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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我们可以对马士从中国海关退任后的诸多业绩有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当然，本章的课题内，确实也存在着探讨下列马士业绩产生背景这一意图。但是，如果要找出马士一个个业绩之间的关联，就要再回到这些原始资料的立场上再探讨，或者予以改写，因为这本身也是一个课题，所以我想这大概也是尝试着弄清其背景的表述方法。
同时，如果把他在海关任内的时代冒昧地称之为“前期马士”的话，那么，继续关心前期马士的经验与问题的研究——华南地域研究——就更有必要了。不论对外还是对内，对近现代中国史而言，大概都应该重新探讨华南地域的历史研究。
H.B.马士在海关任内末期，开始专门从事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和写作，其专论、专著和发表年代如下所记：
1. 中华帝国海关，V.—公务丛刊：海关报告71号。《岳州海关开放；土地及市政规划；湖南贸易条例；内河蒸汽船航运规则》，上海，1900年版，第50页。
2. 中华帝国海关，Ⅱ.—专题丛刊27号，《关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商业债务和资产的调查报告》，上海，1904年版，第15页。
3. 《中国的货币》，皇家亚洲社会研究之中国分刊，1906年版。
4. 《中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上海，1908年版。（上海1913，伦敦1920，上海1921，纽约1967）
5. 《中国的行会，兼对广州行会商人的描述》，伦敦，1909年版。
6.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1—3卷，伦敦，1910—1918年版。
7.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1—5卷，牛津，1926—1929年版。
8. 《太平天国纪事》，塞伦，马萨诸塞，1927年版。
9. 《远东国际关系史》，纽约，1931年版。
马士的著作有三大类：第一，以《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为代表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概说，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解说书。这类书从历史上来看，有许多种类。S.W.威廉斯（S.W.Williams）的《中国的贸易管理》（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63年，香港）是其开端。
威廉斯·S.维尔斯（Williams，S. Wells）的《中国的贸易管理，包括对条约、关税、规章、报表等内容的介绍，是对华及东亚贸易的必备指导，同时附录这些地区的航海指南》（The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Containing Treaties，Tariffs，Regulations，Tables，etc，Useful in the Trade to China & Eastern Asia；With an Appendixof Sailing Directions for Those Seas and Coasts. 香港，A. Shortrede公司，1863年，第387、266页）。
这是为外国商人、商社而写的贸易概论，据具体情况也会作出相应修改。Ⅰ. 中国和四国（英、美、法、俄）的条约，Ⅱ. 与中国的贸易商品，Ⅲ. 中国各港的交易，Ⅳ. 与日本的贸易，Ⅴ. 中国的通货与度量衡，Ⅵ. 其他地域（印度、东南亚诸国、英、法、美）的通货与度量衡，Ⅶ. 物价、汇率，对上述七项分别作了记述，附录则详细记载了中国沿岸航路。
马士：《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管理》（Morse，Hosea Ballou. 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上海，凯利和沃尔什有限公司，1908年，xi，第451页）。
作者任职于中国海关税务司和海关统计局长期间，他把中国贸易、行政分15项作了说明，可谓中国解说书。各项目如下：与诸外国发生关系之前和以后的历史、政府、税收与支出、通货、度量衡、治外法权、各省与开放口岸、外国贸易、内地贸易、鸦片、海关税务司制度、邮政。
美国有编辑有关中国概说的传统。由美国财务省统计局经手的《1900年中国的商业状况，区域、人口、产品、铁路、电报、运输、外国商业及美国对华商贸》（Commercial China in 1900. Area，Population，Production，Railways，Telegraphs，Transportation Routes，Foreign Commerce and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Washington，1901），就是其中一例。
马士著作的第二大类，是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的论述。以出版顺序来看有以下内容（下面对顺序构成作概括性评价）：
1.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伦敦，1910—1918年，3卷本）
2.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牛津，1926—1929年，5卷本）
3. 《远东国际关系史》（纽约，1931年）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伦敦，朗曼斯·格林公司，1910—1918年，3卷本。第一卷727页，附图；第二卷479页，附图；第三卷530页，附图。
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独占权被废止的1834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1912年的中国历史，和围绕着它的国际关系，马士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方面作了全面观察。作者因有担任海关税务司海关统计局长的经历，反映在书中，就是详细记述了贸易、关税问题。第1卷，冲突期（1834—1860年）；第2卷，服从期（1834—1893年）；第3卷，从属期（1894—1911年）。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26—1929年，5卷本。
把英国东印度公司［The United Comnany of Merchants of England Trading to the East Indies，通称为The Honourabe（English）East India Company］的广东贸易，按印度办事处所藏的东印度公司记录有关中国关系部分，依年代作了论述。从公司与果阿的葡萄牙总督之间缔结有关中国的《休战、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开始对华贸易的1635年起，到对中国贸易垄断权被废止的1834年，对这一期间的鸦片、茶、金银及其他贸易关系；公司、地方贸易商人（country trader）、广东十三公行相互间的贸易关系；与荷兰、葡萄牙、美国的国际外交关系等等，都作了阐述。而且还将第5卷印度办事处欠缺的部分（1743—1753、1754—1774年）由英国北京公使馆所藏的复印件补齐。
马士著作的第三大类，是洞察中国国内社会经济的论著。按公开发表的顺序如下：
（1）《中国的货币》，皇家亚洲社会研究之中国分刊，1906年。
（2）《中国的行会，兼对广州行会商人的描述》，伦敦，1909年。
（3）《太平天国纪事》，塞伦，马萨诸塞，1927年。
这一类的著作，是马士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秩序从其内部进行分析的产物，也是他试图把握中国特征的尝试。
在这些从中国社会的内部作分析的著作中，马士自信通晓货币问题，在分析中国经济之际将它置于基本领域的位置。特别是对行会和商人也给予了足够重视。在《中国的行会》一书的序文中，马士作了下面的记叙：
中国的行会，正如同其他许多社会事业机构一样，中国的情况与欧洲中世纪时的情形非常类似。但尽管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多，却也仍然存在着许多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也同其相似之处一样，明显地存在于东西方社会政治组织之间。在中国，一个理论上的专制政府已经建立多个世纪，并依靠一整套官僚机构来运转；虽然官僚系统由专制政府任命，但它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已经独立于专制权力。官僚们虽然是从民间选拔出来的，可一旦做官，就不再属于民间。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只要能够适时纳税且没有严重的动乱，便能安稳地在近乎民主平等的环境中依靠贸易或耕作来维持生计；在涉及生活所需的全部基本要素方面，对于自由，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专制政府能够尽量少地干涉他们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民众政治性地组织起来也只为了两个目的——保卫或反抗政府的滥用职权和失职，再就是造反。我们发现，在欧洲，在最伟大的协会频繁活动的时代，君主们带领他们的人民去反对封建贵族的要求以及反对那些试图控制全部行政部门并和市民结盟以反抗国王中央政权的贵族。而民众，则只关注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会有时得到国王的支持，有时得到他们的贵族领主的支持。通过武装，他们便在其最终希望实现的地方自治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在英国，为了同欧洲大陆相区别，我们发现，普通法在民众推动下而得到发展，并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法律。无论是国王的臣僚和仆役还是国王的臣民，都同样地受到它的约束。在中国，虽然无论是市镇的商贩还是村庄的农夫都要在封建帝国习惯法的支配下从事各自行业，但帝国的法律却不像英国法律那样发达完备。而且，法律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帝王的臣僚和仆从也不受它的约束。如今，欧洲法律的执行是非常公正的，甚至在中世纪时，它也是相当公开的，以至于民众愿意称它为帮手。在中国，无论过去黄金时代的情况如何，时至今日，法律的应用是很不确定的，它的执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隐藏其后的非公开因素的制约。民众求诸法律的倾向较为淡薄，反而更愿意尽可能在民众内部私下解决争端。（马士：《中国的行会，一份介绍》）
马士关心的并不是中国行会在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中的定位问题，而是其固有的组织形式和运营理念这些问题。这使我想起日本的仁井田升、根岸佶的两大争论，应该充分重视行会这一商业、生产组织的自律性传统。另外，马士还强烈意识到应该将D.J.迈克格瓦的《中国的行会，或者称为商贸联合组织》（皇家亚洲社会研究之中国分刊，1888—1889年，第133—192页）作为先行研究。
最后，我想针对《在太平天国的日子里》略作阐述。该书在日本曾于1960年由外山军治译为《太平天国纪闻》公开发行。在马士的一系列著作中该书处于唯一例外的地位。它采用的是小说形式，以人物史的形式，描写了太平天国这一社会变动，对马士来说这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尝试。他的其他著作都是关于经济史具体问题的，而此书却远离了以往手法，通过常胜军的哨兵和中国商人的目光，极为大胆地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不可否认的是，看上去令人不可思议的这部著作，更引起人们对马士的关注。该书的前言是这样写的：
这些文章的作者承认是有罪的，并希望得到法庭的宽恕。在犯罪辩护中，他申述道，所报道的事件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有关民俗和习惯的记载在民族学上讲也是正确的；并且，在所描绘的众人中，那些虚构的人物确实有其典型性，而另外一些真实的人物则是他非常熟识的。有些是他本人认识，有些是由于名声在外，他与这些人联系起来。
一个有主题的离奇故事要远胜于一个空洞冗长的故事。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要展现欧洲有识之士是如何“被请来”协助中华帝国的政府镇压太平军叛乱的。第一卷展示的虽然是上海事件的一个历史片段，它证明了帝国政府的无能，在镇压民间反抗组织的过程中，它显得是那样的无组织和低效率。但作者却抓住机会去描写这个时代的其他方面，在书中，他给出了旧上海的轮廓草图，并描写了一帮英国和美国的商人，他们开辟了港口并建立起使之繁荣的基础。此外，他还描述了导致海关检查体系创建的条件。并且，他还试图使读者明了一些地方显赫人士的个性，比如卢瑟福·阿尔科克（Alcock），在上海危机时期担任政府官员，只是从未授过头衔；罗伯特·C.墨菲，他阻止了一场在上海可能爆发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原因与两年后发生在英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的原因相同。杨泽堂（Yang Tzetang），塔基（Taki）的银行家，他创建并供养了一支武装力量，而这是镇压叛乱的重要力量。总之，马士试图展现一个处在中国特殊阶层的胆怯的年轻学者在精神成长方面可能发生的事情，他受的教育使他厌恶战争和暴力，并且受到更强烈的欧洲思想和行动的影响。
该书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描述了首先是华尔德（Ward）、其后是戈登（Gordon）在他们各自工作中所遇到的障碍，并记述了他们每个人是如何克服其特殊困难的——一个是通过对命运的乐观精神和坚定的信心，另一个则是通过责任感和对最高理想的忠诚——而且他们都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同时，在书中，他还展现了如李鸿章、程学启（Chen Siaoki），太平军的南王，舰队司令詹姆士·霍普爵士（Admiral Sir James Hope），和其他一些在剧中主角人物的奕奕神采。（马士：《在太平天国的日子里》，前言。H.B. Morse. In the Days of Tai Pings. preface）
从这本堪称是体验性小说的书中，能够窥知马士经验和视野的宽广，还有他对中国社会的洞察力。我们能够确认，马士所关心的问题和研究的成果，在现今美国对中国研究中仍占据实践性研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