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兄弟（或八个表兄弟）

基本的道德行为模式可以用进化论来解释。利他的行为是有代价的——这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然而，使合作行为在与诡计多端的竞争者争夺稀缺资源的过程中能够长期持续的机制，却是可以确定的。

进化论似乎描绘了一幅阴森、无情的生命画卷。无论何时，整个生物世界都在进行着肆无忌惮、永无休止的斗争，弱者总会沦为牺牲品。只有强者才能存续，才能成功繁殖出有前途的后代，从而将它们的基因，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们基因的副本，传递给下一代。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没有同情心的世界，赢家得到奖励，输家则无立足之地。

这一切听起来很无情，但真相要阴暗得多。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进化过程的选择压力下，最终究竟谁得到了青睐，谁遭到了淘汰。是试图存续自身的单个有机体吗？是想要称霸全球的单个物种吗？都不是。事实上，在进化过程中，决定命运的基本选择单位是 基因 。

这种所谓的以基因为核心的观点在20世纪下半叶得到了大力推广，尤其是通过英国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里程碑式著作《自私的基因》。可以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容易被人误解的书名。 在许多读者眼中，《自私的基因》似乎是想指出，在上述为生存所进行的斗争中，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在内，本性上都无可挽回地变成了冷血的反社会者，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行事，最多只能暂时接受道德的吸引，而且只是出于算计或虚伪。

而实际上，道金斯的书却表明，事实完全相反。我们是利他的，因为 我们的基因 是自私的。正因为基因不关心我们的情况，我们才成为有道德的生物。事实上，我们人类（以及所有其他生物体）简直是无私的奴隶，全部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这个由分子构成的主宰。为了总结进化生物学上的这一哥白尼式转向，道金斯区分了 复制因子 和 载体 的概念。复制因子是一个能够复制自身的实体。载体是复制因子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我 们 就是这些载体。

鸡生蛋不是为了生新的鸡，蛋生鸡却是为了生新的蛋。进化必然主要与基因相关，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进化有时甚至被简单地 定义 为代际基因（更准确地说是等位基因）相对频率的变化。但是，即便不想通过概念性的 规定 来决定这个问题，我们也很容易就能意识到，最终承受住选择和变异的盲目游戏的，不可能是单个有机体；只有那些能够复制自身，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不同的繁殖成功率而累积下某些突变的实体，才能实现进化。树木会繁衍出新的树木，而不是老树的副本。只有基因才能够在严格意义上实现复制。

哪怕是那些清醒地认识到进化的历史就是一场无情的生存斗争的人，在这里也会觉得不太舒服。如果一切以基因为核心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根本就不是进化的对象。我们只不过是经过35亿年的突变和选择而打造出的复杂机器人，目的是保护自我复制的基因不受恶劣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另一个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我们的DNA中有很大一部分不具备任何功能，而只是充当着占位符。这些看起来毫无价值的 垃 圾 DNA究竟为什么会存在？从我们的基因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假设，我们的基因是为了我们而存在时，未存储有用信息的遗传物质才显得令人费解。但是，如果 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基因 而存在的，我们立刻就可以意识到：为了能够完成作为它们的载体的使命，我们这些复制因子的承载者只需要能够确保我们生存和繁殖成功的指令就够了。其他所有基因都是自动复制的，这对它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它们是否无用，对基因来说是无所谓的。说到底就是：对谁来说无用？

在这一点上，人们必须再次明确，道德上值得称赞的行为模式在进化过程中持续存在是多么困难，以及为什么利他主义与合作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似乎长期以来都是不理智的。即便随机突变的过程曾经成功地偶然产生出一个具有合作倾向的个体，它也会立刻被淘汰。即便是具有合作特性的一整个群体也无法避免被搭便车者和剥削者从内部破坏，因为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基因重组长远来看会时而产生合作性较好的生物，时而产生合作性较差的生物，其中合作性较差的生物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好，因此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愿意合作的利他主义者由此被淘汰出局，似乎是 必然 的。不合作策略的入侵是不可避免的。

利他主义倾向如何在进化中保持稳定，是由威廉·D. 汉密尔顿在他的“内含适应性”概念中首次阐明的。 进化生物学中最著名的（不）等式或许就是汉密尔顿法则，它指出我们可以期待特定条件下的利他行为，尽管这些行为会对施助者不利，确切地说，这些条件是：（1）利他行为的成本足够；（2）施行利他行为的个体与从利他行为中受益的个体之间有足够近的亲缘关系，使施助者由此可以帮助到 自己的基因 。用公式来表示，汉密尔顿法则便是： r B＞C。受助者必须从利他行为中获得比“施助者”更大的利益，即B＞C（B代表利益；C代表成本）。然而，所获得利益的权重随着亲缘关系的拉远而减小，因此必须乘以一个系数（ r 代表亲缘关系）。我与自己共享100%的基因，但与父母或兄弟姐妹之间——平均来看——只有一半的基因相同。堂表兄弟之间甚至只共享12.5%的遗传物质。为了证明我为我的兄弟做好事而必须接受的适应性降低是合理的，我兄弟从中获得的好处必须至少是我遭受的坏处的2倍，因为B现在要乘的 r 等于0.5。据说英国生物学家约翰·霍尔丹比他的同胞汉密尔顿早几年悟出了这一洞见：“我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的兄弟吗？不，但如果是为了两个兄弟或八个表兄弟的话，我愿意这么做。”

帮助亲人的人也是在帮助自己的基因，也就是它们的副本。因此，利他主义就有了适应性。道金斯对于自私的基因的拟人化比喻表明，自私的基因可以产生利他的载体——我们。我的基因可以对 我的 幸福完全不关心，只要它们的副本得到照顾，因此如果这种适应性能够对我家庭成员的基因副本产生积极影响的话，就可以产生出关怀和帮助。这种洞见可能会产生令人不安的效果，使人暂时疏远或脱离核心价值观与各种人际关系。照这么说，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不是因为孩子本身，而是因为我们——始终为了我们和我们后代身上的复制因子的利益——在基因上被编定了程序，将我们自己的利益服从于无意识、无感情的分子的利益？它们的外来意图干扰着我们的动机，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30DIx11mOh5yMVe+bhuO3hFFodTlv/cMzP9xcTj9fTPkOsaIpXryRbvyVcJTeu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