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总论

余今就中国文学之一门——小说、戏曲略述一斑。须先申明者，如诸君所知，中国小说戏曲未如他国之发达也。

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一门，不过中国文学之支流，决非主流。又何止非主流，传统学者向不以之为文学也。

中国传统之不重俗文学，由书目之不载亦可窥知一斑。中国自古重文学，自古重典籍，故自古即有专门之书目，且有专门研究书目之目录学，而历代正史中亦多有《经籍志》或《艺文志》，以记载某代之典籍，其余官私书目则更多。然此类书目大多载经史子集，而未见有著录小说戏曲者。《四库全书》乃乾隆帝以举国之力搜罗天下典籍，抄录其有价值者，藏之官库，其价值较小者，则著录其书名。《四库全书》庶几网罗当时存世之典籍，然亦未见小说戏曲之著录也。

就余之寡闻所知，明人王圻所著《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单设“小说家”一类，其间载有《西厢记》、《琵琶记》、《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书。然后世以经籍中收小说戏曲为怪，非难四起，《续文献通考》之受驳难，即在于此。

清初钱遵王乃名藏书家，著有《也是园书目》，其中亦著录元杂剧、《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等，然不过仅一二例外，寻常之小说戏曲亦未著录。换言之，钱氏亦未认可小说戏曲为文学之价值也。

须留意者，中国人决非于此类小说戏曲置若罔闻，全然不读。须知中国人有表里两面性。表面口口声声排斥之，以其非士大夫君子所应读者，实则大多爱读。由“人皆不说读《红楼》，谁人不读《红楼梦》”之谚语，亦可证之。此等俗文学，乃中国文学对严肃经学之反拨，爱读者极多，然读者又仅以此为娱，以其为文学、付诸研究之读者殆无。

以今日狭义之“文学”而言，小说、戏曲固为文学之主干，而于中国则全然相反。故其发生亦极迟，小说之起源，今尚不能明确，通例以其创于元代。即今日所见之中国小说中，《水浒传》乃成书最早者之一，通例以之为元人之作。然依余之见，当更晚于元，乃明初之作，今姑且从寻常之论，以其为元人之作。

余深信中国小说萌芽于唐末，后文将详述之，然即便如此，由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观之，小说发生之迟滞，亦出人意料之甚也。再如戏曲，宋时已有杂剧，然宋杂剧果如何耶？则又不能明言也。今日所传最早之戏曲，如诸君所知，乃元杂剧也，始于元人（作者原注：《西厢记》成于金董解元之手），及于今日。然此等小说戏曲之作者，今日所知者甚少，其作品虽多，而欲明其发展脉络则难矣。而欲于此等作品中求其有文学价值者，则亦不可多得也。

特就戏曲而言之，颇感明清戏曲（原注：即明清杂剧、传奇）远在元人杂剧之下。其未发展之理由又如何耶？中国所谓“文”者，即典雅之文体，而未经修饰之文字，不可谓之“文”也。由此而言，中国自有文献以来，文言与白话之间即泾渭分明，以白话体所作之文字，不能谓之文学。观今之小说，白话之分量或多或少，以其为无学之妇孺所作故也。又有以尽其人物性格之目的，而用白话体者。因小说类型之不同，以纯白话体作者有之，半文半白者有之，其分量虽异，然必以白话为不可或缺之要素也。

凡小说之人物，作者并不直叙其人如何，而读者已由人物之会话知其性格者多矣。如《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之写杨雄，其妻潘巧云与淫僧裴如海私通，杨雄义弟石秀觉之，某夜裴如海至杨雄宅偷情而为石秀所杀，石秀又与杨雄杀潘巧云于翠屏山一段。石秀先于杨宅遇裴如海，直至看破奸情，裴如海亦知石秀乃深可惧者，自家决不能疏忽大意。其原文曰：

这淫妇便插口道：“这个叔叔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那贼秃虚心冷气，连忙问道：“大郎贵乡何处？高姓大名？”石秀道：“我么？姓石名秀，金陵人氏。为要管闲，替人出力，又叫做拼命三郎。我是个粗鲁汉子，倘有冲撞，和尚休怪。”秃贼连忙道：“不敢不敢。”

由此处看石秀之言语及语气，观之其直如在眼前。“我么”等语，乃善写石秀之语，其人如何由此即可知之。此一段文字，到底不能译也。

再看《水浒传》中武松之嫂淫妇潘金莲。某日武松自县衙归来，适其兄不在，潘金莲浓妆置酒而待，其书写二人之对话甚巧。二人初互称“嫂嫂”、“叔叔”，而潘金莲忽云“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你”字最妙。

以雅文而有此效者，盖无出司马迁之右也。如此则白话尽其用矣，所以有趣也。然如此之物，中国传统社会视为卑俗之物，士大夫君子所不当玩也。

中国文学源于六经。余意中国自古所谓“文”者，乃以载道也，苟无关乎此大义者，即为无价值也。“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此之谓也。然则中国之小说戏曲又如何耶？其作者固决非欲以之反道德、超道德，反之，彼等皆标榜劝善惩恶，而又重在惩恶也。极力描绘阴暗面，或写男女之情，或写盗贼之事，或写神仙荒诞不经之状。即便出于劝善之目的，亦须极写恶人，亦不可无害风俗、乱纲纪之事。故以其文体之鄙俗犹可恕，独其迷读者之心最为无益，因此视为极有害之物也。《续文献通考》记《水浒传》及其作者曰：

《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子孙三代皆哑巴，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要之，《水浒传》为最著名之中国小说之一，然有三代哑之传说，足可窥中国社会之视小说戏曲为何如之物也。

中国之“文”，如不以“文学”为根本者，即读书士人所轻视之小说戏曲，不过限于妇孺或下层无学之人。有识之文人，则专事古典之文章学，决无染指俗文学之事。小说尤其如此，因多为无趣无学之人所作，故其数量虽多，然可观者少，至今亦不发达。

以上乃就小说戏曲之大概而述，若细论之，则小说与戏曲之社会地位多少又有不同，即其作者之地位有高下，戏曲家之地位较小说家稍高也。何以知之？元杂剧乃今日所传最早之戏曲，尚存百种，此外虽散佚不存，然其作者之名尚可知之，其略历可考者亦有之。虽不知此等人处于何种阶层，然应非当时第一流之文人学士。仅戏曲家，有戏曲以外之作品者无。除一人外，有别种作品传世者无 。戏曲家中虽有官吏，然并无达官显贵之人，甚至由无学之俳优所作。是以词句极为鄙陋，然正因其脱却传统旧习之束缚，方有一种独特之趣味也（作者原注：元杂剧作者名录，见于钟嗣成《录鬼簿》。又，近时王国维氏著《曲录》，网罗元至清初戏曲目录及作者略历，大有利于此方面之研究）。

降及明清，则仿元人而作杂剧，此外多有异于杂剧之传奇问世，明清传奇之作者，皆当时有名之一流文人学士也，故明清戏曲作家之社会地位高于元代。明清学者文人何故染指彼等所蔑视之戏曲等俗文学，而彼等作戏曲之事，又何故视作显其文才之道具耶？此必有因。

中国戏曲文学由曲白组成，而唱曲为戏曲中之最重要者。中国至今所谓“听戏”者，即以听戏曲演员唱曲为目的也，故于唱音及文字上极用力，以评戏曲中何处词句为佳，详后述。在此略述一二：唱曲最为变化，唐末至宋盛行之诗余，即谓之词者，乃有形之诗所变也。诗余由唐诗变来，故于广义而言，唐诗与诗余皆可唱，谓之乐府。即作此三者之心情，大体无异。故中国文人学士作诗作词之余，兼以作曲为其余技。能作诗词者，易作曲也，此所以中国文人学士染指戏曲也。

然戏曲不过彼等之业余戏作，故决不公然署名，多以雅号代之，且若出版全集时，又不将昔日所作之戏曲收入在内。余意明清文人仍以作戏曲为耻，因戏曲较之传统诗文，有根本价值之不同也。要之，就戏曲而言，元代戏曲作者与明清戏曲作者品格不同，由作者署名亦可知之（作者原注：明清人亦用雅号，然可知其为何人），换言之，明清戏曲作者自身并非不欲读者知其为何人也。

然小说则不同。小说较戏曲远为鄙俗，且多为低俗之物，多出无学之手，彼等乃终不能作经邦济世之文者，改博妇孺之喜好而作此小说也。或自命不凡，以为怀才不遇，骂时世，咒道德，染指小说以发泄其不平之情绪者，亦多矣。若是前者，即署其名，究竟何益于增其小说之价值？若是后者，署名或恐遭罪，亦不敢为之也。要之，作小说乃不利名誉之事，故将真名实姓隐去。中日两国今日现存之小说，可明断其作者为谁者，几无一部也。由此观之，戏曲与小说虽同为俗文学，然其地位又有高下之别。

综上所述，戏曲、小说之社会地位高下有别，一为文人学士业余之乐事，一为寻常民众所作，元明以来至于今日，可观者不多也。

中国抑或日本，小说戏曲研究史材料甚少。日本之中国小说研究，于江户时代曾影响甚广，如其余古典（整理者原注：以下缺） 。然西洋之中国学者则不然，如《今古奇观》之一部已有英译本、法译本，元人杂剧亦有英译本、法译本者。此是因彼等以文学研究为通晓中国社会之必要途径，就写中国道德风俗、家庭宗族之事而言，小说远详于别种文学，故西洋学者早已着手研究矣。

小说戏曲多合为一处，即由中国文学史而观之，二者兴起之原因略同，余于此讲义中，唯以讲解之便，分而述之，先述小说史，后及戏曲史。二者均当以宋元为始。 5ZS0K0pCDKivkDG+L9swmYn4/pbV0zlt1E4ajGZS/eog0RbQGeRLg/gfsiz71G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