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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据《汉书·艺文志》，可知前汉已有不少小说，惜已不传，难知其详，传至今日者，多成于魏晋以后，唯有一书，可属例外，乃《穆天子传》是也。向之目录学者以此书为史书，而非小说，《隋书·经籍志》以后，或将其列入史部之起居注类，或入史部传记类。然细察其内容，当系小说也。
然则《穆天子传》果成于何时耶？今尚不得而知，唯略知其书发现之情形。其事如何？据《晋书·束皙传》载，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发魏襄王墓（作者原注：或云魏安釐王墓），得古文竹书，约有十车。其纪年上起夏朝，下至魏安釐王，以编年体记其大事，即今所谓《竹书纪年》是也。犹其外又记周穆王周游天下，如昆仑流沙等极西诸国之事，亦为一篇。据《郡斋读书志》载，可知此《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记》也。
当时汲冢所出，除书册外，尚多宝物，然于盗而言，宝物重于书册，遂将书册付之一炬，以取宝物，供其所用。官府收此等书籍之时，因其残缺紊乱，晋武帝乃命当时之学者，将此等残片断简补缀整理，又以今文改书原简之古文。问世之后，晋人郭璞注之，即今所传《穆天子传》也。今该书文字残缺，又异字层出，难读之处颇多，皆因上述之故也。
以上为两书问世之始末，若《晋书》之传无所谬误，假定今日所传之物与汲冢发掘所得之物相同，则《穆天子传》为先秦之书，距今古矣。然余于此有疑焉。唯太康间始出世之物，其在此之前已成书，则毋庸置疑，然又何故疑其非先秦之书耶？曰：由文章语体而疑之也。此书固有古文之色，如书中之歌谣，颇有一种风韵，虽较六朝之作，古雅有余，然比之先秦文章，又不如也。又如古人云，其语体甚类起居注，故《隋书·经籍志》以后之目录，将其置于起居注之首。所谓起居注者，乃天子侍臣常在君侧，以记天子每日之起居，或女官内有女史者，掌之。此乃天子起居日记，记每日细微之言行，非亲侍天子者不能为也。他人不得干涉、妄改起居注，传之后世，为一代正史之有力资料。
然则起居注创于何时耶？据《隋书·经籍志》等，汉武帝时有《禁中起居注》，又，后汉明德马皇后曾为其夫汉明帝作起居注。有周一代，君举必书，天子之左右常有记其言行之史官，然其所记之文体如何，则全不知也。后世所谓之起居注，即如上述创自汉武帝时之物也，而余意起居注在先秦已有之矣。
而此《穆天子传》之拟起居注者，唯拟其文体耳，决非以其为史实而作，出于作者想象之处，多可见之。书中写周穆王遍历诸国，多举其地名，其间虽亦有实有之地名，而出于作者之想象者，决不在少数。实有之地名与想象之地名错杂，乃中国常有之事，如屈原《楚辞》是也。后世之史家，或以《穆天子传》为史实，研究其所游历之国名，考证其地为今之何处，乃至由此推察周时中国人对当时极西诸国之知识及中原与中亚之关系等，吾人于此，则不能遽赞成之也。
《穆天子传》写周穆王周游天下，历访所谓昆仑流沙等当时极西诸国，且与西王母相会，中有种种近神怪之事。然则其为何以周穆王为题材而作此故事耶？周穆王之事于史可征一二，如《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革语楚王曰：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
又，据《国语·周语》，周穆王不用祭公谋父之谏而征西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外，无所获也。周穆王妄动刀兵，无功而返，故失天下人心，由是乃有天下荒服不朝之事。此或史上实有之事，亦未可知。然《左传》之中，有“欲”字，又有“将”字，决非已然周行天下，即无如《穆天子传》所言之事。或以征西戎，虽未有功，犹持远略之志，未听谋父之谏而止之。
然据《史记·赵世家》，有赵氏之祖云造父者，以御马得以幸事穆王。某日，得八骏马，献于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云云。《穆天子传》中，有造父为穆王御八骏马西行诸国，亦有与西王母欢宴之事。
《列子》中有关周穆王之传说，较上述尤精密。《列子》一书，非属儒家，乃与老庄同类也，此中有关神仙之事者尤多。其《周穆王》篇云：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化人者，有魔法之人也。此人有神通之力，入水火，贯金石，山川城邑，随手可移，既变物之形，且易人之虑。以其有不可思议之法力，周穆王敬之若神，造宫殿以居之。化人见之，以为王之宫殿卑陋而不可处，王之厨馔腥膻而不可食，王之嫔御膻恶而不可亲。穆王乃改筑之，尤不能使化人心满。由是，化人与穆王同游。穆王捕化人之袖而上中天，化人伴王入宫殿，宫殿之美，与人间迥异，音乐亦殊。王居数十年，不思其国也。化人复谒穆王同游，所及之处，仰不见日月，俯不见河海，光影所照，目眩不能得视，音响所来，耳乱不能得听，意迷精丧，乃请化人求还。既返，化人与王相对，曰：“吾与王神游也。”穆王大喜，忆所游之处，乃命造父御八骏马，向西历经各处，乃遇西王母，宴于瑶池之畔。西王母为穆王歌，穆王和之，与《穆天子传》篇尾相同。故《列子》之成书时间虽众说纷纭，然余信其为先秦之物，盖穆王西游之事原颇简略，小说将其敷演为神仙谈。余意汉代同属神仙方士之类者，莫非取此前一传说敷演而成也。
《列子》之寓言，固出于虚构，然其记周穆王之事，盖穆王原好远游，有史可征，乃托之于寓言。
穆天子之传说，如前所述，见于《左传》以降诸书，《穆天子传》即以此类传说为蓝本而作，就其语体而言，此时凡小说皆用文言（原注：文字绮丽，多用对偶，此小说之共通点），《穆天子传》亦然。故类起居注之语体，而非吾人今日所谓之小说模样，虽乏淡泊之妙味，而有古雅幽玄之处。
《穆天子传》一书，唯记其游历极西诸国之事，其情节较为简易平板，似无甚妙趣，唯其年代古远，天真纯朴之处，亦后人所不能及也。书中饶有趣味者，乃穆王见西王母一段。西王母者，何如人也？后人画之为美仙女，然古人意中之西王母，非如古今书中所写之人也。《穆天子传》中未写其人之详，唯《竹书纪年》记西王母曾于舜时来朝。穆王距舜时，已逾千年，后来作书画者或因此以其为仙女，亦未可知。西王母亦见于《山海经》，郭璞注曰：
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
此非古来西王母之姿态。所谓虎齿者，云齿之大也；蓬发者，发未梳而四垂，如蓬之乱也；戴胜者，戴玉花胜，或以葛饰头也；善啸者，以深呼吸而山谷应之也。想其如此之姿，恰如山姥之状也。
且说穆王会西王母，献种种宝物，且共酌于瑶池之上。有当时穆王与西王母应答之诗，西王母曰：
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周穆王答之曰：
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物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西王母又为天子歌曰：
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原注：于读为乌）。嘉名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
其诗古雅。赠答之韵，虽述穆王与西王母眷恋之情，然脱六朝绮靡之习，有淳朴之味，余韵可掬。其用四字，如《诗经》之句，乃汉以前之物也，语体之新古，见于其间，吟之可知韵味。
《穆天子传》篇末有葬盛姬一段。写周穆王游历之时，所到诸侯之处，得盛伯之女盛姬，甚宠爱之。穆王乃携盛姬田猎于泽中，遇寒，盛姬以寒疾死，穆王命以皇后之礼葬之。穆王恋恋之情不绝，臣下乃谏之。盛姬之葬仪，亦叙之精密，颇有如读《仪礼》、《礼记》之感。
《穆天子传》一书，极写周穆王以帝王之尊，尽享荣华富贵，周游四方之事。唯其见不可思议之国，遇不可思议之人，如后世之《西游记》，似以满足世人之好奇心而作也。别就穆王之事而细写之者无，如男女关系之情节亦少，于西王母只是淡淡着笔，亦无穆王如何为其姿色所惑之事。其与盛姬之事亦然。盖谈情说爱者，非本书之主旨也。唯以其为小说而读之可也，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矣。
须留意者，自《穆天子传》出后，以天子帝王为主人公而写其轶事之小说层出不穷，所谓轶事，则多关乎男女之事也。天子帝王坐拥人世间之荣华富贵，而起厌世之念。中国古代帝王之中，崇尚肉欲主义、享乐主义者甚多，而小说中以露骨之笔墨写此等之事者亦屡见不鲜。于汉武帝，则有《汉武内传》、《汉武故事》；于隋炀帝，则有《海山记》、《迷楼记》；于唐玄宗，则有《开元天宝遗事》等。此外，以帝王宠爱之美姬写传记小说者亦渐次居多，其起源实在《穆天子传》也。如前所述，《穆天子传》乃汉以后之伪作，其为小说，亦无甚有趣之处，余在此不过以之为最初之小说而略述之也。
附参考书目：
《穆天子传》，郭璞注，平津馆丛书；
檀萃《穆天子传注疏》；
陈逢衡《穆天子传补注》。
与前述《穆天子传》相类，以古来帝王之传记为蓝本而加之以虚构情节敷演成小说者，此《汉武内传》、《汉武故事》、《飞燕传》是也。
《汉武内传》记汉武帝一代之事，起于武帝出生，终于武帝驾崩。其全书之骨架，则是元封元年七月七日，西王母率众女眷自空中下于汉宫，因武帝之飨宴，西王母乃授武帝神仙养生之法。盖此等天子耽于肉欲，若欲尽彼等所求之乐而得长生，则须有神仙养生之术也。此书之文字颇佳丽，其写西王母临汉宫一段尤如此。至七月七日夜二更，忽有白云起于西南，闻箫鼓之声，其写西王母与二侍女上殿之际，西王母及侍女之体态容颜、侍女奏天人之乐而歌之处，诚极描写之妙也：
到夜二更之后，忽见西南如白云起，郁然直来，迳趋宫廷间，须臾转近，闻云中箫鼓之声、人马之响，复半食顷，王母至也。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绫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发，真美人也。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金袷襡，文采鲜明，光仪淑穆。
其写人主因养生之法而耽于肉欲乃至短命，乃本书之所戒也。
次《汉武故事》。此书亦叙汉武帝好色求仙之事，然又别于《汉武内传》。如汉武帝遇西王母一事，此书亦有之，然写汉武帝为好神仙，乃终觉其迷妄，悟神仙之事非世间实有。其写齐人李少翁等事尤如是。齐人李少翁，虽已二百余岁，然因修仙术，颜色如童子。武帝崇之为文成将军，岁余，其术不验，武帝渐厌倦。会因宠妃李夫人死，悲叹终日，以泪洗面。少翁乃招李夫人之神，于夜帐明烛，武帝由别帐窥之，见夫人遥遥而来，近之则消。武帝不堪思念，乃作诗以述哀慕之情（作者原注：此事见于《汉书·外戚传》）。其诗文辞虽不如《汉武内传》之华丽，亦不令人生厌。
以上二书，虽无别可称道之价值，然在中国则颇受欢迎。自六朝至唐代，文人、诗人之作，常引此二书。且云二书皆出班固之手。班固乃东汉初年之人，著有《汉书》，若此二书果出班固之手，则为极古之物也。然余意大疑此说也。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此二书见于《隋书·经籍志》，则其出于隋以前无疑，然《隋书·经籍志》不录此二书撰人之姓名，可知班固作之说乃出于隋以后，此不必有实证。且由语体观之，多用排偶，余意其佳丽浮艳之处，决非东汉之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徐陵《玉台新咏序》引《汉武内传》之文，又郭璞《游仙诗》有“汉武非仙才”之句，与《汉武内传》中西王母以汉武帝非仙才之事合，又，两晋文人之书所载，合于《汉武内传》者最多，盖此书亦出于魏晋之间耳。
至于《汉武故事》，亦称班固所作，然《后汉书·班固传》未言班氏作此书，而《隋书·经籍志》亦不题撰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唐人张柬之《洞冥记跋》，云此书乃王俭之作。若此，则初唐以前尚未有班固作之说。案之史籍，王俭乃南齐人，由《汉武故事》之语体而观之，余信其然。张柬之去齐梁之事未远，必有所本。要之，此书决非班固所作，当为魏晋以后齐梁之作也。
二书以外，尚有名作《飞燕外传》。此书写汉成帝皇后飞燕及其妹之事。飞燕姓赵氏，幼习歌舞，以其体轻，故名飞燕。初为贫家女，后与其妹合德共入宫侍成帝，以姿色得宠，飞燕为皇后，合德为昭仪，共蛊惑成帝。后飞燕色衰，合德独适帝意，成帝驾崩，合德亦呕血而死。赵氏姊妹之事，见于《汉书·外戚传》，而《飞燕外传》起于飞燕姊妹出生，写其起于贫苦，然后入宫，得帝之宠，又复争宠，成帝惑溺之。此书写后宫之事，不过七八页，而能显二人之性格也。唯此书遭士大夫老学究之流批难，以其写宫闱之事颇露骨而其用语亦颇猥亵也。此书中有成帝偷窥合德入浴，合德知而灭烛之事（作者原注：宋人秦醇《赵后遗书》写飞燕入浴，然无合德入浴之事）。
若仅就文辞而言，则《飞燕外传》远在《汉武内传》、《汉武故事》之上，后世小说亦有取材于飞燕之事者，皆以此书为蓝本。
至于《飞燕外传》之作者，通例以为乃出汉伶玄之手。书前有伶玄之自序，知其字子于，其妾樊通德，乃是飞燕之姑妹、司帟者樊嫕
之侄女也，伶玄因此得闻飞燕等宫中之故事，乃作此外传。伶玄后为河东都尉，班躅为决曹，得宠于太守，伶玄数其罪而辱之。班躅乃班彪之从父，因此伶玄与班彪有嫌隙，故班彪著《汉书》不收《飞燕外传》，而班固继父班彪作《汉书》，亦未录此书。
据伶玄之自序，彼曾为河东都尉之职，然《汉书》及相关史书均未见与其有相似之人，是以疑之。而其自序简陋，决不似汉人之文。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飞燕外传》中有人见赵飞燕祸水灭汉。以汉亡于赵飞燕，则飞燕为水。何以知之？因中国古有五行之说，汉以火德王天下，灭火者，水也，故以赵飞燕为祸水。然前汉人乃以汉为土德，以汉为火德者，乃后汉之事也，故以飞燕为祸水而灭汉之说，决非出于前汉。因此，由此书之语体观之，抑或由祸水之说观之，伶玄作之说均属臆造。虽无确凿之证据，然余意其乃魏晋以后之作也。
余意前述诸书，除《穆天子传》姑存疑外，其余三书皆魏晋以后之作也，此前尚无此等小说。而魏晋以后，则小说渐多，类型亦渐杂。然则小说何故盛于此时耶？余意欲归之于时代之风尚也。前汉乃经学盛行之时代，当时之士大夫重节义道德，故文学之为物，亦皆以此为本义，写女德之专书，如刘向之《列女传》、班昭之《女诫》，皆以规范女德而作。因此，训诫之作多，而属纯文学者殆无，其内容则皆有关政治、道德等正经严肃之事。即有如汉武帝之喜仙好道，然普遍之风格并非如是。两汉经学终而魏晋玄学起，老庄学说大行其道，清谈之风及于六朝，则由老庄之学而生道教。道教乃与佛教对立，有非常之势力。此思想趣旨之变迁，于同时之文学有大影响，演魏晋南北朝佛道思想之作遂层出不穷。
前述老庄学说之盛，其最显著之影响，使人对儒教传统道德抱怀疑之念，而以摆脱名教礼法之束缚为最高尚之事。以人为之礼仪法式抑人类自然之欲望，乃伪善之行而耻之。然则当时之名士所尚者为何事耶？曰：多惑溺于酒色也。以此为一大标志，其不惑溺酒色之杰士，则即名士所谓之俗物也。竹林七贤乃清谈之徒，如著名之阮籍，嗜酒最深，虽亲之死，犹饮不止。其为步兵校尉，家有厨师善酿酒，以贮三百斛，为常得而饮也。邻家有少妇，貌美，当垆沽酒，阮籍常诣而饮，醉即卧其旁，然少妇之夫亦不怪之。阮籍之嫂归宁之时，阮籍与之相见叙别，或有非议者，阮籍曰：“礼岂为我设邪？”又如作《酒德颂》之刘伶，盛赞其文中之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唯酒是务，不顾世事之是非。刘伶出则乘鹿车，命从者荷锄以从之，而谓之曰：“死便埋我。”再如毕卓者，为吏部郎，知邻舍有酒，趁夜潜入而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卓也，遂释其缚，毕卓遂引主人宴，致醉而去。要之，《晋书》中有关嗜酒之轶事者甚多。
再如好色。阮籍之侄阮咸，于其姑归省时，与姑之婢女私通。姑当归夫家，初云留婢女，既而又从去。时阮咸方会客，闻之此事，遽借客马追婢女，既及，与其同乘一马而还，为一时之奇谈。又如谢鲲，邻家有美人，谢挑逗之，美人怒而以梭投之，折其二齿，时人为之作歌曰：“任达不已，幼舆折齿。”谢鲲闻之，傲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歌。”
此等事若处两汉之时，便行其百分之一，亦立遭乡党之摈斥，如居官，则必遭劾奏也，而在魏晋六朝，则以此为趣闻轶事，广为流传。当时清谈之徒多有前述嗜酒好色之轶事，而此等人位居社会之上流，为寻常人所尊敬。
老庄之学何以有如此之影响耶？曰：老庄乃厌世家派也。此与其厌世观大有关联。所谓厌世观者，即以世间苦痛混浊，无有意趣，不如宁贪一时之乐而早死，即行杨朱及时行乐之说也。又，彼等之所以而至此，亦由当时之政治状态所促进也。当时之人极崇尚肉欲，如《汉武故事》、《飞燕外传》等，若果作于魏晋之时，则作此类小说或喜读此类小说，皆与当时之人心有莫大之关联。
自两汉至魏晋六朝，思想风尚之变迁，于文学亦有大影响。老庄哲学有神仙之要素，即崇仙向神，由此以求长生不老之术。《老子》虽未言神仙之事，然亦云及长生。而积老子式之修养，则可：
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老子》以此为譬喻也。至《列子》，则此等事渐多矣，其描写又极为具体。《列子》中有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一事，其事类前述周穆王逢西王母之事，又写渤海之东有方丈、瀛洲、蓬莱等五山，有仙人居焉，宫殿、禽兽、草木等，皆详记之。《列子》固不以此为实有之处，不过譬喻而已，而至秦汉，方士起，意欲亲至其地，秦皇、汉武大崇信之。前汉又盛行经学，信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儒生纷纷起而非难之。然彼时神仙热乃帝王之特权，寻常百姓不得与焉。至魏晋，老庄行而经学衰，崇仙之道教因之而起，至南北朝，则迷信神仙之事大行其道矣。纵观《晋书》，虽属正史，然神怪之事甚多。盖彼时人心之好神仙，故志怪小说由此出。
与神仙有关之故事，如前述《汉武内传》及《汉武故事》等，皆以汉武帝求仙之事敷演为小说，俱因魏晋以来老庄之学、道教之说盛行，民心迷信神仙者多，故大作此类小说以迎合人心。其间，肉欲之事与神仙之事常糅合一处，然余为讲解之便，姑且分为两类。
当时之人所好者，并非限于神仙谈，凡怪谈之类，皆同好之，于是集而为小说，即志怪文学颇盛行。其中或写人鬼之事，即人类之灵魂作祟；或写伉俪甚睦之夫妇，其妻死后之魂犹来续夫妻之缘；或写夭亡之女子，因魂慕主人，得以死而复生，然后与之白头偕老；或写狐、猪、蜘、蜂等动物，化身人形以魅人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一言难尽。当时之小说多有写怪谈者，由现存作品观之，志怪小说之多，可谓惊人。
如《续齐谐记》，写阳羡许彦负鹅笼而行于山间，遇一书生，书生因脚痛求寄笼中。至一树下，书生出，口中吐出器具肴馔，与许彦共饮，并吐一女子共坐。书生醉卧，女子又吐出一男子。女子卧，男子复吐出一女子共酌。书生欲觉，女子又吐出锦帐遮掩书生，即入内共眠。男子另吐一女子酌戏。后次第各吞所吐，书生以一铜盘赠许彦而去。
中国人至今仍为极迷信之民族，有清一代，志人志怪小说亦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者，乃蒲松龄（留仙）所著之《聊斋志异》也。此书亦闻名西洋，伦敦德拉律公司（London：T. De La Rue）曾于1880年出版翟理斯
选译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善读此书，其国民性可得而知也。然《聊斋志异》之源，仍在六朝之志人志怪小说。故读志人志怪小说者，以六朝为正宗也。余意其为老庄之学说与道教之法术双重影响之结果。
以下就老庄之学及于普通民众之影响略言之。由老庄学说之理论而言，其乃为唯物论，即无鬼论也，主灭之鬼神。然则，何故其学说盛行之结果乃现怪谈耶？此与无鬼论、唯物论必相矛盾。余意其出自老庄学派所持之厌世观，其持厌世观者，则梦入与现实世界隔绝之虚幻世界。《老子》、《列子》，皆写仙人所住之乌托邦。《列子》尤甚，更为绘声绘色。唯彼等所写之空想，后人乃以为实有之物，迷信其为客观存在。
魏晋之奉老庄学派者，亦有主倡无鬼论者。彼等亦著有小说，如阮瞻之著《无鬼论》，甚为得意。一日，客谒，请共谈，甚有才辩。遂及鬼神之有无，阮瞻以鬼神为无，而客以为有，二人相诘。阮瞻之论锋锐，客遂辞屈，大怒曰：“汝虽强辩屈我，我即鬼也，岂非有鬼之明证邪？”阮瞻曰：“汝为鬼，则无有鬼之理。”以理屈客。客变色立去。翌日，阮瞻遽亡。无鬼论者与鬼议论之谈犹多，然无鬼论者虽以议论胜，常于受鬼之祟而败焉。由此观之，老庄学说之通俗神仙谈，颇能致寻常之人心也。
其二，老庄学说盛行之结果，一改两汉之重名教，以至于魏晋以后宁轻名教，以脱名教之束缚为高，因此耽溺于酒色。阮咸夺婢、谢鲲折齿等，当时皆传为逸话。要之，当时之人极崇尚肉欲。此由老庄之学观之，并非决然矛盾也。即老庄之厌世观而生享乐主义，此享乐主义于文学之影响尤为显著。前述之《汉武内传》，抑或《飞燕外传》，无一而非写人君之肉欲生活也。前述其余小说中，描写帝王耽于酒色、崇尚肉欲之事亦颇多。由此可知，当时之人于崇尚肉欲乃持尊重之态度。彼等耽于由人而趋于禽兽之享乐主义。
其三，魏晋之人有舍世务、贪逸乐之风。即读书亦不喜政治道德等实用之目的，唯好读漫无目的而猎奇之故事，乐此不疲，且足以为谈资。世有此风，则志人志怪小说自然应运而生矣。
魏晋南北朝小说中亦有非属前述之类者，即无关肉欲、神仙之小说亦颇不少。此类小说并无实际而严格之政治道德意味，乃清雅淡泊之故事。此亦与当时之社会有关。当时清谈之士，生活悠然，明哲保身，不喜政治，不好名教，潇洒自然，谈笑由己。此类小说，一书之内，无首尾连贯之事。余在此仅举其大旨，难以一一概述各书之内容，唯举其作者、卷数、版本等。所恨者，其作者颇多存疑也。
一、《拾遗记》十卷。传后秦（作者原注：公元四世纪末）姚苌之方士王嘉（子年）所著，梁萧绮补为十卷也。
二、《搜神记》二十卷。旧本云为晋（作者原注：公元四世纪初）干宝所作。干宝，亦作于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日所传以此书非干宝作。然其出六朝人之手则无疑也。文章亦极古雅。此书所集古之灵异事尤多。有《汉魏丛书》、《龙威秘书》、《津逮秘书》本。日本亦有翻刻本。
《晋书·干宝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中略）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当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二十卷。”
云云。
三、《搜神后记》十卷。旧本云陶潜作，非是，然为六朝人之作则无疑。有《汉魏丛书》、《津逮秘书》本等。
四、《异苑》十卷。宋刘敬叔作。有《汉魏丛书》、《津逮秘书》本等。
五、《续齐谐记》一卷。梁吴均撰。有《汉魏丛书》、《秘书二十一种》本等。
六朝之际，佛教盛行，故亦有佛教之故事。又，道教亦大行其道，道教之怪谈亦有之。佛教题材小说，以《还冤记》为代表。
六、《还冤记》三卷。隋颜之推作。此书亦为怪谈集，然其趣旨则不同。按《颜之推传》，此人初学老庄，后舍之，专习儒书，复又热心于佛教，盖为唯心论者。著有《颜氏家训》，为颜氏一族弟子所作，尊儒而又信佛，尊佛更甚于崇儒，又云不信因果报应之人，乃大错也，作恶必遭报应，故当避之。其《归心篇》多述因果报应之实例。《还冤记》亦出于此目的而作。还冤，即受冤之魂得报其怨，此书即写还冤之事。与怪谈之以娱人为主不同，余宁以此书为劝善惩恶之作也。盖颜之推原为梁人，梁武帝深崇佛教，颜氏亦曾染其风尚欤？
据《隋书·经籍志》，犹有《集灵记》二十卷。又有王劭所作《舍利感应记》，余意其皆记有关佛教之灵异事。又据《隋书·经籍志》，梁武帝命侍臣编《小说》十卷，恐亦佛教因果报应之故事集也。惜乎诸书皆散佚，今日尚得见者，唯此《还冤记》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