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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波女性运动与第二波女性运动之间，有一段被称为“性的反革命”（1930—1960）
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纳粹德国针对女性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政治上的倒退。正如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所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或许有着史无前例的、策划最周到的巩固极端男权制的企图。”
希特勒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阻止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政策：大学里接收女学生的比例降低；外出工作的女性被限制在服务员、护士等低收入行业；女性被禁止担任法官，甚至被禁止在法院担任职务，等等。在政治权利方面，女性也受到严苛的限制。纳粹上台时，德国议会有30位妇女占有议席，而到了1938年，全德国已经没有一个女议员了。希特勒曾在其自传《我的奋斗》中说：“德国的姑娘是国家的臣民；只有当她们结婚时，她才成为国家的公民。”
言下之意，女性只有通过结婚生子才能为国家做贡献，成为国家的公民。这种将女性生命之意义归结为生育的思想还体现在纳粹德国的生育政策中。为了向战争源源不断地输送战士，纳粹政权不遗余力地强化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他们向单身男性和老年未婚女性课以重税，并于1933年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婚姻贷款法：该法给新婚夫妇1 000马克的贷款，并允许他们为每个孩子保留250马克。因此，如果一个家庭生育了超过3个孩子，就不用偿还贷款。该贷款还要求女性放弃外出工作，它以女方名义获得，但却发放给男方。据统计，有超过30%的新婚夫妇申请了该贷款。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纳粹德国的结婚率有大幅度提升，出生率也显著上升，从1933年的971 174增加到1935年的1 261 273。
在“性的反革命”时期，学术界的探讨也非常不利于女性争取平等。在这一时期，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对于性心理的研究影响很大。他从女性的性压抑入手，将女性心理归结为儿童时期就产生的阳具崇拜。弗洛伊德在《歇斯底里症研究》《梦的解析》《性学三论》等著作中系统分析了女性扭曲的性心理，以及她们痛苦的来源。在弗洛伊德看来，女性的一切苦难都源自她们的身体，她们自恋、被动、自虐，都是因为其身体上的缺失。弗洛伊德的这些看法延续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下述判断：女性是身体残缺的男性。弗洛伊德以“阴茎嫉妒”来解释女性心理，他认为女性从一出生就是缺失的，而她对“阴茎”的渴望只能通过怀孕生孩子才能缓解。弗洛伊德甚至还根据男女身体上的差异做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科学推断”。例如，他认为一定是男人先发现了火的功能，因为他们具有可以远距离撒尿的器官，也就能够抛弃用尿浇灭火的本能，而女人却做不到这一点。由此，弗洛伊德得出结论：“从纯体质的角度看，女性不可能在增进人类知识方面做出贡献。”
这些说法看来是如此荒谬，却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弗洛伊德思想的流行对女性运动造成了重大打击。在弗洛伊德的性学理论中，男性压迫女性的两性关系被合理化，“阴茎嫉妒”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指出：“性征不具有内在客体、男性和女性性征具有同等功能等观点已经让位于这样一个假设，即男性和男性性征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在制度与思想两方面的阴影笼罩下，女性觉醒的火苗并没有熄灭。法国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是第二波女性运动的先驱，1949年她出版了《第二性》一书。此书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风俗文化等内容，深入分析了两性差异及其由来。波伏瓦认为，女性在几千年中一直被当作“客体”而非“主体”，成了低人一等的“第二性”。这一观点揭示了女性被剥夺“主体性”的困境。波伏瓦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存在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存在先于本质”，亦即，人不是被本质所决定的，人是自由的、开放的，可以有无限可能。在波伏瓦看来，女人的人生也不是被定义的，她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不应该被生理特征、早年经历、经济状况等因素决定。波伏瓦最著名的言论当属：“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
这一说法被看作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构建“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之区分的先声。从世界范围来看，法国的女性解放是相对滞后的。直到1944年戴高乐临时政府时期，法国女性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因此，波伏瓦的书一经出版就在法国引发了巨大轰动。一方面，此书大受欢迎，法文版累计销量超过300万册，并被翻译成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丹麦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中文等许多国家的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该书也遭到多方指责，例如，加缪曾指责此书“败坏了法国男人的名誉”，梵蒂冈则将其列为禁书。时至今日，《第二性》一书已成为西方女性的圣经，而波伏瓦则被誉为第二波女性运动的精神母亲。
真正点燃第二波女性运动的著作，是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于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
。弗里丹结合自己的经历对美国的家庭主妇、医生、律师、学者、编辑等各行各业人士以及大学的女校友做了广泛调查，披露了在“关于女性的神话”笼罩下美国妇女的真实生活。弗里丹认为，所谓女性的神话、“幸福的家庭主妇”，是全社会渲染的虚假形象。这就像纳粹德国的口号“小孩、教堂、厨房”（Kinder，Kuche，Kirche），不过是为了限制女性发展而精心编制的谎言。她鼓励女性找回自我，开创自己的事业，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弗里丹还批评了婚姻和事业不可兼得的思想，倡导男性平等地分担家务劳动，向传统的性别分工（女主内、男主外）发起挑战。弗里丹的思想在西方世界引发了巨大反响。1970年，《女性的奥秘》一书就在英美两国销售了100多万册。在弗里丹的推动下，就业歧视、同工同酬、女性发展的平等机会等问题成为第二波女性运动的核心议题。
这一时期活跃于美国的女性主义者还有凯特·米利特，她撰写了《性的政治》一书。米利特认为，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两性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这种关系蕴含着政治的意味。
米利特对弗洛伊德、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让·热内等作家的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揭示在人类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另一位美国女性主义者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1970年出版了《性的辩证法》。她认为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压迫不是阶级而是性别，而女性之所以受到奴役和压迫，其根本原因在于生育。孕产期的女性很脆弱，需要依靠男性，而人类婴儿的生长发育比其他动物需要更长的时间，这也加深了女性的脆弱性。费尔斯通认为，除非发明体外生殖的技术，女性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费尔斯通实际上表达了与波伏瓦相反的主张，虽然她们两人都反对将生育作为女性天然的职责。
在费尔斯通看来，女人是被其身体决定的，两性之间的不平等是由其身体特征和功能决定的。费尔斯通的观点也催生了主张女性不要生育的“不生育主义”，一些女性认为只有不生育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平等。她们列举了不生育的各种好处：更充裕的时间，避免对身体的损伤，更独立、自由的生活，等等。米利特和费尔斯通都是激进女性主义的代表，她们质疑女性与男性合作的可能性，主张以“女性主义革命”推翻男性的统治。
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不仅发生在美国，也波及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1970年，英国女性主义者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出版了《解放与新政治》；1971年，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出版了《妇女地位》。这两本书呼应了当时正在兴起的英国妇女解放运动。1970年，生于澳大利亚的英国女性主义者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出版了《女太监》一书，格里尔认为，女性被囚禁在传统教育的“牢笼”中，而消费市场和浪漫爱情的双重推力则使得女性成为“被阉割”的人，失去了原有的活力，成为男人的附庸。格里尔还贬低爱情的价值，将爱情当成一种病，是“受害者对强奸犯的回答”。《女太监》一书一经出版即成为畅销书，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青年女性的“人生指南”。在第二波女性运动中，《女太监》《女性的奥秘》《第二性》《性的政治》这四本书被称为“女权运动四大圣经”。
除了思想界的知识生产外，女性主义者们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末，仅英国就有9 000个妇女组织。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的女性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抗议和游行活动。从1969年开始，英国女性一直在进行小规模的集会，她们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同工同酬、教育平等、机会均等、24小时托儿所、自由避孕，以及自主堕胎。这些都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主要议题。在美国，为了推动女性走出家庭，弗里丹与其他一些女性在1966年创立了美国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该组织的宗旨是：“使妇女完全融入美国当下社会的主流，享有由与男性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平等权利与责任。”
在1968—1969年期间，在“美国小姐”选美现场发生了数次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选美将女性客体化，以男性视角审视女性，将女性视作满足男性需求的物品。她们给一只羊加冕，还设立了“自由垃圾桶”，鼓励女性扔掉假睫毛、腹带、乳罩等取悦男性的女性用品。一时间，“烧乳罩”成为女性主义者的象征。1970年，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出版了讨论强奸的专著《违背我们的意愿》，指出强奸的潜文本不是性而是权力，是男人在女人身上行使绝对的权力。这本书也将美国女性运动引向对“性”“色情作品”等问题的讨论。在第二波女性运动中，一些国家还出现了“提高觉悟小组”运动。女人们聚在一起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情感经历，并用女性主义思想分析这些经历，相互鼓励以建立更为平等的两性关系。
第二波女性运动是在世界各国女性已经取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她们的关注点主要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方面，主要诉求是进一步推进女性在教育、就业、晋升等方面的机会平等，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将女性从传统社会的贤妻良母角色中解放出来，她们确立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反对生理决定论，反对以两性的生理特征来论证性别不平等。换言之，在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的前提下，女性还要在经济、社会、文化、家庭角色等方面取得与男性同等的自由与地位。在社会环境方面，随着第二波女性运动的推进，女性外出工作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部分女性都与男性一样外出工作，女性的天职是生儿育女的观念被彻底抛弃。在家庭生活方面，女性主义者试图打破公私领域的传统划分。从亚里士多德对“家政学”与“政治学”的划分开始，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被人为地区分开来。公共领域是受到国家权力管辖的领域，而私人领域则是由“家长”管辖的领域。这一划分决定了女性在家庭中受男性支配的不平等地位。男性凭借其体力上的优势成为一家之主，在家庭这层遮羞布的掩盖下，暴力、强迫、精神虐待都可能发生在女人和儿童身上。这使得女性权利受到极大威胁。要更好地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就必须打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以法律的形式对家庭内部的暴力和权利侵犯进行制约。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isch）于1969年首次提出了“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这成为第二波女性运动的政治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