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里的合作

合作结构往往会崩溃，甚至陷入破坏性暴力的循环，这一事实已经一再被经验证实。行为经济学的实验表明，虽然人们倾向于有保留地合作，但这种意愿通常会被搭便车者利用，使个人对公共利益的平均贡献骤降，最终几乎下降为零。

为了准确地研究人类的合作行为，首先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操作。在“公共物品博弈”中，集体行动问题被塑造为一种决策情境，在这一情境中，四到五名参与者会获得一定的初始资金，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将其留给自己，还是贡献给公共的资金池。 每一轮选择结束后，公共池中的资金将被乘以一个系数（通常是2），并平均分配给所有参与者——无论每个参与者贡献了多少。我们可以立刻看到，搭便车（或者叫 背叛） 是主导策略。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能从其他人的贡献中获益，甚至可以在每一轮中收到他们没有贡献给公共池的份额。

如果进行多轮博弈，且参与者事先知道这种连续囚徒困境的运行次数，这种效果就会进一步增强。每一轮的最佳策略就可以通过逆向归纳法从上一轮的最佳策略中推导出。参与者如果清楚地知道要进行十轮博弈，那么也就会清楚自己在第十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行为不会对第十一轮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没有第十一轮了）。因此，在最后一轮中，可以预期参与者的行为是不合作——这事实上将使第九轮成为最后一轮，所以在这里也可以预期不合作。这样一来，整个链条都崩溃了，不合作在第一轮就会变得不可抗拒。这一理论结果已被经验证实：尽管许多参与者在公共物品博弈的头几轮愿意合作，但在第一批自己没有贡献却从别人的贡献中获益的参与者出现之后，这种状态很快就崩溃了。几轮过后，对公共池的贡献就会趋向于零。

当然，实验性研究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性（用专业术语来说叫“生态效度”）始终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高度人工化的实验室环境中，经过精心指导的实验对象的行为对日常生活中的血肉之躯的影响是有限的。尽管如此，这一现象对于任何经历过“幽居病”的人来说仍都是熟悉的：在一次露营中，当出现第一批未能为集体的成功做出贡献的成员时，所有参与者的合作意愿就会逐渐降低。即使对人类的新假设也不能改变这一点。一个早已被驳斥的流行谎言是：只有假设人是符合经济学思想前提的经济人时，才会出现集体行动问题。合作是脆弱的，因此就像瓷器、玻璃和自己的声誉一样，属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易碎难补事物清单。

因此，在我们的“谱系2.0”开始之初，我们就意识到，合作是非常困难的，更难的是维持已经建立的成功合作。世界的骰子被打上了不利于成功合作的记号。合作是需要解释的，不合作才是常态。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可能会说，与合作的失败相比，合作是“不可能的”。每当两个——甚至更多个——人相遇， 偶然性就会加倍 ： 有无数的事情可能发生。两个人可能无视对方、攻击对方、以某种荒谬的方式行事，或者至少尝试了合作但失败了。正如有时所说的， 自我 （ego）和 他人 （alter）成功地把彼此的行为“连接”起来，这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因此也是不太可能的。 5tzzSmFCIl8XUERJjoRtq6BNddLSQTxApVPzfgudV3Tm3fceOG5HeJprFuuL6X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