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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与宦官轮流登台唱戏的东汉帝国，本质上是一个豪族社会。当时，在朝的士族与在野的地方豪强势力，是控制帝国核心的隐秘力量，而为了反击和伸张皇权，帝王就开始轮流采用外戚和宦官这两颗毒丸来反攻夺权。
结果玩着玩着就出事了，民间力量黄巾军首先引发战乱，随后各路军阀并起，逐鹿中原。曹操只是后来多个军阀共存时代的开篇者，不是终结者。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十六岁的汉献帝辗转回到了洛阳。
眼前的皇城景色极为荒凉。野草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四处蛮横地生长。透过残破的砖瓦依稀可见宫殿的影子，为数不多可以住人的房子里面空空荡荡。偶然间还能发现尸体，都是跟随他奔波至此的汉室臣子。身上有血迹的，是被强盗杀害的；身上没有血迹的，是被活活饿死的。
这就是汉献帝的处境：一座沦为废墟的帝都，以及一个忍饥挨饿的朝廷。
事实上，当六年前董卓胁迫东汉朝廷从洛阳迁都至长安的时候，东汉王朝就已经走向了末日。对汉献帝来说，那是一段更为惨烈的记忆：陷入火海的洛阳，像牛羊一样被驱赶的百姓，沉默无语的公卿大臣，还有漫山遍野散发着恶臭的尸体……
汉献帝来到长安之后，大臣王允利用并州军阀吕布杀了董卓。可是董卓死了，还有李傕、郭汜，还有张济、樊稠，还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相互算计又相互妥协，长期争执不下，把长安也拖入炼狱之中。史载，当时长安城中“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尸秽满路”，汉献帝曾向李傕讨要五斛米和五具牛骨让左右侍臣果腹，而李傕只给了一些腐臭的牛骨和粮食，这些东西根本不能食用。
一直到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汉献帝才获得了逃离魔窟长安的机会。在杨奉、杨定、董承等将军的“护送”下，汉献帝的车驾离开长安，东归洛阳。李傕、郭汜很快反悔了，立马追了上来，双方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一带交战，朝廷官员死伤无数，汉献帝仓促逃到了河东的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杨奉本是黄巾军白波一支的渠帅，乃是并州的“山贼”。白波这支劲旅曾经大败董卓手下的大将牛辅，这足以证明，他们并不怵凉州（今甘肃张家川）的军事力量。杨奉应该是来自并州当地的豪族，见天下大乱，趁机起兵造反，积攒政治资本。他先归附于李傕，备受恩宠，但还是“不肯尽力”，眼见时机成熟，便背叛李傕，助汉献帝东归。一开始，李傕占了上风，但杨奉一看他们到了并州，立马叫来了曾经的兄弟——“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等人，众人兵合一处，暂时击退了李傕。
这就是汉献帝这六年经历的缩影：才出龙潭，又入虎穴。细数汉献帝身边的“贵人”，要么是凉州的军阀，要么是并州的豪帅，尽是不知礼义、以武逞凶的恶人。悲哀的是，若没有这些恶人，只怕他早就成为路边的一具野尸，被豺狼、秃鹫啃食干净了。在汉献帝心中，他恐怕无比希望有一个知礼义、守臣节的士大夫带着一支王师来拯救他，所以他给两个人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袁绍。
从长安到洛阳，跋涉了整整一年的汉献帝暂时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他在与公卿大臣会见之时，总能看见驻守在外的士兵脸上挂着嘲弄的笑意，听见他们不加掩饰的喧闹声。在这些僭越的目光中，任何东西都褪去了神圣的外衣：所谓皇帝，不过是一个故作镇定的年轻人；所谓皇权，就是军阀们的玩物。
汉室天子，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究竟意味着什么？
汉献帝到达洛阳之时，曾经为了抗衡董卓而形成的关东联盟早已四分五裂，新格局是群雄割据，相互兼并：袁绍占冀州，实力最为强大；曹操占兖州；刘表占荆州；袁术据淮南；孙策据江东；张济、张绣据南阳……
天子孤零零地待在洛阳，身边只有一支难成气候的“白波贼”，比当年兵强马壮的董卓一支要弱上不少。汉室的“神器”就这样赤裸地暴露在诸侯面前，但却乏人问津，最终只有曹操一人占得了先机。
其实，迎献帝或者说“挟天子”的主张，很早就出现了。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袁绍初到冀州，沮授就劝袁绍：“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这个战略相当高明，先占据冀、并、青、幽四州，取得争天下的资本，再迎驾献帝，以汉室之名义讨伐异己。
当汉献帝流离至安邑时，沮授再次向袁绍劝谏道：“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然而，袁绍却迟疑了。
袁绍帐下的郭图、淳于琼进言道：“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他们认为，汉室衰败已久，不可复兴，迎驾献帝反而会自缚手脚，倘若皇帝下旨，奉旨就是让权，不奉旨就是违命，不如直接撇开皇帝而自立，还能省去不少麻烦。
见袁绍动摇，沮授只能警告道：“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机，功不厌速，愿其图之。”然而，袁绍内心对帝位的渴望还是压倒了理智，没有听从沮授的忠告。
与袁绍相比，曹操便果决得多。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毛玠向曹操建议：“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曹操“敬纳其言”，虽然当时曹操的羽翼不够丰满，但他早就有成为东汉政坛实权人物的野心。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荀彧向曹操提出迎献帝的主张：“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韩暹、杨奉，安足恤哉！若不时定，使豪杰生心，后虽为虑，亦无及矣。”随后，曹操便决定亲自迎接汉献帝。
在曹操迎汉献帝之后，袁绍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借口许都（今河南许昌东）低洼、潮湿，要求曹操将朝廷迁到邻近冀州的鄄城，曹操自然不可能同意。
袁绍出身“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而他也努力经营士人领袖的身份，活跃于东汉政坛。他曾联合外戚何进诛杀宦官，后来成为关东联盟的盟主，与各路诸侯共讨董卓。有如此显赫的家世，又有卓越的政绩，袁绍看着董卓之辈玩弄皇权，心里自然会产生疑问：东汉皇室已是苟延残喘，天子还有那么重要吗？
他的弟弟袁术则更加沉不住气，仅仅占据了淮南一隅之地，便公然僭越称帝。袁术声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这番话又何尝不是袁绍的心思？只不过，此举招来一片嘘声，几乎所有人都愤怒了，成为众矢之的的袁术也很快走入穷途末路。
袁术无奈归帝号于袁绍：“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袁绍看到袁术的下场，自然不可能贸然称帝。后来，袁绍灭公孙瓒，有四州之地，拥兵数十万，称帝之心才再一次生出。主簿耿包看出了袁绍的心思，秘密上书道：“宜应天人，称尊号。”袁绍将这封信公示手下，试探众人的想法。结果属下全都反对，要求诛杀耿包。袁绍不得已，只能杀掉耿包以自证清白。
袁绍兄弟的失败证明了一件事：称帝自立的路，明显是走不下去的。
这是汉末一个极为怪异的现象：一方面人人割据一方，无视皇权；另一方面，所有公开不臣之心的人，都如同陷入泥沼之中，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甚至包括自己人的。这些割据一方之徒，大者身死族灭，小者丧失人心。倒是东汉朝廷总能吊着一口气，衰而不亡。
曹操与袁绍的差距，并非只在是否迎汉献帝这个选择上。事实上，曹操的布局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在兖州上任之后，曹操就派遣心腹王必来到长安，以获得东汉朝廷的承认。王必是曹操的创业之臣，“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良吏也”，是一个当密探的好料子。而他的确负有一项秘密任务：联系汉献帝的侍臣，以探听长安的虚实。
虽然汉献帝形同虚设，但他的身边依然风云涌动。皇帝的侍臣之中，有被军阀安插进来的，有主动投靠军阀的，还有忠于国事、寻求破局的。侍臣与军阀的结交与合谋，左右着东汉朝廷的走向。这一段故事就像风声，不见其形，只在零星的文字记载中显露其痕迹。
王必的联系对象是黄门侍郎丁冲，很可能还有钟繇。丁冲是曹操的友人，出身谯沛丁氏，和曹操有乡党联姻的关系。钟繇则是曹操重要的谋士荀彧的乡党旧交，他对李傕不满，便想要联系外面的军阀，刚好曹操也要寻一个内应，双方结成联盟是极有可能的。
当时，李傕不想承认曹操占有兖州的事实，准备扣押王必。而钟繇立马劝道，关东诸侯都自行其是，只有曹操还心系汉室，如果他们拒绝他的好意，以后谁还会来长安投诚。李傕最终被说服，浑然不知他眼皮底下被人安插了内应。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曹操击败吕布，取得兖州绝对的统治权。没过多久，千里之外的长安就“碰巧”发生了政变。钟繇和丁冲策反了李傕的部下杨奉，三人合谋刺杀李傕，可惜事情败露，杨奉只能率手下的白波军叛变，最后护送汉献帝，东归洛阳。
曹操要控制汉献帝，就一定要除掉李傕。最好的办法便是像王允杀董卓一样，利用凉州军阀的内部矛盾达到兵不血刃的目的。虽然这次策反行动并没有成功，但汉献帝却趁乱成功逃离长安，离曹操更近了。这时，丁冲写信给曹操：“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汉献帝已入囊中，曹操想要匡扶汉室，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不过曹操还有一个小小的麻烦——“白波贼”。
谋士董昭代曹操写了一封信给杨奉，信中把杨奉捧上了天，称其“翼佐之功，超世无畴”，并且言辞恭敬地提议：“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董昭首先将杨奉推为内主，表示曹操无心染指汉献帝，以消除杨奉的警惕，然后以粮草相诱，迫使杨奉钻入圈套。
洛阳已是一片废墟，汉献帝都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白波军的状态必然不好。急需粮草的杨奉大开空门，将曹操放了进来，让其在洛阳朝见汉献帝。踌躇满志的地方割据者与窘迫的大汉天子终于迎来了会面，曹操当时唯一想做的就是把白波军踢出棋盘，将汉献帝据为己有。
曹操将董昭叫来，二人坐在一起。曹操问道：“如今我来到此地，应当如何做？”董昭说：“留在洛阳，极为不便，应当移驾于许。”曹操继续追问如何解决在旁边窥伺的杨奉。董昭不急不忙地说：“和杨奉说京都无粮，不如迁都于鲁阳。我们明面上去鲁阳，实则将天子迁往许县。杨奉无谋，必然上当。”曹操称善。
当天子的车驾移向许县，杨奉才知道他受骗了，可是此时汉献帝已经是曹操的囊中之物，白波军也在曹军的袭击下分崩离析。
至此，一个筹划数年的计划终于完整实施，东汉朝廷迁都许昌，汉献帝结束了他的漂泊生涯。建安时代的大幕拉开，汉献帝或许也会想起光武帝的身影，企盼着伟大的汉朝再一次迎来中兴，尽管身为傀儡的他此后并无机会。
曹操并不是什么保全汉室的善人。他费尽心力将汉献帝救出来，是为了利用汉室名号争霸天下，自然不可能放权；同时，他也不可能随心所欲，无视朝廷，这样就失去了控制汉献帝的意义。
巧妙的办法就是维持东汉朝廷的政治架构，并在其中给他自己找一个位置，尽可能剥夺汉献帝的权力，凸显他的地位，然后鸠占鹊巢。
自秦始皇称帝以来，君权与相权就是政坛之上绕不过去的问题。一个是天下至尊，一个是百官之首，二者时常爆发冲突，使得每个坐在龙椅上的人都要琢磨一件事：怎么削弱相权。一个办法是设置三公，将相权一分为三，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另一个办法是用身边的近侍秘书暗中夺权，比如汉光武帝将军国大事交付给权力不高的尚书台，史书称之为“虽置三公，事归台阁”，高贵的地位和实际的权力分离，相权的处境就极为尴尬了。
如今局势变了，角色也变了，曹操继续走在前人的轨迹之上，只不过方向却是相反的。
曹操入洛后立即“录尚书事”，“又领司隶校尉”，获得了处理朝政的权力。汉献帝迁许后不久，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因病退休的事件又适时地发生了。曹操本来想谋求地位更高的大将军职位，但是袁绍不想位居曹操之下，于是曹操毫不犹豫地以“大将军让绍”，自己任司空。
实际上，两人都是割据的军阀，怎么会在意虚名。曹操可能是考虑他的名望和实力均不如袁绍，索性就大方让位，以缓和二人的关系。
担任司空之后，曹操拥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司空府。他将大量人才罗致到自己府上，将司空府打造成一个规模庞大、职能齐全的相府，行使着本该属于公卿大臣的权力，俨然打造了一个小朝廷。可以说，此时几乎所有的军政大事都由司空府决定，东汉朝廷的作用是礼仪性质的，包括按照曹操的意思封赏下属或政敌，行宗庙之礼以证明汉室仍存，等等。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准备讨伐张绣，临行前朝见汉献帝，汉献帝突然愤怒地说：“你若真心辅助我，就厚待我一些，不然还是将我舍弃吧。”面对突然的诘问，曹操大惊失色，慌张地逃了出去。
事后，曹操依旧无法平复惊惧的心情。他明白，坐在龙椅上的年轻人并非一只温顺的绵羊，此后，曹操不再朝见天子，而是直接通过汉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象征性地上表请示。
除了张扬相权，曹操还要提防君权的复起。
东汉朝廷迁许之后，复杂的军事局势让曹操奔波于各个战场，他无法监视汉献帝的一举一动。他必须打造一个绝对忠于自己的尚书台，将汉献帝身边的近臣都换成他的人。
于是，他任命荀彧为侍中、守尚书令，钟繇为侍中、尚书仆射。二人都是曹操的心腹，肩上挑着掌管尚书台、监视朝廷的重担。“侍中”二字则意味着两人都要侍于献帝左右，防止皇帝集结反对力量。同时，皇帝的侍卫也都换成了曹家的乡党、姻亲。
留下的唯一隐患，就是追随汉献帝回到洛阳的董承。他是董卓的旧部，也是汉献帝的姬妾董贵人的父亲。由于他护送汉献帝入洛，两人的关系便越发密切，董承也从一个军阀变成了汉室的公卿大臣。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董承联络一部分官员密谋诛杀曹操，可是事情败露，反被夷灭三族。
一张严密的大网笼罩在许都之上，汉献帝只能继续他名存实亡的皇帝生涯。
但对曹操来说，如此费尽心力营救、架空汉献帝，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一开始，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授自己为大将军，封袁绍为太尉，袁绍知道后气得破口大骂：“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曹操这才改拜袁绍为大将军。
显然，袁绍并不服气，一是不满曹操掌握汉室实权，二是不屑于受天子的号令。
我们常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不妨看看曹操挟持汉献帝到许都之后各地军阀的反应。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南阳的张绣反了，还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同一年，袁术称帝，压根没有把汉献帝当回事。建安四年（公元199年），袁绍派遣精兵十万，攻打许都。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谋划偷袭许都。曹操明明挟持了天子，却引来了各地军阀的围攻。
很明显，孱弱的汉献帝号令不了这些骄横跋扈的军阀，他只能获得一种人的拥戴：深受儒学影响、内心有坚定信念的士大夫。
虽然今人把汉分为东、西两汉，但在时人看来，汉朝是一个国祚绵延四百多年、历经二十多位皇帝的强盛王朝。天下姓刘的纲常伦理已化入风俗和记忆之中。
而且，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从道不从君”的士人心中牢牢烙下了忠义理念，将名节与操守注入知识分子的血液中。知识与信念的结合总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虽然汉室衰微，帝王之统不存，但是儒学之统仍在。对那些“以身载道”的士大夫来说，汉献帝代表着正统，代表着道与正义。他们可以为了心中的正义奋不顾身，正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当然，那些士大夫也并不完全是皇权的仆从。东汉末年，为了反抗皇帝个人生活圈里的宦官和外戚两大势力，士大夫们掀起了一场舆论运动，最后被宦官镇压下来，一群年轻的太学生被迫“禁锢终生”，史称“党锢之祸”。一个强大的外敌往往能够增强内部的凝聚力，令分散在各地的士大夫们有了统一的目标和紧密的组织，他们以“党人”的面貌出现在历史之中，余英时先生称这场舆论运动为“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觉醒”。
士大夫们成为一个自觉的阶层，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
《三国志》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开始，曹操与袁绍一同起兵反抗董卓，袁绍问曹操：“若事情不成，有什么退路呢？”曹操反问道：“足下的打算是什么呢？”袁绍说：“我向南据守黄河，向北阻击燕、代，兼并戎狄的兵力，向南争夺天下，大概可以成功吧。”
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的道，恐怕指的就是儒家之道。袁绍在意的是地盘，曹操则更想抓住士大夫的心，二人的分野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所以，曹操看中的并不是汉献帝本人，而是那些儒家的信徒，他们一般都是地主，有财，有人；具备相当的知识，有能力；拥有广大的人脉，有名望。与其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倒不如说“挟天子以令士大夫”。
曹操早期的创业，基本依赖地方的豪族。一开始，陈留的卫兹以家财资助曹操，助他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后来这些人在与徐荣作战时战死，曹操的族人曹洪又支援了几千人马。此后像李典、任峻、许褚之流，都是此类的。随着势力的扩张，曹操必须接纳士大夫们进入他的阵营，所以在荀彧放弃袁绍，投奔他的时候，他才会惊喜地说道：“吾之子房（张良）也！”
荀彧是一个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的士人，当初他也曾建议曹操迎接献帝。他与曹操的关系不是单纯的依附性质的主仆关系，更像是士大夫与军阀进行政治合作的关系。他为曹操举荐了大量人才，这些士大夫构成了曹魏集团的上层骨干。
自天子入许之后，避乱、流浪、归隐的士大夫们如大雁归巢，纷纷来到曹操的帐下。如杜畿，“会天下乱，遂弃官客荆州，建安中乃还”。如徐奕，本来避难江东，受到孙策的礼遇，但在曹操成为司空之后，徐奕立马微服回到本郡，出任曹操的掾属。如刘馥，避乱扬州，于建安初年率族人谒见曹操。再如，“颍川杜袭、赵俨、繁钦避乱荆州，刘表俱待以宾礼……及曹操迎天子都许，俨谓钦曰：‘曹镇东必能匡济华夏，吾知归矣！’遂还诣操，操以俨为朗陵长”。
官渡之战中也处处可见“挟天子”的影响。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官渡之战正在酝酿之中，田豫劝说渔阳太守鲜于辅：“曹氏奉天子以令诸侯，终能定天下，宜早从之。”
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僵持之时，刘表意欲举荆州以响应袁绍。桓阶却劝长沙太守张羡抗刘表而应曹操，桓阶认为曹操“奉王命而讨有罪，孰敢不服？今若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而为之内应，不亦可乎”。
官渡之战本身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役，而曹操还要顾及身后的孙策、刘表、刘备等人，局势简直就是千钧一发。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写道：“在这个时候，曹操手里只有两张可用的牌，一张是官渡前线数量不多的士兵，一张是没有叛变的名士和豪强。”
士大夫们的归附、荀彧等人的出谋划策、各地士人对曹操的支持……这些都是“挟天子”的隐秘影响，一点一滴将曹操的劣势化作优势，促成最后的胜局。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统一北方，下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
官渡之战后，曹操的势力不断壮大，逐渐威胁到汉献帝的地位。
曹操阵营的许多士大夫都是冲着汉室的旗帜才归附的，事实上就存在着一个非常庞大的拥汉集团，而且汉献帝也不甘心做一个傀儡，想要拿回实权。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股以汉献帝为核心、以后妃和外戚为羽翼、以汉代忠臣等拥汉派为外围的力量。
汉献帝直接参与的夺权事件有两起：一是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董承受密诏诛杀曹操；二是董氏父女死后，伏皇后要求其父伏完秘密铲除曹操。伏完直到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去世也不敢行动，但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事情还是泄露了，伏皇后被黜死，其兄弟皆死于非命。
曹操虽然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汉献帝夺权的事件，但并不代表他的威权可以覆盖每一个“空隙”。当相权不断膨胀之时，曾经为他所用的士大夫就会从助力变成阻力，以至于他长久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既要和各地军阀刀兵相见，又要提防后院起火。许昌就如同一个火炉，炙烤得曹操日夜不得安宁。稍有不慎，曹操将面对的就是灭顶之灾。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攻破袁氏集团的老巢邺城（今河北临漳），平定河北，自领冀州牧。郭嘉向他建议道：“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曹操的司空府又引进了不少人才。邺城是冀州的治所，曹操索性直接留在这里，把司空府也搬到邺城。同时，他以强迫或者非强迫的方式不断向邺城迁移人口。史载“邺县甚大，一乡万数千户”，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北方的第一大都市。
弃置许都，迁都邺城，是极高明的一招。从此，曹操远离拥汉派的聚集地，避免遭到突然的刺杀而导致全盘皆输。而许昌就像一个诱饵，吸附了绝大多数的敌对力量。曹操在许昌还设立了丞相府留府长史，留王必“典兵督许中事”，而王必正是当初出使长安的使者，心思缜密，忠心耿耿，是监视东汉朝廷的不二人选。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士大夫都以匡扶汉家社稷为己任。
党锢之祸后，心怀理想的士大夫屡受打击，或被禁锢，或被诛杀，这样的现实改变了一部分人的精神状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动摇了长久以来忠于汉室的观念，转而或者谋求自身的利益，或者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刘焉认为刺史权轻，不能镇压叛贼，向皇帝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加大地方官吏的权力。这纵容了地方割据，瓦解了东汉政权。他本人自求为益州牧，然后阴图异计，成为益州的实际掌控者。
像袁绍兄弟、刘表、公孙瓒乃至曹操，实际都算是刘焉的后继者，这些人身边聚拢了一批士大夫，如陈宫、高顺之于吕布，鲁肃、周瑜、张昭之于孙策，诸葛亮、庞统之于刘备，蒯良、蒯越之于刘表……唐长孺先生认为：“大姓名士曾经是何进依靠的政治力量，也曾是董卓依靠的政治力量，而借讨伐董卓之名，乘机割据的又正是他们。”
很难说，东汉之亡究竟是因为外戚、宦官，还是因为那些饱受儒学教育的士大夫。
这些从忠于汉室的士人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便是曹操积极争取的对象。曹操帐下的人才虽然不乏大族名士，但是不忠、不孝的才能之士也能得到任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贾诩。
贾诩可谓智谋之士，先任职于凉州军阀，在董卓、李傕、郭汜之间左右逢源，之后投奔张绣，做军师，帮助张绣击退了曹操的多次进攻。后来，他审时度势，劝动张绣归曹，便心无旁骛地为曹操发挥智计，在官渡之战和平定马超、韩遂的战役中均有出色的发挥。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之后，贾诩倒向曹丕，对曹丕继承王位颇有助力。在他的旧交张绣受到曹丕羞辱而自杀时，贾诩并未出一言相救。
他的一生，可谓以智谋始，以智谋终，若是放到今天，他免不了被戴上“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帽子。贾诩将他所有的智慧都用于如何维护身家性命与政治地位，为了个人生存，可以将一切社会道德抛掷一边，与那些将原则、道义摆在第一位的拥汉派士人表现得完全不同。
可以说，在曹操集团内部，新势力与旧势力、权变与忠贞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
当然，曹操与拥汉派的对立并不是简单的忠奸之分。拥汉派确实手握那个时代最大的正义——忠诚，但是他们的正义与皇权却是冲突的。
翻阅《后汉书》，我们可以知道，党锢之祸并不是简单的宦官迫害忠臣的运动。东汉的宦官虽然的确要为腐败的吏治和昏暗的政治负责，但他们其实还有“一心王室，不事豪党”的一面，这里的豪党指的便是在地方呼风唤雨的士人。
在士人铺天盖地的对宦官专权的指责之中，其实隐隐指向宦官背后想要集权的皇帝。士人理想的政治是皇帝与士人共治，他们拥戴的君王是懂得体恤儒士的皇帝，如果皇帝不懂，那么定然是受到了身边人——外戚与宦官的蒙蔽。
仔细想来，外戚与宦官的确能控制年幼的皇帝，不过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与皇帝亲密的关系。没有专制的皇权，就没有专制的外戚和宦官。可是，对地方的名士来说，他们要兼并土地、培养私兵，侵夺的都是皇帝的利益。有这些名士在，皇帝只能面对每年越来越少的税收和压制不了的动乱。
君与士的分道扬镳，恐怕才是东汉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
这些士大夫的脑袋和屁股是分离的，他们在政坛是清高的、忠贞的，在地方则是反国家的、分裂的。因此很多名士给人的感觉是虚伪的，这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脑中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是大族膨胀的欲望，另一个是儒家的自我抑制。欲望多些，就是刘焉之流；抑制多些，就是荀彧之流。
曹操挟天子以来，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掌权者，他与拥汉派的斗争更像是两种意志、两条路线的冲突。
名士的路线更为保守，他们面对扭曲的国家形态，提倡用士的方式进行斗争——用礼来维持国家秩序。他们主张王道（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服人），提倡道德（儒生的价值标准），提倡用贤（自己人），拥戴汉室皇帝（反权臣、反宦官、反外戚），反对兼并（体恤百姓以缓和矛盾）。
曹操的路线则符合实际，他想在真正的战场上战胜敌人，就必须要运用武力和权谋。他是霸道的，提倡刑法，提倡唯才是举，提倡集权。
两条路线的冲突在孔融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孔融是个典型的名士，他乃孔子之后，饱读诗书，拥有非常高的名望。他曾出任北海相，但空有教化之功，却无法解决黄巾军叛乱，落得家破人亡。史家曾讥讽道：“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
为了寻求一处寄身之地，孔融看中了和汉室联为一体的曹操。曹操也需要一个名扬神州的士人为其政权背书，故十分乐意孔融的加入。只不过，一段蜜月期过后，孔融与曹操之间几乎达到针尖对麦芒的程度。
当时社会动乱，百姓犯事者多，曹操想要恢复肉刑、重典治国，孔融则站在儒家角度，坚决不同意。曹操想要杀杨彪，孔融提醒曹操注意其与名士的关系。曹操想与袁绍决战，孔融表示前景不乐观。曹操禁酒，以保障军粮，孔融上书调侃，表示不喝酒怎么成圣。曹操想进位为公，孔融提议遵古制，“不封建诸侯”。
对于曹操集团内某些不符合儒家道德的行为，孔融会不留情面地直接批评。比如当初曹操攻入邺城，袁家稍有姿色的女子全被曹操父子及其亲信大臣强占，孔融嘲讽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一开始还没听懂，问他出自什么经典，孔融干脆挑明：“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大到战略方针，小到政策施行，双方之间的冲突几乎是全方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走的是道德主义的王道，一方走的是功利主义的霸道。当然，冲突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曹操僭越皇权，孔融则以匡扶汉室为己任。
可是，良知和嘴不能杀人，阴谋和刀才能。
后来，曹操暗地指使与孔融有私人恩怨的郗虑罢免孔融的官职。曹操还亲自作书，警告孔融：“孤为人臣……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曹操已经透露出杀意。可是孔融是天下名士，怎么会知难而退？他立马写信予以反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忍无可忍的曹操在精心罗织孔融之罪后，将他诛杀了。
在诸多的罪名中，有两条可谓别具匠心，一是孔融曾口出反汉室的谋逆之语；二是孔融曾言父母与子并无亲情。前者是不忠，后者是不孝。
一向以儒著称的孔融却背负了不忠、不孝之罪名，实在讽刺！
在孔融死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
曹操借故免去司徒赵温的官职，罢废三公，恢复丞相制，将分散到三公的权力集中到一人手里，相权更得尊荣。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一反孔融所说的“不封建诸侯”的提议，胁迫汉献帝封其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署，为副丞相，这表明曹操已经开始为其后人铺路了。两年之后，曹操以汉献帝的名义恢复古时的大冀州，扩大他直接控制的区域。同年，曹操进魏公，加九锡。
旧的皇权逐渐让位，新的皇权借着相权的外壳即将破土而出。
那时，赤壁之战才过去没几年，经历军事惨败后，曹操政治威望受到不小的打击。于是他对外长时间休兵，转而注重内部的镇压与安抚。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让汉献帝封他的三个儿子为王，许靖在蜀听闻这件事，不无感慨地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其孟德之谓乎！”许靖一语道破了曹操“胡萝卜加大棒”的用心。曹操还曾“进三女宪、节、华为夫人”，在伏皇后死后，立曹节为皇后。三女入宫加强了曹操对汉献帝的监控，皇帝的外戚与后宫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这段时间，曹操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他最重要的谋臣荀彧。
与只知空谈、狂放不羁的孔融不同，荀彧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拥汉派名士。他自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离开袁绍，投奔曹操以来，二十余年为曹操统一北方不遗余力，举荐了无数人才，其家族精英也都仕曹，又与曹操结为儿女亲家。作为曹操信任之人，他与曹操之间有很多理念和做法都是相通的，可是荀彧偏偏是个心怀汉室的士人，不忍看到汉室的覆亡。
当时，董昭等人为曹操封爵魏公、加九锡制造舆论，向荀彧咨询。荀彧则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彧的心思是要曹操做像周公一样的贤相，恢复汉室江山。
曹操知道之后，心不能平，但迫于荀彧功高望重，若随便罗织罪名诛杀国之重臣，很有可能招来士人的愤怒。于是，曹操采取“隐诛”的方式，在出征孙权时赐给荀彧毒药，使他饮药而亡。
在某种意义上，“隐诛”荀彧是一件对曹氏集团所有人都利好的事情。汉室衰微，即便吊着一口气，也再难复兴。曹操想要建立他自己的政权，这无可厚非；荀氏家族爬到如今的地位，也没有必要与曹操决一死战；年轻的颍川士人也想立下从龙之功，即便从小的教育告诉他们要忠君守节。
在荀彧死后数月，曹操假装辞让魏公之封的时候，荀彧的侄子荀攸已经站在劝进曹操之诸臣的首位，荀氏家族依然屹立在权力的潮头。曹操成为魏公之后，按照朝廷官制设置了尚书、侍中、六卿等职官，荀攸为尚书令，为魏国文臣第一。汉官基本转为了魏官。其他颍川士人如陈群、司马懿等也纷纷拥抱新的变化，再也不管所谓忠于汉室的大义。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曹操再升一级，晋爵为魏王，在所有的礼仪方面与皇帝享受同样的规格，并在次年立曹丕为魏太子。曹氏代刘氏已成定局。
随着曹操的野心日益显露，亲汉势力也准备做殊死一搏。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蜀国的关羽在襄樊（今湖北襄阳）蠢蠢欲动，许都的金祎见状，企图联合关羽救已经三十八岁的汉献帝。金祎联合耿纪、韦晃、吉本等人，试图刺杀曹操委派的许都守将王必，夺取许都的军权，但这次兵变被王必平定了，汉献帝最后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的大本营邺城也出事了。当时，名士魏讽交友广泛，号召了一群大臣的子侄作乱，包括破羌将军张绣之子张泉、侍中王粲之二子、大儒宋衷之子等。这足以证明，拥汉势力依然颇具规模。
曹操也变得谨慎起来，屠刀不敢轻易再下。在这次动乱中，魏讽是首犯，自然被灭族。而相国钟繇有用人不察之失，被免职。负责守备邺城的中尉杨俊，只是被贬为平原太守。很多谋反者的亲属，都得到了豁免。曹操对此感叹道：“（魏）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
汉室难移！曹操当初迎接献帝，不仅挟持了天子，也挟制了自己。其中得失，恐怕只有曹操本人才能知晓。
对于令汉献帝禅让皇位，曹操心存顾虑，所以当手下群臣纷纷劝他称帝时，他无奈地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他的意思是若天下终究归属曹家，那么他的政治地位终归也不会少了帝王的名号，因此他或许也反复迟疑，没有真正下手，实行最后的篡位手续。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逝世于洛阳，曹丕从邺城至洛阳继位丞相、魏王。同年十月，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至此，东汉正式灭亡，曹丕登台称帝。
在受禅仪式上，曹丕瞥见相国华歆、尚书令陈群面有不愉之色，心中如同堵了一块石头。曹丕问陈群：“朕应天受命，卿何以不乐？”陈群回答：“臣与华歆，服膺先朝，今虽欣圣化，犹义形于色。”意思是我虽然高兴看到新朝的建立，但是心里依然念着汉朝。
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三月，已经被贬为山阳公的汉献帝刘协去世。魏明帝曹叡变易朝服，率群臣痛哭，仿照汉朝的礼节大办丧事。汉献帝虽然生前郁郁不得志，死后倒是极尽哀荣。曹叡的意思是，汉献帝既然已死，就让汉朝在这场盛大的典礼中体面地死去，拥汉势力也该放下对新朝的敌意，拥抱新朝了。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曹叡决定谥刘协为“孝献皇帝”。在古代，只有“聪明睿哲”之人才配称得上“献”字。汉献帝一生都过着傀儡般的生活，哪里“聪明睿哲”了？曹叡在诏书中写道：“山阳公深识天禄永终之运，禅位文皇帝以顺天命。”禅让帝位，就是汉献帝的“聪明睿哲”之处。
谁能想到，汉献帝死后依然为曹家收服天下民心尽了最后一分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