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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是西方历史从古代到近现代转变的关键事件。与此相对应，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英国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在英国革命期间写成的《利维坦》是一部标志性的著作。这部著作之前的政治思想史可统称为西方古代政治思想，这部书及其后的著作则属于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本书也将采用这一划分，本章论述柏拉图之后的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女性，第三章论述从霍布斯开始的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中的女性。
柏拉图以降的古代政治思想家鲜有主张性别平等的，大部分政治思想家都从自己的理论中生发出对于女性的各种偏见。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正是如此。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却对其老师的诸多观点提出了异议，对于女性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认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
亚里士多德还借助其哲学理论阐释两性关系。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提出了“四因说”，即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四种原因：第一，“质料因”，即“事物所由产生的，并在事物内部始终存在着的那东西”。第二，“动力因”，即“那个使被动者运动的事物，引起变化者变化的事物”。第三，“形式因”，即事物的“原型亦即表达出本质的定义”。第四，“目的因”，即事物“最善的终结”。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与男性的关系类似于质料因和形式因，雌性仅仅因雄性的一次授精而怀孕，而雄性却使许多雌性受孕，所以性别关系与质料和形式的关系类似。
亚里士多德的推理大概是：在生命过程中，女性提供的是质料，男性提供的是形式，而质料是被形式规定的，所以男性是优于女性的。在政治领域，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理性的缺乏，女人、孩子以及奴隶都是男人的财产，他们都听从男人的处置。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区分了“家政学”与“政治学”，这是对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最早的明确划分。亚里士多德否认女性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平等资格，认为统治和管理城邦是男人的事务，而在家庭中，男人是一家之主。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生活的目的是城邦中的‘优良生活’，而女人只是服务于生存和提供生活必需品的生活，是不允许进入政治领域的。”
公元1世纪后，基督教逐步融入西方文化中。《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加剧了女性的从属地位。在《创世记》中，夏娃是由亚当的骨头做成的，这是女性从属于男人的象征。夏娃受到蛇
的引诱而偷吃禁果，并教唆亚当一起吃。这为女性的“原罪”埋下了伏笔。《创世记》中的这段话则更是宣判了女性的悲惨命运：“你将在悲苦烦恼中生儿育女。你欲望的对象将是你的丈夫。他将是你的主人。”由此，在基督教文化中，女性常常被视作欲望的代名词。德尔图主教曾发表极端仇视女性的言论：“女人，为了使你不要忘记，你是使人类走向灭亡的东西，你要常常双眼含着忏悔的泪，用乞求的目光，愁眉苦脸，衣衫褴褛地度日。女人！你该进地狱之门！”
一些宗教哲学家开始在基督教的背景下思考两性问题。公元4世纪，奥古斯丁（354—430）写下《上帝之城》，他以家庭关系中的隶属和服从来解释城邦中的服从关系。他在“家庭”中发现了“城邦的开端或者城邦的要素，而且每个开端都显示了一些关于它自身目的的内容，以及构成要素总和的整体的每个要素，而紧随其后的推论十分清楚，即家庭和睦与国内和平有关——换句话说，在家庭中的服从和统治的和谐有序与在城邦中的服从和统治的和谐有序相关”
。在两性关系上，奥古斯丁认为，男性与女性的灵魂是平等的，但他们的肉体却有着尊卑之分。女性的肉体是卑贱的，所以她必须服从于男性。他甚至说：“女人从一开始就是邪恶的。她是死亡之门，是毒蛇的信徒，是魔鬼的帮凶，是陷阱，是信徒们的灾害。她腐蚀圣徒，那危险的面孔使那些就快成为天使的人功败垂成。”
生活于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致力于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阐释基督教信仰。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女性的偏见，认为女人在其生物天性中是有缺陷的、拙劣的设计，因此人们只能“在男人那里而不是在女人那里发现了上帝的形象：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开始和终点”
。与亚里士多德类似，阿奎那也否认女性的公民地位，认为女性应待在家庭中：“她被接纳进了一种社会的生活，即婚姻生活。”丈夫和妻子“与家庭共同体有直接的关系……在他们之间是家庭的正义而非公民的正义”
。马丁·路德（1483—1546）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者，但他对女性的观念仍然非常保守，基本延续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看法。他认为，女性应该成为贤妻良母，爱丈夫和子女，并且顺从丈夫，而神的形象则类似于家庭中“父亲”的形象。他在《基督徒的小问答》中引用《以弗所书》（5:22）说：“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凡事顺服丈夫。”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女性的看法有了较大的转变。长时间禁欲的压抑使得人们渴望摆脱宗教的桎梏，艺术作品开始赋予人体和人的欲望以较高的价值，同时也赋予女性以更高的价值。随着文学巨匠和伟大艺术家的出现，“女性之美”得到充分的展现。被恩格斯称为标志着“封建的中世纪之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之开端”的但丁（1265—1321），是意大利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对女性之美有过深入的描述。但丁在他的第一部作品《新生》中描述了自己年少时爱慕的女子贝阿特丽采。这是一个美丽端庄的女性形象，代表着生命与爱情。这一形象后来又出现在但丁的《神曲》中，那时这位普通的少女已经成为信仰的象征，她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引领但丁进入天堂。然而，在赞美女性的同时，但丁并没有否认父亲在家庭中的家长地位。他曾论述道：“如果我们思考家庭，我们会发现必须有个成员来发布命令和进行统治，这要么是‘家父’，要么是那个占着他位置的人，因为，正如哲学家所说，‘每个家都受制于最长者’。”
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对女性就没有但丁那样友好。他基本延续了“红颜祸水”的思路，把历史上的灾难性战争归咎于女人。他在《李维史论》中专门用一章来写国家是如何毁在女人身上的。
总之，古代世界是一个王侯将相轮番称霸的时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因此，很少有思想家会产生“性别平等”的想法。尤其是在深厚的宗教背景之下，男尊女卑的观念主导着整个社会氛围。当然，从宗教改革的时代开始，性别平等以及妇女解放的观念便开始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