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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世界女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妇女的解放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程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国妇女在解放自身的过程中投入中国的革命事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下面，我将具体阐述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民国初期、国共对峙、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6个阶段中女性为解放自身而进行的抗争，以及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
中国女性的觉醒发生在清末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在引入西方政治制度的同时，也将男女平等的思想带入了中国。男女平等是康有为《大同书》的核心内容之一。康有为指出，男女之间没有本质差异，按照天赋人权的理论，男女应同等享受天赋之权。他还提出了设立女学，允许妇女参加选举、担任官职，允许女子自由交游，婚姻自由，革除缠足陋习等具体措施。梁启超也极力主张男女平等。他指出女性受教育与国家的强盛息息相关。女子如果无学识、无职业，只能成为国家的负担。1897年，梁启超发表《倡设女学堂启》，把相夫教子、宜家善种作为贤妻良母的标准，将“贤妻良母”作为女子教育的核心内容，在女性普遍没有接受教育的情况下，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从今天的角度看，梁启超仅从家庭和国家利益角度倡导性别平等，没有从女性自身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带有历史局限性。
在维新运动时期，戒缠足和兴办女校成为女性运动的核心内容。1883—1897年期间，康有为、康广仁、陈默庵、梁启超、汪康年等先后在广东省南海县及顺德县、上海市等地创办不缠足会，有超过30万人参加，影响巨大。随后，戒缠足运动在全国兴起，长沙、广州、福州、天津、苏州、澳门等地也都成立了戒缠足团体。1898年8月，“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不缠足上谕。一个月后，维新运动失败，不缠足运动陷入困境。
早在维新变法之前，西方传教士便拉开了我国近代兴办女学运动的序幕。1844年，英国传教士玛丽·安·爱尔德赛（Mary Ann Aldersey）在宁波创办宁波女塾，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1847—1860年，教会在5个通商口岸创办11所女子学校。1876年，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女日校有82所，女寄宿学校39所，学生2 000多人。1878—1879年，天主教会办的女校仅江南一带就有213所，学生达2 791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女校中，最著名的是1892年在上海成立的中西女塾，以其规模和影响力而为世人瞩目。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兴办女学。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女性组织。1897年，中国女学会在上海成立，该学会还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该报纸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阵地，曾刊登王春林的《男女平等论》和康同薇（康有为之女）的《女学利弊说》等文章，呼吁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利。该报的女性作者们还将女性平等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的口号。然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女学报》被停刊，女性运动陷入低谷。
20世纪初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开始被引入中国。其中，马君武翻译了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斯宾塞的《女权篇》、第二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女权宣言书》等重要著作，为中国妇女的解放提供了理论武器。1903年8月，金天翮撰写的《女界钟》由上海爱国女校发行，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作者第一次喊出了“女权万岁”的口号，反驳了女子不能参政的各种言论，建议在中国成立议政院，女子可以成为议员，甚至可以担任大总统之职，同时呼吁广大妇女行动起来，推翻专制的清政府，实现共和。考虑到当时还处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之下，金天翮的思想可谓非常先进。《女界钟》一书也被誉为中国女性觉醒的“晨钟”（柳亚子语），而金天翮则被称为中国“女界的卢梭”。
在辛亥革命前夕，男女平权的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宣言》提出：“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明确规定禁止畜养奴婢和妇女缠足。1912年，孙中山颁布《大总统令内务部禁止买卖人口文》，明令禁止买卖人口。
这一时期，兴办女学仍然是女性运动的主要内容。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突破了先前的“贤妻良母”思想，主张培养独立女性，以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女性。中华民国成立后，在蔡元培的主导下，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实行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学习同样内容，后来还设立了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女性教育体系。另外，蔡元培还提出男子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夫妇可离婚等先进思想。
在蔡元培、陈范、吴亚男、陈撷芬等人的带动下，兴办女学和戒缠足等女性运动又在全国活跃起来。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汉口、长沙等地先后创办女学堂。除了蔡元培等人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学外，较为著名的还有陈婉衍和童同雪创办的宗孟女学堂；张君竹创办的育贤女学和女工艺厂；吕碧城和英敛之创办的北洋女子公学，等等。当时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惠兴殉学”事件。满洲八旗人惠兴因办学经费缺乏、学校难以为继而服毒自杀。在她的感召之下，人们纷纷捐款办学。前工部郎中的夫人慧仙倾其所有，将2.5万两白银捐献出来办学。据统计，1908年，全国女校已增至512所，其中官办占31%，民办占69%。1906年，全国女学生306名；1907年，全国女学生1 853名；1908年，全国女学生2 679名；1909年，全国女学生12 164名；1915年，全国女学生180 949名，占所有学生数量的4.3%。
与此同时，女子留学教育也开始起步。尤其是在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学生留美，大大促进了中国学生的留学教育。到1917年，已有200名中国女性留美学生。
1901—1911年期间，妇女团体达40多个，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日本东京等地区。其中包括反帝反封建的女性组织，例如共爱会、对俄女同志会、女国民拒款公会、上海女界保路会、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安徽女诫路况保存会等。也有提升妇女能力的组织，例如女子兴学保险会、世界女子协会、妇女宣讲会、卫生讲习会、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女界自立会、女子教育会等。还有以改良风俗为主旨的团体，例如中国国民妇女禁烟会、中国妇女改良会等。还有女性慈善团体，例如中国妇人会、贵州妇女爱国会、女学慈善会等。这些女性社团积极倡导女性活动，创办了《女学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女子白话旬报》《神州女报》《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等女性刊物，涌现了陈撷芬、秋瑾等一批著名的女性活动家。
在帝国主义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危难时刻，中国妇女举起爱国主义大旗，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她们发动了反对沙俄吞并我国东三省的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以抵制美货的方式反对与美国续订新约；收回利权运动，收回由列强控制的铁路和矿山的自主经营权，等等。更有秋瑾、尹锐志、尹维俊等人参加了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的辛亥革命。秋瑾是光复会成员，于1907年5月组建光复军八军。1907年7月13日，秋瑾被清军俘获，但她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机密，只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15日，秋瑾被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孙中山尊其为“巾帼英雄”。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年仅19岁的女学生吴淑卿上书黎元洪，要求允许妇女从军，并由此获准招募一支100余人的军队，这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支女子军队——湖北女子北伐队。自此，许多女子武装力量被建立起来，例如女子军事团、女子尚武会、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广东女子北伐队等等。除了直接参与战斗外，这一时期的进步女性还积极参加战地救护。红十字会中女性占到约半数。唐群英和张汉英在上海成立女子后援会，专门从事募捐活动。总之，在辛亥革命中，男女并肩作战，女性做出了巨大贡献。孙中山给出的评价是：“此次革命，女界亦与有功。”
辛亥革命后，女性参政问题被提上议程。妇女们积极参与革命运动，理应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参政权利。然而，现实却很残酷。虽然许多女性多次尽力争取，但她们依然没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权利。为了取得参政权利，1912年，5个女性团体在南京联合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成员约200人，唐群英任会长。该团体的宗旨就是要实现宪法中明文规定的男女一律平等，实现女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期间，唐群英等人多次上书，重申参政要求。1912年3月11日，《临时约法》正式公布，但并没有对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做出规定。这引发了唐群英等人的强烈不满。3月19日，当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期间，唐群英等人进入议事厅，要求将女子参政权写入《临时约法》，但被议员们拒绝。20日，唐群英等人再次到临时参议院表达诉求，遭卫兵阻拦，唐群英等人打碎参议院玻璃，造成轰动一时的大闹参议院事件。在此之后，虽然有孙中山从中斡旋，赋予女性参政权的诉求仍未达成。1912年8月下旬，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删去了原纲领中“男女平等”条款，这更是激起了同盟会女会员的强烈反对。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年9月，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宣扬女性的“三从四德”“贞操节烈”思想。一系列复古倒退政策使得中国的女性运动跌入低谷。中国女性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以失败告终。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为了反抗北洋军阀推行的尊孔复古逆流，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男女平等的思想再次被点燃。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纷纷在《新青年》上讨论与女性解放相关的话题。1918年，《新青年》还推出“易卜生号”，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一时期，俄国女性运动的情况和成果也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传入中国。1919年4月，上海《民国日报》介绍了列宁《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李大钊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等文章，将妇女解放与民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1919年，毛泽东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从7月到12月，他公开发表13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章，主张妇女取得经济独立，并强调妇女的联合。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当天，由于校方封锁校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未能参与游行。当晚，得知有男学生被捕后，一些女学生冲出校门，到监狱外示威。5月7日，由女高师发起，协和女医校、协和女子大学、贝满女子中学、第一女子中学等10余所学校的代表40多人，成立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6月4日，愤怒的女学生终于冲破校门，奔赴天安门，要求政府拒绝签署合约，立即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天津后，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迅速组织起来，在她们的带动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刘清扬当选会长，张若名为评议部部长，郭隆真、邓颖超为讲演队长。该组织是天津妇女独立开展政治斗争的女权运动组织，创办了《醒世周刊》《平民半月刊》等杂志，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当时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许广平担任《醒世周刊》的主编。在上海，许多女校学生参加了罢课等抗议活动。5月26日，14所女校学生参加罢课宣誓大会。她们与男生一起罢课，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抵制日货。在女学生的带动下，上海的女工也加入了罢工抗议的队伍。当时上海的妓女、女艺人也开始罢唱、罢演，并为学生运动捐款。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斗志。这一时期的女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在教育权方面，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国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校开始招收女性学生，实行男女同校。1922年前后，中学男女同校的风气也开始出现，但女学生的比例仍然很低，在1925年，全国中学达687所，学生13万人，其中女生7 956人，仅占6%。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唯一的女性参会者。会议决定改组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作为临时的中央妇女机构。1921年12月，《新青年》刊登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改造宣言、纲领和章程，主张男女的平等权利，以及女工和女童的基本人权。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表明共产党将妇女运动纳入社会运动之中。在共产党的推动下，各地的女工运动逐渐开展起来。1922年，全国主要城市中60多个工厂的3万余名女工举行了18次罢工。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和李达开始创办平民女校，当时的共产党员为女校义务授课，讲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政治时事。为了宣传妇女解放，共产党还创办了《妇女声》等刊物，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向导》也为妇女特设栏目，发表与妇女运动相关的重要文章。共产党还非常重视发展女党员，缪伯英、刘清扬、杨开慧、向警予等人成了最早的女党员。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女性参政问题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1924年1月，国民党通过《中国国民党党章》，该文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妇女参政比例，全国代表大会“……妇女当选名额应不低于代表总名额四分之一”。这成为此后女性争取平等参政权的纲领性依据。1924—1925年期间，女性争取参政权的运动日益高涨。1925年3月1日，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包括邓颖超、刘清扬、曾醒等来自15个地区的26名妇女代表参加了会议。她们提出了“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职业上绝对与男子享受同等权利”等8项要求。
在1927—1937年国共对峙时期，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劳动妇女运动，重点关注农村女性的相关问题，例如继承权、土地权、离婚权、多妻制、童养媳、买卖妇女等。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宪法大纲》第四条规定“……凡上述苏维埃公民在十六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肯定了男女拥有平等的参政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肯定了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一夫一妻制，并在离婚问题上实行保护妇女的政策。在促进女性参政方面，共产党非常重视女干部的培养。1933年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规定，“至少要使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而各级党和政府开办的党校、团校、干部学校、红军军校、苏维埃大学中都要有一定数量的女学员。
1930—1934年，国民党当局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大量男子参加战斗，许多女性参与了根据地的生产劳动。为了解决女性劳动的后顾之忧，根据地还模仿苏联建立了托儿所。到1934年，兴国、瑞金参加生产劳动的妇女达到2万人以上，许多小脚妇女也参加了劳动。与此同时，妇女们还积极学习，组织了妇女识字班、田间识字班、妇女半日学校和俱乐部等。对于儿童的教育，1934年，江西、福建、粤赣三个省建有3 052所小学，学生89 719人。其中，兴国县学龄儿童20 969人，女童入学率达44.8%。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有许多女战士参加了长征。她们负责护理和转移伤员、宣传、运输、运粮、发动群众等许多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的李贞，当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在红军长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战士们和男子一样，爬雪山、过草地，还要克服生理上的特殊困难，有的女战士因此患上妇科疾病，甚至终生不育。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掀起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平、天津、济南、青岛等地许多女学生多次游行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宣战。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左翼文艺界人士奋笔疾书，号召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女作家萧红的小说《生死场》描述了日军占领下的东北农村，反映了沦陷区女性的悲惨生活。
1936年2月，共产党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抗日联军。1936年6月，抗日联军建立妇女团、妇女队和妇女班，许多女性加入了抗击日军的战斗。她们中有步兵、骑兵、侦察兵、通信兵、机枪手、报务员，涌现出许多巾帼英雄。赵一曼就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1934年，党派她到珠河中心县委，发动群众抗击日军。她英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1935年，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军包围，终因寡不敌众，受伤被俘。但无论敌人施以何种酷刑，她坚贞不屈，最终从容就义。同样令人景仰的还有“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1938年秋天，刚分娩两个月的冷云率7名女战士掩护东北抗联部队突围，为了不让部队返回营救她们，8位女战士义无反顾地走向冰冷的乌斯浑河，壮烈牺牲。她们是：冷云、胡秀芝、杨贵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在淞沪抗战中，上海、南京的知识女性、女学生等各界妇女也积极开展募捐、宣传、慰劳伤员、抵制日货等抗日救亡运动。一些妇女还奔赴前线直接参加战斗。宋庆龄、何香凝等知名人士以最大努力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
由于不满国民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市立女一中、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及东北大学许多学校的女学生参加了游行。1935年底，在北平共产党和平津学联的领导下，平津两地大中学生组成宣传团，南下为老百姓宣传抗日救亡。由此掀起了全国性的游行请愿活动。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各阶层妇女纷纷走出家庭，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纷纷成立妇女救国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与共产党谈判，建立统一抗日政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联合抗日。在这一时期，在根据地和国统区都建立了许多妇女抗日组织。1938年5月20日，宋庆龄以个人名义邀请各党派和各界妇女领袖在庐山会晤，这就是著名的“庐山妇女谈话”。与会者有国民党方面的沈慧莲、唐国桢等，救国会的史良、沈兹九、刘德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贞、邓裕志、陈纪彝、刘玉霞，还有爱国教育家、著名学者、社会名流，如李德全、吴贻芳、俞庆棠、雷洁琼、曾葆荪、劳君展等，以及中共代表孟庆树等。会议通过了《告全国女同胞书》和《妇女抗战建国大纲》，对全国妇女联合抗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将解除对妇女的封建束缚与动员妇女支援抗战结合起来，一方面组织妇女学习，另一方面宣传抗战。在解除妇女束缚方面，不仅教妇女识字、剪发、放足，而且帮助妇女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解救被丈夫打骂的妇女。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禁止纳妾，禁止缠足，实行一夫一妻制等。另外，1939年7月20日，共产党在延安创办根据地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中国女子大学，第一批学生有500多人，到1940年底发展到近千人。与此同时，一些根据地还创办了妇女刊物，如《中国妇女》《根据地妇女》《鲁西妇女》《山东妇女》等。除了参加劳动、发展生产外，根据地的妇女还积极投身武装斗争。1937年组建的八路军学兵队女生区队有120多名女学生。1938—1940年，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队培训女干部200多人。这些女学员都陆续奔赴战场，参加抗日战斗。1938年，陕甘宁边区有女自卫军1万多人，一年内就发展到4.6万人。1940年，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的部分地区，有女自卫队员超过158万人。
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还积极参政议政。抗日根据地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均由直接选举的参议员组成。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一次民主选举。为了宣传民主选举，边区政府采取“投豆子”（选谁就在谁的后面放一颗豆子）、“烧洞洞”（选谁就在谁的名字下用香烧个洞）等方法进行投票。据统计，1941年共选出乡级女参议员2 005人，县级167人，边区一级17人。
继陕甘宁边区之后，晋察冀边区、晋冀豫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华中地区等都采用民主选举，许多女性当选政治代表，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女性干部。例如，中共和含中心县委和舒城县委全部由女同志组成；江都县11个区委书记中有9个是女性；在苏南茅山，女性担任县以上领导职务的就有10人以上，等等。
与此同时，国统区的妇女也积极抗战。她们组织后援会、救护队、慰劳队、宣传队，一方面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救治伤员，另一方面积极为抗战募捐。1940年，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共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给士兵们带去大量医疗用品。各地妇女也都组成战地服务团，随军转战各战区。1937年9月，女作家谢冰莹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淞沪战场，随国民党第四军转战嘉定、苏州等地。抗战时期，文艺界女性积极宣传抗日。她们传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进行抗日演讲。许多著名的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被广泛传唱。文艺界妇女还通过小说、散文、话剧、电影等形式反映日军的侵华暴行，歌颂抗日将士不怕牺牲的精神。许多优秀的女文艺工作者脱颖而出，例如白杨、秦怡、张瑞芳、舒绣文等。
许多国际友人也加入中国的抗日斗争，美国女性明妮·魏特林（Minnie Vautrin）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妇孺，被难民尊为“活菩萨”，民国政府授予其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彩玉勋章。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撰写了《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大量作品向全世界揭露日军暴行，展现中国人民抗击外敌的艰难历程。1938年，史沫特莱多方筹款，在新四军后方建立起中国军队的第一支现代医疗队伍，组织慰问和救治伤兵，被誉为“中国伤兵的母亲”。日本作家绿川英子撰写大量反战文章，批评日本军国主义，还参加中国电台对日播音，进行反战宣传，号召日军战士临阵反戈。
在抗日战争时期，进步女性再次争取平等的参政权，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妇女宪政运动。1939年11月12日，第一次宪政与妇女座谈会召开，史良、刘清扬等出席了会议。大会通过了《宪政与妇女讨论大纲》。1940年1月17日，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成立，选举丁玲、张琴秋、孟庆树、郭明秋等47人为理事，并于3月发表告全国妇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团结起来，共同促进民主宪政的早日实现。1945年2月13日，重庆妇女界104人联名发表《重庆妇女界对时局的主张》，呼吁政府实行民主，强调妇女必须从事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建国大业。同年“三八”妇女节，李德全、刘清扬、史良、刘王立明等人在《新华日报》发表谈话，再次表达要为实现民主而斗争到底的决心。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对女性参政一事设置了重重障碍，中国女性在抗日战争时期始终没有取得平等的参政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做出和平姿态，一面积极准备内战。1945年10月10日，国共签署“双十协定”，确定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随后，以民盟为核心的一批民主党派纷纷建立或改组，许多进步女性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史良等人参与改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胡子婴、罗叔章等人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雷洁琼、许广平在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劳君展则协助许德珩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九三学社。
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前，许多进步女性以游行抗议等方式反对内战。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当局大批军警闯入西南联大校园，殴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和老师，造成4人死亡，29人重伤。其中，中共秘密党员、西南联大女学生潘琰壮烈牺牲。这一事件更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战民主运动。在多方压力下，1946年1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邓颖超是唯一的女性代表。
1946年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议，内战全面爆发，国统区物价飞涨，民族经济崩溃。为了生存，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展开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九厂7 000多名工人（其中90%是女工）罢工，2月2日，国民党军警开枪射击，女工们英勇反击。此后，其他许多地方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与此同时，中共2 000多名地下党员战斗在国统区，发动和领导群众进行与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在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中，共产党也进一步完善了妇女工作方针。1946年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妇女今后的任务》，将妇女的解放与国家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统一大业结合起来。1946年11月15日，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主任蔡畅、副主任白茜联名发表《解放区妇女当前的任务》一文，将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为解放区妇女的重要任务。1947年，《解放日报》发表“三八”节社论，将解放区妇女的任务具体化为参战、土地改革和生产运动三项。由此，解放区妇女积极参加民兵、自卫队和武工队，配合解放军作战。1947年，山东有女自卫队员102.5万人，女民兵22.6万人。1947年7月，红枪女将李兰英加入苏中地区武工队，60天参加58次战斗，3次领导群众破拆公路，成为名震一方的女英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都有女战士的身影。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40多岁的小脚叶大嫂抢渡长江，在隆隆炮火中第一船到达南岸，被誉为渡江先锋。
1949年3月24日—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到会的正式代表有411人，其中包括民兵英雄、支前模范、子弟兵母亲、女劳模，有城市女工，也有农村妇女，有女干部，也有解放军女战士，还有女知识分子，等等。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民主选举产生51名执行委员、21名候补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规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是全国妇女运动的领导机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1949年4月4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举行第一届第一次执委会，选举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为副主席。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662人，女代表69人，占代表总数的10.4%。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蔡畅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经协商产生180名全国政协委员，其中女委员有12人，占全国政协委员总数的6.67%。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它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社会生活各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辟了中国妇女政治地位上的新纪元。数千年来中国妇女被奴役被压迫的历史结束了，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总之，中国女性在维新变法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做出了巨大牺牲。她们在争取自身权利和自由的过程中，也将一个古老的帝国改造成了自由民主的共和国。她们的光辉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她们争取平等和自由的精神应由我们继承。
纵观18世纪末以来的女性运动，世界各国的女性纷纷参与到争取平等对待的解放运动中。她们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同工同酬、婚姻自由、生育自主、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消除针对女性的歧视，等等。她们著书立说，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思想，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勇敢的女性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受到迫害，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恩格斯所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女性的觉醒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女性地位的提升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今天，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运动仍在继续，而性别平等的理想也终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