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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与和、进与退之间，身处乱世的蜀汉可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诸葛亮很早就看出了蜀汉的战略困境，小国寡民，在优胜劣汰的乱世中不进则退。
所以，从诸葛亮到姜维，他们都要穷尽资源多次北伐。后人对蜀汉的同情，不仅仅是后人受所谓正统观念的影响，还有对英雄九死无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同情和感慨——同样是乱世中的弱者，但蜀汉活出了弱者的尊严。
诸葛亮去世十六年后，延熙十三年（公元250年），蜀汉仍在不遗余力地执行诸葛亮当年在隆中给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时制定的终极战略：北伐曹魏，统一中原。
此时，蜀汉的北伐主帅是“天水麒麟儿”姜维。作为诸葛亮的“迷弟”，这一年，姜维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他主导的第五次北伐。
在出师陇西之前，他派人给羌人部落送信，邀请羌人与蜀汉军队一起行动，两面夹击曹魏势力。但由于双方鲜少合作，两军并未能迅速攻克魏国的重镇西平郡（今青海西宁）。
不过，对姜维而言，此战也并非毫无战果——在大军撤退之日，俘虏中有位自称是曹魏中郎将的西州男子郭脩（一名郭循），表示愿率手下投靠蜀汉。
说实话，在后诸葛亮时代还有人愿意投降蜀汉，简直是少见。可姜维并不疑心对方的身份，他将郭脩自战场上带回成都。蜀汉后主刘禅第一时间封郭脩为“左将军”，让其享受当年马超享有的待遇。
没有人意识到，郭脩的出现将让蜀汉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这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中的原话，相当于诸葛亮指定了自己身后的历任接班人。所以，自蒋琬、郭攸之、董允等良臣相继离世后，费祎就成了新一任接班人。
但与昔日六出祁山、星落五丈原的诸葛亮比，新任的大将军兼录尚书事费祎更热衷于种田。待蒋琬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后，大权在握的费祎便带着蜀汉的主力部队，移师汉中屯田，将朝中日常事务交由他一手提拔的尚书令陈祗处理。
费祎这样做，源于蜀汉先天的“贫穷落后”。有学者估算，在魏、蜀两国初建的黄初二年（公元221年），魏国有一百零三万户，六百八十二万人，约占三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蜀汉有二十万户，一百三十二万人，约占三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人口存量的巨大差距，让费祎颇为焦灼——要想实现先主刘备与诸葛亮的政治愿景，蜀汉就必须先让百姓吃饱穿暖，再增加人口，然后凭借充足的有生力量，以战养战，才有可能取得对魏作战的胜利。
然而，费祎的所作所为，同为录尚书事的卫将军姜维却不太认可。姜维首先对费祎的“代理人”陈祗持保留态度，认为此人私德有亏。
早在刘备时代，年及弱冠的陈祗就已闻名天下。后来，他受到费祎赏识，继董允之后升任侍中。当时，宦官黄皓在后主刘禅身边颇为受宠，董允看出他居心不良，便在任侍中期间经常找黄皓的麻烦。董允每次苦心劝谏刘禅行善政时，都会将矛头对准黄皓。所以，在董允在世时，黄皓总担心自己小命不保。陈祗任侍中后，却选择向以黄皓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妥协，还时不时让黄皓插手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务，以强化双方的友好关系。尽管陈祗在军事上与姜维皆是“主战派”，但他的做派却让姜维感到无比厌恶。
在诸葛亮去世时，姜维侍疾榻前，得以聆听军师最后的教诲。弥留之际的诸葛亮，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交代后事，可他还是指明了接班人的人选，并奠定了北伐大计，这多少让姜维产生了大局已定的“错觉”。更何况诸葛亮早年给刘备的《隆中对》就写明：“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到了姜维时代，虽然天下的形势早已不复诸葛亮当初的预计，但有利的条件就是“天下有变”——发生于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件”中，魏国太傅司马懿血洗大将军曹爽及其集团，震动天下。在此次事变中，讨蜀护军夏侯霸担心掌权的司马懿父子（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搞连坐之罚（司马师的政敌夏侯玄是夏侯霸的堂侄），先行一步扯起了反旗，倒戈投向了蜀国。
夏侯霸是夏侯渊的次子。当年在定军山之战中，夏侯渊与蜀汉名将黄忠对阵，并被后者袭杀。因此，夏侯霸抵达蜀国时，心里是有怨怼之气的。但后主刘禅拿夏侯霸与他有姻亲关系（张飞的老婆、刘禅的岳母夏侯氏是夏侯霸的堂妹）说项，缓解宿怨。刘禅特地找来自己与皇后所生的孩子，让其给夏侯霸磕头，并称：“此夏侯氏之甥也！”对于夏侯霸耿耿于怀的杀父之仇，刘禅则给予夏侯霸宽慰：“此前两军交战，伤亡在所难免。令尊作战勇猛天下皆知，之后与我军对战，不幸亡故于乱军之中，朕也深表惋惜，然这一切皆战之罪，非兵之过也。请放下过往芥蒂，不要再执迷于此事了。”这段说辞最终是否开释了夏侯霸，不得而知。不过，此事之后，夏侯霸选择留在蜀国，成为车骑将军，并加入北伐序列，率军向其从前的父母兄弟开战。
夏侯霸降蜀，也让姜维倍受鼓舞，毕竟蜀汉有一个如“活地图”般的降将，北伐大计便有盼头了。
然而，北方形势仍不明朗，姜维不免有些担心。他向夏侯霸询问其南来之时司马懿的下一步军事意图。夏侯霸告诉他，就目前的形势看，司马懿还只能将注意力放在解决内部矛盾上，蜀汉在短时间内是太平的。不过，他南来之际，魏军之中崛起了一位新兴的将领——钟会，此人是魏国前任太傅钟繇的幼子，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的关系很铁，而且见过他的人多数都将其比作“当世张良”。如果魏国将来重用钟会，位居南方的蜀汉和东吴恐怕都难逃灭顶之灾。
姜维懂得扑灭星星之火，以防燎原之势的道理。夏侯霸刚替他分析完，他就去找了费祎，要兵要粮，准备再次北伐。
看着内心躁动的姜维，费祎却很沉得住气，他只给姜维调拨了一万兵马，并郑重地告诫他：“你看，咱们从前都是孔明军师的部下。当年丞相用兵如神，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可丞相六出祁山也没能兴复汉室，咱们的才干都不如他，你又何苦带着这一队兵马去招惹敌人呢？你还不如与我一同屯兵蜀地，保境安民，等哪天蜀国也出了个不输钟会的军事天才，再兴兵攻打魏国，保不齐就能一把扭转乾坤，完成数代以来的夙愿。你不要老想着靠一两次大捷就挫败我们的敌人，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当初天下刚刚三分时那样了，凡事还得多动动脑子，三思而后行。否则，万一有什么闪失，悔之晚矣！”
费祎的话已经将蜀国的劣势摆在了面前，就看姜维如何定夺了。
姜维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一万兵力虽然有点捉襟见肘，但兵贵在精而不在多。想当年诸葛亮联合东吴都督周瑜发起赤壁之战，蜀、吴联军不过五万人，照样将曹操号称八十万的大军打得丢盔弃甲。姜维坚信，即便自己才智不如诸葛亮，凭区区一万人对抗曹魏，胜败犹未可知。
姜维此番总算没有高估自己。他率军出蜀后，迎头就撞上了郭淮、陈泰和邓艾率领的魏国大军。在这三人中，郭淮和陈泰是姜维的克星，而陈泰任雍州刺史期间，姜维没有一次成功越过魏国防线。邓艾则是日后攻灭蜀国的名将，姜维要想在他手上讨到便宜，并不容易。然而，这一次姜维却与魏军对峙了许久，直到司马昭率军前来助阵，他才不得已收兵回蜀。而他带出去的蜀中子弟，除了部将句安、李歆（韶）等少数几人选择投降魏军，其他人都被他带回了益州。
姜维如此努力，费祎却完全无视姜维的战果，仍旧执着于屯田，希望此举能为蜀汉带来经济复兴。
屯田休战确实有利国利民的一面。但从古至今，想要通过偏安的方式来实现国祚长久，基本都只是幻想。诸葛亮早就在《后出师表》中把道理挑明了：“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即便不主动挑起战事，有一天敌人强大了，蜀汉也只有被吞并的结果。与其坐等被人分食，还不如主动搏一把。
汉中的农作物长势喜人，费祎终于在郭脩投降的次年（公元251年）返回成都，打算将农事的喜讯告知正在宫里宴乐的后主刘禅。
在汉中屯田的三年中，费祎没有回过一次成都。此番回朝，他除了想见见故旧同僚，还想聆听锦官城（成都）内的百姓心声。然而，他刚踏入成都，就被一个算命先生挡住了去路。算命先生掐指一算，告诉费祎：“都邑无宰相位，你还要不要进城？”
一般来说，这种半仙的预言，信则不灵，不信则灵。费祎兼任的录尚书事，自汉代就是宰相的加官。如今，听半仙这么说，费祎难免会将预言与自己的境遇相结合。在成都待了不到半年，他就以农忙为由，率军前往汉寿（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区）屯田了。
离开成都后不久，费祎就接到了朝廷给他加官晋爵的任命。延熙十五年（公元252年），刘禅特准费祎在汉寿开府治事。
在蜀汉历史上，获得开府治事权力的，在费祎之前仅有诸葛亮和蒋琬。开府治事意味着费祎有权在汉寿征辟属官，建立私人属性更强的军政体系，拥有更多的人事任免权。毫不夸张地说，刘禅的任命相当于给蜀汉找了个“二皇帝”。
费祎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在汉寿建立起自己的宰相班底，并让人每日往返送来朝中最紧要的军务奏章，以减轻刘禅的负担。
不料，就在费祎的事业到达巅峰后不久，汉寿城内却传出一则惊天新闻：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正月初一，大将军费祎在府中饮宴，突遭魏国降将郭脩刺杀，伤势严重。费祎已被送医，凶手亦被蜀军当场袭杀，事件未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几日后，费祎伤重不治的消息自汉寿城传入成都，举国骇然。刘禅立即为死去的费祎封侯加谥，使费祎以成乡敬侯的身份成为蜀汉历史上的十二位侯爵之一。但此后，费祎之死就算翻了篇。历史记载中也仅有魏国的齐王曹芳在郭脩身死后对其下诏书褒奖：“脩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
对此，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裴松之认为，当时的历史记载故意隐瞒了部分细节。在给《三国志》加注解时，他特别提道：“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无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诏所称聂政、介子是也。事非斯类，则陷乎妄作矣。魏之与蜀，虽为敌国，非有赵襄灭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郭脩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然糜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谓也。”
也就是说，那个将郭脩杀费祎视为郭脩效力于曹魏政权的说法是不靠谱的。
郭脩投降于姜维后，获封蜀国“左将军”，或许是出于感恩怀德，或许是因关乎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做出舍命的选择。这些都有可能构成郭脩刺杀费祎的动机，但究竟出于哪种动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并未言明，因此，裴松之等史学家虽对费祎的蹊跷之死表示怀疑，但也未敢妄言。
不过，在费祎死后，姜维成为肉眼可见的受益者。少了费祎的束缚，姜维的北伐总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兴兵。有学者估算过，从费祎被刺死的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春到蜀汉灭亡的前一年（公元262年），短短十年间，姜维竟发动了五次北伐战争。
北伐在一定程度上是诸葛亮遗留下来的军事政策，但问题在于，对曹魏而言，姜维主动挑起的这些战事既不能撼其根基，也无力蚕食其地盘；对蜀汉而言，这些战事不仅没能弘扬军威，还令百姓陷入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境地。最典型的例子，当数费祎遇刺那年的夏天，姜维发动的第六次北伐。
这一次，姜维不仅投入了此前五次北伐从未有过的兵力，还在正式出兵后得到了吴国太傅诸葛恪的支持。
诸葛恪是诸葛亮的侄子，东吴已故大将军诸葛瑾之子。此前，东吴大帝孙权驾崩，魏大将军司马师想趁东吴政局不稳，先拿下江南，再攻略蜀地，完成三国一统。为此，司马师发兵三路攻吴。吴国军情紧急，诸葛恪临危受命，主动担起抵抗魏军南征的重任。面对来势汹汹的魏军，诸葛恪沉着冷静，派出丁奉、吕据、留赞、唐咨四路先锋迎敌。最终，依靠本土优势，诸葛恪硬是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条件下将南侵的魏军打得丢盔卸甲，取得了东兴大捷。此次配合姜维出兵，诸葛恪主要是想复刻一次东兴大捷，将他在吴国的声望推至更高点。
所以，姜维率领数万大军自石营（今甘肃西和县西南）出兵，经董亭（今甘肃武山县南），围南安（今甘肃陇西附近）。与此同时，诸葛恪也令人征发二十万大军，自东线加入北伐序列。
曹魏方面不敢怠慢，大将军司马师赶紧派车骑将军郭淮联合雍州刺史陈泰，就近对势力较弱的蜀军进行重点打击。陈泰等将领率部刚进抵洛门（今甘肃武山县东），兵围南安的蜀军就出现了后勤补给严重不足的状况，导致姜维还没来得及与陈泰交手，就因缺衣少粮而被迫率军撤回蜀地。第六次北伐无疾而终。
在姜维撤退后，魏军将矛头对准了诸葛恪。在魏国数路大军的围攻下，一生顺风顺水的诸葛恪遭遇大败，吴国二十万大军顷刻间瓦解。诸葛恪因此背上了误国误民的罪名，回到东吴后不久就被政敌夷灭三族。从此，一度左右东吴国运的琅邪诸葛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姜维六度北伐，均无功而返。这一结果除了招致百姓不满，还在朝中引起了诸葛瞻、黄皓、谯周、董厥等当地士族及当权者的不满。
作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虽然年轻，却因其父亲而在朝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不仅是后主刘禅的驸马爷，更是许许多多蜀汉旧臣心中诸葛亮衣钵的传人。他公开反对姜维北伐，使姜维不得不重新研究蜀汉的军事战略。
姜维发现，此前无论是费祎时代的王平悍拒曹爽，还是更早的魏延守卫汉中，用的都是“实兵诸围”策略。简单来说，就是依托汉中险要的地势，在魏军入蜀的交通要道上预先设下一道道“马其诺防线”，使魏军无法快速突入汉中境内。这种战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蜀军保持以少胜多的局面，但在削弱魏军实力方面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到姜维主持北伐的蜀汉后期，曹魏占据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区域，在人员物资方面也是三国里最强的。曹魏的战法不是拼人头，而是拼补给，通过源源不断运往前线的兵力、物资，一步步拖垮实力远不如它的吴、蜀二国。蜀国作为三国里实力最弱的，要是打消耗战，无异于蚍蜉撼树。姜维因此建议，往后对曹魏的作战可采用“敛兵聚谷”的防御策略，先收缩防线，将军队和粮食集中在一起，通过设立重重关卡来抵御敌军；遇战事，再派小股部队对敌人的辎重部队进行围剿。敌人一旦攻打关镇不顺利，势必要消耗大量粮草，待敌军疲惫欲撤退之时，驻守在各要塞的蜀军便可联合出击，大举歼灭敌军。这套策略类似于游击战术。
当然，无论是“实兵诸围”还是“敛兵聚谷”，最要紧的一环都是粮食储备与供应。姜维在准备下一次北伐战役前，也开始学习费祎，关注屯田，保障军需储备。
就在这个时候，魏国接二连三发生重大变故。先是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魏帝曹芳欲废司马师，但消息走漏，曹芳遭司马师镇压；接着，掌权的司马师还没来得及过一把“假皇帝”瘾，就因为眼睛上的一颗瘤突然破裂，于次年活活痛死在魏都许昌；在司马师去世前一个月，姜维的老对手郭淮也病逝于洛阳。魏国朝野动荡，地方又怎会没有变化？
还没等姜维再度出兵魏国，魏国狄道（今甘肃临洮）长李简就派人送信到蜀国，表示要献城投降。李简的书信送达成都，不少大臣皆怀疑此事有诈，唯老将张嶷眼光独到，认为地处陇西的狄道兵少将寡，若李简想以狄道作为诱饵挑起蜀、魏战争，恐怕不够合理；况且，魏国正处于朝政动荡、民心不稳之际，司马氏兄弟断然不会选择在这个不恰当的时机行事。
张嶷是蜀国后期主力无当飞军的最后一任统帅，此前主要在南中讨伐山贼、安抚南夷。在他治理南中的十五年间，郡泰民安，当地民夷对他的评价极高。据说，在张嶷离任返回成都述职时，当地民夷将他礼送到了蜀郡，曾在南中作乱的夷人头领更是带着手下人追上他，提出要参军卫国。可以说，张嶷在蜀汉享有很高的威望。
更为难得的是，张嶷还曾精确预言费祎和诸葛恪的终局。因此，蜀中大臣对张嶷深为敬佩，姜维也不例外。所以，张嶷坚称狄道长李简是真投降，姜维便不再怀疑。
狄道地处陇西，南抵汉中，不仅是姜维北伐必经的军事重镇，向东更可成为蜀军未来震慑长安乃至洛阳的军事“桥头堡”。总之，拿下狄道，对蜀汉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而蜀汉大军接收狄道的过程也十分顺利，这令白捡了一块战略要地的姜维备受鼓舞。
拿下狄道后，姜维挥师向陇西郡治所襄武进发，计划打通关陇与蜀中的交通要道，实施从陇西、金城、安定三郡出兵攻下河洛平原的军事战略。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十月，姜维的第七次北伐开始了。
患有严重风湿病的张嶷拄着拐杖随姜维北伐。在大军出发前，有人提议张嶷留在后方，但张嶷执意要跟随大军北伐。他向后主刘禅上书，称如果取得凉州，他愿意担任藩镇守将；如果不能报捷，他愿牺牲自己以报答主上。
蜀汉大军向襄武进发，途中魏国讨蜀护军徐质突然带兵杀到。张嶷负责断后，亲身搏战，终因寡不敌众，被徐质斩于乱军之中，结束了传奇的一生。
听闻张嶷被杀，姜维怒不可遏，趁徐质班师回襄武，与其交锋，并将其斩杀，替张嶷报了仇。随后，姜维率兵接连攻陷河关（今甘肃临夏）、临洮（今甘肃岷县），似有大举进占陇右、出兵河洛之势。
然而，这一次北伐还是败在了粮食储备不足的老问题上。出了一口恶气后，姜维匆匆带着大部队返回成都。临走前，他专门交代手下，务必带狄道、临洮、河关三城的军民归蜀。如此一来，此次北伐虽无扩大性战果，但总算给民力困乏的蜀国带来了一定数量的生力军。
姜维返回成都后不久，司马师的死讯传入蜀国，姜维又躁动起来了。
延熙十八年（公元255年）七月，姜维在朝会上提出新的北伐计划。他的理由是，魏国司马师、郭淮新丧，这会影响曹魏在陇西、雍州一带的军事部署，蜀国趁机出兵可收奇效。
姜维刚说完，征西大将军张翼就提出反对意见：“国家弱小，民众疲敝，不应穷兵黩武！”
姜维根本听不进其他人的反对意见，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强硬要求张翼、夏侯霸跟他一起统兵出征。碍于姜维的威望，张翼只能听命从事，尽管内心十分不满。
随后，姜维在洮河边将主动出击的雍州刺史王经击败，张翼又出来劝阻。
张翼说：“蜀军与魏军短兵相接，砍杀对方万余人已是历次北伐从未有过的胜利了，无须再扩大战果，因为蜀军的优势兵力始终不如魏军的，王经手下的雍州兵说到底只是曹魏征西大军的一部分而已。”自郭淮死后，陈泰就成了曹魏的征西大将军，全力统筹曹魏西线，对抗蜀汉，若陈泰接下来部署更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行动，蜀军恐怕难以抵挡。在此阶段，蜀军如果冒险围攻狄道后东征，无论是进攻襄武还是挺近魏国军事重镇略阳（今甘肃秦安），打的都是艰苦卓绝的攻城消耗战。蜀军要是半路再遇上陈泰偷袭，此次北伐恐怕就落下个“画蛇添足”的结果了。
姜维始终听不进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谏言，他固执地要求全军发起狄道围城战，务必要生擒王经。
然而，攻城对蜀军而言，的确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孙武的《孙子兵法》云：“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轒輼”，即古代攻城所用的冲车。按照孙武的说法，打造大型攻城器械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完成，再算上人力搭建的攻城土山及器械运输至前线的时间，如果没半年做好准备工作，攻城的军队是没办法对守城者构成绝对威胁的。而这半年，已经足够陈泰调度各路大军回援狄道了。
果不其然，就在姜维督促后方抓紧建造各式攻城战备时，陈泰的大军迅速杀到，并首先抢占了狄道东南面的高地，随后派人联络在狄道城中坚守的王经。听闻友军来救，雍州守兵士气大振。
此时，姜维才意识到大势已去，后悔没听张翼的劝谏，但为时已晚，只能再度下令撤军。
虽然北伐大业再度受挫，但稳坐锦官城的刘禅并没有责怪姜维，反而正式升其为蜀汉的大将军。姜维就此走上人生巅峰，蜀汉朝堂却一片哗然，因为姜维夺取陇西进而打下河洛平原的军事策略，在蜀汉大臣的眼中就是个笑话。
与北方善“清谈”的魏晋名士类似，蜀汉内部其实也存在着一股不容小觑的豪族势力。姜维这些年北伐所用的粮食辎重、军资赋税乃至上阵杀敌的士兵，基本都是由这些豪族勒紧裤腰带提供的。姜维屡次北伐无功，早就引起了这群人的不满。听闻姜维“无功”却晋升为大将军，出身益州豪族的中散大夫谯周第一个站出来提出异议。
作为后主刘禅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老师，谯周有“蜀中孔子”的美誉。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教化百姓，很少插手蜀汉的军政要务。唯独这一次朝堂的人事变动，他一听到，就借后主召集朝会之机力主罢兵，要求蜀汉君臣先搞好经济建设再说。
向来“上承主指”的陈祗驳斥道：“谯周力主罢兵就是视诸葛丞相与先帝刘备定下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策略如无物，属于严重的欺君行为，谯周应处以极刑。”
谯周在朝堂上辩不过陈祗，私底下就写了一篇《仇国论》，借以讽喻政事。
在《仇国论》中，谯周不断地假设他在朝堂上与陈祗辩驳的全过程：事先设定一个更接近于现实的场景，“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然后让化身激进派“高贤卿”的陈祗向化身缓进派“伏愚子”的谯周发问，身为小国在面对大国时该使用什么战略。由此不难看出，谯周写《仇国论》，也是在竭力阐述蜀国究竟在何种情况下才能战胜魏国。
按照谯周的观点，弱蜀想战胜强魏，必须选择在强国“有疾灾”且能够动摇其国本的时候出手。弱国宜因势利导，想办法扩大社会不良影响在强国的蔓延范围，使强国彻底失去民心，如此弱国才能乘虚而入。然而，当下作为强国的曹魏并没有出现令北方陷入混乱的趋势。相反，因司马氏篡权，曹魏的军政大权变得愈发集中，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此时对蜀国而言，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学习周文王，用礼仪和制度教化治下的百姓，不宜使百姓陷入疲惫之态，否则国家内部就会瓦解。
应该说，谯周的观点比较符合蜀国的现状。只不过，无论是出于光大先帝刘备的遗德，还是为了安抚那些随刘氏入蜀，对复汉还抱有幻想的忠臣良将，蜀汉朝堂都不可能采纳谯周的建议。
尽管主战派官员都视《仇国论》为腐儒之作，但接下来姜维连番北伐失利，却再一次将蜀汉的民怨推向高潮。
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尚书令陈祗病死，姜维失去了一个有力的主战派盟友。陈祗在世时，注重与宦官黄皓的合作；陈祗一死，黄皓权欲愈加膨胀，他从幕后走向台前，以中常侍兼奉车都尉的身份开始全面掌控蜀汉的内政。
姜维素来与黄皓不和，而黄皓也看不惯姜维动不动就兴兵北伐的做派。于是，自从黄皓掌权，姜维就整日担心对方会报复他。姜维至死都没能像费祎那样获得开府治事的资格，眼看自己在朝中日渐被孤立，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刘禅请求杀了黄皓，以正朝纲。
后主刘禅听完姜维的劝谏后却哈哈大笑，称：“（黄）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显然，对于黄皓专权这件事，刘禅是默许的，他对黄皓的擅权确有恨意，但还没到非杀不可的地步。不过，在刘禅看来，姜维一介大将军，跟黄皓这样的小人斗气，难免有失身份。
见刘禅如此放纵黄皓，姜维却不敢大意。原因是黄皓有中常侍这层身份。
东汉后期，专权乱政的宦官大多担任中常侍一职，如汉桓帝身边权盛一时的“五虎”，以及汉灵帝时代的“十常侍”。这些宦官在掌权后，无一不是“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蜀汉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入主益州后就宣布延续汉室传统，沿袭汉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如此，黄皓身兼中常侍，势必也会有权势滔天的一天。
果不其然，随着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黄皓身边聚集了一批有军政实权的人物，如新任尚书令董厥，刘禅的驸马爷、诸葛亮的独子诸葛瞻，还有地位仅次于姜维的右大将军阎宇。尽管董厥和诸葛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为了延续陈祗的传统，与黄皓共同维护朝廷太平，但阎宇依附黄皓，让黄皓看到了褫夺姜维兵权的希望。
作为崛起于蜀汉后期的一员大将，阎宇长期镇守蜀汉东面的门户巴东（今重庆），以防范吴国的入侵，在职能和威望上基本与姜维持平。更重要的是，在阎宇的防区内，蜀、吴之间几乎没有摩擦，这就要比连年在曹魏那儿吃瘪的姜维好上不少了。于是，“废维树宇”便被黄皓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
兴许是察觉到气氛不对劲，姜维还没等黄皓动手，就先向刘禅请旨，要学习费祎到沓中（今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种麦，屯田待战。姜维侥幸逃过一劫，蜀汉却即将不保。
公元260年，蜀汉景耀三年，曹魏甘露五年。接替曹芳为帝的曹髦在忠于司马氏的大臣的逼迫下，又一次给予权臣司马昭象征皇帝尊荣的“九锡”之礼。然而，钟会曾评价曹髦为人“才同陈思（曹植），武类太祖（曹操）”，但曹髦面对司马昭夺权窃魏的行径，他的容忍度也到了极限。为了铲除权倾朝野的司马昭，曹髦一边暗中积蓄军事力量，一边召集亲信部署捕杀司马昭的计划。
此时，曾在狄道城下与姜维交过手的雍州刺史王经已回朝，升任尚书。王经历来忠于曹氏家族，所以曹髦在准备诛杀司马昭时，就以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以及平日里与其疯狂论儒的侍中王沈为股肱，要求三人同其一条心，助曹魏拨乱反正，还北方太平。王经一眼看清了曹髦与司马昭的实力强弱，出于维护曹魏的利益，他举了当年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遭天下耻笑的例子，劝谏曹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曹髦执意要率军踏上这次“死亡之旅”。最终，曹髦被司马昭的部下贾充的家奴成济刺杀，王经也因“义不卖主”，赔上了一家老小的性命。
曹髦一死，司马昭的弑君之名就算彻底坐实了。不过，司马昭的威望还没跌落到谷底。自从摄政曹魏开始，他就四处网罗奇才，供其顾问。在魏晋最负盛名的“竹林七贤”中，阮籍、阮咸、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都先后出山辅佐司马昭，唯嵇康一人被司马昭屡请而不至。司马昭起初也不气馁，他听闻钟会是嵇康的粉丝，便拜托他去请嵇康出山。钟会在竹林中看见嵇康的身影，后者却以冷漠的姿态回避了司马昭的征辟。司马昭还不死心，又派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回到竹林，面请嵇康出山。结果，嵇康彻底翻脸，亲笔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阐明自己“七不堪”“二不可”的理由不能为司马昭驱使。
这下彻底惹怒了司马昭。恰在其时，嵇康的好友吕安的妻子徐氏被吕安的兄长吕巽迷奸。吕安向官府报案，却遭到吕巽恶人先告状。嵇康看不下去，决定亲自给吕安当证人兼辩护律师，在公堂上驳斥曹魏的司法体系及司马昭的执政理念。就这样，司马昭把新账、旧账一起算，将嵇康逮捕并杀害。
由于嵇康在魏晋名士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司马昭又是弑君，又是诛杀士林翘楚，这下引起了魏晋名门对司马氏家族的不满。为了挽尊和树威，司马昭便将目光瞄准了蜀汉。
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曾被夏侯霸预言为吴、蜀两国心腹大患的钟会闪亮登场，担任讨蜀主帅，向益州开拔。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伐，常年在一线与魏军奋战的姜维反应迅速。他虽然人在沓中种田，但对魏、蜀的对垒十分关心。魏军刚刚离开洛阳，姜维就派人给远在成都的刘禅上书，称魏军此次来袭非同小可，“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
姜维所说的“阴平桥头”，实际上就是七百里阴平古栈道上玉垒关前的一处伸臂木梁桥。由于这里收口狭窄，只要派人驻守桥头，无论敌方来多少兵马，都难以突进来。
可姜维没想到，这份奏折未被送到刘禅手上，而是被人先呈给了中常侍黄皓。黄皓向来对姜维的奏折比较反感，因此在转呈刘禅之前，他想办法隐去了“阴平桥头”的“桥头”二字，并宽慰刘禅说，前线情况再坏，也总会有廖化、姜维这帮老将兜底，再加上先帝庇护，这次肯定会像前面数次蜀、魏交锋一样，以双方战平收尾。
结果，蜀军在“阴平桥头”上没有丝毫防备，导致钟会率领的魏军长驱直入，抵达汉中，逼得自沓中突围而出的姜维与廖化、张翼等一同防守剑阁，抵御魏军南下。
蜀汉的形势变得岌岌可危，而朝中主战派大臣的呼声也第一次被主和派的淹没。不过，主和派的意见并不统一，他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条路线上：一是建议蜀国皇室举家东投吴国，利用蜀、吴联盟共同抗魏；二是建议皇室离开成都，撤至巴郡或南中，建立新的蜀汉政权，至于成都乃至汉中一带的大片土地，则默认交给魏国管理。在两条路线中，刘禅更偏向撤至巴郡或南中。然而，正当刘禅准备颁旨实施南迁计划时，他的老师谯周又一次在朝堂上公开反对群臣的讨论结果。
谯周对两条路线都进行了批驳。针对第一条，他说“自古无寄他国为天子者”，投靠东吴以待东山再起，根本就是一条死路。何况吴国自身也朝不保夕，他日魏国把矛头对准吴国，那么蜀国是不是要被一辱再辱？针对第二条，他认为，南中乃远夷之地，对蜀国的经济建设不仅没有贡献，从丞相诸葛亮南征至当时，南中内部的羌胡争斗就没有一天消停过。若选择撤至南中，便不是简单的迁都，而是“穷迫之所为”，恐怕到时羌胡转而与一路南下的钟会联手，蜀汉可就真的一脚踏入鬼门关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真的要搞出个“君王死社稷”的结局来，才算不负先帝刘备和诸葛丞相的重托？
谯周拍着胸脯向刘禅保证：“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谯）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能把投降主义说得这么有理有据，谯周堪称中国史上第一人。但在当时的情势下，养尊处优的蜀汉贵族们想的只是怎么保命，满朝君臣居然没有一人怒斥谯周的无耻。
得知父亲刘禅选择投降，北地王刘谌亲自入宫，表示愿率蜀汉忠义之士做最后的抵抗。刘禅对此充耳不闻，养尊处优的他显然对抵抗并无信心。在刘禅开城投降之日，刘谌“先杀妻子，而后自杀”，维护了蜀汉最后一丝尊严。
由于刘禅投降得很突然，前线的姜维与廖化等将领根本没反应过来——他们与钟会大军展开多番较量，已逐渐形成对峙之势。可刘禅已经完成了向魏国投降的一切程序，刘禅由君王沦为降臣后，第一道命令就是让前线的姜维、廖化等将领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据说，姜维大军接到这道命令时，“将士咸怒，拔刀斫石”。但在忠君思想的影响下，蜀国军队还是不得不按照他们曾经的君上刘禅的意愿行事。
不过，一生致力于北伐抗魏的姜维并不甘心失败。姜维早就看出钟会其人也有“司马昭之心”，只是还深陷于与副将邓艾之间的个人争斗，尚未显露而已。所以，降魏后的姜维抓住了钟会的这种心理，表示他愿随钟会开创天下，前提是得把棘手的邓艾清理掉。恰在其时，邓艾凭借灭蜀的经验，向司马昭递交了灭吴计划。钟会趁机向司马昭进谗言，声称邓艾灭吴，意欲“致敬”和效仿司马懿。司马昭惶恐，故在事件还未查明之前，就让钟会把邓艾父子杀了。
当姜维、钟会等人以为即将“变天”，在魏军内部暗中组织讨伐司马昭的战争时，魏军多数将领却根本不为所动。钟会手底下的一群将领甚至打算将他这个叛臣和姜维的人头一并送到司马昭跟前请功。
最终，姜维“曲线救国”的意图未能实现，在魏军将领的内讧中，他和钟会两人一并死于乱兵之中。
姜维死了，但似乎没心没肺的刘禅却在洛阳过得不亦乐乎。
自从成为魏国的安乐公，刘禅的生活就真的如谯周预估的那般快活。魏国碍于吴国的存在，不仅给刘禅奴婢百人、食邑万户，还给刘氏子孙加官晋爵，好吃好喝供养着。
不过，司马昭到底疑心重。一日，他亲自设宴款待原蜀汉君臣，并嘱咐乐者专门演奏蜀地乐曲，打算看看这群降臣的真实反应。谁知刘禅看起来竟然一丝悲伤也没有。
司马昭觉得奇怪，便问刘禅：“今日的宴乐是否正宗？是否会因为宴乐而怀念旧国？”
兴许是看出了司马昭的真实意图，刘禅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回答：“此间乐，不思蜀！”
席间解手，刘禅的旧臣郤正赶紧向刘禅献策：“司马昭多疑，刚才你这么说他可能不信。待会儿他如果问起同样的问题，你就闭上眼睛，把头歪向一边，对着蜀汉的方向，告诉他先人坟墓远在蜀地，如何乐不思蜀？”
果然，宴会进入下半场后，司马昭又有意无意地试探刘禅的态度。刘禅“依样画葫芦”，就把郤正的话复述了一遍，没想到司马昭马上追问：“安乐公你这番话，该不会是郤正告诉你的吧？”
被坊间传为没心肝的刘禅大眼一瞪，非常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这惹得司马昭哄然大笑。不管刘禅是真傻还是假傻，他的这番表现确实让司马昭放下了杀机。此后，刘禅在曹魏末期过着安乐的日子。八年后，刘禅病逝于洛阳，此时司马家族早已篡夺了曹魏的天下，时间已是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了。
临死前，这个“乐不思蜀”的蜀汉后主，是否会想起姜维“九伐中原”的执念呢？是否会想起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的感叹？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后出师表》）
是非成败转头空，世事难料，从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