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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陈垣（1880—1971）曾对胡适（1891—1962）感叹道：“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
早在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一次聚会上，陈垣曾表达过类似的感慨：“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西京如何……”
这里所说的“日本西京”即京都，具体说就是指以京都帝国大学为代表的京都学派。京都帝国大学始建于1897年，其文科大学更是到了1906年方告成立，比始建于1877年的东京帝国大学晚了二三十年，何以能在短短十数年间就成为与巴黎并称的世界两大汉学中心？
东京学派
是日本汉学界的重镇，其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东京学派的成就并不是孤立的，在其发展史上始终伴随着与一个强大对手的竞争，一部东京学派发展史也就是其与这个强大对手的竞争史，这个强大的对手就是在日本汉学史上与东京学派东西并峙的两鼎之一——京都学派
。回顾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日本汉学史，尽管随着历史的变迁，日本汉学的研究格局有了较大的变化，但东京、京都两鼎执牛耳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那么，这个强大的对手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
与“东京学派”相比，“京都学派”是一个更为多元而复杂的概念。“京都学派”一词，在中国学界比“东京学派”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尤其在文史研究领域，这几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其之所以在该领域广为人知，反过来也正好说明了学界对该词的理解也限于文史研究领域。这与事实有不小的出入，因此，有必要对“京都学派”进行正名。
“京都学派”最初并非是指京都帝国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者，而是指由该校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1870—1945）、田边元（1885—1962）及与他们有师承关系的哲学研究者形成的哲学学派，其主要宗旨是促进西洋哲学与东洋思想的融合。在西田几多郎等哲学的京都学派影响下，京都帝国大学不同领域的学派纷纷出现。这些学派大多以京都帝国大学初创时期某一领域的研究者为中心、以他们的弟子为主要成员形成，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近代经济学学派、宪法学学派、精神医学学派等，他们都被外界同领域称为“京都学派”。而我们所熟悉的“京都学派”就是这众多学派中的一派，应称之为“东洋学京都学派”。
“东洋学”也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的概念，可以从《京大东洋学百年》一书中看到其学科体系和代表学者的组成结构。该书表彰了京大东洋学百年史上的11位主要学者，这些学者可以按照年辈和主持讲座的先后分为三个时期
：
由此可知，“东洋学”的主体即是以中国文史哲为主的“中国学”和包括日本史在内的整个“东洋史学”，当然，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相交叉融合的。仅就其研究侧重点之不同而言，本文所指的“京都学派”，是指以狩野直喜为创始人的“中国学派”，其完整的表述应为“中国学京都学派”或“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学学派”。《京大东洋学百年》一书为了照顾到学科的平衡性，在各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代表者中仅列了“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的谱系，事实上，还有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分别是在铃木虎雄之后、吉川幸次郎之前任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第二讲座教授（1938—1947）的青木正儿（1887—1964）和曾兼任东京、京都两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1939—1949）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
综上所述，可将各“京都学派”的概念关系图示如下：
京都学派
京都学派的总阵地是京都帝国大学，作为其分支之一的中国学派阵地当然是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离开了文科大学，中国学派就无从谈起。“文科大学的开设，不仅是该分科大学自身的大事，也是京都帝国大学历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
那么，文科大学究竟为何能在京大历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
始建于1877年的东京帝国大学，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逐渐呈现出作为当时唯一的帝国大学的垄断形势，因此，有识之士担心东大会因此沉醉于自我满足中，从而导致其衰退。他们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设立第二所帝国大学，与东京帝国大学形成良性竞争，以便于日本的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能积极健康地发展。因此可以说，这第二所帝国大学就是带着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竞争对手的使命而设立的，它就是京都帝国大学。与东大建校之初大量聘请外国学者为教授不同，京大以留学归国人员为中心形成教授集团。这些留学人员虽也出身于当时处于独霸地位的东京帝国大学，但从建校之日起，校长木下广次就明确倡导本校的个性与独立的校风，即京都帝国大学并非东京帝国大学之分校，而是一所完全独立之大学；既是一所独立之大学，就须有固有之生存方式；为形成固有之生存方式，须有独特之资质。故京都帝国大学的母体虽为东京帝国大学，却产生了不同于东大，而且常常是与东大分庭抗礼的学风，为学术和研究的革新作出了贡献
。因此，京大在学风、学制等各方面都尝试探索一条与东大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反拨与革新，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文科大学。
在京大分科大学的设立顺序中，文科大学被置于最后
，毕竟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科的确是产生社会效益最慢、实用性最低的学科，甚至颇有一些与社会脱离的意味，然而日后能与东大抗衡、使京大闻名于世的，竟然正是这个文科大学。早在文科大学尚未开设之时，就曾有人预言：
活动的、世俗的东京与静止的、脱俗的西京，影响着东西两大学，东大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其特长，京大则倾向于培养学者型人才。将来京大在各分科大学设置齐全时，最放异彩的会是文科大学，东大以法科著称，而京大则将以文科名世。
事实证明了这个预言。京大的理、工、医等分科大学，在短期内无法与东大相提并论已成事实。两校在1909年的格局对比如下
：
此时，京大文科大学下属哲学科（1906年）、史学科（1907年）、文学科（1908年）三学科的设置刚刚完成，在京大总体实力远逊于东大的基本格局下，其文科大学就达到了与东大文科大学相当的实力。可以说，京大文科大学从开设之初就以比肩东大为目标，而文科大学这种在京大内部一枝独秀的格局在此后数年内继续得以保持。
到1915年，日本的帝国大学共有4所，其开设的分科大学数目为：东京帝国大学6个（文、法、理、医、工、农），京都帝国大学5个（文、法、理、医、工），东北帝国大学3个（理、医、农），九州帝国大学2个（医、工）。其中只有东京、京都两所开设文科大学。以下再就这两大学在1915年时的格局对比如下
：
由此可知，从1909年到1915年的六七年间，两大学的总体情况变化不大，但东大发展仍快于京大，京大的学科总数未增反减，只有文科大学仍维持了与东大相抗衡的实力。因此，“京大能够与东大相抗衡的非学术研究莫属，而不在于培养以官僚为主的实用型人才的教育方面。事实上，京大此后将自己定位成以文科大学为中心的学问之府，以此来对抗东大”
。
而京大文科大学与东大文科大学相抗衡的招牌学科当然就是东洋学。从第一任学长狩野亨吉开始，京大文科大学就重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研究。狩野亨吉（1865—1942）为文科大学的发展不遗余力，勇于打破学历等硬性条件的束缚，破格聘用了只有秋田师范学校学历的内藤湖南等学者。近一个世纪以后，京大东洋学传人、《京大东洋学百年》一书的编者砺波护在总结这百年以来的历史时，不无自豪地说：
京大文科大学在创设之际，就为了创造有别于既存的东大文科大学的特色而颇费苦心。作为其特色之一，在文科大学的哲学科、史学科、文学科中分设同属于“中国学”的“中国哲学”、“东洋史学”、“中国文学”讲座。这三个讲座的设立，也是京大建校之初的方针之一。早在1892年10月，后来制定《京都帝国大学条例》的帝国博物馆馆长九鬼隆一在京都召开的关西地区教育家大集会上，就曾发表了在京都设立一所大学的构想，这所大学应不逊于欧洲诸大学，以参与世界文化为己任，此外，还应有一种特色，即扮演东洋学主盟者的角色。
京大东洋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回顾这段百年史，不能不注意到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和内藤湖南等人一起成为京大东洋学创始人的狩野直喜。
近代学术转型时期的日本汉学家多不从事某一项专门领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往往横跨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狩野直喜即是一位通才型汉学家。他在中国文史哲诸领域均取得较大成就；即使仅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也不仅限于俗文学。然而，狩野直喜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俗文学研究。
正是因为狩野直喜在京都学派和中国俗文学研究领域占据如此的重要地位，其后学和后人纷纷将其奉为“鼻祖”、“开创者”。最早“追封”狩野直喜的当属他的高足青木正儿，他在乃师逝世百日之际撰文纪念，称狩野氏“实为我国元曲研究之鼻祖”
。其后，狩野直喜的另外一位高足吉川幸次郎，则更是把乃师称为“小说戏曲研究的开创者”
。狩野之孙狩野直祯则把以上两说作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并明确了狩野学术的谱系传承：
狩野直喜开创之戏曲史研究，继承而拓展者，在京都帝国大学有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在东京帝国大学则有盐谷温。
由于上述三位学者的特殊身份，他们对狩野直喜的评价几成定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极大。这样的评价还可以举出很多，大体不难看出青木正儿等人的影响。
那么，这些评价是否客观中肯？中国俗文学研究在狩野学术体系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就首先要探究狩野学术的体系结构。还是以吉川幸次郎的评价为例，他认为乃师是京都学派“中国学”的创始者而非改革者的理由有四：第一，自觉地以外国人的视角将经学作为中国文明史的资料和客观学术研究的对象；第二，从事作为研究基础的文献学研究，包括敦煌文书的调查、经史戏曲等古文献的研究；第三，从事中国哲学、文学及与制度关系的综合研究；第四，从事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小说戏曲等虚构文学的研究。
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在介绍狩野直喜开辟的领域时，也举出四个方面，大体与吉川氏所言相同：清朝考证学的引入、敦煌写本的研究、中国戏曲小说的研究、唐人旧疏的研究。
两者说法虽有差异，但都包括了中国俗文学研究一项，即都认为中国俗文学研究是狩野学术体系四大支柱之一。
上述评价有其客观的一面，也有为了突出狩野直喜的开创功绩而淡化乃至忽视其他学者的努力的一面。事实上，在狩野直喜开设中国俗文学课程之前，早稻田大学早已开设相关课程并基本完成了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初创，东京帝国大学早期毕业生——赤门文士也在狩野氏之前进行了相关的著述或教学活动。相比之下，狩野氏的中国俗文学研究起步较晚，不仅晚于日本其他汉学家开始从事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时间，也晚于他自己所从事的其他研究领域。这与狩野直喜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狩野直喜自幼所受的是传统经学教育，大学所学专业是中国哲学，后来在京都帝国大学也是先作为中国哲学讲座教授。但也要承认，他是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与东京学派的盐谷温（1878—1962）一起成为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的双子星座。以下就先来看看狩野直喜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学术经历。
狩野直喜，字子温，号君山、半农人、葵园。
幼年丧父，由祖父狩野直温抚养成人。直温本是藩学教师，故狩野直喜自幼受到汉学熏陶，很小就能作汉诗，还曾在旧藩主前讲学，一时传为美谈。12岁入济济黉就读。济济黉校名取自《诗经》“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句，以“正伦理、明大义，重廉耻、振元气，磨知识、进文明”为教育方针，故狩野直喜在故乡熊本的少年时代已受到相当浓厚的儒家经学思想教育。1884年，狩野直喜从济济黉毕业后前往东京，进入神田共立学校学习英语，后又入第一高等学校。求学期间，狩野直喜购买了《英英词典》，以此来刻苦学习外语，其英语、法语水平都达到了能与外国人打电话的程度。
总之，狩野直喜的这段学习经历为他日后与国际汉学界的联系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
1892年，狩野直喜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他和盐谷温一样，最初的专业并非是中国文学。盐谷温是中国史学专业，在研究生院期间转攻中国文学，而狩野直喜则是中国哲学专业，入研究生院时似仍未转攻中国文学。
狩野直喜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中国哲学时的教授有岛田重礼（1838—1898）、重野安绎（1827—1910）、根本通明（1822—1906）、竹添进一郎（1842—1917）、井上哲次郎（1855—1944）等，他最尊重岛田重礼，对竹添进一郎、井上哲次郎则颇有微词。岛田氏最为推崇清朝的考证学风，主张读原典，狩野直喜日后治学主张考证，实受到岛田氏的启发。
狩野直喜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颇为不遇。
他毕业之时，京都帝国大学尚未建立，其出任文科大学教授更在十余年之后。而早在他毕业之前，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已设立了专门的文学科，并已由森槐南（1863—1911）等人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等相关课程。
当时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一时颇称得人之盛，狩野直喜的学长儿岛献吉郎（1866—1931），好友古城贞吉（1866—1949），同学藤田丰八（1869—1929），学弟盐谷温、久保天随（1875—1935）等，都曾先后在该校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或出版相关教材，其中未见狩野之名。狩野直喜毕业那年，赤门文士发起设立东亚学院，该学院虽仅维持半年，但发行过讲义，狩野氏参与其事，只是所讲并非中国文学，而是《书经讲义》，讲授中国文学的是小柳司气太（1870—1940）和田中参（1827—1894）。而在此前后数年内，日本汉学界出版了多部中国文学史，除前述儿岛献吉郎、藤田丰八、古城贞吉、久保天随外，尚有笹川临风（1870—1949）、大町桂月（1869—1925）、白河鲤洋（1875—1919）等人，一时颇为热闹，他们都是狩野氏的学长或学弟，其中亦未见有狩野氏的大作。在同学和校友叱咤风云之时，狩野氏却默默无闻地在私立正则寻常中学校、东京外国语学校等校教授历史地理、汉文。
换言之，在当时日本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风气颇盛之时，未见狩野氏有何相关研究活动及著述。
狩野直喜真正与中国文学发生联系，是在1900年留学中国之后。此时正值京都帝国大学设立，狩野直喜幸得京大校长木下广次因同乡之情招请，并被作为筹备中的京大文科大学预备教授派往中国留学。当时和他同在北京的古城贞吉曾回忆说：
狩野直喜在东大所学专业虽是哲学，但对中国文学就很有兴趣，他看见我的住所有文学方面的书，又听我说必须要研究戏曲小说，于是透露了自己也想研究文学的意思，但因为要研究儒学，所以只能抑制此心。
狩野直喜后又在上海接触到欧洲汉学，欧洲的中国小说戏曲翻译对他产生很大的刺激，吉川幸次郎认为此事对狩野氏开始研究中国俗文学极为重要。
由于财政预算问题，京都帝国大学未及时办文科大学，留学归国的狩野直喜只得在图书馆抄写卡片，既不能就任教职，更无法从事中国俗文学研究。其间，他还受台湾总督府委托，参与台湾旧惯调查会事务，辅助法科大学教授织田万（1868—1945）编纂《清国行政法》。此书虽非狩野直喜的署名著作，却与他后来开设“清朝的制度与文学”课程有直接关系
。日俄战争以后，京都帝国大学决定开办文科大学，狩野直喜才正式登上京都学派东洋学的历史舞台。1906年4月，狩野氏任文科大学创设委员，7月任文科大学“中国哲学讲座”教授。1907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08年，文科大学文学科正式开办，狩野直喜兼任“中国语中国文学讲座”教授，至此，他的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生涯才真正开始。就在这一年，狩野直喜不仅第一次开讲“中国文学史”，还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中国俗文学研究论文On the Authorship of the Hung-lou Meng and the Date of its Composition（原文英文，载《活人》，1908年3月）。但他此时已经40岁，在年龄上显然晚于森槐南28岁任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讲师，也晚于盐谷温24岁转攻中国文学并于同年在早稻田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28岁任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讲座助教授。
前文已述及，早稻田大学及其前身东京专门学校是日本第一所讲授中国俗文学的高等学府，自森槐南以来的多位学者，十数年间前赴后继，造成中国俗文学学科在早稻田大学的初创之势，成为早稻田大学当时引以为豪的特色学科；但早稻田大学毕竟是私立大学，而东京帝国大学虽然在1905年就设立了“中国文学讲座”，但仍在“汉学科”体系下，文、史、哲兼修，所谓“文学”的概念，几乎仍是传统的“文章学”。而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则分设哲学科、史学科、文学科，三者之间互不隶属，不再强制兼修
，故其于1908年设立的文学科，实是日本帝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从事纯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科系。狩野直喜出任文学科首位“中国语中国文学讲座”教授，并于1910年就开设了“中国戏曲及小说”课程
，他也由此成为第一位以讲座教授身份在帝国大学讲授中国俗文学的学者。
狩野直喜自出掌“中国语中国文学讲座”以来，主持该教席长达二十年，但一生从未出版过专著，是一位典型的述而不作型的学者。
生前只有两部分别作为他六十岁和八十岁纪念而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学文薮》（1927年）和《读书籑余》（1947年）。目前所见狩野氏的其余著述，均是在他去世后，由其孙狩野直祯和弟子吉川幸次郎等人根据狩野亲笔讲义稿及学生听课笔记整理而成，如《中国哲学史》（1953年）、《两汉学术考》（1964年）、《魏晋学术考》（1968年）、《中国文学史》（1970年）、《论语孟子研究》（1977年）、《汉文研究法》（1979年）、《御进讲录》（1984年）、《清朝的制度与文学》（1984年）、《中国小说戏曲史》（1992年）、《春秋研究》（1994年），此外还有两部诗文集：《君山文》（1959年）、《君山诗草》（1960年）。
狩野氏的讲稿内容，时间跨度由上古及清代，学术领域则横跨文史哲，这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作为中国学创始人的狩野直喜的授课内容和知识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兼任哲学科、文学科讲座教授对狩野直喜而言，并非将全然分裂的两个学科生硬地捏合在一起，恰恰相反，狩野氏认为，“中国的经学和文学是由同一主体运营的，根据这一原则，所以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把两者各自独立地进行研究的话，两者都得不到圆满的研究结果”
。不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不能分割，即在中国文学内部，各时期、各文体的文学也不能分割。他在俗文学研究之外，还对“过去被视为‘堕落文学’的魏晋六朝文学进行了有独创性的研究，这一领域后来成为日本乃至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新鲜血液，这和狩野氏独具慧眼的选择和研究也是分不开的”
。
当然，狩野学术之于中国文学的最大意义仍在于俗文学方面。俗文学在狩野直喜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他对“文学”的理解介于东西新旧之间，但有意突出俗文学的地位。他将中国文学的范围分为五类，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类外，单列“俗文学”一类，并解释说：
举凡中国戏曲、院本、小说等，皆属此类。其初兴于元代，然地位极卑，《四库全书》亦不著录此等书。以中国人思之，其不属文学之列，此等作品中，戏曲或有文人公然署名者，然至于小说，则不知其作者为谁者多矣。
他又进一步说明研究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意义：
《四库全书》不著录小说戏曲等今日所谓之纯文学，中国向来不把与道德政治无关之书当做典籍，这就是《四库全书》只收录经史子集的原因，但如果从文学角度来看，则必须将小说戏曲也收录在内。小说戏曲有不少既有文学价值又饶有趣味的东西，在研究中国特别是研究中国风俗时，就有必要研究这些小说戏曲。西洋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还把不少作品翻译成了西方语言。
正因为如此，他在1911年夏季举行的题为“汉文研究法”的讲演会上，再次明确地将传统经史类和小说类都纳入其所谓的“汉文”范围内，对收有大量文言小说的《太平广记》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狩野直喜不仅率先在帝国大学开设了系统的“中国小说史”（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中国戏曲史”（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等关于中国小说戏曲史的“特殊讲义”，还每年开设“元曲讲读”等“普通讲义”，到他退休时已讲完《元曲选》半数以上的作品。此外，他还陆续发表了《关于中国小说〈红楼梦〉》（《大阪朝日新闻》，1909年1月）、《关于〈琵琶行〉题材的中国戏曲》（《大阪朝日新闻》，1910年1月）、《〈水浒传〉与中国戏曲》（《艺文》1910年第5号）、《元曲之由来与白朴〈梧桐雨〉》（《艺文》1911年第3号）、《中国俗文学史研究之材料》（《艺文》1916年第1、3号）、《读曲琐言》（《中国学》第2卷第2号，1921年10月）等论文。所论或给当时学界带来最新学术信息，或得出为今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结论，大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由此可知，明治末大正初正是狩野直喜以大量精力关注、研究中国俗文学的重要时期，而这时期又恰逢盐谷温学成回国（1912年9月）和流寓京都的王国维（1877—1927）完成《宋元戏曲史》（1912年末至1913年初），中日两国学者的俗文学研究在短时间、近距离内形成既有国内又涉国际的十分微妙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当时或无意，后来却成为莫衷一是的一段学术公案，即谁最先开始相关研究，三方对此各执一词。王国维宣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
盐谷温虽认为“我国词曲研究者，前有田能村竹田，后有先师森槐南博士”，但也承认“王氏游寓京都，我国学界也大受刺激，自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保三君等，皆于斯学造诣极深，或研究曲学，或译介名作，呈万马齐喑之势”
。但也有人认为，盐谷温才是日本最初从学术角度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的人。
至于狩野直喜，前文已引狩野直祯等人的评语，兹就其与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之关系略附数语。王国维自尽后，狩野氏曾撰文纪念，其中谈道：“当时（1909年）我正欲研究元杂剧，并已于京都帝国大学讲授元杂剧，恰王静安君有与我相似之研究，已经著有《曲录》、《戏曲考原》等书。”
有学者认为，狩野直喜在这里特别强调他在元杂剧研究方面的起步并不晚于王国维，显然是话里有话。
后人果然从其中发掘出许多微言大义：先有吉川幸次郎认为狩野直喜和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是隔海同时进行，明确推翻了“王国维影响说”
；后有狩野直祯进一步追溯到狩野直喜从留学清朝开始就已经关注小说戏曲研究，并非在王国维的影响下进行，而且狩野氏讲授中国小说史也早于鲁迅（1881—1936）
；高田时雄则更加突出狩野氏研究的意义远胜于王国维：
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研究执先鞭者为狩野直喜与王国维。狩野氏由京都帝国大学派往北京调查敦煌写本时，初见王国维，因彼时他已经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元杂剧，故与已著有《曲录》、《戏曲考原》的王国维话多投机。王国维流寓日本一两年后完成《宋元戏曲史》，其后再无关于戏曲之著述，而狩野氏则自1910年直至1927年退休的十七年间，每年都开设元曲课程。日本此前虽有幸田露伴、森槐南等人介绍元曲，但真正以元曲为学术研究对象，则从狩野氏开始，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一大传统。
上述评价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大体符合事实。在狩野直喜的倡导和努力之下，到吉川幸次郎“读大学的时候（译者按：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方面是戏曲小说研究的全盛时代，那时候大体的风气是，谁都不会把诗文作为研究对象，要研究的话必须是研究作为新领域的戏曲小说”
。
就日本汉学史上的地位而言，在中国俗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确实只有东京帝国大学的盐谷温足以与狩野直喜相媲美。和盐谷温一样，狩野直喜也在长达二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众多的后学，其中在中国小说戏曲研究领域饶有成就、堪称一代之领袖的就有青木正儿和吉川幸次郎，他们后来都继承了狩野直喜的衣钵，相继出任京大讲座教授，成为京都学派的支柱。他们先后相继及其开设课程情况，可列表如下
：
续表
上述几人中，除仓石武四郎曾先后受教于盐谷温和狩野直喜，后又兼任东京、京都两大学教授外，青木和吉川的影响力远胜于节门弟子（盐谷温号节山）；而先任狩野氏副手而后独立出掌第二讲座的铃木虎雄的影响力，也远大于在东京帝国大学一直作为盐谷温副手的竹田复（1891—1986）；由铃木氏开始设立的“中国语中国文学”两讲座制一直保留下来，也使得京都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总规模胜过了始终仅设一讲座的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的成立虽晚于东京帝国大学，但京都学派日后的声势更胜于东京学派，与上述原因是分不开的。
狩野直喜的治学特色或曰学风，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考证学”
：一方面，他以祖述清朝考据学为研究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融合西方汉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狩野直喜认为：
中国学研究有两方面，一是经史之理论研究，二是现实中国之风俗习惯研究。研究客体之不同，研究方法亦不同，换言之，一则由古及今，一则由今及古，前者乃和汉学者之方法，后者乃是现今西洋汉学家之方法。
那么，“和汉学者之方法”和“西洋汉学家之方法”具体指什么？狩野直喜又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呢？吉川幸次郎曾有过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
（狩野直喜）对儒家经典心存敬意，不像同时代有些学者蔑视之。他将其作为为人处世的依据而不是绝对的教条，还将其作为古典，精读其注释，因此，他对儒家经典注疏史的价值判断与之前的日本学者不同。他既不乏宋明理学的造诣，又对宋明人教条主义的曲解进行批判，推崇汉魏古注及对古注再注释的唐人之疏等冷静的解释，此外，也尊崇以古注为基础研究古代语言和制度、主张古典直读的清代汉学。对清学的靠拢可以追溯到江户末期的松崎慊堂、海保渔村、安井息轩等人，狩野氏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时所师事的岛田重礼即海保渔村的弟子。狩野氏作为文部省留学生赴清留学后，开始正式全面地吸收清朝学术，这在他回国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讲义中就可看出来，其以全新的创始与当时旧有之日本儒学、宋明儒学及其他故步自封的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之，他在上海留学期间，出入于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接触到了欧洲汉学的治学方法，这也成为其学风的另一来源。
狩野直喜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考证学的运用，如他的《红楼梦》研究。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红学，其早期的两大研究课题，即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的“作者之姓名”与“著书之年月”，但王国维在该文中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早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前十二年，森槐南的《红楼梦论评》一文曾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但他基本上认同《桐荫清话》之说，即《红楼梦》成书于康熙间京师某府某幕宾孝廉之手
，这显然还不是今天学界所公认的结论。狩野直喜的《红楼梦》研究晚于森槐南、王国维，且由于研究材料限制等原因，也没有得出今天学界公认的结论，但其在文中体现出的严谨的考证学风，是前述森槐南等人所不及的。
狩野直喜有关《红楼梦》的论述共有三篇，包括前述的On the Authorship of the Hung-lou Meng and the Date of its Composition，以及1909年1月发表于《大阪朝日新闻》的《关于中国小说〈红楼梦〉》，1916年9月至次年9月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讲义第十章《红楼梦》。狩野氏对清朝制度与文学很有研究，曾出版过专著《清朝的制度与文学》，故他对《红楼梦》成书时间的考证颇为细致。他认为《红楼梦》反映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欲知其始于何时，则考证该书的成书时间就显得极为重要，反之，也可以从清朝历史发展进程来推测其成书年代。《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出现了“军机处”，狩野直喜根据《皇朝通典》，认为军机处的设置是在雍正十年，但雍正九年（一说七年）就有了“军机大臣”，由此可见，《红楼梦》的成书一定晚于雍正七或十年。又根据曾在《红楼梦图咏》题咏的诗人张问陶（生卒年不详）是乾隆年间进士，十五岁就能作诗，由此推测《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大概在雍正末年至乾隆中期。而雍正朝以前，满人仍尚武，保留较多入关前北方骑马民族的勇武色彩，至雍正朝，满人逐渐文弱化，因此，《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曹雪芹所处的乾隆初期。
前文曾述及狩野直喜汲取了欧洲汉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他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与欧洲汉学界展开对话。他也由此成为日本汉学界与西方汉学界交流史上的先驱者之一。狩野直喜对西方汉学的关心，从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他读过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关于中国佛教方面的论著
，而留学上海使他有了直接接触欧洲汉学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和广学会一起，成为当时上海中西信息交流的两大主流平台，狩野直喜经常到支会附属图书馆去查阅资料。该图书馆藏书上万种，其中汉籍两千余种，其他也都是与中国有关的西文著作和杂志，这使兼通英法文的狩野直喜得到了解欧洲汉学的绝好机会。那里还定期举行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讲座，在狩野留学期间就先后有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等人的讲座，狩野直喜得以借此结识了这些当时在上海的欧洲汉学家。狩野直喜于1902年正式加入了北中国支会，会员类别为普通会员，会员身份一直延续到1920年。
狩野直喜将欧洲汉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总结为两点：第一，将中国古典文献作为外语文献，自觉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研究，这是欧洲汉学和日本汉学最大的不同；第二，从来被中国、日本儒学家弃之不顾的小说、戏曲和以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民俗习惯，在欧洲汉学家那里成了热门的研究对象。狩野直喜后来以较大的精力关注中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和以道教为中心的民俗学，并在讲学中频繁引用法国科尔迪耶（Henri Cordier，1849—1925）的《汉籍解题》（Bibliotheca sinica，1878—1895）、英国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西方汉学著作，与他在上海留学期间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狩野直喜还于1912年9月开始远赴欧洲调查敦煌遗书，从北京经由俄国到达巴黎，在俄国时，受到汉学家阿克列夫的接待。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狩野直喜遍访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国，或在图书馆调查，或与学者会面，此次欧洲之行使他与欧洲学者建立广泛的交游。在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人关照下，他得以亲自调查敦煌写本，调查的重点是经学与俗文学相关文献，做了三册笔记
。狩野直喜出国调查的同时又很注意及时向国内学界报告最新信息。在俄国期间，就从彼得堡发来信件，报告俄国的情况：
科兹洛夫在甘肃的发掘品数量上虽然不多，但在学术价值上完全可与敦煌古书相媲美。其中西夏语掌中字汇、西夏文经卷、唐椠大方广严经、北宋椠列子片段、宋椠吕观文进注庄子、杂剧零本（没有时间仔细琢磨，但依我的判断这似乎是宋椠，比普通流传的古今杂剧版式要旧。如果真的是宋椠版，那么就是海内孤本，元曲源流从此有迹可循，只可惜纸张破损太多）。
狩野直喜归国后，分三次介绍欧洲特别是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题为《续狗尾录》（《艺文》1914年第2、3、11号），这是当时第一篇系统介绍欧洲汉学的文章，信息量大而又能突出俗文学研究这一重点。此文开后来石田干之助等人专事东西交通史及欧美汉学史研究之先河。狩野直喜还于1913年11月27日在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学会第一次大会上作了题为“敦煌发掘物视察谈”的调查报告，其后又有两次题为“关于敦煌遗书”的讲演（1917年12月2日第四次大会、1925年6月13日第十二次大会）。
狩野直喜很快注意到在敦煌写本中俗文学资料的学术价值，从欧洲回国后发表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材料》一文，将自己抄写回来的作品介绍给学界：
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前后从敦煌千佛洞得到六朝至宋初有关经籍、佛典、历史、地理、文学的写本，数以万计，其中不少属于俗文学作品，即发现了雅俗折衷、散韵相间的押韵小说。我往年在英法两京博物馆、图书馆中研究敦煌遗书时偶然见之，喜不自禁，乃将其中一部分抄录回来。遗憾的是，当时抄写的时候没有其他参考书，又没时间精读原文，遇到文字不清晰的时候，只好先照着字形描画下来，回来一看，完全不能通读的地方颇不少。但我对此抄本尤为感兴趣的是，它们都是唐末五代的写本，换言之，元明以后之俗文学在唐末五代时已出根芽。说到唐五代文学，我们通常直接就想到优雅典丽的诗文辞赋，而这种雅文学以外极俚俗的、为一般下层民众所喜爱的所谓平民文学，可从这些钞本窥知一二。学者论述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从来都引用明代郎瑛《七修类稿》等文献的说法，认为小说起于宋仁宗时期，我则认为有必要由此上溯到唐末。
狩野直喜将通俗小说的起源追溯到唐末五代，这是该文的中心论点。当然，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该文没有深入研究变文的语言，变文的构成、起源、演出方法等问题，但他做了敦煌俗文学研究史最初的论考则是无疑的。
狩野直喜的中国俗文学研究相对独立，但并非孤立，他与森槐南、盐谷温等东京方面的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非偶然，这与狩野氏的学术经历以及东京、京都两大学派之间的学术竞争有着密切而深刻的关系。
首先，狩野直喜重视俗文学研究是有意避东京帝国大学之长。日俄战争以后，京都帝国大学决定开办文科大学，狩野氏任文科大学创设委员，为包括中国俗文学在内的“中国学”的创立付出了诸多的努力。这固然与当时国际汉学形势的发展有关（如敦煌文书、甲骨文的发现等），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避东京帝国大学之长。东京帝国大学早就设置了文学部，但在中国学研究领域中要侧重于哲学、史学等方面，对文学尤其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研究，是东京帝国大学所不屑的。森槐南虽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开设过相关课程，毕竟未设置专业，直到盐谷温留学回国讲授中国俗文学，仍遭东京帝国大学老教授星野恒（1839—1917）痛批。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京都帝国大学要想与东京帝国大学同场竞技，甚至赢得一技之长，就必须避其长而攻其短，而小说、戏曲正是绝好的选择。
狩野直喜还以此为基地培养出了一批从事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优秀学者，后来以研究中国戏曲著称的青木正儿和吉川幸次郎分别是他早期和晚年的得意门生，由此形成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京都学派。狩野直喜以东京帝国大学为竞争对手的意识是很明显的，吉川幸次郎认为他对东京帝国大学的反感终生很强，其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失意可以想见，他在京都帝国大学不置助手，也是对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常有助手的反拨
。京都学派用近代考证学方法研究俗文学，也是向来采用德国史学研究方法的东京帝国大学学者所不擅长的。
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的一系列活动又反过来刺激了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也明显感到了来自京都帝国大学的压力与挑战。在狩野直喜任文科大学教授后数月内，东京帝国大学便将盐谷温作为中国文学讲座预备教授派出留学，培养模式和程序都直接模仿了京都帝国大学。盐谷温虽多次声称自己要从事的小说戏曲研究是未开发的处女地，但历史的前后逻辑掩盖不了这种被动出击的尴尬。
其次，狩野直喜并非将中国俗文学研究视作自己的专利，主张公开、公平的学术竞争。由于东京、京都两大学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展开竞争的架势已经拉开，占有尽可能多的学术资源以便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应该是竞争双方应有的逻辑和正常的心态。而由此带来的做法往往是携孤本秘籍唯恐人知，尽量不使自己的资源透露给对方。然而，这种狭隘的心胸在狩野直喜那里是不适用的。
这一时期作为狩野直喜主要竞争对手的无疑是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的盐谷温。盐谷温出国留学乃是奉命行事，他本人曾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但具体究竟是谁推荐他去学习元曲，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水野梅晓
，一说就是狩野直喜。这两种说法都出自盐谷温本人之口。
盐谷温在德国留学后转赴北京，但他在北京近一年的时间里，为找不到合适的大学和导师、达不到留学目的而苦恼。正在此时，他偶然结识同在北京的日僧水野梅晓，后者便介绍他去长沙从叶德辉学，故盐谷温乃于当年冬负笈长沙
。水野之劝看起来对盐谷温赴长沙求学有直接导向作用，但狩野直喜的建议却是让盐谷温在出国之前就确定了具体的研究方向：盐谷温临出国，途经京都，向狩野直喜辞行，狩野乃劝其学习元曲。盐谷温回国后专攻元曲，狩野直喜又将京都帝国大学覆刻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惠赠，使盐谷温且惊且喜，得以亲睹元刊杂剧的真面目，这对他研究元曲的意义不言而喻，后来他就是以《元曲研究》获博士学位，还主持了《元曲选》的日译工作。盐谷温后来将内阁文库藏《全相平话三国志》影印出版，以飨内外同好者并答谢狩野之厚爱
。
前辈学者之间这种良好的学术风气，受到了后学的极口称赞。宇野精一不仅引述其父——和狩野、盐谷都有交往的宇野哲人之说确认了此事，还把无私劝告的君山先生和谦虚听劝的节山先生，称为“学界的传说”
。
再次，狩野直喜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与盐谷温等人迥然不同。狩野直喜从小受到汉学熏陶，对“中国及中国文化表现出最纯粹的爱好”
，充满敬意，他喜穿中式传统服装，喜食中餐，喜欢中国书法，还表示自己恨不能生在中国。他日后更是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在“东洋学”领域中特别开拓了专事中国古代文史哲研究的“中国学”，并以高深的学术水准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培养了大批卓有成就的后学。
狩野直喜受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信条影响，在学术研究之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投身于中日文化事业中，如1919年至1922年为文学部（由文科大学改制）第二任部长，1929年起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第一任所长等。狩野直喜的本意是促进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与进步，然而，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军方出于战争考虑，认为学术研究机构应以战争政策为准则，展开对现实中国的研究。这对于坚守“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原则的狩野直喜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为此，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于1938年3月曾出面与狩野氏交涉，狩野直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当月便辞去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委员职务，明确表示了研究所的自立原则。次月，京都研究所从东方文化学院独立出来，改称东方文化研究所，狩野直喜并辞去所长职务，当年11月，东方文化研究所在中庭（今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旧址）为狩野直喜塑立铜像
。
狩野直喜“是把中国文明当做世界文明中重要的一环来尊敬、爱护，蔑视那些以功利为目的的中国研究及那些对中国一知半解却到处兜售的所谓中国通”
，他正是因为“尊重中国人的价值观，才能阐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
。这与战争期间积极鼓吹“皇国思想”的盐谷温等人是截然不同的。
前文已大体介绍了狩野直喜与京都帝国大学中国俗文学学科体系确立的情况，而本书所包括的两部讲义是其学科体系确立的标志之一。本书是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1916年9月至1917年6月）和“中国戏曲史”（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的讲义。
小说史部分梳理了从小说起源到清代的发展脉络，共分为十章：总论、小说之起源、魏晋南北朝小说、唐人小说、宋元小说、《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与《西游真诠》、明人小说、清人小说、《红楼梦》。整理本讲义后附有一篇《中国之俗文》，也是一篇讲演录，共分四讲，专题研究中国俗语俗文的发展演变史。
戏曲史部分则从上古讲至明清传奇，共分为七章：总论、上古至秦汉之剧、六朝隋唐之剧、宋之剧及乐曲、金之连厢词与董解元《西厢记》、元杂剧、南曲与传奇。整理本讲义后附有一篇《元曲脚色考》，详考元曲之脚色。
讲义结构合理，脉络清晰。小说史，当属日本汉学界第一部如此系统的中国小说史，尤其是作者利用亲赴欧洲调查所得的敦煌文书资料，论证中国白话小说萌芽当在唐末，可谓慧眼独具。戏曲史，由于成书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后，一定程度上受到后者的影响，但研究视野却超出了后者，除中国戏曲自身发展史外，还结合了欧洲的中国小说戏曲研究及日本戏剧与中国戏曲的比较研究，这与作者的外语水平、亲赴欧洲调查的经历等都紧密相关。此外，该戏曲史讲义也努力避免与王氏的简单重复，除了元杂剧是两者都重点探讨的内容外，狩野氏采取了“彼详我略、彼略我详”的策略，对王氏论述已详的宋金戏剧，只是稍作介绍；而对王氏未加详究的上古至秦汉之剧，则花了比探究元杂剧还长的篇幅来详述，更加突出了追本溯源的重要性。当然，这毕竟是一百年前的研究，而且还只是作为讲义，由于资料和条件限制，其间的疏漏甚或错误的论证在所难免，当在可理解的范围内。
在狩野直喜之前，森槐南曾在东京专门学校、东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戏曲，并撰有相关讲义《作诗法讲话》，但他的讲义只是一个数十页的简要提纲；笹川临风也曾著有《中国小说戏曲小史》，但他当时只是一个初出校门的青年学者，尚未在大学执教，而该书也仅百余页。而后来影响较大的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均在狩野直喜的讲义之后。要之，狩野直喜的这两部讲义是日本最早的全面、系统而详细的中国小说戏曲史。
在日本近代学术转型时期，中国小说戏曲研究是一大热门领域，不少学者曾讲授相关课程或著有相关论著，如上述森槐南的《作诗法讲话》、笹川临风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但这些著作出版较早，中国学界均已有所译介：森槐南《作诗法讲法》有张铭慈译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笹川临风《中国小说戏曲小史》虽无中译本，但其主要部分均已写入其所著的《中国文学史》，而该书已有题名《历朝文学史》的中译本，由上海中西书局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出版；盐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译本最多，全译本共有陈彬和（朴社，1926年）、孙俍工（开明书局，1929年）两种，小说史部分节译本也有郭希汾（中国书局，1921年）、君左（《中国文学研究》第17卷，1927年）两种。而狩野直喜的两部讲义由于长期以来只是作为手稿，直到1992年才整理出版，知之者不多，至今未有中译本，殊为憾事。
本书的整理者狩野直祯先生（1929—2017）是作者的嫡孙，也是著名汉学家。他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文学博士，专攻汉魏六朝史，历任京都女子大学教授、校长，兼任日本三国志学会会长。狩野直喜生前的讲义大多由狩野直祯先生整理、出版，并附解说。译者曾多次想设法联系狩野直祯先生，向他请教翻译中的问题，然而考虑到先生年事已高，未敢贸然行事，打算等到翻译完成后再呈请赐正。不意狩野直祯先生已于今年2月7日因急性大动脉解离在日本京都作古。呜呼，斯人已矣！向狩野直祯先生请教的心愿已不可能实现，译者只有更加认真负责地对待翻译，以期告慰两位狩野先生的在天之灵。
由于近代以来日文书面语体有较大的变化，不同语体体现不同的时代风貌，为保留原貌，译文亦据原文语体译出。狩野直喜先生的讲义用古朴典雅的文言写成，译文亦用浅易文言，但其间又有不少从西方引进来的新词语，夹在文言句式里，或许有不协调之感，尚祈读者诸君见宥。狩野直祯先生的跋文则是用白话写成的，译文也用白话。跋文中以“著者”一词代指本书作者狩野直喜，译文则用“祖父”一词代替，这样既可以更加明确地表达指代关系，也显得更为亲切自然。
最后，说明一下本书的注释情况。本书作者和整理者原有的注释、解说、按语等，皆在正文中以括号形式夹注，而页下注均为译者所加。译者注原则上不对原著的观点作评价，而只作背景知识性的补充，或对原著中某些问题稍作考证。译者注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原著的思想内涵，但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或有漏注、误注之处，尚请大方不吝教正为幸。
狩野先生的讲义问世已经整整一百年了，如今将这样一部来自邻邦学者的著作中译本呈现在讲义内容的母国读者面前，译者如释重负，忽又觉得这不过只是沧海一粟，甚或连一粟都不是。
张真
斗城四顾桥边
2017年初夏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