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进程来看,女性争取解放的运动与全人类争取解放的运动是同步进行的。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当人们争取平等权利的第一份宣言《人权宣言》颁布时,女性的权利意识也同时觉醒了。1791年,法国女性奥兰普·德古热(Olympe de Gouges)以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为蓝本,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份女权宣言《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利宣言》,宣称“女人生来自由,而且和男人平等”,并勾勒出一份详尽的“社会契约”,凡选择共同生活的女性和男性都受这份契约的保护。英国女性在这一时期也开始阐述男女平权的思想。1792年,被誉为“亚马逊女战士”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了《女权辩护》,这被看作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沃斯通克拉夫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女人要想表现得像人,都要被贴上“男性化”的标签。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性的能力辩护,认为女性能够从事所有智力活动。与沃斯通克拉夫特并肩作战的还有凯瑟琳·麦考利(Catharine Macaulay),她撰写了《教育信札》,认为女性的软弱不是天生的,而是教育使然。她还坚决反对女人是男人的财产的观念。麦考利被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称为“一位拥有男性般高明理解力的女士”
,这个评价更像一种讽刺。
到了19世纪中叶,女性要求平等的诉求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这一时期涌现出更多革命性的思想,并推动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1843年,玛丽恩·里德(Marion Reid)在爱丁堡出版了《为女性申辩》,这被看作继《女权辩护》之后最彻底、最有效的女性申辩。里德指出所谓“关心体贴丈夫,保持家里整洁,悉心照顾子女”的“女人味”不过是一种“自我泯灭”,女性所受的传统教育只会束缚和限制她们各方面的发展。在里德看来,所谓的“女性气质”与女性参政投票一点也不矛盾,如果女性有能力并愿意跨越自然的阻碍成为女议员,那么人们没有理由阻止她们。这一时期,一些男性作者也加入为女权辩护的行列中。1825年,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出版了《人类的一半女人对人类的另一半男人得以维护政治奴隶制以及公民和家庭奴隶制的权力的控诉》,号召女性争取接受教育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并认为这也会让男性受益。另一位为女性权利呐喊的男性作家是著名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他于1869年出版了《妇女的屈从地位》。密尔在此书序言中说他的思想受到其夫人哈丽雅特·泰勒(Harriet Taylor)的影响。哈丽雅特曾于1851年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妇女选举权”的文章,还曾写过批评婚姻法的文章。密尔认为,不给予女性和男性同等条件的选举权是不公正的。在理想世界中,男人和女人会彼此趋同,男人会更加无私,女人会更为自由。
19世纪后半叶,英国出现了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由芭芭拉·莉·史密斯(Barbara Leigh Smith)和“兰厄姆广场
女士”共同发起,她们有组织地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更好的工作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以及与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1854年,莉·史密斯制作了《英格兰关涉女性的最重要法律的简要总结》的小册子,揭露那些歧视女性、否定女性权利的法律规定。次年,她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女性一起成立了已婚妇女财产委员会。除了财产权之外,女性教育也是这一时期女性运动的主题。1862年,艾米莉·戴维斯(Emily Davis)组织成立了一个推动女性参加大学考试的委员会。通过她们的努力,剑桥大学终于在1865年同意女性参加与男性同样的考试。1866年,戴维斯出版了《女性高等教育》一书,伸张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戴维斯还筹措资金建立了一所女子高等教育学院,最初只有5名学生。1873年,学院迁至剑桥,更名为格顿学院,这是英国第一所女子寄宿学院。1879年,牛津成立了玛格丽特夫人学院,其创始人是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侄孙女伊丽莎白·华兹华斯(Elizabeth Wordsworth)。伦敦的玛丽女王学院和贝德福德学院于1878年开始向女性颁发学位,而牛津大学的女生直到1919年才成为大学的正式学生。剑桥大学虽然于1921年开始给女性颁发“名义”学位,但直到1948年才承认她们是学校的“正式”学生,而剑桥大学的许多学院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招收女生。创立于1428年的麦格达伦学院在1988年才开始招收女生,是剑桥大学最后一个仅招收男生的学院。在女生入学的第一天,该学院所有男生都戴上黑臂章,学院还降半旗。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人们对女性不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的偏见有多么根深蒂固!
在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方面,英国女性同样做出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832年改革法案》出台后,英国女性的法律地位被降低,该法用male person代替man,明确将女性排除在平等权利之外。一位名叫玛丽·史密斯(Mary Smith)的女性委托“雄辩者”亨特向议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主张每个有一定经济能力(按期缴纳税赋)的女性都应该获得投票权。这是女性争取投票权的最初尝试。“兰厄姆广场女士”在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66年初,她们组织了一场妇女选举权请愿活动,主张在法律条文中用person代替man,以保障女性的平等权利,共有1 499人在请愿书上签字。艾米莉·戴维斯将请愿书交给密尔,密尔则将其递交议会。在议会投票中,该请愿书以194票对73票遭到否决。然而,英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并没有就此止步。1866年,芭芭拉·莉·史密斯成立了一个妇女选举权运动委员会,其后发展为伦敦妇女选举权协会。莉迪亚·贝克尔(Lydia Becker)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国家妇女选举权协会,并于1870年创办了《妇女选举权杂志》。接着,爱丁堡、布里斯托尔和伯明翰也相继成立妇女选举权运动团体。这些团体不断向议会施加压力,但议会仍然年复一年地否决这个议题。最鼓舞人心的一次投票是在1873年,当时支持给予女性选举权的男性议员有157人。
和平的请愿活动并没有撼动英国父权制的偏见。于是,一些女性开始主张诉诸更为激进的运动以争取自身的平等权利,这些女性被称为“妇女选举权女斗士”(suffragette)。1868年,莉迪亚·贝克尔曾预见性地说道:“需要流血或暴力行动来唤醒政府去实现公平正义。”
1903年,潘克赫斯特家族创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该组织成立不到一年就发展了58个支部。开始,这些妇女在公开集会上诘难政治家。接着,她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活动。她们身着白色长裙,配以绿色和紫色饰带,举着五颜六色的条幅,打出各种标语口号。她们还大量印刷招贴画和明信片。参与游行的妇女们意识到刚刚兴起的摄影艺术蕴含着政治机遇,她们用摄像机记录下女性声势浩大的游行以及警察对女性的粗暴行径。还有些妇女开始采取暴力和纵火行动。1914年,卡内基图书馆、两座古老的教堂以及许多庞大的空宅被烧毁。还有一些激进分子烧毁了敌视妇女的大臣的官邸。康斯坦丝·利顿女士(Lady Constance Lytton)等许多知名妇女被抓进了监狱。开始,她们以绝食来抗议,但这些妇女被插上导管强制进食。在《罪犯保释法案》通过后,她们被放回家中,待其身体恢复之后再次关进大牢。还有一位名叫艾米莉·怀尔丁·戴维森(Emily Wilding Davison)的女性甘愿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献出自己的生命,她在1913年的德比马赛上,闯入赛道,死在了国王赛马的马蹄下。然而,如此艰苦卓绝的斗争仍然没有为女性赢得选举权。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期间男性大多走上战场,女性不得不外出工作填补劳动力空缺。当战争结束时,女性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为她们最终获得选举权奠定了基础。1918年,英国30岁以上的妇女获得选举权。1928年,英国女性终于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
第一波女性运动在欧洲吹响的号角,迅速得到了北美大陆的响应,而美国的女性运动与废奴运动是同时发生的。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废奴团体数量激增,女性踊跃参与到这一政治运动中。1840年世界废奴大会在伦敦召开,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作为美国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但是,会议禁止女性参与辩论,这促使斯坦顿和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等女性代表脱离大会成为女性主义者。1848年,她们在纽约州塞尼卡福尔斯组织了一次妇女大会,并为妇女,也为黑人争取包括选举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而奔走呐喊。这次大会签署了由斯坦顿起草的《权利与情感宣言》。该宣言模仿《独立宣言》的笔调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除了从权利视角争取性别平等之外,美国女性运动还强调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通过创办慈善组织、参与赈灾等活动让女性走出家门,并以此打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隔膜。1874年,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成立,在美国掀起一场大规模的禁酒运动。该组织还促进了劳动立法、监狱改革以及打击卖淫等活动。在1897—1898年期间,在弗朗西斯·威拉德(Frances Willard)的领导下,该联盟成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掀起了一场旨在根除社会弊病、推动民主进程的群众自发运动,史称“进步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得到极大推进。1890年,斯坦顿创立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和露西·斯通(Lucy Stone)等人创立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合并,成立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斯坦顿担任首任主席,这一组织成为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核心领导机构。1900年,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rt)
当选该组织主席,将斗争策略转为激进的政治行动。此后,陆续有许多州开始赋予女性选举权。1916年,11个州的400万妇女已拥有选举权,卡丽·卡特在9月召开紧急会议,邀请两位总统候选人出席。威尔逊和胡佛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同意联邦宪法修正案将选举权扩展到女性。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女性获得选举权的最佳契机。女性主义者要求把通过妇女选举修正案作为一项“战争措施”,而战争也确实需要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最终,1920年8月26日,美国国务卿发表正式声明,全国2 600万成年妇女均取得选举权。这时距离1848年的妇女大会已经过去70多年。当初参加妇女大会的女性中,仅有一人活着看到了美国女性获得平等的选举权。
女性运动发端于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但其影响波及世界各国,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俄国,第一批女性主义者是有教养的年轻贵族女性。她们积极投入慈善事业,同时争取妇女高等教育的权利,主张在不触动沙皇专制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女性地位。1859年,特鲁布尼科娃(Trubnikova)、斯塔索娃(Stasova)和菲洛索弗娃(Filosofova)在圣彼得堡创办了社会廉价住房协会,致力于解决贫困家庭的住房问题,还为无助的女性建立了缝纫厂、公共食堂和学校。1863年,该组织还建立了妇女出版合作社,向受教育的妇女提供写作、抄写、编辑、翻译等工作,并向年轻人介绍优秀读物,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1869年,密尔《妇女的屈从地位》俄文版出版,立即引发公共讨论,激发俄国女性争取高等教育等平等权利。一时间,圣彼得堡大街上挤满了年轻女性,手持请愿书,要求建立女子高等学校。教育部对女性争取高等教育的诉求不屑一顾,找出各种理由予以否定。但是,在一些开明教授的支持下,女性主义者开始创办女子大学预科学校。1869年,彼得堡女子高等讲习所成立;1872年,大学教授格里耶的女子高等讲习所开班;1878年,别斯图热夫女子高等讲习所成立。1883年,在重重压力下,女性主义者得到政府批准,建立了资助女性高等讲习基金会,此后类似的公益机构相继成立。在这些团体的帮助下,女子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为后来俄国妇女解放运动培养了有生力量。
20世纪初,俄国的女性运动转而关心政治权利的实现,争取选举权成为她们的重要目标。以“妇女平等权利同盟”为核心的女性组织开始在俄国广泛传播有关妇女问题的书籍和小册子。1905年,来自26个分支机构的70名代表参加了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将保护女工、男女混合教育、改革妓女管理制度等作为其斗争纲领。活跃于同一时期的女性团体还有俄国妇女互助博爱会,该组织向政府以及各党派进行演说,争取他们的支持。另外,由保科洛夫斯卡娅(Pokrovskaya)创立的妇女进步党提出了同工同酬、带薪休假、劳动保护等主张,并创办了刊物《妇女通讯》。1906年3月16日选举日,莫斯科的许多妇女联盟发表联合声明:“公民们,我们呼吁你的良知,承认公民和政治权利平等。”然而,争取平等权利的诉求遭到国家杜马数次否决。1907年后,俄国的女性运动一度陷入低谷,规模最大的女性团队全俄妇女平权联合会在1906年时有8 000名成员,到了1907年则仅剩800人。这样的颓势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彻底扭转。在一战中,俄国女性的地位得到普遍提升。1917年3月8日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彼得格勒50家工厂约13万男女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第二天,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增加到20万人。这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最终演变为“二月革命”,终结了俄国君主制的历史。在沙皇政府被推翻后,妇女们在1917年3月20日组织了一支40 000人的游行队伍向当时的临时政府请愿,这次请愿活动终于获得成功。临时政府决定,从1917年7月20日起,凡年满20岁的男女一律有选举权。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的由来与女性运动的国际化密不可分。在20世纪初期,妇女解放运动在欧洲和北美洲迅速展开。许多女性运动领导人都提议设立女性节日:1909年2月28日,美国各地举行了首次全国妇女节的纪念活动,纪念1908年因工作环境问题爆发的纽约制衣工人罢工事件。1910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会议设立了国际性的妇女节,以纪念妇女权利运动并为实现妇女的普选赢得支持。1911年,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一起庆祝了妇女节,这一庆祝活动于3月19日举行,纪念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俄罗斯妇女于1913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公历3月8日)庆祝了她们的第一个国际妇女节。欧洲其他地区的妇女也在翌年3月8日当天或前后举行集会,表达对战争的抗议或对“姐妹”的声援。1915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肆虐,一次声势浩大的妇女聚会于4月15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参加者包括超过12个国家的1 300多名妇女。1917年3月8日,俄罗斯妇女再次抗议,为“面包与和平”而罢工。7天后,沙皇退位,临时政府赋予妇女投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都开始在3月8日举行庆祝活动。1975年,联合国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三八”国际妇女节是在欧洲与北美洲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设立的。
纵观第一波女性运动,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是艰苦而漫长的。但这一斗争也是意义重大的,是划时代的。它彻底颠覆了几千年来父权制的偏见,女性终于争取到与男性平等的公民地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20世纪初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在新西兰,妇女于1893年获得选举权;在澳大利亚,19世纪90年代许多州开始赋予妇女选举权,至1902年妇女最终获得参加联邦选举投票的权利;丹麦于1915年赋予妇女选举权,而荷兰则是1919年。随着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公民身份,人类社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