靠地识别其他绿胡须的能力;(c)产生对其他绿胡须(并且只对这些绿胡须)采取利他行为的倾向。然而,由于基因信息总是反复重组,随机突变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个时刻产生所谓的“伪绿胡须”,它们带有外观信号,但缺乏代价高昂的利他主义动机,基因的随机重组将这一点与其他两个条件分离了出来。这些“伪绿胡须”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总是表现得更好,从而最终取代原有类型。
如果有可靠的信号,就会有不可靠的信号。而如果存在不可靠的信号,就会产生进化的动机,以完善欺骗性的虚假信号。
这反过来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善于猜测他人的真实意图。就拿下面这句话来说:“保罗忘记了,夏洛特知道,法提赫不相信尤利娅嫉妒约翰。”在人际关系中,这是一个棘手的情况,但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这句话,尽管它描述的是多层相互嵌套的心理状态。其他动物都不可能拥有我们这种理解他人的信念、意图和情感的能力(通常称之为“读心术”)。显然,进化赋予了我们一个模块,让我们能够凭直觉理解他人的内心。
这种难以捉摸的读心术、狡猾的欺骗能力以及由此进一步提升的读心术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化”了我们的灵魂。在他人面前隐藏我们的真实意图的最好办法,就是先 对我们自己 隐藏真实意图。大多数人声称自己收藏名画纯粹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或者声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捐赠的教学楼纯粹是为了慈善,他们可能是诚实的:他们并不是有意识的说谎者。尽管如此,即使你不是人性专家,你也可以理解,这种安慰剂式的理由主要是为了从道德上掩饰实际的利己动机和展示身份象征的行为。然而,我们的真实动机往往并不为自己所知,因为这正是我们最能够有效欺骗周围人的方式。
幸运的是,我们不必依赖绿胡须。解决虚假信号问题的更好方法是,让真实信号的代价变得
更加高昂
,这样一来,只有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伪造出虚假信号,或者根本无法伪造。根据阿莫茨·扎哈维的“不利条件原理”,最好的信号是那些对持有者不利的信号。
这位以色列进化生物学家的思想遵循的是一种反常的逻辑,因为不利的信号间接表明持有者能够承受这些信号。只有最强壮、最有进取心的孔雀才负担得起特别奢华的尾羽,而对于那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孔雀来说,奢华的尾羽将会是太大的负担。奢华的羽毛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信号,无法“伪造”,因为在基因上处于劣势的同类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信号。
有些在其他情况下难以理解的宗教习俗,可以被解释为群体内部合作意愿的一种代价高昂因而可靠的信号。尤其是一神教,似乎陷入了一种相互竞争的状态,看哪一个教派能要求信徒信奉更怪诞的教条和更荒谬的思想。无论是“杀死尽可能多无辜的人(和自己),死后就能得到72个处女”的承诺,还是“念诵几句经文就能把酒变成血(但它看起来还是酒,喝起来也是酒,并同样会让人喝醉)”的想法,抑或大言不惭地声称,某本明显由自己编造的书其实是从印有奇怪象形文字的金版上复制的(顺便也就无法追踪),而金版的位置是由一位天使透露的,通过一块神奇的石头就能读懂:大多数宗教的教义主要都是由这样显而易见的谎言构成的,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哪怕一点。那么人们为什么不仅接受了这些内容,甚至还公开宣扬它们呢?从代价高昂的信号理论的角度来看,宗教信仰的怪异性正是其要点所在:人们可以从谁愿意公开让自己背上精神错乱的名声这一点来识别出 真正的 信徒。
科学论文往往用艰深难懂的术语撰写,也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科学家明明可以写得简单明了,却经常写得如此烦冗和晦涩?尤其是,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就是因为表达方式晦涩难懂而格外受到重视,尽管在他们冗长的句子背后往往隐藏着很少的意义,甚至根本没有意义?最初,为了能够摒弃日常语言中多变的语义内涵,以一种技术上精确的方式谈论科研过程,发展一种艰涩的科学语言是有意义的。因此,人为的深奥语言成为严谨和博学的标志。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开始模仿“复杂术语”这一信号,却不具备其背后的特征——这就是“伪绿胡须”。
这就是道德进化中的根本问题:关于合作如何产生,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方案都只会创造一种新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仍然很容易被新的、通过随机突变产生的不合作策略入侵,这些入侵的不合作策略又会破坏问题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