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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被视作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其主要原因在于霍布斯提出了奠定现代政治制度基础的“权利”概念，并深入阐释了西方最重要的现代国家学说——社会契约论。从理论上来说，霍布斯提出的人们生而拥有的“自然权利”应该也有女人的份儿，而社会契约论将国家权力的应用归结为所有人的同意，其中也应该包含女性的同意。但是，以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社会契约论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却否定了女性的政治资格。从他们的著作来看，活跃于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并没有意识到女性应该拥有与男性同样的政治地位，没有为妇女的解放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在霍布斯构想的自然状态中，女性与男性最初是平等的，因为两性在自然力方面的差别并没有大到使一方能够支配另一方。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既无婚姻，也无家庭，只有母亲对孩子的管辖权。“因为在没有婚姻法的单纯自然状况下，除非母亲宣布，否则就不知道父亲是谁。”
孩子必须服从母亲，因为这是保全他生命的人，而男性是靠征服获得管辖权的。成为母亲使女性变得极为脆弱，男性得以征服女性并与女性订立契约。女性通过契约获得保护，条件则是服从她的主人，即她的丈夫。她和她的孩子一起成为男人的附属物。由此，家庭得以形成，而在家庭中，男性为一家之主。他代表整个家庭签订了社会契约，并获得与其他“家长”同等的政治权利。霍布斯论述道：“一个大家族如果不成为某个国家的一部分，其本身就其主权的权利而言便是一个小王国；无论这个家族是由一个人（man）及其子女组成的，还是由一个人及其臣仆组成的，抑或由一个人及其子女与臣仆组成的，都是一样：其中父亲或家长就是主权者。”
在这段话中，女人似乎被忽略了。其实并没有，因为在男人最开始的征服过程中，女人早已成了家庭的仆人而隶属于男人（家长）。
英国革命时期，人们争论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国王权力的来源问题。与传统的“君权神授”解释相反，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的约定。罗伯特·菲尔默爵士（1588—1653）是一个顽固的保王派。1680年，他的著作《父权制》（Patriarcha）
出版。此书为君权神授做了系统的阐述，其核心思想是国王的政治权力来源于“父权”。菲尔默将《圣经》里的描述，“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大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世记》1:28），阐释为上帝将一切赐予亚当，并让亚当成为管辖一切的君王，而亚当的权力通过世代相传而成为英国国王的权力。菲尔默论述道：“不独是亚当，就连后继的先祖们，依据作为父亲的权利，对他们的子孙也享有王权。”
由此，在肯定父权的基础上，菲尔默对英国国王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进行了论证。正如让·爱尔斯坦所言：“菲尔默代表了父权制思想的最高峰，而从历史来看这也是它衰落的开始。”
比菲尔默稍晚的约翰·洛克（1632—1704）是议会派的政治思想家，他对于菲尔默的君权神授学说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批评。洛克否认了父权是政治权力的来源，而认为政治权力只能来源于人们的约定。然而，洛克在阐述自己的社会契约理论时，并没有把女性考虑在内。洛克认为在家庭中，当女性与男性发生争执时，应顺从男性的意志，因为男人“更强壮更能干”
。洛克认为《圣经》并没有赋予亚当统治夏娃的权威，也没有赋予男人统治女人的权威，“而只是预言女人可能遭受的命运，即依照上帝的意旨他想要做出规定，使她必须服从她的丈夫，正如人类的法律和各国的习惯一般规定的那样，我认为世间这种规定是具有一种自然的基础的”
。洛克虽然对菲尔默的“父权制”进行了最猛烈的批判，但他并没有动摇男性在家庭中的家长地位。一些学者认为，在洛克之后，“父权制”并没有消失，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
或者说，“父权”变成了“夫权”，“父权制”变成了“男权制”（Machisme）
。
孟德斯鸠（1689—1755）是启蒙时期的法国思想家，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激烈地批评了专制政体
，同时也批评了专制政体下“妻妾成群”的婚姻关系。孟德斯鸠认为婚姻将女性禁锢起来，成为被男性奴役的对象。他将国政和家政联系起来，比较了共和政体和专制政体对待妇女的不同态度：“在一个共和国里，公民的生活条件是有限制的，是平等的、温和的、适中的。一切都蒙受公共自由的利益。在那里，要向妇女行使权威是不那么容易行得通的。……反之，对妇女的奴役是极符合于专制政体的特质的。……专制政体所喜欢的就是滥用一切权力。如果一个政体，它的首要要求就是安宁，又把绝对的服从叫作太平的话，那么就应该把妇女都幽闭起来。”
在《波斯人信札》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书中的故事描写了女性在婚姻中的艰难处境，女性被圈养，沦为男性的玩物。有学者认为，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实际上是古代中国，而他对专制国家的批评也大多以他所了解的古代中国为背景。
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孟德斯鸠认为，女性并非天生不适合治理国家，而是教育削弱了她们的能力。女性宽厚柔弱的本性更适合施行仁政，而男性夺权使得女性失去了统治地位。这些在当时来说都是非常进步的观念。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是一位社会契约论者，与英国的洛克类似，他也没有承诺女性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卢梭对女性的看法源自他的自然主义哲学。卢梭认为，两性的差异是自然的，而他们在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他们精神气质上的差异。或许正是因为崇尚自然的哲学倾向使得卢梭认为，女性和男性天生不平等，因此也就没有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论述道：“一个是积极主动和身强力壮的，而另一个是消极被动和身体柔弱的；前者必须具有意志和力量，而后者只要稍微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就行了。”
在教育上，卢梭认为应该将女性教育成贤妻良母，他告诫所有的母亲：“不要违反自然把你的女儿造就成一个好男子，你应当把她培养成一个好女人，这样对她自己和对我们都有更大的好处。”
卢梭甚至认为，女人的天职就是相夫教子：“她对丈夫的服从和忠实，她对子女的爱和关怀，是这样自然和这样明显地因他的地位而产生。”
《爱弥儿》一书被看作教育领域的经典杰作，卢梭提出的“使人成为自然人”的教育观被称为教育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然而，卢梭对于女性教育的思想显然是反启蒙的，无益于女性的个人发展。与卢梭不同，法国启蒙时代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孔多塞（1743—1794）却表达了两性平等的观点，为推动性别平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孔多塞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起草了吉伦特宪法。他是法国大革命中为数不多的主张给予女性政治权利和公共教育的领导人之一，被誉为“妇女之友”。1789年，他在《社会公报》上发表了《妇女应享受公民法》一文，呼吁给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他斥责哲学家和立法者不声不响地剥夺了半数人类的制定法律的政治权利。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是启蒙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他也是时常遭到女性主义者诟病的哲学家。在康德的哲学中，“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他不仅用理性来定义启蒙
，而且将理性能力作为人类获得自由的条件。在康德眼中，女性是缺乏理性的，所以也很难获得自由。他论述道，“她那世界智慧并不在于推理能力，而在于感受能力”
，“我很难相信，美丽的性别是能够有原则的”
。康德甚至认为女性就应该保持柔弱、娴静以及对美的感受力，而“女性确保优美，男性就可能占据崇高的王国”
。康德还对女性接受教育、获得知识进行了讽刺：“有学问的女人，她们需要书籍就像需要表一样。她们戴着表是为了让人看见她们有一块表，通常不管这表停了没有，或是走得准不准时。”
他劝诫女性“不要去学习几何学……美丽的性别可以把笛卡尔的旋涡论永远都留给笛卡尔本人去运转，自己不必去操心”
。与英国和法国的契约论者类似，康德同样否定了女性签订社会契约的平等资格。在康德看来，女性不是自治自律的主体，缺乏签订社会契约的理性能力。康德还曾给婚姻下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定义：“婚姻就是两个不同性别的人，为了终身互相占有对方的性器官而产生的结合体。……它是根据人性法则产生其必要性的一种契约。”
这一定义完全忽略了婚姻和家庭的情感维系，忽略了两性之间的爱，将婚姻当作纯粹的利益交换，引发了西方学界关于婚姻契约说的争论。
黑格尔（1770—1831）是继康德之后又一位重要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家庭是自然伦理的共同体，但家庭却站在普遍精神的对立面，而越接近普遍秩序的家庭成员就越重要。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黑格尔将女性限制在家庭领域，将家庭领域的活动和道德等同于女性的活动和道德。例如，爱尔斯坦论述道：“女人是由家庭来定义的，家庭是女人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对于男人来说，家庭是种伦理关系，它是包括公民身份在内的其他一切的基础。”
在黑格尔看来，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就像“动物和植物的区别”：“男人对应于动物，而女人对应于植物，因为她们的发展更加平静，并且规定其发展的原则是相当模糊的感觉统一性。”
黑格尔认为，女性不适合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如果让女人接管政府，国家将会被置于危险中。
纵观延续了2 000多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柏拉图之后，大部分政治思想家都不具备性别平等的观念，他们即使对女性抱有美好的印象，或者能够体察到女性所遭受的苦难，但鲜有人认为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政治身份和公民地位。这样的情况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有所改观。从那时开始，陆续有政治思想家为女性的平等地位呐喊。1869年，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其夫人的启发下撰写了《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呼吁赋予女性平等的政治权利。密尔还曾将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请愿书转交英国议会。19世纪正是第一波女性运动兴起的时期，密尔、威廉·汤普森、玛丽恩·里德等男性和女性作家都加入了为女性权利而斗争的行列中。正是他们的奋笔疾书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也揭开了女性为自身权利和平等而斗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