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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思想发端于16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1516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出版了《乌托邦》一书，这被看作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16世纪初至19世纪30年代，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延续了300多年。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以及英国的罗伯特·欧文都是这一思想传统的代表。他们梦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实行公有制，按需分配，人人劳动的理想世界。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也非常重视妇女的解放。例如，傅立叶曾说：“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一些思想家甚至进行了相关的社会实验。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 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而欧文也因此破产。19世纪30—40年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吸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才使得社会主义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思想。此后，越来越多的理论家和革命家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两性关系以及家庭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奥古斯特·倍倍尔都对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家庭形式进行了批评。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将性别分工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看作阶级压迫的起源。马克思认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
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
在恩格斯看来，阶级压迫起源于性别压迫，而消除性别压迫依赖于消除阶级压迫，最终取决于私有制的破除。在私有制没有破除的情况下，妇女不可能获得自由，也不可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偶制婚姻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私有财产制度决定了人们要采用一夫一妻的方式建构婚姻关系。因为，在资本主义家庭中，妻子和儿女都是丈夫的财产，所以妻子必须对丈夫忠贞，这样才能保证男人的财产能够代代相传。然而，在这种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女人却时时处于受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恩格斯论述道：“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犀利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性关系中，与专偶制相伴而行的是卖淫和通奸。
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是一夫一妻的专偶制，另一方面是普遍的卖淫制度。专偶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人的专偶制”
，它仅仅要求女人的忠贞，丈夫则有权解除婚姻关系，赶走他的妻子，而卖淫使得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性。因此，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是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的婚姻中出现的。恩格斯指出，贵族之间的婚姻是政治婚姻，其目的是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最大化家族利益。真正由夫妻双方自由选择的婚姻只有在被统治阶级中才存在，统治阶级的婚姻是被经济的影响支配的。恩格斯论述道：“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成为而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
奥古斯特·倍倍尔是生活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他以详尽的调查数据揭露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与家庭的诸多问题。倍倍尔认为，资本主义的两性关系是极其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妇女被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男人。”
他痛斥资产阶级的婚姻是金钱婚姻和等级婚姻，而达官贵人们的聚会不过是撮合婚姻的“交易所”。他批评当时女性接受的贵族教育不过是为了结婚而进行的教育，而烦琐的服饰也严重束缚了女性的自由发展，甚至影响到她们的健康。倍倍尔观察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婚姻也不美满：“朝不保夕是工人生活的特点。时乖命蹇使人恼怒、郁闷和痛苦。这种情绪首先在家庭中爆发，因为无法满足每日每时的种种生活必需，口角和吵闹时常发生，结果是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生活的另一面则是卖淫。倍倍尔描述了西欧社会普遍存在的卖淫现象，当时的德国虽然有“对向卖淫者提供住宅者进行惩罚”的法律，但实质上是容许卖淫的。这使得在汉堡、莱比锡、维尔茨堡等大部分德国城市都有公开的妓院。1890年夏天，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射击节上发生了100多名歌妓邀请男人们进入“射击休息”小木屋的聚众淫乱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2 300名妇女联名向柏林市长请愿，严查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卖淫的普遍存在导致性病的大面积发生。一些国家尝试通过国家监管来阻止性病的传染。例如，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颁布了《传染病法》，该法律责令警察逮捕妓女并对她们进行身体检查，并规定如果警察怀疑任何女性是妓女就可以强制其进行身体检查，而患有性病的女性将被隔离治疗。但对于同样可能传播性病的男性该法律却没有做出任何规定。倍倍尔指出，这一法律使得“妇女被贬低为一种工具，而不再被看作人，她们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
。除了卖淫的情况，倍倍尔还披露了当时欧洲、亚洲和美洲买卖少女的情况，以及具体的运输路线。他痛心地写道：“德国作为向半个世界输送妇女的市场，享有可悲的荣誉。”
此外，倍倍尔还以大量数据揭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欧各国以及美国婚姻家庭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离婚率上升，结婚率下降，人口比例失调（适婚女性比男性多），出生率下降，杀婴和堕胎案例增多，未婚妈妈增多，等等。倍倍尔认为：“所有这一切不自然的，首先是损害妇女的状况，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这些状况就会日益恶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无力消除这一祸害和解放妇女，为此必须建立另一种社会制度。”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正是第一波女性运动兴起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等社会主义思想家都对女性受压迫、受奴役的状况进行了抨击。与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不同，社会主义思想家并没有借助契约理论来论证女性的平等权利。在他们看来，契约理论是虚假的、软弱无力的。例如，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婚姻契约与无产阶级被迫订立的劳动契约一样，都是不公平的契约，都是处在权力支配关系中的契约。社会主义者的分析变量是阶级和所有权制度，他们相信，只有在破除私有制的基础上，男女两性才能在性爱的基础上平等地建立婚姻和家庭。只有消灭了阶级压迫，女性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总之，女性的解放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同时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