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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央军委命令，从军团抽调三四百人，派得力干部率领，在川、滇、黔边创新根据地，我们照办了。抽选了400余人，派师政委徐策同志率领，在军委指定地区进行游击战，创造新根据地。徐是一九三○年鄂东南特委组织部长，派来三军团做政治工作的。此事，至一九六六年三月我到珙县视察煤矿工作，就便调查徐策同志所部下落，才知他们当年转战至五六月间，只剩数十人，被敌包围，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人投降。
（录自《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红军主力长征北上，
川滇黔边游击战场。
孤军奋斗牵制强敌，
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1986年春节
张爱萍，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录自《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编写组编《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题词第2页）
离开古蔺时，余泽鸿被调离了上干队，留在川黔滇边境地区做地方工作，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他从上干队带走一些干部和部分枪支。他们的工作开展得怎样，不得而知，只是后来才听说，他在斗争中牺牲了。上干队抵达威信时，上级又派莫文骅来担任政委。在这之前，莫文骅在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
萧劲光，长征时任军委干部团上干队队长。
（录自《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这年（1934年）的2月份，我到了中央妇女部。妇女部的秘书是阚思颖〔甘棠〕和彭儒。以后李桂英、邓天金、吴富莲、钟月林、刘新香、蔡纫湘也先后调到妇女部工作。
……
四、长征路上
（一）长征途中的群众工作
我在二纵队司令部任民运科长兼民运工作队队长，民运工作队有100来人，记得有陆定一、刘晓、谢唯俊、罗梓铭、邵式平、洪水（越南人）……女同志除我以外，还有阚思颖〔甘棠〕、蔡纫湘。工作队的任务是沿途做群众工作、扩大红军、找粮食、找向导、找挑夫。
（二）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部队在扎西再次进行了整编，把一些笨重的印刷机、磅秤等东西丢掉了。当时中央决定留下一些同志在川滇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阚思颖〔甘棠〕和李桂英两人也留下了。我被调到干部休养连去工作。分别时，我们三人抱在一起哭作一团，心想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次见面。
李坚真，女红军。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录自李坚贞〔真〕《我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第43页，第47页）
依据调查要求和实际情况，回忆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由来和发展历史，斗争事迹，组织情况……这些已为40多年前的经历，由于当时没有记载，难免忘却不少，由于我的文化水平限制，反映和表达得不全面，仅供参考。现分别叙述如下：
第一，毛主席播下的革命火种，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指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全国各地的响应，相继发动工农群众，组织武装斗争。中共古宋县委曾组织农民和士兵武装起义均未成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而后与〔于〕1934年冬，叙永、古宋等地党组织又在川南组织红军游击队。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我们派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毛主席指示：川滇黔边区的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都好，可在这些地区创建根据地。1934年12月中央为了今后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整编中，毛主席又指示：留下一些指战员同地方游击队合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因此，党中央于1935年2月，先后派了徐策、余泽鸿、何宗舟等同志率领少数干部和部分武装及一些伤病员来到川南红军游击队，正式成立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并建立了红军游击纵队的领导核心中共川南特委。1935年三四月间，红军黔北游击支队、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先后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合队。中共川南特委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我们的任务是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进行长征北上抗日，建立革命根据地。
依据上述任务和敌情，为了配合中央红军摆脱敌军的围追堵击，争取迅速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便于消灭敌军使红军顺利长征北上抗日，特委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率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敌后积极开展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在川滇黔边区的20多个县内40多个乡镇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路线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及土豪劣绅们的一切罪恶，提高工农兵群众的阶级觉悟，唤起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帝反封建，欢迎工农群众以及白军士兵前来当红军。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各级反动政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解放工农劳苦大众，在敌后武装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威胁敌军、扰乱敌军、增敌困难，拖住敌军后腿。
通过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宣传路线和政策以及游击纵队的实际行动，不断扩大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和红军游击纵队的威望，因而川滇黔边区的工农来当红军，部分绿林武装（即农民反抗地主、土豪的残酷剥削，自愿组织起来拿起武器，走进深山丛林与地主、土豪斗争的武装）来当红军，川滇黔部分士兵起义来当红军。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建立游击队，川滇黔边区各民族〈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热爱红军，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发芽生根。由于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不断壮大，各地威胁军阀们的老巢，迫使川南敌军固守宜宾、泸州、重庆等城市，不敢再向前追击中央红军，于是敌军调动了川滇黔三省兵力来“围剿”红军游击纵队，这正是红军游击纵队要达到的目的，便于减少敌军追击中央红军，红军顺利的〔地〕进行长征北上抗日，我们完成了牵制敌军的任务。
1936年，为配合红二方面军
长征和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创造条件，直至我军于1950年解放川滇黔边区时，红军游击队的同志和群众积极协助“剿匪”。历史事实证明了毛主席在红军长征中播下的革命火种，在群众中生根结果了，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英明论断是无比正确的。
第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第一阶段的发展历史和斗争事迹（主要是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长征）。
一、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成立。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川滇黔边区。王逸涛说他认识朱总司令，四川叙永县两河口区派王逸涛去向党中央汇报，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战争中失掉了联系，回到老家两河口区与地方工作的同志张友德（原是中共宋兴特支成员）等在1934年冬组织了数十人的红军游击队，其中有农民和部分绿林武装，在两河口、黄坭嘴、杨家湾等地活动，〈想请〉党中央派同志来加强领导。
因此中央红军经黄坭嘴时，先留下何宗舟（第三军团第五师某团总支书记）、陈盛才（第三军团第五师某团特派员）带来少数干部和部分武装及一些伤病员同王逸涛筹建红军川南游击队，由王逸涛任司令员，何宗舟任政委，陈盛才任政治处主任。游击队司令部下设3个大队。第一大队长周连山（红军干部团来的），第二大队长曾晋南（第三军团第四师某营的营长），第三大队长杨登高（绿林武装带队人），政治指导员贺东朝（红军干部团来的），以上3个大队有200多人，在两河口、分水岭、朱家山、天堂坝、天蓬寨等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国民党军阀和保安部队，打土豪分田地，镇压反革命，扰乱敌后……
1935年2月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留下一些指战员同地方游击队合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因此，党中央特派徐策（第三军团第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原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率领少数干部和保卫局第五连及一些伤病员来川南游击队，正式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和中共川南特委。纵队司令部司令员王逸涛，特委书记兼政委徐策，特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余泽鸿，特委委员兼参谋长曾春鉴（第三军团补充第二师的师长），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戴元怀（第三军团某师特派员），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龙厚生（第三军团某师特派员），特委委员兼特派员李青云（保卫局的干部），群众工作组组长陈盛才。新增第四、第五两个大队。第四大队负责人张医生（这个大队主要是伤病员），第五大队长黄虎山（保卫局来的第五连），以上有500多人（何宗舟还带了重伤员50多人在地方休养）。
特委率领红军游击纵队，以叙永、古蔺、古宋、兴文、长宁等县为中心，在川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路线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豪劣绅的一切罪恶，发动工农兵群众及各族受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推翻省、县、区、乡各级反动政府，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取消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镇压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夺取地主武装来武装工农，同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军要隘，阻击敌军运输，破坏敌军工事、电话、电台，活捉敌探、敌报员、收税官，扰乱敌后治安，牵制川南敌军。用以上行动，配合中央红军甩开了川南敌军，由扎西折回东征，重占遵义、桐梓，主动的〔地〕消灭敌军，胜利的〔地〕完成了声东击西的军事计划。
二、红军川南游击支队的由来。
1935年2月，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来到了兴文县建武城。这时，我任中共宋兴特支书记（古宋、兴文两县简称），专程前去向中共川南特委汇报工作和敌情。特委指定：首先由中共宋兴特支书记介绍1934年冬在川南组织游击队的情况，根据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组织革命武装去镇压反革命，便于在白区开展工作，同时为了组织红军游击队，迎接中央红军来临，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因此我们在川南组织红军游击队第一队，以古宋县（现属叙永县）红军之友社的成员为骨干，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游击队，由数人发展到数十人，拿起梭镖、马刀、土炮去夺取地主武装，逐步的〔地〕换成了新式武器。由中共宋兴特支书记刘复初兼红军游击队政委，由中共宋兴特支宣传委员郭平安兼任红军游击队队长，由中共宋兴特支组织委员杨泽久兼任红军游击队联络员，在叙永、古宋、兴文、长宁、江安等县境内，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发动干人兄弟（指工农群众）参加红军闹革命，打白军、打团保、打土豪、分粮食，打县政府和区、乡公所，抗税、抗租、抗债；反对为国民党军阀筹军粮和军饷，反对围攻抗日救国的红军，反对拉民夫抓壮丁、修碉堡、挖战壕，镇压反革命和收税官吏。这些行动都是广大劳动人民欢迎的。其次，红军游击队第二队是以川军携枪出来的及绿林武装组成，数十人的红军游击队，由杨介中任队长（川军携枪来的），由王少章任队副（绿林武装带队人），杨叔宽任政治指导员，在江安、长宁、纳溪等县境内开展对敌斗争。以上两个队有100多人，称为红军南六游击队，刘复初任政委。中共川南特委决定这些游击队称为红军川南游击支队，仍在原地开展游击战争，迷惑敌人，以为川南各地都有红军武装，协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南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行动。
三、特委研究牵制敌军的方案。
接着由中共宋兴特支书记报告敌情：四川敌军刘湘率领模范师郭勋祺、教导师潘文华、第二师王瓒绪、第五师陈谦，还有一师忘其姓名了（共5个师），其次是警卫大队周晓南、川南保安部队周化成、独立旅3个团童希占、机枪师两个团刘麻子，8万多人，尚有杨森军阀部队1万多人。以上敌军分驻川南长江沿岸各地，“围剿”追击红军。贵州敌军周西成有1万多人。国民党薛岳、周浑元、李弥等纵队有4万多人。云南敌军龙云部队1万多人。这些敌军在川黔边区围追堵击红军，敌人认为红军要在川南北渡长江，故集中兵力，企图歼灭红军在川南地区。敌人叫嚣红军逃脱乌江之危，逃不脱长江之险。
特委依据敌情，共同研究牵制敌军方案。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甩开川滇黔敌军，便于长征北上抗日，我们应当首先打击川军，经常威胁川军老巢（宜宾、泸州、重庆等重要城市），各地虚张声势，故造番号名称（如：红军宜宾纵队、红军泸州纵队、红军重庆纵队、红军贵州纵队等等），各队散发传单，迷惑敌军，造成红军主攻宜、泸、重等地是〔的〕声势，迫使川军重兵固守宜、泸、重等城市，从而减少敌军追击中央红军，再向贵州开展游击战争，威胁桐梓、遵义、贵阳等城市，迫使贵阳敌军不敢远离老巢，便于中央红军甩开这些敌军，北渡长江上游，如果云南和其他敌军追击中央红军，我们随后攻击敌军，扰乱敌后，增敌困难，使敌前后挨打，促敌折回，保卫老巢，这是因为军阀混战，拼命争夺大城市，作为他们发家致富的根据地。宜宾、泸州、重庆都是刘湘军阀的老巢和命根子，桐梓、遵义、贵阳则是贵州军阀固守的老巢和命根子。以上大城市又是国民党蒋介石最重视和最怕丧失的地方。我们威胁军阀的老巢，敌人必然要用重兵固守，如果军阀固守老巢或集中兵力“围剿”红军游击纵队，就达到了我们牵制敌军之目的。
特委一致同意这个作战计划，但为了具体实施牵制敌军的方案，有两个意见：第一，主张红军游击纵队速到泸州对岸纳溪、蓝田坝等地威胁泸州敌军，再到合江、江津、赤水等县境内威胁重庆和贵州敌军，配合中央红军再占遵义和向南攻打贵阳的计划，而后从川黔边西征打到宜宾对岸的江安、长宁等县威胁宜宾之敌，折回来东征再威胁泸州、重庆敌人，促敌决心保卫川南长江下游，空虚长江上游，便于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第二个主张，先向川南南六县进发，重点打一个县城，威胁宜宾之敌，而后再威胁泸州、重庆、贵州敌军，牵制在川黔边区，便于中央红军甩开川黔敌军，直向长江上游进发。
最后特委决定，先打到南六县，重点攻占筠连县城。结果打开筠连后，宜宾敌军以为红军要从宜宾渡长江，决心固守宜宾。同时红军游击队，好似雨后春笋在川南各地出现，敌人异常惊慌。
四、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产生。
1935年4月，川军逮捕王逸涛的家属当人质，暗中动员王逸涛脱离革命，保证给予高官厚禄。王逸涛得知此消息，当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到达叙永五龙山后，王逸涛和杨登高带了第三大队部分武装，私逃投敌叛变，川军委任王逸涛为川南“剿共”特派员，给予各种优待。从此王逸涛与敌人狼狈为奸，在军事上同敌人不断“围剿”红军游击队，在政治上经常造谣污蔑我们，在组织上则在各地破坏我们，还抓我亲属刘洪恩等当人质和逼迫他们交待我的情况。直至解放前，王逸涛还带着国民党匪军川滇黔边区堵击人民的解放军前进。但王逸涛投敌不久，张凤光、余得胜等同志率领红军黔北游击支队〈来了〉。
听说，根据中央政治局1935年1月决定建立川黔新的根据地，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而后向川南发展。故军委特派人组织黔北游击队，200来人到分水岭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合队，特委决定编成两个支队，把原来的五个大队编为第一支队，由刘干臣任支队队长（干部团的干部），由胡宗权任政委（第三军团第四师某团政治处主任）；红军黔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二支队，由张凤光任支队长（军委团的干部），由余得胜任政委（第三军团第四师某团特派员），司令员兼政委徐策，其他各部负责同志未变动。这时又扩大了一些新战士，共有千数人之多，力量变雄厚了，全军精神振奋，在川滇黔边区迅速开展了游击战争。
但在长官司战斗中，敌军两个团居高临下，机枪扫射，敌情紧急，特委同志提出敌军兵力和占据地形处于优势，红军游击队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应当边打边退，速甩开敌军的围攻。徐政委认为敌军堵住要隘，必须打掉，我们有把握战胜敌军，于是硬打硬冲，同敌战斗整天，敌军又从叙永县大坝镇增援一团，形成四面包围，企图歼灭我部，游击纵队英勇反击，敌人企图未得逞。但是，由于敌占优势，结果徐策当场受重伤而牺牲，张凤光和一些大队干部等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胡宗权、余得胜等同志受重伤，红军游击队一级干部多数伤亡。
天明退到威信县簸箕坝。红军游击纵队只剩下百来人了，特委决定补充领导干部，由刘干臣任司令员，余泽鸿任特委书记兼政委，周达山任参谋，曾晋南任第一支队队长，李青云任政委，黄虎山任第二支队队长，龙厚生任政委。从此领导力量减弱了，军事干部更差了，同志们的情绪有些消沉，非常惋惜牺牲了大批干部，并担心今后工作的开展，又听说川滇黔边区的敌军有20多个团开始围攻我部，采取分兵把守要隘，重重包围追击，同志们的心情有些紧张。
因此，为了加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战斗力，继续威胁军阀们的老巢，紧紧拉住敌军后退，促使围追堵击红军的敌人死守老巢，便于中央红军甩开敌人，胜利长征。因此，特委决定，中共宋兴特支书记刘复初率领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前来合队，编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第三支队，由胡紫键任支队队长，刘复初兼任政委，同时为了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发动群众参加红军游击纵队和开展对敌斗争，特委制定了川南群众斗争纲领。原文如下。
五、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原文略）
六、红军游击纵队转战于川滇黔边区。
1935年5月，红军川南游击支队（还有第二队留在南六县活动）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会合后，同志们斗志昂扬，革命歌声震动山河，大家都很活跃。特委为了粉碎敌人“围剿”，在兴文县博望山研究作战方案。我们采取的战术是：专攻空隙，打敌弱点，袭击要隘守敌，拔掉钉子，便于我们出入无阻，威胁军阀老巢，促敌固守城市，便于我们在广大农村活动，发展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各地展开游击战争，从各方面增加川滇黔敌军的困难，配合主力红军长征。
为此，我们转战于川滇黔边区，曾经打到泸州对岸的蓝田坝附近，打到纳溪的大州驿，威胁泸州敌军，有时打到江安、长宁、庆符等县境内，威胁宜宾敌军，有时打到云南威信、镇雄、昭通等县境内，威胁云南敌军，有时打到贵州的遵义、桐梓、毕节境内，威胁贵州敌军。总之，为了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长征，我们努力造成川滇黔边区的敌军重兵固守大城市或全力对付红军游击纵队。
因此，川滇黔边区有20多个县内成了我们的游击区（即：川南的叙永、古宋、古蔺、兴文、长宁、江安、纳溪、高县、珙县、庆符、筠连、合江、江津；云南的威信、镇雄、昭通、彝良、盐津；贵州的赤水、习水、桐梓、遵义、毕节、赫章、仁怀等县。主要在四川川南、贵州西北、云南东北的边区活动）。这些县内，我们打开过四十多个场镇，也打了一些胜仗。例如，在一碗水镇战斗川军一团多人同我们战斗半天，打死打伤敌军数十人，迫使敌军不敢向前追击。
这时红军游击纵队发展到千数之多，声势浩大，同志们战胜敌军的信心更足了，打击敌人的勇气更强了。我们牵制敌军取得的胜利和逐步壮大起来的声势，使敌军难处增多，十分恐慌，认定我们经常威胁他们的老巢，扰乱了他们后方的安宁，摧毁了他们的基层政权，破坏了他们的军事建设，阻碍了他们的税收财源，煽动了他们的士兵起义，发动了民众反对他们，揭穿了他们的罪恶，打乱了他们的一切部署。敌人说红军游击纵队是最可恶最可恨最危险的敌人，把红军游击纵队视为心腹之患。因而敌军下定决心，放弃追击主力红军，回戈“围剿”游击纵队，同时中央红军已渡过了金沙江北上，敌军只得回守老巢，薛岳、周浑元、李弥等纵队仍回原省份，敌军举行川滇黔三省联合“围剿”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这样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目的〉。
当时革命群众歌颂：遵义会议放光芒，毛主席的路线指方向，中央红军来到我家乡，川南掀起武装斗争的风浪，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组织群众扩大工农武装，打击敌军有生力量，红旗在川滇黔边区飘扬，军阀闻风丧胆心恐慌，龟缩宜、泸、渝固守川南长江。
人们称颂毛主席播下的革命火种，烧红了川滇黔边区，骇得阶级敌人胆战心惊。
七、坚决战胜敌军“围剿”，争取革命胜利。
1935年春开始，川军进攻我部，只有几个团的兵力，随后逐步增强，黔军、滇军20多个团，在各地围追堵截。由于红军游击纵队不断地威胁军阀们的老巢，引起敌军举行川滇黔三省联合“围剿”。敌军为：川南有潘文华一个师，陈谦一个师，郭勋祺一个师，还有川南保安部队；贵州有杨森和周西成军阀部队各一个师，云南有龙云军阀部队一个师。敌军从春到冬主要采取堵住要隘，重重包围，跟踪追击，占据游击区（我家乡银矿坪只十多家〈人〉，敌军驻了一个营，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各处堵截袭击，企图分割蚕食的办法来消灭红军游击纵队。同时敌人还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凡是当红军，打土豪分东西，为红军看护伤员的施行镇压。
特委针对敌情，采取钻敌空隙，防敌堵击，袭击敌守要隘，突破敌人包围，寻敌弱点，狠狠打击，开辟新游击区，甩开敌军追击。同时对于民愤极大的敌人，坚决镇压，这样同敌坚持了四个季节，摆脱敌军围追堵击。但敌多我少，敌强我弱，敌军有政权、有后勤，支援不断，而我孤军深入敌区，没有根据地，困难重重。每天行军作战，难得休整机会，在战斗中越打人员越少，从春到冬，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只余下百余人左右，伤亡很大。
在四川长宁县贾家湾，特委开会研究如何改变失利情况，提出来两个主张，一是化整为零，隐藏农村，发动群众，集零为整，打击敌军；二是保存实力消灭敌人，把现有人员转入川南山区活动，白天休整做群众工作，晚上行军和有计划地袭击敌人。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四面皆敌，咱们领导力量弱，省外同志不熟悉地方情况，过于分散不利于对敌斗争。川南山区群众条件、地形条件都好，还有吃的烧的。但余政委坚决主张分散，把现有人员分成二个支队，第一支队长胡紫键，政委李青云，这个支队随游击纵队司令部活动，以叙永、古宋、兴文、长宁、江安等县为中心，在川南开展游击战争；第二支队长黄虎山、政委龙厚生，这个支队以威信、镇雄、毕节等县为中心在滇黔边开展游击战争。以上二个支队互相配合进攻敌军。
但是第二支队行军到兴文炭厂时，暴露了目标，遭到炭厂守敌袭击，第二支队数十人全部被打散，而且有的人被俘，泄漏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因而长宁县梅桐〔硐〕场守敌，立刻围追阻击第一支队，又被打垮。敌人追击到古宋西区泥基湖。在危急时余洪泽牺牲了，我退到踏水桥山上，敌军又追到，打了半天，双方只隔了30米左右，敌军高喊：上刺刀抓活的！我们下令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沉着应战，拼命杀敌。忽然遍地都是包袱，敌军哈哈大笑，互相争抢东西。乘此机会，我们甩开敌军的追击，正值日落西山，天色渐渐黑了，敌兵收军回营。
特委在踏水桥山上开紧急会议，刘复初提出：要保存实力，争取革命的胜利，游击队上连天山隐蔽休整，等敌军撤回城市后，再下山扩大红军游击纵队，继续同敌人斗争。刘干臣提出：余政委牺牲了，由刘复初同志任红军游击纵队政委，并要求留下休养，等他病好后再归队，在他养病期间司令员职务由刘复初同志兼任。李青云同志表示同意，请刘干臣同志代特委宣布，立刻行动。因此一面安置刘干臣的休养（寄在古宋县踏水桥高某家），一面煮饭吃和备干粮，当晚夜奔连天山，黎明登上连天山。这时清查红军游击纵队人数，只有十七人了，少数是干部，多数是战士。其中人员有：刘复初、李青云、胡紫键、陈实才、高良民、赖道林、刘术汗、刘全宝、钟明山等。
特委开扩大会议，刘提出：为了适应形势，干部和战士既要担任日常战斗任务，又要宣传群众和开展地方工作，咱们要经得起任何艰难的考验，为争取革命胜利而战斗到底。李青云同志提出：为了工作需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由刘复初同志主持特委全盘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会后立即召开连天上的居民座谈会，宣传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纵队是毛主席留在川南为劳动人民打天下的，红军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红军和劳动人民心连心，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豪劣绅是劳动人民的敌人。工农兵群众为了解放自己，应当参加红军，为红军封锁消息、报告敌情、采购粮食、介绍地方情况（土豪、团保、民团武装、反动分子……）。
我们正向老百姓宣传中，突然发生地震，山摇地动起来。有个老汉说：红军上山就有地震，这说明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过去什么朝代发生地震就出现皇帝、清官统一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因此中国一定是共产党的天下。老乡们听了这些话，高兴地举起大〔拇〕指头说：就是，就是。因此我们鼓动老乡们快快联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并把老百姓说的“军阀混战，人民遭灾难，兵来为梳，官来为篦，团保来了如刀剃，地主要债又要利，逼得穷人没活命”说完了又解释一下。老乡们气愤地说：这是军阀、团保、地主们压迫剥削穷人的罪恶，想起这些痛苦，恨不得把他们杀光才好，咱们要革命呀！
我部队上山后第三天，敌军两个团包围了山下，敌人天天上山用机枪扫射，火力搜查，我们利用森林做天然屏障，每日同敌军转圈子，走相反的方向，但军情也十分的紧急。有一天早晨敌军上山来了，我部几乎碰上，幸好雾天很大，敌未察觉。我们赶快隐藏在路边草丛里。有个同志的后背被敌人的长棍插了一下，忍痛不敢哼声，吓得满头大汗，敌人没有发现，盲目的〔地〕过去了。
可是严峻的考验继续来临，冬天寒风怒吼，同志〈们〉还穿着破单衣，光背赤足踏雪，粮食缺少，只能勉强充饥，真是又冷又饿，日子难过，甚至有的同志说红旗扛不下去了，要求各逃生命。因此我向同志们解释：咱们在军事上暂时失利了，但在政治上确是胜利了。经过一年来的阶级斗争，工农兵群众都知道国民党军阀、团保土豪是最凶恶的敌人，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救星，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是争取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当前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革命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只有紧密团结，生死同在，坚决战胜敌人的进攻，斗争就能胜利，不斗争就会死亡。革命者要有战胜困难的英雄气魄，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正义的。今后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很快，定能把红旗牢固地插在川滇黔边区。当前敌军重重包围，你往哪里逃去？临危脱离革命是可耻的。
同时积极设法解决困难。有了穿的先给群众穿，有了吃的先给群众吃，带头放哨煮饭，侦察敌情。同志们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深受感动，都表示要坚持对敌斗争。敌军“围剿”找不到红军游击队的目标，于是造谣：“共匪”消灭了，“匪首”阵亡了……因而敌军撤兵回城，我们下山继续活动。白天休整和发动群众当红军，晚间秘密行军镇压反革命，各地对敌封锁消息，大力宣传和动员工农支援红军游击队，迅速发展红军游击队，继续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和土豪劣绅，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当时革命群众歌颂：红军同志真英雄，不畏敌军围千重，天上青松傲霜雪，红军意志赛劲松，高举红旗闹革命，坚决支持游击队。
第三，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第二阶段的发展历史和斗争事迹（主要组织力量，创建革命根据地）。
一、扩大红军游击队继续战斗。
1935年冬末，特委为了扩大红军游击纵队，回到老游击区发动工农群众参军，我们访问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表示共产党对他们的关怀，老乡们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似的，高兴〈地〉流出热泪，大家奔走相告：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回来了。群众纷纷前来看望，有的说同志们辛苦了，为穷人打天下，受尽艰险，老百姓十分感谢，有的说亲人啊，你们回来了，咱们心里乐开了花，千言万语说不完。有的说许多敌人“围剿”你们，很是令人担忧，只愿同志们平安无事；有的说红军来了老百姓很幸福，敌人返回咱们就遭殃了，你们不要走了才好呀；有的说红军和穷人骨肉相连，敌人“围剿”红军就是屠杀穷人，因而咱们仇恨敌人。
不仅如此，游击队到老乡家宿营，自动让房，烧茶煮饭、送菜送柴，真是军民一家人。我们向老乡们宣传，红军为革命不怕牺牲流血，决心消灭敌人，彻底解放劳动人民，为争取革命胜利，欢迎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保卫咱们的家乡，老乡们热情支持，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于是三三两两来报名参军。劳动人民的革命感情，说明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热爱红军，而且说明军民关系亲密，正如毛主席的教导：“军民团结为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特委用这个具有阶级教育意义的事实，加强路线教育，说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增强了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争取了革命形势好转，进一步表明共产党和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以深得广大的各族劳动人民热烈拥护，这是我们争取革命不断胜利的最宝贵物质力量。
二、洛柏林会议总结经验教训。
1936年春初，红军游击队扩大了一批新战士当红军，同时动员打散或养伤的干部和战士归队，龙厚生、黄虎山等同志也归队了，这时红军游击纵队发展到200来人，为统一指挥和继续扩大游击队，特委决定编成二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高良民，政治指导员兼支书陈兴才，第二大队长黄虎山，政治指导员兼支书曾广胜，红军游击纵队长龙厚生，政委刘复初，特派员李青云，参谋长胡紫键。在叙永县的大坝、银矿坪，兴文县的五村、洛柏林、长宁县的梅桐沟等地休整，加强政治教育和军队训练，同时为了总结工作和今后发展在洛柏林召开特委扩大会。在会上首先由政委介绍红军游击队分散后的失败和重新发展的情况，而后正式选举刘复初为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任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选龙厚生为特委委员兼任红军游击纵队长，选李青云为特委委员兼任红军游击纵队特派员。同时特委初步总结了一年来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一）过去我们没有认真创造革命根据地，只是孤军深入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长征，但未切实的组织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和革命政权，彻底摧毁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因而在敌人“围剿”中没有休整机会和后援，战士减少难补充，伤病员无法安置，敌情不能及时了解，常遭敌军围追堵击，处于被动挨打〈状态〉，游击队失败了。毛主席教导：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但当时我们不很理解这个真理。
（二）过去没有认真建立统一战线，紧紧依靠工农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自己、孤立敌人，集中打击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豪劣绅，如果打倒主要敌人，革命就能胜利，一概打倒就会增强敌人孤立自己，这不仅对革命不利，甚至会遭失败。过去有些同志只有敌人没有朋友观念，不会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军，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白军士兵、绿林兄弟、爱国人士、长期抗日的友军……共同打倒最凶恶的敌人，应当引为教训。
（三）过去我们没有认真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保存实力消灭敌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游击中抓住敌军弱点，速战速决，能胜就打，不胜就退，不能硬打挨打，对敌围追堵击，应该设法甩开敌人，争取主动和休整时间，武装群众，开展人民革命战争，不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应该在各地播下革命火种，组织广大人民参战，用人民战争打倒阶级敌人，革命才能胜利。孤军在敌后作战，更应充分动员人民依靠群众力量去战胜敌人。
（四）过去我们没有认真开展建党工作，在部队中发展党员有些保守，对老党员的教育抓得不紧，在地方中没有建党，故无党组织做群众工作，这些影响我们的发展，因此在战争中要注意发展新党员，教育老党员要带头完成战争中的各项任务，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密切党群关系，保证党在部队中、地方中不断提高威信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广大群众，为革命争取胜利而艰苦奋斗。
三、制定川滇黔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
根据以上情况，特委除加强部队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外，为了组织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动员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特委提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行动纲领，以便在工作中有些遵循。原文如下：（原文略）
四、打垮“川南联合剿匪军”，配合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长征。
1936年春，据说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来到贵州边境，为了牵制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胜利通过黔滇边区和直渡金沙江，红军游击纵队在川南加紧对敌斗争，拉住敌军后腿，把敌军牵制在川南地区，使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长征，等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过了金沙江后，我们才由川南开向滇黔境内，到兴文建武城附近，忽遇“川南联合剿匪军”的侦察队十多人，我们故装白军巧妙地把这些人抓起来，得知敌人来了两千多保安部队，专程前来配合川军“围剿”红军游击纵队，我们便立即组织出击，乘敌人刚上到半山时，我们猛攻追击，敌人遭到意外的伏击，顿时惊慌失措，四处逃窜，丢盔卸甲，喊爹喊妈，真是狼狈不堪。不到一小时敌军全部打散了，活捉敌人大中队长数十人，缴获枪百余支和其他军用品。我们就地开了俘虏会，宣传党的俘虏政策，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亲日卖国，制造分裂，镇压人民革命，进攻抗日救国的红军。欢迎白军起义前来当红军，共同驱逐帝国主义，收回祖国领土，拯救沦陷区的同胞，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这是光荣的正义的，全国各民族人民拥护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定要实现的，红军是一定要胜利的。经过教育，俘虏们表示拥护，回去转告各界爱国人士和部队官兵，大家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我们把这些俘虏放回后影响很大，“围剿”红军游击纵队的川军教导师堵在川边不敢行动。
五、黔军兵变来当红军，游击队扩大千人。
1936年春天，我们经过各种活动，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多人了，在川边打垮了川军进攻后，直向滇黔边区进军。到了威信县罗布坳，曾春鉴、邝善荣、余得胜、曾晋南等同志前来归队。特委为了充实各级领导干部，决定曾春鉴任参谋长（胡紫键到建武养病去了），邝善荣任参谋，曾晋南任第二大队长（黄虎山受伤洛柏林休养），余得胜任政治指导员，曾广胜任部队总支书记。
快到云南省威信县所属花朗坝，突然来了两个代表，一个是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留在阮俊臣部队工作的欧阳同志，一个是黔军在毕节兵变出来找红军的代表。他们说阮俊臣领着红军游击队（原是绿林武装，是我们的小游击队），同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会合，领导上派欧阳同志到阮俊臣部，要求他们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贵州军驻在毕节的第五旅兵变一营出来，同阮俊臣部队会合，有600多人，敌军不断追击他们。阮和兵变领导人陶树清商定，为了争取共产党领导，要同红军川滇黔的游击纵队合队行动，因此阮陶二人派代表前来找我们，要求领导他们同革命。正在商量合队方案，黔军五旅柳际明部队赶来了，猛追猛击。红军川滇黔游击队狙击敌军，让阮陶部队撤退，当天退出威信县院子场休整。特委决定：为了改变这支兵变和绿林武装，批准阮陶二人带的武装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合队，编成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阚某（忘其名了），政委欧阳；第二支队唐某，政委邝善荣；第三支队长龙厚生，刘复初兼政委，司令部司令员阮俊臣（新党员），副司令员陶树清，纵队总政委刘复初，参谋长曾春鉴，阮、陶负责后勤，刘曾负责政治军事指挥……这支武装的领导权基本上是我们掌握，发展到1000多人。
在川滇黔边对敌斗争，我们从政治上加强阶级教育，争取多数人革命，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从军事上加强教育，要求同红军游击队一样服从命令，做到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从组织上加强党的教育，发展新党员，健全党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从纪律上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总之各方面教育改造思想，适应革命战争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争取组成一支有阶级觉悟有坚强的意志，有战斗能力的革命武装。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新的局面，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红旗牢固的插进川滇黔边区。让革命火种在辽阔的川滇黔地区燃起燎原大火，烧毁旧社会，迎来新社会。按照这个理想，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指战员们的阶级觉悟，树立为工农大众的解放而艰苦奋斗的思想，使之懂得只有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不会迷失方向和犯错误，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才能团结广大的劳动人民和革命群众。
同时对部队加强组织纪律的教育，使之懂得只有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服从指挥才有力量战胜敌人，只有自觉遵守纪律，随时注意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才能争取广大群众支持革命。经过以上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作用，在各支部中已开始培养一些积极分子（有个别的入了党），人们精神焕发一新，革命朝气蓬勃，这证明改造白军和绿林武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效的。
我们在川滇黔边已经打了一些胜仗，声势日益浩大。从而使敌人坐卧不安，加紧了对游击队的“围剿”。贵州有杨森和周西成部队，四川刘湘部队，云南龙云部队，在川滇黔川区围追堵击红军游击队。致使陶树清提出建议：①为了缩小目标避免敌军跟踪追击，游击队公开活动减少，秘密活动增加，文字宣传减少，口头宣传增多，到处封锁消息，使敌找不到我们行踪，便于休息。②为了增加内部团结，避免同志之间发生误会，要求耐心教育说服，白军士兵和绿林兄弟志愿来当红军是要革命的，要求进步的，乐意接受党的教育，而且决心改正错误，故对违反纪律的人，不要动辄痛骂：操你娘、操你祖先，土匪！土匪！……③为了摆脱敌军“围剿”、暂时离开老游击区开辟新游击区，争取主动。保存实力以便进一步打击敌人。以上三点建议，有的同志认为值得研究，采纳正确的意见，对改进工作有好处。但龙厚生同志认为是有阴谋，应当提高警惕，而且坚决反对三点建议，因为：①红军游击队是宣传队，减少公开活动文字宣传，就是不革命，就是怕敌人攻击。②违反纪律就应该严格处理，不能谅解，耐心教育实质是妥协。③开辟新区，企图脱离红军游击队，可能还想侵略游击队。既然陶树清等有意见，应该立刻甩开他们，红军游击纵队单独活动。我不同意这样主观判定，坚持继续教育改造的方针，争取大多数人革命。因为战士中最大多数是工农和城市贫民深受社会压迫剥削的痛苦，一心要革命的，除了个别屡教不改者外，多数人是可教育改造好的，我们把这支兵变绿林武装队伍改造好了，不仅影响白军中不断发生兵变来当红军，而且影响绿林兄弟继续前来当红军，以免被敌利用。这对于壮大红军游击队，增强革命力量却是有益的。但如果放弃这些武装的教育争取，将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如果他们被敌人利用，对革命更有伤害。走上门的群众工作必须做好，拒绝群众的合理建议是孤立自己，但多数的同志同意甩开他们，只好忍痛丢掉600多人的武装。
果然，我们离开这些兵变队伍后，部队失去了党的领导核心，在敌军的围追堵击下，很快被敌打散了。陶树清被敌活捉枪毙，阮俊臣前来见我们说：共产党不教育改造兵变和绿林武装的做法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害的，痛苦而别。1938年我部参谋邝善荣同志到延安学习，在整风中检查这段历史。邝说：不执行党的教育改造政策，不争取兵变和绿林武装，就是孤立自己壮大敌人力量，单纯逃跑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回忆过去，坚持错误的人实在幼稚可笑。
白军士兵和绿林兄弟受旧社会的压迫剥削是很痛苦的，经过党的教育，多数人要革命的，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之一，他们自愿前来当红军就证明是要革命的，但当时有的同志不教育改造不争取团结他们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历史事实证明，是王明错误路线的流毒，应当引为教训。
六、克服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1935年夏，在贵州赫章地区，红军游击队甩开阮陶部队后，特委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在川滇黔边区打开战争局面，发展大好形势，促进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的更大发展。我提出：①学习遵义会议精神，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克服重犯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只有这样，革命才能胜利，否则就会失败。为此，必须增强党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指战员的路线斗争觉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为创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而奋斗。②学习洛柏林会议及一年来阶级斗争的总结和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进一步的〔地〕统一认识，团结一致，改进工作，努力做出成绩。③当前争取时间在游击区深入发动群众，把川滇黔各族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分别参加工会、农会、妇女会、游击队、赤卫队，在农村成立苏维〈埃〉政府，选出工农兵代表当权，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各级反动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实行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行动纲领，解放工农劳苦群众。以上提议特委一致赞成。
特委委员龙厚生提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恢复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司令员的称号，由特委书记兼任司令员，便于党政统一领导。红军游击纵队政委由龙厚生担任，红军游击纵队特派员仍由李青云担任，司令部参谋长由曾春鉴担任，司令部参谋由邝善荣担任，大队干部不变。这项提议特委通过。最后李青云提出：特委书记提出的意见，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壮大工农武装，做好各族人民的工作，对于拓展新形势新局面十分重要，我们应当逐步实行起来，争取革命形势好转，白天我军封锁消息，夜间休整和做群众工作。特委领导同志亲自抓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地方工农群众工作，抓少数民族工作，抓白军的兵变工作，抓绿林武装的改造工作，抓反帝反封建的统战工作……这些工作经过努力，都有成效。
七、川军兵变来当红军，游击队扩大600多人。
1936年夏末，特委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白军兵变工作，白军游击队到了威信的罗布坳场，老乡们说：四川边境上来了一支白军，是从川军起义出来的，沿途还有敌军追击。接着兵变部队派代表来了，说是川军教导师第二旅在川边堵击红军游击纵队，但士兵听老乡说：红军为劳动人民打天下，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红军官兵平等亲如兄弟，红军长官关心改善战士生活，战士回家还发给路费，红军欢迎白军起义当红军……士兵们听到这些宣传，心里特别高兴，认定自己是劳动人民，应为劳动人民打天下，绝不给军阀当炮灰。因此，住在珙县底硐铺的白军，由刘少成和兰澄清等带头秘密活动，枪毙了营连长，带了100多人（机枪、迫击炮、新步枪等装备）前来当红军。
特委当面表示欢迎，请他们立即带队前来合队，在簸箕坝开联欢会，杀猪招待，领导同志来连队访问、开诉苦会，加强仇恨阶级敌人的思想，发动老战士热爱和帮助新战士，开座谈会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他们十分满意，感动流泪，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特委决定把他们编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第五大队，由刘少成任大队长，由兰澄清任副大队长，派曾广胜任大队政治指导员。这时除了增加起义部队外，还扩大了部分新战士，红军游击纵队发展到600多人。同志们说：革命火焰越烧越旺，游击队又兴盛起来了。事实证明，路线正确，革命迅速发展，路线错了，革命造成失败。因此同志们对争取白军起义更重视了，并耐心做教育工作。第五大队的同志反映：当了红军好像回到家里一样温暖，心情舒畅，战友之间团结互助，真是革命的大家庭。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示决心革命。
在云南威信地区（花朗坝附近），红军游击纵队同滇军补充第二团作战，敌军相当顽强，刘少成自动请求支援前线，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刘少成向战士宣誓：今天是咱们报仇杀敌的时候，必须坚决打垮白军，上刺刀立刻冲到战场。威武异常，吓得敌人慌忙逃窜，真是一夫舍命，万夫难挡，不一会就把云南敌军打垮了。同时刘少成、兰澄清等在行军作战中积极请求入党，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历史证明白军起义来当红军战士，革命意志是坚定的，同时也证明党对争取白军兵变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对于孤立敌人是十分必要的，对于革命发展是非常有利。但过去有些同志受了王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放弃改造起义的士兵工作，对革命是有害的。
八、改造绿林武装。
1936年秋，特委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对绿林武装实行教育改造政策，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红军游击队到达威信县郭家坟，殷禄才等人前来接洽，说他深受万恶的旧社会剥削、压迫，逼得饥寒交迫，穷途无路，当了绿林兄弟，听说红军为受压迫人民报仇，打富济贫，被人们（劳动人民）热烈拥护。因此1935年秋曾同红军游击队联系，又让他回乡闹革命，但很盲目，闹不起来，现在来当红军，请求批准。
特委为了争取绿林武装接受党的领导，要殷禄才等人随军学习，常以红军游击队的实际行动和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要求他们懂得：①受压迫的根源，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团结谁，打垮谁，依靠谁，利用谁，组织广大群众去战胜阶级敌人；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才能联合广大群众共同革命，争取胜利才有保证，盲目瞎干必然失败；③只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利益，才能争取广大群众支持革命，只有自觉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统一行动，才有力量战胜敌人；④经常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不断壮大红军游击队，消灭国民党军阀和保安队，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工农，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打倒县、区、乡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镇压反革命，惩罚收税官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⑤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敢于战胜一切困难，敢于战胜阶级敌人，不怕牺牲，不怕吃苦，为劳动人民打天下，是光荣的正义的；⑥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国民党注定要灭亡的，各族劳动人民拥护共产党和热爱红军，这是战胜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和可靠保证；⑦要懂得天下穷人是一家，劳动人民心连心，自己是劳动人民之一，争取劳动人民解放是自己的责任，只有彻底解放劳动人民，自己才能解放。
特委等待殷禄才有所进步，提高了阶级觉悟，他坚决要革命，培养和吸收他入党，临别时发给殷禄才一些武器，要他回乡成立游击队，动员工农群众和可以改造好的绿林武装参加革命，争取扩大成为红军云南游击支队，在敌后坚持对敌斗争，随时同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取得联系，必要时我们派同志去指导，望你〔他〕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殷禄才高兴地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教育和期望，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殷禄才临别时留下的纪念〈诗句〉：党的教育心明亮，浑身胆量气豪壮，红军送我新武器，发展云南游击队，立志永远闹革命，打倒敌人争胜利。以后听说殷禄才干得很好，在敌后坚持阶级斗争十多年，打击国民党卖国贼和土豪恶霸，为劳动人民除害，深受群众欢迎。知殷禄才的情况还有他人。
这个事实证明，绿林武装是可以改造好的，多数人是要走革命道路的。因为绿林武装多是穷人兄弟（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同军阀混战到处筹军饷和军粮，广收苛捐杂税，地主收重租和高利贷，团保勾结军阀敲诈勒索，都是劳动人民受压迫剥削，有的逼上梁山组织绿林武装，强烈反抗国民党军阀、地主、团保的压迫剥削，所以川滇黔边区的绿林武装是相当多的，有的被国民党欺骗收买，要他们攻打红军，根据以上实际情况，我们必须对绿林武装实行教育改造政策，争取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既挽救绿林兄弟走革命道路，又壮大革命力量孤立敌人，这是非常必要的。但过去有的同志放弃党的教育改造政策，不争取绿林兄弟参加革命显然是错误的。
九、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1936年秋，特委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因为川滇黔边区少数民族特多，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贫雇农民，受压迫剥削的痛苦很深，还有不少是土司官家的奴隶，过着农奴制度的生活，长期束缚在土司官家的土地上当奴隶，每年种地收得的粮食大多数向土司官家交地租，种大烟、喂牲畜还要向土司官家纳贡，农民家中青壮年要为官家当兵，为土司官家争地盘，打仗拼命，农民各家每年要去一人为官家当奴隶一月，官家祝寿、结婚、死人，农民要送礼和去人为官家做义务劳动，农民如果违反官家规定的各种制度，轻者罚劳工或拘留，重者被皮鞭痛打，甚至杀头。总之官家所辖的农民都是奴隶待遇，无代价为官家拼命、劳动、纳贡、交租……正像农奴们说的，我们的生命财产都受官家支配，哪有平等自由啊！这说明官家和农奴们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
但发动农奴闹革命还是很复杂的，他们缺少文化，觉悟低，封建迷信思想浓，他们认为官家生来就是富贵命，应当统治农民，农奴的命不好是天生定的，应当受官家的统治。官家有钱有势，统治农奴很严，农奴好像官家菜板上的肉，随意宰割。农奴只得吃点苦头，免遭官家的迫害，农奴不敢反抗官家，只好听天由命甚至有的人对官家尊敬为神，在官家面前服服帖帖，官家说啥立刻去办。
我们反复宣传解释，农奴思想包袱丢不下，斗争官家动不起来，如果发动农奴闹革命，官家反对，实行镇压，农奴们更不敢革命了，同时官家和农奴都是少数民族，都受国民党军阀和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压迫，虽然少数民族中存在统治被统治的关系，官家压迫农奴群众，必然要革命的。但不注意策略，还会引起敌人造谣，污蔑我们搞民族分裂，造成民族纠纷……这样就会增加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困难。因此应该认真分析情况，采取适当对策。
当时特委还了解到少数民族官家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尖锐的——就是大官家压迫小官家的矛盾。因大官家的土地广，人口多，经济足，武器多，势力大，而小官家的情况与此相反，大官家为了扩大领域和霸权，实行侵略吞并政策，用武力征服小官家，逼迫投降接受，要小官家听从调动为他拼命，每年向大官家纳贡输送劳动力……，有不服就给打击，因此小官家极为愤怒，反对大官家的阴谋野心，有的小官家派代表来请求支援，想打倒大官家的侵略。因此我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自治，发展民族文化语言，各族人民发扬友爱，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反对国民党军阀、大汉族主义和恶霸的一切压迫剥削，共同建设民族团结大家庭，为实现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威信花朗坝有个寡妇官家，她的丈夫被大官家逼死了，请求支援她报仇。特委劝她要想解放自己，必须首先解放农民，团结农民，实行民族平等，取消奴隶制度，减租减息，免除兵役、劳役、纳贡、送礼……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争取农民支持才有力量。〈特委说，〉解除了农民的负担，组织武装自卫，保卫家乡安全，群众就会积极主动，否则你更孤立更危险。若你愿听劝告，我们常来此地，会对你有好处的。寡妇官家相当开朗，热情表示同意。她送了我们一些粮食……她很高兴建立友谊关系，欢迎红军常来指导。这样便于进一步的深入群众，首先抓好一个地区的工作，逐步开展各地的农奴革命，消灭农奴制度，采取这个策略还是有益的。例如：有一次我们路过花朗坝，敌人追击，正是寡妇家的武装（农奴兄弟）守着前进路口，我们猛烈冲锋，他们就喊：红军是好朋友，请过关吧！果真枪往天上放，马上就撤走了，否则我们就要吃亏了。因少数民族善于打麻雀战，占据地形集中力量消灭你，但你反攻他就分散了。过去因少数民族武装打仗，我们是吃过亏的。可是这次，我们顺利通过了。这说明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尤其是少数民族分布在川滇黔边区，广大群众要求革命，山区地形险要，打游击和创建革命根据地都是有利条件。根据当时内外同志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策略也是必要的。毛主席教导：“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故在工作上必须考虑内外因的变化，考虑主观和客观的条件。
十、开展工农群众工作。
1936年秋，特委为了创建和捍卫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调查到还有地方当红军游击队走了之后，土豪团保又回乡镇压革命群众，逼迫归还红军分给他们的粮物，实行反攻倒算，甚至严刑拷打，公开限制工农活动，禁止同红军游击队接近。这对开展群众工作创建和捍卫革命根据地阻力很大，特委针对以上情况，开展反镇压的斗争，凡是镇压工农革命和反攻倒算的反革命分子，坚决予以镇压。
我们红军到达镇雄地区（忘记地名），老百姓密告：土豪保长陈某镇压革命群众，要求红军为劳动人民报仇。因此我们下令抓陈敌保长来公审，但这个反革命分子住在高山岩洞里，有炮台有武装，半山上只有一条独路，岩洞附近的路掘断了，攻击困难。我们警告陈敌保长自动出来认罪，从宽处理，陈不回答，我们用迫击炮轰击也无效果，特委决心打开岩洞，枪毙反革命分子，组织力量带上木板搭桥，带上干草辣椒，夜间封锁炮台枪口，向内射击迫使敌人无法开枪，而后点燃干草辣椒塞入洞里，让辣椒烟熏敌人。果然我们开枪，敌人只得退进洞里，我们随即点火熏洞，只听敌人喷嚏打个不停，这时烧毁寨门，冲进岩洞外层，再向内层开枪和烟熏，敌人更受不了，有的大叫救命，这时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高喊：团丁是干人兄弟，不要为土豪拼命，把枪交出来吧！于是从洞口丢出了枪，我们又喊：把门打开出来受降。一群人眼泪汪汪鱼贯而出，哀求饶命。我们又喊：谁是敌保长站出来，敌兵说保长还在洞里。我们带着俘虏去抓陈，这时陈在石洞里顽固抵抗。老百姓得知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高兴得跳起来，真是大快人心。但听说敌军追来了，我们只好暂时撤走。
到达威信院子场上，刘某和苏某（忘其名了）来密告：说他们是游击队的负责人，有十多人和枪，来到院子场附近，受了明团暗匪的胡队长（可能叫胡纯武）的欺骗，要求合作互助，结果没收了小游击队的武器，遣散队员们回家。因此请求勒令胡队长还枪，我们调查胡是院子场的地头蛇，同国民党军阀压迫剥削人民，因有的土匪勾结，抢劫行商的财物，现又没收红军游击队的武器，这个反革命分子应予镇压。为此我们包围胡的住家，先动员团丁不要为土匪拼命，把胡纯武叫出来受降，后逼胡纯武投降缴械，但他们置之不理，反在碉堡内开枪坚决抵抗，我们就把碉楼靠〔附〕近的燃料烧起来，又把辣椒烧在碉楼下，这时烟雾沉沉，风烟吹进碉楼，敌人受不了烟熏，直叫救命、投降，我们就喊话：缴枪不杀，交出胡纯武受降，敌兵从碉楼伸出白布，并说把胡纯武打伤了。我们又喊：放下武器开门出来，于是敌兵徒手出来了，最后剩下胡纯武自杀了。我们把武器交给游击队又离开了。院子场的工农老乡们说：红军为民除害，群众心里痛快……我们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大灭敌人的猖狂威风，大鼓工农的革命勇气，这对于开展群众革命运动是有促进作用的，对于进一步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当时对敌开展反镇压的斗争是必要的。
十一、整顿部队工作。
1936年冬，特委为了加强游击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巩固战斗情绪，根据部队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下列措施：
（一）加强伤病员的思想工作。1936年冬，由于敌人加紧川滇黔三省“围剿”，迫使我们每天孤军作战，没有休整时间，伤病员增多，沿途掉队，很容易被敌人抓走，对红军游击纵队影响不好。为此特委号召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鼓励为革命不怕死，不怕劳累，不怕饥寒，坚决战胜任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争取革命胜利，经常保持革命英雄的气概。同时发扬阶级友爱，互相帮助。伤病较重者，连队指定专人照顾，司令部的马匹为伤病员运行李和武器，领导干部扶助伤病员走路，到了宿营地亲去慰问伤病员。就这样经过二三日，有的伤病员高兴的〔得〕活跃起来了，实在走不动的暂时到老乡家休养，并给一些生活费和医药及用品，鼓励伤病员一面养伤病，一面做好群众工作。在农村建立农会、赤卫队、妇女会，为红军保护伤病员，侦察敌情……扩大新战士来归队，争取当个优秀的宣传员和工作员。
（二）加强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特委经常宣传革命形势大好，毛主席领导的红军胜利长征，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共产党和热爱红军，广大工农来当红军，白军兵变来当红军，绿林武装来当红军。各地游击队在发展，边区少数民族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这些都是争取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一定要成功的，国民党反动派注定要失败的。同时表扬为革命而艰苦奋斗是光荣的，也是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使指战员认清努力方向看到发展前途，鼓足革命斗志，同志们对上述事实是常见到的，是最感兴趣的，因而对鼓舞斗志是有效的。
（三）加强部队的团结统一。特委教育指战员打倒阶级敌人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大家都是为了劳苦人民打天下来当红军的，游击队的成员都是革命战友、阶级兄弟，官兵平等待遇，互相尊重和敬爱，认真做到上下之间、各队之间、工作之间都要团结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为争取革命胜利而奋斗。同志们在实践斗争中亲身体会，只有游击队内部的团结统一，才能战胜敌人的进攻。所以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当时每天红军作战，有的伤病员发脾气、骂人，但经过说明是敌人逼迫的，只得忍耐，大家就无意见了。
（四）搞好军民关系。特委认真督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有关政策，经常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有关政策的重要意义，经常检查执行情况，好的去表扬，坏的去批评，促进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及有关政策变成指战员的实际行动，以利于团结广大的劳动人民支持革命，共同战胜敌人，彻底消灭敌人。因此红军游击队的组织纪律是很好的，搞好军民关系的观念是很强的。
（五）加强对敌人的宣传工作。特委除了教育俘虏、优待俘虏、放回俘虏去影响白军士兵起义来当红军外，还注意教育白军起义的士兵们，争取他们同老红军一样的水平——政治觉悟及革命斗志强，执行党的政策，遵守纪律，服从指挥，为此发动战指员关心他们的成长，在政治上关心他们不断进步，在工作上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组织上注意团结他们，促进他们一心为革命而艰苦奋斗，同时发动起义的同志在战场上喊话和向白军士兵写信，介绍红军对待他们的态度，介绍老百姓热爱红军的情况，欢迎白军起义来当红军，但我们还需要促成广泛的白军兵变运动，不断的〔地〕大批起义来当红军，争取彻底粉碎敌军“围剿”。
（六）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特委教育党员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来要求自己，以大无畏的精神和革命行动去影响群众，团结周围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战争中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在执行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观察积极分子，在完成战斗任务中考察积极分子，在艰苦斗争中教育积极分子，经过审查符合入党条件的对象，由培养积极分子的党员介绍入党，并由政委负责抓这件工作，便于动员力量完成行军作战任务。
（七）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特委宣传遵义会议的精神，批判王明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确立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争取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才能取得胜利。
（八）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特委指明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之一，关系红军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创造有利条件，争取今冬和明春在老游击区建成一至数个革命政权，逐步赤化川滇黔边区，要求指战员同志们，共同努力争取完成历史任务。
以上政治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特委为了实现毛主席的指示“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在1936年中做了以上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准备，动员人力和扩大武装的准备，为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正如当时有的同志歌颂的：毛主席指示记心间，根据地建立在川滇黔边区，扩大革命武装来保卫，组织各族人民为后盾，苏维埃政权作保证，崇山峻岭是天然屏障，做好一切准备和防御，敌人进攻把它消灭尽，红旗在根据地飘扬，各族劳动人民喜洋洋。
第四，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第三阶段的失败和发展。
一、建立根据地的分歧。
1936年冬，敌军加紧“围剿”我部，这是由于红军游击纵队声势浩大，一年来曾发展到1000多人，击溃川南联合“剿共”军的进攻，击溃云南部队安旅的进攻，击溃贵州部队柳旅的进攻，影响了川军和黔军的部分兵变来当红军，影响各地方游击队的兴起，影响了各地群众运动的开展，敌人的基层政权有些被打掉，敌人驻军常受威胁……因此敌人深感恐惧，认为红军游击队到处点火，越烧越大，后患不堪设想，故决心不断“围剿”红军游击队，企图在川滇黔边彻底歼灭红军游击队。
当时敌人分区作战，四川敌军教导师和保安队在宜宾专区，川军第五师和保安队在泸州专区，模范师和警卫大队在重庆地区，云南敌军安恩溥带的旅陇承尧带的独立营在云南东北地区，贵州敌军第五旅及杨汉雄师和保安队在贵州西北地区。以上敌军主要采取重重包围跟踪追击，各地堵截袭击，促使我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因此特委研究对策：①有的主张为了争取主动、甩开敌军围追堵击，先上云南大雪山隐蔽休整，因为云南统治力量薄弱，山区辽阔很有利于革命，大雪山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都好，大雪上周围还有些红军游击队，熟悉地形情况，让他们配合行动，抓紧组织和武装群众，首先在大雪山周围建立革命政权，围绕大雪山为据点，逐步赤化镇雄、威信、毕节、赫章、叙永、古蔺、古宋、兴文、珙县、长宁、江安等县山区，在川滇黔边区的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而后用农村根据地包围各县城市最后多占城市，这样可进可退可守。②有的主张继续同敌人战斗，争取再打胜仗，促敌不敢追击，而后在老游击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川南物质条件比云南大雪山好些，首先在川南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而后扩大其他地区。有些同志热衷于后一个主张，就以仍在滇黔边区打游击，开始还能打开一些场镇（为云南的关上、母享、斑鸠沟……贵州的燕子口、大湾子、分水岭等地），但到1936〈年〉冬末，红军游击队越打越少，损失大半，只余下200来人了，川滇黔敌军还是加紧围追堵击，敌军多我们10倍，争取打胜仗的可能性更少了。
这时我们又提出当前川南敌军较多，防御较严，暂时不能去川南，为了保存实力消灭敌人，迅速转移山区休整，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条件，否则将会重犯1935年冬深入敌军包围中而遭受失败的错误。但这时我患重病，每天发高烧不能吃、行动难，而龙政委独断领着红军游击队打来打去，结果各地碰壁，被动挨打，累遭敌军袭击，促使红军游击队被敌打散了，只剩下20多人上了大雪山。其实白天在森林休整，晚间住在农民家中，敌军找不到游击队的行踪，既可整顿队伍，又可做群众工作，但龙政委认为在山区不行，留我个人住在大雪山养病，私自转移他地，结果在中途遭遇敌军袭击，游击队20多人被打散了。
二、红军游击队坚持敌后斗争。
1937年红军游击队又活动起来了。听说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第二次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不知具体合作抗日的办法，只得等待党中央的消息。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报上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并派叶剑英同志为代表在南京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红军游击队有的同志直接同过去的首长联系，回到延安，有的同志回老家了，有的同志在红军游击队工作。
1938年1月，我军驻武汉办事处的领导同志派我去川滇黔边了解红军游击队的情况，我到川南后，据说王逸涛向川军密告：“共匪”刘复初来川组织残匪进攻川军……，因此川南敌军恐怖万分，企图暗杀我。党组织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调我速回延安，我原计划去川滇黔边找红军游击队，由于上述情况就不能如愿了。故派原红军游击队纵队第三大队副队长兰澄清带上一些当时的刊物去归队，转告当时的抗日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望游击队的同志们大力宣传和发挥群众支援抗日，保卫后方，今后直接同我军驻武汉办事处联系。
据说1938年后殷禄才、陈华久、金璲等同志组织的游击队在后方坚持政治斗争，发展到500多人，引起国民党军阀曾调第七十六师、第七十九师、预备第二师、云南军队不断“围剿”。1947年冬《参考消息》转载四川报道：“赤匪”刘复初率领残部在川滇黔边区煽动民众、扰乱治安、正被国民党“围剿”中……（敌人可能认为我在那里指导）。1950年我军解放川滇黔边区时，游击队的同志和群众还协助肃清国民党匪帮。历史事实证明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的革命精神是充沛的，始终不懈的，为了争取革命而艰苦奋斗。
刘复初
1976年初稿
（录自云南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59，第1页）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是由三个队会合组成的。
1935年1月份，中央红军离开遵义，长征北上，途经习水县土城遭遇到川军堵击。土城战役后，中央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集结休整。1935年2月8日至10日，中央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作出了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进行第二次遵义战役的部署，并决定整编部队，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扩大红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在扎西发布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和《中央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同时，为了开辟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掩护中央军队主力长征北上，中央决定：组建一支红军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活动。抽调红三军团第六师政委徐策、中央上干队政委余泽鸿、新编师师长刘干臣、第六师参谋长曾春鉴、红八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戴元怀等同志，组成川南特委，直属中央领导。又抽调一些中层干部和中央保卫局第三连150余人，装备电台1部、重机枪4挺，再加上部分留下来的伤病员，300余人，在扎西石坎子红军总部驻地，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亲临讲话，宣布成立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由徐策同志任川南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
1935年2月，川南游击纵队在树坪与五龙山游击队会合，队长是王逸涛（本地人），政委是何宗舟（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总支书记），工作团主任是陈兴才（即陈彪，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五团副特派员），200余人。
1935年4月
，黔北游击队队长张宏光（张凤光，曾任红军第十一师团长）、政委陈宏（江西军区组织部部长）率领400余人整〔武〕装，来到叙永县黄坭嘴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五龙山游击队会合，部队扩大到1000多人。
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川南特委改为川滇黔边区特委，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下建立两个支队、8个大队、1个警通队。由徐策同志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刘干臣同志任司令员，张宏光同志任副政委，陈宏同志任参谋长，余泽鸿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杨得胜同志任后勤部部长，钟昌涛同志任工作团主任，陈兴才同志任工作团副主任。
为庆祝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在朱家山大地坡召开隆重的大会，搭戏台演节目，朱家山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踊跃前来参加庆祝会，观看演出。纵队工作团还将打土豪没收的粮食、衣物、猪肉等分给贫苦的群众。从此，更扩大了政治影响，播下了革命种子，燃起了燎原烈火，三省军阀对此心惊胆战。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特委率领这支队伍，在云贵川三省边区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牵制敌人，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
这支游击纵队从1935年2月以来，经过调整，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越来越强。为掩护红军主力长征北上，为川滇黔边区几千万人民的解放，英勇斗争，浴血奋战；采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积极向川南行动，并号称红军宜宾纵队威逼宜宾。
四川军阀刘湘惊慌失措，搞不清川南究竟有多少红军，急忙调兵遣将，纠集军阀潘文华、郭勋祺、魏汗雄等20几个团的兵力进行“围剿”。当时中央红军正进行二渡赤水之战。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领导军委工作，指挥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边境广大地域展开速战速决的运动战，穿插迂回，打击敌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率领几十万大军尾追“围剿”红军主力；蒋介石又命令四川军阀刘湘、杨森，滇军龙云，黔军王家烈、侯之旦等三省军阀，以几十个团的兵力，并纠集几十个县的反动武装联合堵截围击，妄图以“堡垒主义”和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压迫、消灭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毛主席洞察其奸，决定将计就计。为了吸引更多的敌人前来“围剿”，以利我军摆脱敌军尾追，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以一部兵力利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的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北面进攻之敌；而我红军主力却在鸭溪、鲁班场地区积极寻求同蒋介石周浑元的纵队作战。
当敌人逐渐接近，蒋介石部署的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毛主席英明果断，指挥红军突然于3月11日北进，于16、17两日在茅台三渡赤水河，重入川南古蔺，迅速跳出了敌人包围圈，致敌扑空，扭转了战局，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取得了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与川南川军周旋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即命各部，配合中央红军行动，迷惑敌人，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长征北上。他们时而称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时而称贵州游击纵队，积极穿插，游击转移，奇袭敌人，战果累累：击溃了驻叙永木厂的川军1个团；打败了云南扎西滇军保安旅的两个营；粉碎了川南周化城、肖正南、李品三保安团2000余人的多次进攻“围剿”；在石盘冲破了川军两个团的围攻，牵制了敌人一大部兵力。
同年3月底，我中央〈红军〉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后，南过乌江，胜利突围，把蒋介石调集的重兵甩在乌江以北。这时红军主力逼近贵阳，蒋介石十分惊慌，在贵阳急调军队赶来保卫贵阳省城。而中央红军却趁机大踏步北上，向川南挺进。蒋介石摸不清红军主力去向，被拖得疲惫不堪。
在这种形势下，我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为拖住牵制更多敌人，在川南各地到处展开奇袭战：在筠连县吴家坝打垮敌边防第二路1个团；接着攻打兴文、长宁、江安等县；又连续打开红桥坝、红垌场、安宁桥、天池、马岭等敌人驻守的据点等20余道防线；随即又向泸州方向进军，攻占了叙蓬溪，闪击兰田枯，威胁泸州守敌；在大州驿击溃川军1个团堵击。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仍留在川南，急下令川军固守长江两岸各大小城镇防线。由于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川南各地牵制了敌人大部兵力，使中央红军胜利地甩掉了尾追的蒋军，冲破了三省军阀的堵击，粉碎了强大敌人的重重包围，于川西绞平渡地区巧渡金沙江，扭转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局面，胜利地长征北上。
1936年3月间，我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正转战于川南叙永、古蔺、古宋、兴文、珙县、江安等县开辟根据地，发展游击战，得知红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长征北上，已到达黔北，挺进四川、云南边境入川南，渡金沙江。当时敌情很紧张，四川军阀调兵集结于长江沿岸，加紧设防堵击，并妄图依靠长江天险，消灭红二方面军。
我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为粉碎敌人的“围剿”，配合红二方面军在上游渡长江，为此，他们在川南6个县积极活动，全面出击，到处进攻袭击敌人。首先冲垮赶跑了防守四川边境炭厂之敌1个营，打通了出入川南的通道；又奔袭了贵州燕子口街，击溃了敌杨森1个运输营，缴获马驮军用物资一大批，子弹10余箱，补充装备了部队。接着又在兴文、建武和珙县之间的大庙山梁上，伏击了川军教导师两个团。经1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被我纵队击败溃逃，敌伤亡数十人、被俘50余人，缴获枪支50多支、子弹万余发。后来又转战挺进贵州，打赫章县城，赶跑守城的黔军1个团，缴获部分军用物资。
三省军阀把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看成心腹之患，调集了川军潘文华、郭勋祺、陈谦等5个团和几个县地方保安团，黔军王家烈、周西成、陈光中等4个团，溃军保安旅两个团和二十几个县的民团反动武装，将近10万人进行“围剿”，我红军游击队与数十倍和数百倍的敌人进行巧妙的周旋战斗，这样就拖住牵制了三省军阀十多个团和二十几个县民团的兵力，对掩护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胜利渡过金沙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远离中央，独立在云贵川边区开展游击活动，从1935年2月至1937年春的整整两年时间里，与云贵川三省军阀和几十个县将近10万人的反动武装力量进行周旋斗争。他们在特委的领导下，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转战千余次，攻占县、镇、场50多处。
我红军游击纵队每到一处，都不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在所到的乡、镇、场建立贫民委员会，在农村山区组织农会，共80多处；秘密发展党组织，武装地方游击队10余处。这些组织积极配合红军游击队的行动：送情报，帮助买弹药、物品，寄养伤病员等。红军游击队还注意做好瓦解敌军、争取绿林武装的工作：先后争取了四川五龙山以杨登高为首的40多人和云南水田寨以艾宗藩为首的百余人的绿林武装，分别命名为当地游击队和红军游击队。平时在当地活动，必要时听从指挥调动，配合行动。
红军游击队瓦解敌军共两次：1936年4月，我红军游击队转战到云南花郎〔朗〕坝，接到消息：贵州省柳际明旅有1营兵变起义，在陶树清等率领下共500余人整装，离开贵州省毕节来找红军游击纵队。在院子场街，特委派员前去与率领起义者陶树清接谈商议，征求他们的意见。陶说，他们起义是为了革命，为了求解放，愿意合并到红军游击纵队。为此，特委决定将他们合编为红军游击纵队第一大队。
同年7月间（应为10月——原编者注），红军游击队来到云南罗布坳，老乡前来报告：从四川来了川军百余人整装，在对面高山上。纵队即派侦察员前去探情，果然为实。还带回来两名代表，他们要见红军司令，自称是川军起义代表。红军游击纵队热情接待他们。原来他们是川军川南“剿匪”军刘湘教导师住在珙县底洞铺的第四团第一营的队伍。士兵们听被俘放出来的人说，红军优待俘虏，是抗日救国救民之师，是为解放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官兵平等不打骂，团结友爱，心里暗自高兴。他们打死了连、排长，秘密组织起义兵变，百余人全部整装，由刘少成、兰澄清两个率领，前来投降红军，请求参加革命队伍。这样他们队伍带下了山，与红军游击纵队合编为第三大队，刘、兰两人分别为队长、副队长，派纵队的曾广胜为指导员。
从此，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战斗力日益增强，声势日益浩大，三省边区各族人民都欢欣鼓舞。敌人同闻风丧胆。有的县、区、乡政权，主动派代表来与红军接头联系，要求红军不要打他们，愿为红军保密送消息，帮助红军解决困难、保护伤病员等。云南扎西县长李××不捉红军，还收容流散的红军设法送北上抗日。贵州杨家湾保长席大明，保证不打红军，保护红军的一切安全。这些都为我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不断发展壮大、开辟创建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支红军游击纵队，远离中央，孤军深入敌中心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围剿”，他们虽然在1937年1月遭到重大损失，但经他们培养和发展起来的三省边区游击纵队，如燎原烈火，熊熊燃烧。如贵州赵文海、云南殷禄才、四川陈华久
所率领的游击队，从1937年到1947年，继续在川滇黔边区坚持武装斗争，配合解放大西南。
在残酷的斗争中，不少指战员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生命，如高级领导干部徐策、刘干臣、陈宏、戴元怀、余泽鸿等同志，还有不少受伤受残流落各地饱受饥寒的同志，都没有丧失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这种崇高的品德和革命精神，使川滇黔边区千百万各族人民至今还深深怀念。
云南扎西、四川长宁等县，为红军游击纵队的先烈，建立了历史纪念馆，树立了纪念碑，当地群众至今还流传着歌颂红军的歌谣：“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兄弟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吉林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3年10月15日印行。四川泸州市江安县县委党史办公室提供）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我当时是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五团特派员。在贵州的土城打仗时，我脚受伤了，用担架一路把我抬着走。过了赤水河，到了川南地区，这时部队又向扎西地区前进。我坐担架到了天堂坝，红三军团的保卫局长张纯清同志对我说：“现在形势很紧张，把你抬着走也很困难，我们把你寄养在这里，伤好后来追赶部队。”我本来不愿意离开大部队，但同志们抬我这样远，的确很辛苦。所以我也只好同意寄下来。
把我寄养在天堂坝的一个苗族人家里。同寄在这个寨子里的还有一个营长、一个指导员，以及一些连级干部，有10多人，还留一个卫生员和一些药品。每人发给了10块光洋。我在这家10来天，拄着棍子可以走路了。刚能走，我就想去追赶部队。这时听说红军在扎西，中央还在开会，我送给这户人家两块光洋。他们只是兄弟两人，对我很好，他的弟弟还送我到了五龙山，就遇着了五龙山游击队。
何宗舟政委对我说，不要回主力去了，就留在游击队工作吧！叫我做宣传教育工作。这支五龙山游击队，何宗舟告诉我说他是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总支书记，是原四川地下党建立的一支队伍，加上我们红军的伤病员组织起来的，王是司令员，他是任政委。分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都是红军伤病员和身体较弱的人留下来的，有六七十人。但这里武器不好，尽是大刀、长矛，战斗力很差。至于这支游击队是谁批准，怎样组织起来的，我不清楚。
我记得第一大队长是周达山，第二大队长姓曾，记不住名字了，第三大队队长杨登高，我是在队部搞群众工作，没有去第三大队当过指导员。
我到这个游击队不久，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刘干臣、曾春鉴、龙厚生等人就带着一支大队伍过来了。他们有四挺机关枪，还带有一部电台，干部很多。还来了国家保卫局的第五连，人员整齐，装备不错，打仗勇敢。他们来的有400多人。这批人员一来，气魄很大。
我们在树坪的庙门前迎接他们，住在一个土瓦房里开会。研究与我们这支游击队合并改编。过两天后，到五龙山开大会。徐策在大会上宣布，说我们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设立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编为5个队。
我记得的建制是这样，原五龙山游击队的第一、第二、第三大队不动。从扎西来的编为第四、第五两个大队。第四大队主要是一些干部，4挺机枪和电台也在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就是保卫局第五连原班人马。司令员王逸涛，政委是徐策，政治部主任余泽鸿，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副司令员刘干臣，参谋长是曾春鉴，特派员龙厚生，供给处处长杨德胜，工作团主任钟昌涛，司令部秘书是阚思颖，她又兼总支书记。司令部还有侦察排，这些人机智勇敢，都是经过挑选的。这时，还宣布我们这支游击队属于中央领导，经常用电台和中央联系。同时，宣布成立川南特委，徐策同志任书记，委员有王逸涛、刘干臣、余泽鸿、戴元怀、曾春鉴等人。
我们工作团，实际上只有4个红军人员，就是钟昌涛、李桂洪〔英〕、我和刘晓。李桂洪〔英〕后来又任司令部指导员。到哪里，又把地方人员找些参加，共同去做群众工作。我们在五龙山住了不久，就从那里开下南六县对敌人作战。这时，何宗舟因身体不好，也没有安排职务，留在地方休息养病。但后来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们在南六县，多次打垮敌人，缴获也很多，大家气势高涨。由于游击队在这里的胜利，我们那段时间群众工作也做得有声有色的，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农会，建立了贫民会，还有的地方发展了党的组织。在威信的罗布坳、斑鸠沟等地点建立过贫民会，在大雪山、郭家坟、高田马家坝、水田寨、簸箕坝、长官司、五龙山、连天山、洪硐场、炭厂、洛柏林、建武都建立了农会和发展了一些党员。在这一些地区，游击队打了土豪，分了东西给穷苦人民，大家也都拥护红军。
游击队成立后的三四个月，声势浩大，指挥有方，每战都获胜利。有一次我们打到筠连县城，敌人一个营防守。听说游击队来了，早就跑出去，我们进了城，缴获了不少东西。那时我们作战比较频繁，到处奔袭。主要是为了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渡江北上。这时，我们的电台经常和中央联系。大概过了3个多月，也不知是没有电池或汽油了，还是坏了，在梅硐场我们就把它埋了。
我们从四川出击回来，王逸涛就叛变了。他没有带着人走，只是杨登高的绿林武装也跑了。王逸涛叛变后，徐策同志开会给大家讲话说：王逸涛经不起革命的考验，已经叛变了。今后我们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审判他，枪毙他。会上宣布开除王逸涛的党籍和撤销他的职务。要大家坚定革命信心，一定要坚持战斗，等到革命胜利。王逸涛的叛变，对队伍的影响是不大的，因为红军都在。杨登高的队伍离去了，关系也不大。因为平时作战我们都没有要他们参加，他们打仗也不行。对我们损失大的，是我们在农村建立的许多关系和一些组织，被他们破坏了，给我们做群众工作带来了麻烦。
大约在7月份，黔北游击队又开来与我们川南游击总队会合，地点是在（四川叙永）朱家山。他们带来了两三百人。司令员是陈宏，政委是张凤光。合队后，我们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特委也称为川滇黔边区特委。这时的部队建制：司令员是刘干臣，政委是徐策，兼任特委书记，政治部主任是余泽鸿，陈宏任参谋长，龙厚生是组织部部长、特派员，阚思颖任总支书记，供给主任杨得胜，钟昌涛任工作团主任。司令部设有侦察排，卫生队。司令部指导员李桂洪〔英〕。两支部队合起来有八九百人，编为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设3个大队。每个大队有100多人。改编后，还在朱家山搭了台子演戏，当地群众都来参加，声势浩大，威震川南。
我们在朱家山合队以后，计划向南六县的兴文活动，刚到云南长官司，遇着川军两个团阻击我们，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从早上打到下午才撤出战斗。我们伤亡了200多人。徐策、张凤光等同志都牺牲了，徐策是抬到罗布坳时死的，还有许多干部，损失很大。我们撤到了簸箕坝，余泽鸿召开了会议。宣布他任特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两个支队不变，每个大队不变。这时，其他大队干部都补齐了，于是开向大雪山。后来又到贵州、四川等地活动，进行一系列的战斗。
1935年底，我们从贵州转回四川。这时敌人集中力量对游击队进行“围剿”。在贾家塆，将队伍分成两支活动。我们这一支是随司令部走的。我们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只有50人了。突围后在一个宿营地，余泽鸿便在这一天晚上自杀了。我们在李青云、刘复初的带领下，向连天山转移。我们四五十人在连天山坚持了近两个月。这时我们非常艰苦。敌人今天搜这个山，我们明天就要到这个山来。敌人搜那个山，我们又要转移到那个山去。白天在山里，晚上才到老百姓家宿营。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这时是冬天，寒风刺骨，大家衣服也很单薄，抗严寒，坚持斗争。这时，刘复初、李青云都给大家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大家坚持斗争。
过了两个多月，敌人认为把游击队“剿灭”了，就撤走了。我们从山上下来，有〔又〕遇着了龙厚生等人，慢慢的〔地〕游击队又不断的〔地〕发展。
我们与阮俊臣、陶树清合队时，只有七八十人。他们是贵州的军队，是个营长。这帮人纪律很坏，我们就只能脱离他们，单独行动。听说这支队伍不久就被国民党“围剿”了。
我们离开这支队伍，开到云南罗布坳，川军一个连起义跟我们当红军。这一连人有机枪〈和〉炮，武器好。我们在簸箕坝欢迎他们，收游击纵队编为三个中队。一中队长是高良明，指导员贺东朝，二中队长是易得胜，指导员是我（陈彪），三中队长是刘少成，指导员是曾广胜。这时纵队司令员是刘复初，政委是龙厚生，特派员是李青云。
不久我们又发展到三四百人，活动于川滇黔边区。大约在9月份，我就因为病发高烧，走不动路，就把我留在水田寨过去水潦过来的大深沟一个保长家，这个保长叫刘成章，过去为红军做过一些事。我寄养在那里一直住了半年多，后来听说游击队在敌人“围剿”中受到很大的损失，很多干部被杀害了。
我伤好后，找到了邝善荣。邝善荣是1935年7月份左右才到游击队的。他原是闽赣苏区青年团书记。长征时受伤寄养在水潦一带，后来到游击队任侦察参谋，专管侦察排的。找到邝善荣以后，我们在威信给李富春、彭雪枫发了电报，他们给我们寄来了证明，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去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到延安。
关于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几起几落，到后来的失利，我认为是有经验教训的。首先是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光知道打城市，不注意建立根据地。开始，要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仗打得多，而且打得好，有声有色的。但5月以后，红军主力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后，应该着手建立根据地。但在那时，每天只想打哪里，打了这里以后，又要考虑下步打哪里。由于这个思想在作怪，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就抓得很差。
第二，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军事上固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仍然没有在意游击队的作战特点，而且在无根据地、无供给的条件下作战，有时硬打硬拼，同敌人拼消耗。比如说有些仗可以不打的，结果打了，一打损失就很大。
第三，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我们做群众工作也没有考虑到具体情况。这个地区封建势力很浓厚，群众觉悟没有苏区高，接受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愿望只有慢慢做工作。但是一开始我们就公开宣传，公开宣布成立农会、贫民会，但是我们一走就垮了，如在斑鸠沟，成立了几次都不行。因为我们在，宣布了，敌人回来就找群众算账，以后群众都怕我们再宣布他了。这点怎么行呢？所以，没有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宣传，等待时机，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这样，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
第四，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失去了许多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和时机，当时，撕碎敌人“围剿”后，我们就应该在大雪山、郭家坟、簸箕坝、连天山、洛柏林、五龙山等地发动群众，隐蔽下来建立政权，集中精力对来犯之敌。这样，既可以休整，又有后方，完全可以保存下来。但是没有这样做，致使我们的游击队长期得不到休整，供给无法保障，伤员无处安置，最后失败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主要的方面，首先是同几倍于己的敌人作战，有特殊的一面，而且完成了配合红军北上，牵制敌人的光荣任务。
总之，我们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响应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号召，在那里同人民一起对敌人进行了两年多的游击战争，消灭了大量的敌人，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有1000多位红军战士牺牲在那块土地上，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我们应该永远学习他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为我们的时代贡献力量。
关于在郭家坟组织队伍的殷禄才和陈二排，我是听说过，郭家坟也有人来我们游击队联系过，但具体怎样我不清楚。我是1947年在东北，听说川南还有一支游击队在活动，我还以为是留在那里的一批红军又干起来了，没想过是殷骡子和陈二排。因为当时，我们对许多绿林兄弟都搞了统战，我们经过了解，比较好的和信得过的，还发展组织，并发给枪支，要他们去做群众工作。条件成熟才来报告，批准建立政权，这方面的工作做的〔得〕很多。郭家坟这个地方是有人来联系过。陈二排是五连的，还有一些地下组织，由于时间长了，记不住，而且我们在那里的时间短，也没有巩固。
另外，游击队还刻有两个大公章，一是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一个是政治部。因为政治部出布告较多，要盖公章。
经我的回忆谈谈，两位同志记录，只给予参考。
陈彪（手书）
1982年7月30日
作者时任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原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大队指导员。
（录自赵沛、赵友伦《陈彪回忆在川滇黔边区游击队》，1982年7月30日，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60，第19页）
我1930年冬参加红军，在第三军第八师迫击炮连任文书。1932年底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任机要摘邮员。1934年10月调红军总司令部任会计科科长。随中央红军长征入贵州，遵义会后，红军一渡赤水入川南准备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总部经古蔺白沙、石厢子进入云南威信水田寨、大河滩、扎西。当时听说敌人很多，封锁了长江，过不去，红军在扎西集结。总部驻老街，我们科驻巷子。
天下着大雪，党中央在扎西召开会议，各军团首长到扎西来，研究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央决定不北渡长江了，要重新渡赤水河，打回遵义去。记得在我们单位传达会议精神，主要讲了两条：一是要精简缩编和轻装，利于行军作战，带不走的东西甩掉；二是各部门抽一些人组织地方游击队或充实战斗连，要大家作好思想准备，并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传达了会议精神，开始轻装。我们会计科把所带的钞票（苏维埃纸币）全部进行清查，带走一元以上的，其余小票清出来烧掉。
在扎西住了三四天，部队整编后，循原路往回走。经过两合岩正遇红九军团的队伍。我弟弟曾广初在红九军团，前去问政治部主任黄火青，黄告诉我：“你弟弟执行任务刚回来睡下，最好别去打扰他，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于是我不能久留便继续往前走，当天到石坎子宿营。
在石坎子住下，康克清指导员来找我谈。她说：“总部决定要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你长途行军以来，身体不好又有病，跟着大部队走困难很多，我们考虑调你到游击队工作，少走点路，也方便些。”我说：我是参加红军的，死我也要跟着大部队，不到游击队去。因我当时害痢疾病，行军确有些困难。康指导员见我态度坚决，也就罢了。于是又从我们供给科抽了科员（专管供给的）杨德胜去游击队。
在石坎子成立游击队，负责人是红三军团第六师政委徐策，上干队政委余泽鸿，据说是总司令部下的命令，各单位抽出的人员要去游击队报到，不准跟着大部队走。游击队在路旁接收人，把后面掉队的伤病人员也接收下来，不许追赶部队，遂留在游击队里了。听说，后来游击队有好几百人，在川滇边境打游击。
从石坎子动身，又经水田寨、白沙等地，渡过赤水河，到了贵州习水东皇殿。宿营不久，康指导员又来找我，这一次她严肃地说：“曾广胜同志，现在总部又决定在这里建立一支游击队。几天来，你依然病着，行军作战很不方便。我们决定你到这支游击队当供给主任。这支游击队任政委的是第四科科长张凤光，你和他很熟悉，关系也不错，去了好照顾疗养，你说行不行。”因为当时我病得厉害，行军又急，甚是困难，听说留下的是熟人，我便说，只要组织决定，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于是，便去东皇殿黔北游击队报到。
留在此地成立游击队的有80多人。张凤光召开会议宣布：奉军委命令成立黔北游击队。任务是：掩护主力红军渡过赤水河，阻击追击红军的敌人；然后转移到山区打游击，建立根据地。任命陈宏为队长，张凤光为政委，王睁山为副队长，李青云为特派员，我任供给主任。游击队成立后，在附近选择三个山头，一个中队占领一个山头阵地，修筑工事，掩护红军主力渡河。不久，尾追红军的敌人跟上来了，分四路纵队冲击，战斗进行激烈，打了一个下午。击退敌人三次冲锋，眼看敌人越来越多，又接近黄昏，恐防被敌人包围。张凤光对大家说，游击队要避实击虚，不能同敌人硬打，命令撤出战斗。之后游击了几天，侦察到川南边防敌军一个营住在官庄，于是连夜赶到官庄袭击敌人。经过两次战斗，鉴于游击队人员少，又没有根据地，不同敌人打硬仗，遇到民团，击退罢了。接着，隐蔽深山，建立了以放牛坪为中心的根据地，活动于桐梓、松坎、习水等地域。
一天，黔北游击队发现有一支队伍跟在后面，便对这支队伍产生了怀疑，遂在路旁的山头山埋伏起来，等他们跟上来准备反击，不多时他们来了，我们特派员李青云上前喊话，问他们是什么队伍，为何跟追我们。他们那面有个特派员余得胜在军校认识李青云，就答话：“你不是叫李青云吗？我是余得胜。我们是黔西（赤水河）游击队的，找你们几天了。”原来如此，都是中央红军留下的游击队，于是解除误会，队长胡方率100多人来参加，两支游击队合队后，仍称黔北游击队，在黔北地区开展活动。
当中央红军由贵州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北上之后，游击队与总部失去了联系。武装斗争发展缓慢，处境困难。突破乌江与二、六军团会合，人太少不可能，若在此地域发展，局限性大，一条乌江，一条赤水河，把游击队夹在中间，展不开活动。于是提出：总部在扎西、石坎子地域留下有川南游击纵队，人多且有轻、重机枪，还有根据地，不如到那个地方去同纵队一起活动。经领导研究，事先派一个侦察员前去探询，不久，回复报告，可在叙永分水岭一带找到这支队伍。
黔北游击队300多人，一个手枪班走在前头开路，经二郎滩过河，大约五天到了叙永朱家山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合，当天晚上召开了干部会议。原川南游击队为一支队，黔北游击队为二支队，每个支队下设三个大队，干部作了调整。第二天大会宣布：两支游击队会师后，壮大了革命力量，统称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刘干臣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陈宏任参谋长，李青云任特派员。我在二支队任供给主任。
纵队在朱家山合队整编，敌人企图合围。大会后休息半天便开始行动，从朱家山到田坝头同敌人遭遇，一支队掩护二支队通过，打了三个多钟头，队伍全部过了，阻击部队才撤下来。第二天清晨，部队从山上往这边走，发现敌人从山那边走，游击两三天，经天蓬至长官司宿营，准备去石碑打建武。部队在长官司住下来，派了一个排住〔驻〕守金华山。当晚，刘干臣来到我们住地对大家说：长官司是威信老县城，过去川南游击队经常来这里活动，这次到这里队伍发展了，力量也大了，打算选择一个地方扎下根来。第二天清晨，部队开饭后在城外集合准备出发，刚通知把军事哨撤下来，察觉敌人在后面山上运动。纵队速即往石碑道上走，刚到半山丛林地带，遭受敌人从中截击。当下，徐策政委给指战员们说：这一仗，敌人占据制高点，打，于我不利；不打，敌军控制着我方，很难安全撤出去。迅即命令纵队反击敌人，夺取制高点。川军周化成联团1000多人，占领有利地形又守得紧，把马尾手榴弹甩下来，纵队战士们又捡起来掷回去，敌人用机枪封锁，部队伤亡很大，几次冲锋不能取胜，伤员不断抬下来，先听说张凤光副政委牺牲了，陈宏参谋长受伤被俘，接着徐策政委上前指挥，又受了重伤抬下来，当即余泽鸿接替徐策职务，继续战斗，夺取制高点，把伤员抬走，牺牲的安埋，开始撤退。后勤人员先头渡河，掩护撤下来的部队。敌人跟踪追到河边，又打了一阵，双方均有伤亡。
长官司这一仗，从早到午，约五六小时，纵队牺牲了八九十人，先头部队撤到罗布坳，还没有搞到吃的，又遇着滇军和独立营的人打起来。徐策胸部受伤，子弹打着肺部，伤势严重，抬到罗布坳碾子湾，遇着敌军追赶上来，他不准抬着走了，还叫警卫员填枪。他说：我已经不能医治，敌人追上来了，你们不要抬我，赶紧投入战斗撤离。警卫员不填枪，坚持抬着走，他命令放下。因为战斗激烈，将他放在包谷地里后便牺牲在那里。部队在碾子湾边打边撤，到小岭上天黑了，没有饭，搞了些洋芋煮着吃。这天从清早吃饭到傍晚，打仗行军饿得不行，吃了点洋芋，个个都叫头昏，幸亏敌人没追来。到了簸箕坝，特委召开会议，在这里宿一夜，转移到大雪山。伤员便寄养在罗布坳、簸箕坝等地。
纵队到了大雪山安稳坝，进行了整编，这里四面都是森林比较安全，有600多人，建制没有打乱，余泽鸿在休整时给指战员们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整编部队，把人员调整一下，每个大队建制不变，缺干部的补起来。这次长官司战斗打得不好，损失很大，伤亡较多，敌人损失更大，死亡更多。从今以后，要吸取教训，专打分散孤立之敌，为牺牲的烈士复仇！周化成队伍有1000多人，不能同他硬打，要打其弱点。接着宣布接替职务名单，余继任政委职务。因二支队第六大队大队长指导员牺牲了，宣布要我任大队长兼指导员。
长官司这一仗受到损失，改变了打建武的计划。据说周化成队伍在长官司一仗后，了解到红军游击队很能打仗，也很勇敢，便把队伍收缩布防，不随便同红军游击队在野外打仗。余泽鸿召集支队负责人研究作战部署，认为：要继续完成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任务，就要在川滇黔边区打出影响来，每个省打下一个县城。如筠连县是南方最大的县城，只有周化成的一个营防守，打下可能性大且有影响。大家同意余政委的意见，决定在四川攻打筠连县城，云南打镇雄，贵州打赫章。纵队插入筠连突袭了大乐瓦，活捉该县绅粮田耀堂，进抵距县城几里路的卡子关，与周化成部激战，毙伤敌数十人，折转大雪山。接着来打扎西，我们从安稳坝下长安寺，走斑鸠沟过来，在斑鸠沟把筠连抓来的田耀堂杀了。然后由柏香坪挺进扎西，进入扎西街场时，独立营陇承尧将队伍集中退入狮子营，在营盘里胡乱放枪，只是干扰，不敢出来抵抗。因为陇部被我们的游击队打怕了，不敢出来与我们交火。在黔北游击队合队之前，徐策领导时率队打了扎西。据说我们川南游击纵队冲进去，占领了县城，陇的队伍待纵队撤离时才从狮子营出来追击。说滇军有了规矩，只要猛冲三次，冲不动就不再打了。陇的连队冲了第一次，徐策命令五大队回来，对他们进行反冲锋，结果黄虎山带的第五大队一直由小关口折转来冲上去，陇的队伍急忙龟缩在狮子营里不敢出来，从此陇承尧再不敢与红军游击纵队打仗了。
在游击纵队中最能打的是第五大队，他们全数是国家保卫局下来的，黄虎山便是这个支队的负责人。后来最能打的又是侦察队，有30余人，刘金保任队长，钟品三任副队长，全数使用手枪。之后纵队开辟游击区，创建根据地，在余泽鸿、刘干臣的领导下，纵队发展到1200余人，进占赫章、打进筠连县成，进逼江安、纳溪、叙永，威胁泸州、宜宾，后进赤水、毕节、仁怀，达遵义、娄山关附近。扩大游击区方圆近千平方公里，纵横驰骋云贵川三省边区20余县，确实在边区牵制了敌军，打出了影响，引起国民党军三省重兵“会剿”，常有数股敌军尾追，使纵队减员很大。由贵州入云南转到四川长宁贾家湾，余下300多人了。鉴于斗争形势紧张，游击队作战艰苦，余泽鸿对部队进行化整为零，分成两个支队单独行动。不久，一支队在梅硐桔子岭与敌人遭遇，发生激烈战斗，队伍被打散，余泽鸿、刘干臣在反“围剿”中牺牲。龙厚生、黄虎山带二支队在炭厂同敌人打了几次战斗后，到牛路横、和尚坪被敌包围打散。我只身突围到尖峰山，向庙里和尚寻路，正巧遇着刘求晗，一同到洛柏林见龙厚生、黄虎山等人。刚见面，龙厚生便问，有这个东西没有（比手枪的手式〔势〕）？我就从腰间拔出手枪来，他接着说：有这个东西就好。于是我同龙厚生、黄虎山、刘树高、蔡树勋、刘求晗和两个福建籍的队员共8人，由金璲派人接去他家乡隐蔽，每到一地住两天又转移。这段时间，到处是冰天雪地，我们住在一个洞里头，冷得上牙碰下牙。就这样住了一两个月，敌人没有撤走还在到处搜查。一天，金璲派人来告诉说，游击队又来了一批人在洛柏林，于是一起去相见，原来是刘复初、李青云带着一支队剩下的20多人由连天山来到这里。大家见面后，有说不出的兴奋，这天正好是腊月三十，一起过了旧历年。
在洛柏林，刘复初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因为人少，凡是共产党员的都参加了会议。大家回顾了一年多来的工作，在军事、政治上都取得了胜利，威震了川滇黔，完成了党交给的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任务。由于三省反动军队的“围剿”，使我们遭受挫折和损失，但是，队伍仍然保存了下来，我们一定很好地坚持战斗下去。特别是保存了我们手枪队的30多人，这些人既是侦察员又是尖兵队，既机智又勇敢，是游击队最能干的部分人。接着分析形势说：目前在四川方面很难站住脚，因为反动民团甚多，一有风吹草动，就鸣枪报告，对开展斗争极为不利。云南方面到处有碉堡，对游击活动是一个障碍。可是，保甲制比较松弛，民团难于集中，而且保与保之间以邻为壑，互相坐山观虎斗。加之，我们搞联合，搞统战，乃游击队可趁机活动的缝隙。根据这样的情况，当前应向云南发展。接着讨论了特委组成和队伍的建制，推举刘复初任特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龙厚生任特委委员兼纵队政委，李青云为特委委员兼纵队特派员。部队下设一个大队。
纵队在洛柏林露面后，敌人知悉刘复初又重整旗鼓，游击队还存在。因此到处寻找目标，为了不同敌人正面作战，在川南活动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向云南边境转移。我们从炭厂石碑口到了罗布坳，又遇原寄养的曾春鉴和几个老红军带人归队，曾参加特委，任纵队参谋长，这时纵队已有七八十人。曾春鉴在罗布坳养伤期间，认识威信禁烟局一位湖南人在此厘金，两人认起老乡，联系上了，彼此很好，我们队伍开到这里后，听了曾春鉴的介绍，刘复初即向他表示，只要为红军办实事、好事，不与红军为敌的，我们都欢迎。
过了罗布坳，听说阮俊臣有支队伍由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委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又有在毕节起义的陶树清队伍加入，拥有人枪数百，住〔驻〕在镇雄大湾子一带。听了这个消息，刘复初说：阮俊臣过去早已打过交道，红二、红六军团又委了他，我们前去找他们。于是，纵队从扎西到了花朗坝找着了阮的队伍，在院子场组建抗日先遣队，阮任司令员，陶任副司令员，刘任政委，活动于斑鸠沟、三口塘、雨洒河等地一个时期，红二、红六军团派在阮部做政治工作的欧阳崇庭，称政治特派员（代表），是兴国城冈人，谈起是老乡，我经常代表游击纵队去开会，所以比较熟悉。纵队对这支队伍的行为不满意，据说，阮、陶想把我们编为司令部的一个直属支队，还给纵队作了许多不合理的规定，如行军时不准写标语，不准在群众中作政治性动员。总之，红军的一套不准在他那里用，一切听从他们指挥。由于这样，纵队就想脱离他们自己搞。与他们走到杨家湾过去一点，开会决定不跟着走了。
脱离这支队伍，刘复初与龙厚生、李青云等还有些不同的看法，刘是坚持要做这支队伍的改造工作，龙等不同意，说不准干这干那，还叫什么共产党的队伍，主张自己发展，自己行动。在毕节杨家湾脱离时，刘是跟着阮的司令部的，龙派人通知他回来。刘接信后，寻找借口脱身，晚走了一步，只身独往到来时，纵队已经转移，直到中午他才赶上。
不久，纵队转到镇雄拦马坎和威信大雪山一带，会合了当地绿林武装小队吴锡州，一同到罗坎、洛旺、柳溪、牛街。在牛街附近缴到陇家一批马驮子，得到许多布匹和棉布。于是顺着原路返回，来到大雪山，吴锡州又不愿意跟着走了，他要回去，我们每人分两匹布做衣服，其余全部给吴锡州，他便带着小队回去了。
我们从安稳坝、后天坪到郭家坟，部队在中心场休整，殷禄才来联系参加纵队，特委接收了他，并在纵队受训，愿意接受纵队指挥、委派，于是委以云南支队的番号回去活动发展。陈二排是保卫局第五连第二排排长，在游击纵队任中队长，共产党员，被派在殷的队伍里任政委。由于在红军中当排长，因此大家都叫他陈二排，叫惯了连真名都记不得了。我在纵队中大家称我曾科长也如此。纵队有两个老资格（一名大老资格，一名小老资格），这二人是最先上井冈山的，因此资格老，便叫老资格，由此得名。在大石盘，发现有几百民团扛着青天白日旗，端着步枪、鸟枪，呐喊着围上来。为了站住脚，纵队埋伏着等他们，待敌接近时，从山上一个猛烈冲锋，夺得旗子和枪支，民团的人全跑了，我们获得了胜利。在珙县、兴文、威信边境游击了些时间，队伍得到发展。珙县县长刘治国（在国民党军队中当旅长）上任不久，调集县团队四五百人在大庙附近分两路冲上来包围。刚一开火，纵队集中火力攻击，把刘治国打伤化装逃避，刘的队长被打死，时下队伍无头，便向后退。纵队立马冲锋，把刘的团队打得东逃西窜。毙敌10多人，伤敌5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80余支，子弹1000余发。兴文的团队听说刘治国惨败，带着队伍龟缩回去，不敢出来见面。
经过这一仗，局势开始好转，基本上可立住脚。但是，对敌人震动很大，宜宾川军第二旅第三团派一个营来驻珙县。听到这一消息，纵队又转到威信来。不久，驻珙县川军一个连在底硐铺反水起义，赶到罗布坳来与纵队接上头。入队后到簸箕坝联欢，刘复初代表红军的游击纵队欢迎他们来当红军。刘少成代表白军讲话，他们因为受官长欺压，在红军的影响下，乘机起义参加工农红军。表示拥护共产党领导，听从红军指挥，兰澄清任副队长，派我去任指导员。
川军起义合编后，300余人的队伍，于是决定去打大湾子一土官家碉堡。之后，在威信烂坭坝遇滇军补充团来追，司令部决定收拾他，埋伏好等他追上来，纵队第一、第二大队在前面阻击，我们第三大队从右翼迂回包围。开始敌人进行猛烈的冲击，战斗打得紧张激烈，纵队坚决阻击敌军进攻，坚持一段时间，敌冲不动，又受到两面夹击，于是敌军退了，打死打伤敌10多人，缴获10多支法国造步枪，1000多发子弹。这次正面阻击和出击的是手枪队，通过这次战斗，敌军不敢紧追我们。敌军逃散后纵队就走了，也没有追击。经过这次战斗见到起义川军作战勇敢、坚决，相信他们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的。打了这一仗后，又在燕子口打了乡公所，缴了20多支枪，侦察到杨森的保商队，想搞他的一挺轻机枪。刚一开火，保商队拼命逃跑，机枪没有缴着。第二天杨森派一个营来追我们，从燕子口分四路包围，纵队选好地形埋伏，待敌军接近时才开枪，打死打伤多人。接着来了个反冲锋，将敌人击退，渡过赤水河。
此时，三省敌军加剧“围剿”，从贵州林口过水田寨来，遇滇军田营，边打边撤，到蒿枝坝都还没有甩脱敌人。转移到大海子、沙子坡、海子坝一带，田营跟踪追击。这时，刘复初病重坐在担架上抬着走，龙厚生、李青云等人随同。为摆脱追敌，龙命令我和刘少成带着一个战士在沙子坡海子坝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并说能坚持一个时辰，等大部队走远一点更好，然后再追赶部队。我们隐蔽在一个山坡上，使用快慢机手枪和冲锋枪，敌人过来我们就打，距离近火力较猛，连续击退敌人几次冲锋。眼看部队走完了，我们准备撤退时，敌人从后面包抄过来，把我们卡住了。我和刘少成商量突围，同时冲上一座山翻山突破敌人包围，找到了张显明家，他有两个儿子（张廷彩、张廷方）。敌人搜查得紧，张把我们带到房侧一个岩洞隐蔽起来，晚上送饭，住了3天。为了急于寻找部队，张搞了些干粮，派儿子送我们走，晚上出发，一直送到兔儿湾。途经冷水河，刚从一个房子外边走过，一名团队的人从里边丢出一个〔颗〕手榴弹，把我左脚炸伤，幸好没有伤着骨头，我们3人又继续往前走，走到楠木湾天刚亮，刘少成把我寄在陈木匠家里，与贺东朝在一起养伤，本来不愿意寄养，但有个伴，也就同意了。他们俩去找部队。
寄养了一段时间，伤势好转，陈木匠说：要赶紧离开这地方，此刻，抓到红军就杀。于是替我做了干粮，叫我们专走老林，往西走，出来就安全了。贺东朝要去环房他原寄养的牟队长家，便单独走了。我按照陈木匠指的方向到瓜雄去找队伍，走了两天才到窝罗坭，在山坡上遇着杨其相家，把我安排在其守包谷的棚子里，晚上替我送饭。这时间大约腊月二十几头，天气冷得很，一无所有，冷得发抖。住了六七天，杨叫我到他家里住。他说：这地区是三不管地区。有个红军人员在瓜雄街上做生意，民团照样没干涉，你在这里住下来吧。一天赶集杨带我去街上，见到是王清和，我谈要去找部队，他说：没见游击队活动了，先维持生活再说。
就这样，流落他乡，在瓜雄山上同一游击队员方田安帮人混饭吃。后来又垦荒种地，过了3年，迁斑鸠沟居住。在扎西了解到管理员刘求晗更名刘文才，在县政府里混了个差事。一次到县城找到他，对我讲：刘复初寄养大雪山被川军抓去了，下落不明；龙厚生、李青云、曾春鉴等人带着剩下的10多人达到水田寨，想通过搞统战的艾宗藩隐蔽一些时间，可是艾宗藩翻脸不认人，派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杀了。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原来想只要剩下几个人，把边区失散的人员组织起来，还可以发展，龙、曾等人被杀了，希望也没有了。联想到我们兴旺发展时，艾宗藩、郑耀东多次和我们结交合作，友好往来，而纵队失利，他血腥残杀游击队领导人，这是一个莫大的惨痛教训。
直到威信解放，群众选我当联防队长，进行“清匪”反霸的斗争。1952年我们写申请到中央，发了路费，邀约了几个红军人员沿着长征去的路，回到了原籍江西兴国。
回乡后，见到同村的红军曾纪德，他也是留在川滇黔边区打游击的。他讲他随龙厚生等到了水田寨，与四个红军游击队员被川军孔指挥（孔政荣）俘了。一天，孔对他们说：艾宗藩杀了你们许多红军，你们要去为红军报仇，把艾给我杀了。孔对他们说：他们也不知道艾杀了多少红军。听说龙被杀害了，他们当然怀恨在心，遂听孔的安排，在坛厂把艾宗藩杀了。后来曾纪德等人在那里领了点路费，1937年返回江西兴国。
我常与曾纪德等摆谈起这段经历，许多往事注入心头，久久不能平静，记起在扎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艰辛日子，流落谋生的苦难岁月，记起在威信牺牲的战友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愿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永远铭记着他们，知悉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多少先烈在这里洒了最后一滴血。永不忘先烈们勇于献身的无畏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光辉业绩。
（录自云南威信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威信春晖》，1993年印行，第363~374页）
6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其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彪炳青史。这里所记述的川滇黔边区游击战争，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而采取的一项战略决策，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转战川南，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后，率领红军主力向川南进发，拟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调集数十万武装堵在川滇黔边区，又令刘湘集中川军跟踪追击，阻止红军渡江。故中央改变计划，转向云南扎西。在扎西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实现战略转移摆脱敌军“围剿”。根据扎西会议精神，中央军委选拔数名师级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调保卫局第五连和一些干部及伤病员200余人，与地方游击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委派徐策（原红六师政委）、余泽鸿（原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原民运部长）等同志组成中共川南特委，他们的任务一是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红军战略转移；二是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三是安置伤病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1935年2月12日与中央红军分手，在叙永县树坪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接着，纵队便以各种番号在川南开展军事行动，并在叙永县木厂梁子阻击川军首战告捷后，继续向南六县进发，打开了一些重镇，使泸州的川军惶惑不安，误认为红军主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因此刘湘令郭勋祺率三个旅和保安团固守川南要隘，急令进至黔边温水的潘佐旅“星夜兼程回守川滇黔边的门户——叙永城”，又令第一路指挥范子英“兼程回古宋县金鹅池向叙永重镇两河口截击”。又电令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移驻叙永，急令第二路达凤岗旅从黔北赤水“兼程赴叙永扼守”。滇军获悉红军已到叙永黄坭嘴、两河口镇等地，“深恐乘隙窜滇”，急令到达叙永县分水岭之龚顺璧旅回守滇境。这样纵队就牵制了一部分围追截击中央红军的川滇黔敌军主力，配合红军顺利回师黔北，取得了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胜利。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牵制敌军的方案，首先在川南地区实行，引敌进攻游击纵队。特别是有计划地逐步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开川南重要城镇，这使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在川南，电令刘湘加紧“围剿”。敌集结十多万兵力“围剿”游击纵队，从而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红军主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之后，蒋介石忙调尾追中央红军的兵力，布置在川滇黔三省“围剿”游击纵队。当时敌军组织了川滇黔三省“会剿”，其布局为：
四川方面除地方武装外，急调第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驻防川南，委任他为“南路剿匪军第二路指挥”。整个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并采取“跟踪和扭打主义”，妄图消灭纵队。
云南方面，除委任镇雄独立营营长陇承尧为民团指挥，驻守镇雄、威信要隘，充当“会剿”的急先锋外，滇军第二旅旅长安恩浦（驻昭通）还先后派第二团进驻彝良，彭勤营驻防威信，万保邦团进到川滇边区，还有镇、彝二三县保安队与民团数千，参加“会剿”。
贵州方面，蒋介石亲自召见莫雄，令他将江西省吉安专员公署原班人马搬到毕节，成立“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负责‘剿办’贵州红军游击队”。蒋介石还从湖南调第六十三师陈光中到贵州，归莫雄指挥。以后仍恐其兵力不足，令第五十四师郝梦麟部、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第二十三师李云杰部进驻黔西北，收集地方民团，配合川滇军队相机出动，“围剿”游击队。
就在纵队面临着三省敌军“会剿”的时刻，1935年5月中旬，红军黔北游击队前来合队，这对壮大纵队力量，粉碎三省“会剿”是十分重要的。会师后，川南特委当即召开特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作为红军后卫部队，继续转战川滇黔边区，将川南、滇东北、黔西北20多个县逐步开辟成红军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战士，要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在任何艰险中敢于挺身而出，争取革命胜利。
（二）总结教训，扩大队伍，粉碎三省“会剿”
1935年2月，红军游击纵队深入川南以来，转战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打乱了敌军部署，使敌军更加惊恐，于是更加紧川滇黔三省“会剿”。长官司、红山口是川滇边的防共要塞，我部路经红山口时，遭敌埋伏，伤亡100多人，其中干部数十人，主要领导徐策、张凤光牺牲，参谋长负伤被俘。针对这种情况，同年6月中旬特委在威信县簸箕坝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粉碎敌军“围剿”的行动方略。（1）利用山区险要，转战川黔边区；（2）利用地形和群众条件，在游击中消灭敌军；（3）加强敌情调查，寻找敌军无备，突然袭击，促敌被动挨打，或是采取夜战闪击敌军，甩掉追击；（4）利用敌军漏洞弱点，突破敌军“围剿”；（5）随时在战斗间隙中，利用山区隐蔽休整，努力保持旺盛的精力，以适应连续作战。
簸箕坝特委扩大会议后，纵队经过暂时休整，从云南滇东北取道镇雄，进占赫章城，又转入川南门户筠连境内，突袭卞乐瓦，轻取巡检司，打开敌人认为固若金汤的筠连城，相继巧占叙蓬溪镇，闪击兰田坝，威胁泸州，迂回占据大洲驿，佯攻纳溪城，转向南六县进军，袭击长宁附安场、江安红桥镇、珙县洛亥，再转赤水县一碗水场及黔西九仓坝等地，击败敌军追击……这些军事行动，拖着敌军团团转，到处扑空。地方军阀们说：坚决除后患，老家才能保。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实现了牵制敌军的任务。
1935年春至1935年冬末，游击纵队在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纵队由1000多人的武装减少成200多人了。为了改变危险的处境，1935年11月末，在长宁梅垌〔硐〕场贾家湾召开特委会议，大家认为，保存实力，战胜敌军“围剿”，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提出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会后分成两队：一队由刘干成〔臣〕、余泽鸿、刘复初等同志负责；二队由龙厚生、黄虎山、曾广胜等同志负责。分队行动后，二队行军到炭厂暴露目标，被敌击散。长宁县敌军疯狂围攻一队，余泽鸿同志不幸牺牲，我们组织深夜突围，天明到了踏水桥山上隐蔽，次日下午又被敌围追，天黑时才将敌甩掉。
次日部队到连天山时，只剩下17人。第三天发现敌军蜂拥而至，上山“围剿”红军。因此特委提出：
①利用连天山森林隐蔽，每天更换方向和地址，绝对保密不暴露目标，严防敌人攻击，争取时间休整。同时我们设法买粮和穿的用的，领导干部带头帮厨、放哨……同志们对此深为感动，上下团结更加亲密。
②提高战友们的思想认识，指明保卫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问题，我们作为红军后卫部队，为了争取红军胜利北上抗日，哪怕游击纵队覆没了，也是有价值的。当前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坚强的特委领导，又有边区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同时经过近一年的战争锻炼，我们已有一些斗争经验，只要坚持下去，敌军冬季作战不利，也会撤去。而我军收容打散人员和继续扩大红军，就能迅速发展。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敌军“围剿”找不到目标，撤兵回城。我们下山时，通讯员徐茂良带了30多人武装前来归队，以后沿途又发动工农参军和收容归队的同志，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编成两个大队，恢复了纵队建制，仍在红军老游击区活动。
（三）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长征
1936年1月纵队突破敌军“围剿”后，得知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同时得知红二方面军1936年3月来到贵州，希望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留在敌后，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长征。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认为这对增强红军北上抗日救国力量，促进全国人民掀起抗日高潮，将起重大作用，纵队必须首先牵制川军，因此在兴文县洛柏林、炭厂等地战斗，使川南敌军不敢全力向贵州围追红二方面军。1936年6月纵队来到贵州毕节地区，阮俊臣同志带来黔西北游击队200多人合队。之后纵队又击败黔军柳际民旅和滇军补充团的进攻，声势浩大，反动当局极为恐慌，各县纷纷飞电告急，要求急速增援，“围剿”红军。1936年秋召开特委会议，民主选我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在特委领导下，纵队在川南大庙伏击珙县县长刘治国亲率“清剿”的县警备大队、卫队、区民团及四川省第六保安团第十中队400多人。经过激战，打得敌人丢枪溃逃，共缴枪械90余支、子弹千余发，敌军死伤数十人，俘敌县警备队长等百余人。10月下旬，在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下，由刘少成带领川军教导师驻珙县地洞场的四团一营敌一个连士兵，武装起义前来当红军，壮大了纵队的声势。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面对纵队不断扩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川滇黔敌军加紧第二次三省“围剿”。川南以教导师、第五师、穆肃忠、周化成等部队为主，并调川南地方武装协助“围剿”；黔西北以陈光中师、杨森师、柳际明旅为主，并调集地方武装协助；滇东北以安恩浦旅、陇承尧独立营、地方保安队、团防负责“围剿”，而且还不断增派敌军加入“围剿”。由于长期与敌军激战，敌多我少，缺乏后援和补充，1937年1月在敌军重兵“围剿”中，纵队被打散了，有部分同志参加到川南、贵州、云南游击支队，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直到迎接西南的解放。
（四）结束语
纵队的武装斗争，在多于我数十倍的顽敌“会剿”中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敌人在全局战略失败的辉煌战果而结束。特委领导纵队的英勇斗争，配合和支持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纵队斗争失败，是长征付出的有意义的代价和牺牲。同时红军游击纵队用自己的革命斗争实践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尤其是特委组建的川南、云南、贵州三个游击支队，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坚持敌后武装斗争，长达12年之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6年，张爱萍同志为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录自《人民日报》，1996年10月28日）
访问刘复初同志
时间：1976年10月29日至11月6日
地点：内蒙古农牧学院刘复初同志宿舍
访问者：冯寿芳、姚贵浩
刘复初同志，今年66岁，原籍古宋城内人。1岁时，死去了母亲。4岁上，又死去了父亲，6岁时在继母娘家放牛，12岁被继母撵出家门后投靠叔祖，在古宋镰儿沟银矿坪为叔祖家放猪。后来在姑父的帮助下上了卜曼小学。1927年、1928年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运动，1930年春又组织“红军之友社”，开展地下活动。1932年参加古宋县委工作，1933年夏，已经是宋兴特支书记（古宋、兴文两县组成的），1934年冬先后在古宋、兴文和江安地区建立了两支游击队，同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合队后，曾任过司令部参谋长、政委、司令员。1935年冬，洛柏林会议，刘复初同志正式被选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政委。
我们采访期间接触多，谈话内容广泛，为形成材料，仅归纳几个专题整理如下，并请刘复初同志过目审阅，修改。（以下均是刘复初同志以第一人称谈话内容记录）。
刘复初同志与徐策、余泽鸿同志的认识
1935年2月，扎西整编后，主力红军东征重点遵义，同时党中央派徐策、余泽鸿等同志建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1935年3月，红军川南游击队来到建武城，我到建武会见了红军川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徐策（红三军团第六师政委）、余泽鸿（干部团上干队政委，原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春鉴（红三军团补充第二师师长）等同志，会见时，王逸涛也在，他是司令员，徐策同志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共川南特委会议，听取了我的汇报。戴元怀同志没有参加会，曾春鉴参加了一下，因有事，提前走了。会议是在晚上召开的（地点就在建武城街中心茶酒店内），开到天快亮才散会，在行军中，继续谈话，直至长宁梅硐场。
在特委会上，我着重汇报宋兴特支的工作，由于斗争的激烈和艰苦，有的退出了，有的叛变，所以没有成立县委，仅成立了特支，由我和郭平安（中农）、杨泽久（工人）三同志组成。
活动地点在古宋、兴文、长宁、江安，先在古宋组织了第一支游击队，主要成员是过去“红军之友社”为骨干，发动农民参军，开始只有几人，发展到数十人。我们的武器是木棒、马刀、梭标〔镖〕、土炮，最高级的就是毛瑟枪。开始打土豪，打保安队，就得了一些枪支，如套筒枪、勾勾枪（能打五发子弹），队伍逐渐扩大，主要活动在古宋、叙永、兴文、长宁、江安等地，这时已有几十人了，为第一队，队长是郭平安，我任政委。后来我又在江安县红桥坎一带，发起组织了第二队，主要力量是王绍章的绿林兄弟和农民，有几十个人，活动在江安、高、珙地区。第二队队长是高建中（第二十八军当过副排长），王绍章任副队长，我任政委，高淑宽任副政委。
以上两队在川南叙、古、兴、高、珙、江安等地区，我们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党的纲领，扩大游击队，打土豪，打防团，扰敌阵线，伺机给敌人以打击。
在特委会上，我汇报了目前的敌情：“敌川军潘文华、范绍增等5个师团守重庆、泸州、宜宾，尤以泸州为中心，防堵红军北渡长江。王瓒绪部还有刘湘的舅子周小兰的警卫大队，川南保安部队及杨森部队等围追堵截红军，川敌七八万人兵力；贵州境界，国民党嫡系薛岳，周浑元部4万余人，另有贵州军阀周西成部有1万左右；云南敌军龙云部安、鲁、龚、曾旅1万多人，蒋介石调到贵州地界防堵，因此，云南敌军是空虚的。”
特委研究决定，原南六支游击队，总称红军游击队支队，仍在原地活动，协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牵制敌军，扰乱阵线，增敌困难，造成敌军恐慌。
特委听了汇报会，研究了作战方案。我提出的意见是，重点打击川军，这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为红军主力是为了北渡长江，所以要以游击战牵制和分散长江沿岸川军兵力，造成敌军空隙，有利于主力红军过江。敌人醉于城市，也是他们发家致富的老巢，我们袭击重庆、泸州、宜宾，他们一定要以重兵把守，死守城市，红军可趁隙而过。要是在宜宾下游不能过江，我们也要把敌军牵到下游，造成宜宾上游的空虚，便于主力红军从长江上游渡江。
徐策听了这个意见，很高兴，会议讨论也觉可行，接着研究了如何实现这个方案的行动计划。一种意见是立即打到泸州的对岸蓝田坝、纳溪，闪击敌军，佯作过江之势，并不过江，意图在于警告敌军保守泸州，而后从泸州边境闹到合江、赤水、古蔺、江津，让重庆敌军和贵州敌军知道我红军在此，使敌固守城市，尔后又折回打宜宾，促宜敌军死守老巢；另一种意见是主张闪击宜宾，打长宁、庆符，回头打筠连，既威胁宜敌，又威胁滇敌。
此时，红军主力已在贵阳一带，因无电台，游击队与中央红军已失去了联系。因此，特委又认为，如果敌人追红军，我就追敌人，以势前后夹敌，在要害的地方，整他一下，破敌后勤，扰敌阵线，为配合主力红军渡江创造条件。
会议后，特委叫我带原来的游击队（川南游击队），在长宁边界活动，在后方牵敌，徐策、余泽鸿同志带队打筠连，分头出发。
关于叛徒王逸涛
王逸涛原籍四川叙永两河口人，黄埔军校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他们被国民党打散后，王回到老家。后来王逸涛与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王逸涛有个亲戚叫杨登高，是绿林兄弟，已有数十人。1934年冬，王依靠杨的人枪拉起了武装队伍。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后，王逸涛就吹嘘他认识朱总司令，为与红军取得联系，就派他去接头，在川黔边界上王与中央红军接上了关系。王向中央报告了杨家湾已经组织了游击队，要求中央派人去领导。
（在与徐策、余泽鸿的认识中，我听他俩说过，毛主席说：川黔滇边区群众和地形条件都好，可在这些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据这个指示，中央红军路过两河口时就留下了何宗舟是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某团总支书记，带了少数干部和一部分伤病员，在两河上的黄坭嘴与王逸涛合队，筹建红军川南游击队，何任政委、王任司令员。）
1935年2月，中央红军扎西整编后，王又带人与徐策合队，何宗舟带50多个伤病较重的人员留在两河口。
1935年4月，王逸涛的家属被川军抓去关押，当时不清楚敌人的情况。敌人利用王的家属活动他以高官厚禄保全家属动员王。王逸涛与敌人的往来我们就不清楚了。
同年4月，队伍到了叙永的五龙山，王逸涛带了杨登高，拖枪逃跑投敌。
王逸涛叛变后，任川南“剿共”特派员，从政治上组织上大肆破坏和造谣污蔑我们，从军事上“围剿”我们，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
我家离王逸涛家90多里，原来又熟悉，王叛变后，勾结敌人不断逮捕我的叔父刘憎荣、叔弟刘洪恩等人，逼迫他们交待我的情况……企图从中找到线索迫害我。
长官司战斗
1934年12月，中央有个决定，要〈在〉川、滇、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中央也有决定在川滇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而后向川南发展。为在黔北建立根据地，中央军委派人组织了黔北游击队，由张宏光等同志领导。
由于斗争情况的变化，张宏光等带队于1935年4月在叙永的分水岭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合队，共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刘干臣（干部团的干部），政委胡宗权（原红三军团第四师某团政治部主任），第二支队队长张宏光（军委留下的干部），政委余得胜（红三军团第四师某团特派员）。徐策同志任政委兼司令员（因王逸涛已叛变逃跑），余泽鸿同志仍任政治部主任，曾春鉴仍任司令部参谋长，游击队就在川滇黔边区活动。
游击队到了威信长官司，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居高临下伏击我军。有的主张不打，暂时撤退，徐策认为长官司是川滇要道，是我游击队常常出入的地方，主张打乱，而且有把握战胜它（当时游击队已近1000人的兵力）。
硬打硬冲打了一天，大坝川敌又增援了一团，对我实行包围。结果游击队损失很大，牺牲了百余人，我游击队主要干部张宏光、戴元怀等牺牲，曾春鉴、余得胜、胡宗权等身受重伤，徐策同志腹部中弹受伤，抬到罗布坳时，天刚亮，徐策同志牺牲了，游击队一级干部多数阵亡。
部队撤到簸箕坝，特委召开紧急会，决定徐策（应为余泽鸿——编者注）同志任特委书记兼政委，刘干臣提为司令员，配齐了各队组织领导，第一支队长曾晋南，政委李青云（保卫局特派员），第二支队长黄虎山、政委龙厚生（红三军团某师特派员）。
在簸箕坝时，士气有些消沉，军事领导也弱了，干部和战士对牺牲同志也伤心。
1935年5月，特委决定叫我率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前来合队，在兴文地区的博望山我与司令部合队了。合队时，我仅带了川南游击支队的第一队近百来人，第二队还在江安地区来不及通知，后研究第二队就留在江安地带活动也有好处，暂不必带来。
合队后，编为第三支队，队长胡志坚，副队长郭平安，我兼政委，在司令部我任参谋长。
此时，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这时的特委组织成员是：特委书记余泽鸿，成员有我和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
余泽鸿同志在贾家湾召开特委会
余泽鸿同志，长宁梅硐场附近的人（离梅硐场十多里），家庭出生〔身〕地主。余泽鸿弟兄多，他在外学习时间较长，能写会讲，在上海参加了地下工作，从上海到苏区，我听他说，在粤赣苏区任政治部主任，没有听说在中央任秘书长之职或红大副校长之职，只听开玩笑时，有人说他是红大的教授（这是刘干臣业余开玩笑说的，当副校长的事，未听说过）。长征时是干部团的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干部团上干队政委，在扎西整编时，就是从上干队抽的。
扎西整编期间，毛主席指出：留下了一部分指战员同地方游击队合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扎西整编，抽出来的红军干部和战士大多是红三军团的，红一军团的少，徐策、余泽鸿、龙厚生、李青云、曾春鉴等同志都属师一级的领导干部。曾春鉴是红军补充师师长；李清云是特派员；刘干臣是上干队的，还有一个职务是××师的职务。在扎西留下的还有国家保卫局的第五连连长黄虎山（对第一纵队的成立我没有印象，只知道徐策他们带队到两河口合队）。
1935年4月以前（在徐策同志牺牲之前），余泽鸿同志任书记，纵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当时30多岁，政治上有修养，但军事上较差，余泽鸿不像知识分子，很像农民，他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大家看重他，所以他的威信高，但研究问题有些主观。我任司令部的参谋长，同志加亲戚，处得熟悉，行军宿营都在一起。
余泽鸿同志的主观，比如在打兰田坝问题上，他主张闪击泸州。我说不行，过河困难，进退困难，没有回旋余地，泸州又是敌人的重防之地，不能闪击泸州。他想一鸣惊人，出奇〔其〕不意，闪击川军，但在我们的劝阻下，才放弃了闪击泸州的意见。
在红军游击队宣传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游击队逐步在壮大，但敌人对我们进行的大规模“围剿”也在形成。敌陈光宗追我们很紧，以几个团的兵力，妄图层层包围游击队，我们就钻敌人的空子，袭击敌人的要害，仍在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内开展游击战争。
但是，我们对敌情估计也不足，因此，常给作战带来不利，多半是游击行动，不是追敌人，就是被敌人追，所以有时我们的战略战术多半落空。斗争的艰苦和复杂，致使部队又遭到损失。在长宁时，部队仅有100多人了。
1935年冬，在长宁的贾家湾召开了特委会。会上，余泽鸿同志提出了鉴于部队损失大，兵力少，敌人又疯狂“围剿”，主张化整为零，开展群众工作，然后再集零为整，消灭敌人的行为方案。我们觉得兵力少，领导骨干薄弱，加之地方情况不熟悉，这样不利于斗争。
分散了强有力的领导骨干，否则不仅不能独当一面，而且有化整为零、集不成整的危险。因此，主张迅速转移山区，白天隐蔽目标，夜间回到群众家去休息，利用空隙进行修整，以保存实力，待机歼敌为宜。但是，余泽鸿定要主张化整为零的方案，分成了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政委李青云，支队长胡志坚，随司令部行动，以长宁、江安、古宋为主要活动地区，第二支队政委龙厚生，支队长黄虎山，转移云南威信、镇雄、毕节等地山区活动。
结果第二支队进至炭厂时，被川军发现，疯狂“围剿”，致使全军覆没，仅剩下龙厚生、黄虎山两人，隐蔽在红军家属里。其余队员有的打散了，有的牺牲了，有的被抓了，而且也暴露了第一支队的目标。敌人从炭厂打电话到梅硐场，第一支队也受到敌人的包围袭击，经突围后，冲出了20多人，边打边走，撤到江安边上在古宋边境一带时，余泽鸿同志对斗争的形势产生了情绪，甚至有时一谈起就痛苦得流泪，埋怨自己把部队带垮了，自己悔恨地说：“上对不起中央，下对不起同志。”我们总是同余泽鸿同志谈心、谈思想、开导他、安慰他，胜败是兵家常事，对革命斗争要有必胜信心，尽管目前我们受到了挫败，要肯定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是很大的，革命在今后定能发展起来的。
行军到古宋坭基潮一家群众家里，四面都是敌军，夜间睡不着觉，我们起来烤火，此时天还未亮，敌人就跟上来了，在危急时，余泽鸿同志牺牲了，余下的29人踏上新的征途。
连天山受围
在敌军围攻中，我们余下的20多人转移到了古宋西区塔水桥，又碰上了住〔驻〕在该地的川军，打了半天，距敌30来米，敌军高喊：“抓活的。”我命令我们的同志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沉着迎战。此时，敌兵见我们甩了包袱都去抢东西，趁隙我们甩掉了敌人的尾追，在日落西沉时，有雾，我们上了踏水桥背后的一座山上，宿营住在一家老乡家里。刘干臣主持召开了紧急特委会，会议研究了面对这样斗争不利的情况，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往连天山隐蔽，连天山山高树多，连界的还有一个万里广（岩），地形险要，利于我们休整，保存实力，发动和依靠群众，逐步壮大，继续开展对敌斗争。李青云、刘干臣等同志同意了这个意见。刘干臣同志提出，余政委牺牲了，由刘复初同志担任，他有病请假休息，在他未归队前，司令员由刘复初兼任，李青云同意，并请刘干臣公布。我们当晚行军，走了半天路程到了连天山，到连天山时，天亮了。第三天敌军重重围住山下，十分嚣张。
（在特委会上刘干臣因病，要求留下养病，特委的同志也同意，这样，刘干臣就留在塔水桥附近一家姓高的老乡家里养病。）
来到连天山，我们只有17人了。游击队干部还有我和陈兴才、曾广胜、李青云、胡志坚……连炊事员，管理员在内一共17名。
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不分彼此，为了革命，不怕吃苦，我们也要坚持下去。我们不分干部战士，轮流站岗放哨，既要打仗，也要做群众工作。
虽然我们人少，仍保持着原来的编制。我任政委兼司令员，领着游击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
连天山上分散座〔坐〕落十多户人家，为使游击队利于隐蔽、休整，并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要做好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也是当前我们迫切要做的工作，我们首先要使群众知道和了解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毛主席留在川南为劳动人民打天下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明白我们的意图，把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立即封锁了消息，并依靠群众帮助红军游击队买粮食，送情报。白天隐蔽在森林里，夜里又回到群众家里休息，虽然单薄的衣服被刺林扯破，有的血和衣凝结在一起，但同志们没有叫苦，没有退缩。干部以身作则，关心和体贴战士，同志们团结一条心，由于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坚定了一定要把红旗扛下去，革命一定要胜利的信心。我们依靠群众，买米和草鞋，先顾战士，有了草鞋，先给战士穿，在冰天雪地里，我还是一双赤脚，战士深受感动。我们只要能战胜困难，革命就会胜利。干部分头作〔做〕工作，同志们都表示要生死与共，团结抗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分心，大家还提出，为了革命不怕冻，不怕饿。
敌人天天机枪扫射，天天搜查连天山，我们在森林里同敌周旋，敌始终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得知，敌人在踏水桥清乡时，杀害了刘干臣同志，并取头示众，敌军扬言“共匪”已被消灭，“匪首”刘复初“阵亡”，收兵回城。
在连天山住了一个多月左右，我们下山来到了古宋、江安、长宁、兴文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又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镇压反革命，继续开展对敌斗争活动。
洛柏林会议
1936年春（1月），转移到了洛柏林，召开了特委会，会议解决的问题：一、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二、分析研究目前形势（失败后的情况）；三、选举特委成员；四、研究和确定今后发展情况和行动方针。
会议正式选举了我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政委，选龙厚生任纵队队长和特委委员，选李青云为游击队特派员和特委委员。
在总结经验教训中，从革命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只注意完成了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交给的牵制敌军、扰乱敌线、打击敌人的任务，忽视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没有后勤，没有整休的地方，没有妥善安置伤病员，军需无法补充，兵源补充缺乏，没有后方，越打越少，这是沉痛的教训。
对游击战争的特点认识不足，因而对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掌握不好。没有坚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原则，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但在敌强我寡的情况下孤军深入，甚至打硬仗，更不能打主动仗。长官司一仗的教训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白区打游击，要充分发动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战争，以武装的人民群众力量来打击和消灭反革命。打打走走，走走打打，没有形成革命群众运动，最后还是孤军作战，造成了实际上是与敌人拼命，不懂得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革命战争就是要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胜反革命。〈毛〉主席讲：“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贾家湾会议的化整为零，积零为整，也充分说明我们对游击战争的规律和特点认识不足，“化整为零、积零为整”在战术上是可以的，但要有条件，力量太薄弱了，群众工作也做的〔得〕不够，其教训是“化”而不“积”。
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做好统战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全〔合〕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在当时这是对的，但没有做好，对中农的联合就没有联合好。对白军中的兵变工作没有做好，对绿林兄弟的工作没有做好，结果会造成扩大了对立面，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不会组织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军，相应减弱了革命的力量，都是我们严重的教训。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但在队伍中对于党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做的〔得〕不够，对老党员思想教育不够，在发展新党员上存在着保守思想，更未有组织有计划地去发展，只做了个别发展工作，在地方建立党的组织也没有提到日程，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后方支持工作。
我们学习了中央苏维埃在江西印发的一个小册子，并予参照，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川、滇、黔边的实际，以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为指针，拟出了《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见附件）。
这个纲领的意图就在于总结历史斗争经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一步宣传群众，发展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川、滇、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的想法是：
（一）以威信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什么？因为：①威信为滇敌控制力量薄弱的地区；②群众基础和群众条件好，广大劳苦群众对革命的要求迫切，群众受苦深，利于发动；③地形条件好、山大、有森林、地形复杂，可回旋，同时威信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有利于发展革命形势，建立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经济条件虽差，只要实际问题解决了，生产问题是可以发展的。
（二）以川南叙永为中心，建立川南革命根据地。先在叙永的大坝、两河口、分水岭、古宋的三关殿、海纳、银矿坪、兴文的建武、炭厂、五村、洛柏林、长宁的梅硐场，珙县的硐铺，江安的红桥坝等地建立根据地。这些地方敌人统治力量较薄弱，但又比威信的敌人力量强，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较好，地形亦为复杂，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逐步联〔连〕成一片，赤化川南。
在这期间，我们仍活动在川南地区，即于叙永、古蔺、古宋、兴文、长宁、珙县、江安等地。因为我们听说，红二、六军团的（贺龙、萧克部队）已经进入贵州，我们的分析，红二、六军团可能以中央红军的路线进军，所以我们仍在川南牵制敌人，而川南的敌人也没有放弃进攻我们，这样有利于红二、六军团的顺利进军。在此期间我们打败过川南敌人的所谓“剿匪”军，川军教导师、第五师就被牵制在宜宾、泸州一带，为红二、六军团顺利插过川边创造了有利条件。直到听说红二、六军团从长江上游渡过了金沙江，我们才把活动重心转入了云南和贵州地区。继续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条件。
为创造川、滇、黔边区根据地的行动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牵制川敌，为红军二、六军团顺利经过川边创造了条件。在斗争中，游击队壮大起来。为实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制定的《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迈出了新的步伐。积极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武力准备，因此努力争〈取〉进行以下工作：
（一）做好群众工作。红军游击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只有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可能建立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川、滇、黔边区的劳苦群众，受苦最深，对革命的要求迫切，发动他们起来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革命战争是离不开群众的，“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首先，我们是以大队的单位，分片包干，各队住的宿营地，就由该队做好周围的群众工作，召开居民座谈会，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要了解群众疾苦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了解红军，拥护红军，参加红军，负伤留下的伤病员，既又养伤，又要成为群众工作的宣传员，在群众中，注意发现骨干，培养骨干，锻炼和考验骨干，有的发展为党员。
在宣传群众中，利用文字宣传员，书写标语和口头宣传，都发挥很大的作用，发动群众参加打土豪，分粮食，当时分田地来不及，就分土豪的恶霸的粮食钱物，烧契约、借约，镇压反革命，逮捕和公审收税官吏，罪大恶极的，民愤大的收税官吏给以镇压，组织群众抗捐抗税抗租，取消苛捐杂税，打敌乡公所，打掉团保，如在威信与镇雄地界什么地方就打了一个姓陈的保长，又是一个恶霸，发动了群众，老乡还用石头砸死了恶霸。群众动员起来了，工作也开展了，发展了革命形势。如有的老乡，帮助为游击队养伤员，买粮食，送情报，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扩大了党的政策的宣传，有的主动报名当红军，兵源也逐步有了解决。红军游击队除川、滇、黔边第一次合队发展到1000人以上外，而后又两次发展到1000人左右。
（二）做好敌军兵变工作，改造教育起义白军，不仅削弱敌人力量，也是壮大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具体行动中，由于没彻底肃〈清〉王明路线的流毒，也犯过严重错误。如对待1936年春（3月）阮、陶部队合队一事也是最严重的教训。
陶树清原贵州军阀第五旅柳际明的部队（陶是该旅×团的记不得了），在毕节地区，陶带一个营起义，拉出队伍后，到杨家湾找拥有绿林兄弟的阮俊臣，要求合队，阮说，这样大的队伍我领导不了，要找共产党领导，找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他们已将队伍拉到了镇雄的花朗，此时，正当我队从威信罗布方向过来，阮、陶派了两个代表前来接头，一个是欧阳（红二、六军团留在阮部做政治工作的），另一个是陶树清派的代表（记不清名字了），在离花朗廿来里路的地方找到了我们（是在晚上），他们说明了要求合队的来意后，我们召开特委会，同意了合队的意见。当晚出发，清晨来到了花朗。我是红军川、滇、黔纵队代表，在一个土豪家里与陶、阮进行谈判（他们的司令部就住在这个土豪家，姓李？），参加谈判的还有他们的营长，首先由陶树清谈了他们兵变的前后情况，阮俊臣谈了红二、六军团留下他的情况，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向他们表示欢迎，并由他们对番号、编队，干部任职安排等提出意见，阮、陶都表示要成为红军游击队的组成部分，建议由红军游击纵队决定，会上还研究怎么行军，怎样对付黔军的追击，至于今后行动的方向，待摆脱黔敌追击后再研究，在这时，黔军柳际明部追来了，陶部慌张，我叫他俩组织所部撤退，我们负责挡住追敌，我们摆开阵地，沉着迎击，顽强战斗，击退了柳部的追击。实际上这一仗也是打给他们看的，陶树清很佩服我们“到底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勇敢、顽强，坚定了陶树清、阮俊臣合队的决心，这一仗也使柳部知道我们是支持陶树清的，不可轻举妄动。
部队撤到威信院子后，就在场上双方代表又继续开会商谈，而后经过特委决定合队后总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阮部原叫抗日先遣队，不用此名）。我任总政委（即司令部政委），阮俊臣任司令员，陶树清任副司令员（阮俊臣是二、六军团发展的党员），曾春鉴任参谋长。部队编为三个支队，一支队以阮俊臣部为基础，加以补充和调整，支队长姓阚，政委欧阳；二支队以陶树清部为基础，加以调整补充，支队长姓唐，政委旷善荣；三支队以原川滇黔游击队为基础，支队长龙厚生，我兼政委。
支队由纵队司令部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陶、阮部带来了600多人，我队200多人，逐步发展扩大兵源，游击纵队又迅速发展到1000人左右，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浩浩荡荡，声威大振。
但是，事物在发展，斗争在复杂，情况在变化。由于我们对党的思想建设做的〔得〕不好，对老党员教育不够，对新党员的发展也很少。党是部队的领导核心，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做得也不够，特别是部队干部中对于路线教育抓的〔得〕不够，以致给整个部队带来了损失。由于部队中成份〔分〕复杂（当然大部分出身和本质都是好的），有起义白军士兵，有绿林兄弟，有老游击队员和工农参加红军的新战士。譬如有的士兵，犯了错误（如抓了群众的鸡，拿了群众的东西等），有的同志就骂、就训，不是从正面进行纪律教育，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仅骂人训人，还处分战士，没有耐心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政策认识水平，行军作战几个月，领导干部中产生了意见，战士中产生了情绪，加之敌人对我们的追击也加紧了，追敌也多起来了，斗争也更艰苦复杂了，我们的队伍也逐渐减少，由于敌人的围追，暂时不利于我的因素增多。陶树清提出了三个意见：（一）为了避免敌人的大规模进攻，减少公开宣传，增多秘密的和口头的宣传；（二）要耐心教育战士，骂人训人在部队中会产生不良影响；（三）开辟新区，摆脱敌人的“围剿”和进攻，把敌人甩在老区。龙厚生认为这三点意见是反动的，第一，红军就是宣传队、播种机，不公开宣传就是不革命，对于犯了纪律的就是要严肃处理，第三条是阴谋吞并我们。我们提出了不同意见帮助龙厚生的认识，特委会搞不通，开了扩大会也搞不通。由于当时我们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认识不足，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没有认真批判和认识，没有把这一问题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因此仅以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否定了我的意见，多数同意了龙厚生的意见。
会后，分开的思想变成了现实。大约是行军到了贵州的赫章地区时，趁夜，龙厚生通知我甩掉阮、陶部队，同原川滇黔游击队（合队后编为第三支队）出发了，离开了赫章。我们走了，天亮了，阮、陶才发觉第三支队不在了。
此后，敌人加紧对阮、陶的进攻，不久，陶被敌人活捉整死，阮俊臣侥幸得脱，全军瓦解。
阮俊臣在威信水田寨找到我们时，大发怒火，说共产党不改造我们是错误的，你们把我们甩掉被敌人吃了更错，阮说后大哭一场，弄得龙厚生面红耳赤。
旷善荣在延安整风学习时，总结回顾了这一历史教训，在他的笔记本上还写道：“只有刘复初是坚持要改造白军的政策。”
同年夏天，川军教导师第二旅的刘少成、兰澄清杀死他们的营长，于底硐铺带了100多人起义，派人到罗布与我们联系，在簸箕还召开欢迎会。补充了一些人枪。编为第三大队，刘少成任大队长，兰澄清任副大队长，指导员曾广胜。
我们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白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也会影响更多的白军起义，瓦解敌军，如刘少成、兰澄清起义来的战士一个也没有跑的。
对白军官兵加强政治宣传，以不同的性质、表现加以分别对待，如兴文的田海云，他在炭厂有相当一部分力量，我们还公开同他谈判过，提高他的政治觉悟，他表示不打红军，但也不愿革命，后来还为我们送过子弹和情况〔报〕。我们路过建武时，敌人调田打游击队，事先还给我们通气，枪朝天放。对于此类情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我们也不打他。但是，对于有的两面派，一面同我们联系，一面又同国民党拉关系，不利于革命的，就采取打击和镇压。如威信院子的胡纯武就是一例，与我顽抗，吞并绿林兄弟，为非作歹，给予坚决打击，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争取、教育、改造绿林武装
川滇黔边地区绿林武装大大小小的不少，对于绿林武装要作认真的阶级分析。云、贵、川广大劳苦群众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尤为深重的是农村的贫雇农和城镇中的贫民，国民党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盘剥，拉夫派款，地主资产阶级的重租及高利贷，刮〈民〉脂民膏，逼得穷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有的逼上了“梁山”。当时有民歌描写穷人受压迫剥削的情景：“兵如梳，官如篦，团保犹如刀子剃；地主收租又收高利，逼得穷人没活命。”
正是这样，逼上了“梁山”，大多是出身贫苦本质好的人，不能把他们当“土匪”，以阶级观点作分析，分别情况，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教育改造他们，使他们懂得革命的道理，拥护共产党，为争取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投入革命斗争。对历史清白的，本质好，表现积极，真正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游击队的，通过教育，斗争中观察，培养，还可以发展为党员，如殷禄才就是这种情况。川滇黔游击纵队是红军长征中毛主席播下的火种，殷禄才及川滇黔边大大小小的革命武装，就是红军川滇黔纵队播下和培养的种子。
同样的，对于仅有一般来往联系，对革命斗争表示同情，但不愿参加革命或者不是真心革命，只希望我们不打他们，不消灭他们，只要他们不为反动派效劳，不破坏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也不打他们，也不依靠他，但不放弃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有时还可以利用他们。
总之，对绿林武装，以阶级分析，看表现，分别对待。如院子（威信县院子场——编者注）的胡纯武，是绿林兄弟，后又任了团防大队长，并吞了姓苏的绿林武装，欺压群众，根据绿林兄弟的要求和群众的反映，对胡实行了镇压。对绿林队伍的教育改造，一种是随军学习，加以训练，一种是当红军后，又派回去，如院子姓苏的就是派人去做工作（主要是靠留下的部分伤病员同志去做）。通过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加强路线和政策教育，懂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才能得胜利，被压迫剥削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翻身。同时，要加强革命的纪律教育，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革命才能得胜利。
殷禄才与我离别时，他向我表态（根据他的意思，我给他修改的）：“党的教育心明亮，浑身是胆气豪壮，红军来到我家乡，送了一些新式枪。发展扎西游击队，组织工农闹革命。”
（四）民族政策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团结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向他们宣传党的纲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巩固民主政权，争取各民族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后略）
（五）整顿部队，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我们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如：1.对执行路线重大意义认识不清；2.对形势认识不清；3.对建立根据地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而且没有经验；4.对瓦解敌军的工作做的〔得〕不够；5.对建党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6.对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严，对部队的纪律教育还差；7.对伤病员的工作做得不好；8.部队的团结工作也存在问题。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学习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当时对遵义会议的精神虽不大清楚，但根据徐策、余泽鸿同志过去讲的精神来学习），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为〔的〕领导地位，主要精神是知道一些，当时最清楚的还是四渡赤水，三甩敌人，摆脱40万敌军围追堵截，在战略转移上取得了主动权，胜利长征。
我们反省了甩掉阮、陶的错误教训，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行动方向。
另外，学习了洛柏林会议的精神，学习了1935年失败的教训，学习了建立根据地的行动纲领，这个问题应该提到日程。我们争取在1936年冬至1937年春建立一个或几个革命根据地，正确认识革命发展的好形势，看清国民党中央军之间以及与地方军阀的矛盾，有利于我们发展革命的形势。在川滇黔边扩大和深入了党的影响，党的路线、政策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认识。同时，在此期间（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在陕北胜利会师，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的，鼓舞人心。红军游击队全体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全体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1936年秋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大规模的对我川滇黔游击纵队的“围剿”，我们对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一直未能实现，由于对敌斗争的激烈，敌人的疯狂“围剿”，从贵州的瓢儿井、燕子口到镇雄的关上、母享，威信的斑鸠，人员越来越少，兵源被敌截断，伤员增多，最后转移到威信大雪山时，又只余下20多人了。
殷禄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殷禄才是一个受压迫深，到处流浪，最后逼上“梁山”的绿林弟兄。1935年秋，殷和我们联系，要求革命。但是，当时我们没有重用他，只对他作了政治思想的教育工作。你是一个劳苦群众，就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为劳动人民打天下，而不是为个人摆脱压迫剥削，要看到受压迫剥削的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只有被压迫剥削阶级得解放，自己也才能得到翻身解放。我们叫他回去好好向群众宣传，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起来向反动派斗争，这实际上是考验他。
1936年秋，川滇黔游击纵队到了郭家坟地区，殷禄才又来了，他说：一个人发动群众闹革命家没办法，要求当红军、干革命。当时，我想，如果他对革命不忠诚，他就不会再找我们了。这时，殷禄才才30来岁。听了他的要求，以及他的表现，我们就把他留下随军学习，让他亲眼看看我们游击队的实际行动，让他在部队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他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因此，我们没有把他分到连队。当时有个想法，在云南我们跑了很多地方，殷禄才要求参加革命是很诚恳的。自1936年底敌人追我们也很紧，想在大雪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赤化威信、镇雄，在威信搞一下红点，逐步赤化全威信，而后赤化镇雄及川滇边区，山区人民苦难深重，对革命的要求迫切，就需要培养地方骨干去领导。这样，我们把殷禄才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尤其是我，多次与他谈话，谈思想，让他随军多有机会学习党的路线，政策，随时对他讲斗争形势，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情况，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无能，他们不抗日，反而血腥镇压人争〔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军阀混战，弄得民不聊生，要革命、要斗争，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明确了革命的奋斗目的，为实现劳动人民的解放，我们就要不怕流血牺牲，为革命艰苦奋斗，在任何情况下，在什么艰难困苦的场合下，要树立克服困难、革命必胜的信心。哪怕只剩一个人一条枪，也要干到底。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掉县、区、乡公署，把枪支夺过来武装工农自己，袭击敌人要害，破坏敌人的交通，截断敌后军需，夺掉敌人的军火物资，给敌人处处造成困难，取得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等等各方面的政策在殷禄才随队期间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殷禄才随游击纵队在云南、贵州地区走了一个多月后，表现很好。我与龙厚生、李青云研究，决定发展殷禄才入党，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通过特委研究同意，殷禄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由我通知了他。
通知他入党时，殷禄才还不知道要入党，他高兴极了，他表示，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到底。
解决了殷禄才的入党问题，我们发给了他十几条枪，决定由他回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革命斗争。
分别时，殷禄才还向我表态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心明眼亮，明确了斗争方向，回去后，决不辜负党的教育，纵队的培养，组织群众干革命。
1936年冬，川滇黔边游击纵队再次失利，余下20多人逼迫上了大雪山，想把殷禄才调来做向导，派谁去我记不得了，有派人去这回事，是肯定的。但派人去后，在敌“围剿”中没有与殷禄才联系上，也没有见过面。
殷禄才离开部队后，希望他回去建立游击队，并决定派人去做政治工作，由于斗争情况的变化，直至1936年冬末，才派同志帮助殷禄才工作。
1937年12月，我在武汉办事处报到后，组织上又曾派我到了川南，并派兰澄清找过殷禄才，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但是，此时王逸涛得知我已到了川南，要暗害我，所以一些熟人如许剑霜等，敦促我迅速离开川南，党组织调我离开川南以后，对殷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但在1947〈年〉至1948年，偶然在《参考消息》见到转载川滇黔边区游击队活动的消息，可见革命火种，燃红川滇黔边区，愈烧愈烈。
但是，我相信殷禄才在党的教育下（当时就觉得这个人不错）有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
总之，殷禄才是一个共产党员。殷禄才是共产党培养过的骨干，殷禄才受共产党的教育，懂得革命的道理，殷禄才的枪是共产党发的。殷禄才执行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因而对敌斗争能坚持多年。据说，〈他〉最后在敌人“围剿”中牺牲了。
（当我们讲到殷禄才是1947年被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围剿”时——刘复初同志说：“殷禄才为民除害、英勇杀敌，是扎西人民的光荣。”）
刘复初亲笔批写：
谈话记〔纪〕要我看过了，反映了当时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一些革命事迹。由于时间仓促，稍作补充修改，请再充实内容，争取更加完善。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是毛主席在红军长征中亲手播下的革命火种，它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游击队的指战员和当地革命群众共同艰苦奋斗，在敌后坚持对敌斗争，基本上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历史任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经历，已经过去40多年，以往没有记载，难免忘去不少，临时回忆，可能不够全面，不够切实，仅供参考，并谋指正。
刘复初
1976年11月7日
［录自《访问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整理资料》（第56~113页）。红军长征过叙永川南游击纵队专辑，全宗号：307，目录号：1，年度：1978年，案卷号9］
一、组织红军游击队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阀们各自为政，四川军阀混战，互相争夺地盘，造成封建割据，在军阀统治的地区各级都设为政权，为军阀们服务，大收苛捐杂税以饱私囊，抓壮丁当兵和收容土匪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贪官污吏勾结土豪团保压迫剥削人民，摊派军粮和军饷，加重地租和高利贷，拉夫修碉堡挖战壕，真是劳民伤财，加上天灾逼得民不聊生，人民怨声载道，仇恨满腔，当时人民诉苦的歌谣：
兵如梳、匪如篦，团保犹如刀子剃，地主老财加租利，逼得干人没活命，没活命！
军阀土豪像豺狼，掠夺人民钱和粮，强迫当兵和劳役，逼得干人家破人亡，家破人亡！
这是劳动人民在控诉军阀土豪、贪官污吏的罪恶，说明劳动人民要革命的社会根源，也是组织红军游击队的群众基础。当时我们分析，经过党的宣传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分清敌友，指明方向，动员干人子弟参加红军，打倒国民党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工农群众是会跟共产党闹革命的。
1927年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后，疯狂镇压革命运动，在各地抓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时白色恐怖弥漫了天空，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同志们〈被〉逼得奔走四方，重新组织力量继续革命。但是困难重重，走到哪里都人地生疏，没有职业掩护，随时都会发生危险。要找职业无门路，办事没有经费，日常生活靠自己解决，有时又饿又冻，还要坚持工作，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常常有可能脑袋搬家。我们心想敌人用武力镇压革命，我们就用枪刀镇压反革命，绝不能赤手空拳坐等敌人抓杀咱们。1931年后，我们逐步领会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遵循毛主席教导，走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的光明大道，因而目标更加明确，下定决心组织红军游击队拿起刀枪闹革命。
当时曾在叙永特区发动干人弟兄反饥荒分粮食的斗争，从经济斗争转为政治斗争、武装工农闹革命。在古宋县南区发动群众斗倒了区团总，从上层建筑夺取领导权，从基层组织团丁和白军起义，在工农中建立“红军之友社”。争取这些武装组成红军游击队，首先赤化一个地区，〈再〉逐步赤化川南各县，不断武装工农群众，不断夺取政权，但我们缺乏经验，未能逐一实现以上计划。
1934年冬，得知中央红军向川滇黔边区进伐，喜讯传来，同志们心花怒放，认为有了党中央直接领导，赤化川南就有保证了。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来临，中共叙永特区有些同志在黄坭嘴杨家湾等地发动一些农民和杨登高带来的绿林武装，组成百数人的红军游击队，在叙永、古蔺边境活动。
其次，中共宋兴特支书记刘复初、宣传委员郭平安、组织委员杨泽久在古宋、兴文等县先把“红军之友社”的成员和部分工农弟兄组成数十人的红军游击队，又在江安、长宁等县发动一些农民和当地绿林武装组成数十人的红军游击队。
以上两支游击队后称为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叙永、古宋、兴文、长宁、江安等县边区活动。先打土豪、保安队，后打军阀部队，夺取这些武装来武装工农群众，逐步把土炮马刀换成新武器，同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军阀收苛捐杂税，反对团保摊派军粮军饷，反对地主老财重租高利贷，反对抓壮丁，拉民夫；欢迎干人弟兄来当红军，欢迎白军士兵拖枪来当红军，欢迎绿林来参加革命，欢迎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打倒土豪贪官，为祖国民族生存独立而斗争。这些宣传和行动深得贫苦老百姓的拥护，激励他们仇恨阶级敌人。当时穷人编唱这样的歌谣：
拿起枪刀闹革命，不交租税不还债。
打倒军阀土豪，打倒贪官污吏。
取消团保的权利，穷人当家自掌印。
一心保护老百姓，真心拥护共产党。
这是劳苦大众仇恨敌人的愤怒〈声音〉，也是他们要打倒敌人的誓言；这是劳动群众参加革命的反映，也证明劳动人民坚决要革命。
二、红军长征中的革命火种
红军川南游击队后称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是红军长征中，毛主席播下的革命火种，是红军长征中的后卫部队之一，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指示而产生成长起来的，活跃在川滇黔边区。据余泽鸿同志（中央派来的）说：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有指示：川滇黔边地区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都好嘛！可在这些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土城战役后，伤病员提出意见，寄在老乡家不保险，要求妥善安置……毛主席还说：山区条件很好，留下一些干部和武装及伤病员，成立红军游击队，在敌后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在川滇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解放劳苦大众……
据当时的文件看出，如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行动方针的决定：“甲项指出，立刻准备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主要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第二兵团……）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滇黔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红军黔北游击队和红军川南游击队正是根据这项决定而成立的。又如：1935年2月24日（应为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乙项第二条指出，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第四条中又指出：在长江为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时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金沙江，从泸州上游渡江……红军川南游击队便是根据这条作战计划在川南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在上游渡江。
1935年1月，红军打开遵义城后，计划经川南渡江北上和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会合，遭到四川军阀潘文华部带多个团在泸州、宜宾等地严重阻击而南下。四川敌军紧紧追击，毛主席提出声东击西的作战部署，从川南西进云南扎西，然后东征重占遵义，从而把敌军甩在川南，因此红军川南游击队为配合主力红军声东击西和渡金沙江留在川南牵制敌人。
1935年2月，毛主席在云南扎西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为了精简机构，充实连队，军委颁布了整编命令。命令甲项第四条中指示：红一、红三军团应按新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余的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队，其中一部分经过宣传与选拔可以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中央军委根据以上决定和情况，红军路过叙永先留下何忠〔宗〕舟（红三军团第五师某团总支书记）、陈兴才〔陈彪〕（红三军团第五师某团特派员）带了少数干部和一些伤病员同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筹建了红军川南游击队，司令员王逸涛（当地干部）、政委何宗舟，政治部主任陈兴才〔陈彪〕，游击队司令队下设三个大队有200余人。
在扎西整编中央军委又派徐策（第六师政委）、余泽鸿（上干队政委）、曾春鉴（补充第二师师长）、戴元怀（民运部部长）等同志带了保卫局第五连和一些伤病员有200多人去同红军川南游击队会合，正式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500多人编成五个大队。政委徐策，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参谋长曾春鉴，工作团团长陈兴才〔陈彪〕。
同时，成立了游击队的领导核心中共川南特委，由徐策、余泽鸿、戴元怀、曾春鉴、王逸涛组成，徐策、余泽鸿先后任特委书记。从此川南游击队在特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川南开展游击战争，首先在叙永、古蔺、古宋等县袭击敌军，配合主力红军渡赤水，很快引起川军刘湘部队不断进攻游击队。王逸涛在敌军威胁和高官引诱下，在五龙山带着杨登高武装私逃投敌叛变。王和敌人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破坏我们，造成游击队很大困难。
但是不久红军黔北游击队向川南发展，由张凤光、陈宏、曾广胜等同志带来200余人，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会合，编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长刘干臣，政委胡中权（有写作胡宗权）；第二支队长张凤光，政委陈宏。曾广胜在政治部工作。800多人的武装，战斗力更强了。
但在1935年春，在长官司激战中，我部伤亡了主要干部，徐策、戴元怀、张凤光、陈宏等同志牺牲了，曾春鉴、胡中权和大队的负责干部受了重伤，只剩下600多人，领导力量削弱了，同志们有些关〔担〕心今后的发展问题，特委决定补充领导干部，刘干臣任纵队司令，余泽鸿任政委，周达山（有写作周大山）任参谋长（后私逃了），曾晋南任第一支队长，李青云任政委；黄虎山任第二支队长、龙厚生任政委。
同时，特委决定刘复初同志带领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前来合队，编为第三支队，由胡紫键任支队长，刘复初任司令部参谋长兼三支队政委。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改称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和川滇黔边区特委，由余泽鸿、刘干臣、刘复初、龙厚生、李青云组成特委，余泽鸿任书记。
从此，积极扩大红军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转战在川滇黔边区，继续威胁军阀们的老巢，打得敌人恐慌不安，引起川滇黔三省敌军联合“围剿”，从而减少了围追主力红军的敌人，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配合主力红军渡江北上抗日。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流传歌声〔谣〕：二月里来到扎西，队伍整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三、牵制敌军计划（中共川南特委会拟订的）
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核心——特委认为：党中央交给我们牵制敌人的任务，是光荣的，这是主力红军粉碎敌人“围剿”和胜利渡过长江天险的大问题，是争取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和为祖国生存的大问题。因此我部坚决保证完成任务，把敌军牵制在川滇黔边区，配合主力红军摆脱敌军围追堵击，为此我们必须：
甲、分清敌情才能取胜。
1.在川滇黔边区围攻红军的敌军都是我们的敌人，但四川刘湘部队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因他能调动十多万兵力进攻红军，川南是刘湘的老巢（根据地），所以集中兵力严防川南长江沿岸阻止红军北渡长江，同时又在川南各县驻军，企图围追堵击红军，阻止红军向长江边上进发。
2.四川军阀混战，拼命争夺地盘，扩大自己势力，川南物资丰富，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军阀们视若肥肉，大都想霸占川南。特别是重庆、泸州、宜宾等大城市是刘湘经营多年的统治中心，政治军事比较集中，是刘湘的老巢命根，军阀们怕丧失川南更怕丧失宜、泸、渝等城市，影响他〈们〉的前途，定会死守这个地区。
3.红军长征到达川黔边区曾渡赤水到川南，敌人认定红军要在川南渡过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所以蒋介石调了40多万敌军布在川滇黔边区，妄图在川南歼灭红军。中央军委为使敌人计划落空，留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南牵制麻痹敌人，使敌以为红军主力在川南，借此机会甩掉敌军，便于主力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而北上。
4.贵州云南的军阀们和四川军阀都是共同的特点，争夺地盘，固守老巢，保存实力，图谋发展，特别是蒋介石的阴谋：利用“剿共”来消灭地方军阀力量，企图把国民党势力伸进川滇黔内部，这是地主军阀最担忧的，互相都有戒心，都怕自己吃亏。
5.四川军阀统治多年残酷压迫剥削老百姓，因而广大劳动人民最恨，早想打倒他们。
乙、牵制敌军主要措施：
1.在川南和滇黔边区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欢迎干人弟兄参加红军，欢迎白军士兵起义来当红军，欢迎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支援红军；反对国民党军阀进攻抗日救国的红军，反对军阀土豪压迫剥削老百姓，反对军阀贪官收苛捐杂税和摊派军粮军饷……从而分化和孤立敌人，不断扩大革命力量。
2.在川南开展游击战争，首先配合主力红军声西击东，重占遵义，同时威胁军阀老巢宜宾、泸州、重庆等大城市，促使川军重兵固守这些大城市，防御川南长江下游，空虚宜宾上游，便于主力红军在长江上游渡江。
3.在川南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川南各县驻军，重点打击围追红军的敌军，便于主力红军胜利长征。
4.在各地破坏敌人军事建设，摧毁敌人区乡政权，夺取地主武装工农群众，组织地方游击队，配合红军游击队行动，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不交租、不还债，组织工会农会镇压反革命和贪官污吏，打掉收税关卡，取消苛捐杂税，扩大农村成为游击根据地，把革命红旗插遍川南各地，促使敌人恐怖，集中兵力对付我们，减少围追堵击主力红军的敌人。
5.虚张声势，麻痹敌人，威胁宜宾敌人就称宜宾纵队；威胁泸州敌人，就称红军泸州纵队；威胁贵州敌人，就称红军贵州纵队，各地出现不同称号，使敌莫明〔名〕其妙，以为红军主力还在川南，并在川南围攻我部，拉住敌军后腿，起到牵制敌军的作用。
6.如果川南敌军围攻我部，可向贵州进伐；如果贵州敌军围攻，可向云南进伐，总之同敌周旋，利用敌军空隙，转战川滇黔边区，把敌军牵制在川滇黔边区。
丙、抓紧宣传教育。
1.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敢于战胜敌人残酷进攻，鼓励同志们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坚决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
2.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经常都唱这支歌，在行军出发时检查贯彻执行情况，好的表扬，差的教育，密切红军和劳苦群众的关系。
3.加强俘虏政策的教育，提倡优待俘虏，打胜仗时大家做好俘虏的工作，争取白军士兵起来当红军，扩大革命力量。
4.发扬阶级友爱的革命精神，勉励同志们既要注意宣传扩大新战士，又要注意帮助新战士提高政治觉悟，增强军事知识，解决生活困难，新老战士亲密团结起来，共同保证完成任务。
以上甲、丙项意见公开宣传，乙项意见只限领导同志掌握，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保证胜利完成牵制敌军的光荣任务。
以上作战计划是在四川兴文县顶冠山制定的，参加特委会的有徐策、余泽鸿、戴元怀、曾春鉴、刘复初等同志。
中共川南特委
1935年2月
四、掩护主力红军渡赤水河
1935年2月，中央军委指示：要红军游击队掩护红军主力部队渡赤水河。我们分析当时川军和黔军是追击红军主力渡赤水河的主要敌人，因此决定在川黔边区靠近赤水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军。
有一天得知，川军在古蔺县地区，分成四路纵队，追击红军主力部队。为了阻击川军追击，便于红军争取时间安全渡过赤水，就在公路选好地形，占好阵地准备狠狠痛击敌军，掩护战斗正经作好〈准备〉。果真川军追来了，游击队利用优势地形猛烈射击敌人，打败川军数次冲锋，我们发起反攻，活捉俘虏三十多人，缴获武器三十多支。当天阻击川军四小时之久，因而敌军停止不前，估计红军主力已过赤水河，游击队机智撤离。
晚上得悉川军一个正规营住在官店比口子，为了拔掉这个〔颗〕钉子，便于红军出入无阻，游击队决定夜袭官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打到官店猛击敌军，打得敌人慌忙逃散，缴获二十多支枪，冲至川军营部，勤务兵正在收拾行李，就当了俘虏，只叫红军先生饶命。我们审讯他们是干啥的，勤务兵说：“据长官说，在这里堵击红军和追击红军。”经过以上战斗，基本完成掩护红军主力渡过赤水〈的任务〉。为了继续牵制敌军围追堵击红军，我们转移地区，主要在川南开展游击战争，把川军牵制在川南长江下游，便于红军主力部队在宜宾上游过江。
五、威胁宜宾敌军
牵制敌军必须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紧紧地拖住敌军，把追击主力红军〈的敌人〉牵制在川南和滇黔边区，为此首先威胁四川军阀老巢宜宾、泸州等城市，使敌重兵固守老巢，保卫他的命根，造成川南广大地区空虚，特别是长江上游空虚，便于主力红军长征无阻。特委决定先袭宜宾之敌，要求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在古蔺、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县活动，配合主力红军东征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威胁宜宾敌军。
1935年3月纵队直奔宜宾对岸李庄镇，听说李庄敌军已有准备，故从李庄地区转到筠连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打开了筠连城。当天雾大，我部从葫芦坝进伐，便衣侦察队已走过葫芦关口，敌军还未发现，曾广胜领着前卫部队来到时，敌人看见了慌忙占领阵地，向我部开枪，我们用火〈力〉掩护，上好刺刀猛冲。这时枪声、杀声、号声交响壮烈，好似晴天霹雳，震动〔得〕敌人胆裂心惊，眼看我军冲上阵地，要拼刺刀，敌人怕得要命，赶快四散溃逃。我部乘胜跑步前进，一直冲到筠连城内，威风凛凛占据了筠连城，据说敌县长忽听枪声，才知红军攻进城了，吓得瘫痪不能动，全身发抖，叫救命，幸有几个护兵扶他，推推拉拉逃走了，像拖死猪到了南麻河边，渡河逃走〔脱〕了这条狗命。我部冲到南麻河边，没有渡船，望河兴叹，只得停止追击。
敌县大队的枪还挂着，敌大队的人员早跑了，但碉堡的敌军还在放枪，同志们说，这是庆祝红军占领筠连城的胜利。这样〔像〕乌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我们向敌警戒，抓紧进行以下工作：
1.打开敌政府监狱，放走了数个受害的贫苦老百姓，他们热泪盈眶地说旧社会的万恶；
2.打开敌政府的仓库把东西分给穷人，他们衷心感谢共产党；
3.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群众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
4.缴获武器100多支和一些弹药分给各大队使用，同志们说运输队长蒋介石又送礼了；
5.采购一些军用品（衣布鞋、医药用品等）解决战士的困难，他们说打开城市好处多，再打一些城市更好啊；
6.召开敌职员座谈会。他们说：敌县长依靠周化成部队设防，守住葫芦坝关口，大巡桥前方子关口，有川军防守，筠连城后山有碉堡，还有四周有城墙，敌人认为阵势“固若金汤”红军不敢攻打筠连。但事实证明关口驻军地形险要都挡不住红军英勇善战。同时他们表示欢迎红军，拥护共产党！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筠连四方面都有敌情，这里交通便利是个军事重地，敌军重要防守的地方，是宜宾敌人的前哨，而且地形条件好，一面是高山有碉堡，一面是南麻河水深不能走，其余两面有关口有守敌，特别是敌人多武器精弹药足，如果〈敌人〉围攻硬打，可能要受损失，当然敌人没有形成进攻〈计〉划〈前〉，暂时不会冒险行动，但不能坐等挨打，只有迅速撤出筠连，争取主动才是正策，因此红军川南游击队有准备地离开了筠连城。
听说我军打筠连城后，宜宾敌人收到电话，大为震惊，传令严加防守，阻止红军后卫部队在宜宾附近渡江，这样把敌牵制在宜宾，我们目的就达到了。这次攻城战斗，群众反映很好，同志们的歌谣：
大雾沉沉打敌人，红军冲进筠连城。
刺刀杀溃周化城，敌县长吓坏了魂。
老百姓热情欢迎，游击队川南闻名。
六、威胁泸州敌军
1935年春打开筠连城后在川南云南边区，打开了一些场镇。4月在叙永县和纳溪县之间，离叙蓬溪镇数十里的地方计划威胁泸州之敌，先后打叙蓬溪作渡江的信号，攻击泸州对岸蓝田坝，警告敌军决心守泸；回头袭击纳溪城，使敌疑〔袭〕我军渡江侦察。
为此，我军头天晚上赶到叙蓬溪对岸附近宿营，封锁消息。次日清晨饭后，巧渡叙永河冲进叙蓬溪镇围攻驻镇保安队，我部开枪，敌人惊惶逃散。据俘虏说：红军威名早已得知，经常提心吊胆，随时准备逃走，但不知红军来此，突然听到枪声，心里发慌怕得要命只好跑掉逃命。
叙蓬溪镇是个水陆交通的要镇，市镇相当热闹，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应〉向群众进行宣传工作。但要向前赶路不能在此久留，准备一些干粮，急忙从纳溪境内进入泸县，直向泸州对岸蓝田坝进伐。
我部到达蓝田坝附近已经下午，赶快调查敌情，听说泸州敌军已有防卫的模样。正合我军闪击蓝田坝的意图，既然泸州敌人知道红军来了，必定增强守住老巢的决心，因此应当速返回袭击纳溪城，但是怎样返回呢？仍走原路太远，顺长江而下，纳溪敌军可能截击，只有走两条路的中间，而后从纳溪城背后进攻，但经过团防肖正南驻防的地区，可能有阻力，夜间越过肖正南的封锁线，争取天明前到渡口，这是能办到的。于是吃点干粮稍事休息再走。同志们走了四十多里深夜路过肖正南的兵营，离路约有上百来米，兵营还有灯光，有人说话似乎正在活动，这时我们两手准备，躲进敌人哨所，或用摸夜螺丝〔夜间偷袭〕的办法，把敌人吃掉。为此，派部分武装向敌方警戒，如果敌人发现立刻消灭之，结果安全通过敌人兵营附近。
刚〈好在〉天明前部队到了渡口，找好渡船过河，占领阵地掩护全部渡河。后卫部队刚到河中，敌人在渡口山上开枪了。只见子弹打在水里兴风作浪，水泡跳跃不停。我军在对岸阵地开始反击，压迫敌人打火〔火力〕，游击队安全过河了，在大洲驿场上休息，准备攻打纳溪城。这个县城在长江边上，是泸州和江安之间，大洲驿离纳溪十多里，是通泸州的陆路，清朝在〈此〉设兵站，赶集的人很多。
我们要出发之前，侦察员回来报告：纳溪敌军已做好打仗的准备，县城内处有埋伏，这样不能打纳溪城了。据大洲驿的敌职员说：红军打开叙永蓬镇，泸州、纳溪都知道了，川南长江两岸都通知防御，阻击红军渡江。肖正南部队在大洲驿对岸山上开枪，也证明敌军知道红军向江边进伐，所以武装封锁渡口。尤幸我部队行动敏捷，走在敌人前头，没有发生阻碍。虽然我们计划未完全实现，但威胁泸州敌军的目的达到了，特别是敌军严防川南长江下游，实现了我部牵制川南敌军的意图，当时同志们歌颂：
长江河水流不尽，川南发展游击队。
威胁军阀争胜利，促敌龟缩宜泸庆。
七、川南工农劳苦群众斗争纲领（为迎接五一劳动节）（略）
八、在一碗水战败敌军
1935年春，红军川滇黔游击队不断进攻川军，声势浩大，震动川南。敌人认定我军是他〈们〉的心腹之患，经常威胁他们的老巢，摧毁他们的基层政权，破坏他们的经济来源，扰乱他们的社会安宁。因此，敌人又怕又恨，集中十多万兵力“围剿”游击队，重兵固守大城市，分兵把守关口和要道，层层围攻，跟踪追击。
为此，特委〈制定〉对策：1.钻敌空隙在农村山区打游击；2.围敌人打〔兜〕圈子，在运动中利用地形消灭敌人；3.有计划地袭击关口守敌，拔掉钉子，便于出入无阻，同时为了牵制川黔敌军，向重庆、贵阳西北进伐。
我部刚到古蔺县内的一碗水镇，敌军有两团多人追来了，司令部下令除后勤和后卫部队外立即增援前哨，堵住敌军上山，火速占好阵地，利用地形条件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政治部做好思想准备，认清当前追我之敌，说明敌军“围剿”的决心，企图在川南地区消灭红军游击队，但这样就达到了牵制敌军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打击来犯的敌人，争取消灭敌人。同时，敌人打了败战〔仗〕，可能暂时缓和猛烈的进攻，我部可在川滇黔边区休整。今天痛击敌军是有把握的，定能取胜的，因为一碗水地形是个高原，四面山岩，只有两条道，敌军占据山下，我部居高临下，可以充分发挥威力，压倒敌军优势。而敌军从山下向上，好像乌龟爬行向前，埋头挨打。同志们说：今天要让敌人吃掉〔尽〕苦头，惨败而回。
果真，敌军向〔像〕蚂蚁搬家一串一串地上山来了，越走越近，等敌军来到阵地前，我军开枪射击，当时敌军死伤在地，吓得退回逃跑，立刻混乱起来，到了山下才安定起〔下〕来。不多时，敌人又组织第二次进攻，表面上很威风，狂叫冲锋，敌号声嘟嘟呐喊，气势汹汹向我扑来，枪往上打。我军对准敌军猛烈地射击，敌人死伤不少，狼狈逃走，敌军指挥官在半山狂叫：“不准跑，赶快埋伏在路边树林石下，听候命令。”但我们等了半天，突然发现敌人在右山上开枪，正面敌人就冲上山来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军一面向右山敌人开枪，一面向正面敌射击，重点占据左山高地，控制一碗水大半高原，双方战斗相持互不出击。我军吃完午饭在阵地上休息，在阵地烧火，表示继续战斗。天将黑时，我们开始转移，离一碗水数里宿营。可是深夜敌人还在放枪，通宵不敢进驻一碗水街上。据说第二天清晨才知红军走了，慢慢上街，士兵们疲倦不堪，个个喊饿叫累，伤兵叫爹喊娘长吁叹气，士兵士气低落，真像一群逃荒难民……
第二天，我军吃了早饭，向川黔边进军，路过一碗水对山，老百姓说红军又来了。敌人以为要攻打他们，惊惊慌慌准备逃走。
听说这次战斗敌人伤亡百数人之多，他们承认红军游击队英勇善战，是个难打的对手，同时又承认兵多、武器精、子弹足、有后援等优越条件不一定打胜仗。这次战斗情况在敌军中流传着。
因此，说明在运动中选好有利地形，阻击和消灭敌人争胜利，是可能的；打垮敌人猖狂进攻的威风是必要的；白军怕红军，不敢追击红军，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川黔敌军都是军阀部队，保存实力的内心杂念很浓，他们虽在国民党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围追堵击红军，但相互间是有矛盾的，我们要痛击川黔敌军〔让他〕决心保存自己，不做国民党的帮凶，从而孤立蒋介石兵团，便于主力红军消灭国民党匪军，这是十分必要的。
九、在贵州某地突围
1935年春，红军川滇黔游击队主要在川南牵制敌人军，阻止川军围追堵击中央红军。1935年夏，贵州敌军追击中央红军西进北上，我们为了阻止敌军追击中央红军，就威胁贵州军阀老巢，打开了一些城镇和赫章县城，扰乱敌军后方，因而引起贵州敌军大力保卫城市、防守主要关口、跟踪追击游击队。我军有时利用地形打击敌人，有时尽量避免被敌军追击。
有一次，我们夜行军数日把敌军甩掉，隐蔽在一个四面环山背靠山林的村庄休整，左右山上和后山都没有设岗哨，只派便衣武装暗中巡逻，封锁消息。但在此住了两天多敌军又追来了，号称两团来人，从三面进攻，首先夺占我军阵地，接着大部敌军如饿狼般向我〈军〉扑来。
正面敌人向群蜂朝王似的进到司令部门前，敌军很快形成包围攻势，机关枪架在门外宿营地，三面都有敌军攻击。敌人高叫红军被包围了，快缴枪吧。我部下令向后山退却，迅速占领阵地，掩护部队转移。参谋长带了一个队堵住敌军进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打退了。敌军发觉我们大部撤走，便冲进房内围攻，疯狂乱叫“活捉呀，放火呀”。
我们沉着对付敌人进攻，在危急的时刻，我们边打边退，从后门进入后山森林。敌人追击用机枪扫射，子弹在身边嗖嗖〈地〉响，打断树枝哗哗的〔地〕飞起来，前进的道路堵塞了，我们穿的衣服挂破了，裤脚袖口扯成布条，有的枪柄打坏了，有的背包穿了孔洞，同志们在枪林弹雨中穿来走去，坚决打垮敌人进攻。我们挡住敌人前进，终于把敌人打回去了。
到了宿营地休息，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薛岳兵团是红军的老对手，他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黔军跟着国民党乱吼。今天这些白狗子来进攻，可咱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有的说敌人来势汹汹顶不住红军的阻击；有的说敌军叫冲锋，士兵乱哄哄，敌人下令叫前进，枪声响了就逃命；然而，我们红军被包围了，却是临危不惧，沉着应战，突破围攻打退敌人。这场说论，是对战斗的总结，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当晚从敌军宿营地来了一个〈人〉，当地人的打扮，满口方言同老乡交谈。我们问他是干啥的，他说是土司官家的农奴，路过这里前去探亲。检查他身上带有几十块银圆，面黄肌瘦，像个烟鬼，疑他是个敌探。因为农奴没有银圆，更无钱抽大烟，大路不走走小路，可能别有用心。
但我们以诚对之，他的烟瘾发了，给他点大烟，肚子饿了招待他吃饭，并向他宣布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国民党逼得少数民族丧失土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抓壮丁当兵，逼得干人弟兄为长官拼命，挨打挨骂，吃不饱、穿不暖，比农奴还苦啊。这个所谓农奴深有感触地说，他家穷苦，父母妻子，无吃无穿，不觉流出眼泪。
我们向他表示同情，劝他说真话，究竟来干啥子？他才说是敌军派他来侦察红军的，还说川军、滇军、黔军联合“围剿”红军游击队。各处都有白军堵口子，还有白军跟踪追击，望红军注意呀。我们又宣传党的红军是〈替〉劳动人民打天下的，同干人弟兄心连心，白军士兵多是干人弟兄，应当联合起来掉转枪口去打白军，共同争取解放，望他回去向当兵的宣传这个政策。敌探直点头，并说：他明白了红军是朋友，军阀是敌人，当兵的要同红军去打军阀，干人弟兄才能翻身。这说明宣传党的政策，做好俘虏工作是很重要的。
十、转战川滇黔边区
1935年夏，敌军妄图消灭红军游击队，先后调集10万兵力举行川滇黔三省“围剿”。川敌军有潘文华、郭勋其、陈明祥等军阀带3个师和保安队；贵州敌军有周西成、杨森的部队和保安队；云南的部队主要是龙云的一个旅和保安队。
以上敌军在川、滇、黔边区围追堵击，我军钻敌空隙，同敌周旋，转战于川滇黔边区。从春到冬，就在四川的川南、贵州的西北、云南的东北等地活动，在20多个县内开展游击战争，打开筠连城、赫章城、扎西等10多个场镇，在广大农村中实行党的方针政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摧毁一些敌区乡政权，取消苛捐杂税，发动农民打土豪，分一些粮食、衣物给工农，各地组织小游击队扩大红军，发展到1000多人，闹得轰轰烈烈，引起〔让〕阶级敌人又怕又恨，不断“围剿”游击队，残酷镇压革命。
而我部孤军深入敌区，又没有根据地，每天行军作战，又没有休整机会，有时敌情紧急，常受饥饿，夏天炎热冬天寒冷，伤病员增多无处安置，人员减少不能补充。1935年冬，除了伤员和掉队的外，我部只剩100多人。敌军还在还〔追〕击，被动挨打，处境十分困难。
为了改变失利〔被动〕的局面，在四川长宁县的贾家湾开特委会。当时有两个意见：一是化整为零；二是保存实力，全部转入川南山区隐蔽，白天开展群众工作，晚间转移宿营地，防止敌人偷袭，保存力量再进攻敌人。因为敌多我少，敌强我弱，四面皆敌，领导力弱又不熟悉情况，分散不利跟敌斗争，川南山区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都好，游击队能生存发展。但最后还是执行了第一种意见，分别行动起来了。
第二支队行军到达兴文县炭厂时暴露了目标，遭到炭场守敌袭击全部打散了，有的被俘泄露了我军的行动计划。因此长宁梅硐场守敌立刻围追堵截，第一支队又被打垮。敌军追到古宋县泥基潮了。在危急的时刻，余政委牺牲了，敌军追击踏水桥山上，同敌打了半天，双方只隔30米。敌军口喊上刺刀抓活的。我们下令丢掉包袱，轻装前进，应着应战，拼命杀敌。忽然遍地都是包袱。敌军哈哈大笑，互相争夺，〈我们〉乘此机会甩开敌军追击。
这时日落西山，天黑雾沉沉，敌军不敢再追，因而收兵回营。我们就在山上居民家休息。同志们说：“今天好危险啊，幸得咱们腿长跑得快，敌人追不上，有的说，白狗子抢包袱哪有心思再追咱；有的说，我还有两颗手榴弹，如果追近了，我就扔手榴弹，让白狗子见阎王吧。”
十一、战胜困难就是胜利
1935年冬，红军游击队在敌军围追堵截中失败了，在踏水桥战斗中虽然脱险了，但虎落平原〔阳〕被犬欺，敌人定要来挑战的。为了暂时避开敌人进攻，争取革命最后胜利，特委在踏水桥山上开会。一致决定：1.游击队迅速上连天山休整；2.现有人员（全括指战员）编两个班，保存第一支队建制，原支队长和政委不变，继续扩大红军，充实战斗力。3.同意司令员刘干臣请假养病，休假期由刘复初代理司令员；4.余政委死后，纵队政委刘复初同志担任。会后向同志们宣布，大家在沉默中，随后又活跃起来了。
饭后，稍稍休息，带上一些大米，夜奔连天山，沿途很黑难走，不小心会掉在水田里。白天打仗，晚间行军，确实够疲劳的，同志们不叫累，黎明登上连天山，暂在森林中休息。刘政委提出：为了适应当前情况，干部战士既要作〔做〕好警戒工作，又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做好群众工作，注意封锁消息，保守军事秘密，在紧要关头，革命英雄要经受艰难考验，要下决心为革命胜利而奋斗到底，这是光荣的职责。李青云同志提出：为了工作需要，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由刘复初同志主持特委工作，同志们表示赞成。
随即召开居民座谈会，宣传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是为劳动人打天下的，红军和劳动人民是骨内〔肉〕相连〈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土豪劣绅是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工农弟兄为求自己翻身，应当参加红军，为红军报告敌情，采购粮食封锁消息，阻碍白狗子进攻红军。
正在宣传党的政策，忽然发生地震，山摇地动起来。有个老汉说：红军上山就地震，这预兆将来是共产党的天下，过去什么朝代发生地震，就出现皇帝清官统一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因此中国一定是共产党的天下。老乡们听了这段话高兴地举〔竖〕起大拇指〈说〉：“就是，就是。”我们又鼓励老乡快快联合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不交租、不还债、不出军饷和军粮，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老乡们都拥护。
但是敌情紧张，山下住满了敌军查户口，每天上山机枪扫射树林。有一天早晨，几乎碰上敌人，尤幸雾大，敌未发现。我们躲在路旁草里，有个同志的足背被敌人的拐棍撸了一下，忍痛不敢哼声，满头大汗。敌人盲目过去了，我们赶快进入森林。敌军经常用机枪扫射，但有森林作天然屏障，敌人难以寻找目标。
但是严峻的考验继续来临，冬天寒风怒吼，同志们穿着破单衣，赤脚踏雪，粮食缺少，勉强充饥。有个别人说：又冷又饿，日子难过，走不下去了，要求各自逃生。刘复初耐心地向同志们说：毛主席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已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红军会师了，这是长征的伟大胜利，党中央正在发动全国共同抗日救国，为祖国独立民族生存而斗争，这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心意〔愿〕，中国革命将掀起新的高潮，红旗飘扬全国，光明前途在望。红军在军事上暂时失利了，但是在政治上胜利了。因为经过一年来的革命战争，历史教训告诉了广大群众，认清了国民党军阀、团保土豪是最凶恶的敌人，共产党真是劳动人民的救星，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工农大众要跟共产党闹革命，这是争取革命胜利的群众基础。同志们经过在敌后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了一些实际经验，革命远见更全面了，革命魄力更强了，敢以战胜艰难险阻，敢于争取革命胜利，这是很可贵的。当前的困难暂时的，很快就能解决，敌军找不上游击队目标一定会撤走的。我们下山继续扩大红军，很快发展起来，高举革命红旗，插遍川、滇、黔边区确实是有把握的，目前最主要的要求同志们亲密团结，同死共生，坚决对敌斗争，战胜困难就能胜利，而且定能胜利，同志们鼓掌掌〔表〕示同意。
同时组织上积极设法解决困难，有饭先给群众吃，有鞋先给群众穿，干部带头艰苦奋斗、侦察敌情、煮饭、放哨，有的同志发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深受感动，表示决心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敌军找不到目标，于是造谣：“共匪”消灭了，“匪首”阵亡……因而撤兵回城。我们下山继续战斗，白天隐蔽农村发动群众当红军，晚间深入白区袭击团保土豪，镇压反革命，游击区的革命群众，见到红军回来了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大家都说同志们不要走了，我们动员青年参军，群众热烈响应，纷纷前来报各当红军，果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继续在敌后开展政治斗争、武装斗争，不断扩大红军游击队，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工农群众歌颂红军游击队：
红军同志是英雄，不怕白军围千重。
天山青松傲霜雪，红军同志斗顽凶。
民众热爱游击队，红军杀敌为工农。
十二、洛柏林会议
1935年冬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在敌军长期“围剿”中，由1000多人减少为17人了，而且被敌军围困在连天山忍受饥寒拼命同敌斗争，终于战胜艰险，重新扩大红军，〈被〉打散的养伤的龙厚生、黄虎山等同志归队了。
1936年春又发展到300多人，编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高良民，政治指导员陈兴才。第二大队长黄虎山，政治指导员曾广胜。纵队长龙厚生，政委刘复初，特派员李青云，参谋胡紫键。在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珙县、江安等县山区活动，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特委又在洛柏林召开扩大会，正式选举刘复初、李青云、龙厚生组成特委会，刘复初任书记。同时总结一年来的阶级斗争经验教训：（1）过去没有认真创建革命根据地，只是孤军深入敌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长征；（2）过去只是一派打倒，没有朋友观念，只知紧紧依靠工农群众，不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自己孤立敌人；（3）过去没有认真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保存实力，消灭敌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能胜就打，不胜就退，不能硬打决战、被动挨打；（4）过去没有认真开展建党工作，没有在地方建党、在部队中发展党员，有些保守，对党员的教育抓得不紧，这些都影响我们的发展。
根据以上情况，除了加强建党、统战武装斗争等工作的领导外，为了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和动员各族劳动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特委提出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行动纲领，大意如下：（略）
十三、诱敌自相残杀
1936年春，特委会结束后，为了开展新局面，迎接新任务，红军川滇黔游击队常在老游击区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珙县、江安等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不怕敌人破坏，红军是不能战胜的，不怕敌军残酷“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而艰苦奋斗，深得广大劳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将来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1）增强劳动人民的坚强的信心和决心。（2）镇压反革命的嚣张气焰，民愤大的团保土豪，宣布他们的罪恶就地处于死刑，为民除害，从而发扬〔体现〕革命威力，增强人民革命斗志。（3）发动工农青年参加红军保卫自己农乡，保卫胜利果实，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战斗是正义的、光荣的。（4）整训队伍，加强老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新战士的阶级教育和军事训练，才有战斗力，才能战胜敌军。当时我们重视以上工作。
1936年春在兴文县洛柏林整训半月之久，敌人调集叙永、古宋、兴文等县驻军和保安队围攻，妄想消灭游击队。叙永敌军从洛柏林右前方打进来，形成四方包围，都向游击队驻地进攻，约定某日拂晓总攻。我们得知敌情后，布置一个空城计，一面向敌方警戒，一面在夜间烧哨火，偶尔放一冷枪，表明防御森严。这些假象迷惑敌人使敌误以〈为〉我们等着挨打，但在深夜秘密从右后山撤走了，离此10多里的高山上宿营，天明时浓雾布满了洛柏林，伸手不〈见〉掌。敌军从各方攻来，双方追赶打了起来了，互相死打一阵，以为对方都是红军游击队，打了半天云雾少些，敌人才发现自己打自己，吃了空城计的亏，互相埋怨，狗咬狗，闹得不欢而散，各自撤回原地。
我们在山上听到枪声隆隆，知道自相残杀，同志们哈哈大笑，有的说乘敌混敌之隙，攻敌无备，有的说把敌引上山来，利用地形消灭之。特委考虑敌人多我数倍，还有后援，不能轻敌，我们现在需要休整，杀敌机会多着呢，今后还用巧妙的战术引诱敌人互相残杀，消灭敌军，保存革命力量，争取胜利才有保证。事后群众反映红军高明，不放一枪就伤亡不少敌人，白狗子来势〔时〕猖狂，去时愁打败仗，吃了苦头，伤兵叫痛眼流泪，老百姓欢呼：真好呀，为民报了仇。
十四、打垮川南联合“剿共”军
1936年春，听说红二方面军向贵州进发，特委分析红二方面可能有走中央红军经过的路线，经过贵州、四川、云南边区渡过金沙江。川南长江沿岸，都有川军严防，而且势力相当雄厚。贵州只有周西成军阀部队，曾在红军面前打过败仗，可能不敢围追堵击红军，再是云南敌军受过蒋介石的欺骗，保卫自己地盘是自己主要的思想，而且交通不便，调兵困难，可能不主动出兵。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继续在川南活动，把敌军牵制在宜宾下游，配合红二方面军在宜宾上游北渡长江，顺利长征。为了威胁宜宾敌军，红军游击队向川南的六县活动，刚到珙县境内底硐铺附近，遭遇川南联合“剿共”军。我军从山上往下，敌军从山下往上，我们的武装侦察队埋伏在两路旁准备抓活的，等到敌尖兵到时，猛然跳出包围，枪口对着敌兵胸膛，高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这些白狗子吓坏了，请求饶命，侦察队把他们的枪收来了，带到司令部审讯，才知来敌是川南联合“剿共”军，有〔由〕2000来人的保安队组成，由刘治国担任指挥官，专程来围攻红军游击队的，还有川军教导师两个团协助，随时增援。我们了解敌情，从正面攻击。敌军听到枪声莫明其妙，向后转跑。我军猛击猛追，敌人慌忙逃命，很快就被打散，遍地丢有武器，有的受伤了，有的被打死了，有的隐藏在森林里了，有的跑回底硐铺了，活捉俘虏100多人，缴得武器弹药很多，彻底粉碎川南敌军“围剿”，吓得宜宾地区的冷专员惊慌不安，威震川南，县城的敌军不敢出城，迫使宜宾专区川军固守宜宾，促使川南敌军严防长江下游，这就有利于红〈二〉方面军从宜宾上游渡江。
我们向俘虏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主张，把士兵、连长、营长等俘虏全部放回。他们一再感谢，表示热烈拥护共产党。事后听说俘虏们向川军宣传，深得白军士兵的赞扬。还听说敌指挥刘治国造谣声称自夸决心死战，最后失败当了俘虏，尤幸认识红军游击队政委刘复初，向他表示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才放了的，否则就见阎王了。这次战斗震动川南，〈粉碎了〉敌军新部署的“围剿”计划，在战后同志们高兴地歌颂：
大庙战斗打的妙，粉碎川军来“围剿”。
打的〔得〕敌军乱嚎叫，同志们真好笑！真好笑！
十五、滇军起义来红军
1936年春，红二方面军经过贵州毕节时，我们的小游击队阮俊臣带了百十个人前去合队，红二方面军政治部要求阮部同红军川滇黔游击队，继续在敌后牵制敌军，创立革命根据地，配合主力红军长征，为此派了欧阳同志去阮部工作，并送冲锋枪两支作为纪念。
阮部正向川南找红军游击队，听说住在贵州毕节城的白军柳际明派有一营带兵起义，开出毕节来找红军游击队。因此，阮部速向起义部队靠近，在杨家湾会师了。这时柳际明调兵追击，阮俊臣和起义部队陶树清等人商定，立即找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合队，把敌军甩在贵州地区。
我军从川南来到云南扎西花朗坝附近，当晚深夜，阮、陶派来代表说红军游击队在贵州活动一年多，以实际行动证明了红军为劳动人民打天下的，官兵待遇平等，互助友爱，咱们是劳动者热爱红军，早就痛恨白军长官压迫剥削士兵，所以起义来当红军闹革命，要求批准参加红军，欧阳同志证明确是诚意，〈应〉接受起义部队的请求。
特委决定先由政委刘复初同陶树清谈判征求意见后，再定合队方案，请代表们回去考虑，约定上午在花朗坝见面。第二天刘复初到时起义部队已经准备好了欢迎会，热烈鼓掌欢迎。刘复初说：你们起义来当红军是革命的行动，我军表示欢迎和慰问，你们坚决反对白军，我军表示赞成和支持，这时引起场里掌声雷动，一片欢腾。但双方在友好诚挚的座谈中，忽听宿营地对面传来枪声。陶树清起身惊讶的〔地〕说：白军来了怎么办？刘复初说红军游击队阻击敌人，掩护你们全部退却，立刻向后山撤逃，在坝子场集合。陶树清感动的〔地〕说：执行命令。
我军迅速占领阵地，堵住敌军来路，敌人来势汹汹，枪声杀声不断传来。我们不说话不开腔，等待敌军冲近时，猛烈射击，打得敌军混乱起来，向后奔走。我军就地休息，观察敌情，看见敌军集在对山脚下约一团多人，正在组织冲锋。不久敌军又向我军攻击。仍然沉着应战，对准敌人开枪，虽然敌军高喊冲锋，但还是扛不住向后乱跑，好像皮球下山滚个不停。敌军长官在后督战高喊：“向后退就枪毙。”我军瞄准军官射击，可能打在他的身旁，这个坏蛋向后走了，当兵的也随后逃跑。我军派出武装向敌军追击，敌军慌忙退到对面走掉了。
敌军被击败后，游击队才到坝子场去。据侦察员回报，敌人发现起义部队正和红军会合了，不敢再追，退回毕节。我军到达坝子场上，陶树清、阮俊臣前来探望，知道当天战斗情况，表示钦佩，并下令合队行动。特委提出，总称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阮俊臣带来的武装为第一支队，由阮某任支队长，欧阳任政委；陶树清带来的武装为第二支队，由唐某任支队长，邝善荣任政委；原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三支队，由龙厚生任支队长，刘复初兼任政委，纵队的副司令员阮俊臣（新党员）、陶树清，纵队政委刘复初，参谋长曾春鉴，特派员李青云。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群众工作、行军作战由刘、曾、李等同志负责；后勤、总务工作由阮、陶二人负责。以上整编意见提出后，阮、陶等人表示同意，请求立即实行，这时有1000多人的武装，在特委的统一领导下，转战川滇黔，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声势浩大起来。
十六、对改造起义士兵政策的分歧
1936年夏，黔军起义当红军后，我部不仅在数量上增加大半，武器装备更好，而且他们也有军事常识，起义部队经过阶级教育，政治觉悟有所提高，决心打倒国民党军阀，因而战斗力大大加强了，活跃在川滇黔边区，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引起白军惊惶，对我部进行“围剿”。
在敌情紧急时刻，起义负责人陶树清提出三条建议：1.为了避免敌军追击，游击队公开宣传减少，秘密宣传增多，混入群众做些实际工作，便于封锁消息，甩掉敌人。2.为了增强内部团结，要求耐心教育新战士，以理服人，同志们是会接受教育的，不要开口骂爹骂娘，人格侮辱。3.为了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开辟新游击区，争取主动，保存实力以便创造条件消灭敌人。
特委研究应当重视陶树清的建议，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便于争取更大的胜利。但以龙厚生为代表的同志反对陶的建议，认为有阴谋，不能采纳。龙说：游击队不公开宣传就是反革命，新战士违反纪律就要严加处理，开辟新区，就想吃掉我们……因此，决定脱离他们，红军游击队单独行动。
特委书记坚持教育改造的政策，认为白军士兵是工农贫苦群众，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来当兵的，当兵又受当官压迫剥削，吃不饱、穿不暖，还打骂强迫去当炮灰，因而仇恨满腔，决心起义来当红军，这证明他们要革命，自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虽然染了一些旧社会的恶习，是可以改造好的。更重要的〈是〉为了孤立和分化瓦解敌军，必须争取白军士兵不断起义来当红军，从而壮大革命力量，改变敌多我少、敌强我弱的情况。如果放弃对起义士兵的争取教育改造政策，我们孤军深入敌后，要战胜敌人是困难的。龙厚生说：大道理不反对，但这些起义士兵，旧习惯深，不能改造，是确有阴谋，必须提高警惕，坚决甩掉他们，当时多数同志同意龙的主张，特委书记的意见有少数支持，但按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结果游击队悄悄离开了起义来的部队。
不久，敌军发现了〈起义部队〉他们没有领导核心，于是猛追猛击把他们打散了，陶树清被打死。阮俊臣专程回队，向特委报告了不幸事件，批评龙厚生疑神疑鬼，不执行教育改造政策，不争取团结朋友，让革命造成严重损害，是错误的，痛苦而别……
事后特委开会总结经验：1.要全面分析人，不能只看到起义士兵一些缺点，买东西不还、借东西不还、生活散漫，更重要的是看上他们的优点，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敢于造反、要革命，打仗勇敢杀敌人，我们应当耐心帮助教育，克服缺点，发扬优点；2.陶树清带头组织士兵起义来当红军，一是尊重党的领导、服从组织决定，而且公开提出建议是善意的，应当相信，认真考虑，正确的采取，不能猜测怀疑，甚至错误的〔地〕对待同志，是十分有害的；3.陶树清武装起义来当红军，是贵州和其他白军士兵的榜样，应当紧密的〔地〕团结他们，教育改造他们共同争取革命胜利，影响成千上万的白军士兵起义来当红军，把敌军孤立起来，对革命大有益处；4.在白区工作时常派同志深入敌军内部，开展兵变工作，而黔军的士兵发动武装起义，前来当红军的，更应当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巩固他们的革命思想为革命而艰苦奋斗；5.改造旧社会，首先要改造人的思想，这是革命者的责任。以上工作特别重要，我们又需认真做好。
这次特委会上，龙厚生有所进步，同意不执行对起义部队的教育改造政策是错误的，是个沉痛的教训，并提出为了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由特委书记刘复初兼任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同志们表示赞成。刘复初提议：纵队政委由龙厚生担任，纵队特派员有李青云担任，纵队参谋长由邝善荣代理，各大队队长和政治指挥员不变，继续任职，特委一致通过，这次特委会议主要统一认识，教育改造起义士兵的重大意义，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新的局面。
十七、川军起义来当红军
1936年春，我们击败川南“剿共”军后，刘湘部队教导师开来川南南六各县加强防卫，企图围追堵截红军游击队，珙县底硐铺附近的农村就驻了一〈个〉团。但在川军来形成“围剿”之前，我们又向云贵进发了。川军就在川边堵截。
1936年夏，贵州敌军“围剿”，我军又向滇川边区进发。刚到云南扎西罗布坳场上，当天上午正逢赶场，老百姓传说罗布坳对面山上有白军，后面有川军追击。因此，派人侦查，果有其事。接着来了两个代表，一个军人，一个农民，在罗布坳场上找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我们分析〈一〉定是川军起义的代表，故派人欢迎他们来见面，热情接待。军人代表说：他们是川军教导师第四团，驻在珙县底硐铺，由刘少成、兰澄清等组织士兵起义来当红军，因为川军追击，只有100多人的武装了，请求批准他们当红军。
我们问，为什么要当红军？军人代表说：红军游击队打垮川南“剿共”军，活捉官兵百余人，经过教育放回，得知红军优待俘虏，红军官兵平等待遇，红军纪律严明，深受人民欢迎，而咱们受尽白军长官的压迫剥削，早就恨在心里想打死长官报仇。望有适当机会，川军教导师从宜宾开导南六各县来“围剿”红军，第四团住〔驻〕在底硐铺附近，离云南地区近，特别离红军游击队近，便于投靠红军。又听到老乡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劳动人民打天下的，处处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干人弟兄热情欢迎，红军越打越多……听到这些，士兵们很高兴，决心要当红军，于是秘密串联大家，选个深夜行动，枪毙营连长，开来云南找红军游击队合队。农民代表说：他是底硐铺人，起义又确是事实，要当红军是真诚的。
因此，特委决定派代表回去转告起义同志们，欢迎你〔他〕们来罗布坳合队。果然从山上来了，队伍整齐，穿黄色军装，武器装备良好，除了步枪，还有轻机枪、迫击炮。我军在罗布坳场上等着迎接，川军起义部队来到时，忽然热烈掌声，欢呼声震动山河，领导迎上前去同起义负责人亲切握手表示欢迎，并领他们在罗布坳场上休息。吃点干饭，午后开到簸箕坝举行联合会、座谈会。又到连队慰问，杀猪招待，每人发给银元作为活动补助。
我部充满热烈欢迎气氛，起义士兵们十分感动，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经过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他们主动要求编入红军游击队，服从统一指挥。因此把起义的川军编为我部第三大队，由刘少成任大队长，兰澄清任副大队长，派曾广胜任政治指导员。领导上关心他们的成长，经常教育他们，让战士帮助他们，提高阶级觉悟，增强了革命意志，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三大队的同志们反映：当了红军好像回到了家里一样的温暖，同志们的关爱胜过了骨肉弟兄，大家团结互助，心情舒畅，咱们觉醒〔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为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艰苦奋斗。这样将影响川滇黔白军，继续起义前来当红军，从而孤立敌人壮大革命力量。
十八、击败滇军补充团
1935年春，红军长征路过扎西大河滩，留下一些伤病员在那里修养。我部为了接他们归队和解决困难，常在此做些群众工作，为伤病员创造有利条件。1936年夏，我部常经扎西大河滩地区。有一次来到大河滩正遇滇军安恩溥旅的补充团，双方发生激战，敌军猛冲，我军顽强抗敌，敌军退却，我军追击。在双方相持战斗中，第三大队长刘少成请求增援杀敌，司令员批准他的请求。刘少成向战士们立誓，今天是咱们报仇的时候，坚决消灭敌军，打垮敌军，战士们齐声呼应，于是上了刺刀，雄赳赳气昂昂冲上战场，猛烈射击，其势如洪水奔驰而来，汹涌澎湃，万夫难挡〔当〕，冲到滇军阵营，抡刀齐动，杀得敌人慌忙逃命，立刻向后溃逃。据俘虏说：滇军历来打仗多打胜仗，今天在红军面前打了败仗，红军威力抗不住，红军战斗力很强……
确实，滇军士兵多是云南山区挑选来的少数民族青年，受过奴化教育，性格顽强，吃苦耐劳，熟悉地形，经过军训一般是能打仗的，但他们比不上红军战士的革命斗志。同志们知道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战是正义的光荣的，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战胜一切敌人，征服敌人。同时说明起义士兵，经过改造思想，革命斗志是坚定的，击败滇军补充团就是一个政治考验，他们热爱共产党，仇恨敌人、打仗勇敢、服从指挥、遵守纪律，而且有的要求入党，决定为革命奋斗到底。以上事实说明起义士兵是革命的，是能改造好的，同时又说明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争取白军起义来当红军，促进更多的士兵不断起义，具有重大作用，特别是对于打开新局面，在川滇黔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
十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打算
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于1935年冬失败后，深深感到建立根据地是当务之急。但敌军不断“围剿”，我们少有休整机会，增加我们很多困难，而且又缺乏经验，只能在实际斗争中摸索。
1936年秋，特委研究在什么地方开始建立〈根据地〉、怎样建立的问题。分析了川滇黔边区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都不错，川南和贵州两地的物资条件好些，但四川、贵州的军阀势力大些，反动派统治力量强些，交通方便一些，敌军容易集中对我们不利。云南东北地区，群众条件、地区条件好，反动力量薄弱，武装较少，特别是山地辽阔，交通不便，鞭长莫及，在战略上大有回旋余地。因此打算首先在云南东北地区创占根据地，而后向川南，黔西北地区发展。主要措施：
在云南扎西、镇雄、盐津等县农村大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会，组织农村各族劳动人，自觉主动地打土豪、分田地，夺取地方武装，组织赤卫队，彻底推翻敌区，乡政权，镇压反革命，取消苛捐杂税，废除高利贷，解放劳苦大众。
物色培养红军游击队的一些地方小游击队中的骨干分子，随军学习，经过阶级斗争教育和军事训练，经过培养考察，够党员条件的吸收入党，分到地方开展群众运动，在斗争中建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培养骨干力量。
争取知识青年参加红军，分配他们做宣传工作，经过实践斗争的教育，选其表现好的优秀的，派回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发动工农青年参加红军，发动白军起义来当红军，发动绿林武装来参加革命，争取爱国和开明的民主人士同情和支持革命。
加强群众工作，在部队中挑选一些老弱病残人员，而且自愿做地方工作，经过训练发放生活费和必须〔需〕的东西，留在农村开展群众运动，在运动中培养地方干部，把革命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农村建立有苏维埃政权，支持革命战争。
要把城镇和农村的工作结合起来，有计划地摧毁游击区附近的敌政权，镇压反革命分子，肃清地方武装和走狗，教育城镇居民，提高阶级觉悟，分别组织革命群众（工人、贫民、青年、妇女、商民等）保护工商业，搞好生产改善居民的生活，建立秘密联络站，随时侦察敌情，报告红军，掩护游击队工作人员，采购运用物资为红军游击队做饭缝衣。
扩大地方游击队，在云南东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不断粉碎红军“围剿”，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以上措施边做边总结经验。
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
1936年秋
二十、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
1936年秋，为了创建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开展群众活动，但要先扫除妨碍群众运动的阻力，镇压破坏群众运动的反革命。当时有些恶霸、土豪、团保回乡后，逼迫工农劳苦群众送来红军分给的农具等，抓人关人严刑拷打，限制和阻止群众同红军接近，有当红军的限期回家劳动。这些反革命行为，特委决定予以镇压，实行针锋相对斗争。
我部到达镇雄基地，群众前来告密：恶霸陈某反攻倒算，镇压革命群众，要求红军为人民报仇，因此我们下令抓陈恶霸公审。但陈有武装，住在高山岩洞，附近要搭桥才能过去。岩洞在悬崖上十分险要，攻打困难，派人送信给敌区长自动出来认罪，从宽处理。陈不回答，我部用迫击炮轰炸也无效，特委决定打开岩洞碉堡，先派人调查地形道路、碉堡结构、火力配备、攻打方法等后，组织人力带上木板搭桥，带上干草和辣椒，深夜封锁碉堡枪口，向内射击，迫使敌人无法开枪，在〔再〕点燃干草辣椒塞进洞内，让辣椒烟熏敌人，迫使敌人无法抗拒。果真，我方开枪和点火后，只听敌人喷嚏不停，这时摧毁洞门，冲进岩洞外层，又向洞内开枪和熏烟，敌人更受不了，有人大叫救命。我军高喊，团丁是干人弟兄，不要为土豪拼命，把枪交出来吧，于是从洞口丢出了枪。我军又喊，把洞门打开出来受降，一群〔团丁〕眼泪汪汪鱼贯而出。我军又问谁是陈区长站出来，团丁们说，陈在洞里，动员俘虏去抓恶霸，要他缴枪不杀。但陈负隅顽抗，最后这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就被打死了。
我们把洞里的东西分给群众，又把敌区长的罪恶宣布，当地老百姓高兴跳起来，奔走相告庆祝胜利。我们正在组织群众，听说敌军来了，我部转移到扎西境内。
有个小游击队的负责人苏某来报，说是院子场〈属云南威信〉的胡队长，没收了他十多支步枪，要求命令胡队长退还。因此就调查胡队长的情况，据群众说胡是明团暗匪，一是国民党军阀的走狗，经常压榨老百姓，属民愤大的恶霸；二是土匪的帮凶，经常勾结土匪抢劫行商，大发洋财，现在又没收小游击队的武器，破坏工农群众的革命活动，群众要求镇压这个反革命分子，为民除害。
因此我军包围胡的住家，先动员团丁缴械和交出胡队长，给予团丁奖励，后逼胡队长投降认罪，从宽处理。但他们反在碉堡内开枪，表示坚决抵抗。我们用干草和辣椒烧在敌人碉堡门前，立刻烟雾沉沉，吹进碉堡，敌人受不了烟熏叫饶命。我部喊话，缴枪投降，优待俘虏。于是〈他们〉从碉堡内伸出白布。我们又喊，放下武器开门出来。团丁说，胡已受伤了。我部发动俘虏冲进碉堡活捉胡队长，但这个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了，就此胜利结束这场阶级斗争，把武器收回交给红军小游击队，把恶霸的东西分给贫苦群众。当地老百姓反映：红军为民除了一大患，大家心里真痛快。
我们公开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是为了打一儆百，消灭阶级敌人的威风，增强工农群众的斗志，同时摧毁敌人夺取政权，便于进一步的〔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二十一、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1936年，特委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和少数民族工作，组织各族劳动人民参加革命战争。川滇黔边区聚居的少数民族特多，云南地区更多。在扎西花朗坝附近调查的结果是：少数民族分布在山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贫雇农，被压迫剥削的痛苦最深，还有不少是土司官家的奴隶，过着农奴制度的生活，长期束缚在土司官的土地上当奴隶，每年种地收得粮食多数交纳地租，养的牲畜还要纳贡，青壮年要去当兵，为官家争夺地盘而拼命，为官家干苦工。农奴们违反官家的规矩，轻者挨打挨骂，重者坐牢或杀头，奴隶们好像菜板上的肉听从官家宰割，这说明官家和奴隶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
但发动农奴闹革命是很复杂的，因为一般奴隶有封建迷信思想，他们认为官家生来就是富贵命，当官发财享福，农奴命运不好是天生定的，应受官家们压迫剥削。而且官家统治很严，农奴不敢反抗，怕遭官家迫害，有的人对官家敬畏如神，在官家面前服服帖帖，官家说啥照办。经过反复教育，农奴有点觉悟，仍不敢起来斗争，如果官家实行镇压，民族工作更难开展。尤其是官家和农奴都是的少数民族，同受国民党军阀和大汉族主义的歧视压迫，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是一致的。虽然少数民族中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官家压迫农奴必然要革命的。但不注意策略会被敌人造谣污蔑我们，搞民族纠纷和分裂，就会增加工作困难。还有一种情况，少数民族的官家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大官家压迫小官家，而大官家的土地广人口多，武力抢占土地，逼迫接受管制向大官家纳贡，为大官家争夺领土。如果小官家不服从调动就予镇压，因此小官家仇恨大官家。有的小官家派代表前来请求支援，反对大官家的霸权。
特委根据以上情况，采取以下策略：1.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和霸权，实行民族平等，和睦相处，互助合作共同建立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为各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2.教育争取开明的土司官家取消农奴制度，解放农民，实行减租免除兵役劳役，纳贡和各种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为捍卫家乡而斗争。3.争取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由少数民族中的工农代表、红军代表、开明官家代表参加工作，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组织民族自卫队，联合兄弟民族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和各族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扎西花朗坝附近的小官家对以上政策表示拥护，并愿接受我们的政策。因她的丈夫是被大官家逼死的。我们劝导她只有解放农民，取消农民一切负担，团结农民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才能争取农民的支持，否则是孤立的，将来是很危险的。这个寡妇官家同意，请我们常来指导，这样便于深入群众，开展少数民族工作，逐步发动农奴革命，首先赤化一个地区，不断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逐步赤化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二十二、改造绿林武装
川滇黔边区的绿林武装是相当多的。这些武装的成员多是干人弟兄，受尽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穷途末路，逼上梁山。因在旧社会中军阀混战，强收军粮军饷，广收苛捐杂税，而土豪劣绅加重地租和高利贷，团保敲诈勒索，加上天灾弄得劳苦大众饥寒交迫，有的拿起枪刀组织绿林武装，强烈反抗国民党军阀土豪劣绅、团保的压迫剥削。因而军阀们用高官厚禄收买绿林武装，逼迫他们去打红军。特委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对绿林武装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争取其中干人弟兄不受欺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干人弟兄的彻底解放而奋斗，这样壮大革命力量，孤立阶级敌人，是非常必要的。
1936年，绿林兄弟前来当红军的或来请求指导的我们都表示欢迎，热情接待，殷禄才、阮俊臣、赵文海等有的同他座谈，有的留他随军学习，以红军游击队的实际行动和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要求他们懂得：1.在旧社会受压迫的根源，认清敌人和朋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干人弟兄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土豪劣绅、团保们。2.只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才能联合广大的各族人民革命；争取胜利才有保证，盲目瞎干必然失败。3.只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人民利益，才能争取广大劳苦群众支持革命，只有自觉遵守组织纪律，服从指挥，统一行动才有力量战胜敌人。4.只有经常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夺取地主武装来武装工农，不断扩大红军和消灭敌人，不断摧毁敌政权和镇压反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由工农兵代表掌权，才能保证革命胜利。5.要认清天下穷人是一家，劳动人民心连心，只有彻底解放劳动人民，自己才能解放。6.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于战胜一切困难，敢于战胜阶级敌人，为劳动人民打天下，是光荣正义的。7.要懂得全国人民热爱拥护共产党和红军，这是战胜国民党军阀地主们的有利保证。革命必胜敌人必败。经过教育后绿林兄弟代表心里明亮了，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经过培养考查，坚决革命，要求参加共产党，分别吸收其入党，派回云南、川南、贵州，继续在敌后开展武装斗争、政治斗争。
二十三、加强部队政治工作
1936年春、夏、秋，由于继续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红军游击队不断战胜敌人，影响广大工农青年来当红军，因而引起川滇黔敌军进行“围剿”。为了在川滇黔边区打开新局面，迎接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特委决定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
（一）加强新战士的政治军事教育。因1936年参军的多是工农群众，阶级觉悟不高，军事常识缺乏，不能适应革命战争和长期艰苦奋斗的要求，为此教育战士，明确认清为劳动人民打天下是光荣的，只有打倒阶级敌人，劳动人民才能得解放，只有战胜艰难险阻，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必胜，鼓励新战士为革命不怕苦、不怕死。其次教育新战士学习军事常识，懂得战术关于射击、追击、进攻、退却、速战速决。在休息时学、在战斗中学、老战士帮新战士学。新战士说：决心更大了，打仗沉着了。
（二）加强伤病员的政治工作。因在敌军“围剿”中，伤病员增多，安置有困难，常有掉队的，影响战斗情绪。为此司令部把马分给伤病员拖行李和武装〔器〕，领导干部扶助伤病员走路。到了宿营地，亲自去安置慰问伤病员，保证伤病员的急需用品，并尽力保证生活。这样经过数日，有些伤病员高兴的〔地〕活跃起来了。他们说：病好了，伤也不痛了，请领导不要关心咱们了，保证同部队一道前进，同时发扬阶级友爱，互相帮助，连队指定专人照顾伤病员，保持英雄气概，发给生活费和药品，鼓励伤病员一要休养，二要做好群众工作，发动工农保护红军伤病员，发动青年参加红军，侦察敌情。
（三）加强内部团结教育。因队伍扩大了，同志们来自各方，风俗习惯不同，政治修养不同，有的性格暴躁，爱发脾气骂人，引起误会，影响团结。为此，〈必须〉提高阶级觉悟，认清游击队成员都是为革命而来的，我们是同志是战友，是阶级兄弟，应当互相尊重平等待人，互相敬爱，亲密团结，才能战胜阶级敌人。要求做到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各队之间、工作之间团结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为争取革命胜利而共同奋斗。
（四）注意搞好军民关系。认清游击队和群众关系好像鱼和水的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应当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的利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红军支援革命战争，共同战胜敌人。为此经常检查执行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好的表扬，差的批评，促进军民团结如一家，军民心连心，游击队在山区才能发展。
（五）注意教育俘虏，放回俘虏去影响白军士兵起义来当红军。当时大家关心后来当红军战士的成长，帮助他们进步，在工作上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在生活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经常鼓励他们为革命而艰苦奋斗，同时发动起义来当红军的同志写信给白军中的朋友，介绍当红军的好处，欢迎白军士兵大批起义来当红军，为劳动人民打天下，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
（六）加强宣传鼓动工作。经常宣传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长征，全国各族人民拥护共产党的救国主张，全国将掀起抗日运动的高潮。我们转战川滇黔边区，经过失败又发展，经过严峻的考验，指战员更坚强，胜利更有信心，革命红旗插遍游击区各地，革命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热爱红军游击队，这些都是争取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不久〈的〉将来在全国革命形势好转的影响下，川滇黔边区定会出现革命前途光明。
二十四、长期坚持敌后斗争
1936年从春到冬，特委注意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进行一些实际工作，认真把党的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因而扩大了党的影响，扩大了红军川滇黔游击队，由10多人又发展到1000多人，并在川南新组成川南游击支队在川南活动，又在云南新组成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留在滇东北活动；在贵州组织红军贵州支队在黔北地区活动，要求这些游击队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由于我部声势日益壮大，引起敌人的仇视。
1936年秋冬，敌军集聚在川滇黔边区，举行川滇黔三省联合“围剿”，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当时直接围追堵击的敌人，在川南有教导师和保安部队，在贵州的有杨风雄和黔军五旅，在云南有安恩溥旅和独立营。这些敌军“围剿”，我部还是打开了一些场镇，并打了一些胜仗，但在长期战争中，敌军多我数十倍，而且孤军深入敌后，没有后勤，伤病员增多，无法安置，兵员减少难以充实，每天行军作战，不能休整。同志们虽然疲苦不堪，革命斗志十分坚强，决心同敌拼命，但经常遭到敌军袭击，在1936年冬末，我军被打散了。
1937年国共合作后，红军游击队又活跃起来，在后方发动群众支援抗日，反对国民党亲日破坏战，反对国民党在后方大量屯兵镇压革命。听说1936年后，云南游击支队殷禄才、陈华久，川南游击队金璲，贵州游击支队赵文海等先后发展数百武装，在敌后坚持斗争，国民党第七十六师、七十九师预备师不断“围剿”他们。1947年冬，参考消息转登四川报道：刘复初率领匪部在川滇黔边区煽动民众，扰乱治安。1950年我军解放川滇黔时，游击队同志和革命群众协助剿匪和开展工作。听说川滇黔边区老游击区的革命群众至今还在怀念红军游击队。
结束语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历史证明，毛主席播下的革命火种，好似星火燎原，愈烧愈旺，烧红了川滇黔边区，虽然在前进中遭到敌人摧残，暂时受了一些挫折，但红军游击队斗争方向明确，始终奋勇前进，不断击败敌人，为争取革命胜利而不懈努力。
红军游击队能基本上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赋予的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长征的历史任务，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武装斗争，坚持路线斗争，团结革命群众共同艰苦奋斗，敢于战胜任何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在党的领导下，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成长壮大，在流血牺牲的英勇奋斗中总结经验教训、通过艰难险阻的考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强，由失败争取胜利，坚决为劳动人民打天下，为民除害，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争取劳动人民的生存和幸福，因而在川滇黔边区的劳动人民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良好印象。
红军游击队在争取完成党中央赋予牵制敌军的历史任务中，全体指战员为革命而饱尝饥寒交迫的痛苦，有的同志为革命而贡献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同志为革命而流出不少血汗，有的同志为革命而变伤残废，有的同志为革命而积劳成病，有的同志为革命而贡献了青春，这些革命事迹将永记人们的心中，发扬红军的革命精神。今天我们应当团结起来，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彻底肃清“四人帮”流毒，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艰苦奋斗，争取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以上回忆是40年前的历史，许多革命事迹忘了不少，还请其他同志补充修改，而后定稿，作为地方革命传统教育的参考。
1977年8月1日初稿
（录自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65）
1979年10月29日晚在四川兴文县委宣传部座谈记录
一、在银厂坪王小石的糟房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群众大会。刘复初露天发表讲演（内容不详）。刘是古宋香山中学第一期第一班的学生，读了一期多，因学费困难。其叔子刘晓石购买黔军阀侯子舟在银矿〔厂〕坪开银矿未成功的厂房。因刘晓石在当地每年要收很多包谷，运输不便，买此房来煮酒，当时无人管理，叫刘帮管，也学烤酒。此时，刘同地下党进步人士来往，常在此开会，而此处僻静，利于活动，古〈宋〉兴〈文〉二县交界地。为了能抽身活动，教了一姓曾的徒弟（说是刘晓石的放牛匠），其叔发现此处人来人往，账目不符，怪责他“不务正业”。后来糟房烧了。
二、成立南六游击队，枪支没有。1934年刘复初到成都三河坝去搞兵运，去找江安红桥的杨叔宽（排长）、杨迎忠（职务部队□号），优〔跟〕前〔跟〕后，带了一支手枪、步枪回红桥，又找到绿村兄弟王少江，又拿一支手枪给刘。后在梅硐杨树山家召开了游击队第一次会议。第二次在兴晏金相如召开会议，于1934年冬正式成立，他任队长，金泽华（红鱼人，川大学生，1934年冬入党，1935年王村战斗牺牲）任宣传员。（在银厂坪庆祝10月革命举行露天演讲，与会者多是青年人，由于公开演讲，引起重视，1933年的报纸刊载：“古宋南区是共产党大本营，刘是尧〔党〕人。”还说刘伯承在那里要指挥搞暴动。后在古宋抓了彭忠衡等人，要抓刘，已离家到蓉。）游击队成立前，这〈里〉有一外围组织“红军之友社”，以后这部分社员陆续来队。
三、建立红军的南六游击队。1935年2月，红军经过兴文时，刘复初到要求参加主力红军长征（红一、红三军团）。红军讲：敌人围阻较凶，我们要前进，还要回来，你们还是留在地方上好。
中央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建武经过宿营时，刘复初一人以农民打扮，穿长袍，从兴文到建武，绕铁索桥时天已黑，打起火把上建武（他是听到群众、民团说红军到建武，故去找）。到城门洞时，岗哨追问，刘答：我是送敌情的。黄虎山在城楼值勤，接待了他。黄问刘：干什么？刘说要见负责同志。黄带着他走，只走了一段平坦的路，拐右手爬两三步坎坎，一店铺，门取下两边作铺，堂屋中有方桌，后边神台。徐策听说后，叫余泽鸿起来，参谋长曾春鉴、戴元怀组织部部长、王逸涛司令员，一一介绍后，刘（复初）说明来意，汇报敌情，共同研究情况。另外“南六游击队”改为“红军川南游击队支队”，直属纵队领导，并派邓楷和他一道回古宋，今后，由邓担任地方党委书记。当刘谈明来意后，余泽鸿讲：我们知道了，正要找你，你来得好。当研究情况时，徐策说：老余，你是川南人，你谈吧。余泽鸿说：我出去太久，还是老刘谈。
刘复初谈了情况后，徐策说建立川南游击队的事目的是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决定，在石坎子宣布的军委命令。
会未开完，天亮后继续行军，经毓秀、高山好到锦冠山吃中午饭，继续开会。地点是一溜瓦房，房前一小坝，门口一大路，周围很多瓦房，估计是一小店。会议期间，王逸涛有时不在。下午继续行军，在梅硐余泽鸿家住，还杀了猪，办酒席吃。第二天在梅硐战斗之前，他（刘复初）同邓楷离开部队（地点大约在西关口）。此次会议之前，南六游击队由〈中共〉宋兴特支领导，从此游击队则属〈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不属地方党委。
四、川南游击队支队。队长刘复初，下面两个队，〈第〉一队刘为政委，郭平安（宋兴特之宣传委员）的队长，负责古、兴、叙；〈第〉二队杨叔宽任政委，杨介中
、王绍江任正副队长，负责江、长、珙；两队100多人。开展活动，杀周维之，是泼浑沟（顺河）捉的，还要捉叶洪贵的妈（叶三娘）未成。先捉乡长艾子文，讲条件，不杀他，要他八月十五交枪。抓到周维之后，还有一些地主。从刘宪明家动身，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的大旗，浩浩荡荡上兴汇街上。刘（复初）在乡政府讲演，逢赶场，听人说李品三部队来了，刘决定打，先杀周维之，再造饭吃。刚吃完，敌冲进来了，号兵雷树山吃了酒，被俘，关在县政府死了。金泽华也吃了酒，当场牺牲。金璲跑藏洞中，脱险。前一次战斗中，金曾打死一个保安队班长。
游击队去兴文的目的有二：一是要艾子文交团丁四五十支枪；二是要开大会杀税官。出发前先派金子明等四人侦察。带短枪，发现一地主李学卯（此人身上有枪），即跟踪，李逃，侦察人员中一人开枪未中，响声震动街上，另有几个赶场的地主也惊跑了。金等返回街上，稳定群众。李品三部来兴文，很可能与那几个地主通风有关。刘（复初）在开会时，听见枪响，躲在独杉木附近（离街七八里），哨兵跑来报告敌人来了。杀周维之是大刀杀的。刘当时打扮是戴八角帽，一大刀，一短枪。因发生战斗，艾子文的枪也没有得到，以后艾就未当乡长了。战斗中，敌众我寡，迅速撤退。金泽华牺牲时，金璲正藏在场口南瓜棚下万年青侧，即开枪毙杀李品三一心腹之子。敌发觉围捕，金于一石堆之后，敌也于一石堆台子。相持一会，敌冲击，那个心腹喊：“弟兄们，冲过去，他枪打不响了。”金自语说：“有的打不响，有的总还打得响。”一枪把敌特土帽打飞。
五、合队。背景是游击队在长官司失利（徐策牺牲，陈宏被俘）后，余收拾的队伍，余当时是副书记，王逸涛已叛变，刘干臣是司令员，余即担任书记、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时，像是7月底或8月初。刘即带钟、古、兴的队伍上山，江、长、珙的未去。地点大约是大南星小学那个地方，刘复初任参谋长和第三支队政委，副参谋长是周大山。周带领两个侦察员出去，侦察敌情。周想叛逃，两战士枪杀周大山后归队时像是9月。
六、12月份梅硐贾家湾会议。余泽鸿主持，参加人员有龙厚生、李青云、刘干臣、刘复初、余泽鸿，讨论今后游击队行动。余提出分两个队，一个队由龙、李带领到川滇黔边行动，别一队由余、刘干臣、刘复初带领。龙、李的队伍同敌人遭遇打散，有人被捉，暴露了行动计划，敌即“围剿”余、刘部，50多人逐步分散，余泽鸿牺牲，张灏叛变，供出余泽鸿尸体埋葬处。
七、连天山突围。余泽鸿牺牲是阳历12月15日，进连天山时是下雪，只有17人，到连天〈山〉时，刘干臣到踏水桥养伤，刘复初任政委、政治部主任，兼代理司令员，带领17人，昼伏夜出，隐蔽了一个多月。敌人吹嘘“剿共胜利，匪被全歼”。刘即带领队伍到兴街，派人找到了龙、李等人于洛柏林开会。这期间，刘干臣牺牲，头被悬挂于东阳场上苏梅村上。
八、洛柏林会议。1936年初（据说是1月6号）于洛柏林石匠田金建明家，与会者6人，3个特委委员（刘复初、龙厚生、李青云），3个大队干部，黄虎山、曾广胜、陈兴才。这个会议开一幕，又在炭厂开（离街大概两三里路，燕子洞上去左手边，小阿雷之间一农民小屋里），后又回洛柏林。会议决定：一、总结前期工作经验；二、拟定建立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行动纲领；三、选举新的特委，刘复初任特委书记。会议开了好几天，准备建立贵州、云南、川南3个支队，让金璲担任川南支队长，给他10多条枪；贵州支队让赵文海（此人曾来洛柏林打过他们）搞；云南支队尚未宣布，上云南后，才让殷禄才当支队长，陈子华（陈华久、陈二排长）当政委。
九、大庙之战。1936年7月，当时部队从云南回来，驻在炭厂。为了配合红二方面军长征，牵制川滇黔之敌，他们准备从珙县、高县之间威胁宜宾，打是假的，主要是声东击西，牵制敌人，当时人员有1000多人。从炭厂开到毓秀，在大庙的坡中间做午饭吃，部队煮饭吃的时候，刘（复初）和龙厚生，特务长十多个人，去观察行军路线，正遇上坡下来的十多个便衣，腰里凸起来，像是带着枪，土匪不敢大摇大摆的〔地〕走，肯定是敌人侦探。正在此时，敌人问：“干啥子的，哪一队的？”刘回答：“我们是……你们来干啥子的？”对方答：“我们是南六联合剿共队。”刘追问：“为什么才到这个地方来？”同时刘和龙用眼示意侦察人员：要敌人站过来，把枪提了。骂道：“为啥这阵还不汇报？”敌恐慌：“我们来迟了，这正汇报，望老兄原谅。”再追问他的后面还有什么队伍。敌答：“后面有南六剿共联军、保安队，后面还有刘湘属部李文华的教导师。”
刘、龙掌握敌情后，马上进行分析，这里遭遇战，要主动攻击，就作了战斗部署，内兵分三队，中间主动出击，两侧迂回包围。结果，战斗打响，敌人退却，两翼部队地形不熟，行动迟了一点，未形成包围，直追击到底硐铺，俘敌都是100多人，有大队长、中队长等。对俘虏进行教育，对他们讲，我们是中国人，现在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时候，我们要团结一致，打日本鬼子，不能中国人打中国人，更不能四川人打四川人，如愿留下，就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打军阀、打土豪劣绅，愿意走的枪可以拿走，你们回去以后，要团结士兵，打倒压迫你们的白军军官，起义投奔红军。战斗结束后，很快将队伍拉向石碑经司营铺上云南去了。
没过多久，川军一营在刘少成、兰澄清（二人皆是教育释放的俘虏）带领下，杀死营长，起义投奔红军游击队。在云南攻打一个寨子时，久攻不下，刘、兰二人要求带起〈义〉人员攻打，经同意后，这100多人十分勇猛，一个冲锋就把寨子攻下来了。大庙之战是游击队的一场大的战斗，也是一次胜仗。
金子明回忆说：博望山合队后，即往拖岗槽去，住一两天后开到洛柏林，当时部队缺乏子弹，刘叫金和一个江西人拿了一些银圆，刘找了去，余对金说：你去找田营长（田二麻子），叫他出来，都要找他说话，金到了仙锋街上打听情况到燕子洞里，围墙上岗哨追问：“干啥子的？”金等手举起：“送信的。我们的余司令（政委）要见田营长，请他出来。”哨兵接信看后，不让进去。金说，余司令要见田营长，传他化装出来。哨兵进去一会儿出来说：“田营长不在家。”金把银圆交进去后，拿了200发子弹交金。余带队于附近，准备田二麻子一出来就洽谈。得到子弹后，就把队伍拉到厅房，后又到洛家坡休整，准备惩罚一个团总叫王铁心（打死袁少明、杨泽久的），结果未成功。以后又开到洛家湾，杀了地主乐之久（主要说乐通风报信而导致袁、杨二人牺牲）。提到乐胖子后，乐要拿东西来抵，从300石到500石，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部队通过大坳时，便衣遇团丁岗哨盘查，敌人正翻查背兜时，一枪将岗哨打翻，屋内睡觉的几名团丁不敢作声，大部队即通过。在拖船丫住及罗窑，后到上马场、大洲驿，化装攻打叙蓬溪，得到了很多弹药、钱物等。从叙蓬溪到麦地坝时，处罚了一个红军战士，是打叙蓬溪时，敌人机枪在屋内封锁，那个战士叫烧屋侧草堆，烧燃到民房，干部制止了火势，就到麦地坝开大会，刘司令员（刘干臣）讲：“我们是红军，不能伤害老百姓的东西”，追查出叫烧房的战士，给予了纪律处分，并赔钱给老乡。
打一碗水时，部队有1000多人。部队住街上，刘司令员正在教导队教操，听到枪响，马上集合，战士很紧张，刘司令要大家镇静。当天战斗，牺牲一个叫贾树舟（轻伤3人），很勇敢，连续射击几十发子弹未换地点。
金璲带领第六大队（老区战士很多）冲，很勇敢，冲在前面，敌人手榴弹甩来尚未落地，金抓过手榴弹还甩过去，即冲进前沿阵地，敌开枪，金掀起，子弹从胯缝间打过，金顺手击毙敌人，那次战斗金一人缴敌人枪支14支。从早打到晚，将敌打退，事后，余、刘皆表扬金璲。第二天，又到石碑，后从贵州回来后，听老百姓讲，敌人等进到一碗水，尸体摆了半条街。
打鄢家关（天池）时，一地主的院内有4个碉堡，久攻不下，牺牲了几人。金璲在阵地上用枪瞄准敌堡枪眼敌人射击。金喊：你再打一枪呐！随后，金说，你看我的。一枪射击就打死敌人一个。事后，听敌人说，我军从枪眼打进去的子弹打死了一人。
在兴文县委宣传部座谈记录，1979年10月29日晚
（录自兴文县委宣传部座谈会记录，1979年10月29日。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62，第15页）
1935年2月8日至10日，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扎西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决定红军前途的重大会议。它认真分析总结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战略方针和经验教训，以及土城战役失利的原因，发现蒋介石集中兵力妄图歼灭红军在川南。为了粉碎敌军的围追堵截，特别是牵制川军10多万武装的猖狂进攻，实现红军战略转移，党中央决定：精简机关，整编部队；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摆脱围追。就此红军长征创出了四渡赤水，巧调滇军，抢渡金沙江，胜利北上的历史壮举。
根据扎西会议精神，中革军委2月10日颁布的《军委关于各军缩编命令》中指出：经过宣传与选拔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因此中央军委选拔数名师级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后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并调保卫局第五连和一些干部及伤病员，与地方游击队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纵队（后发展成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留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红军战略转移。在此后两年的殊死奋战中，特委领导红军游击纵队转战川滇黔边区，为贯彻扎西会议精神，实现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在敌军不断进行川滇黔三省“围剿”的严酷的形势下，战胜〔渡过〕重重难关，卓有成效的〔地〕胜利完成了掩护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北上转移的艰巨任务。同时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撒播了革命火种。尤其是特委组建川南、云南、贵州三个游击支队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坚持敌后武装斗争，长达12年之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55年来，川滇黔边区人一直传颂着他们可歌可泣的功绩！
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之际，我忆“中共川南特委若干会议及其历史作用”做〔作〕为向党的献礼，给研究川南特委边区党史军史提供参考：
（一）石坎子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第一次特委会议——贯彻扎西会议精神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率领红军主力向川南进伐，拟从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国民党军阀妄图在川南歼灭红军，调集数十万武装堵在川滇黔边区，又令刘湘集中川军跟踪追击，阻止红军渡江。我军在土城战役失利，敌情更加紧张，渡江危险性大，故中央改变计划，要红军向云南扎西聚集待命。到达扎西后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实现战略转移摆脱敌军“围剿”。因此，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并派徐策（原红六师政委）、余泽鸿（原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原民运部长）等同志组成中共川南特委，作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领导核心，重点牵制川南敌军和开展地方工作，配备一部电台同中央联系（以后战斗中电台被打坏，同中央失去了联系），直属党中央领导。同时抽调保卫局第五连，并留下部分干部和伤病员共200多人与川南地方游击队汇合。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在威信石坎子正式宣布，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周副主席向留在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工作的干部做了动员讲话，说明当前形势和革命的光明前途及纵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重要作用，勉励同志们安心工作，决心为争取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周恩来同志还向特委传达党中央决定的三大任务：“一是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红军战略转移；二是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解放广大群众；三是安置伤病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川南特委同志们积极负责，胜利完成历史使命。”特委的分工是，徐策任书记，余泽鸿任宣传部部长，戴元怀任组织部部长。纵队建制和干部安排由特委研究决定。为此特委在石坎子召开第一次会议，并作了如下决定：
第一，认真学习，深切领会党中央决定和周恩来同志讲话精神，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党性，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把革命红旗插遍川滇黔边区，团结边区各族人民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共同奋斗。
第二，要完成党中央交付的艰巨任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敌军“围剿”，配合红军战略转移。这是关系到保卫红军主力，捍卫中央安全，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大问题。
第三，要求红军指战员以身作则，经常宣传党的路线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劳苦大众支持革命。
第四，从速健全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建制，纵队设司令部、政治部（包括宣传、组织、供给等）。司令部下设支队或大队，各单位设党总支或支部。党政分工，明确任务，指定专人负责。在特委领导下团结一致，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第五，迅速找川南地方游击队合队，组织起来，各尽其职，扩大纵队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查清敌情采取对策，有重点打击敌人，牵制敌军。
第六，分别安置伤病员，能行动的留在部队，做些适当工作，伤病较重的秘密安置在群众中休养，发给生活费和药品、衣物，并重托群众照顾保护，同时要求在休养中尽可能做些群众工作，动员工农青年参加红军。
根据以上特委会决议，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2月〉14日与中央红军分手后，深入川南，在叙永县树坪与叙永特区游击队汇合，并召开了纵队大会，确定了纵队领导：司令员王逸涛（黄埔军校毕业生，不久投敌）、政委徐策、政治部主任余泽鸿、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特派员龙厚生。接着纵队以各种番号在川南开展军事行动，扩大纵队影响，威胁川南重要城镇，并在叙永县木厂梁子阻击川军首战告捷后，继续向南六县进伐，打开了一些重镇，促使坐镇泸州的川军教导师潘文华惶惑不安，误认纵队是红军主力，以为红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因此刘湘令郭勋祺率三个旅固守川南，急令进至黔边温水的潘佐旅“星夜兼程回守川滇黔边的门户——叙永城”。又令第一路指挥范子英“兼程由古宋县金鹅池向叙永重镇两河口截击”。20日又电令独立第一旅张竭诚部开赴叙永，独立第二旅田冠五部移驻叙永，急令第二路达凤岗旅由黔北赤水“兼程赴叙永扼守”。魏楷部防守古蔺城。云南滇军获悉红军已到叙永黄坭嘴、两河口镇等地，“深恐乘隙窜滇”，急令到达叙永县分水岭之龚顺壁旅回守滇境。这样纵队就牵制了一部分围追截击中央红军的川滇黔敌军主力，配合红军顺利回师黔北，取得了二渡赤水的胜利。
（二）建武城特委会议——制定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方针政策
石坎子会议后，川南特委率领游击纵队开赴川南发动群众参军，在树坪与叙永特区游击队合队，共有600多人，依据石坎子会议精神，特委决定编成五个大队，纵队党总支下建五个支部，大队指导员任支部书记，纵队下各单位负责干部就职后，深入敌后牵制敌军。1935年2月末，纵队来到兴文县前，特委通知中共宋兴特支书记兼红军南六游击队政委刘复初来建武城开会。我赶到时，受到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同志亲切接待。徐书记宣布：“主要〈讨论〉牵制敌军，配合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问题。”要求同志们根据扎西会议精神和中央赋予的任务及当前敌情提出牵制敌军的意见。因此我们认真讨论了敌情后，特委作出如下决议：
第一，迅速开创川南新局面，主动威胁川军老巢宜宾、泸州、重庆等三大城市，促使川军重兵固守老巢，放弃川南广大地区，便于开辟游击区。同时，促敌防御宜宾下游，空虚宜宾上游，便于红军东征和西进北上。
第二，迅速在川南开展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地〕袭击敌军，打乱敌军布置、破坏军事设施、争夺敌人军用物资、摧毁敌人团保制度和基层政权、撤销税收关卡、废除苛捐杂税。从而破坏敌人社会基础，断绝经济来源，造成敌人后顾之忧，促敌转移进攻目标，对付游击纵队，从而阻止敌人追击红军主力。
第三，迅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川南各县驻军，重点打击围攻红军的敌军，把敌人牵制在长江边上，配合红军打击敌人，脱离敌军围追，从而胜利实现战略转移。
第四，迅速组织工农夺取地主武装，成立赤卫队，支持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财物、烧契约、不交租、不还债。镇压反革命分子，保卫劳苦群众利益。在斗争中物色积极分子，创建农村苏维埃政权。
第五，迅速培养地方干部，先在群众基础好的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团员，开展群众工作，分别组建工会、农会、妇女会、赤卫队、少数民族协会。支援红军，保护红军伤病员，为红军报告敌情和当向导，宣传共产党政策，动员青年们当红军，坚持对敌斗争。
第六，在敌后制造混乱，虚张声势，各地出现不同番号，如宜宾纵队、泸州纵队、黔西北纵队、滇东北纵队，迷惑敌军，扩大我军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第七，开展瓦解敌军工作，认真执行优待俘虏政策，提高白军思想认识，反对蒋介石亲日卖国，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反对压迫剥削士兵等。动员士兵拖枪前来当红军，密组白军起义来当红军，从而削弱敌军，壮大革命力量。
第八，争取绿林武装参加革命，提高阶级觉悟，分清敌我，防止被敌利用，教育绿林弟兄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团结起来共同打倒国民党军阀和封建势力，解放劳苦大众。
第九，争取土司官家武装同情革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互助，密建互不侵犯的友好关系，共同反对大汉族主义的侵略，解放少数民族兄弟。
第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和扩大纵队军威，决定红军南六游击队，改为红军川南游击支队，中共宋兴特支改称南六特支，直属川南特委领导和开展地方工作。
以上决议成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指导思想，对于开创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会后根据建武特委会议精神和关于牵制敌军的方案，首先有川南地区实行，促敌惊惶心虚，引敌进攻游击纵队，特委要我率领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在叙永、古宋、兴文、长宁、江安、珙县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配合纵队在川滇黔边区牵制敌军，特别是有计划的逐步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下川南重要城镇。攻克筠连城，逼近李庄威胁宜宾，闪击蓝田坝威胁泸州，川军为此震惊。当时蒋介石误认红军主力在川南，电令刘湘抓紧“围剿”。因此集中10多万兵力“围剿”游击纵队，从而牵制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为红军主力四渡赤水，重占遵义创造有利条件。
（三）朱家山特委会议——整编纵队，调整作战方针，转战川滇黔边区
在中央扎西会议精神指引下，红军经数月对敌斗争，战争形势发生新的变化，由被动转为主动攻击敌军的局面。
红军主力征东击西、四渡赤水等一系列战略行动，使我军在云南中调动敌人，歼敌有生力量，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布署，重占遵义，佯攻贵阳，促使蒋介石既调兵力保贵州，又调滇军保贵阳，造成云南空虚，红军将敌甩在贵州，挥师西进巧渡金沙江，获得了红军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的计划。游击纵队在这次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中纵队深入川南开展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斗争，威胁敌军老巢，造成敌军恐慌，使之深感我部是它的心腹后患，特别是红军主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之后，蒋介石忙调尾追中央红军的兵力，布署在川滇黔三省“围剿”游击纵队。这也再次证明纵队达到了牵制川军配合红军之目的。敌人为了消灭游击纵队，还逮捕了王逸涛亲属当人质，并以高官厚禄收买，王逸涛带领叙永游击队一部分武装投敌，成为蒋介石的重庆行营川南招抚特派员，死心塌地为敌效劳，妄图消灭游击纵队。当时敌军组织川滇黔三省“会剿”的布局：
四川方面：急调第二十一军第五师陈万仞部驻防川南，委任他为“南路剿匪军第二路指挥”。在叙永、古宋、兴文、古蔺等县驻防，“剿匪”指挥由穆肃中部队；在高县、珙县、长宁、筠连有陈部第二旅达凤岗部队；在江安、纳溪、合江等县有川军和周化成部队；整个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并采取“跟踪和扭打主义”，妄图“剿灭”纵队。同时刘湘委任冷薰南、裴钢分别兼任第六区、第七区保安司令，负责指挥各县保安中队，分守要隘协军“进剿”。同时，国民党重庆行营还训令各地严密保甲制度严查户口，彻底清乡，任命叙永县长先智渊为“叙、蔺、宋、纳”四县清乡指挥。
云南方面：除委任镇雄独立营营长陇承尧为民团指挥、驻守镇雄、威信要隘，充当“会剿”的急先锋外，滇军第二旅旅长安恩溥（驻昭通）还先后派第二团进驻彝良，彭勤营驻防威信，万保邦团进到川滇边区，加上镇彝威三县保安队与民团数千人，参加“会剿”。
贵州方面：蒋介石亲自召见莫雄，令他将江西省吉安专员公署原班人马搬到毕节，成立“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负责剿办贵州红军游击队”，蒋介石还从湖南调第六十三师陈光中到贵州，归莫雄指挥。以后还恐其他兵力不足，令第五十四师郝梦麟部、第四十七师裴昌会部、第二十三师李云杰部进驻黔西北，收集地方民团，配合川滇军队相机出动，“围剿”游击队。
叛徒王逸涛，也向四川省政府呈递了《我对消灭川南共产党及赤军游击队的意见》，积极为敌部署三省“会剿”出谋划策，妄想把纵队消灭在三省交界的狭窄地带。敌人也认为《意见》“确系川南剿共根本法之一，颇有采纳履行之价值”。
就在纵队面临着三省敌军“围剿”和叛徒投敌造成严重困难的时刻，6月中黔北游击队前来合队，这对壮大纵队力量，有效地牵制川滇黔敌军，扭转纵队危机局面，粉碎三省“会剿”是十分重要的。在新的对敌斗争形势下，为实现统一筹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持敌后斗争，努力开创川滇黔边区新局面，逐步创建革命根据地，更有力配合红军主力北上，为此在纵队和黔北游击队会师朱家山后，当即召开特委会议，研究新形势下的斗争策略做〔作〕出了如下决定：
第一，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急需，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央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作为红军后卫部队，继续转战川滇黔边区，把川南、滇东北、黔西北20多个县内逐步开辟成红军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
第二，议定原红军川南游击队编为纵队的第一支队，黔北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每支队设三个大队，有800多人的武装，徐策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原黔北游击队负责人），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龙厚生任组织部长（戴元怀牺牲），李青云任特派员，陈宏任参谋长，其他干部职务未动，支队以上干部均做了调整补充。
第三，宣布开除王逸涛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批判王逸涛私逃投敌是可耻可恨的，终被人民消灭的。同时教育指战员们，为国家民族生存，为劳动人民打天下而艰苦奋斗是光荣的，人民会永远铭记在心里。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战士，要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在任何艰险中敢于挺身而出，争取革命胜利。
第四，为了鼓舞士气，举行联欢会，庆祝两队会师，宣传形势任务，发扬红军光荣传统，坚持对敌斗争，粉碎敌军“围剿”。
这次特委会，对稳定部队，迅速扩大游击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面对敌人三省“会剿”，纵队每天忙于行军作战，又无后援，十分艰险，但在特委的坚强领导下，英勇顽强，沉着应敌，转战川滇黔边区，寻敌空隙，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反击敌军。一方面争取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尽量多引敌“围剿”，以达到更好地掩护中央红军西进北上，完成中央交赋予纵队的主要任务。
（四）簸箕坝特委会议——总结教训，扩大队伍，粉碎三省“会剿”
1935年2月，红军游击纵队深入川南威胁敌军以来，转战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有力地打乱敌军部署，引起敌军更加仇恨，加紧川滇黔三省“会剿”，集中正规军和地方保安部队，驻防大中城市交通要道，重要关口重重包围跟踪追击。长官司红山顶是防守川滇边的要塞，我部路经红山顶时，敌军早已埋伏，占好阵地，使我们在突然袭击中，伤亡100多人，其中干部数十人，主要领导徐策、张凤光负重伤而亡，参谋长负伤被俘。同志们极为沉痛，士气情绪低落。针对这种情况，7月中旬特委在威信县簸箕坝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健全特委领导，议定余泽鸿、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刘复初组成特委会，余泽鸿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刘干臣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任参谋长，龙厚生任政治部主任，李青云任特派员，从而加强了特委领导力量，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第二，增强纵队战斗力，决定刘复初速领红军川南游击支队归队，编为纵队第三支队，胡志坚任支队长，刘复初兼第三支队政委，并动员工农青年参军，扩大纵队队伍，在运动战中打击敌军，坚决粉碎三省“会剿”，掩护中央红军胜利西进北上。
第三，总结血的教训，长官司红山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军预先有埋伏，占据有利地形，武器装备较好，我部盲目抵抗，指挥有误，对敌估计不足，硬打猛冲，违背了游击战争关于知己知彼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之弱，速战速决，保存实力，能胜则打，不利则退的原则，因而造成伤亡惨重。
第四，确定了下一步粉碎敌军“围剿”的行动方略。（一）利用山区险要，转战川滇黔边区；（二）利用地形和群众条件，在游击中消灭敌军；（三）加强敌情调查，寻找敌军无备，突然袭击，促敌被动挨打，或是采取夜战，闪击敌军甩掉追击；（四）利用敌军漏洞弱点，突破敌人“围剿”；（五）随时在战斗间隙中，利用山区隐蔽休整，努力保持旺盛的精力，以适应连续作战。总之发挥我军运动战、夜战、连续作战的优势，灵活运用〈，投入〉粉碎三省“会剿”的战斗中去。
簸箕坝特委扩大会议后迅速弥补了纵队的战斗损失，充实了各级领导力量，总结了血的教训，纠正了贯于大部队的硬打死拼的作战方式，开始确立游击战争的思想原则，提高了纵队战斗士气和战斗力。这对当时为完成掩护中央红军的历史任务，粉碎敌军三省“会剿”，继续坚持敌后武装斗争起到了指导作用。
纵队经过暂时休整，从云南滇东北取道镇雄，进占赫章城，又转入川南门户筠连境内，突袭小乐瓦轻取巡密司，打开筠连城，相继巧取叙蓬溪，闪击蓝田坝，威胁泸州，迂回占据大洲驿，佯攻纳溪城，转向南六县进军，袭击长宁附安场、江安红桥镇、珙县洛表洛亥，再转赤水县一碗水场及黔西九仓坝等地，击败敌军追击……这些军事行动，拖着敌军团团转，各地扑空。据军阀们反映：坚决除后患，老家才能保，如此证明，实现了我们牵制敌军的任务。
（五）贾家湾特委会议——寻求战胜三省“会剿”的战略策略
1935年春至1935年冬末，游击纵队在掩护中红军战略转移中，引起敌军三省“会剿”，付出了重大牺牲，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由于长期连续作战，敌强我弱，敌多我少。孤军深入敌后没有后援，困难重重，面对敌人重兵“围剿”，纵队由1000多人的武装减少为200多人。为了改变危险的处境，故于1935年11月末，在长宁梅硐场贾家湾召开特委会议。
大家认为争取保存实力，战胜敌军“围剿”，是当前突出的重要问题。有的同志提出立刻化整为零，抓紧休整分成两队，一队隐蔽川南山区活动。有的主张不要分散，进入山区隐蔽休整，开展群众工作，待机出动。但最后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具体安排是：一队由刘干臣、余泽鸿、刘复初等同志负责；二队由龙厚生、黄虎山、曾广胜等同志负责。分队行动后，二队行军到炭厂暴露目标，被敌击散，有个别当了俘虏，泄漏了机密。因而长宁县驻军在梅硐场更加疯狂，围攻一队。这里四面炮声杀声隆隆，但我们英勇冲出围追，刚到江安、兴文、古宋境内，敌人又在坭基潮碗厂坡围攻，在危急中余泽鸿同志不幸牺牲，我们将其密葬后，动员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为余政委报仇，并组织深夜突围，天明到了踏水桥山上隐蔽，次日下午又被敌围追，天黑时才将敌甩掉。
当晚特委召开紧急会议，由刘干臣、刘复初、李青云等同志研究决定：选刘复初继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刘干臣任纵队司令员、李青云任特派员、胡志坚任参谋长，立即指挥部队上连天山休整。但刘干臣同志提出：“病重足肿，行动困难，要求离部休养，在病假中，请刘政委代行司令员职务。”我们只得勉为其难答应他的要求。
次日部队到达连天山时，点名只有17人。第三天发现敌军蜂涌〔拥〕而至，围在山下，开始上山“围剿”红军。因此特委提出：（一）要求指战员们共同负责做好当〈地〉群众工作，密切联系群众，教育群众为红军保密、带路、侦察敌情、协助红军解决；（二）勉励同志们坚定革命意志，亲密团结，发扬红军为革命而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险，争取粉碎敌军“围剿”；（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关心群众疾苦，发扬阶级友爱，保持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精神，经得起严峻的考验；（四）针对在敌情紧张，饥寒交迫的困难和危机面前，有的同志产生了忧虑和动摇的情绪，并提问：“红旗能扛多久？失败能复胜吗？”特委号召共产党员抓好以下工作：
1.利用连天山森林隐蔽，每天更换方向和住址，绝对保密不露目标，严防敌军攻击，争取时间休整，同时我们设法买粮和穿的、用的，解决实际困难。有粮先让战友吃饱，有穿先让战友穿上。领导干部带头帮厨、放哨……同志们对此深为感动，上下更加亲密团结，决心战胜〔渡过〕当前难关。
2.提高战友们的思想认识，指明保卫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问题，我们作为红军后卫部队，为了争取红军胜利北上抗日，哪怕游击纵队覆没了，也是有价值的。当前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坚强的特委领导，又有边区广大群众热忱支持。经过近一年的战争锻炼，我们已有一些斗争经验，只要坚持下去，敌军苦于冬季作战不利，供给困难也会撤去。那时我部收容打散人员和继续扩大红军，就能迅速发展，革命胜利是必然趋势。
3.托友寻找打散部队，通知他们保存实力，密来连天山合队，共谋发展。
果真，经过1月多的艰苦斗争，敌军“围剿”找不到目标，自动宣传川南共匪消灭了撤兵回城。我们下山时，通讯员徐茂然带了30多人武装前来归队，以后沿途又发动工农参军和收容归队的同志，很快发展200多武装编成两个大队，恢复了纵队建制，仍在红军老游击区活动。
贾家湾特委会重要意义：纵队在面临严峻形势，几乎被敌陷〔消〕灭情况下，毅然决定上连天山隐蔽活动，并在极端危难时刻发挥了党的领导作用，保存了革命火种，继续发展纵队势力。
（六）洛柏林特委会议——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纵队从连天山下来，沿途接收流落战友和休养员归队（但留在贾家湾的伤病员十多人被敌“清乡”抓走了，留在杉树湾的刘干臣同志在敌人“清乡”中被打死）。并在农村动员青年参军，很快有300多人，但急待整训，提高战斗力，而且在敌后斗争一年，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今后发展前途，必须明确奋斗目标。
1936年春节，在兴文县洛柏林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共同议论有关问题，统一了思想认识，统一了行动指挥，作了如下决议：
第一，首先肯定纵队在特委领导下，克服了上无联系，下无援助，孤军奋战所带来的重重困难，纯洁了组织，保存了实力，团结全体指战员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精神，在敌军“围剿”的恶劣环境下，不怕流血牺牲，保证完成了牵制敌军的历史任务，配合红军战略转移。同时在川滇黔边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密切军民鱼水关系，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传播了革命火种，使灾难深重的边区人民看到了阶级解放的前途，红军游击纵队得到了边区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第二，纵队孤军深入敌后，敌强我弱，敌多我少，每天作战行军，没有休整机会，饱受饥寒劳累，伤病员增多难以安置，军用物资难以供应，兵力减少难以补充，敌情不明，被动挨打。总之，我方无根据地和后援，是纵队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三，边区党组织基础薄弱，后遭叛徒王逸涛勾结阶级敌人大肆破坏，地方组织被敌瓦解。特委虽曾派同志在白区建党，但无坚强干部和地方武装支持，常被敌人摧残，无力保证军事与政治斗争相结合。这是失败〈的〉又一个原因。
第四，必须执行特委在连天山提出的任务：1.继续深入老游击区开展群众运动，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军民团结如一家，敌人无法战胜。经常宣传游击纵队是为劳动人民的翻身而革命的，只有共同奋斗，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建设革命根据地，才能彻底解放；2.抓紧接收在战争中流散人员和地方休养同志归队，迅速恢复扩大纵队队伍，边整训边工作；3.在开展群众工作同时，发动农村工农青年参加红军，继续壮大游击纵队，增强战斗力量；4.教育当地群众，为红军保密和报告敌情，协助游击纵队解决困难。
第五，召开党员大会，民主选举特委成员，选出刘复初、龙厚生、李青云等同志组成特委会。由刘复初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龙厚生任特委宣传部长兼纵队司令员，李青云任特委组织部长兼特派员。纵队下暂设两个大队，一大队长高良民，指导员陈兴才。二大队长黄虎山，指导员曾广胜。
第六，特委根据当前斗争形势，于1936年2月中旬，认真研究了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一是密组地方武装工作队，在川滇黔边区开展群众运动，配合纵队创建根据地。因此先后恢复红军川滇黔游击支队，开展川南地区工作；新建红军云南游击支队，留在滇东北地区工作；新建红军贵州游击支队，留在黔西北地区工作。其主要任务：1.扩大武装队伍，支持群众闹革命；2.支持地方党组，开展群众工作；3.团结广大群众，为建设农村政权而奋斗。各支队领导干部，由特委书记负责抽调培训和安排工作。二是成立地方党组织，分成三个特区：川南特区、滇东北特区、黔西北特区。各区成立特区区委，直属特委领导，特区成员由特委培训干部，派去负责。其主要任务：1.担任地区建党建团的工作；2.在斗争中物色积极分子，参加建设根据地工作；3.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团结群众支援纵队开创新局面。以后特委决定地方游击支队负责同志作为特区区委成员。三是成立随军学习组，分别培养地方干部，经过培训考查，先后派出：1.金璲任红军川南游击支队长，戴德昌任支队政委（老红军）；2.赵文海任红军贵州游击支队长，阮俊臣（早留黔西工作）任支队政委；3.殷禄才任红军云南游击支队长，陈华久任支队政委（老红军）。以上各个支队，作为地方工作队，直属特委领导。四是特委起草建设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纲领，依据党中央抗日救国主张的精神，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实行政策，结合川南群众斗争纲要和边区实际情况，提出12条纲领，指明奋斗方针任务，建设根据地各项政策，动员川滇黔边区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建设人人有工作，生活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社会，为争取边区各民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上述决议，是特委在胜利完成掩护中央红军北上后，落实中央军委扎西会议精神在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问题〈上〉的部署，此后为建设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武装准备（建设三支游击队），组织准备（建设三个特区），思想准备（建设根据地纲领和实施方案）。
根据当时传来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到贵州的消息，特委研究如何行动，有的主张在敌后继续执行扎西会议决定，坚持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军，掩护主力红军长征。当前川滇黔敌军正在追红二方面军，应积极配合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掩护其顺利长征。有的主张纵队前去合队。最后决定，牵制川军，减少敌军围追，掩护红二方面军北上。
于是纵队在川南进行了洛柏林战斗、炭厂战斗、大庙战斗……特别是大庙一战，击败川南联合“剿共”军，生擒俘虏数十人，缴枪百余支，引起川军教导师前来增援。我部又向云贵边区进军，新发展了1000人的武装，牵制川滇黔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长征。不久又引起敌军第二次三省“围剿”。据获消息，敌军加强了武力，决心消灭游击纵队。
对于这次洛柏林特委会，我们在连天山隐蔽时，作了一些准备工作，由于战斗频繁，会议流动式的召开数次，不但总结了经验教训，研究了今后行动方向，培养干部和建党问题，制定了建设边区根据地大纲，树立了长期斗争的目标，这个纲领体现了特委贯彻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在武装斗争、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即红色政权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都有了明确规定。这一纲领，虽因诸种原因未能全面实施，但它的影响和为建根据地逐步创造条件，是起到了重大作用。
（七）院子场特委会议——适应抗日斗争形势，扩大统一战线影响
1935年冬，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党中央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各党派爱国人士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拯救祖国危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而共同奋斗”。深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全国掀起抗日救国高潮，为此我们做了一些宣传工作，成效很好。1936年春，珙县大庙战斗，击败川军“围剿”，活捉官兵数十人，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教育，并告他们留与走自愿，缴的枪也可带走，欢迎联合起来枪口对外。俘虏们深为感动，表示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拥护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愿意动员白军起义来当红军。
1936〈年〉夏初，纵队向滇黔进军，到达威信县花坝。特委留在黔西组织游击队的阮俊臣部参加了贵州救国军，红二、六军团派欧阳崇庭在阮部工作，因此欧同阮的代表前来报告：“国民党暂编第五旅第三团第二营，因受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影响，在毕节起义来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合队。”特委十分重视白军起义，认真研究了形势和今后工作方针一致认为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红军威望，已在白军中发〔产〕生良好的影响。今后还会发生类似情况，这时孤立敌军将起重要作用，同时为了响应党中央抗日救国主张的号召，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动员边区白军起义和绿林武装来当红军，鼓励边区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争取边区广大群众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一支强有力的抗日救国同盟军，特别重要，因此特委决定：
第一，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作为川滇黔边区抗日救国的先锋队，团结边区各族人民为振兴中华而奋斗。
第二，为了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成立抗日先遣队司令部，决定阮俊臣、陶树清任正副司令员，刘复初任总政委，曾春鉴任参谋长（养伤归队），李青云任特派员，以便统一行动。司令部下设三个支队：以阮俊臣带来的武装编为第一支队，由阚思芳任队长，欧阳崇庭任支队政委（老红军）；陶树清带来的武装编为第二支队，由唐和中任支队长，邝善荣任支队政委（老红军）；以原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三支队，由龙厚生任支队长，刘复初兼支队政委。这时支队已有1000多人的武装，仍在川滇黔边区活动。
第三，拟定宣传口号和布告，扩大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政治影响，主要内容：1.国难当头，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败日寇侵略；2.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3.川滇黔边区各族人民组织起来，支援红军抗日救国；4.欢迎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红军抗日先遣队，为建设川滇黔边区新社会而奋斗。
1936年6月8日发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政治部布告，其主要精神：“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我国，强占东三省，又侵犯我华北，日寇在东北地区掠夺我国财富，蹂躏我国同胞，把他们当成牛马奴隶，逼得他们家破人亡，使东北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继续扩大侵华战争，企图亡我中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要求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打倒中华民族的公敌日寇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我国人民的当前大敌，故曾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并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现在胜利到达陕北。全国将掀起抗日高潮。我军全体指战员热烈响应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川滇黔边区爱国同胞，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斗争！
第四，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既是武装工作队，又是宣传队，必须认真把党的统战政策变成实际行动，模范执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保护人民利益，密切联系群众，保持红军爱国爱民的光荣称号！
会后在特委会决议精神指导下，抗日先遣队继续活跃在川滇黔边区，特别是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声势浩大，纵队发展很快。反动当局为此极为恐怖〔慌〕，边区各县纷纷飞电告急，要求调部队兼程增援相机围歼抗日先遣队，阻止赤化。
蒋介石闻悉纵队已有数千人，武器装备同国民党正规军一样，“并以救国军名义，动员各阶层参加抗日，深受群众欢迎”。“实有久据川滇黔边区之企图”。故多次发出急电，严令刘湘，龙云和贵州省政府“指派兵力严行清剿，以除后患”。
（八）杨家湾特委会议——坚持团结起义部队，共建革命根据地
1936年夏，红军抗日先遣队组成后，在川滇黔边区，屡次击败敌军进攻，以蒋介石为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惊惶不安，组织了对纵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面对敌情紧张，陶树清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缩小行军目标，避免敌军追击，改变公开宣传为秘密宣传，便于隐蔽；二是为了摆脱敌军‘围剿’开辟游击区，到云贵山区活动，继续扩大政治影响；三是为了加强内部团结和教育新兵，不要谩骂侮辱人格，对于违犯〔反〕纪律的人，适当处理。”为了考虑陶树清的建议，特委在毕节杨家湾召开扩大会议，共同研究下一步工作方针。
龙厚生认为：（1）红军游击队既是武装工作队，又是宣传队，不公开宣传就是放弃革命，不革命的表现；（2）要到新区去打游击，是有阴谋的，企图脱离老游击区，便于消灭游击队；（3）红军纪律严明，如有违犯者必须惩罚，骂就是一种严厉的批评。因此龙厚生认为陶的三点建议是恶意的攻击，并提出立刻同陶、阮部队分开行动，以免影响红军的声望和发生危险。
刘复初认为：（1）陶树清公开建议是善意的，是从改进工作出发的，应当妥善处理，不能主观地误解和一概否定，这是违背统战政策精神的；（2）陶树清是主动来当红军的，拥护党的领导，服从指挥，为人正直，自觉要求革命，故不能猜疑误会；（3）陶、阮部队多是受压迫的工农群众，他们在旧社会染了一些恶习，是可以理解的，改造思想要有过程，决不能急躁，必须耐心教育，争取进步，团结他们为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4）陶树清起义参加革命，是白军走向光明的道路，将会影响更多的白军起义来当红军。阮带的绿林武装，多是被统治阶级逼迫上山的劳苦群众，当红军就是他们的出路，也会影响更多的绿林武装来革命。如果抛弃阮、陶部队必然造成损失，对党的政治影响不好；（5）当前敌军“围剿”，急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力量更大，分裂是有害的，后患不堪设想。
龙厚生坚持他的观点，从江西来的有些同志受“左”倾路线影响较重，支持龙的意见，要求立即分开行动，而坚持教育团结的同志是少数，我当时避免分歧造成纵队基础动摇和对立，只好保留我的意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形成了特委决议：
第一，决定阮俊臣、欧阳崇庭同志率领第一、第二支队分开行动，既可分散敌军攻击，打乱敌军“围剿”部署，又可考查陶树清的思想动态，待形势好转，再集中行动。
第二，原纵队第三支队仍恢复“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番号。
但抛弃陶、阮部队后，敌人知道他们失去领导核心，猛烈追击，结果被敌人打散了，陶树清当了俘虏，惨遭敌军杀害，阮俊臣来特委失声痛哭的〔地〕说：“不要起义部队和绿林武装革命，是孤立自己，只能对敌人有利！”对这个失败的教训，龙厚生也深感后悔，因为当时阮、陶部队，已开始发展党员，陶也要求入党，是具有改造他们的条件。阮、陶部队失败的消息，对游击队有很〈大〉震动，故在水田寨特委总结了杨家湾会议失败的教训。明确指出，违背党的统战政策是错误的。急需清醒头脑，端正思想观点，以免再犯类似错误，会议决定：
一、要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善于利用阶级矛盾，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联合一切进步力量共同反帝反封建，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为此目的，必须坚决欢迎白军和民团起义来当红军，欢迎绿林武装参加革命，欢迎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积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革命力量，为建设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而奋斗。
二、力争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解放劳苦大众。为此，特委提出建设根据地的任务、政策、措施。明确建立根据地的起点，我们认为滇东北部的有利条件：
1.滇东北是红军老游击区，又是统治阶级的薄弱环节，地区偏僻，交通不便，敌人鞭长莫及，便于发展革命势力。
2.滇东北多是各族劳动人民，受尽压迫剥削，饥寒交迫，要求革命，真心拥护共产党，因而群众条件很好。
3.滇东北地形险要，山高林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出击滇黔边区，既可顽强抵抗，又有回旋余地。
4.以威信、镇雄为中心，先赤化滇东农村，再把川南和黔西北地区联〔连〕成一片。虽然山地生活差，但能保证吃饱，其他军用物资在战争中解决。
三、云南游击支队作为地方武装工作队，开展群众运动，把广大劳动人民组织起来，赤化农村，配合纵队建立根据地，确是有利条件。
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党团员干部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加强教育战士执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用实际行动教育群众，特别注意在战争中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增强党的战斗力。
最后，龙厚生提出：“为了加强党、政统一领导，更有力地开展工作，建议特委书记刘复初同志兼纵队司令员，便于统一领导。”同志们认为很必要。刘复初建议：龙厚生同志任纵队政委，我有病，常发高烧，不能再兼要职。其次为了加强特委组织领导，刘又建议：曾春鉴、邝善荣等同志作为特委成员，会上一致通过。
院子场和杨家湾会议的明显特点是，特委根据中央精神，对抗日战局发展、国内矛盾变化，阶级关系变化和我党团结抗日的政策，有了正确认识，故思想行动转变，适应形势开展也较快，但这两次会议，未能从思想上彻底清除“左”的倾向，特别是在统一线问题上，既防止投降主义，又防止关门主义，未能统一起来，以致在对待起义部队的处理上，有所失误。直至在水田寨和罗布坳特委会上用实践证明，才进一步纠正。
（九）罗布坳特委会议——壮大红军队伍，加强党的地方工作
1936年8月，我部到达威信县罗布坳时，川军教导师第四团第一营的士兵起义前来参加红军，为了克服杨家湾事件再发生，认真团结好白军起义部队，在罗布坳召开特委会共同决议：
第一，必须认识白军不断起义来当红军，对于白军解放指出了光明道路，促进川滇黔边区形势好转将有重大影响。同时白军士兵都是工农群众，受尽长期压迫剥削，经过阶级教育，革命意志是会坚强的，我们重视团结教育，争取他们成为革命战友，是有把握的。
第二，加强对起义白军的宣传教育，使他们深刻了解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和红军的性质任务，了解官兵平等、军民鱼水情等新型军队的本色；通过热烈召开联欢会，发动老战士深入连队慰问，宣传红军光荣传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以模范行动教育新战友，帮助起义人员当好红军；召开座谈会、诉苦会等活动，提高阶级觉悟，仇恨阶级敌人，鼓励他们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杀敌。
第三，决定川军起义的部队编为纵队的第三大队，任命起义带头的刘少成当大队长，兰澄清当副队长，派曾广胜同志任政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
第四，注意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建党工作，抓紧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符合党员条件者及时吸取其入党，壮大党的力量，增强党支部的堡垒作用。果真大队长刘少成、兰澄清等同志主动要求参加共产党。
特委在簸箕坝继续研究建立地方党组织，在川滇黔游击支队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地方党组织，开展地方工作。为此决议：
一、在特委统一领导下，健全川南、黔西北、滇东北三个特区区委。由川南游击支队和南六特支负责同志组成川南特区区委；由贵州游击支队负责同志和派党员干部组成黔西北特区区委；由云南游击支队负责同志和派党员干部组成滇东北特区区委。特区委主要任务：在地方建党，开展群众工作，赤化农村，创建农村政权，壮大武装工作队，支持群众闹革命，捍卫农村根据地，密派得力党员打进白军内部（正规军、保安队），组织士兵起义来当红军。
二、挑选伤病员中有干劲有能力的党员，经过培训派到特区工作，既加强特区的组织领导，又可养伤养病。
三、物色地方积极分子，抓紧培养政治可靠，经过考查符合党员条件者，及时吸收入党，留在地方开展群众工作。
四、发动纵队各级党员干部，既要抓紧内部党的建设工作，又要重视地方群众工作，促进游击队和地方群众紧密结合，增强军民关系。
五、纵队设招待处，接待外来干部培训，但要注意保密，互不介绍自己情况，绝不发生横的关系。
贯彻特委以上决议后，在纵队建设和地方工作方面有了很大进展，首先发挥地方组织的作用，逐步完成壮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特委书记负责培训干部，加强地方建党工作。并由特委组织和宣传委员负责部队政治工作，不断提高干部、战士们的阶级觉悟。
其次经过对川军起义人员的教育，思想进步快，乐意当红军，精神愉快，作战英勇，特别是发挥他们新式武器装备和军事修养好的优点，加强了纵队的战斗力。纵队发展了700多名武装，地方游击队发展400多人，纵队朝气蓬勃，焕然一新，曾战胜滇军的顽强抵抗，引起敌军们的畏惧。
（十）母亨〔享〕特委会——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团结各族人民，为求彻底解放而共同奋斗
少数民族多住山区，而且他们受封建势力压迫多年，长期处于饥寒贫困中，迫切要求革命。我们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极为重要。因此，1936年9月，在镇雄县母亨〔享〕召开特委会，研究团结少数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工作教育和制定民族工作策略。
特委认真研究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认为：川滇黔边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历来受大汉族主义的欺压，他们为了自卫都有武装，而且形成寨主集团，共御外侮，后来封建王朝任命土司官家分管少数民族，官家成为贵族，实行农奴制，逼迫少数民族纳贡（粮食、牲畜、劳役、兵役……），农奴们长期过贫困生活，敢怒不敢言。同时官家们封建割据，争夺地盘扩大势力，各自称雄。大官家压迫小官家，造成世代仇恨，矛盾尖锐。因此，特委决定：
第一，必须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睦共处，保护民族利益，共同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欺压，反对破坏民族关系，同室操戈，自相残害。
第二，教育少数民族，树立民族亲如一家的思想，应当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和谅解，消除少数民族之间隔阂，争取共同幸福。官家要体会农民的困难，自觉优待农民，减少农民负担，取消不合理制度，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大家团结一致，保卫家乡。
第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欺压奴虐少数民族的政策，动员官家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建设民族平等友爱，团结互助，发展边区生产，争取经济繁荣，为把少数民族居住区，建设成一个欣欣向荣、平等互爱的新社会而奋斗。因此，官家和农民都拥护，如花朗坝女官家表示赞成，并欢迎我们去她家作客，曾为纵队送粮送菜，动员土司武装掩护纵队过境安全，积极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因而〈我们可〉争取机会向农奴做更多的工作。
（十一）罗坎特委会——积极开创边区根据地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1936年10月，敌军加紧川滇黔三省“围剿”，增加我们建设根据地的困难。但内部机会主义思想也给创建根据地造成了不少困难，主要表现在有时主张打倒一切，有时主张联合一切，这种盲目打倒和联合的“左”、右倾错误思想，常常影响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当时，如果忽略团结各阶层中的爱国力量，将会孤立自己，无法在边区立足。因此有必要提醒同志们注意，并在工作中加以纠正。故在镇雄县罗坎召开特委会议，明确了创建根据地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一、依靠工农群众，团结边区各阶层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及同情革命的个人与团体。宣传动员他们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反对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反对蒋介石亲日，镇压人民革命，号召各族各界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保护边区小工商业者，争取他们帮助游击队采购军用物资（布匹、子弹、医药、电池……），报告敌情，并为红军带路送信。
三、保护边区场镇的学校、邮电、医疗、交通等人民公益事业，争取同情革命的教员、职工、医生等，为红军保护伤病员，存放物资，传递信息，宣传共产党的救国爱民的政策。
四、为了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孤立国民党反动派，〈要〉利用地方势力的矛盾，争取他们严守中立，互不侵犯，积极争取他们协助纵队解决困难，但所有这些工作，必须做到坚持团结、斗争的方针，对搞两面派危害革命者，坚决予以镇压。
五、彻底摧毁游击区内敌区长政权和地主武装。首先拔掉滇东北地区的坏根，为创建根据地铲除障碍，民愤大的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大力扶持工农闹革命。
特委连续多次宣传，组织广大群众在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成效良好。1936年5月以来，接收了黔军、川军起义前来当红军，有的绿林武装要求当红军，边区开明人士表示同情革命，边区有的县区当权派，如威信李县长、毕节杨家湾席区长等愿守中立，这些政治影响，反动统治阶级深为忧虑！
（十二）燕子口特委会议——主要研究粉碎敌军“围剿”的斗争策略
1936年11月敌军猖狂进攻红军游击纵队，初步查明敌情，川南有教导师、第五师及穆肃忠、周化成等部队。黔西北有陈光中师、杨森师、柳际明旅。滇东北有安恩溥旅、陇承尧独立营和地方保安队、团防等。而且正在增援敌军进行“围剿”。但是临冬纵队尚无防寒设备，医药、子弹正待补充。同时纵队作战10个多月，老兵少新兵多，急需休整，为了粉碎敌军三省“围剿”，特委作了如下决议：
第一，首先解决防寒问题，查明杨森军阀正从川南运至毕节的军用物资，我们组织纵队在燕子口埋伏袭击，果真来了数十马帮，战斗开始，敌军逃散，马帮被俘，因而解决了纵队军用物资。这一胜利同志们很高兴，讽刺地说：“电告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收到杨森运来的军用物资，应予嘉奖！”
第二，隐蔽山区休整，迅速组织地方游击队，抓紧教育山区劳苦人民，为保卫红军安全休整而奋斗，协助红军保密，封锁消息，防止敌人发现目标，为红军侦察敌情，即时报告敌情，协助红军解决生活困难，发动青年参加红军。总之为红军休整创造有利条件，促成红军胜利完成休整任务。
第三，抓紧培训干部，认真做好地方工作，要求以身作则的执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协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宣传党的政策，提高阶级觉悟，密切联系群众，除奸防特，保卫山区，巩固军民鱼水关系。从政治思想上，把群众组织起来，参加农村政权建设，从而扎根于广大群众中，这样定能安全休整。
第四，根据敌军“围剿”概况，我们的基本对策：（1）加强侦察工作，寻觅敌人薄弱环节，积极开辟新游击区，争取主动攻击敌军，以免被动挨打；（2）采取以强攻弱的策略，专打保安队和团防，先消灭敌军爪牙，后灭敌军附属部队，再灭敌军主力，争取逐步消灭敌军；（3）发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特点，运用孙子兵法，坚持游击战术原则，时常总结作战经验，不断壮大实力，有计划的〔地〕消灭敌军有生力量；（4）适应山区作战条件，为了行军作战方便，以敌情为转移，采取时分时合，以迷惑敌人和袭击敌人。在纵队统一指挥下，制定联络方法和集中地点，敌弱时以大队为作战单位消灭敌人，敌强时集中力量歼灭敌人。
第五，加速建设边区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为纵队隐蔽山区休整创造有利条件，配合纵队粉碎敌军“围剿”。进一步明确川滇黔边区三支游击队的任务：（1）要求红军川南游击队，以古宋、兴文、长宁等县为中心，逐步扩大，赤化川南，特别是先选交通不便的山区，林密的地区，抓紧培养积极分子，参加建设山区革命政权；（2）红军云南游击支队，以威信、镇雄等县为中心，逐步赤化滇东北，先选地形险要，有森林的山区，抓紧培养积极分子，建设山区革命政权；（3）红军贵州游击支队，以毕节、遵义、赫章等县为中心，逐步赤化黔西北，先选靠近川滇的山区，抓紧培养积极分子，参加建设山区革命政权。以上任务，纵队支队努力争取实现。
会后尚未完成变成实际行动，在敌军重重包围、跟踪追击下，纵队没有喘息的机会。12月末纵队被打散，多数同云南与贵州游击支队合队，继续战斗。龙厚生、李青云带领少数同志到了水田寨，丧失阶级警惕，偏听艾宗藩等人的欺骗，而被暗害。但是特委组建的革命武装一直坚持对敌斗争。
1938年春，我奉命来老游击区向川滇黔区游击支队负责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战政策，并商定注意保存实力，寓兵于农，深入农村，紧密团结群众，边生产边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支援抗日救国，组织群众建设农村，扎根农村。但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破坏团结抗日，镇压人民革命，游击队为了自卫反击坚持至1947年。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全面“围剿”中，先后被敌打散，有些同志参加了贵州、云南组建的民主联军，游击队负责同志有的在战场上牺牲了，有的被敌杀害了，但流散在边区的同志们，我军解放大西南时，纷纷参加剿匪、征粮等工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同志们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再次表明，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孤军深入敌后，艰苦奋斗12年，为国家民族生存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而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不愧是党培养出来的英雄军队，不愧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他们忠于党的事业和热爱祖国的精神，永远活在边区人民的心中。
结束语
在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即前期的中共川南特委）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主动出击，前赴后继，历经艰险，饱受饥寒劳累之苦，坚持游击战争，打击川滇黔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动摇边区的反动统治，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交付的光荣任务。
（一）纵队把掩护主力红军长征作为主要任务，在敌后浴血奋战牵制“围剿”敌军，打乱其军事部署，造成敌军后患。吸引敌人对纵队进行三省“会剿”，先是对于央红军四渡赤水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后是红二方面军主力战略转移到达边区，纵队又积极开展游击战，先后抗击敌军17个旅的正规部队，20多县的保安队、团防。掩护了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北上。
（二）纵队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传播革命真理，促进了边区各族人民的觉醒，为边区革命斗争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纵队在不断抗击强敌“围剿”，经常转移的紧急情况下，每到一个地方，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守纪律，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抓住战斗间隙和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道理，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并且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党的主张和政策，符合边区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共同愿望，而且在纵队的行动中真实地生动体现出来，广大群众通过亲身经验逐渐认识到，只有依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革命而艰苦奋斗，才能推翻军阀地主的反动统治，创建一个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救星。因此群众自觉地支援纵队，不少青年毅然参加到纵队里来，为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战斗。纵队后来虽然被打垮了，但她〔他〕所传播的革命真理，以及红军指战员为革命流血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尚品质，却在边区各族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更加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为以后边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党领导的边区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三）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纵队能在强敌“围剿”的险要环境中，始终坚定信念和政治方向，是因为有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的领导，先后由〔有〕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刘干臣、刘复初、龙厚生、李青云等。这些党所培养的政治素质优秀，久经考验，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领导骨干组成的中共川南特委，川滇黔边区特委，把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带到纵队里来，建立了高度统一的集中领导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游击区20多个县，取消苛捐杂税，惩办民愤大的反革命分子，摧毁区长反动政权，特委成员处处以身作则，亲密团结群众，关心干部，爱护战士，吃苦在前，作战英勇。使纵队上下情同手足，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即使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又没有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支持，纵队在牵制敌军中，不断遭到顽敌残酷“围剿”，受到严重损失的时候，特委坚定率领只余17名，数十、数百、数千的红军游击队员，同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党在纵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在川滇黔边区具有良好的影响。特委既是游击纵队的领导核心，又是当时领导边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
（四）特委培养造就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特委不仅组织成由中央红军选派的部队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的革命武装，而且也是党在川滇黔边区培养骨干，造就干部的革命学校。在这所学校里，特委为创建根据地和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使一大批干部和战士接受了党的教育，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经受了游击战争的磨炼，增长了才干。在1935年冬，纵队被打垮后，特委又发展1000多人武装，并新组建三支游击队——云南游击支队、贵州游击支队和川南游击支队，在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的困难条件下，响应党中央号召，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团结爱国力量和开明士绅，秘密发动群众，扩大组织，壮大力量，以灵活的战斗方式，不断抗击敌军和地方保安队的“清剿”，惩办捕杀游击队员的恶霸和反动头目，袭击地方反支政权机构，进行顽强斗争，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对此军阀们极为震惊，在掀起“反共”高潮之时，连续对游击队发动大规模“清剿”，疯狂屠杀游击队指战员及其亲属。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贵州游击支队坚持战斗到1944年，川南游击支队坚持战斗到1945年，云南游击支队坚持战斗到1947年。面对国民党整编第七十九师，其他两个师及五个专区20余个县保安队、团防的重重“围剿”，〈游击队〉坚定革命意志血战到底，光荣地结束了游击队壮烈牺牲的斗争历史。
（五）在特委培养下锻炼成长成〔起〕来的、幸存下来的一些红军指战员，他们历经曲折和艰险，有些人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邝善荣等），回到八路军（陈兴才等）、新四军（李桂洪〔英〕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些人分散隐蔽，后来参加地方党组织或者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继续进行英勇斗争；还有些人后来参加了“中国民主联军滇黔川边区第二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和“川南武工队”，配合向西南进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了川滇黔边区的解放！
（六）特委所领导的革命斗争，虽然一直把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在完成中央军委交付的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军事斗争中，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孤军深入敌后，浴血奋战于敌人三省“会剿”。在敌军猖狂进攻中，我们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困难重重，再加上纵队离开红军主力不久，特委就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这时也正值川南和黔北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上得不到中央具体提示，下得不到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与支援。在游击战争的战略、政策和指挥上王明路线的影响未肃清，也难免出现些失误。尽管纵队的武装斗争，在多我数十倍的顽敌“会剿”中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却以敌人在全局战略失败的辉煌成果而结束。特委领导纵队的英勇斗争，配合和支持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纵队的斗争失败，是长征付出的有意义的代价和牺牲。长征是宣言书，纵队的斗争是这部宣言书中重要的一页；长征是宣传队，纵队是这支宣传队中光荣的一员；长征是播种机，纵队是党和红军在川滇黔边区播下的充满生机的革命种子，深深地扎根在边区人民心中。
例如：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刘干臣、曾春鉴、龙厚生、李青云、张凤光、陈宏及支队干部邝善荣、黄虎山、胡志坚、戴德昌、曾广胜、陈华久、阮俊臣、殷禄才、金璲等同志，和许多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在同敌人殊死斗争中有的英勇献身，有的面对敌人屠刀从容就义，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富强，把满腔热血洒在川滇黔边区的土地上。青山处处埋忠骨，人民时时忆亲人。边区各族人民永远怀念党哺育出来的这些优秀儿女，永远不会忘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1991年6月2日
（录自云南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66，第43页）
我原在粤赣省委妇女部任副部长，后和我爱人戴元怀同志一起调到苏区中央工作，戴元怀分到红八军团任民运部部长，我调到地方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同志。由于中央领导上“左”倾路线对革命的危害，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越打越糟，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开始长征。
长征开始，战斗打得很艰苦，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几道封锁线，但部队伤亡很大。部队到达湖南时，我由地方工作团被调到卫生部第三连（担架连）当指导员，行李多、任务重，走得很慢，有时掩护我们的部队还从后面朝天上放枪，哄我们说“敌人追来了”，要我们快走。背着包袱日夜行军，苦累不说，最主要的心里憋着气，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才算完事。
红军长征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在军事领导上“左”的错误，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地位，这是我们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会议精神传达后，全军上下都十分高兴，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决定渡江北上，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听说敌人沿江封锁，过不去，部队折向云南的扎西集结。
我记得过赤水河到扎西的这条路上，我们卫生部用八个人抬着一架X光机行军，一天遇到毛主席，他问贺诚部长：你们抬着什么东西？贺诚回答是X光机。毛主席说：你那个东西这么笨重，要抬到什么地方去，又在什么地方用啊？难怪前边和后边的部队都埋怨你们走得慢，是不是精简算了。后来，部队回师时贺诚同志就把这台机器寄藏在石坎子一家农民家里了。
我们到扎西住下来后，各军团首长都到总部来开会，什么内容不清楚，形势仍然很紧张。休息了两天，卫生部组织科的一位同志来通知我说，要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我爱人戴元怀同志已经调到游击队去工作，要我也留下来，同他一起到游击队去。我找到戴元怀同志，他说：四川地下党的王逸涛来扎西向中央汇报，说他有一支队伍，要求跟中央红军一起走，中央没有同意，经过考虑，决定留下一些人在这里成立游击队，开展这个地区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我思想上是很痛苦的，要和红军主力的同志们离开，心头实在难舍难分，如果不是革命事业的需要和戴元怀同志也留在这里工作，说什么我也不愿意离开红军总部的。
过了一两天，在离总部不远的房子里，召开了一个有100多名干部参加的会议，戴元怀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到会后我才知道，参加开会的同志都是要留在游击队的。等了不久，周副主席来了，大家情绪一下兴奋起来，周副主席给我们讲话，他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当前的情况，他说：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坚持抗战，不抗战就没有出路，我们的民族也就没有希望。我们的宣言已经发了，我们要树立长期同敌人作战的思想。现在，我们正面不能同敌人作战，我们要打到敌人的后方去。但是，我们目前有许多困难，蒋介石还在一〈心〉打内战，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我们机关庞大，包袱很重，不适合于作战。因此，中央决定，机关要精简，伤病员要安置，部队要充实轻装。并决定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是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二是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家要服从中央的决定，高兴地在这里战斗，坚持斗争，直到革命胜利。他还要求我们要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抗战力量，开创新局面，我们在这里暂时分开，将来是会见面的。我们川北有根据地，你们在川南搞起来，我们的革命力量就大了。会上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任命红三军团第六师政委徐策为川南游击队的政委，王逸涛为司令员，余泽鸿任宣传部部长，戴元怀任组织部部长，刘干臣任参谋长。
周副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教育很深，消除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大家心情很激动，表示要坚持在这里好好战斗。在扎西中央决定建立了川南特委，当时没有宣布，后来戴元怀同志告诉我，徐策任书记，特委成员是余泽鸿、戴元怀等人。在扎西宣布成立游击队后，部队回师到石坎子，很多同志才来报到，还从国家保卫局抽来了一个连，300多人，随主力红军后边行进，到了四川五龙山与王逸涛组织的队伍会合。
在五龙山编队时游击队有六七百人，分为五个大队。每个大队的干部都是徐策宣布任命的，一个大队建立一个支部，指导员任支部书记。司令员是王逸涛，政委徐策，宣传部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副参谋长曾春鉴，特派员龙厚生，供给主任杨德胜。司令部设总支，阚思颖〔甘棠〕任总支书记兼司令部秘书，我是司令部支部的支部书记兼民政工作，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司令部还设立了供给处，成立了侦察排，侦察排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作战非常机智勇敢，还有两个参谋专门绘图，提供行军路线。
我们没收委员会，又称地方工作队，部队打到那〔哪〕里，我们就在那里宣传党的政策，宣传红军是工农的队伍，号召群众要为自己的翻身解放而斗争。宣传中还要深入下去调查，当时有个规定，打土豪要调查七人都说是属于土豪，才报经政治部批准没收。没收的财物，一部分留作游击队的经费，大部分分给穷苦群众。一住下来，我们就写宣传标语，在威信和川南地区，我们写的宣传标语是很多的。
经过广泛的宣传和深入的群众工作，有许多穷苦人民找我们来了，积极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在这些地区建有地下组织，地方的同志还是经常来找特委联系，我知〈道〉在梅硐场派了戴德昌，是老红军，湖南人。在马家坝也派得有人，还和艾宗藩、吴锡洲这些绿林武装搞过统战，还有许多是不公开的。
游击队和红军主力分开后，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战斗，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许多次作战，到处游击，打了就走。在这个地方作战是非常艰苦的，这里是新区，群众不十分了解我们，地形我们还不熟，讲话群众也听不懂，总之困难较多。但是，为了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司令部组织了许多次战斗。
如大石盘那一仗，我们印象深。开始我们计划在这里打敌人，但是由于敌人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反而包围了我们，游击队便组织突围。戴元怀同志带领通讯班在最后掩护大家撤退。大部队冲出去后，他还在后面阻击敌人，我亲眼看到他倒了下去，心里非常难过，拼命要冲上去看他，被几位通讯员把我拖了回来。这一次战斗，我们牺牲了一些好同志，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来到这里，群众把牺牲同志的尸体都掩埋了。
那时，几乎每天都在打仗，国民党追击中央红军追不上，就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游击队。残酷的斗争，部队减员很大，又增加了不少伤病员，而我们还没有建立起根据地，供给也出现了问题，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对我们的确是一个考验。王逸涛在这个时候叛变了革命，跑去投降了敌人，杨登高的绿林武装也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从中央红军留下来的战士，没有被困难吓倒，仍然坚持继续斗争。
过了不久，黔北游击队来到四川叙永朱家山与川南游击队会师，我们又壮大了力量。游击队会合后，在长官司同敌人遭遇，敌人有1000多人，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火力很猛，游击队从早晨打到下午，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大队级的干部就死伤了好几个，政委徐策也负了重伤，后来余泽鸿上去指挥，用担架抬着徐策撤退，到了罗布坳又同敌人打起来，徐策就牺牲在这里。徐策同志牺牲后，由余泽鸿接替了政委职务，又继续指挥队伍和敌人打了许多仗，消灭了不少敌人，缴获了许多武器，取得了许多胜利，这一段时间，我因怀孕走不动了，阚思颖是半小脚也走不动，游击队就剩我们两个女同志，余泽鸿就叫我们到他家乡去打埋伏，先住在梅硐场的佃农胡治国家，后又转到王三子家，我生的小孩交给胡治国家代为抚养。产后的第四天，戴德昌告诉我们部队过来了，我与阚思颖又找到了部队。这时游击队只剩下几十人了，在反对敌人三省“围剿”中，余泽鸿牺牲了，刘干臣也牺牲了。
洛柏林会议，保存下来的队员，选举刘复初当司令员，龙厚生当政委，坚持同敌人战斗，游击队又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一直打到1936年底。
国民党川滇黔三省敌人对游击队进行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司令员刘复初因病寄养，我们突破敌人封锁，准备转移到水田寨，一天跑了100多里路，以为摆脱了敌人，岗哨放出去，停下来休息，烧水洗脚做饭，但敌人又把房子围起来了，大家冲出去突围，阚思颖〔甘棠〕同我走在一块，打着光脚，天雨路滑，走不远脚被戳伤，两人一起被敌人抓住，押送到扎西。又从扎西解到昭通关押，后来又押送到重庆。到重庆途中阚思颖被其父亲保释出去，我被关押在重庆，一直到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四川省委罗世文、张曙时帮助我出来，到了汉口找到董必武、邓颖超同志，后到新四军工作。
在川滇黔边区游击队的战斗岁月，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我永远忘怀不了的，因为在那里，有我的亲人和战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张凤光、陈宏、曾春鉴等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都牺牲在那里。
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戴元怀同志，他是江西万载人，童工出身，1928年参加革命，开始搞青年工作，任青工部部长，后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在粤赣省委任宣传部部长。他对党忠诚、工作积极、作战勇敢，战斗中哪里有危险他就往哪里冲。在会昌、高都、门冷作战时，还受过毛主席的表扬，不管在哪里，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严格要求自己，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受到同志们的称赞。1932年我调粤赣省委任妇女部副部长后，经常得到他的帮助，经组织批准，我们结了婚，婚后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互相鼓励，努力工作。
长征开始前，组织上将我俩一起调到中央，戴元怀分到红八军团任民运部部长，因战斗频繁，我们很少见面，长征到达贵州遵义，我才见到他，见他全身衣服破烂，显得又瘦又苍老，我心里很难过。他告诉我说，前方战斗打得很激烈，红八军团的人员已经不多了，但仍然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在扎西，我们一起留在游击队，开始我的思想有些不愉快，成天闭着嘴不说话，他见到我就认真地帮助我说：李桂英啊，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叫我们在哪里，我们就要在哪里战斗，而且要高高兴兴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是指导员，要注意自己的影响，越是艰苦，越要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啊！他的一席话，使我振奋了精神，努力和大家一起战胜艰苦的斗争生活。
1938年我由重庆出狱后，到了汉口长江局，把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坚持战斗的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以及最后失败和人员牺牲的情况全部向邓颖超作了汇报。邓大姐听了后说：战斗频繁，扎不下去，拖得太厉害了。烈士们的精神永存，将鼓舞更多的人民前进！
李桂英原名李桂洪，川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兼没收委员会主任。
（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泸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泸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红军长征过泸州》，1991年印行，第146~152页）
余云侄：
您好！
两次来信收悉，因我身体不好，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没时间给你回信，请原谅。
现在首先向您拜个晚年。
您积极地写革命家史，我很赞成，希望您能很好地完成这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我已不能去完成这个任务了，由于糖尿病引起的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实在力不从心，望能体谅。
余泽鸿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四川师范学院李老师写得很全面，您再结合老人讲给您们的许多历史事实，加以充实提高。
您来信要了解我和阚思颖〔甘棠〕同志的任职情况，我只知道长征前阚思颖〔甘棠〕同志任中央妇女部秘书，以前在上海做什么工作，我不清楚。在川滇黔游击队她任总支书记兼司令部秘书。她的家乡南溪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为她整理了资料，您们可写信去询问该县整理的材料，将她写为游击队指导员是不确切的。
我是童养媳出身的劳动妇女，1929年，毛主席、朱总司令带领红军到江西寻乌县，我在那时出来参加革命的，1930年脱产，参加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当年转党。1931年我参加了工农红军，历任班长、排长、会昌县妇女部部长、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1934年9月中央组织局调我们去参加长征，我在红一方面军。中央组织了地方工作团，团长是董必武同志，我和阚〔甘〕均为团员。任务就是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调查工作，扩大红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动群众，扩大红军。
1934年11月我调中央卫生部第三连任指导员。遵义会议后，在扎西，中央决定留下部队干部参加游击队，同时留下一大批伤病员保存下来。中央留下100多名干部和国家保卫局的一个连，我和余泽鸿同志留下来了，我与阚思颖〔甘棠〕一直战斗到底。在游击队我担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指导员兼没收委员会主任。
余泽鸿同志的爱人吴静焘同志在江西英勇牺牲了，每当谈起她，泽鸿同志非常怀念：我们在互相友爱、同情的基础上建立了爱情。结婚后我生了一个男孩，是在洪硐场您家的地印〔窨〕子里生的。阚〔甘〕与我同去，先住在二嫂家，后来敌人搜查得厉害，又移到您的家里，在您家人堂屋的地印〔窨〕子里生的。你这时不在，家里有个四妹，是个未结婚的姑娘帮我生下了孩子，二三天后就从窗户里送给胡治国家抚养，我就回队了。
到部队后就没见到泽鸿同志，游击队的同志告诉我，他到中央去了，一直瞒着我，半年以后才告诉我，他已光荣牺牲。
听说过离开您家后，泽鸿同志的父亲，被敌人抓去，全家受尽了迫害，洪硐场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了，游击队遭受很大损失，洪硐场的区委书记戴麻子，后来改为姓丁，是他送我们回到部队的，后来他也无音信了，据说是在簸箕坝（应为梅硐碾子坝——原编者注）牺牲了。
我回到部队时，剩下几十个人，当时刘复初、龙厚生担任领导，敌人说已消灭了川南游击队，敌人就撤退了。我们又积极扩大游击队的力量，增加到300多人，这样又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国民党三省反动力量又联合“围剿”我们这支部队，我们每天行军100多里，与敌人迂回作战。当时，敌强我弱，缺乏武器弹药，又与地方党失去了联系，战斗非常艰苦，当时刘复初去养伤了。
1936年12月中旬，龙厚生领导我们在水田寨打仗，我英勇作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右腿、腰部受了重伤，不能走了而被俘。后来被滇军田营押解到昭通国民党旅部监狱，阚思颖〔甘棠〕和我一起被俘，当时还有些战士也被俘。那时正是西安事变后我党与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鉴于这种情况，国民党不敢杀又不愿放我们，名义是送回原籍处理，实际是继续押解到四川。1937年4月阚思颖〔甘棠〕同志由她父亲保回家了。我一个人被押解到重庆巴县政府监狱坐牢。
以后由于周总理、吴玉章同志在重庆领导群众同国民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要求释放政治犯。1937年9月四川党营救我出狱的，与我同时出狱的有30多人。四川党〈组织〉罗世文同志介绍我到长江局，在长江局见到了董必武、周总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分配我到新四军工作，我又到新四军继续战斗，一直在部队里，至今仍穿军装。要是没有党，没有组织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是幸存者。
我同意您把家史写完整些，对我个人不要多宣传，多写革命烈士，我现在还活着，而牺牲的烈士则什么也没有了，主要是纪念牺牲的烈士，像徐策、戴元怀这些同志都要写上，徐策是政委，戴元怀是组织部部长，曾春鉴是参谋长，这些好同志为革命牺牲了一切，他们应该流芳百世！
此致
敬礼！
1983年2月14日
（录自李言璋编著《余泽鸿烈士》，2002年印行，第384~386页）
甘 棠
一
遵义会议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准备从贵州赤水打开缺口，渡过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土城一战，敌人增援部队赶到，红军没有达到目的，一渡赤水，进入川南。
中央红军一路经过叙永黄坭嘴时，有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党员来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称叙永县属两河区分水岭一带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了，且有100余支枪的武装，要求打土豪、分田地、成立革命政府，请求中央派干部去。
1935年2月，中央军委抽调100多名干部和国家保卫局一个连，派徐策、戴元怀、余泽鸿等领导干部带领，到川南同叙永游击队会合，成立川南游击纵队。中央决定，以徐策、戴元怀、余泽鸿、邹风平、王逸涛等五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领导川南工作，包括领导川南游击纵队和泸县中心县委，还可视工作需要，特委可扩大。中央派严朴（原江西中央苏区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到上海去，要经过泸州，徐策委托他向泸县中心县委传达上述决定和遵义会议精神。
川南游击纵队，以徐策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叙永游击队负责人王逸涛为司令员，戴元怀任组织部部长，主管党的工作，余泽鸿任宣传部部长，主管宣传教育工作。他直接领导的宣传队，有12名队员，我和李桂洪〔英〕都是宣传队员，记得还有霍裕芳夫妇俩和李晚霞。川南游击纵队共编为三个大队：一大队保持国家保卫队原套人员；二大队队长和指导员是抽调有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去担任，班排长有地方干部；三大队为地方武装，实际是当地杨登高的土匪队伍，要求保持原编组，只接受数名政治工作干部。除了政治部、司令部、参谋部七八十人外，还有供给处十几人，包括医务，理发人员。全队300来人，一个月收容中央红军留在群众家里休养的伤病员100人左右，编入二大队。杨登高的队伍离不开老窝，不能随队参加游击活动，只保持联系。
游击队的党组织，分组为三个支部和一个小组，即政治部、司令部为一个支部，一、二两大队各成立一个支部，三大队由派去的红军党员成立一个小组，直属组织部领导，共有130名党员、六七十名团员，政治部、司令部和一、二大队党团员占过半数，都是在中央红军中入党入团的。徐策叫我和李桂洪〔英〕担任司令部指导员、支书。
川南游击纵队成立初期，有三次战斗：第一次在黄坭嘴同洛表、后沟、后山三个民团遭遇；第二次在后沟遭敌人埋伏，是杨登高队伍用麻雀战掩护撤退；第三次在大石盘山上遇到敌人袭击，戴元怀率队掩护撤离，他不幸牺牲了。
游击队处境越来越险恶，生活艰苦。王逸涛思想恐惧，感到生活不下去，当部队转移到黄坭嘴的后山，王逸涛借口找政委的马驮行李，出了警戒区，逃跑回家。回去后，他来过两次信，说他继续在工作，短时间不能归队，随信送来一些子弹、草鞋等。王逃跑后，徐策宣布他自己代理司令员职务。过了两〈个〉月，群众反映王逸涛与反动派来往密切，说国民党已将王收买叛变。余泽鸿代表特委宣布开除王逸涛的党籍，由徐策兼任司令员。
中央留在黔北两支游击队，在中央红军北上后，处境困难，黔西游击队没有音讯，黔北游击队由张凤光率领，1935年7月来到川南，在分水岭地区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合，由徐策任政委兼司令员，张凤光任副政委，编为一、二两个支队；川南游击纵队为第一支队，黔北游击队为第二支队，川南游击纵队改名为川滇黔游击纵队，七八百人枪，联欢整编后，转移到长官司休息一天，理发洗衣服。
川南游击纵队和黔北游击队会合后，仅四五天，一次战斗中，张凤光牺牲了，徐策负重伤，亲口指定余泽鸿代理他的一切职务，当天徐策也牺牲了。余泽鸿召开干部会议，说明他长期担任地方工作，没有军事经验，要求刘（干臣）参谋长接任司令员。
约在1935年3月，游击队按中央指定的区域游击，到了兴文石碑口，刘复初来同游击队联系，说他是古宋党组织派来的，那里可以拉出大批人枪参加游击队。同年9月，游击队到兴文、古宋地区，刘复初带了30多人枪会合，余泽鸿任命刘为参谋长。
二
中央红军留下川南游击纵队，划定叙永、古蔺、兴文、珙县、江安、长宁、筠连七县为游击区，后来活动区域实际不止上述七县，云南的镇雄、威信、永善，贵州的赫章，特别是大雪山、镇雄关上区、威信、分水岭等适合隐蔽的大山老林，都成了游击队活动的地区。据我的看法，游击队主要依靠川滇黔交界大雪山、叙永后山、兴文大石盘、古蔺摩尼岭、兴文凌霄城这五个大山为休整的地点，游击队经费和物资来源于缴获民团的库存物资和打土豪的银钱。
我们袭击筠连巡司，珙县王场、洛表，江安底蓬，长宁安宁桥等地，都缴获了大批衣物枪弹。镇雄关上区王区长供给了一些手榴弹、子弹。长宁洪硐乡〔梅硐乡〕乡长约好给三箱子弹，我们攻进梅硐乡，在乡公所取走，表面说是缴获的胜利品。水田寨艾宗藩（招安的土匪民团）、赫章坝席大芳、席大明，我们则用子弹或大烟换枪，按市价交易。
游击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抗捐抗税，打土豪、济贫穷。每到一地，在墙上写标语，能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就开会宣传党的纲领和抗日主张。游击队经常到的分水岭、木格
〔倒〕、罗布坳、长官司、石碑口、建武、巡司、关上等十余处场镇，居民都很熟悉，且有多人参加红军。
三
游击队孤军深入敌后，红军中闽、赣、粤、湘外省人多，口音不同，隐蔽活动很困难。所以，每到一地，都照中央红军的办法，先派人或请群众送信，同该地民团和区、乡长联系，宣传红军的主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愿者结成统一战线，互不侵犯，公买公卖，或取中立态度，我们都以友好态度对待，保证其生存，否则责任自负。除了江安底蓬、长宁安宁桥等地是反击敌人，没有先去信联系外，其他地方都是余泽鸿亲笔写的信。
长宁梅硐是余泽鸿的故乡，镇雄关上区王区长有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住在那里，统战工作比较有成效。叙永后山有个权势不大的苗民队长古成章，我们派人送信劝说他同红军交朋友，他回送一斤糖、两只大公鸡，要求红军派代表上寨子谈判。余泽鸿去谈判，古成章大摆酒宴欢迎，说的〔得〕很好，但三天之后便伏击游击队，抢走游击队的伙夫担子。为了教训他，我们反击了几次，缴了他30多支枪，他才比较老实了。水田寨艾宗藩，愿意为红军修理枪支，购买子弹，但为了应付其上司，要求游击队不进他的寨子。游击队每到水田寨，他派人迎送，前后收到他10多背子弹和手榴弹，游击队也给了他30多支土枪、坏枪。
特委得知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住在镇雄关上王区长家，特定了掩护王区长的计策：当游击队经过关上区时，就叫王区长集中全区民团，在要道隘口朝天鸣枪，佯攻暗护，待游击队走后才向县政府报告，领取“打红军”的枪弹。民团集中时，手榴弹失火伤人，队长、团丁纷纷传说：“这是不吉祥的兆，红军打不得。”到关上，余泽鸿就叫我和李桂洪〔英〕去通知邹风平，来开过两次特委会，联系的方法是先去找关上张木匠（后来听邹风平说张是党员），托他去请邹老师来看病。
长宁洪硐〔梅硐〕是余泽鸿的家乡，游击队1935年3月开到那里，余泽鸿叫妹夫回去做其兄周乡长的工作。特委留下戴麻子（红军）在梅硐乡开辟地方工作。不久游击队袭击梅硐街上，从乡公所抬走三箱子弹，余泽鸿一再清〔询〕问：“叫他准备四箱，为什么只有三箱？”以后听说周乡长不便把四箱子弹都留下，怕引人注意。
同年入冬，李桂洪〔英〕到余家生孩子，特委叫我陪伴。周乡长采取两面手法，暗中进行保护。有个老头在群众中说他看见余老七把两个女红军接走，周乡长立即派人把老头抓到乡公所，要他交出两个女红军。据说周乡长亲自打了他两耳光，教训他以后不准乱说。有群众和周乡长的掩护，敌人搜查也没有结果。我们在梅硐乡住了〈1〉个多月，李桂洪〔英〕生了孩子交给老乡抚养，我们又回到游击队。戴麻子送我们回队时说，洪硐〔梅硐〕已发展了10多名党员。
四
川南游击纵队孤军深入敌后，战斗频繁，主要敌人是参加三省“会剿”的军队，包括周化成部队（11个大队），叛徒王逸涛的川南别动队和川南11个县的民团，平常敌人兵力大于游击队数倍。从游击队宣布成立的1935年2月10日开始，很少一天不打仗的，一天打两仗是常事，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5年2月到1935年7月。有徐策等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和经过中央红军长期培养的指战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军纪严明，作战勇敢，但不熟悉地形人情。川滇边沿高山林密，雨多雾大；早晚大雾之中，三五尺外只听到声音，看不到人，地方民团同土匪一家，明团暗匪。
徐策带领红军指战员同叙永游击队会合三天后，从黄坭嘴出发，走了几里路，迎面碰上敌人，大雾之中双方均无准备，队伍打散了：一大队长带一排长跟着政委、司令员；其余两个排跟着二大队，由王逸涛的弟弟带到他家寨子上去了；余泽鸿带一排人和各大队伙夫班撤到后沟，第二天遭到后山、后沟民团袭击。三大队来援，击溃民团。经过一天，队伍才集中起来，随即由叙永转移到兴文，在石碑口大石盘山上，正准备休息一天，由于警戒大意，被敌人摸哨，打进驻地，临时撤退，牺牲很大，戴元怀带通讯班掩护，最后牺牲在大石盘山上。
游击队从威信转回来，查明洛表李振武民团大队参加袭击大石盘，于是决定进攻洛表。李振武既是民团，又是土匪招安的双料货，大队部门口摆着两台“洋台炮”，吹嘘洛表是打不破的“铁柜子”。游击队冲进去，打死一些团丁，民团像麻雀一样散了，缴获两台“洋台炮”游乡示众。从此以后，一般民团都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川南游击纵队同黔北游击队在朱家山会师，移至长官司，正准备继续前〈进〉，在离长官司五六里的路上，遭到敌人的截击。队伍展不开，挤成一团。敌人居高临下，距离很近，游击队用大刀、刺刀冲杀，徐策见到张凤光牺牲了，就号召部队不战胜敌人不下战场，他亲自指挥冲锋，负了重伤。警卫员把他背下来，他指定余泽鸿接任他的职务，还交代说：一定要在这里消灭周化成。余泽鸿见不能硬拼下去，下令撤退，撤到罗布坳，队伍刚进街，埋伏在周围的林中的敌人就开枪进攻了，从敌人戴的大盘盘帽和〈传来的〉枪声判断是滇军，部队就从沟口向北山冲。滇军进入罗布坳后，从长官司抬来的徐策和其他伤员都被敌人杀害了。
第二阶段，是从1935年7月到10月，反抗敌人第一次三省“会剿”。
长官司和罗布坳战斗伤亡100多人，还剩下五六百人，由余泽鸿政委、刘（干臣）司令员带领游击队。这时，敌人部署三省“会剿”，除了周化成部队和川南民团外，还有滇军两个营、驻贵州的中央军两个团，不断地围追堵截。游击队在毕节大山上，遭到中央军截击，截断了一个多大队，边战边退，5小时急行80里，途中两次遭到追击。到了贵州赫章坝，得到席家兄弟的掩护，在那里休息两天。
以后，游击队袭击了江安底蓬、长宁安宁桥和珙县洛表三个大镇，打击了“会剿”中很卖力的这三个民团。
第三阶段，是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2月。
游击队英勇抗击的三省“会剿”，伤亡疾病减员增加，地方党组织因叛徒出卖也遭到破坏，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敌人欺骗群众说：“川滇黔游击队已全部消灭了。”当我们回到游击区时，有些群众惊喜得流着热泪说：“你们还在啊！他们说你们死完了。”群众尽管生活十分贫困，也把他们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鸡蛋拿出来请我们吃，有些人还把小娃娃抱来同我们结干亲，要我们认下干儿子，或者要我们留下一两样东西作纪念。我和李桂洪〔英〕在分水岭、石碑口、关上、建武、罗布坳一带，就因此收了六七十名干儿，我们没有什么可送，便送一束红线。
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到处关门闭户，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洪〔英〕，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见到游击队，群众才开门出来。我和李桂洪〔英〕去洪洞〔硐〕〔梅硐〕后，游击队采取分散兵力，分队活动，处境更加困难，无力抵御敌人的围攻，全是夜间活动，一夜转移一两次，也难脱离敌人的包围。年底余泽鸿牺牲了。
第四阶段，是〈从〉1936年2月到1936年冬。
1936年春，只剩下一排人，刘复初担任司令员，游击队只得在乡间穿插，打土豪，缴获武器和粮钱，避开有敌军驻防的场镇。后来，队伍又逐渐扩大，敌人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游击队采取突围、退却、长途夜行军的办法，脱离追敌。
记得是冬月二十六那一天，天未明从大雪山转移到威信县兰田坝（注：应为野腊溪），急行军走了200多里，尽在高山老林里钻，沿途没有住户，买不到一点粮，又冷又饿，到了那里找到一间民房，以为脱离敌人，准备煮饭吃了再前进。刚烧热一锅水，我们正在烫脚，四周枪响了，已被敌人包围，担任警戒的战士全部牺牲了。
我和李桂洪〔英〕跟着龙厚生冲出房子，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中冲散了，迷失了方向，天又快黑了，结果仍未冲出包围圈，被滇军抓住了。次日押到威信县城扎西，到1937年2月又押到昭通。从敌人审讯的话中，我们才知道刘复初也被捕了，龙厚生也牺牲了。敌人还追查关上王区长同游击队的关系，我们说他集中民团打游击队，保护了这个统战对象，我们的口供得到民团的证实，敌人只得把王区长释放了。
西安事变后，我获释回到南溪家里，后来找到党组织，在川西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去延安。抗战胜利后，邝善荣在延安找到我，他说在水田寨兰田坝（注：应为野腊溪）突围时，只有龙厚生几人冲出去，跑到水田寨，又被艾宗藩杀害。
中共宜宾地委党史办公室根据1969年10月13日甘棠回忆整理。
（录自中共叙永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红军长征在叙永》，1992年印行，第127~136页）
时间：1963年5月10日
地点：四川省高等法院
甘棠参加红军后一直在红军地方工作部工作。到遵义后，参加川南游击队，游击队有干部队、武装队。地方上来与红军接洽的是王逸涛。他说，他有三连人，又说，已分了土地。甘棠被分在宣传队。王逸涛部队上的人都是农民，大部分是杨登高大匪徒部队的，这些人三分之一会打双枪。甘棠他们与王逸涛会合后，游击队又收容一些掉队的人。游击队编为三个大队，杨登高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约有一连人。
贵州的张凤光带有两个连来，便改为两个支队，下设大队。当时还成立了川南特委，徐策任书记，邹风平是委员。在遵义参加部队的有郝谦及其弟媳，还有李晓南。
2月7日，游击队在山上开会对游击队员进行教育。会议中听到敌人进攻的枪声，徐策觉得还没有摸透队伍的情况，不主张还击。但后来在山上遇见敌人，因雾大，双方面对面地打。游击队被打散了。杨登高的队伍只能像打麻雀战一样，东一枪西一枪地打。游击队散成了三股。甘棠他们两股，杨登高一股。苗族在山上打。游击队在山沟里打。苗族只想打掉队的，捡枪，捡东西。游击队没有一人受伤。
叙永民团联防队经常同游击队作对。一次游击队在山上，四面是岩，只有一条路，因游击队的一位排长失职，敌人打上山来。游击队员把枪捆在身上，滚岩而下。游击队比较轻视民团联防队。有次民团联防打游击队，用马尾手榴弹甩来，游击队抓着又甩回去，因马尾手榴弹没有碰着，不会炸。
当时云贵川三省联防打红军的游击队。后来徐策、张宏〔凤〕光等人牺牲。
游击队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写标语进行宣传，标语内容大都是“打倒国民党”和宣传十大政纲，打土豪和分田分粮。云贵川的古蔺、古宋、筠连、珙县、高县、庆符、镇雄、毕节、叙永……都是游击队活动的地区。
那时，游击队抓到国民党的税收员就杀，因为老百姓最恨他们。游击队后来改名为“川滇黔游击队”。开始去时，老百姓对游击队很好。第一次仗也打得好，张凤光引队伍来，在一个叫大石盘的山上会合。老百姓说，朱毛红军来了。平时山上都有许多飞机。
土匪艾宗藩，刚开始时给游击队送子弹，送粮食。后来游击队失败了，一些游击队员逃到艾宗藩那里，结果被杀掉。当时苗族头子也和游击队打。苗族很厉害，你用刺刀戳他的肚子，他还回头来拿你的枪。
有些苗族对游击队好。山上安竹钉，是埋在松松的土里的，脚一踏就被戳着。苗族告诉游击队，哪里有土匪，哪里安有竹钉子。苗族喜欢饮酒、跳舞。游击队同他们一道唱歌，开联欢会。游击队有四个女同志。其中李桂洪〔英〕与甘棠是从江西出来的。老百姓说，有没有两个女司令官？有，就是真，没有，就假的。
民团联防司令部有十一个连，两年来，只剩两个连。游击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北上。
刚开始时，王逸涛宣传他那里建有红色根据地，会着时，徐策有些失望。但徐策不大说话，有时只说：什么根据地，什么农民武装部？戴元怀（组织部部长）被打死后，王逸涛很悲观，尽说丧气话。游击队到黄坭嘴时，晚上掉了毛巾，觉得很奇怪。游击队带的一匹小骡子也不见了。王逸涛说这骡子是给政委驮行李的，怎么办。王逸涛喊找，他亲自去追骡子。徐策说，不对，哪有司令员跑出警戒线的？于是叫两个兄弟去追。游击队又截到王逸涛的一个兄弟。徐策等才明白上了王逸涛的当。于是把王逸涛的弟兄看紧。徐策没有表示态度，只是说没有司令员，我们自己干。后来，游击队走了。随后王逸涛带一些草鞋来，说他躲在山洞里。
游击队遇见邹风平，后召开特务〔委〕会（这时，红二方面军已长征），在会上，大家有争论。邹风平说，游击队中江西人多，口音不对，放下枪，很难化装成老百姓，他主张去追二方面军。但甘棠等人觉得在当地好，因与老百姓熟。镇雄那面有个王区长，他有武装，但从不打游击队，而且还支援游击队一些东西。邹风平在王区长家寄放过书，并做过他的工作。听说刘复初在大雪山（川滇边上）生病发高烧，后被捕。在双十二店，甘棠等人也被捕了。甘棠他们就故意说王区长是个坏蛋。
游击队的中心人物是徐策，他是湖北人。部队一切看徐策的决定来行动。打仗时，徐策总是进攻在前，撤退在后。徐策是个果断的人，他说要打，就打。第三次三省“会剿”时，子弹像筛子一样地落下，扑扑地响。滇军的子弹，落下要〔就〕炸。徐策即使生病，也没有骑过给他的骡子。徐策受伤后，给大家说没关系，说游击队可以取得胜利。他叫甘棠不要对外宣布他受伤的消息。甘棠那时是游击队的总支书记。徐策把任务交给张凤光，张凤光刚一站起来，头部就受伤。陈宏又第三个接上指挥任务，陈宏也受伤。因敌人在山上，游击队在山下，彼此看得很清楚。从天亮打到中午，保卫队队长也牺牲了。剩下的多是政治干部。余泽鸿又接着指挥。游击队把敌军丢过来的手榴弹又甩回去，敌军损失也很大。游击队撤退了，敌人也不敢追。
游击队从此夜行军，避免作战。为此，部队有意见，说怪话。游击队只打一些仗，搞些子弹和衣服，然后又一家伙搬回山区。川滇黔游击队中川军王逸涛叛变，他后来带别动队来打游击队。当时，游击队常常一天跑100多里路，有时跑五个斜坡就是80里。余泽鸿把部队分散活动。甘棠被安排在余泽鸿家里。一次战斗，余泽鸿带领10多人，被敌人包围，他冲出之后又自己打自己死了。余当时是政委。部队把余埋在菜园里。大家坚持下去。敌人向游击队索取两个女同志。老百姓把甘棠和另一个女同志送上山去，老百姓都不说出两个女同志藏身之处。敌人搜山林，老百姓又把甘棠藏在地坑里。
当时，部队情绪很高，更加隐蔽。游击部队有三个小孩子，一是理发员，一是司号员，一是通信员。司号员十二三岁，大家都不叫他们的名字，只叫他们的职务。有天晚上，游击队侦察到了敌人方位，准备去夜袭。事前理发员和司号员铺卧草，上门板，结果只理发员一人干，他就骂起来了。供给部长批评他，并帮助他上门板。理发员后来受伤，手榴弹弹片伤在他的肚子上。供给部长骂，说就是因为司号员骂理发员是挨炮弹的，真该死。供给部长帮理发员把肚子上的弹片取出，找老乡背，将理发员寄放在老百姓家里。留下司号员招呼理发员。三天后，理发员死了，因他不愿意留下当俘虏，就自己用手抓肚皮死的。司号员拉他，拉不赢他。司号员回来报告，哭得很厉害。司号员是福建人，跑得很快。打仗时他吹号很勇敢。福建人骂人爱骂土狗子，江西人骂人切蚂子。
游击部队很守纪律，拔个萝卜都要给钱。到人家去，如果不是地主，主人跑了，吃他的粮食，给钱，留下信。游击部队的人都会用针，不会的人就由甘棠等女同志帮助。
游击队员们总是戴八角帽，上有红五星。两年中，常常露营，很少睡在屋子里。搞到白布后，弄成灰色，或用椒叶子煮煮来染，因而布的颜色不一样。但帽子总是一致的。脚上穿草鞋，没有袜子，用布包脚。是干部才打绑带，没有绑带，就走不来路。有时打下民团，可以搞许多绑带。
游击部队可以经常买到猪，一个银圆一头猪，一件破衣也可以买一头猪，可以经常弄猪肉吃。猪油没有熬。背起走的，可以用猪油点灯。游击部队发动每个战斗员，也做宣传员。每次打下一个场，就在场上开大会。老百姓并不怕游击队。老百姓中鸦片烟鬼多，逃犯多。老好的老百姓却怕游击队。因此群众工作缺少基础。只有三个土匪部队同游击部队联系，供给草鞋等物。有次，部队在休息，有一人穿过，游击队的参谋长亲自检查这个人，在这个人的衣袋里，摸着手榴弹，爆炸，参谋长手受伤。
徐策当初受伤时，准备放在老百姓家里，甘棠提出这一建议，部队不答应。要带徐策一起走，结果被敌人包围。徐策不当俘虏，由警卫队补了一枪，徐策才死的。徐策的尸体被敌人抬走示众。陈宏的肺被打穿，被敌人弄到宜宾枪毙了的。他临行前，还写了一篇文章。这都是老百姓说的。老百姓还说，红军会飞会写文章。刘复初是在大雪山被俘的。
游击部队在山上，没吃的，摘柿子吃，涩口。经常一天跑100多里，鞋子绑腿不离脚。洗了脚，就立刻打上绑腿。游击部队背大烟，用来换粮食。人家叫甘棠为观世音。甘棠后来是被滇军俘虏了的，是在12月的时候。当时帽子被枪打掉，用帕子包头。上面想捉游击队员活的，下面却想一枪打死，好搞金子银子。敌人将甘棠等被俘的人押到昭通。甘棠等人到了镇雄看见报纸标语，才知道蒋介石被俘。甘棠他们反对被称为共匪，敌人又把甘棠等人送到党部，滇军第二旅旅长要甘棠写履历。甘棠写自己是在厦门教书的，因为反日，才跟着部队走。甘棠与被俘的人故意骂王区长，王区长才被释放。甘棠说王区长看见游击队到了，就收回草鞋，不卖给他们。而事实上，王区长从后门又送草鞋给游击队，但王区长做得很隐蔽。
王逸涛的部队中有一人写信给甘棠的父亲说甘棠被捕。甘父找甘棠的姐夫担保，因〔她〕姐夫是特务。于是把甘棠等人递解回四川。回家后，甘棠对父亲说，要去重庆向姐夫道谢。然后甘棠就去了重庆。甘棠在重庆，看到杂志和报上，有潘汉年在上海的消息，甘写信给潘，才接上了关系。罗世文来找甘棠。李桂洪〔英〕却被押解到狱中，后来才保释出来。
（录自艾芜《艾芜全集·第17集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161页）
关于特委的组成情况，我记得开始是由徐策、戴元怀、余泽鸿、刘干臣、王逸涛组成。王逸涛是地方党的领导又是司令员，他是地方党首先来联系的，他是特委成员。此人后来叛变了。邹风平同志，我知道当时有这么一个人，但一直没能把名字和人对上号，但是否特委成员我不清楚。到1935年3月28号戴元怀牺牲后补了曾春鉴为委员，李青云同志是在王逸涛叛变后增补为委员的。1936年，我生孩子后返回部队，当时部队人已很少，那时司令员是刘复初，政委龙厚生，参谋长曾春鉴。但特委是如何组成的就不知道了。特委下设了一个总支和三个支部。总支书记就是甘棠同志。四个区委中我记得梅硐场区委书记是戴德昌同志，他是湖南人，长征出来的红军干部，脸上有麻子，我生孩子是余泽鸿家就是他送去和接回部队的，徐策同志牺牲后余泽鸿任书记、政委，直到他牺牲都没有变化。
摘自李桂英给编写组的来信（1984年1月1日）
（录自雷吉常《李桂英回忆川南特委的组成和变化情况（给《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斗争史》编写组的来信摘抄）》，1984年1月，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58，第50页）
我在宜〈宾〉女中读书时参加了青年团。后来到上海认识了余泽鸿同志。他是长宁人，我是南溪人，是四川老乡。余泽鸿同志当时在上海搞学运工作，他原来的爱人叫吴静焘，是上海大学学生，是个很有才干的妇女，后来同余泽鸿一起到中央苏区工作，在福建省牺牲了。红军长征以后，我们到了川南地区，余泽鸿同志同李桂英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小孩。解放后我在重庆工作，李桂英同志托我们打听她生的那个孩子的下落，才知道病死了。
余泽鸿同志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担任过中心县委书记、红军大学教员。红军长征时任干部团政治科长、上干队政委。1934年10月，我们从江西出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2月，红军进入川南地区，准备渡过长江，同红四方面军汇合，北上抗日。当时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刘湘，调动大批敌军封锁长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分析了四川的敌情，强渡江不行就留在川滇黔三省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区。这样中央红军就转移到云南扎西休整。
我们到达扎西后，党中央抽调400多名红军指战员组成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叙永、兴文、长宁、珙县、筠连等县为重点，开展游击战争。这时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和叙永县地方游击队领导人王逸涛到扎西，要求中央军委批准参加红军。当时王逸涛领导的地方游击队有几十人，中央批准同意他们参加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红军游击纵队的领导人徐策是政委，王逸涛是司令员，余泽鸿是政治部主任，刘干臣是参谋长。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还批准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特委成员是徐策任书记，余泽鸿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戴元怀任组织部部长，邹风平、王逸涛是委员。我和李桂英在机关工作，负责搞宣传和发动群众。
特委成立后，余泽鸿向我讲，川南特委直属中央领导，我们要抽出一些干部到叙永两河、长宁梅硐等地去建立党组织，把邓凯派到梅硐建立区委，负责长宁一带工作。邓凯又叫戴德昌，你们可能听说过这个人，他是湖南人，坚强勇敢，后来听说牺牲在梅硐场。我们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扎西班子正式成立后，从扎西进入兴文县境时，受到敌川军的堵截，在云南与四川交界地方，发生了战斗，戴元怀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我们又转回到扎西地区，后在长官司过去遭到敌滇军的伏击，又发生了战斗，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有损失，政委徐策身负重伤，后抬到罗布坳牺牲了。余泽鸿接替徐策工作，担任特委书记和川南游击纵队政委。3月份，我们到达梅硐场余泽鸿的老家，余泽鸿的父母很热情安排生活，招待我们红军游击队。
余泽鸿回到他老家后，不顾行军打仗疲劳，还把家里的人找在一起，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家里的人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我们离开时，他还把邓凯、周思和留在梅硐场，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游击队伍。后来我们游击队又正式攻打梅硐场、观音堂（富兴乡），消灭了地方民团，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余泽鸿在贾家湾召集邓凯等人开会，听取了邓凯有关发动群众等情况后，批准成立梅硐游击支队，由邓凯兼任政委，一个姓余的任支队长，同时把缴获敌人的武器，留一部分给梅硐游击队用。后又转战叙永、扎西一带。
1935年冬，李桂英要生小孩了，余泽鸿要我留在梅硐场陪同李桂英，他把我们安排后，又率领部队转战云南。我同邓凯、余素伯、余老七等人接触就更多了，我同邓凯摆谈到梅硐地区工作时，邓凯说在梅硐已发展了十多名党员。余素伯同我联系，谈到工作时，他说我们党、我们游击队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去争取地方进步势力。蒋介石和云贵川三省军阀，又调动大批敌军“围剿”我们红军游击队。王逸涛叛变投敌当上了国民党的特务，共同策划“围剿”红军游击队，革命受到很大挫折，有些刚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受到了破坏。这个可恨的叛徒，解放后又组织土匪暴乱，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了，这是叛徒应得的下场。
1936年春，我们向梅硐区委提出归队，请他们帮助我们找红军游击队的主力。后来在邓凯和余素伯的帮助下，把我们送到云南找到了川南游击纵队的特派员龙厚生。我和李桂英归队后，才听说余泽鸿牺牲了。这时游击队的领导是龙厚生、刘复初。龙厚生是政委，刘复初是司令员，我们在川滇黔边境继续坚持战斗，龙厚生是中央红军留下来的干部。刘复初是古宋人，红军游击队到达叙永地区后，前来联系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余泽鸿等领导同意他参加，叫他在古宋建立地方游击队，配合红军游击纵队主力行动。
1936年冬，我们在云南水田寨，同敌滇军发生战斗，当时刘复初不在场，是龙厚生指挥战斗，由于敌众我寡，部队被打垮了，龙厚生等同志牺牲了，我和李桂英被俘。在水田寨打仗之前，听说刘复初就被敌人逮捕了。我和李桂英被俘后，经四川党组织营救，被保释出来到延安工作，李桂英到新四军工作。
我在川滇黔边区活动将近两年，对红军游击队如何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富，如何打击敌人等一两天是摆不完的。比如余泽鸿指挥攻打川南的一个主要县城筠连等重镇，我是亲自参加了的。这些地方都有我们写的标语。筠连县城，是宜宾通往云南的一个很重要的城镇，我们打下筠连以后，对敌人震动是很大的，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那时我们红军游击队发展到1000多人，威风大震，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今天我简单地摆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谈。
1959年3月12日
（录自李言璋编著《余泽鸿烈士》，2002年印行，第392~394页）
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是中央红军长征过四川，与川滇黔边区游击队会师后，经党中央研究决定正式成立的一支游击队，是我〔共产〕党播在川南的革命种子。
1935年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云南威信（即扎西）整编期间，党中央决定：“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见《扎西会议决议》）为了保护红军伤病员，加强地方游击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牵制敌军，配合红军主力长征，经党中央决定：抽调红三军团第六师政委徐策，中央纵队干部团政治科长、上干队政委余泽鸿，红八军团民运部部长戴元怀，新编师师长刘干臣等100多名红军干部和国家保卫局第五连（连长黄虎山）全连武装200余人，在威信石坎子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由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同志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直属中央），徐策同志任特委书记兼政委，余泽鸿同志为宣传部部长，戴元怀同志为组织组部长，刘干臣为参谋长，龙厚生为特派员。游击队成立后，徐策等同志带领部队，随同主力红军东进，于2月12日至叙永坛厂底塔同红军大部队分手后，去树坪庙门前与叙永“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前来迎接的同志会了面，然后到黄坭嘴五龙山与游击队会合整编。
原中共泸县县委直接领导的这支叙永地方游击队（即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系1934年8月在黄坭嘴附近成立的。初期，仅有几条枪，10来个人，主要活动在黄坭嘴五龙山区。一开始，泸县中心县委就前后派出曹德渊、朱华清（现名朱光璧）、张友德、李石坚、梁亚伯等干部领导这支游击队，由王逸涛负责军事。经过组织串连，发动劳苦群众参加，游击队逐渐扩大起来，原川滇边境的一支绿林武装，杨登高及其弟杨永安曾一再提出要求，后来也参加了游击队，但仍分开活动。1935年2月4日（农历大年初一），当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的红三军团行经五龙山区时，游击队负责人张友德、王逸涛、朱华清、李石坚等前去军团司令部汇报游击队的情况，红三军团负责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并讲述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希望进一步扩大游击组织。2月5日，红三军团即将离开五龙山区时，曾拨给游击队步枪50支和重机枪六挺，还留下红三军团第四师某团总支书记何宗舟等数十名伤病员在游击区治疗。这时，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约180人），经党组织研究决定，遂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队里设指挥部，下属3个大队。这时才将杨登高所带的三四十人编为第三大队，游击队指挥部由张友德负责党的工作，何中舟任政治指导员，王逸涛负责军事，朱华清负责团的工作。红军在扎西整编期间，红三军团向中央汇报了这支地方游击队的情况。后来，王逸涛也去到扎西，自称是朱德总司令的学生，要求跟随中央红军长征，或中央派人加强游击队，当中央决定在石坎子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时，即任命王逸涛为红军川南游击队司令员。
红军川南游击队在五龙山与地方游击队会合后，500多人，编为5个大队。
红军川南游击队成立后，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久即投入打击敌人、牵制敌军的斗争。1935年2月下旬，在叙永木厂梁子击溃追击主力红军的川军一个团，缴获枪支弹药，第一大队队长梁亚伯（泸县中心委派到游击队的干部）在战斗中英勇牺牲。3月，游击队转移至兴文大石盘，与川军激战，组织部长戴元怀同志在掩护司令部、政治部撤退时，壮烈牺牲。
1935年5月1日，中共川南特委带领游击队，在叙永坛厂落堡，开展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书写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纲领；宣传川南特委制定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共12条）。这个期间，游击队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财富、抗税、抗债等群众斗争和游击战争，还经常派出地方工作组，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组织串连，建立地方区委。这时，游击队有了较快的发展，声势愈来愈大，敌人深感威胁，遂调集重兵对我游击队进行“会剿”。
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投机革命的王逸涛及其弟王元德，于5月在五龙山区借故逃跑，他们逃跑后，曾杀害了游击队一个姓王的交通员，并从他身上窃取了游击区边沿区委写给川南特委的绝密报告。不久，王逸涛弟兄二人通过两河口区长，投敌叛变。使游击队原开辟的游击区和地下区委几乎遭到很大的破坏。这时，第三大队杨登高及其兄弟杨永安也脱离了游击队。
王逸涛叛逃后，游击队转移至云南威信马家乡，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徐策政委在会上公布了王逸涛叛逃的罪行，宣布了川南特委关于开除王逸涛党籍，撤销其司令员职务的决定。在会上，徐策同志号召全体指战员“革命到底”，并非常坚定地说：“将来革命成功后，一定要审判王逸涛，杀他的头。”此后，游击队更加坚定团结，大大增强了战斗力。1935年6月，红军川南游击队在叙永分水岭击溃川军教导师一部，打下朱家山，缴获敌炮5门，不久，又于来龙火石坡击溃川军顾晓凡部，缴获敌人一个连的武装。6月下旬，夜袭长宁红（洪）硐场，缴获敌保安大队及民团枪120支。
1935年7月，由张凤光、陈宏（原红军第十一师第十二团团长）等同志领导的红军黔北游击队，前来叙永朱家山与红军川南游击队会合，两支红军游击队合编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刘干臣任司令员，陈宏任参谋长，余泽鸿任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部长，龙厚生任组织部部长，李青云任特派员。纵队下属两个支队，川南游击队为第一支队，黔北游击队为第二支队，每个支队下属三个大队，共六个大队，900多人。
为庆祝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成立，游击队在朱家山大地坡召开了庆祝大会，搭戏台，演节目，进行宣传。朱家山的穷苦群众都参加了庆祝活动，观看了演出。游击队还将打土豪所得的粮食、猪肉、衣物等分给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不久，游击纵队转移至云南威信长官司（旧城）。
在长官司，游击纵队遭到川滇敌军的突然袭击，激战数小时后，副政委张凤光阵亡；政委徐策同志身负重伤，抬到罗布坳牺牲；参谋长陈宏被俘（禁锢宜宾监狱三个月，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指战员牺牲百余人，游击队损失很大。部队撤至威信簸箕坝，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余泽鸿任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刘干臣为司令员，周大山为参谋长，部队转入隐蔽活动，进行休整。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在川滇边休整后，战斗力有所增强，部队得到了一定的恢复。游击队指战员们怀着解放川南劳苦群众，为徐策政委等死难烈士报仇的决心，准备对川南敌人展开积极的进攻。这时，兴文、高县、珙县、筠连四县之敌，十分恐慌，特别是高县、筠连县尤为惊恐。豪绅地主纷纷携眷向宜宾方向逃窜。这四县的敌人均向敌第六区（宜宾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去电告急。宜敌深感形势紧迫，手足无措，摸不清红军游击队进攻的方向，只得将兴文、珙县、沐爱、筠连作为第一道防线；以长宁、高县为第二道防线。宜宾为后方，进行布防。
1935年8月的一个下午，余泽鸿同志带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自滇道入川，迅速挺进至筠连县境之吴家坝，打垮敌前线防御部队。我军乘胜前进，第二〈天〉拂晚，又攻下了距离筠连城约30华里的隐豹关。敌人已无险可守，红军游击队于当日上午一举攻占了筠连县城。
红军游击队进驻筠连县城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打开公仓，将粮食分给劳苦群众；召开军民联欢会，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座谈会，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打开监狱，释放被监禁的受害群众，惩治了恶霸豪绅。游击队在筠连期间，遵纪爱民，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极深的影响〔印象〕，不少劳苦群众积极参加了游击队。
红军游击队进攻筠连县城时，敌县长罗崇礼多次急电宜宾求援，宜敌令其：“竭力防堵”“必须固守县城，至少要支持三天”“必须死守，决不能后退，援兵很快就可到达”等等。但在红军游击纵队的猛攻下，不到一天，敌人节节败退，罗崇礼闻风逃跑到筠连城外十来华里的海营。当我红军游击队打下筠连城后，敌四川省政府，对宜敌及罗崇礼严加斥责，罗崇礼受到撤职处分。当红军游击纵队撤离筠连后，随即向江安、珙县、高县、兴文、长宁、古宋等县，向敌人进行积极进攻，打下了安宁桥、红桥等大小城镇多处，沿途对土豪恶霸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大长了人民的志气。游击纵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5年9月上旬，余泽鸿同志通知活动在川南的另一支地方游击队，由刘复初带至兴文博望山与纵队会合。这支游击队系1934年底（或1935年初），在泸县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由古宋地下党员刘复初、郭平安、杨泽久等人，分别在古宋、兴文、长宁、高县、珙县、江安等地边境，以“红军之友社”的成员为主，组织群众武装暴动建立起来的。1935年2月，红军川南游击队来到兴文建武时，刘复初前去联系，当时，中共川南特委决定：这支游击队为“川南游击支队”，仍断〔继〕续留在古宋、兴文、长宁、高县、珙县、江安等地活动。
这时，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余泽鸿，委员刘干臣、龙厚生、李青云、刘复初。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兼政治主任余泽鸿，司令员刘干臣，参谋长刘复初。司令部下属3个支队，红军川南游击队为第一支队，红军黔北游击队为第二支队，川南游击支队为第三支队。游击纵队为了威胁泸州、纳溪之敌，向兴文、古宋、纳溪等县境进发。9月中旬，在大洲驿击溃刘奉章团防后，进驻叙蓬溪，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惩治土豪恶霸，将其财产分给群众。10月以后，敌人对游击纵队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省“会剿”。在敌人正规军和地方民团的不断袭击和川军一个团的跟踪追击下，游击纵队处境越来越困难；加上游击队成立以来，战争〔斗〕频繁，经常行军，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在敌人“围剿”愈加残酷的情况下，伤病员得不到妥善安置，后勤困难，游击队纵队人员逐渐减少。1935年12月，当游击纵队转移至长宁县境时，仅剩下100多人。特委在贾家湾召开紧急会议，将现有人员分为两个支队，余泽鸿、刘干臣带领第一支队，以长宁、江安为活动地区；龙厚生、黄虎山带领第二支队，转移至云南威信、镇雄和贵州毕节等地的山区活动。当第二支队进至兴文炭厂时，被川军打散。敌人又加紧对第一支队的“围剿”追击，余泽鸿同志带领20多位指战员自长宁突围，撤到江安边境活动。1935年12月15日，当部队将移至江安碗厂，被川军及李品三保安大队围捕时，余泽鸿同志不幸殉职。刘复初、李青云带领10多名指战员上连天山继续坚持斗争，不久，司令员刘干臣在古宋杉树湾，被敌人围捕时牺牲。
1936年1月，刘复初、李青云等10多人由连天山转移至兴文县洛柏林，与龙厚生、黄虎山等同志会合。特委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了三省“围剿”时期的经验教训，决定重新组织游击队，创造条件，建立根据地。会议决定：刘复初为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龙厚生为特委宣传委员、游击队司令员；李青云为特委组织委员、游击队特派员。
此后，串连了江安、长宁、古宋等地失散的游击队员数十人陆续归队，游击队又逐步发展起来。
1936年春，游击队仍活动于川南的叙永、兴文、江安、长宁、珙县等县境。当游击纵队得知红二、六军团进入川黔边境时，为了配合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游击队主动出击。1936年4月底，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向西康、甘孜地区挺进后，继续在川、滇、黔边开展斗争，在威、叙地区开展活动。这期间，贵州阮俊臣部（原绿林武装）前来接洽，要求与我游击纵队联合行动。在这之前，阮部已在毕节与红二、六军团联系过，红二、六军团将阮部改称：“川滇黔边抗日先遣队”，并派欧阳去该部作政治工作。阮部后又联合了黔军起义的陶树清一个营，有500多人。
经我游击队与阮部代表协商后决定：与阮部联合后的部队，总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抗日先遣队”，下编为三个支队，阮部为第一支队，起义黔军陶树清为第二支队，红军川滇黔边游击队为第三支队。中共川滇黔边特委对阮部支队的实力（阮部有500多人）及政治情况进行了分析。为防止发生意外，并由于阮不能吃苦，不接受教育改造，我游击纵队即秘密脱离该队单独活动，向镇雄、威信及川边发展，沿途收缴了一部分反动武装。游击纵队又有了新的发展。
1936年6月，游击纵队在威信簸箕坝活动时，刘少成、兰澄清带领驻珙县底硐铺的川军一个连起义，向红军游击纵队投诚。这时红军川滇黔边游击队，已发展至500人，龙厚生为政委，刘复初为司令员，曾春鉴为参谋长。
1936年夏，红军川滇黔边游击纵队，由四川边境奔袭川黔边境燕子口，击溃川军杨森部一个营，缴获马驮子50多个，军用物资100多挑，子弹12箱。不久，在大庙战斗中，击溃敌珙县县长刘治国带领的保安队和团丁400多人，刘治国被我击伤后化妆逃跑，珙县第二区区长被我俘虏。
这期间，游击纵队还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和惩治国民党收款委员、卡员，组织分粮队，开展分粮活动。
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壮大和积极斗争，使敌人感到莫大恐慌。1936年秋后，川、滇、黔敌人又对游击纵队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会剿”。
1936年冬，在各线敌军包围截击的情况下，游击纵队遭到重大损失，最后剩下几十人。这时，司令员刘复初因重病寄养云南大雪山（后被敌军俘获，禁锢泸州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营救出狱去延安）。政委龙厚生带领同志们从大雪山开往水田寨，途中遭敌人突然袭击，龙厚生仅带着余下10多人（大多是干部）到达水田寨后，惨遭大地主艾宗藩、郑耀东杀害，其余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的指战员们，根据遵义会议精神，贯彻扎西会议决议，前仆后继，为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为川滇黔边区的人民解放事业，坚持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下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341页）
我于1931年4月进入福建省闽西苏区担任中共中央交通局闽西交通大站主任，1933年3月调到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最高法院秘书。1934年10月参加长征，担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第二纵队司令部直属干部连党支部组织干事。司令部的代号是“红章”，司令员罗迈（即李维汉），政委陈云。代表司令部直接指导干部连的是林伯渠。连长李××（已忘记其名），政治指导员叶芒（即李一氓），连部的文书是雷经天，党的支部书记叶能仁，宣传干事陆定一。干部连的主要成员有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成仿吾、钱之光、曹菊如、陈彭年、张然和、谢琼香、谢小梅、左觉农、洪水（越南人）等等。
记得1934年夏秋间，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进占赣东南重镇广昌县城后，直迫石城县前后。作为中共中央政府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洛甫（张闻天），1934年9月29日在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他指出敌人虽然穷凶极悲〔恶〕地向我们进攻，但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工农群众的护卫……我们会胜利，我们能够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这在当时对大家起了坚决杀敌保卫苏区和扩大红军的鼓舞作用。这之后还由中央政府教育部编了一支歌曲，〈歌词〉内容是：战士们，高举着鲜红旗帜，奋勇上前线，配合那全国红军，要实现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要努力！
在长征将要出发之前，实际上大家都只知道我们将要进行总反攻，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打出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所以当时一直叫作：主力军西征。经由瑞金、会昌、寻邬、信丰、安远等地，昼宿夜行，避开敌机轰炸，冲过了信丰、汝城等封锁线，越过了江西、广东边境，到达湖南的宜章县后（当时正在开筑粤汉铁路，尚未铺铁轨的），才白天走路晚上休息。
又经过几天的行军，到了临武县才休息了一天。这时听说毛主席认为湘南一带过去斗争有基础，群众拥护我们，应该在这里打一仗，击破敌人的“追剿”。但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不同意。仗没有打，仍然急行向湘西南转入广西边境进发，在抢渡湘江河时，敌人非常迫近，我们连夜奔波，队伍显得非常凌乱，损失不少，后来进入广西全县、兴安、龙胜等县，途经南岭的五岭山脉，在爬“越城岭”时，由于山高路窄坡陡，行走极为艰难。我们从早上3时开始爬山，近黄昏时才到达山顶。下山时只能摸黑地连行带跑。后来听说第八军团几乎在这里被敌人冲散了，担任后卫的第五军团最后一个师亦被敌隔绝，这可说是一次很大的损失。虽然情况如此紧迫、危急，但大家仍是斗志昂扬，精神振奋地边行军边战斗。
这之后再由广西转入湘南，在到达湘西南的通道县时，部队休整了两天，恰好是1934年12月1日，广州起义的七周年，我们召开了“广州暴动”七周年纪念会，由原在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谢觉哉同志作报告。这时传来毛主席指示，要大家找一本《左宗棠平苗记》的书给他。大家议论纷纷，有人推测可能到湘鄂两苏区去和贺龙部队会合，有人则说会向贵州省进军，理由是毛主席要大家找这本书，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后来，果然不是北行，而是向西走，直入贵州省的黎平县，这之后经过剑河、瓮安等县，直抵乌江边。这时，由于敌人摸不准我们的去向，情况略松，他们虽仍调兵遣将，但我们却在乌江边的猴场过了1935年的元旦。
贵州省过去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而闻名，当时统治贵州省的是王家烈、犹国材、侯之担等几个小军阀，他们的军队叫作“双枪将”，即每人除了一支步枪外，还携一支鸦片烟枪。战斗力不强，但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却极为凶猛，群众恨之入骨。所以在我们进入贵州后，人民群众甚表欢迎，不少人还要求参军，这对我们的行进有很大便利。因此，在强渡乌江后不几天，我们就占领了贵州省除省会贵阳外的第二、三大城市遵义、桐梓，并在遵义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会议后我们听到传达说：会议检查总结了从江西、福建出发以来，长途行军中，总是我走敌追不予回击的问题，今后应该有一仗打一仗，见一仗打一仗，不应再像过去那样形成逃跑现象。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撤销博古的中央总书记职务，由张闻天负责〔任〕中央总书记。
1935年1月中下旬，遵义会议后我随部队向川滇黔边进发。1月27日，在赤水县土城镇附近与敌人（川军郭勋祺部）进行了一场艰苦战斗，我们把敌方的三个旅（九个团）误认为是三个团，以致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川军先我进入有利阵地，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朱德司令当机立断，抽调干部团、红五军团等投入战斗，并在打退敌人后主动撤出，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
此后，我随部队快速进兵云南扎西县（今威信县）。中央军委为适应运动战需要，决定在扎西缩编红军，为了组织和武装民众，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和领导，在缩编命令中规定：选拔部分干部到地方活动，成立游击队。中央军委为此抽调了红三军团第六师政委徐策、中央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红八军团民运部部长戴元淮〈怀〉等同志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特委书记徐策。同时，在国家保卫局第五连的基础上，在扎西石坎子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第一纵队。我被指定担任该纵队秘书，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是徐策，领导成员余泽鸿、戴元怀、冯燊、龙厚生等。
是年2月间，川南游击第一纵队和五龙山游击队合编，正式成立川南游击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游击队员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并经常出其不意主动攻击敌人。有一次，游击队在叙永县的木厂梁子地带伏击敌人，敌人误认为中了红军的埋伏，惊慌万状一触即溃。这些游击战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作战。
是年夏秋间，红军赤水河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洪〔宏〕）、红军黔北第三纵队（司令员张凤光）和川南游击队在叙永朱家山会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由刘干臣任司令员，徐策任政委，张凤光任副政委。我仍担任秘书工作。
川滇黔边区纵队成立后，在云、贵、川三省边界广大地区与敌人开展游击斗争，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减轻了我红军主力部队的压力，从而支援了红军的胜利长征。
1935年秋冬间，红军主力部队过了金沙江和雪山、草地以后，长江以南敌人集中兵力举行川滇黔三省“会剿”，重兵合围我们。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徐策、余泽鸿、刘干臣等领导同志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最后我们被打散时，躲在村里，但敌人包围了村子。为了不连累掩护我们的老百姓，我们主动走出后即遭逮捕，不久又被押解至重庆，后经我在暹逻的胞弟李子庵以华侨护照等证件到重庆保释出狱。出狱后，我到香港找组织恢复关系后，担负了中共广东省委与长江局之间的交通工作。（钟钦正整理）
（录自《广州党史资料》，1986年第28期）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队大队指导员陈兴才（陈彪）的回忆。
关于川滇黔游击队的情况，因时之久，很多事情回忆不起来，搞的〔得〕不大清楚，现将我的回忆，提供参考。
一、关于川滇黔游击队的组织和发展情况。
川滇黔游击队大约在1935年1月份成立的。我是1935年1月在贵州土城战斗负伤后，被迫到四川叙永县两河区黄坭嘴，五龙山游击区治疗。伤好后同年3月就参加了五龙山游击队，1937年1月离开游击队到云南扎西县水田寨游击区治病。
当时五龙山游击180人左右，司令员叫王逸涛（当地人，地下党员，在遵义与中共接过头，带回两个队的人），由红军第三军团总支书记何忠周（何宗舟——编者注）任政委。所属三个队，第一、第二两个队是红军派去的，第一队队长姓刘，第二队队长姓曾。第三队是当地收容起来的，队长姓宋（苗族，当地人）。
1935年4月份，红军由川南返回云南扎西时，又派了七八十名干部（身体不大好的）带了电台和中央保卫第五队（130多人）全副武装去黄坭嘴与川南游击队配合。由红军第三军团第六师政委徐策任政委兼川南特委书记。宣传部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部长戴元怀、特派员龙厚生、第六师参谋长曾春鉴、上干队队长刘干臣、工作团主任钟昌涛等人均参与川南游击队的领导工作。
这时纵队司令员仍是王逸涛，政委徐策，有500人左右，编为4个队，第一、第二、第三队仍为原有的三队，第四队没有，由中央保卫队编为第五队，队长黄虎山，指导员姓陶。当时我在工作团当宣传员。游击队当时的活动地区在川南的南六县，贵州的毕节县，云南的镇雄之间。活动的内容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目的是牵制敌人，创建根据地。
1935年七八月份，黔北游击队（三个大队）400多人，由支队长张凤光，政委黄××，副政委杨德胜，特派员李青云带领从黔北到达黄坭嘴朱家山与川南游击队汇合，这时合并为川滇黔游击队，有1000多人，下分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是原川南游击队，第二支队是黔北游击队。这时总队司令是张凤光，徐策任川滇黔边境特委书记，由四川成都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刘复初任参谋长。原川南游击队司令员王逸涛在1935年五六月份已逃跑了。这时游击队的活动地区大了，敌人也常有八九个团来“围剿”进攻。我当时还是当宣传员。
1935年10月份，游击队从五龙山出发向川南活动，在云南扎西县长官司与滇军两个团接触打了一仗，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4点多钟，整个部队伤亡一半，司令员张凤光、政委徐策、组织部部长戴元怀等牺牲了，第二支队政委黄××，副政委杨德胜受伤，杨后来回到部队，黄后来到什么地方去了不清楚。部队整顿后，由刘干臣任司令员，余泽鸿任政委。
1935年冬至1936年春，游击队在川南的长宁、古宋之间活动（连天山地带，分南山、北山）。这时部队不到200人。政委余泽鸿在1935年冬，一天晚上在红桥坝用手枪自杀了（原因我不清楚），由龙厚生接任政委，司令员还是刘干臣。1936年春，游击队由连天山下来，到川滇黔边境活动。同年3月或4月份，川军1个连集体投我游击队。1个月后，又由副连长带着逃跑了（连长未走）。
1936年10月份后，游击队只剩下200多人，分为第一、第二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姓高，第二中队队长是杨德胜。这时我在第二中队当指导员。总队司令员是刘干臣，政委龙厚生，特派员李青云，参谋长刘复初。这时在连天山、五龙山一带活动。在同年11月份左右，到大雪山一带活动。
1937年1月份到大雪山簸箕坝宿营时，被滇军袭击，部队拉走了。这时我有病，离开部队到簸箕坝游击区的一个苗族王××（我当工作团员认识的）家中住了一宿，第二天由他把我带到水田寨艾宗藩部队的一个张班长家里，住了三四天。因滇军搜查严密，又由张班长和他三弟把我送到四川边境。这时我换了便衣，到达四川省边境的大便沟、大深沟游击区刘成章家中（刘的儿子叫刘苗子，据说是共产党员）。1937年9月份离开，与旷善荣一起于1938年1月回到汉口办事处，同年3月我又到延安。
二、游击队如何开展统战工作问题。
当时游击队开展过统战工作，在连天山时与赵××搞过统一战线。在水田寨与艾宗藩搞过统一战线（在1935年就与艾宗藩有联系，发给过他的枪，我们游击队找他买布、买药、掩护伤病员等）。他们常派人来联系，我们也常派人去联系，我们常去的人有四川成都省委派来的一个胖子（忘记了姓名），有派侦察员去联系。我只知道艾宗藩叫艾队长，他有七八十个人，配合游击队打过一次仗。是否委任过他什么职务，有否副官职务都不清楚。
三、游击队是否派有人到地方做群众工作问题。
那时派人到地方做群众工作，派有戴××到川南梅硐场做群众工作。派有曾广胜、钟昌涛等人到水田寨做群众工作。他们有时买东西，有时送情报回来，由谁具体领导不要〔详〕。详细活动情况也不清楚。总的都在部队领导下工作。上有姓戴的与四川泸州地委有联系。
四、游击队在什么时间失败，经过如何的问题。
据后来听到别人说是1937年2月在四川大雪山附近被敌人包围而失败了。所以失败的经过，谁牺牲，谁被俘等我不清楚。听说艾宗藩被滇军杀了。
五、其他。
原由四川成都省委派来到游击队任参谋长的刘复初，于1945年在延安行政院我与他见过一次面（我在党校第二部），以后未见过面，未通过信。
原游击队秘书阚思颖〔甘棠〕于1943年在延安党校见过面，那时她在党校七部。1955年听说她在四川省检察院任副院长。
陈彪（私章）
1970年1月13日
此材料是我们根据我部陈彪政委的回忆口述记录整理的，供你们参考。
一九○一部队政治部
1970年1月13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字1901部队政治部）公章
转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省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调查材料，1970年1月19日。
（录自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档案，全宗号307，目录号1，案卷号4，1977年，第71~75页）
编者按：周济同志原名周守如，1935年在叙永两河口区委工作期间，化名袁嘉兴，现是国家医药管理局上海医药设计院顾问。我县党史编辑部同志到上海访问了他，周老虽年高八旬，仍欣然为我县撰写了这篇内容生动翔实的回忆录。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第一次撤离遵义，组织上要我带领遵义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之友社的同志20多人，随红三军团长征。在行军途中，红三军团“河南”政治部将我们编入地方工作部，作〔做〕宣传和扩大红军的工作。
1935年2月4日，我们行军到了四川永宁〈叙永〉黄坭嘴，碰上了叙永特区游击队。当晚部队在木厂宿营，“河南”政治部通知我和周思和到政治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外，还有地方游击队的领导成员王逸涛、张友德、李石坚、曹德渊、朱华清等。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政治部负责人，要叙永地方游击队写个报告，由政治部转到中央去。同时将我和周思和、何宗舟、戴元昌以及一个姓张的红军介绍给游击队，到他们那里工作。会后，政治部负责人还领着大家去与彭德怀同志会见。
在叙永五龙山一个老百姓家里，游击队负责人和我们见着彭德怀同志。会见时彭军团长很高兴，热情地接待我们，还给我们讲了话，大意是：红军冲破敌人五次“围剿”，经湖南、贵州到四川，走了这么远的路程，想不到在这里会着你们，真是难得啊！他还讲了革命形势和敌我双方的情况，以及中央决定建立新根据地的意义，询问了游击队的情况。当游击队负责人向首长汇报完毕后，彭德怀同志说：你们去跟政委杨尚昆说，我可以补助你们一部分枪支。彭德怀同志这种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想到一个军团的负责人，补助游击队的枪支，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彭德怀同志没有一个人说了算，还要通过政委杨尚昆同志。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品质和坚强的党性啊！使我受了一次活生生的党性教育。就这样，红三军团第一次补助游击队50支步枪、6挺重机枪。
军团把我们5人抽调到叙永特区游击队后，何宗舟任政委，周思和任一个分队的分队长，我任这个分队的指导员。游击队与红军主力分手后，我们分队分开去活动，到附近去收容掉队的红军，安置一些红军的病员。
不久，游击队活动到叙永分水岭附近，有个农民来游击队报告，离游击队不远的地方，驻有红军的部队，游击队派我去与他们联系。我由那个农民带路，到了红军驻地，会着了负责人徐策。始知这支红军队伍，是党中央在扎西开会，研究和讨论了游击队写给中央的报告后，决定派一批干部和一连红军武装，带着60条枪，来加强和扩大游击队，并成立“中共川南特委”来领导游击队，徐策任特委书记，特委直属中央领导，和中共四川省委发生横的关系，原泸县中心县委划归川南特委领导。在五龙山游击队进行改编，正式的名称是“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我被调到连队作指导员。
有一天，部队正在行军时，有个姓阮的农民前来说：叙永两河口地区有一些武装，要来参加游击队，派他来与部队联系。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委徐策和余泽鸿同志找我去谈话，要我和何玉芳同志（即郝谦），同姓阮的农民一道去两河口地区，把这支武装带到游击队。临行时，我们要特委介绍那个地方党的关系。徐策同志给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带到两河界首山苗族杨少华家找朱华清（即朱光璧）。于是我和何玉芳离开了游击队，跟着姓阮的农民到两河口。
路上为了掩护，姓阮的农民要我二人化妆〔装〕成古宋卖旧衣的商人，他作为我们的雇佣者，真危险！离开游击队没走多远，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就碰上反动团队的盘问。第二天，快要到姓阮的农民家，刚过河来到一个山沟里，又碰上反动团队盘问。幸好两次盘问都由姓阮的农民应付过去了。在途中，姓阮的农民多次遗憾地说：“没在游击队里背点粮食回来。”
到了姓阮的家里，要他领我们去会这些武装，他领我们走了几户农民家里，他在同农民的谈话中，根本不谈武装找游击队的事情，而且农民对我们很冷淡。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同何玉芳商量，要姓阮的农民带我们到界首山先去找朱华清。
我们在界首山杨少华家，找着朱华清同志，将特委的介绍信交给他，并向他说明我们的来意，是到此地带武装到游击队去。朱华清说：此地的武装早被杨少华带到游击队去了。根据种种情况，我们推断，姓阮的农民所说的武装，完全是借口，而实际是想去游击队背粮食。
我们会着朱华清后，从姓阮的农民家搬来和他住在一起。我们向朱华清询问了当地党组织的情况，他和特委的联系。他说：界首山有一个党员和几户群众，由于杨少华离开游击队被团队杀害后，党员和群众革命情绪低落。在牌坊口有3个党员和几户群众，两河口镇上有一个党员，在渡船口、土地坳和观音堂都有一些基本群众，在古宋金鹅池他与一家姓刘的有关系等。关于特委的联系，他说特委来过一次信，曾派一个党员去联系，没有联系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三人商量，由我们三人组成两河口临时区委，开展工作。与川南特委联系上，请求特委批准，中共两河口区委书记由何玉芳担任，朱华清和我分别担任〔负责〕组织和宣传。
不久，我们转到两河口南面地区开展工作，住在一个偏僻地区的农民家里，晚间我们去找当地农民开会。当时，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高，马上组织起来，到另一个地区去打土豪背粮食。我们支持农民这一行动，由于是夜间行动，农民怕我们不熟悉路径，不让我们参加。我们只得再三叮嘱他们，背回粮食一定要收藏好，背粮食的器具一定要弄好，不要在路上漏一颗粮食，回家后一定要洗好脚，所穿的草鞋一定要收拾好。总之，要消灭一切背粮食的痕迹，不让敌人察觉。很可惜，农民群众没有完全照我们所告诉的去做，在路上漏了粮食，天明后团队随着漏掉粮食的线索，找到了农民家里，背回的粮食也没有藏好，脚也没有洗，当即把背粮食的农民抓走。以后他们还杀害了一个农民。事情发生后，我们不得不转到牌坊口附近一个姓袁的农民家里，我化名袁嘉兴，和这家农民认成家门。
两河口区委成立后，区委应当有个落脚点，以便同各方面联系。这个落脚点，应该选择在既方便又安全的地方。袁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家很穷，我们是住在猪圈顶上，牌坊口有三个党员，地点适中，区委落脚在党员家里，是理想而又稳妥的。但以哪一家作为区委所在地，我们作了选择。樊家在牌坊口开饭店，进出人员复杂，不能作为区委所在地，张家邻居是个保长，也不能作为区委所在地，最后选择在党员杨炳成家。
我们由袁家转到牌坊口杨炳成家，以帮助他家干农活为掩护，住了几天后，又到金鹅池去开展工作。在金鹅池附近刘思远家住了一段时间。刘思远家是个大家庭，住的地方人们都叫刘家院子。刘思远曾与地方党有过革命联系，他那时是金鹅镇上的小学教员。他的叔伯兄弟，都同情革命和共产党。他家有几支枪，要想上游击队去。这时正是农忙季节，我们一面干农活，一面作革命宣传，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回到牌坊口杨炳成家。我和朱华清去两河镇上会何光奎。他原是共产党员，因被捕失了党的关系，后来党曾派朱华清与他联系过。在两河镇上还有一些被打散的游击队员，镇长杨济安把他们收容起来当团丁，而心里还是想回游击队，我们通过何光奎与他们联系。
区委的工作已初步展开，区委讨论要想尽一切办法与川南特委联系上，以便区委得到特委的批准和领导。前些时候我们曾派姓袁的农民去找游击队，没有结果。后来派杨炳成去找，也没有结果。区委根据这样的情况，最后作出决定，将两河口区委的成立，和区委最近所作〔做〕的工作情况，由何玉芳写成报告给特委，要我带去找川南特委。
我由杨炳成带路，同他绕过两河镇街上，去黄坭嘴地区找游击队。到了黄坭嘴住了几天，还是打听不着游击队的下落，我只好叫杨炳成先回牌坊口，向何玉芳、朱华清说明情况，我继续留在此地找游击队，杨炳成走后，有一天，我听说游击队住在木厂，我便找当地一个群众领路，在赴木厂途中，遇着一个木厂方面来的农民，向他打听木厂是否驻有游击队。他说木厂驻的不是游击队，而是反动团队，于是我马上返回原地。要不是遇上那个农民，真有被敌人抓去的危险。回到农民家后，农民怕团队来清查，他将我送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住在王木匠家里。
王木匠家很穷，没有多余的房屋，我住在他家猪圈顶上。在他家还住有几个掉队的红军，我动员他们去找游击队。其中一个红军同志，领我去熟悉周围地势，来到一个悬崖峭壁处，他说要是反动团队来搜查，可以隐藏在这儿。他还领我到离王木匠家有30多里的地方，去取回他藏在那里的手榴弹，因当时这家农民不在家，没有取着。
我住在王木匠家中时，见他很诚实，又是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我介绍他入了党。有一天，王木匠对我说，游击队在分水岭一带活动。于是我要他同我一起去找游击队。为了在路上好打听游击队的情况，他找来一个苗族农民，利用苗胞关系和讲苗族语言，打听游击队的下落。我背着王木匠的刀、锯作为篾匠，他们二人打扮成背盐换粮食的农民，三人同路到分水岭一带去找游击队。
沿途由苗族农民，向本族人中打听，夕阳西下时，终于在分水岭附近找到了游击队。当时我那种高兴劲，是难于〔以〕言表的，我如小孩见着久别的妈妈似的。当哨兵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高声回答我们是来找游击队的，我们走到哨兵跟前说明来意，哨兵领我们进屋去，会着了徐策等人。
我将两河区委的报告交给了徐策同志，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开饭时还特意将两只缴来的罐头招待我们。饭后，川南特委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有王逸涛参加。会议讨论和研究区委的工作报告，当我们汇报完了区委最近所作的工作报告后，特委研究决定了，批准两河区委的成立，承认了区委的工作地区为两河口、金鹅池一带；关于金鹅池刘家的武装和两河口镇上团丁武装，暂时都不要到游击队来，这两支武装由区委灵活掌握。
讨论到特委和区委的联系问题，我建议由王木匠作〔做〕交通员，此人诚实可靠，已经介绍入党，作为特委与区委的交通员是适当的，可让他利用这个地区背盐换粮食的习惯作掩护，是比较稳妥的。特委同意了我们的建议，由王木匠担任交通员，相互之间还建立了通讯联络点。特委的联络点有两处，一是分水岭街上一户人家。再一处是扎西镇上一户人家。区委的联络点是牌坊口樊家店子。谈到区委的活动经费问题，特委可以给区委一点经费，区委在必要时，可以组织群众打土豪来解决活动经费。
特委开完会后，徐策同志要我留下来，避开王逸涛对我说，王逸涛向特委提出，主张把游击队分散开来活动，以便隐蔽。特委没同意他的这个主张，并决定游击队的行动不用他指挥，由特委来掌握。徐策同志要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区委的同志。
第二天早晨我临走时，特委给区委几个大银锭，一部分作区委的活动经费，另一部分给游击队购买药品和子弹。我们把银锭藏在背箩下面，上面盖上粮食便同游击队分手，顺利地回到王木匠家里。住了一夜，我又同王木匠回到牌坊口杨炳成家。
我向区委汇报了同特委联系的经过，和在特委开会的情况。区委研究决定，遵照特委指示积极开展工作，扩大区委活动地区，两地武装暂时不去游击队，金鹅池的武装由何玉芳负责作〔做〕他们的工作，两河镇上的团的武装，仍通过何光奎继续与他们联系，要他们暗地组成一个游击小组，区委的活动经费问题，特委既然答应给区委解决，现在不作其他打算，这次带来的银锭，尽量用于给游击队买药品和子弹，关于徐策所谈王逸涛的情况，这是机密不能外传。
会上区委成员三人分工，何玉芳同志负责金鹅池地区的工作，以刘家院子作联络点，在这一带开展工作。关于大银锭如何换成现钞问题，朱华清同志提出把它带到永宁城里找邱国全兑换，他原是党员，被捕后失去党的关系。朱华清与他有过联系，他是布店的店员，找他是可以解决的。但当时朱华清是不能去永宁城的，怕碰上叛徒。这个任务便由我负责到城里找邱国全。
第二天早晨，我化装成到城里买东西的农民，背着背箩按照朱华清提供的地点，在城里一家布店找着邱国全，我向他说明身份和来意，并将银锭交给他，要他换成现钞，买一些西药。对这些事情他都顺利完成了。我在他家住了一夜，他告诉我，他在永宁城东郊发展了一些农民群众，要我下次再来他家，同他去这个地区做宣传工作。
第二天清晨我把买来的东西背回牌坊口，将药品和剩余现钞交给区委，区委又将现钞买了一些子弹，由王木匠把药品和子弹送到了游击队。从此，王木匠这个交通员，多次往返于特委和区委之间，负责联络工作。
根据区委分工，何玉芳去金鹅池一带工作，发展了陈泽民入党。我和朱华清在牌坊口、两河口、土地坳、渡船口、观音堂和永宁城东郊开展农民群众工作。
大约是1935年5月，何光奎领来叙永后山乡天台山的曾德富，在杨炳成家会着朱华清和我，谈到大安山有支绿林武装，为首的是他的同学项斌，要把这支绿林武装带到游击队去，派他来找游击队的关系。得着这个情况后，朱华清和我研究，决定由朱华清负责，同何、曾二人一道去大安山会项斌。
朱华清去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回到牌坊口谈了他在后山乡天台山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会着项斌和牟国全这支绿林武装的情况。于是区委又增加了大安山工作地区，由朱华清负责。朱华清两次去这个地区，又会着另一支绿林武装头目王国金，向他们讲明搞绿林活动不是好办法，只有到游击队才是最好的出路。曾德富第二次来会我们，我们安排他在渡船口附近龙坑头杨姓农民家里，他曾参加那里一次农民打土豪的活动后，回到大安山。由于项斌的牺牲，王逸涛的叛变，我们和大安山绿林武装失去了联系。
在朱华清去大安山这一段时间，我到永宁城东郊、龙坑头在农民当中做过一些宣传工作后，又回到牌坊口杨炳成家，经常向他的弟弟和附近农民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故事，利用农民爱唱山歌的习惯，在同他们劳动中，教他们唱革命歌曲。区委还用旧曲谱，编写过一些歌词，现能记起的有：
苏维埃工农的政府
工农们呀！听我告诉你，
国民党是压迫工农的；
地主的剥削，
资本家掌权，
苛捐杂税，层层的压迫。
苏维埃！工农的政府，
我们赶快将她建立起，
工人和农民，
士兵也选举，
豪绅地主，给我滚出去！
我常住在牌坊口樊大娘家，她家开饭店，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党员，我在那里时，已经去世了。二儿子是个瘸子，还有一个学做道场的徒弟。我在他家除编竹器外，还接近他家的徒弟，向他宣传革命道理。我同这个徒弟合伙卖过面条，暑天同卖过冰粉，晚间同看过包谷。以后这个徒弟离开了樊家，就失去了联系。
区委在牌坊口时，特委曾通知过我们，古宋地区由江长兴特支领导的游击队，负责人是刘复初同志，两河口区委在必要时，可以向〔与〕江长兴特支发生横的关系。
1935年五六月间，交通员王木匠来牌坊口向区委说，王逸涛住在木厂，找过他，王逸涛说，他在行军中因为找马和游击队失去了联系，要他〔王木匠〕来找区委派人去木厂会王逸涛。我和朱华清得着这个消息后，找来何玉芳开区委会讨论，在会上大家根据特委徐策同志所谈关于王逸涛的情况，以及王逸涛这次离开游击队的离奇情况，区委决定，王逸涛个人不能代表特委，区委不派人去会他。区委还告诉王木匠，今后要提高警惕，也不要去木厂会王逸涛。王木匠从这次来区委后，就再没有来区委机关，因而特委和区委的交通联络中断了。以后听说王木匠同志被王逸涛杀害了。没几天，区委接到特委的来信，从〔用〕密码告诉区委，王逸涛脱离了游击队，通知区委不要和王逸涛发生关系，还要区委注意王逸涛的动向。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和朱华请〔清〕在牌坊口听说王逸涛到了两河镇上，就在这天晚上半夜时分，我睡在樊家店子里，听着许多人过路的嘈杂声音。早晨就听说王逸涛昨晚连夜去永宁城了。根据这一迹象，我和朱华清商量，王逸涛已叛变投敌，要很快将这一紧急情况，通知可能被王逸涛所知道的一些同志。我们马上叫杨炳成到两河镇上通知何光奎来牌坊口会我们，好将王逸涛叛变的情况告诉他，并要转告镇上团丁中的自己人，要提高警惕，必要时打死镇长杨济安，拖枪去找游击队。
就在这天下午，我在牌坊口的吴老头的烟馆里，见着由永宁方向来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到烟馆来抽大烟。恰这时，何光奎也从两河口来会我们。此时此地人很复杂，不便同何光奎谈话，于是我们三人假意下河洗澡，为了不让人怀疑，我把衣服挂在帐竿上，赤着上身下到河里，在河中由朱华清向何光奎谈王逸涛叛变的情况，和我们对镇上团丁的打算。
正在这时，樊大娘急急忙忙跑到河边对我说：“老袁快跑，有人来抓你。”听了樊大娘的警告，我们就分开逃跑，朱华清、何光奎二人沿着河岸跑去，我则向河对岸跑去。当我涉水到河中心，来抓我的人已下到河岸边，口中喊到：不要跑，不要怕，我是找你抬滑竿的。我跑上岸后，敌人赶到河心。我上岸后，因地形熟悉，跑上一个崖边隐藏着，搬了一块石头当武器，要是敌人来到这里，用石头砸他下崖去。由于我是向河对岸跑，目标很明显，成为敌人要抓的主要对象，使得朱华清、何光奎二人顺畅地沿河岸往下跑，避免当场被抓的危险。
我躲在崖下，听着敌人打了两枪，在牌坊口轰闹一阵后，就再听不着什么动静。这时我在崖上真不好受，在警惕敌人的同时，还得同蚊虫作斗争，因为我是赤身露体，蚊虫可以从四面八方来偷袭，又不敢打它，怕打出声音引来敌人，只好不停地用手轻轻地按，就这样一直熬到天黑，才从崖上下来到了杨炳成家。他家里的人告诉我，敌人在牌坊口抓走了杨炳成、樊大娘、何光奎和开烟馆的吴老板。
何光奎和杨炳成被敌人抓着，是由于他们的警惕性不高。王逸涛叛变的情况，他们是知道的。敌人在抓我时，何光奎已逃脱危险，不该回牌坊口自投罗网，杨炳成当时在河对岸附近田里收割稻子，敌人在河中追捕我时，他是看见这一情况的。在这样危险的场合下，他不但不躲避，反而踩水过河去牌坊口，遭到敌人逮捕。
我在杨炳成家得着这些情况后，深知牌坊口暂时不能住了。我取走放在他家的行李，准备到偏僻的袁家暂住一夜。我从下游踩水过河踏上去袁家的路上，见着有人从他家打着火把出来（以后才知道是朱华清打火把转移地方），见着这种情景，我赶快离开此地，到观音堂姓刘的农民家，和龙坑头姓杨的农民家。在这两处我将王逸涛叛变，以及白天在牌坊口发生逮捕人的情况告诉他们。虽然这两处王逸涛是不知道的，我还是要他们提高警惕。我到杨家已经是大半夜，在他家住到天亮。我穿过大路去金鹅池找何玉芳，准备将情况一一告诉他，并商量如何处理区委面临的这一局面。
我去金鹅池的半路上，就碰着何玉芳，与他同路的还有李石坚和另一个同志（记不起姓名）。原来敌人在牌坊口抓我们的同时，敌人也在金鹅池包围了刘家院子要抓何玉芳。当时，何玉芳等三人转移到院子背后山上，夜晚在锣锅山黄三爷家，没被敌人抓着，只抓去刘思远等。
李石坚来金鹅池是准备和他同来的那个同志，将王逸涛叛变和敌人来牌坊口抓人的情况以及朱华清下落不明告诉他们，何玉芳也谈了敌人在金鹅池包围刘家院子，抓走刘思远的情况。处在这种境况下，我们一起来到与我们有关系的刘姓农民家里，商讨如何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刘家商谈中，李石坚提出，牌坊口、金鹅池现在都不能去，当天晚上可暂住在他自己家里，待到天明领我们三人，到靠近永宁的泸县中心县委所工作的地区，躲避一段时间，等待时机再回去收拾被王逸涛破坏的局面。经大家同意，由李石坚领着我们朝着他家的路走去。
李石坚家离永宁城很近，去他家要经过渡船口、石盘，他怕在石盘街上遇着熟人，他便绕过河岸走。我们三人通过石盘后，正夕阳西下，见李石坚从一条小径上了一个小高地，我们也跟着上去。当上到半山腰时，忽听街头上有人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见着李石坚飞快地跑，我们也跟着跑，待我们跑上小高地时，已不见李石坚的影子。我们这样跑，引起了周围山上农民注意，我们怕出麻烦，行李丢了也顾不上拣，〈慌〉不择路地乱跑，一直跑到天黑才停下来打听。才知我们已经绕道跑过永宁城，来到城的北面，我们上了大路，到一个小镇上的客店住下。
李石坚跑散后，我们又面临着往何处去的问题。李石坚领来的这个同志，经过这样的变化，产生失望的情绪。他是江安人，提出要我们到他家去躲避；我同何玉芳私下商量，我们去江安作〔做〕什么呢？我们决定不去江安，还是回到区委工作地区。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同何玉芳就悄悄地避开江安的那个同志，又走东面经红岩坝绕过永宁城，整整走了一天，晚上到了龙坑头姓杨的农民家里。
我们在杨家，还是打听不着朱华清的下落，于是二人商量，决定去找川南特委。我们要姓杨的农民到牌坊口找陈骟匠来会我们。陈骟匠来到杨家，我们一起商量，利用他骟猪的有利条件，领我们去分水岭一带找游击队。得到他的同意，回家取来骟猪的器具，何玉芳作为他的徒弟，我还是以篾匠为掩护，第二天就结伴而行，绕过牌坊口、两河口，去分水岭地区找游击队。临走时还告诉姓杨的农民，继续打听朱华清的下落，并将我们去分水岭找游击队的情况转告他。
上得路来，沿途边骟猪边打听游击队的下落。走了几天，到了四川边境的一个集市上，碰着陈骟匠的三弟也是骟猪到此。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决定分成两路来找。面更宽一点，四人约好碰头的时间和地点，何玉芳同陈骟匠走一路，我和陈的三弟走另一路。我们这一路到了扎西地区，他骟猪，我编竹器，经过一些地方，都没有打听着游击队的下落。约会的时间到了，我们在碰头的地点会着何玉芳他们，他们也没有打听出来。我们四人来到分水岭街上，我冒着危险，到特委所约的通信联络点的那户人家去，还是没有消息。这时，陈骟匠因离家多日，提出要回家去。何玉芳同我商量，他要回家不能强留，我们留下继续找游击队。陈的三弟在这一带认识的人多，经他介绍，我们在云南边境一户靠大路边的地主家打短工。
我们在地主家，亲身体验到地主心肠的狠毒，和雇工在地主家所遭受的苦境。不到天明，地主就催着我们起床干活，做到天黑才收工。他领着我们到别人山上去砍伐树木，抬回到他的家里。在挑粪施肥时，要我们用手将大便捣碎，浇完地后手洗了多次还有臭气，给我们吃的都是残汤剩饭。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些时间，因仍打听不出游击队的下落，只好回到龙坑头姓杨的农民家里。
我们回到杨家，知道了朱华清的下落，并通知他来龙坑头相会；还知道当我们去分水岭找游击队时，游击队却活动到两河口地区来找区委，因而两下错开了。这时游击队的领导人，因徐策同志在一次同敌人战斗中牺牲，由余泽鸿负责。刘家院子的武装，在王逸涛叛变破坏时，由刘思远的堂弟领着打游击，游击队经过此地，把他们带走了。还听说刘复初领导的游击支队，也合并到游击队一起行动。
朱华清来到龙坑头杨家和我们会面后，各自交谈了分散后的情况，并根据以上种种变化，区委开会决定，在古宋开辟新的工作地区。三人重新分工，何玉芳同朱华清利用陈泽明的亲戚关系，到古宋燕儿窝认刘善全为姑父。以刘家为据点开展工作，我则以龙坑头杨家为据点开展工作。我在杨家，同他的四弟和一个长工在共同劳动中，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准备吸收他们入党，后来长工期满回家，只发展了杨的四弟入党。在此地我还发展了另外两个贫苦农民入党（一个是杨的族弟、另一个现在连姓都记不起），结识了一些基本农民群众。杨有一个族弟是裁缝，我拜他为师作掩护，利用到一些农民家里缝衣服，或同杨本人串乡买猪的机会，继续打听游击队的消息。
区委的活动经费，从王逸涛叛变并杀害交通员王木匠后，就断绝了来源。我卖掉一个金戒指维持了一段时间。我在杨家，杨本人为了解决区委的活动经费，曾组织过多次打土豪的活动，我也参加过4次。有一次活动是去牌坊口，准备把当地的保长干掉，以便今后回到这个地区活动。当行至保长家门前，狗叫的〔得〕很厉害，见着他家有了戒备，我们只好到另一地区打土豪。我最后参加活动，是由永宁东门外一些贫民组织的，有杨家四弟参加，是去打永宁东北面一家保长，行动比较顺利，得了一支步枪和一些衣物。由于一个贫民将打来的衣服拿去出卖，当场被抓获，供出杨家四弟。杨家四弟去丈母娘家躲避，我暂时也不能在此地停留，去燕儿窝刘善全家，和何玉芳、朱华清住在一起。
我们三人在刘善全家，我给他家编了一些竹器，帮助他家干农活，或为他家到其他农民家换工。在换工中，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点种包谷时挑粪的重活都推给我们干。此地的土地倾斜比较大，挑粪走起来真费力气，挑到地里连放置粪桶的平地也没有，要临时铲出来。住到夏收青黄不接时，他家发生粮荒。由于我们三人住在他家，更加重了他家的负担。没有粮食只好以竹笋加上少许包谷来充饥，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区委会讨论，从区委和特委联系断绝后，区委的活动经费就没有来源，我虽然以篾匠为掩护，去长宁地区打听游击队的下落，没有结果，只有想别的办法暂时来解决区委的经费问题。会上大家谈各自的社会关系。他们二人是从学生走向社会，没有别的社会关系。
我是从学徒、店员走向社会，在重庆有些旧的社会关系。于是大家商定，由我去重庆找旧关系，向他们说明借给党一笔钱，以后加倍偿还他们。当时我提出，重庆找旧关系借钱，这仅是一种可能，因为人情冷暖，事〔世〕态炎凉，能否实现尚有疑问。当时听说红二、六军团到了贵州，黔北也有游击队活动。因此区委决定，要我先到重庆找旧关系借经费，若没有结果，再到贵州找红二、六军团和游击队，向他们说明，给区委一点经费，何玉芳、朱华清暂到农村打短工来维持生活。
遵照区委的决定，我作了去重庆的准备，打算走到泸县搭船到重庆。我砍了刘善全家几根竹子，编了几个麻篮篼沿途作路费，还打了几双草鞋准备走路用。刘善全家还用糯米谷种做了几个粑粑，给我在路上食用。就这样我兼程赶到泸县，在泸县没有搭上船，卖麻篮篼的钱已花光了，糯米粑还没到泸县就吃完了。处在这种情况下，只在泸县住一宿，第二天早晨再搭船，也成为不可能。我只好当了一件衣服，卖了一颗象牙章作路费，一天走100多里，赶到了重庆。
我到重庆通元门前，一个警兵直向我走来，当时使我吃了一惊，原来搞什么新生活运动，不准缠头巾，将我头上的白布帕拿走。当夜住在重庆的一家小旅店里，第二天早晨过河到黄桷渡找着彭五鑫。我向他说明借钱的原因，他推说没有钱不肯借，叫我去找赖纯青和一个姓李的想办法。因没钱吃饭，他领我到一家小店用餐。由于好久没有吃过饱饭，这时我是敞开肚子大吃一顿，吃得来使店家吃惊，涨得把肚内蛔虫闹翻了。
在重庆我去赖纯青店铺找他本人，店铺内的人看着我这个穷样子，不耐烦地对我说，赖纯青在乡下。姓李的当时在银行工作，我去找他时，银行看门人说，姓李的不在银行。天快黑了，两处扑空，身边只剩下支付过渡的一个铜板，只得又过河到黄桷渡彭五鑫家住了一夜。他给我一块银元作路费，准备回到家乡遵义，重庆到遵义若走路是十天路程，用一块银元食宿是不够的，这就不得不使我拼命赶路。走到桐梓钱花光了，但遵义的路程还有两天，我卖了一把做竹器的刀子作路费，路上仅有一双草鞋也磨破了，光脚走了20多里路。
回到家乡遵义，由于我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不敢住在自己家里，去到城郊我姑母家里住下。在姑母家也不敢露面和久住，我化名为刘绍成，作为前一个姑母的侄儿，由姑母的弟弟张心宾领我到乡下，住在他的舅子家里。我写信将重庆没有借到钱，以及红二、六军团已离开贵州等情况，告诉何玉芳和朱华清。以后没有收着他们的回信，就这样和区委失去了联系，只得又重新开展工作。
我在叙永两河地区，虽然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但这在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回想起来这个地区的贫苦农民，是要革命，心是向着共产党的。他们中有很多动人的事例：当敌人在牌坊口抓我们时，樊大娘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信，使我们逃脱了敌人的抓捕。我在龙坑头杨家时，腿上生了黄水疮，他家的主妇熬苦丁茶给我洗疮，刘善全家自己没有粮食吃，还把谷种也给我做粑粑，有的为我们提供情报，有的为游击队打草鞋。在这样好的农民群众当中，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得更好，客观上除了王逸涛叛变革命受到损失外，从主观上来说，由于我们革命经验不多，缺乏组织能力，没有把农民更好地组织起来成为农村中坚强的革命堡垒，向反动势力作顽强的斗争，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我向曾经支持我们工作的群众致敬，祝愿叙永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自己的家乡建设的〔得〕更美好。
（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叙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年印行，第21~38页）
按：本文系根据原中共川南特委两河口游击区区委书记郝谦同志，1982年9月13日，在中共叙永县委召开征集党史资料工作座谈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经本人阅后做了少数修改。
1935年1月初，我在贵州遵义参加红军长征。当时分配我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所属的“白军破坏部”工作。总政治部的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从遵义出发，经过贵州、四川到了云南的边界上，那一带山上都是些苗寨，苗寨里面，经常向外面过路红军打枪放炮。为了做好这些少数民族的工作，就需要找四川人走到部队前面对寨子里头喊话，打招呼，开展宣传工作，希望他们不要开枪打红军队伍。那一段时间，我是天天跟随部队走在前头。在土城与川军郭勋祺带的一个师打了一天一夜的硬仗，是四川军阀刘湘又一次最反动的表演。
过了土城以后又分配我到地方工作部工作，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多的地区更须要地方工作。一天，总政治部所属的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同志（当时的名字叫罗迈）亲自来通知我说：“你到我住的那间屋子去，我有话给你讲。”我来到李维汉同志的住处，他对我说：“要你参加中央干部团，你马上就去，同时把背包背上，并把其他东西一齐带去。”我按照李维汉同志的吩咐，来到干部团，到时，坝子里头站满了100多人的队伍，有余泽鸿、甘棠等同志也在队伍中。余泽鸿同志原在川南师范读书，1923年到成都同邹进贤同志一道在成都同学，我常与邹进贤同志通信，所以余泽鸿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原名叫霍绍文）。我们在坝子见着后，甘棠（后来改名的，原名叫阚思颖，很多人喊阚思英）双手拉着我，我们都感到很亲切。
后来上级宣布，这个干部团抽出来是成立川南游击队的（组织上特意找了我们三个四川人，余泽鸿是长宁县人，甘棠是南溪县人，我是綦江县人，参加川南游击队）。这里要重申一下：我们是中央组织的川南游击队，是新成立的川南游击队武装，我们不是加入王逸涛的游击队，这是在中央召开扎西会议时决定的。听说，在扎西会议以前，红军还没有准备北上。从当时条件来说，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在四川活动，可以留一部分人在川南打游击。条件是什么呢？当时川北有红四方面军在激烈战斗，有十多个县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而且他们曾打到嘉陵江边，先后打败刘湘两次，又把驻扎在城口、万源等县的川军第二十三军刘存厚部队全部消灭；把第二十九军田颂尧全部消灭。甚至刘湘动用了他的“神仙”军师刘神仙指挥作战，也被红军打得屁滚尿流。在红军的打击下，四川军阀动摇了，刘湘又想统一四川，想把四川的几个军完全统一起来打红军，妄图把重庆的叛徒带到成都等地消灭共产党。刘湘打到成都赶走了刘文辉，但是仍然统一不起来。刘湘有一个“心病”，就是害怕在与红军对抗当中，蒋介石借口进川“剿共”，拉拢四川地方各部势力，再把他吞掉。敌人的这个矛盾对红军是有利的。
我们是在石坎子成立的川南游击队，我记得王逸涛也参加了的。我随先头部队刚到扎西时，就听说一个名叫王逸涛的来找朱总司令，还说他是朱总司令的学生，他来要见朱总司令。我心里想：“王逸涛和我是熟的，1928年在泸州见过，他那时的名字叫汪洋。据说，1927年底，他曾在湖北、四川交界的地方拖了一支游击队，但每一遇到困难，打仗的时候就逃跑了，我只晓得他那时逃跑，这以前又从哪些地方逃跑过，我就不清楚了。”1928年，我曾在泸州见过王逸涛。当时他很活跃，嘴巴能说会道，会吹牛，会说大话。后来我见着王逸涛和他的兄弟王元德。王逸涛说：“我们二十多支枪，没得‘广东西’（好枪）都是土炮。”王逸涛就在部队等着。
中央抽了100多人，100多条枪，组成了川南游击队。游击队的领导就是在广东、江西、浙江这些省的边界上打游击战打了几年，比较有经验的同志，如徐策、余泽鸿等担任〈领导〉。徐策任游击队的政委，兼中共川南特委书记，余泽鸿任川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王逸涛任游击队队长，另外还有一个参谋长、秘书长。副队长不知是刘干臣担任，还是谁，忘了。当时，游击队在党的领导、政治、军事等工作方面还是有相当完整的一套组织和人员。川南游击队人数不多，枪是好枪，100多支，有四挺重机关枪，手枪、盒子枪不少，但就是没得子弹。红军长征，除了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弹药外，哪里还能把兵工厂一起带走？我们的步枪子弹不多，一支难有三颗，重机枪是一颗没有，盒子枪也是一颗子弹都没有，得支空枪才背起。
徐策、余泽鸿两同志给我说：“我们游击队子弹缺乏，医药也没有，游击队要生存下去，就得赶快找地方生根，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扎下根来。我们不能老是这样整天把部队拖来拖去，我们的目标是要在这里建立游击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要把农民群众发动起来支援游击队，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不然，让人家把你错看成‘土匪’队伍。”他两个是代表川南特委、代表组织给我说的话。他们说：“组织上需要人去做地方工作，我们研究，觉得只有派你去才恰当。”这时正好叙永两河口地方党组织派人到游击队来接，组织上又派了一个高大汉名叫周守如的与我一道，我们就同来接的人一路，离开了游击队下到地方工作。
两河口地方党组织派来接我们的人姓阮，不知叫什么名字，大家称老阮，我们三人一路同行，要翻过一座山，山上竹林茂密，雪很大，压在竹子上，不时“哗”的一下，垮一堆雪下来。这座山翻过来就是一条槽沟，槽沟里是一条石板大路，下面直通两河口，上走通云南，翻过来，又是一个天地。什么天地呢？有土匪、有团练，有地方上吊儿郎当的地痞、流氓。那个时候团练、土匪简直难以分清。我们走到哪里，总有这些人老远老远就一声吆吼：“跟老子站倒！”枪就对着你，走拢就搜身，一味纠缠，想乘机敲诈勒索。跟我们一路的这个老阮，年龄不太大，人很瘦，又吃袍哥又通土匪。只要每到一处喊站到搜查时，他就给对方打“招呼”：“跟我一路的。”这样很顺利就通过了。我们走了一段路又碰到出来一伙人，端了几支枪出来，其中一个像是什么队长的，一见到老阮就说：“啊！是阮大哥阮大爷嘛。”还没说完就把枪放下来了。我们又容易地通过了。又走了一段路，碰着十几个人，上来就搜查我们的包袱，这伙人乱七八糟的。老阮就说：“搜啥子嘛？我们是做小生意的嘛！我们到云南买点羊皮来卖，有啥子搜头？”这时走来一个人说：“啊！是阮大哥嘛！”老阮乘机插话说：“这两个人是同我到云南做生意的，我们是同路。”经老阮这样一说，搜查的一下就不再搜了，我们如释重负地顺利地过了关。就这样在路上耽耽搁搁，好不容易才分路到了两河口，我们来到了老阮的家。老阮家住在一个山垇（垭）上，一架烂草房，就像农民们平时搭在粪坑上的那种茅草棚棚一模一样，他家真是穷得要命！晚上，我们就宿在老阮家里，他两口子睡在灶背后，我同周守如睡在灶头上炕包谷的竹楼架上。破草房在山垭口又不挡风，晚上风吹来呜呼呼地叫，刮在身上像严寒冬天往身上浇冷水一样刺人。一晚到亮，尿都撒了12次还等不到天亮。过几天我们就转到杨少华家去住了几天。
（有人插问：“你离开游击队下地方的时候，游击队是否与王逸涛合队了？”郝谦答：“当然合队了，他们兄弟俩是在石坎子入队的，他并没有带队伍。在中央干部团编过后，组织成川南游击队，王逸涛弟兄都在。队长是中央指定王逸涛担任的，合队是在石坎子就弄好了的。”）说到老阮是哪里派去的？这些年我都没弄清楚，我还认为是朱光壁（应为璧，以下均改为“朱光璧”）同志晓得，可是朱光璧同志也不晓得。老阮究竟是哪里派去的呢？我在仔细回忆。徐策、余泽鸿在我将离队时给我说过：“叙永县两河口区委已经派人来接我们来了。”如果我们游击队当时不凭什么根据，毫无把握，怎么随随便便派人出来而且让一个毫不相识的人接走呢？所以我认为当时是有根据的。我从游击队来到两河口，只会见朱光璧同志一个人，当时叙永两河口究竟有没有区委？有哪些人？（朱光璧插话：“没有。”）究竟有没有？当时除朱光璧同志之外，确实没有见到过其他的人。
老阮一直把我们接到两河口来，可见这人的忠实可靠。他虽然又吃袍哥，又通土匪，又通团练，可是他对我们的出来，的确没有什么坏的行为，而且一直保护我们，把我们安安全全地交给地方组织，一直联系下来没有什么问题，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嘛。老阮把我们从部队带出来，没有把我们带来交给敌人，而且一路到头保护我们，所以我们不能笼笼统统地说“土匪”“袍哥”都是坏的。我们对某些事物也要“一分为二”，就以“土匪”“袍哥”而论，有好有坏，阶级界线是分不清的，他们和工人农民劳动生产者是不同类的。当时有的和我们有些关系可以利用，他们对革命曾有些同情，但其中也有各人利害的关系，有利就来，有害就去，不可靠的。由于历史时间的关系，蒋介石进入四川便利用土匪的招安并收买袍哥为反动派反革命服务，结果他们都是反人民的。四川的土匪运动没有一个成功的，都是属于阶级立场问题，有的属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对革命是不够彻底的，这时说明对土匪的问题。
我和周守如到了杨少华家，杨少华也通土匪。我们就利用这些可以利用的力量，在不到几天功夫，通过两河口团练叶队长等与我们有关的人，搞到了够交通员王大汉背一大背兜的子弹、医药、布鞋之类的物品送到游击队区。
紧接着就由我同周守如、朱光璧三人成立了川南游击区根据地区委，地点在两河口，又叫两河口区委。我任区委书记，朱光璧同志任组织委员，周守如同志任宣传委员。当时我们感到仅仅在两河地区工作还不够，金鹅池方面也还有党员，我们研究决定区金鹅池再搞一个点，我们三人一道去。我们到了金鹅池，住在刘家，刘家请我教书，开初我就在他家当教书先生。周守如这个人很活跃，很喜欢唱，走在哪里都是唱唱哼哼的，很乐观。我们住了几天，周守如、朱光璧就回两河口。刘家原来只有一个党员在街上教小学，刘思忠、刘思汉是我去吸收为团员的，家人都很同情我们的。从刘家过去点，有个李家湾，那里有一个党员，刘思忠家老一辈三弟兄是分居的，同住在一个院子，关系都比较好。他们有个亲戚是地主，我们到他家里去过，通过宣传工作，他也要求加入共产党，并表示要把家里的财产交给党。此人父母双亡，单身一人，很年轻，思想比较进步。刘家一个小佣户叫陈泽民，他的母亲很好，很靠近并很关心我们，不久也入了党。他家前面有一家贫农粮贩的吴长兴就不老实。锣锅山上有个黄三爷也叫黄见新是党员，弟兄二人及家属都好。我们发展的几户贫农，最可靠的就算陈泽民、黄见新。刘思忠家的长年叫赵全发是我去吸收的党员。我们并没有仅仅依靠刘家及其有钱的地主、亲戚，就在刘家后山脚下两个孤老穷人，都是我们可靠的群众。我们这样做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先找立脚点，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发展，这样，失败时可以找条退路。而在两河那边呢，杨少华、老阮、牌坊口的樊大娘、河对门李子树林里的杨家、河北岸的两个割猪匠。再下面点河对门南岸上坡去又是一家姓杨的弟兄，这杨家是一个联络点。从两河到金鹅池的道上有一户贫农，男的是党员，另外还有一家几弟兄专以屠宰肥猪送进城里卖肉为职业，经常为我们传送消息。我提供这两处地方的地下党组织情况仅供党史组的同志们参考，并再查实。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我们在两河收集弹药的事。我们把弹药、布鞋之类的急需用品交给王交通员背送走了之后，一直焦急地盼等王交通员安全回来。但是，久等不回，心里万分焦急。不久在两河牌坊口后面山上看到国民党的部队同游击队打了一仗，并抓了一些人回来，接连几日如此。被抓的人三三两两，一些是当地人，一些是游击队留在老乡家的伤病员。又过了一些时候，才听到说：“王逸涛叛变了。”我们才知道，派出去送弹药的王交通员在黄坭嘴被王逸涛劫住，收缴了弹药，查获了我亲笔向川南特委写的一份详细报告，而且把王交通员也杀害了。由于那份报告极为详细，完全是我们的组织、工作情况，现在一下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于是我们紧急决定，立即分散隐蔽。我到金鹅池，朱光璧、周守如仍在两河口河对门的杨家。到了金鹅池我就搬到刘家后面的草棚棚那户贫农家去住，我就这样暂时在金鹅池安顿下来。
刘家的长年赵全发（党员）正在犁水田，一个身穿长衫，手背在腰后的陌生男人向他打听说：“你知道这里有个教书的赵先生住在哪里吗？”长年回答说：“我不认得，不知道。”并回问一声：“你找他干啥子？”陌生人说：“我跟赵先生是熟人，想会他一下。”长年又问：“你还要到那里去？”陌生人狡黠地说：“我要到李家湾走亲戚。”等那人转弯不见后，他便立即放下牛，马上跑到我的住处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想一想：“觉得不对头，事情有蹊跷。”我说：“你等太阳下山，赶快去李家湾打听一下，这陌生人到哪家走亲戚？”这就充分证实了那个奇怪的陌生人是个“侦探”。我当即叫他去通知刘思忠一家，要他们当晚搬出来过夜，但刘思忠的幺叔正在做生祝寿，家里有好几桌客人，都是些大小地主，有的在烧鸦片烟，有的在打麻将牌，一个也不出来，第一次不出来，第二次不出来，太阳下山后，刘思忠的长年赵全发来告诉我说：“马跑井这边，从城里开来了一连人的军队。”这一下突然开来一连人来了，心里就明白了。这个侦探来，就证明这个事情猜对了。我也不心慌，也不着忙，也不大惊小怪，头脑还是清醒的，还是在打主意。刘思忠一道喊他来，天还没黑，听他家里的人说，三家人的哥哥、弟弟都给他们说，他们今晚上不出来，幺叔在做生，亲戚那些都来了，打牌、喝酒，闹得一塌糊涂。还给他们说，把枪拿出来。他家里、几家人还有四五支枪，通通都拿出来，第二次又来给我说，他们还是不听，看看第三次又叫他回去说，他们再不听呢，你把枪拿出来。第三次回去他也不来了。
当天下午突然有两个说是从泸州来到，姓李，直到我的住处草房里。晚上我们就在院坝的斗筐里睡着。李麻子睡在我的左手边，那一个睡在我的右边。我一点都没有睡着，他两个吹胡打鼾的，睡得很安逸。天气秋高气爽，星星很明朗，这个晚上怎么过得去呢？心里老是在想。大概鸡要叫了，街上“砰”的一枪，我急忙推醒他们两个。怎么走法呢？我先就拿出主意了。马跑井一侧是悬岩，一侧一条小路可以翻到山上去。这个山头是悬崖陡壁，中间只有一条由金鹅池到城里的大路。我想，如果军队来了，一定要占这个口子，马跑井这个口子一占，他就要搜山，一搜山我们就跑不脱，一定要在鸡叫前走过去，要不走马跑井的大路，从另一条小路，翻上岩去，一定要这样。走的时候不走大路，朝那些坡坡小道乱踩，只是不往进城的方向去就是了。我先就把这个方向准备好了。就拉他两个起来，就往那个坡坡上而走。
翻到马跑井的侧面一条小路，走到口子上的时候天已快亮了，一个大石包滩滩，是晒谷子的，只见一个农民在这里晒谷子，打瞌睡，睡着了，我们抽身一趟翻上岩，岩上，一边可以下山通到李家湾的一条小路，另一边岩上住的是贫农黄见新家。这时，天已亮了，我们看到金鹅池街上，出来的部队像牵蚂蚁一样，端端一根线，扭、扭、扭、扭，一直扭到了刘家那个房子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一会儿，房里头有人被打得惊叫唤，声音都听得到，把刘家的几个党员和客人捕了十多个进城去了。这时，我就给李麻子说，而且用手指给他看，他吓得（手势比）打抖抖。我说：“你说没得事嘛。”
过了一会，刘思忠还没有等到天亮就跑了出来，他就从右面这个口子爬了上来，爬上来就看见我们。他呀，吓得那个样子呀，话都说不出来。这也不是说明我的聪明能干，那是因为我们从一九二几年起，就已经遭过多少次艰险的难关了，也不是天生的聪明，还是从教训中得来的。你走一个地方，不弄清当时当地的情况，好好安排工作，老是在地主家住起，一天三顿白米饭吃得安逸，还有酒喝，到头来，脑壳落在地上你还不知是咋个搞的哩。
我们该走到哪里去呢？黄三爷（见新）就叫到他家里去。饿了喝包谷稀汤汤，一个人喝一小碗都还不满。走，又走哪里呢？走两河口去看他们吧，还有两个人在两河口，看看他们怎么样。我们翻过一个小山，山上有一条小路，坎底下有一间草房，草房里头就是农民党员，接着下去是瓦房，瓦房里有几家杀猪匠，经常到城里去杀猪卖肉，那里也是我们的人。我想，我们三人走起人家看到很打眼，不如安两个在草房里，我一人去打听一下消息。左想右想，他两个也不大愿意。我想，管他的喽，先下去再说，刚刚一下去还没跨进门坎〔槛〕，周大汉就在里头，“哎呦！你来了？”我说：“我来了，就是来找你呢？”他说：“昨天下午牌坊口已经出事了。”随即我也告诉他金鹅池同时同样的出事了。原来在牌坊口大路上，那个么店子，是在一个悬石岩上，岩边有几根大黄桷树，天热的时候，他们就下河洗澡。（朱光璧同志插话：“周守如吧，我们经常在那里洗澡，实际上在河里开会”。）周大汉给我说，他们下河里洗澡，听到上面打得惊叫唤，他们两个赶忙抱起裤子就朝河对门跑，是这样跑出来的。我给周说：“我们不能走，两河和金鹅池都有我们的群众。”
李麻子呢？整死都要拖我到泸州去，我说：“我们到泸州？这个地方不要了吗？走到泸州又找谁呢？泸州，还不是老虎的嘴巴都张起的。我走泸州找哪个呢？我又没有在那里工作过，逃难吗？本地还有这么多人嘛！”整死我都不干，他整死人也要把我拖起走，周大汉说：“要走就走嘛，我带路，我熟悉。”后来就走，走到大路，就是叙永到两河口的石板大路，一上大路，就看见民团的哨兵卡，李石坚（当时不知他叫李石坚），李麻子一看岗哨，他的心里就着慌，赶快上坡，一上坡就开跑，民团的兵一发现就边追边吼，越吼我们越跑，爬上坡就下滩口，有些地方的谷子还没有打，一下滩口就赶快跑下去，周守如跟在我后面，一跑往后看，没得人了，我们就在谷子田壁坐下，就是我和周守如两个，等了一会，其他两个也无影无踪了。
天要黑了，走下去就是绕过叙永城到泸州的路，当时正在修马路，马路边上有一个草房，是个栈房，很乱很杂，当时才开始修马路，我们就混进里面。当天，只有周的身上还有几个铜圆，我一个也没有，第二天，我们早饭都没得吃，就向玉皇观那个大山绕城远远的一圈，转来转去，转到两河口下面的河边，走杨家分路时，天完全断黑下来了，黑得来影影都看不见，伸手不见掌，连大石板路也摸不着，走着走着，跌跌撞撞，我一下子摔到了河坎下，周守如也赶忙顺着声音梭下来一把把我抓起来，周大汉不费力气把我拉起来了。周守如对杨家坡上的道路很熟悉，在哪里分路，哪里拐弯，他伸手就能摸得出，就这样摸着摸着上坡，离天亮还早，这样我们到了杨家。
吃过晚饭，我跟周守如商量，我们要设法赶忙找到游击队才行。怎么找？杨家给我的建议说：“陈阉匠（割猪匠）两弟兄，阉猪阉鸡经常在云南边上跑，常常在游击队出没的地方进出，游击队经常在哪里，他俩弟兄清楚，何不找他俩弟兄带你们出去找呢？这样，就由哥哥大阉匠去。”大阉匠答应了。你看阉匠对他个人的生活都不顾，完全满口答应，一点私心都没有。
第二天，我们就从那里开始走，身上有啥子呢？光光的，腰无半文，只有斗笠，走出去啊，阉匠所走到过的地方，那些地方的人对游击队都很欢迎。经过的一些路，原来很窄的路，红军游击队走过之后，就像马路那样宽，那些场等于是小店子，乡里的一些人家都欢迎红军游击队，但是他们都说：“不晓得他们这几天又到那〔哪〕里去了。”有些地方的人又说：“昨前天才走！”哎呀！又不晓得走那个方向，就像这样，在那些地区里头，走去走来，走来走去，后来走到双河场，四方八面都是山，中间一点点平地，赶场天阉匠可以碰到熟人，你看那个场有好大呢？中间是卖布卖吃的，有汤元〔圆〕、包谷粑这些东西，两头两尾开烟馆，场一齐了，那个苗寨上的苗族头头来赶场了，骑了几匹马，前后刀刀枪枪，那个凶神恶煞的山寨王样子，走到街上前前后后都是人，一见到外地来的陌生人，就要抓到拷问，抓到苗寨上去，不是杀死，就是奴役。
我和周守如两个刚进场，我们就转进烟馆去，躲在门背后，等到苗寨王闹了一阵走了，我们才出来赶了场，阉匠就把我们带到乡里去，乡里一走，也是路边上一个穿心店的老板家里。周守如会编蔸蔸，我是他的徒弟，帮老板家干活。那个老板烧阵鸦片烟爬起来一看，指着我说：“那个划蔑〔篾〕挑得不象〔像〕，不要！”周守如说：“你不要，我也要走。”后来，我赶紧学几天就把划蔑〔篾〕挑学会了，拼命地干。他家有个女儿，歪的〔得〕很，把我们两个叫去扯黄豆秆子，还没有扯到几把，满手都打起了血泡，那姑娘还骂，我们拼命地扯，扯了一大背，就背起回来，我们看灶房后面一间屋里摆了一桌子，白亮亮的饭，老汉还在烧鸦片烟，我们走近一看，什么白饭？原来是白包谷与大米混在一起煮的。老汉说：“你们两个到外面马房去，马吃草的地方摆了一个桌子。”叫我们去陪马吃饭。
哎呀，第二天又叫我们到树林里去砍树子，树林里密密麻麻的，人都挤不进去，大的又砍不倒，几丈高，两个砍了半天才把它砍倒了。拉不出来，两个的力都使尽了也拉不出来，东整西整，才整了出来。清早出去吃了点包谷汤汤，饿得够呛，等树子拖下来，太阳都落土了，抬起回去，又挨他训了一顿。再隔两天，周守如又去编蔑〔篾〕货，叫我去割马草，喂马拖东西。包谷收了以后，乱草又深，一刀割去，在那包谷椿椿上去一截〔戳〕，手拇指就截〔戳〕伤，血流不止，就在裤子脚边上撕快烂筋筋布来缠起就走。下大雨背了一背草回去。吃饭还是在马房头吃。那些地方的盐已很贵呀，块块盐，不能打烂成面子，用时拿到汤里去打两三个滚就提出来，海椒在碗里去沾两下就拿起来。我们说：“你这样刮毒啊？”一个月满了，我们要走，老板一个铜圆也不给我们。我们心里痛恨极了，心想：哪天我们把游击队找到再找你算账。
东找西找，转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先还找到些线索，找到些游击队过路的地方，后来消息都听不到了。又走，走到云南威信县，中间还过了个河，河边上有个么店子，还没有拢时，就见那个路上刀刀枪枪的背起，窜来窜去尽是土匪啊？走在路上碰到说：“喂，哥子！你们的财喜好啊！”有些招呼一声就走了。还有一些，阉匠认识的，哟！还是匪呀！有看到在那河的上面，上游涨水，看到河里打来的房子呀，猪呀、牛呀。天黑了，要进一个场，这个场是在这样一个石壁头，壁立陡的一个石头，下面是路，这样冒起来的一个石壁场。这个水淹起来要淹多深啦！看到天要黑了，我们要进场怎么办啊？翻山又很远，好！就跟到这个壁头，拉到壁头上的树条条，脚在水里划，扑在石头上爬过去，才到这个场上住宿一夜。
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们有回到杨家来，阉匠这回没带钱回来，阉猪的钱都拿给我们吃了。又一看，如果阉匠回家去他老婆看到他没得钱，不找他扯筋吗？但他也没有担心，回家后老婆也没有清问他。
回来过后，我们三人住在半坡杨家，我们到金鹅池去看，山上山下都是黄三爷家的耕地，黄三爷在底下村，底下村还有岩，他的背后还有个坡，这个坡是壁立陡的一个斜坡坡，这些都是悬岩陡壁种包谷的地方。半中腰有个看守包谷的草棚棚，我和朱光璧同志就在这个包谷棚棚里头住了好几个晚上。风一吹来，我们俩就背靠背紧紧地靠着，给黄三爷联系，他喊娃儿每天那个碗端几颗胡豆，就算吃个一顿。天黑了就摸下山去看一看又回草棚棚，在那里又睡了几个晚上，周围的老虎、豹子、野猪多得很，跑上跑下的。又隔了几天，又到两河这边来了。我们又转了一个地方，转到刘家那边一个石岩洞里去，刘思忠给我找了一块门板来睡，由他给我送吃的，刘思忠给我说他的幺叔子在找我们，说找到老赵要把他拉去交给王逸涛抵他儿子的命，把他的儿子调出来。我又找陈泽民打主意，他的母亲叫涂二姐，他母亲有个妹妹叫涂四姐，在古宋燕儿窝，先送我一个去。去了回来在金鹅池等，朱光璧听说游击队已经到了连天山。嗨哟！我两个好高兴，赶紧到连天山去找红军游击队，我们是从左边去的，半路上听说游击队从右边来找我们去了，就在锣锅山黄三爷家里，徐策、余泽鸿两同志问我在哪里。因为后面有追兵，他们就走了，刘思忠带了几个土匪去参加了队伍，我们错过了，他们扯伸就拉到黑令坝去了。什〔怎〕么办，我心里硬是不好过，敌人也随着追去了，我们也不能倒转去，没有走处还是到刘家那里去了。
到了古宋燕儿窝刘家，老的两夫妇，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共八口，我们两个去就是十个人，老汉刘绍全、涂四姐很能干，没有话说，可是，那老头第二天脸色就不对了，我们如果再象〔像〕往回那样白天钻进被窝里，晚上才出来活动，那样就不对了，再吃两顿，不怕是贫农，心里也不安逸。不行，从明天起，我们要给他们一起做活路，那时打完谷，田坎被水冲垮了，要挑沙子，那是重活路，肩头上挑东西，恼火。我们打什么主意呢？白天出去做工，又不像，庄稼人及保甲等周围团转把你看到不行，我想只好半夜起来挑半桶粪，在坝子里打转转，加紧锻炼，开头还算跟得走，后来简直把肩头磨平，三天之内，我们挑起粪担子还要爬坡，垮了田坎还要去挑泥沙，恐怕有一个多月的样子。刘绍全是农民的本色，你对他有好处，他就喜欢，你对他没有好处就不行，因为他经济条件不行。看到我们能劳动，他的态度就转变过来，他还跟我们出了些主意呢，他给我说：“在三官店的上头，有个姓刘的，叫刘复初，他就给游击队有关系。”又把周围的情况都给我们说了，他说：“燕儿窝这边山上都是穷人，河对面崔家坡、连儿沟有大地主、富农，也有贫农，连儿沟那一年，那些家里外面来过几个人，又到那家，后来弄去悄悄整死了。”这些事情，他都给我们说清楚。上面三官店又怎么又怎么，反正往上走有个地方可以看一看，打听一下，好。
我和刘绍全就去找，到刘复初家里去问一问，他家里的人说刘复初刚走一两天。哎呀！早到一两天多好。听说他晓得游击队的方向，哎呀，这个机会又失掉了。这下又没有靠头。所以，我们经过这下情况之后，我们才定下来，如果能够打听到消息我们还是继续进行，打听不到消息，我们就在这里生根，就作比较长期的打算，深入农民中去，搞农民运动。现在好多材料上一搞农民运动，就是刀刀枪枪的，才叫农民运动。所以，在这里我要提出来，不是一搞农民运动就要刀刀枪枪的，要看条件嘛！看情况嘛！我们深入群众，就是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懂的就要向农民学习，不能做的事也要做。我们就下定决心，给刘家种小春，1935年下半年秋季的小春，全部种完，还要犁耙两次板田。
这家八口人，种的田地恐怕有30多亩的地方，一个斜坡，水田比干田还多些，押的佃钱是借来的，是城里赵家的土地，牛、猪的本钱都是向别人借来买的，除地主的租子要上够之外，押金要付利息。我们给他出主意，要多种粮食，以小麦为主，老大老二和我们二人，一共四个要有较强的劳动力，还有老三老四老五割牛草猪草打杂，把小春完全种下去。到9月、10月红苕都吃的〔得〕差不多了，过不到年，我们又出主意把水田放干两三块来种萝卜，山上种包谷，包谷地里头种小豆，收货时，掉在地里的小豆、苏麻等东西我们一颗一颗帮他捡起来，青菜很大一窝。拖到年底，腊月三十天根本就不能吃过年的酒肉之类的东西，只好提了自己喂的鸡鸭来杀了，煮它一大锅搞他个穷欢乐。等到年过完了，又要准备第二年的大春。没有吃的了，一天就是一顿两顿菜汤汤，晚上回来没吃的，只好扯几窝野菜熬汤充饥。
到农历的二三月青黄不接（旧粮已尽，新粮未熟）的时候，在刘家耕地内有一亩多地的楠竹林，把竹林里长得很嫩的冬笋都挖来吃光了，因为没有一点油气，全是白水笋煮，吃多了，胃里发酸，心中发慌，捞肠刮肚，我在使力气搭田埂时，一下昏倒栽在田边，朱光璧和刘家老小来看见我这副模样，也和我一样躺下，不断地淌清口水。涂四姐叫她三儿子从燕儿窝这边山到对门崔家坡两山去找遍许多家，大半天才找到一小碗米，赶忙拿回来煮了一大锅稀米汤，给每人喝了几碗，渐渐才好了。随后又在他家里找到了一些糠壳（猪都不吃的）拿来炒焦和菜叶一起煮成稀粥。在未吃之前，涂四姐怕我吃不饱，悄悄地先盛一碗藏在碗柜里面，等到大家都吃完了的时候才把给我留的一碗端给我。当时我的心就像被滚热的油锅熬煎一样，禁不住热泪盈眶，滚滚而来，顿时全家大大小小都放声痛哭一场。当天午饭后，涂四姐把我带到连儿沟涂五姐那里去，她家是有饭吃的，她不接待我，叫我到另一个富农家去做月活，做了一个月的重活苦工，一个工钱也不给，我又回到刘家。
等到栽秧子的时候，老头、老大、老二都是“秧师”（插秧能手），他们三爷子都出去栽秧子，拿点现钱回来，我和光璧两个就给他们准备栽秧子，包收小麦杂粮约二十余石的小春作物，犁田、耙田、保持水田、干田满栽满插，把全部重活承担下来。开初，他们把我也带去跟他们走了几天，在古宋大田坝里头一家大富农家栽秧，栽了两天，老板见我技术不行，不要我栽了，喊我走。当即由刘绍全的儿子刘树清起来反对，顿时引起全体栽秧的几十个秧师一起反对说，要走大家都走，这样老板答应留三天照给工钱。栽完秧子后，我们就回到刘家，开展农村活动，又到一家富农家去做活加强群众联系。这时，田坝里头在做秧苗神会，秧苗会有个儒教，头头叫郭汉文，是大坝城隍庙里那个泥水匠的儿子。我进去一看，刘绍全就给我说：“外头有个叫刘襄阳的是刘复初的哥哥，知道你。”郭汉文见我能写字，就叫我给他写表文，他看上了，要收我跟他当徒弟。刘襄阳就悄悄给我说：“要装得像啊！叫磕头就磕头，叫跪倒就跪倒。”后来郭汉文又一次来找我，约完秋收后到大坝去做“盂兰会”，我们在刘家是1935年秋后到1936年秋后，小春大春两季庄稼都帮他们收了，甚至还帮他挑租子到城里去交给地主，乘机打听游击队和敌人的信息。到农历七月，郭汉文才带信来叫我跟他一起到大坝，这是个大概情况。
在这里还要说清楚，我是怎样到古宋？又为什么到大坝去的？在古宋燕儿窝与刘家的关系事先就约好了的是亲戚关系。在刘家侧边弯弯头，一家有两弟兄，一个是甲长，一个是二流子，周围还有不好不坏的都是农民。这些人见到外边来的人，开初感到惊奇，随后转为怀疑，逐渐接近变为友好、相信。经过这几个阶段，这二流子、甲长，说他们根本坏还说不上，但总是跟其他的人不尽相同，有些鬼鬼祟祟的样子。因我们去的时候，金鹅池陈泽民的母亲涂二姐给我们找个地方在古宋，燕儿窝那个叫涂四姐，是涂二姐的妹妹，用这个关系，我们两个就是涂二姐、涂四姐的侄儿。三官殿那边有姓涂的，金鹅池那边有姓涂的，所以我们也就改姓涂。我们的名字是在金鹅池的路上临时改的，我叫涂鼎清，朱光璧叫涂华清。如果要查要追根，我们就一口咬定：我们原来是叙永那边的，因父母亲死得很早，我们是从小跟着亲戚长的，长大了我们就到外面求生活去了，在外面跑到这个时候才回家来看到家头已没得人了。在外多年，声音变了，好多人都认不得了，做点生意又遭匪抢、蚀本，到了二三十岁至今还是个“光棍”。我们就这样与涂家亲人相称。往下后，乡邻四里有什么婚丧礼嫁和乔迁之喜，我们都主动去帮忙。时间一久，有些人就传出去，某家来了两个人，保甲长就要来清查户口，要登记造名册，经过几反几复，保长也亲自到刘家来查问，每次都是涂四姐亲自出面应付。她是一位很能干的妇女，也明知保甲来故意刁难，如再不说两句硬话，心虚就糟了，于是她便挺身出来，拍着胸膛大声嚷道：“哪个要说我这两个侄儿是坏人我就跟他拼了！老娘用全家人的性命来担保！”经四姐这样一嚷，却把保长搞沉默了，再也不提什么坏人之类的话，甲长见如此这般也就不敢装疯了。把保、甲一稳住，我们就算扎根下来，在当地安家落户了。犁田、铲耙、栽秧、打谷、点包谷、收麦子，我们就出去与别人“换工”。名义是换工，实际上是帮人家干活不要工钱，不要还工。就这样把关系一步一步建立起来了。
1936年的春天，正是在种包谷的时候，周守如从两河口那边过来到了刘家，周守如是个高大汉子，会编竹篾篼篼，他怕做重活，住了没几天他就要走，那时又走哪里去呢？游击队失败后，到处乱得很，四处都在盘查，进城嘛也要找个地方嘛，我们实在担心这个事，也不放心他走，他实在要走也没有办法。我们问他：“你到哪里？你去找哪个呢？”他说：“到重庆，找×个×个。”这样，他就径直走了。他走了过后，我们就想，他是走了，但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谁敢担保不出个意外？我们在刘家忙把大春收了起来，赶快另外找地方。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的形势逼得你非这样做不可。如果他出去突然发生了意外，好嘛不说，坏呢，与我们就有关系，从个人安全和革命事业的角度考虑，都一定要另找地方。一个是向外发展，二个呢，这是我们的老规矩，如果有一个人离开，就得赶快搬家换地方，以防不测。如果你不搬家，他离开了，你知道他出去干什么呢？他一旦被抓捕叛变投敌把你出卖，到时悔之晚矣！这是血的教训。再则，是想另外找一个地方好探听游击队的线索。因为大坝地接云南边界，长征时，有一部分红军经过大坝，属于游击区的范围，这就是到大坝去的原因，不是随便到大坝去作个人避难的。
周守如离开我们时，是说去找组织，找不到组织就弄点钱回来，可是他一去不复返，杳无音讯。一直到解放后，才知道他到了重庆就出了问题。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是很值得汲取的。
1936年农历七月，在古宋官店的一家姓涂的富农家附近的小庙里，就是那个儒教掌坛师郭汉文，带我到大坝的白衣庵尼姑庙去做“盂兰会”（盂兰会是封建迷信，每年七月十五都要请儒教或佛教或道教巫师来做道场，说是超度那些孤魂野鬼以免为殃作怪）。这个神会虽由庙子的和尚来办，但主要是周围团转十几里范围的人家，大家出钱来办，最后大家大吃大喝一顿，有些青壮年农民都赶来参加，我就借此机会大肆活动。一面积极参加当儒生道士念经拜佛，一面就以内行的身份向那些青壮年农民解释，揭穿封建迷信的由来和骗人钱财的鬼把戏。几天神会结束之后，就结识了一些青壮年农民，首先是桂家、杨家、王家，立即就和他们在一起做秋季的农活，走一家，做一家，无论轻活重活，大小事情都做，到年底，无论那家的老少男女都和我相处甚好，都喜欢留我，劝我不要走了。我随即通知朱光璧同志赶来大坝，过了旧年，几家农民（都是贫农）不要我做农活，要我办学教他们几家的娃儿的书。他们说：“我们再穷，都要供给你们饭吃，只要你们把我们的娃儿教来认得、写得就行了。”1937年，我就住在杨少清家，教了一年多私塾，因为杨家很穷，无衣被，几个大小伙子挤睡一床，草都没得垫，饥寒交迫，我大害了一场伤寒病，少清之母杨大娘很能干，到了街上请了陶家好医生给我把病医好了，无钱酬谢，就叫我跟他当徒弟学医。未成，医生死了，又介绍我跟陶汝霖的父亲六老爷当徒弟，写了一张投师约说：“医病是治病救人，功德无量。老师的医术、医理都很高，是很有医德的人，我愿继承老师的传授。”老师看了很高兴，就不要像原来那些3年之后，要全套衣鞋帽袜等谢礼了。学了3个月之后，就能给穷苦农民医治简单的病症。这一年中间，一面教书，一面在农忙时又帮助几家干活和修整被雨水冲垮了的茅草房屋等事。
1938年，有杨大娘向夏兴顺、夏兴发（夏全满同志的伯父和父亲）介绍由夏家、何家组成一个私塾专馆，在街背后一个破烂半边的张爷庙内开学教书，朱光璧同志则在原大田头陶纪元家教私学。因为公立小学只有一所，私学较多，大坝有个特点，虽然地处边陲迷信思想浓厚，但在文化方面对女子读书，除家贫有劳动负担不能上学以外，多数是和男孩一起上学读书。私学的教师青年较多，同当地恶霸地主和其他地主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斗杀之风盛行，一般教师都是属于被压迫的贫苦知识分子，他们见到我们是规规矩矩的教书人，都喜欢愿意同我们接近，如孔述尧、陈方谷等比较进步，倾向新文化的。特别是在叙永县政府教育局任视学的向叔鹏，对我们有好的认识，对我们的行动不但不怀疑，而且还很同情，这样，对乡镇保甲就减轻了顾虑，同时对恶霸地主及其爪牙、地痞之类的人，也认为我们是好人，对我们不加过问也不干涉，这样，我们同街乡的群众就连成一起了。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和群众一起，如在纯属迷信的神会中，根据事实来向群众解释，以后信神的人就逐渐减少了，特别是男女青年的参加和附和（的少了）。同时广大农民在过年时玩龙灯的欢乐中，我们和农民在一起同欢乐，玩牛灯，自编歌谣，如寓意于“吃饭不知牛辛苦”的意思来点醒旧社会的苦乐不平等之类的词语，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又如在白衣庵庙上做神会时，我写了一副“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对联贴在庙门上，因为佛经书上也有什么极乐世界，罪孽乾坤之类的话。但是后来也被陶家的反动军官提出，说是红军的口号，要当地追查（我已离开大坝了）。
1938年夏天，我在大坝街上一处通俗阅览室里面想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有，沉闷了几年，很想打听全国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在这样的渴望中，果然一去就见到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国难三月刊》等好几种报刊，才知抗日战争已经爆发，国共又合作了。尤其使人兴奋的是在国难三月刊上载有罗世文的名字，我立刻就给罗世文写信交国难刊社转交。同时写了一首自度腔的词，题有《红杏浅春光》词句：“韶华荏苒，几度风霜。朦胧月下惆怅！霹雳一声雷响，雨后复斜阳。烟消云散，辨明方向，一片晴空照亮。关不住满园红杏。改变旧山河，正道是沧桑，瞭望！”从此等待盼望到1939年春节才接到邹风平亲笔署名的回信，要我立即回到成都（后来才知道转信贻误，经川康特委研究同意由邹风平写的信）。离开大坝时，我给朱光璧同志留下一首临别赠言：“青山碧水两悠悠，各趁春光争自由。正是百花含放节，古人西望锦江楼。”朱光璧同志因当地学生家长再三挽留，经上级同意于10月后同桂隆德同志一道去成都的。
川南游击队员郝谦口述
吴永栋、张正权、林世贵、罗仕俊、王华整理
全宗号307，目录号1，1989年，案卷号44。
（录自中共叙永县委党史工委办编纂《党史通讯》1989年2月第1期，总第25期）
红军于乙亥年（1935年）到达黄坭，他们一出贵州地就派人来同王逸涛联络。
甲戌年（1934年）王逸涛回家，不久在田中成立了一个游击队。其成员有王元清（王之弟）、王元忠（王的叔伯兄弟）、王汉清（王的叔伯兄弟）、朱建衡（黄坭水沟人）、谢焕章（田中人）、罗绍成（六包人）。游击队仅有3支手枪、3支步枪。不久云南人杨登高、杨永安兄弟两人被民团逼迫，不得已带了三四十人投靠王逸涛，从此杨接受王的指挥，但仍然分开活动。
乙亥年初一的下半夜，游击队与红军彭德怀的队伍相遇。通过王的介绍，许多人都见过彭德怀，那时人们称他为“彭军团”。彭在白腊的石道圈交了100多个红军伤病员和几十支枪给游击队，我们得到的全是好枪，其中还有两挺机枪。
同年的正月十四，王逸涛在树坪的刘家沟接到红军领导人徐策的来信，带信人是树坪人秦子宣，信的内容大概是：1.中共决定派干部战士充实游击队从而增加游击队领导力量改变游击队的组织成份。2.联系两军相会地点。3.赠送游击队的枪械弹药。
第二天，王逸涛把队伍带到树坪的猫门前（小地名），同徐策等人带来的三个正规连一个特务连会合，红军来了300多人，特务连二三十人，其中有三个妇女、十多个儿童，同时还带来了一百二三十支枪，听说这些枪全部都是在贵州土城缴获侯之担的。
中央派来的领导人有以下几人：
徐策（任游击队的政委）、余泽鸿（任游击队宣传部长）、刘干臣（任游击队参谋长）。另外还有一个红军干部任游击队副司令员。王逸涛任游击队司令员。
游击队下设六个大队，其各队队长如下：一大队队长红军干部董玉清。二大队队长红军干部（记不清姓名），副队长泸州人周思和，三大队队长云南人杨登高、副队长杨永安。四大队队长泸州人梁亚伯、副队长六包人罗海舟。五大队队长红军干部黄虎山。六大队队长红军干部（记不清姓名）。
我在游击队期间任通讯员。同我一道当通讯员的有黄坭白秧河的陈德明；田中新华的杜根武；黄坭的王亢州；田中新化的陈华勇；黄坭的段银发（现只有这些人还活着）。从此川南游击队宣布正式成立，以后又改名川滇黔边区游击队。
同年二月初二（阳历3月6日），游击队在木厂梁子与前来“围剿”的刘湘周营长部遭遇。游击队五大队队长黄虎山带领战士们首先抢占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狠揍敌军，打得敌人像乱了群的蚂蚁满山乱窜，不一会儿击毙敌人16人、杀伤15人。一个古蔺老乡冲入敌阵缴获几支枪。
黄虎山审问俘虏，竟把俘虏招认的他老家是三坛人误听成敌军来了3团人。他将此情况向司令部报告。王逸涛当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刚退到陡沟子，前面的杨登高和梁亚伯两个大队已同白军周营的第十二连接上了火。游击队处在敌军前后夹击之中，形势对我非常不利。但是由于我方战士们英勇奋战，敌军没有占到丝毫便宜。
在敌强我弱，我军给养又供应不上的情况下，我军在激战几小时后只得被迫退出战斗。游击队副司令员带领第二、第五大队战士们撤退到树坪的五洞梁子上。徐策和王逸涛带二三十人撤到新庄四队的六△坪，其余几个大队也向不同方向撤出战斗，我和段银发在这次战斗以后同队伍失掉联系，从此回乡务农。
这一战，游击队大队长梁亚伯为了掩护同志们转移，英勇地同敌人搏斗，后来不幸被手榴弹炸死，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
7月，徐策在云南的长官司受伤，被人抬往罗布坳时在滑杆中不幸被人打死。
8月，红军一个姓曹的营长带了5支枪加入游击队罗海舟的队伍。
王逸涛叛变后，罗海舟变节在地方上乱抢人，杨登高借此在瓦厂将罗海舟的枪全部提走，提枪前罗还办了一桌酒席招待杨。
8月，王逸涛叛变后，游击队由刘复初任司令员，余泽鸿任政委。不久王逸涛派叛徒周思和将刘复初逮捕，据说王逸涛劝降时还遭到刘的痛骂。
关于清水河战斗情况：
正月初三，红军过路部队在杉木林与川军刘湘大部队遭遇，据群众讲杉木沟牺牲几个红军，而敌人被杀死100多人。
提供情况人：两河田中三队黄少林，70岁，曾任川南游击队通讯员，解放初当过农会主任。
黄少林口述
走访人：马敬堂
1976年12月17日
（录自叙永县馆藏中共叙永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档案，全宗号307，目录号1，1976年，案卷号3，第227~232页）
我
同郭正兰同志一起于1985年10月30日下午3时，在南京军区总医院102室见到李桂洪（即李桂英）。
下面是李桂英的口述：
近几年来，我招待应酬很大，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福建等地同志来向我征集资料，他们不远千里而来，又很辛苦，我虽然身体不好，一定要热情接待。兴文县为了纪念戴元怀烈士，自筹资金修建元怀门，我寄了200元去，以示我的心意。我很想念川滇黔边区的人民，我很想念与我们同生共死的同志。你们家的老四（余李伯）、老七（余承远）、三妹、四嫂（李跃岐）、七娘（陈淑均）情况怎么样？胡治国、黄二嫂家还有哪些人？他们都是我们的红军干部。梅硐区委戴德昌（即邓凯〔楷〕）在那里发展、组织的地方游击队、农会、妇女会，他们曾同我们出生入死的〔地〕战斗过。
1935年冬，我因为快要生小孩了，不能随部队一起打游击，你三伯父余泽鸿同志把我和阚思颖安排住在你们家里。余泽鸿同志离开梅硐时，再三向戴德昌、余素伯、余承远交待，要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样，我同戴德昌、余素伯、余承远、四嫂和七娘接触得多了。他们为了我和阚思英的安全，不惜牺牲一切来掩护我们。直到最后安全归队。
余素伯同志有水平，工作很积极，斗争也很坚强，他经常同戴德昌一起来同我们联系。余承远公开以厨工身份出面来掩护我们。我和阚思颖先后在你们家碉堡、印〔窨〕子的夹壁里。我生孩子就是在这里面生的，是五妹、四嫂帮助我生的。同时把孩子抱给胡治国抚养，以保障我们母子的安全。我们这样转移到胡治国家里。
当时胡治国是保长，同你的三伯父余泽鸿同志又是亲戚，实际上是为我们共产党游击队办事的，是可靠的，是余泽鸿叫他继续担任保长的。还有余老六（余极之），也是余泽鸿叫他继续担任梅硐乡队长的。因为我们红军游击队来了，他们不愿意为国民党办事，要求参加红军游击队，我亲自听见你三伯父余泽鸿同志对他们说：这是斗争的需要，要以公开身份出面，为我们红军办事。将来建立了政权还需要更多的乡村干部。
我们转移到胡治国处，白天住在竹林里一个岩腔里，晚上到他家住，因为胡治国公开身份是保长，敌人来找我就要找胡治国，后来戴德昌、余素伯、胡治国商量，并取得我们同意，又转移到一个很背静的地方——黄二娘家，住在窖坑里。这家人对我们也很好。她家很苦，又是妇女干部。不管在你的家里，胡治国家里，还是黄二嫂家里，具体掩护我们的是四嫂和余泽鸿同志的几个妹妹，给我们弄饭送食物，一有情况就马上告诉我们。
我记得有一次，敌人来你们家搜查时，四嫂、七嫂就赶快叫我们躲在夹壁里，敌人来时把她们捆起来，我们听得敌人追问两个女红军下落，她们都很坚强，没有供出我们。在黄二嫂家里，她们发现敌人来了，就马上叫我们到地窖里去躲着，她们同黄二嫂把粪桶等放在窖上面。还有个幺婶对我们也很好，是余泽鸿幺叔的妻子，她比余泽鸿的后母对我们更好。当时我认为余泽鸿的后母封建思想比较严重，她拿了一张余泽鸿同吴静焘抱着小孩的照片看，（看）我不像吴静焘，对我有些冷淡。
我同你三伯父余泽鸿结婚，是戴元怀同志牺牲后，出于我们相互同情，经徐策同志介绍，结为夫妻。徐策同志给我做工作，我思想有顾虑，认为余泽鸿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我是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怕余泽鸿将来看不起我。徐策向我说，余泽鸿同志品德很好，不是那样的人。打消了我的顾虑，我也觉得余泽鸿同志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而且也很坚强勇敢，又很关心同志，平易近人，又善于做思想工作，对一些不同意意见的人，总是以理服人，我对他很敬佩，他对我也很好。所以我们结为夫妻。
那时阚思颖〔甘棠〕同志同徐策同志也有恋爱关系，是余泽鸿同志从中作〔做〕了工作。我们红军游击队纪律是很严明的，党组织和游击队领导人知道就行了。我和余泽鸿同志结婚，徐策同阚思颖〔甘棠〕谈恋爱，都没有公开。因为他们是红军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怕影响下面，认为你们这些领导人结婚谈恋爱，下面的指战员也同老百姓结婚谈恋爱，影响军纪。
我在梅硐生了孩子后，同阚思颖〔甘棠〕商量向戴德昌提出，我们要回部队坚持战斗，戴德昌同志同龙厚生同志联系后，确定了时间地点，由龙厚生派人来接。戴德昌派余素伯等人把我们送走，这样，我们就安全到了扎西回到了部队。
戴德昌是一个很坚强的红军干部，他是1935年2月中旬，特委决定派他到长宁梅硐工作，徐策、余泽鸿、戴元怀三人研究派戴德昌到梅硐搞地方工作时，我看见他们向戴德昌交待任务，余泽鸿还亲自写信给他家里，叫戴德昌去找他家里的人联系。戴德昌在梅硐工作很不错，我同他接触和听他向余泽鸿等领导人汇报工作时，他在梅硐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地方游击队，组织了农会，妇女会等组织以及开展分化瓦解敌人和争取地方进步人士的工作，目的就是在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他们在那里配合我们红军游击纵队主力全力开展游击战争起了较大作用。
我们每次转战到梅硐地区时，梅硐区委、梅硐游击队积极配合我们主动袭击敌人，平时给我们输送武器和物资以及安置伤病员。梅硐区委比较大，它辖长宁、江安、兴文等地区，他领导的游击队有100多人。戴德昌任政委，余仲康任支队长，余素伯是参谋。他们100多人中，有些是被争取过来的土匪，势力是比较大的。
（1985年10月31日上午9时，李桂英接着说）
1935年冬，蒋介石调集云、贵、川三省军阀“围剿”我们红军游击纵队，部队损失很大，余泽鸿同志牺牲了，牺牲时候的情况我不了解，不在他身边。问阚思英〔甘棠〕同志（在梅硐我们）也不知道余泽鸿牺牲。我和阚思英赶到部队后，没有见到余泽鸿同志。后来我看见刘复初，问他看没看见余泽鸿同志，他说余泽鸿同志到中央去了，当时我也没见到余泽鸿同志的警卫员，我相信刘复初说的。后来发现余泽鸿同志牺牲了……我们回到部队后，1936年又慢慢发展到400多人，龙厚生接替余泽鸿同志的工作，担任特委书记兼任红军游击纵队政委，司令员是刘复初。
1936年冬天，我们在水田寨被敌人“围剿”。龙厚生同志牺牲，我和阚思颖同志被俘后解送到泸州监狱。阚思颖〔甘棠〕同志是南溪人，她家里有钱有势力，被取保释放，我被送到重庆关押。直到周总理来重庆谈判，我最后一批被释放。我出来后通过党的关系，会见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经党组织审查后，把我介绍到中共长江局，后来调到新四军工作，一直在部队工作。全国解放后，我一面向余素伯、余承远写信，打听我生的孩子的下落，一面通过党组织和阚思颖〔甘棠〕了解我生的孩子的情况。后来组织通过了解，说我的孩子已经病死，余泽鸿的父亲余叔皋把你抱给余泽鸿当儿子，余老太爷也来信说，把你抱给余泽鸿。我当时想，人已经死了，又不了解你是余老四的孩子，所以我就向组织说算了。这点我对不起你余三伯。
我们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扎西石坎子正式成立的。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央抽调400多名红军指战员，加上原来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几十人，成立的这支游击队。徐策任特委书记兼纵队政委，余泽鸿任宣传部兼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戴元怀任组织部长，邹风平任特委委员，王逸涛任特委委员、游击纵队司令员，刘干臣任游击纵队参谋长，阚思颖〔甘棠〕任游击纵队机关指导员。我和阚思颖一直在机关工作，经常同特委和游击纵队主要领导人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刘干臣、龙厚生一起。
我和阚思颖〔甘棠〕负担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每到一地，都是讲我们游击队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没收和缴获的物资分给群众，发动群众参加游击队。我们在川滇黔边区写了不少革命标语，这些标语内容，都是余泽鸿同志拟的。我们游击纵队很艰苦，每天行军打仗100多里，游击纵队领导人比我们更艰苦，有时候下来后，他们还要开会商量工作。特委和游击纵队，为了发动群众，扩大影响。
1935年4月，有一天晚上，余泽鸿同志亲自起草《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5月1日，他还亲自把这个纲领写在一个农民的墙上，我们把梯子抬来，他爬上去写的。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他还写了一些信件给国民党的地方军政人员，争取他们起义参加红军游击纵队，我们打下筠连县城，我是亲自参加了的，是余泽鸿同志亲自指挥的……
（1985年11月13日10时）
我和蜀江（余泽鸿儿子）、桂珍夫妇一起看望桂英伯母，蜀江说他在北京会见宋任穷同志的情况时，桂英三伯母说：“宋任穷同志的爱人上次经过南京来看望我，她说去年宋任穷同志去四川，参观了余泽鸿纪念馆，宋任穷同志向宜宾地委提出，要把余泽鸿同志像摆在烈士陵园正中，因为余泽鸿是有影响的革命人物。”……
李桂英口述
余云记录
1985年10月1日至11月17日
地点：南京军区总医院102室。
廖荣华抄于1986年3月9日
（录自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采访口述资料）
1935年夏，蒋介石部署了对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实行第一次三省“会剿”。女游击队员李桂英虽身怀有孕，行动极为不便，每天仍随纵队行军打仗。初冬，敌人的进攻越来越疯狂，李桂英越来越不适应天天行军打仗的军旅生涯。11月左右，纵队领导便决定由阚思颖护送李桂英到司令员余泽鸿的老家四川珙县梅硐场隐蔽。
她们拿着余泽鸿的信来到梅硐场，信中称李桂英是余泽鸿之妻，要家中好好保护。余泽鸿的父亲拿出儿子早些带来的儿媳妇照片，仔细端详，见李桂英不像照片上的姑娘，犹豫起来了。终究是儿子的托付，最后，还是暗中安排他们到深山密林的大窝头，并叫人带路。
“怎样才能更好地隐蔽下来呢？”机警而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阚思颖〔甘棠〕一边走一边想。到离大窝头不远的地方，便开始大发牢骚，埋怨余家照顾不周，并对带路的人说，要回自己的南溪老家。带路的人十分尴尬，见她们果然朝南溪方向走去，无法劝阻，只好向她们告别。见向导走远了，阚思颖〔甘棠〕与李桂英方回头来到大窝头，在自己认识的佃农胡治国家隐蔽下来。
狡兔三窟，住了一段时间，阚思颖〔甘棠〕对胡治国讲，要回纵队了，并连夜打点行装，离开胡家。谁知她们绕了一圈之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乘夜色掩护，转移到另一家更苦的佃户王二和家。王二和家只有两间草房。还是腾一间给她们住下，自己却睡在牛棚里。
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听说梅硐场来了两个陌生女人，敌人组织清查。但总是找不到。一天，敌人来到偏僻的大窝头，挨户搜查，王二嫂把她们藏在内室储存红苕的地洞中，洞口盖上木板，上面堆满柴灰，再放上尿桶。
敌人第一次进入内室，闻到浓烈的臭气，急忙退出，后面的敌人接踵而来，到处乱翻。听到地面上砸得叮叮咚咚，隐藏在阴暗气闷的地窖里的阚思颖〔甘棠〕、李桂英估计难逃魔爪。她们临危不惧，在留下打游击时，她们就时时准备为革命贡献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此时，她们互相鼓励着，紧紧握着对方的手。并拔出手枪，将子弹顶上枪膛，枪口对着洞口，准备敌人一旦打开窑洞，便要开枪，消灭一个算一个，自己已不准备活着走出地窖。
川滇黔三省之敌“会剿”纵队，岂止人怨，兼亦天怒。正在这一发千钧之际，梅硐场一带竟意外地发生了地震，木屋架直弄得吱吱嘎嘎响。屋里的敌人听到地震，吓得三魂少二魂，从屋里仓皇逃出，喘息之余，不及多加思考，胡乱朝屋里打了几枪，便逃之夭夭了。
阚思颖〔甘棠〕和李桂英神话般地得救了，两人在地窖中相互紧紧地拥抱着，高兴得直流泪。见她们脱险，王二和夫妇亦十分高兴，认为这是“吉人自有天相”。
阚思颖〔甘棠〕怒斥安恩溥。
1936年11月26日，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镇雄野腊溪遭到滇军第二旅袭击，女游击队员阚思颖〔甘棠〕、李桂英在突围中受伤被俘。“红军二女”在边区久已闻名，敌人如获至宝，连夜押到扎西，并用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进行审讯。一无所获，便将她们押到昭通。奇怪的是，到昭通后便无人过问，一切显得那么宁静。
一天黄昏，她们用疑虑的眼光从监狱高高的小窗望出去，见那巴掌大的天空中黑云沉沉。突然，铁窗外传来重浊的鞭炮声，一阵紧似一阵。
“过年了！”李桂英低声地说。
阚思颖〔甘棠〕默默地点了点头。自进来后，她们便没有跨出这牢房一步，忘记了到底在这阴暗寒冷的监狱中熬过了多少个寂寞的夜晚。这时，她们明白了，敌人并没有忘记她们，而是因时届年关，都忙着过年去了。她回过头来，紧紧地握着李桂英一双冷冰冰的手。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桂英点了点头。此时，她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战斗。
果不出所料，春节不久，滇军第二旅旅长安恩溥便亲自出面审问，并以死相胁，要她们供出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的联络点、关系户。但二人丝毫不泄漏党的秘密，审问了半天，仍然一无所获。
“你一个毛头女孩子，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安恩溥恼怒地看着李桂英问。
李桂英想起自己4岁就被卖给24岁的男人做童养媳的悲惨命运，想到是共产党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把自己由一个一字不识的乡下女人培养为一个共产党员，担任中共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感慨万端，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黑暗的社会制度对人民的压迫，说明参加红军是无法忍受地主阶级压迫的结果。
安恩溥倒也算个大将的材料，听了李桂英的话后，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起来，洋洋得意地向阚思颖打趣地问道：“阚小姐，你家中好不富有，又何以要参加这红军呢？”
阚思颖出身于四川省南溪县一个富商家庭，参加革命后曾担任过中央局妇女部秘书。安恩溥话音刚落，她便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这个回答倒出乎安恩溥所料，他顿了顿，看着这两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红军，轻蔑地哈哈大笑道：“什么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实现不了的！”
安恩溥的嘲笑，这可惹恼了阚思颖，她被敌人关押了3个多月，遭到敌人百般折磨，数月来一直积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喷薄而出。她进过大学，又是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的学生，能讲会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同安恩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革命的种种罪行，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说明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中国实现。辩论足足进行了一个下午，安恩溥哑口无言，审讯人的人倒变成了被审讯的对象。
安恩溥无可奈何，将她们交给国民党昭通县党部，县党部负责人夏运麟等人又多次组织审讯，仍然一无所获，只好亮出最后一招，动员她们填表自首，并答应只要她们自首，便可得到宽容和释放。但仍然碰了一鼻子灰。毫无办法，只好垂头丧气，将她们送回滇军第二旅旅部。
没想到两个20多岁的妇女竟如此坚强，连能征惯战的安恩溥亦把她们奈何不得，只好决定把她们递押到四川省了事。
采访整理：刘顺和
（录自云南省文化厅、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在云南革命文化史料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122页）
三项注意歌（红军川南游击队歌）
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进房子睡卧草，房子扫干净。工农的东西，不准拿半分。抬盒扫厕所，不准乱屙屎，我们红军三项注意大家要记清。
［流传地区：四川省叙永县、云南省威信县。传唱者：罗吉荣（原游击队员）现住威信县太平乡。搜集者：冯寿芳］
（云南省文化厅、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在云南革命文化史料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
红军游击队歌曲四首（张树云回忆）
（我们在访问张树云老人的时候，他还记忆犹新地把他在1949年前参加红军游击队时常唱的四首革命歌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就把它记录整理出来。这个记录材料，在词和曲上都完全保持他的原样。记录人：陈明德，1984年4月5日于连天山）
送郎当红军
送郎当红军，革命要年轻，豪绅地主压迫我穷人。
送郎当红军，红军最文明，公买公卖大家来欢迎。
送郎当红军，坚决干革命，打倒豪绅大家有田分。
红军游击队纪律歌（李桂英教唱）
红军纪律最严明，借物要送还，碰烂要赔钱，工农的东西，不可毁半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实行。
革命到底之歌
战士们高举着先锋旗帜，唯有向前进，配合了北上红军，要实行总的反攻，将崭新的革命进行到底，大家要努力。
红军抗日先遣队之歌
红军抗日先遣队呀，一直北上抗日军呀，回答日本帝进攻，回答国民党卖国，争取民族解放。
连续不断取得胜利，配合我们一致勇敢前进，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扩建北上抗日军。
（录自《党史资料》1984年第2期，总第12期。原件存中共江安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分类号A210，索取号011）
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真严明，
上级的命令不可胡乱行，
打土豪、要归公，
买卖要公平！
工农的东西不可拿毫分，
出发与转移、样样要记清！
上门板、捆稻草、房屋要扫干净。
借物要归还、损坏要赔偿，
无产阶级劳苦大众，
都是一家人。
〔流传地区：四川兴文县。讲述人：杨洪顺（老红军），搜集者：蒲玉伧〕
川南游击队纪律歌
用《苏武牧羊》填词，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边境地区广为流行，但唱词又往往因地而异。如在云南省镇雄县还流传另一首唱词：
红军，纪律最严明。行动听命令，不可胡乱行。打土豪要归公，买卖要公平。工农的东西，不可拿半文。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个个都欢迎。
出发须检查，样样要办清。上门板、捆谷草、住地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人。行军顺次走，不可乱地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要执行。
（录自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编《威信春晖》，1993年印行，第261页）
红军的威名远震川滇黔
游击队坚决勇敢，
从来打仗使敌人胆寒。
打进筠连城
又捣赫章县，
百战百胜，百战百胜。
威胁泸、毕、宜
，
一个冲锋杀上大雪山。
打垮陇承尧，
打倒顾晓凡。
工农红军找向导，
运输大炮和枪弹，
红军的威名远震川滇黔。
（中共威信县党史办公室供稿）
（录自云南省文化厅、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在云南革命文化史料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页）
红军川南游击队歌
（一）
游击队坚决勇敢，从来打仗使敌人胆寒；
打了筠连城，又打赫章县，消灭了许多敌人，
又缴了好多枪，红军的威名远震川滇黔。
（二）
游击队坚决勇敢，从来打仗使敌人心寒；
打了洛表，又打王场，一个冲锋杀上大雪山。
打倒陇承尧，打倒顾晓凡，
红军的威名远震川滇黔。
（威信县党史办公室供稿）
（录自云南省文化厅、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工农红军在云南革命文化史料选》，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262页）
威镇全川南
川军围攻去扎西，游击队扛锄川南，
爬山越岭又过河，英勇杀敌不怕难。
袭击肖正南，打退顾晓凡。
开展游击战，威镇全川南。
（流传地区：川南及赤水一带。搜集者：熊烈龙）
游击队威名扬
游击队威名扬，敌人心惊惶。
今天开到洛表，明天打进王场。
打败陇承尧，龟儿忙求饶。
挺进大河滩，击溃补充团。
打开大湾子，袭击燕子场。
缴获物资几十驮，搞得杨森莫奈何。
（流传地区：川南及赤水一带。搜集者：熊烈龙）
小号兵
决心跟着徐策走，游击队里当号手。
一声军号嗒嗒嘀，川军吓得满身抖。
游击队员逞英雄，花朗坝前打老柳。
今天打下石坎子，明天拿下燕子口。
吓得川军屎尿流，吓死老柳这条狗。
（老柳，国民党中央军暂编第五旅旅长柳际明）
（流传地区：四川叙永、云南威信、贵州毕节。搜集者：冯寿芳）
革命路程大步踏
红军走了我挨打，保董打来土豪打，
打得全身血糊糊，忍着耐着不讲话。
关了三月放出来，再关三年也不怕，
刀子磨得哗啦哗，大爹说我其是傻，
我问大爹说个啥，大爹偷偷把我拉，
拉我躲到后院里，低声细语发了话：
“这个天是什么天，你单枪匹马顶个啥，
今天杀了张保董，明天区长把你抓，
常言独木不成林，瞎撞乱闹不是法。”
老爹忠告敲醒我，我说闷气肺要炸，
老爹说红军虽走了，游击队还在打。
进山去投游击队，人多势众有办法。
我谢老爹指点我，腰插利刀把山爬，
终于找到游击队，泪水流得叭嗒叭。
游击队呀游击队，今后跟定不后退，
上天入地跟着干，刀山火海也不怕。
队长拍拍我的背，好个小伙志气大，
多多学习多打仗，革命路程大步踏。
（流传地区：贵州习水县一带。搜集者：何中衡）
放牛坪会师
放牛坪，会亲人，兄弟见面格外亲。
力量增，二百人，动员百姓当红军。
队伍大，三百人，赤水河畔打敌人。
砸烂花秋区公所，缴获物资和金银。
东一转，西一进，敌人进了迷魂阵。
打得敌人叫爹娘，惊动司令郝梦龄。
裴昌会、郝梦龄，率兵“会剿”放牛坪。
敌军扑了一个空，红军早已入山林。
齐诵“黔北游击队”，敌人心脏杀出名。
（流传地区：贵州仁怀、习水一带。搜集者：何其昌）
我们红军游击队
一刀砍下鸡脑壳，血水滴滴注酒碗，
端起酒碗一口干，对着青天把话喊：
“红军教育记心间，红军走后我们干，
跟着司令阮俊臣，刀砍火烧腰不弯。”
我们红军游击队，就同红军全一般，
不拿群众一针线，军纪似铁令如山。
有仗打时猛如虎，无仗打时勤操练，
开到贵州打赫章，开到四川打筠连。
我们转战川滇黔，威名远震敌胆寒，
忽隐忽现打敌人，神出鬼没歼冥顽。
（流传地区：贵州毕节、赤水一带。搜集者：何克中）
父老兄弟请放心
红旗红旗迎风飞，一心为民是红军，
打倒土豪分田地，帮助穷人闹翻身，
红军一定会回来，父老兄弟请放心。
（流传地区：四川兴文县。搜集者：向启源）
（录自四川省文化厅、云南省文化厅、贵州省文化厅编《川滇黔边红色武装文化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43页）
顶天立地陶树清
顶天立地陶树清，不当白军当红军。
不爱钱财不爱官，只爱穷苦老百姓。
明知革命山有虎，打虎偏往虎山行。
调转枪口打老蒋，武装起义整一营。
川滇黔边打游击，杀得白军落了魂。
顺河场上遭出卖，押送毕节受苦刑。
虽然白军杀了你，千秋万载留芳名。
（流传地区：四川叙永、云南威信、贵州毕节。搜集者：冯寿芳）
我是泸县（属四川——编者注）况场公社的人，是1933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的，那时我还不到20岁。
1934年春节后，张友德同志代表党组织通知我并要我护送谢兴仪、李世敏、陈先惠撤退到叙永，并在叙永县团委分配工作（因泸县出了叛徒王安如、万义明等，知道上述同志和我的情况）。我新调去工作的叙永县，当时是贵州军阀侯之担的防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但这个县里也同样成立的有一个“清共委员会”，是一个叛徒叫郑雨生的任副主任委员，并具体负责（主任委员由县长兼）。我在叙永工作时，曾以巡视员的身份到叙永边区黄坭嘴去工作过（该地有一个团支部，书记是饶书麟。另有两个团员叫王元富、王元贵）。后来在当地发展了一些青年群众。
我到黄坭嘴的公开身份是小商贩，背个背篓装上杂货到农村去活动。如果是场上赶集时，则端上一个竹簸簸，摆上杂货转茶馆、酒店。不管在农村或乡场上，农民没有钱买我的东西也可用包谷换。平时我就住在饶书麟家（他家是一个小饭店）。回到叙永时就住在叙永东城东门外三道湾子（是叙永去贵州毕节的一条街，从叙永背盐到贵州的，每天川流不息）。
叙永县团委当时是向三道湾子一个姓魏的租了一个铺面（实际是我们团县委的秘密联络点），卖的就是我从泸县带到叙永的那些货物，后来增加了一些大小毛笔和中低级纸烟之类。这时，团县委的书记是曹德渊（又名曹家翼），委员中还有李祝秋（又名李雪村，1934年8月由于叛徒卿德玉出卖被逮捕，后叛变）、黄华清（女）等。开始，我在团县委作巡视员，后任秘书，组织委员。我护送谢、李、陈三人到叙永时，是在叙永县西城扬武坊与李石坚（党员）接头后，才知道曹德渊、李祝秋和另一个姓周的都在叙永工作。这个姓周的是两弟兄，哥哥的绰号叫“大保”，他叫“小保”。小保的女朋友就是黄华清同志，黄于1934年冬调重庆工作时被捕，后遭刘湘杀害。她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表现得很坚强，小保在重庆于同年被捕叛变后，敌人曾诱使他到刑场去劝说黄，结果被她狠狠地痛骂了一顿，后来她英勇就义了。黄华清同志在叙永的时候在县团委是负责妇女工作的。她工作积极，立场坚定，在叙永工作期间，经常化装成一个农村的劳动妇女，担上一挑小菜在城内出卖，以掩护自己的身份。
我在上面讲了，叙永东城东门外三道湾子，我当时住的地方，是作为团县委的一个联络机关，附近的青年，经常同我们有接触，关系处得很好。到1934年8月的某一天，我听曹、李二人讲：泸县出了一个姓卿的叛徒，并到了叙永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叛徒的名字叫卿德玉，是泸县人。她认识曹德渊和李祝秋，但不认识我。就在这时，黄坭嘴的王元贵到叙永找到团县委的负责人曹德渊说，王逸涛的兄弟王元德（他当时在叙永县团练局任队长），带上了一支手枪连夜回家（在黄坭嘴）通知其兄王逸涛说有叛徒要去抓他。王逸涛随即从他家里把自己的两支手枪，三支步枪都拿出来拖上山打游击了，王元富和王元贵也参加了进去（因他们与王逸涛的家很近，王逸涛的家也就在黄坭嘴附近一个山寨上）；并说，王逸涛要求组织上派人去领导这支部队。当时，经团县委研究决定：由曹德渊同王元贵一道先去了解情况，不几天，曹转回叙永，将情况向团县委作了汇报，并决定我和曹同去一次。
我和曹去这支部队，是通过联络点找到王元富才进去的。几天后，我回到叙永，将情况告诉了李祝秋，李也将叛徒卿德玉到了叙永的情况谈了一谈，并研究了防止叛徒破坏的有关问题。
没有隔两天，李祝秋在叙永县新城的一个书报社看报时被捕。当晚，曹刚从黄坭赶回，得知李被抓的消息。经我和他研究后，决定：曹于第二天仍返回部队，我到泸县向中心县委去汇报。一是汇报关于游击队的情况，第二是汇报关于李祝秋被捕的问题。我去泸县后，会到了邹风平同志。他当时决定要亲自去部队一趟，我也就赓〔随〕即回到了游击队。
不久，邹风平同志到了游击队。他这次到部队来，主要是解决如何建立游击根据地和王逸涛的组织关系问题。经过风平同志给王逸涛两次谈话后，恢复了王逸涛的党籍。
王逸涛其人，我听曹德渊讲过，他曾参加过广州起义，自称是朱德总司令的学生，起义失败后，他逃跑了回来，1929年下半年他又在川东游击队搞过，但当敌人进攻时，他怕了，第二次逃跑回了老家。1934年8月，叛徒卿德玉供出了他，敌人要抓他，这次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几支枪拿出来搞游击队。我们当时分析了他的情况，认为他这一下不可能再逃跑了，也可能坚定地搞到底了。邹风平到了部队，同他谈了话以后，也认为他表现还可以，因此，决定恢复王逸涛党的关系，并由他担任游击队的军事指挥员。
过了一段时间后，曹德渊在部队里，身体吃不消了。他决定回泸县，我也随同到泸县给中心县委汇报，请示今后的工作究竟怎么办？因为王逸涛在恢复了党的关系后表现得很傲慢，使得工作很不好搞。我向中心县委汇报后，决定派张友德同我一道去游击队，张到游击队后，负责党区委的工作，我负责团区委的工作，王逸涛仍负责军事。
游击队成立后，群众很快地发动了起来，经党区委决定，又组织了一支赤卫队，我负责赤卫队的工作。赤卫队的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配合游击队行动。我们还组织群众破仓分粮、站岗放哨和进行除〔锄〕奸工作等。王逸涛也负责指挥赤卫队的军事工作。但他总是飞扬跋扈，不接受党的领导，个人独断专行。鉴于王逸涛这些表现我和张友德研究后决定向泸县中心县委汇报。我现在已记不清楚是张友德去的泸县中心县委还是邹风平同志亲自到部队来进行了解的。后经中心县委决定，增派了李石坚和梁亚伯到游击队工作，加强游击队的领导。
后来，李石坚（叙永人）去叙永白央河一带组织了一部分群众武装合并到了游击队，从而部队人数发展得多些了。经常活动在五龙山一带及谢家沟、谢家寨、六堡、九龙寨等地和四川云南交界的大山区。这些地方，反动统治力量很薄弱，加之都是崇山峻岭，便于我们活动。同时，这些地区是苗、汉杂居的地区。在我们的游击队和赤卫队里，就有不少苗族同胞参加进来，他们对革命很忠实，作战很勇敢。所有苗族同我们的关系都很密切。我在做群众的发动工作时，也经常住在苗族同胞的家里。
当时党的组织仅仅是一个区委，由张友德同志任书记。王逸涛也参加区委。团的组织也是区委，领导游击队和赤卫队团的工作，由我任书记。这时两支队伍合起来有七八十人（除去当时投靠我们的杨登高、杨永安弟兄俩的绿林武装）。王逸涛负责军事不变，王元德没有职务，派驻泸县中心县委作联络工作。
1935年2月4日，这一天正是春节，我们这支游击队也就在这一天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红三军团会师。关于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这个消息，我们是得到一些传说的。但由于我们处在一个大山区里消息很闭塞，既不知道红军长征的情况，更不会想到中央红军在长征中会经过我们这个游击区域。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进到贵州赤水的消息传来后，我们当即派出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侦察员，化装成讨饭的，去探听消息。
侦察员出去几天后回来了，他不仅讨得了年糕和其他一些吃的东西，特别是他向组织汇报说：“在距我们不远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大部队，穿的是青色短衣服，帽子中间有个红巴巴，周围还有些角角（五角星），衣领上两边还各有一块红的。”他又说：“这个部队的人说话听不懂。他们已经进到我们的沟里来了。”当时我们正在山上的一座房子外面开会，王逸涛听了侦察员的汇报后说：“哎呀！看来肯定是我们的部队，是红军。”大家听他这一说，高兴极了！会议还未完，大家都在山头上欢腾起来了。我们决定派张友德同志带上一个队员去联系。
第二天清早（即1935年正月初一日），张友德同志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了一个红军同志。张友德当即将联系的情况作了汇报。之后，我们随即将游击队和赤卫队靠拢红军的大部队。当我看到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前进时，内心是多么的激动啊！这个壮丽的情景，至今虽已相距46年多了，但仍然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并永远不会消失。
当我们的部队靠拢中央大部队住下来以后，我和张友德、王逸涛、李石坚等随红三军团派来的联络员一道，去和军团首长见面。一路上，见到我们的红军部队非常有秩序，组织得很好，沿途歌声嘹亮，人人意气风发。部队的女同志和“红小鬼”更表现得活跃，在山坡上，又是唱歌、又是喊鼓动口号。同时，走在前面的各部队的同志，每到一个岔路口都丢下一个有代表部队番号，用方块纸画的标志，以便后面的部队或掉队的同志能找到自己队伍的宿营地。
我们到傍晚走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的军团司令部（在五龙山区一个老百姓家）。司令部的首长同志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说“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程，想不到在这里见到自己的人”。我们在军团司令部吃了晚饭后，即向红三军团的首长汇报我们游击队的情况。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则给我们讲国际国内形势；讲长征的伟大意义和为什么要北上抗日；讲游击战术等（可惜我们那时还不完全听得懂他们的话）。当晚，首长同志们就留我们住在司令部宿营的地方。通夜我都兴奋极了，睡不着觉。只听得司令部电台发报机的声音（因同住在一座大瓦房内）。
次日清晨，我们又向军团的领导汇报了游击队的武器少，而且又不好的情况，红三军团司令部赓〔随〕即研究决定，拨给了我们50支汉阳造的步枪，另有6挺重机枪（重机枪没有子弹，当时交给杨登高掩埋起来。后来，杨逃跑了，并将机枪也交给了敌人）。红三军团的首长们当时还给了我们收容安排红军伤病员和派出向导给红军部队带路的任务，我们都照办了。另外，还指示我们动员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工农红军。我们离开军团司令部前，在我的要求下，军团首长特派了一位负责同志，在部队行军的路旁给我们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同志讲了话，对我们鼓舞都很大。
当时，中央红军所经过的地方，在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工农群众都异口同声地称赞，红军不拉夫，不扰民，公买公卖，对贫苦的人更是关心，简直像是一家人一样。群众编出歌谣说：“红军拖死中央军，累死川军，吓死黔军。”并把国民党的所谓中央军说成是“遭殃军”，非常愤慨地说他们既拉夫，又扰民，估吃霸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
红军离开后，劳苦大众非常怀念他们，并把他们神化了，将红军丢下的布草鞋、破烂衣物等都当作了“灵丹妙药”，说是有了病，只要把红军穿过的布草鞋或破衣服剪下一点烧成灰，兑水吃了就能治好病。这充分反映出红军与群众心连心，说明了群众对红军的热爱和留恋的心情。
中央红军每到一个地区，对一般豪绅地主，不是用抓到就严惩的办法，而是采取罚款，并将其剥削来的粮食、财物分给劳苦群众，对那些罪大恶极，群众特别痛恨的才实行镇压。
我们离开红军的大部队后，游击队先后收容了掉队的伤病员同志数十人，加之，又发动了一些贫苦群众参加到我们游击队来，因而我们的部队进一步扩大，有180人左右。赤卫队和游击队合并，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设立指挥部，下属三个大队。游击队军事方面仍由王逸涛负责，党的工作由张友德负责，我还是负责共青团工作。
红军伤病员中有一个是轻伤员（后来才知道他叫何宗舟，是红三军团第四师某团的〈党〉总支书记），决定他担任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第一大队队长是梁亚伯；第二大队队长是李石坚；第三大队队长是杨登高（他是游击队正式命名前合并到游击队来的，原系一支绿林武装部队，人数约有三四十人，枪也不好。其弟杨永安为副队长）。“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是正式刻有印章的（印章为圆形，直径约10公分）。
我们与红三军团会师不几天，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同志再次到了游击队。他谈到，在泸县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新成立了两支游击队：一支叫做〔作〕“赤（水）合（江）游击队”，一支叫做〔作〕“古宋游击支队”。“赤合游击队”的负责人我不清楚，“古宋游击支队”的负责人，风平同志讲是刘复初（所谓叫“南六县游击队”的称呼，我从来未听说过。风平同志讲的就叫“古宋游击支队”）负责。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成立后，曹德渊随同邹风平也到部队来了。为了扩大游击区，邹风平同志和游击队党组织决定把我和曹德渊派出来，在叙永的两河区一带工作。主要是在游击区边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扩大游击区，配合游击队行动。邹风平同志在游击队只住了三四天就回到泸县中心县委去了。我和曹德渊到了叙永的两河区后，不久，曹又回到了中心县委，只有我独自一个留在两河口工作。
到了两河口后，开始我住在一个苗族杨少华家（在一个山上），继与两河口场上的何光奎接上关系，通过何光奎，还联系上一个姓叶的分队长。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后来游击队需要的弹药都是通过他的关系或者直接找他帮忙购买的。当我还住在杨少华家的时候，有一个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来到杨家找到了我，当面交了“中共川南特委”书记兼“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的政委徐策同志写给我（我在游击队时用的名字叫朱华清）的一封信，信中谈了“川南游击队”（简称）的成立和川南游击队的党组织“中共川南特委”直属中央，和省委发生横的关系，以及川南特委直接领导泸县中心县委等等重要问题。信中还指示我在两河口一带继续发动和组织群众，扩大游击区；群众中表现好的可输送到游击队。送信的这位红军同志还说，他经组织决定要去上海。他在我处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将自己的衣服给他化了装后才动身走的。徐策同志写给我的这封信，是用钢笔写的，可惜的是我没办法把他这封信保存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郝谦同志（本名霍绍文）和周守如（贵州遵义人，红三军团留到游击队的伤病员）同志，由川南特委决定，派他们到两河口工作，他们由一个姓阮的农民带到杨少华家同我见面。根据川南特委的指示，我们三个人在两河口地区成立了一个区委，郝任书记。我们当时准备新组织一支游击队，以补充到川南游击队。这时，我们在两河口地区的群众工作发展很快，局面大大展开，一直扩展到叙永城边上。为了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我们新的革命基地，经区委决定，由郝谦同志去叙永金鹅池，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党团组织。后来，郝谦同志通过该地一个党员刘思远（金鹅池小学的一个教员）的关系，从农民中和一些知识青年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如刘思忠、刘思聪等，还有一个叫陈德明的农民党员表现得很好，不仅工作很积极，而且有组织能力，在当地很快组织了一批农民群众。
在1935年7月底8月初的时间，由于王逸涛叛变投敌，并勾结敌人在两河口附近的牌坊口和金鹅池的刘家大院来破坏我们的组织，妄图逮捕我们区委的同志（未遂）。当年11月我和郝谦转移到古宋（原县名，今属四川兴文县）南区的燕儿窝（我们住的这家姓刘，叫刘善全，是陈德明的姨父，中农。他的老伴我们称她叫“涂四孃”。
他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幺儿子刘敬元在解放后曾担任过三官店乡的乡长），周守如仍在两河口到叙永城边这一带地区和金鹅池等地活动。我和郝谦同志转移到古宋燕儿窝后，都改姓涂。对其他人说的是两弟兄，郝是哥哥叫涂鼎清，我是弟弟叫涂华清。到了燕儿窝后，我们不仅完全化装成了农民，而是真真正正的〔地〕做起各种农活来，与当地农民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我们对当地人都说是涂四孃的侄儿，并称呼她老伴叫四姑爷，叫她的子女为表兄妹。我们先后在这个地方住了3年多，既没有任何人怀疑和追查过我们，而且和当地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
到了1936年7月，我和郝谦同志又先后到叙永的大坝镇（主要是同年四五月份，区委决定周守如到泸县、重庆和遵义去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由于一去两个多月杳无音信，为了防止意外，我们把大坝镇作为开辟的另一个新基地），从此，我们的工作范围扩大延伸到了古宋燕儿窝，刘家沟和叙永的金鹅池、大坝镇等地。直到1938年底，我们和中共川康特委接上了关系。到1939年春节后，郝谦同志离开大坝首先到成都与川康特委罗世文、邹风平同志接上了头，我暂留大坝教书，保存各方面的群众关系。郝谦同志离开大坝后，我不仅与他经常有信来往，同时川康特委的邹风平（当时他在信上和我联系是用邹扶鹏这个名字）同志也经常给我写信，以保持联系。还由成都每天寄《新华日报》（还有《解放》《群众》周刊两种杂志按时寄送）给我，从而使我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特别是我党的路线、方针和主张有了较多的了解。本来我是决定在1939年端午节期间就到成都的，后因学生家长坚决挽留，经我请示川康特委，风平同志回信同意我在下半年提前放假到成都，直到同年11月下旬我才离开大坝、古宋，途经泸州抵达成都，先后与罗世文、邹风平、于江震、程子健等领导同志见了面。
红军川南游击队成立后，当时主要是打仗多，主力红军北上了，敌人部署了相当的兵力来对付川南游击队。游击队处于孤军作战，关于如何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巩固游击队根据地等工作均无暇顾及。特别是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徐策、余泽鸿同志的先后牺牲，对〔使〕游击队的损失很大。徐策同志是1935年夏，在云南边境长官司红山顶战斗中牺牲的。关于余泽鸿同志的牺牲，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余泽鸿同志因病重寄住老百姓家，敌人搜索时被捕，后押送到江安杀害的（现在西南农学院的贾子群也曾在南充向我谈过）；另一种说法是余泽鸿同志在江安碗厂坡的一次战斗中牺牲的。
总之，这支游击队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在川滇黔边区的广大群众中政治影响是很大的，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对川南这支游击队在一个时期也是闻风丧胆的。至于王逸涛这个家伙，多次从革命队伍中逃跑出去，最后走到叛党、叛变革命，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这也是有它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本人是地主出身，他的老婆安硕甫是叙永一个大豪绅的女儿，他参加革命，就不是真心实意，而是为了个人打算，因而每当紧急关头就从队伍中逃跑。他当革命的逃兵，先后就是三次。最后一次，竟杀害我们的交通员王××（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一般都叫他老王），窃去我们写给川南特委的工作报告，并投降敌人，勾结敌人来破坏我党组织（未遂），逮捕了刘思远、何光奎和革命群众数人。尤其可恶的是在全国解放后，还公然在叙永黄坭嘴一带组织反动武装，自封“司令”与我政府和人民为敌，结果在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下被打得粉碎。王逸涛这个卑鄙无耻的叛徒，最终逃不脱人民的法网，受到我政府最严厉的惩办，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1981年6月20日
（录自四川省叙永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央红军长征过叙永》，1981年印行，第46~51页）
访问时原游击队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农会主任等职的老贫农罗莲清在场证实并有所补充。
以下是高志和的叙述：
王逸涛是甲戌年（1934年）七八月间回乡，回乡后便四处联络乡里最穷苦的干人，他向干人们讲了许多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不久田中和黄坭一带成立了一支赤卫队，队长由王逸涛担任，赤卫队白天照常干活，晚上开会和活动，我成年帮人做长工，所以是王逸涛联络的对象，我现在回忆当时参加游击队的成员有：王元清（王之弟）、王海清（王的隔房兄弟）、王金泉、高国伦、杨银安、黄子伦、易丙新、高志和。赤卫队成立不久又来了两个泸州人，一个名叫梁亚伯，一个名叫周思和。又过了不久，云南土匪杨登高、杨永安弟兄俩不知什么原因带领二三十人投靠王逸涛，但是仍然分开活动。红军大部队路经两河时，赤卫队已发展到四五十人。
乙亥年（1935年）初五赤卫队在新庄五队的乙卯田与红军一个营会合，来的红军中有妇女，我记的一个女红军叫李桂英。这样队伍一下增加了好几百人，从那时起川南游击队正式成立并分做三个大队，一大队由梁亚伯任大队长，二大队由周思和任队长，三大队由杨登高任队长。不久我由排长（班长）提升为王逸涛的通讯员，和我一起当通讯员的还有一个叫陈德明的人。
同年农历二月初二王逸涛的大哥写了一封急信，命令我带到六包交与王逸涛，我在瓦厂找到王逸涛，王逸涛读信后立即又写了一信，命令我火急将信送往住扎新安场的大队长梁亚伯。梁亚伯读信后刚向部队发出准备打的命令，白军已从麻元湾方向摸了上来。同时王逸涛带的部队在新安、六包边遭到另一股白军偷袭，我军陷于被动局面，处境非常危险，梁亚伯为了掩护部队转移，冒着敌人炮火带领同志们英勇无比地和敌人拼杀，他的右手打断了，左手从地上捡起枪来又投入战斗，临牺牲前还把剩下的子弹全部扫向涌〔拥〕上来的敌人。
我姐夫陈正安在这次战斗中也光荣牺牲，几天后我姐姐高金瘁把他埋在黄坭九龙山坡下的大坡上。
战后，我把4个红军伤员（万家草棚内找到的）送到老鹰窝的山洞内养伤。我坚持每天给他们送饭换药，他们伤好后又由我亲自送往煤子坳，临别时一个姓红的指导员和一个姓田的战士流着泪拉着我的手激动后〔地〕说：“我们永远忘不了你，希望你革命到底，你要深信天下的穷苦人总有一天会得到翻身的。”
在场的罗莲清插话说：“他讲的全是事实，在大队红军过路时我也曾先后掩护和送走二十几个红军伤病员，许多情景高志和了解。”高说：“罗莲清确实护送过红军。”
记录人：马敬堂
1976年12月18日
（录自叙永县馆藏中共叙永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档案，全宗号307，目录号1，1976年，案卷号3）
提供情况人：田中先锋二队贫农杜贵清，原游击队员，61岁。邱书成，63岁，原游击队员。
甲戌年六七月份王逸涛回乡活动，不久成立了游击小组，那时讲十来个人。现在我只记得有杜德州和一个搞联络工作的王友章，领导人王逸涛。不久云南人杨登高、杨永安弟兄带领的土匪队伍接受王逸涛的招抚，可是仍然分开活动。
2月间同红军3个连会合，游击队壮大。我在二大队当战士，队长是周思和。
三大队的队长土匪出身的杨登高。
我在游击队期间，队伍曾在云南的华〔铧〕嘴、岳山、长官司、司仁甫等地活动。游击队在树坪捉住民团队长郭丙章，清算罪行后镇压在上村。乙亥年（1935年）初二大队红军队伍路经清水河同白军刘湘的队伍遭遇，双方伤亡情况不了解。
马敬堂记录
1976年12月18日
（录自叙永县馆藏中共叙永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档案，全宗号307，目录号1，1976年，案卷号3）
1932年，我在原四川军阀邓锡侯的第二十八军特科司令部第二大队第二营第八连当连长，适有刘若愚（刘复初）其人，通过古宋县人杨济民的关系，介绍刘复初与我相识。刘复初是古宋县人，文笔甚茂，有胆识又年轻，因此，杨济民再通过特科司令杨光远（与我系送宗族叔伯关系），把刘复初安排在第二营第二部任书记员（挂中尉衔），主管第二营的人事，以及上下左右文牍业务。我们两人关系甚密，成为知己。在思想上、生活中，逐渐的〔地〕受到刘复初的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
1933年春天，刘若愚策动特科司令部第二大队兵变。事机不密，被人揭发。我大队差遣李玉华、第六连中士班长吴飞二人去对付特科司令部。后被逼吐露真情，受了枪决。当时我同刘若愚、体育教官陈甲弟，营部上尉副官周畅佛等人，见事机暴露失败，无法立足，借口携眷回乡经商，我等几人先后相继离开特科司令部第二大队。我在离开特科第二大队回玉屏前，就将连里的手枪6支、子弹500余发，暗暗带回。刘复初还写有一诗赠我互勉。此诗记忆于下：
自顾双影自酸辛，戎马生涯作笑频。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月和云。
我返抵玉屏家中不到一周，刘复初等人也相继按约定时间赶到我玉屏家中。孰料当时四川省政府以及第二十八军第二道密电通缉令已到江安、兴文两县。江安县长已转饬红桥镇镇长邓守先。兴文县长梁冬藩亦同时转饬玉屏乡团总杨式程，责令将我等7人捕送回成都明堂。当时玉屏乡团总杨式程是我宗族叔父，接到此密令后，在我家门前高声大叫，吼吓我的父亲：“广元大哥，你做些啥子名堂？你教子不严哟！你们杨二娃在外面带了些异党分子来家乡活动，你是有责任的呀！要不注意，是杀脑壳的哟！你赶快把杨二娃等给我交出来。”
当时，我同刘复初等人正在我家内寝室里开会商讨活动事宜。听到外面的叫喊声，从门缝内向外张望，见有几个乡丁已散开包围了我家门口。我们立即行动，将所有手枪分给各人，从我家后门出走。由我大哥杨振中掩护（父亲与杨式程二叔周旋）。其实我的确很感激杨式程二叔，不是他佯装通风报信，一定会就捕无疑的了。
当天夜里，我们并没有跑多远，越过小河沟，跨过板板桥，到达梅桥镇的楠木林杨叔宽家中就住下来，加强警戒。当时我们也分析了红桥的形势，知道邓守先是杨家的亲戚，是绝对不会晓得我们在楠木林，即使知道，也不会来抓我们。因为楠木林杨家是当时红桥的两面人物。我们分析了这些有利形势，就在楠木林住下来，开展活动。不到一周，我同刘复初等人又从楠木林杨叔宽家，转移到长宁县属的红洞〔硐〕场大地主林道昌（刘复初的姑母）家中住下。
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刘复初经常在夜间外出活动，我记得林道昌家中的管事名叫李鼎铭，丫头黄素贞，也参加我们组织（川南游击队）的活动。此二人是否参加了党的组织，我不太详记了，不过这两个经常给我们送机要的信息至各地联络，总是不辞辛劳地服从分配，不顾危险地完成任务，确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在此应该提他们一笔。因为我与王少章取得联系，王少章这个绿林武装携枪来归（川南游击队），则是由他们二人跋山涉水，不畏艰辛给我们串联而取得的。对于革命事业做过星点有益事的人，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杨叔宽同我在王少章带来有20余人和枪后，经上级党的指示，我们就在林道昌家组成了“川南游击大队”，由刘复初指派我杨介中为大队长，王少章为副大队长，杨叔宽任大队政委，直接听命于川南游击支队，由刘复初支队长直接指挥。就在我们组成川南游击大队后不几天，还有多数战友使用马刀、梭镖、土炮之类的陈旧武器。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配合反“围剿”的胜利，组织上要我们“以弱胜强、以寡敌众”，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同志们也感到马刀、梭镖、土炮不是克敌制胜的武器，都异口同声地要求红军立即采取果敢行动。
经刘复初同志请示上级组织批准，我大队侦察到兴文县莲花坳乡（现是兴文县博庐下坝中心大队）团总瞿香浦的地主民团武装，经常从梅硐乡的石板沟一带保商，往返要经过古佛台时，在刘复初的指挥下，大队攻打了瞿香浦所率领的民团保商队。在莲花坳乡至长宁古佛台这一两公里的地段上，经两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们大队首战告捷，胜利地缴获了瞿香浦保商队的全部手枪、步枪20余支、弹药1000多发，充实了我们大队的枪弹与力量。这次战斗的胜利，震惊了地主武装，因而对我们切齿痛恨，以“土匪猖獗”向上报告，请派大军加以“剿灭”。大队分析了当前形势，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扩展了我们的实力，敌人则更加惶惶不可终日，川南游击队声势大振。
1934年的春分，我经刘复初同志的介绍，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在刘复初同志的主持下，在长宁县的梅垌〔硐〕场辖区白糕泥保杨叔宽的岳母魏姓家中书房内举行了入党宣誓。当时入党宣誓的人有：江安县的梅花镇的杨叔宽；携枪来归的绿林武装领导人王少章。宣誓后，由刘复初宣布李重珍担任大队的地下联络员，并协同杨执中担任大队的粮食衣被的筹集与采购，周思和担任外围警戒。
1935年正月尾，中央红军经过后，留下的一支队伍邓思明部与金一等人在叙永、古宋、兴文等地活动。刘复初同我带领人枪与邓思明合队，成立了川南游击纵队。其时白色恐怖愈为加剧，四川第二十一军刘湘指派了穆银州团“围剿”。〈我们〉由杨执中与余泽鸿总队取得联系（系由余泽鸿派来的联络员刘干臣来我家取得的）。当时刘湘所派的穆银州、陈明骞两个师会同地方团队李品三、黄瑞清、马端如等部尾追余部，在江安连天山与我大队展开血战。我部邓思明、金一、杨叔宽大队等，在这次战役中损失较大，刘复初当即命令我们化整为零，分散待机。我大队仍退守江安泥溪沟、黄石滩、三支桥一带活动，牵制敌人。
不及一周，古宋县警察中队郝中华进攻我三支桥驻地。此次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我大队司务长黄某某等多位同志，为革命献出了青春。黄司务长负伤后，仍持枪击毙警察中队官兵多人，并高呼苏维埃政权万岁而壮烈牺牲，至今尤令人感泣。
在三支桥战斗后的8月11日，我们经过一两个月的整补，决定采取以攻为守、若现若隐的办法，又攻打了江安梅花镇，烧了大地主陈敦武的碉堡，缴获了陈守昌团练的地主武装，充实了游击队，分散了红桥粮仓、盐仓给贫苦人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赞扬，也为游击队的立足奠定了初步基础。
余泽鸿又再次派人与杨执中接头，要杨执中通知刘复初及我，要我们及时前往指定地点会晤。我从江安驻地杨柳湾魏银安家，随同刘复初等7人携枪去红桥“华实园”（俗称花园头）大地主杨瑞文家会晤了余泽鸿。当时在座的有老红军刘干成、徐策、李桂英、阚思英、周万碧（江西瑞金人、医生）。
我们接受余泽鸿的指示：应该化整为零，隐蔽窥机活动，保存实力，扩展组织，集中制胜。并分成五个大队，指定地区活动。第一大队由余泽鸿直接指挥行动；第二大队由杨介中执导；第三大队由刘复初指挥；第四大队由杨叔宽指导；第五大队由王少章指挥。所有政委均由老红军刘干成等人分别担任，以应付当前敌人的“追剿”。
当时敌人陈、穆两师向红桥地区合围包袭红桥我部，情况十分危急，由我大队掩护杨叔宽、刘复初、余泽鸿、王少章等大队向云南镇雄方向撤去，刘复初命令我仍留在川南的江、古、庆、长、兴、珙等6县隐蔽分散活动，以牵制敌军，迷惑“追剿”，主要是掩护红军北上抗日。
余泽鸿到达云南会师红军后，又转战迂回至红桥碗厂坡一带，几经战斗，为李品山部包围，战斗惨烈，我部与余部所剩人枪不及20，情势危急万分。在弹尽粮绝之际，余泽鸿围困自罚壮烈牺牲。我部也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志们仍意志弥坚，殊死与匪鏖战。
突围后，1936年春，我们仍在川南一带与刘复初率领的一支游击队，在云南镇雄遥相配合，阻击敌人，但刘复初与杨叔宽在镇雄一带屡战后，仍回川南要我向他们靠拢。
我于1936年率队由长宁、安宁桥一带转移到兴文县的老鸭沟（现是玉屏河畔五队）、纲川沟等地进驻建武关田坝刘将祠庙时，由于侦察不明，敌匪军发觉，乘我立足未稳，向我猛攻围袭。在敌我众寡悬殊之下，我大队在建武关田坝激战两天两夜。敌人越聚越多，我寡不敌众，人员大减，伤亡殆尽，且因群众基础差，地势不熟，为匪击散。王少章为了掩护我们突围，协同我固守关田坝刘将祠庙内。左右战友均壮烈牺牲，王少章在同我冲出庙门不几步，就被击牺牲。我只身跳崖逃脱，逃回仙峰乡我姐夫孙远瞻家中养伤。
后得悉刘复初、杨叔宽等队，也相继在云南巴豆林、羊子岭一带为川滇黔三省敌军合围殆尽；刘复初退至云南大雪山顶时，为川军俘虏，解至泸州敌七区专员公署。我得此消息后，也是势孤力竭，只得在伤愈后化装离开白匪的搜捕，一面去成都躲避，一面寻找组织，力图得到组织的联系，重新组织力量。
在成都不久，得见《川南日报》登载“‘共匪’巨头刘复初已为我剿灭，川南从此安静，刘匪现押送泸州三监狱待决”。我心急如焚，通过多种关系、渠道，亲自偕同爱人叶书琼，化名化装由成都到泸州第三监狱探看刘复初两次，希望他安心保重，并得刘复初新指示：“暂勿妄动，耐心等待。”我为了刘的安危，曾托我的族人杨德辉的胞兄杨仲权在泸州警察局当警士的关系，要他照顾刘复初的生活，一切费用由我负责。自从刘复初同志被捕后，由于白色恐怖更紧，从此我们与刘的关系则断绝。后来听说由周恩来等人向刘湘、邓锡侯保释了刘复初出狱，后去延安。
杨介中述于兴文
兴文学委会代抄
江安县志办公室党史于1982年10月6日抄，冯香池抄
（录自中共江安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分类号A210，索取号037）
时间：1984年3月6日上午
地点：县志办公室
参加访问人员：陈明德，易佑康，梁崇德，邹加胜
陈明德：请杨老介绍红军游击队和江长游击队在江安地段的活动情况。
杨介忠：余泽鸿是8月1日到红桥的。记得当时地主、工商业都在烧饼子，准备过中秋。红军来时，余泽鸿住在杨瑞文的大院子花园头，是分散来的，有好几百人，还住在我家兄杨执忠和杨叔宽处。我们游击队当时住杨柳湾（元田公社，河对面对看仙寓洞），隔红桥十来里，是魏银舟（杨家祠堂佃户）家，不到100人。我是队长，副队长王少章，杨叔宽指导员，刘复初政委。
1933年前，我在邓锡侯第二十八军特科司令部第二大队第二营第八连当连长，同刘复初在一起干事。后我跑回了家，带了我私人的六支手枪回来。这年冬月间，家里正在过冬至，刘复初来玉屏乡大庙坎下我家里（现大庙学校），他说他要回古宋老家去，说第二十八军出了通缉令，说我拖枪同异党一起跑了。我问刘：你回来究竟干啥子？他讲投共产党地下活动。我俩在楠木林杨叔宽（我的隔房叔子，他是文字辈儿）家住下。（这时江安县长是李一清，兴文县长是梁东庄）刘到处活动，找到郭平安（大概是古宋人）和邓思明（江西人，外号邓麻子）、金一，他们是红军，有十几条枪，100多人，还有梭镖、马刀等。1934年初，合并组成游击大队，地址在兴文北高垭魏家（杨叔宽老丈人）房子研究的。当场有杨叔宽、王少章、刘复初、周思和。周是从赤水派来的。
这次组织两个大队：
第一大队大队长郭平安，指导员邓思明，还有金一、杨某高，负责武村、袁家洞一带人。
第二大队大队长杨介忠，副大队长王少章，指导员（教导员）杨叔宽。
一周后，郭平安走了。
1934年夏初，我们大队去打五谷古佛台瞿湘甫（地主、团总）家，他家只有十几个人，我们当时有六七十人。我们研究头天晚上把他家围起，早上等他开门就打。瞿吓倒了。我们叫喊要烧他的房子，他才自动把枪交出。共计提了他两支手枪，十四五支长枪，子弹几百发，我们就拿来武装自己，杨叔宽、王少章各得一只〔支〕手枪。其余武装刘复初带到第一大队去了。
这仗打下来以后，我们住大炮山、铜川沟、三角庄一带（五矿），住在黄石滩（从红桥泥溪沟进去），进去后山、三支桥，再到连天山。听联络员报告，古宋警察中队长郝中华带一个中队来“围剿”。因为我们先听到消息，马上转移了。大约九十月间，我们转移到元田杨柳湾魏银舟家（张明会的佃户），记得是吃桂圆。
农历八月十一，余泽鸿部队来了，有徐策、刘干臣、阚思颖、李桂英，还有朱光弼等红军的伤病员。来了有几百人，那时邓守先当红桥镇长，镇公所的十几个兵跑了，有两个女同志（阚、李）在街上作〔做〕宣传、写标语，有“打倒团阀”“打倒土豪劣绅”“铲除一切苛捐杂税”等。烧了大地主陈登武的房子。那时陈登武未管事了，枪交给镇长了。那时镇公所的队长是王海舟。红军到的第二天，围到陈登武的房子，陈老早跑到江安水沟头去了。听说共产党来了，他们马上跑了。余泽鸿部队把工商业地主的东西撒在地下，让群众搬去。第三天早上，红军找安宁桥方向搬走了，在安宁桥把地主大胖子梁某某用箩筐抬他走，要他出钱。
这时刘湘的三个师长穆银洲、陈明千、魏银臣带起部队来了，江津的周化成也带起部队来了，江安的清乡司令李品山、马端如等也带起部队来了，红军朝长宁转红硐场，朝兴文顶瓜山走。敌人跟踪“追剿”，红军把梁胖子枪杀了，向云南大石盘、长官司一带撤。这时，刘复初、郭平安住兴文洛泊林一带，金璲住凉矿坪一带。
余泽鸿见到我们，我们建议兵力要集中一点，他则讲要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这时李品山派邓燕清、周汉清、甘清河三个土匪（都是二龙口人），还有红桥杨鹏，过去杨叔宽对顾小凡来招安时，他们都是互相认识的。后来就动员杨淑宽自新。这时，王少章（绿林）分开了，我是参加王少章部队的。邓燕清带起枪来是红军来以前。分开以后，我们两方面都由刘复初领导，刘复初主要同郭平安一起。我是1935年在建武失败的，我暂留川南。
记得9月间，还在朝山拜佛，刘复初来做工作（郭平安撤走了），叫做〔作〕团结工作。那时走投无路，只有几十人（本地人，时来时去），将到连天山，被朝山的群众看见。第二天敌人发现（李品山指挥马端如，是马发现的）黄瑞清两个中队，李辛伯（李品山部队）也带来一个中队镇守红桥街上，也住在花园头，约200多人。当时红军游击队声势大，打响了一下，还打爆了一支枪，受了伤，牺牲了一个黄四爷（给我们办伙食的）。敌人把〈我们的〉警戒〈人员〉抓到打死了（大母石人），在石庙子的周围打响，朝山的人都吓倒了。到晚上敌人撤走了，我们也慢慢撤走了，向兴文、建武方面开去（当时买草鞋、电池困难）。我们打倒地主、土豪也将一些东西分给群众。那时不仅地方兵害怕我们，就是川军也害怕。
我们到炭厂，还未到建武、关田，刘复初走了，我们住建武、关田一带，刘复初到郭平安部队去了。
听说刘复初在卜昏那里接触了敌人，红军挨了打，有损失。刘复初隐蔽在一个老百姓家里，被出卖逮捕了。
我们到兰田坝一带，被云南安恩浦〔溥〕（团）围住。当时我们只有五六十人枪，在兴文县红山头庙子头被围住。王少章（正在抽鸦烟）发现“水涌起来了”，王冲出去牺牲了。王福兴、杨德川、曾少五、李再兴、高海明、赵朗宣、霍泽等，还被俘了二三十人，冲几次冲了出去，把机枪（转盘子）摔了。我从后山跳岩下去，跑到姐夫巴第坡孙远瞻（我姐夫）家住（孙已死、后人还在）住了一两天。我化装同妻子一路去成都去了。
邹加胜记录整理
1984年3月6日
（四川省泸州市江安县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我在红桥李元胜粮食店当学徒，杨叔宽同王少章、陈甘春三个都是土匪头子，牵了徐湘浦的母亲的黄牛，王、陈二人黑了杨叔宽的心，把700元大洋黄牛款全吃了，并要传杨叔宽。这时杨就在我们这一带迷起（躲藏），杨叔宽的匪部就在兴文石板沟，抢了一二百斤盐巴，我就在这时参加了他们的部队，并叫我帮他卖来做匪部的伙食钱。民国二十三年八月过中秋节后牵了兴文天心桥杨连书的黄牛（一起共4人），要杨连书家拿700元大洋来取。
杨叔宽又通知田海云，田二麻子给了杨叔宽30条步枪、手提式轮枪10支，他的匪部就壮大了，有50来人。余泽鸿第二年来就住在五阁老王长春的房子头。他和余是熟的，并到王家会余泽鸿，以后就受余泽鸿的节制。之后他就在红桥小山、五阁老、白高泥到处转。
民国二十四年，六七月间，李品三由梅硐下来，余泽鸿在古佛台布下阵，杨叔宽部住楠竹林（白高坭背后，龙石坳斜对下到走梅硐方向），杨叔宽派了一班人去大炮山截李品三，在古佛台余泽鸿部的前面，古佛台前的流沙岩，这班人由邓洛巴（堰清）带起走，并对杨叔宽谈打不得李品三，就这样一枪未打，杨叔宽就把李品三放跑了。李品三就走古佛台蒲河，走流沙岩（大炮山）、梁子上退走了。当时我就在杨叔宽的部队，深知此事。如果杨叔宽不放走李品三，李的部队就要被红军全部歼灭。红军发现后就打了激烈的一仗，李品山就只得从滑竿上滚下来，浦河经流沙岩逃跑退了。
以后红军走了，杨叔宽就被李品三招安了，并当了梅花镇镇公所的队长，当时的镇长是邓守先，招安时我都和杨叔宽在一起。当了镇公所的队长后，我就回家了。
兴文县博泸公社鱼池大队一队魏俊伯73岁
1983年12月18日
（录自中共江安县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分类号A210，索取号038）
我叫饶书麟，今年66岁，叙永县两河区黄坭公社人。
1930年，我在黄坭读私塾，适逢王逸涛来到黄坭，王逸涛的老家是土地坪人，有18石租子的田地，祖父王辉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廪生，与我家有世交关系。
王逸涛到黄坭后，把五龙山四五十石租子的庙租，提来在街上的“文昌宫”庙（现在黄坭公社所在地）兴办了一所“国民学校”，对黄坭街上或农村穷人的孩子入学实行免费读书，这在当时的黄坭山区来说是一件创举。该校办了两个班，设一、二年级，校长由叙永的卢汉文担任，教师由金鹅〈池〉的刘祝秋担任。后因王逸涛的兄弟王元德与刘祝秋闹矛盾，刘只教了一个学期就辞职走了。来接替的是陈秀良（又名陈祝良、陈泽奎）老师。
一天，王逸涛把全校师生集中起来听“报告”课，由王逸涛主讲：《军界学界之优劣》。王逸涛在讲台上讲了两个钟头，颇为生动。当时，我是一个无知的学生，从这里开始，我初步懂得了一些简单的革命道理。
陈秀良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放学后经常找我“谈心”。一天，他又找我谈话说：
“书麟，你祖父饶开先，听说原来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名拔贡，是吗？”
“是呵。”我说。
“可以说，你也是书香门第出身。”陈老师接着说，“可是现在呢？为什么家道贫穷破落？那是国民党官匪为患，租利盘剥的结果！”陈老师把捏紧的拳头猛地向空中一击，继续说：“要得穷人有吃有穿，要改变旧世界，我们就要起来干革命！跟着共产党打天下！”
“在哪里去找共产党？”我问。
“不要急嘛！你慢慢会找到的。”陈老师神秘地说。
陈秀良老师给我摆这些“龙门阵”对我思想开窍很大，我经常宁肯放学不回家吃饭，饿着肚子也要去找陈老师摆谈。
1932年“立秋”这天，学校放学无人，陈老师突然把我叫到文庙的孔圣殿内悄悄对我说：“平时你不是经常问‘共产党’在哪里吗？还想参加‘共产党’是吗？”我说：“是呀。”
“那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就是共产党派来这里工作的。”
“哎呀！陈老师，你怎么不早说？”我惊喜地叫了起来。
“这是党的秘密，不该说就不能乱说。”陈老师说，“今天我通知你，党根据你平时的表现，我代表组织，吸收你为共产党员。”
我高兴极了，我说：“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哪！”
“站起来。”陈老师叫我，“举起你的右手，对党宣誓。我教你一句，你就说一句。”
在陈老师的带领下，我庄严地进行了入党宣誓。誓词的内容大意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誓词有四五句的样子，我记不清了。陈老师又对我说：“现在你是党员了，一要遵守党的纪律；二要严守党的秘密；三要扩大宣传；四要积极发展组织工作。”
在读书的半年时间中，我到猴子弯、大田坝一带向农民宣传党的政策，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不几天我就把大田坝的王元珠（后改名王元富）、王元忠（后改名王元贵）介绍来读夜校课，先与陈秀良老师认识，一个多月后他俩申请入团。
立秋后约两个月的光景，一个夜晚，在孔圣殿内陈老师对我们说：“你们三人要成立一个团支部，这样才有路线、有政策、有领导、有方向。今后有事，大家要共同商量，扩大宣传影响。”在陈老师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黄坭共青团支部，书记由我担任，组织由王元贵负责，宣传由王元富负责。通过组织发动群众，黄桷坝组负责人刘泽舟有12—13户人；五龙山组负责人牟树荣有29户人；树坪烂田沟组负责人王宝咡有15人。
支部成立不久，陈秀良老师就把我带下城来，给我打了栈房，开了号钱和伙食费并杷我带到一家茶馆，这家茶馆的门口是笔铺。陈老师说：“今天你走进茶馆内的第二席，见桌上放一顶礼帽，茶碗盖是揭来放在茶桌对方左手撑着牙巴，身穿青布衣服，脸稍微有点浮肿的人就是你要找的人，你称他李先生，直接找他就是了。”又说，“你走上前就对他说，‘我来喝碗茶。’他就会同你联系。”我按照陈老师的吩咐，果然一走进茶馆在第二席上就与李先生接上了头，我就抓紧时间向李先生汇报工作，李先生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饶书麟。”
“多大年纪？”
“16岁。”
“家庭生活来源靠啥子？”
“开栈房。”
“你的情况我们早就清楚了。”停了一会他又说，“今后，每个月下来一次汇报工作情况，必要时，如果有紧急、特殊情况可以临时碰头。你记清楚了吗？”
“记清楚了。”我回答说。
临走时，李先生又对我说：“你下次来找我，如果不在这张桌子时，你只要见到这张桌子上有一只茶碗盖着，茶碗上横放着一根竹子烟竿，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你就直接向他汇报。你跟他接头的暗语是：‘今天我来买支笔。’”李先生还说，“如果你在茶馆找不着我和他，你就直接到东街的阅报处找我。”［直到1982年9月朱华清（朱光璧）同志来叙永参加党史征集资料座谈会时才告诉我，当时与我在茶馆接头的李先生就是李祝秋。］陈秀良老师一年半后，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进城仍在那间茶馆里找着李先生汇报工作。我说：“黄坭团支部无人领导，现在需要组织派人加强领导工作。”李先生当即决定派位姓何的同我一道去黄坭。
这位姓何的同志，挑了一挑箩篼，拿了一个杆秤，以收购破铜烂铁的小商贩身份到黄坭。因我家开栈房，他就暂时住在我家。
黄坭乡乡长赵平舟，平时有事无事经常来在我家楼上东翻西翻找书看，我怀疑他对我们的行踪是不是有所觉察在暗中监视我？我感到老何同志住在我家不安全。再说，黄坭一条小小的街，又有多少破铜烂铁可收呢？我就把老何悄悄转移到大田坝王元富（宣传干事）家住，住了两个月，一天老何与王元富说：“我下城汇报工作，十多天后回来。”老何一去未回。
我又赶进城在茶馆里找着李先生汇报说：“老何下来就没有回去，黃坭团支部必须派人加强领导才行。”李先生说：“好嘛，那你明天再来这里，我介绍一个人给你。”第二天我准时到了茶馆，入座后，李先生给我介绍说：“这是朱华清同志，以后由他直接领导你们的工作。明天他跟你一道上黄坭去，以卖针筒棉线小杂货为业，这样身份适合些。老何的身份不适合。”又说，“一定要保守秘密，绝对不能让人知道他的身份。”
我同朱华清一同到了黄坭，朱就住在我家。我俩同睡一张床，生活都在一起，朱华清空闲时就教我学文化，提高我的政治思想水平。他常常给我说：“要听党的安排，要为人民、为贫苦大众翻身求解放，我们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要打倒土豪劣绅，要做到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朱华清白天下乡卖货，有机会就在群众中进行宣传。晚上有时方便就在王元富家住宿，每场天碰头汇报工作情况，朱华清不时进城汇报工作。
1934年8月13日那天赶场，王元富叫他哥哥王海清来找我说：“王元富叫你赶快去商量紧急事情！”
我问：“在哪里？”
“在大田坝背后的狮子岩上。”他说。
我急急忙忙走到岩上，当时看见在岩上等我的有王元富、王元德、王元贵、王元武、王逸涛等人。见他们随身带着步枪二支、手枪三支、马刀两把、梭标〔镖〕两把，大家都在紧张地朝山下望。不多时就见杨济安、赵平舟他们带着团丁30多人，由队长廖长发率领，包围了王逸涛家的寨子，随即冲了进去四处搜查。我们在狮子岩上看得一清二楚。团丁搜查一无所获。等团队撤走后，大家才坐下来开会介绍刚才发生的事情。王元德首先说：“泸州来了一个叛徒，到叙永破坏党的组织，抓捕地下党员。”
王元德是王逸涛的兄弟，在叙永团练局当队长。8月12日夜，他由团练局动身，随身带了一支手枪，半夜三更悄悄来到黄坭嘴与王逸涛报信说：“城里来了叛徒告密，上面派人来抓你！”王逸涛听了很吃惊，来不及更多的考虑，连夜连晚就拉上山。在山上大家坐等天亮，到了中午11点光景，就看到刚才团丁冲进王逸涛家寨子的情形。
王逸涛说：“现在怎么办？”在座的人你望我，我望你，没人开腔。
王逸涛继续说：“饶书麟同志不能回去了，就同我们上山组织游击队吧。”
当时我心里想：“我的上级领导是朱华清。现在朱华清又不在，你王逸涛究竟是何许人？是不是共产党员我都不清楚。慢来，等我下城找朱华清同志汇报了再说。”
于是我说：“今天我下城去找朱华清同志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请县里面派人来这里领导工作。”
“你不能去！杨济安在两河当团防局局长，他手下的人哪个不认识你饶书麟？你决不能下去。”王逸涛说。
“那就叫王元贵去。如果找不到朱华清就找老何汇报也行，必须请组织派人来加强领导工作。”我说完，大家表示同意。
王元德接着说：“这六坳坪，地势狭窄，又无大森林掩护，容易被人进攻，活动范围小，游击队要扩大，要发展还得从长计议。”
“我同王元富到后寨找黄子伦去。”我说，“因为黄子伦原来找我们联系过，想成立一个抗租抗税的组织。这次我们主动去找他，我想他会大力支持的。”我说完，大家没有异议，会就结束。这时一位十六七岁的苗族姑娘给我们送来香喷喷的大米饭和萝卜菜汤蘸糊海椒，这顿饭香极了，我们每人都干了几大碗。
王逸涛他们就过六坳坪找住处去了，我和王元富就去后寨找黄子伦。
我们找到黄子伦，就说：“我们组织了游击队，已经拖上山了。你原来找我们联系的事情，现在可以公开干了！”黄子伦听了很高兴，表示同意一道干，并马上和我们一道出来会王逸涛。我们在六坳坪找着王逸涛他们，经过介绍，大家寒暄了几句以后，王逸涛说：“老黄，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和你研究一下如何扩大游击区的事。”“没有关系！”黄子伦满口应承说，“后寨方面，只要我打一声招呼，你们去那家都可以住，都会接待你们。但我得提醒你们，后寨紧接六堡，那是罗海舟他们的势力范围，后寨干起来了，不给他们打好招呼，将来双方发生误会就不好办。”
经过研究又决定我同黄子伦一道去六堡找罗海舟联系。在六堡，我们找到了罗海舟，说明来意后，取得了罗海舟同意，我们又一道回来会王逸涛。罗海舟对王逸涛说：“我们六堡紧接云南地界，是个两管两不管的地方，好打游击。云南高田的那处地方有两弟兄，哥哥陈广文，弟弟陈立文。在这两兄弟的手里，‘玩’得有一股匪，这股匪由另外两兄弟统率，哥哥杨登高，弟弟杨永安，有50多条枪。他们经常在邓家坪，云南、四川交界一带出没。你们要想在这一带打游击，立住脚，就必须和他们取得联系，不然是个大威胁。”
“我们把你请来就是商量这个问题。”王逸涛说，“你想嘛，团防局长杨济安，队长廖长发，现在每天带领团丁对我们进行‘搜剿’，威胁很大，如果再不把杨登高弟兄这股绿林武装联系好，我们将腹背受敌，请你来就是要你想办法。”
罗海舟略微沉默，手托着牙〔下〕巴思考着。
“老罗！”王逸涛突然说，“听说高田有个叫三秀才的名叫陈鸿彦，他是陈广文、陈立文两兄弟的啥子人？”
“你问陈广文、陈立文么？”罗海舟回答说，“是三秀才陈鸿彦的两个儿子。”
“经你这么一讲，我心中就有底了。”王逸涛说，“三秀才陈鸿彦是饶书麟的祖父饶开先拔贡的学生，大家理起来，饶书麟与陈广文、陈立文弟兄就有世交关系。联系陈广文兄弟的任务是不是就交给饶书麟同志去完成？”
为了党的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去见陈广文、陈立文兄弟的礼物就由王逸涛派人到两河口街上去买。
这个时候，组织上考虑到王逸涛已经拉游击队上山。团支部决定，为了王逸涛在城里的妻子安硕甫的安全，派我到城里把安硕甫接上山来。我到了城里的三交界巷子，找到了安硕甫。我说：“安先生，你家王先生已经拉游击队上山了，为了你的安全，组织上派我来接你上去。”
安硕甫说：“请你回去给王先生谈，我在下面很安全。我住在城里，消息灵通点，我上去了，下面有好多事情发生了也不知道。你给他说，我不去。这里有了消息，我会马上告诉他。”
我见安硕甫态度很坚决，执意不肯上去，而且揣测安硕甫也根本不愿上去，苦苦相劝已无益，我就走了。
回到黄坭，我就去云南。我和黄子伦一道带了6斤河烟、4封两河桃片糕（每封一斤）先走到杨登高兄弟处，送了两斤河烟和一瓶止咳丸，止咳丸是王逸涛特意送给杨永安的，因杨永安是齁包，有哮喘病，止咳丸有一定的疗效。我对杨登高说：“我是黄坭来的，我叫饶书麟，我想通过你会见陈广文、陈立文世叔，这给你增加麻烦了。”杨登高了解到我与陈家兄弟有世交关系便满口应承说：“可以，可以。那就这样安排吧！黄子伦留在我这里耍上一两天，我立即派人把你护送过去。”
杨登高便派了两个家丁，带了武器，走了十七八里路的光景，把我送到高田陈立文家。陈家是住在一个寨子里头，有寨门、碉楼，还有20多个家丁，有长短枪配备。我们到寨门口，护送我的家丁便和寨内陈家家丁搭上话头：“这里有一个叫饶书麟的，是黄坭人，是你们家陈大老爷的世交晚辈，是杨登高大叔派我们护送他来的，特意来会你们陈大老爷的，请你去通报一声。”不久，寨门打开把我们接了进去。走进室内，只见陈立文还横躺在铺上烧大烟，我连忙喊：
“世叔，你老人家好？”
“你是那〔哪〕里来的？”陈立文听见喊声，慢条斯理地坐起来问，“你咋个喊我世叔？”
我连忙回答说：“我的祖父饶开先是清朝拔贡，在黄坭开馆，你父亲三秀才陈鸿彦老爷是我祖父的学生，我们几辈人的世交之谊难忘，这次我特意来拜望世叔的。”陈立文听我说完不住地点头“啊！”了一声，我赶忙把带来的河烟和桃片分成两份，递了上去说：“这一份是孝敬陈广文世叔的，这一份是孝敬您老人家的。”
陈立文接受礼物后，高兴地说：“你广文世叔不住在这里，等我派人去把他找来陪你一起耍几天。”第二天陈广文果然来了，经陈立文介绍后，我就把带来的礼物送给他。陈广文一边接东西，一边不住地看着我。
吃过午饭后，陈氏弟兄就约我打点点牌。我有点迟疑，因为我腰无半文，怎么敢上桌呢？陈广文像察觉了我的犹豫，随手就在身上一摸抓了一大把毫子出来往牌桌上一放说：“来！来！来！你格自打嘛，打输了又不要你赔钱。”一面说，一面就把我拉上牌桌。我考虑到这是一个很好的联络机会，就坐上桌子打了。到夜里12点光景，大家就休息、喝酒、摆谈。
陈立文突然问我：“黄坭嘴土地坪有个王辉，原来是清朝的廪生，也是你祖父饶开先的学生，王辉与我父亲的关系最好，不知他家现在有后人没有？”
“咋个没有呢？”我说，“王逸涛就是王辉的亲孙孙。”
陈氏弟兄吃了一惊。陈广文说：“我们接到杨登高的报告说，四川边边上来了一二十个人，有几支枪，头头就是王逸涛。”
我见机会来了，赶忙乘机搭口编上几句说：“王逸涛原来在叙永二小教书，听说是因上体育课失手打死一名学生，经校方多次调解不好，家长要赔人命，王逸涛只好逃出来避难。据说王逸涛拖出来打游击，手下的人公买公卖，不骚扰百姓，很得老百姓拥护。”我见陈立文、陈广文听得津津有味，便继续说，“王逸涛拖人来到川滇边界上，怕与你们发生误会，我是王逸涛的学生，王逸涛特意要我来与两位世叔联系，万望方便。”
“哦！”陈广文一声长叹说，“原来是这样的呵！开初，我对你的到来很感到可疑。现在心中这块石头算是放下了。”
“既然是王逸涛派你来的，我们都不是外人，那就等我兄弟商量商量再说。”广文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夜深了，各人都去睡吧。”
第二天中午12点的样子，吃完了午饭我再三告辞要走。陈立文对我说：“不要走！我老人在时经常提起挂念着饶家，现在你既然来了就要好好多耍几天。关于联络的问题，我已写信给杨登高带去了，叫杨登高直接与王逸涛联系。今后有事打招呼，不要发生误会。我还叫杨登高拿一支步枪去送王逸涛，你各自放心大胆地耍好了。”
既然我的联络任务已经完成，陈立文兄弟又款留热情，我就安心住了下来，耍了三四天，天天打牌耍。人虽然在陈家寨子里头得自在，但心里老是惦记着游击队里的事。
在第五天上，陈广文要走，我就把牌桌上赢得的毫子全部退还给他，顺便我向他兄弟俩告辞说：“家里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办理。”决心动身回到黄坭去。
“既然你坚决要回去的话”，陈立文说，“我们也不再强留你了。你要回去交差，我写封信给杨登高，叫他沿途好好保护你的安全，其他事情你放心好了。”
我从陈家寨子告辞出来，陈氏两兄弟派了两名家丁护送我到杨登高那里。
杨登高不在家，陈立文写来的信交到杨永安手头。他说：“头一次陈老太爷写来的条子上所交待的事情，我们已经照办了，枪也送了。你联络的事情我已经给王逸涛讲了，你就放心在我这里耍几天吧。”
听杨永安这么一说，我心里想：原来我们曾经研究过，由于团防局的廖长发经常率领人马“围剿”搜山，对我们游击队的生存威胁很大。这次何不乘杨永安兄弟挽留我耍的机会，拉上关系，请他们派队伍收拾一下廖长发？于是我就满口答应留下来耍几天。不久，杨登高回来了。我们在喝酒闲谈时，我说：“王逸涛经常提到廖长发率领的团队搜山，是个麻烦，这对你们和我们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我来的时候，王逸涛曾经要我和你兄弟商量，必要时，我们两家联合起来收拾廖长发这伙龟儿子一下！”我又补了一句说，“王逸涛还要找个机会拜望拜望你两兄弟。”
“可以嘛，可以嘛。”杨登高说，“你回去好好和王逸涛研究，联络的时间、地点、要多少人马？商量好后通知我们，我们立刻就来。”
第二天我即告辞，杨登高随即派了两个枪法好的家丁护送我回四川境内来。我们一行三人走到云南境内的大坳口，刚走到一座山神庙背后，突然发现廖长发率领的搜山团队正向我们逼来，要撤退、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我急忙喊两个家丁：
“进庙！进庙！准备！”
我们把大门关了，用杠抵好后，两个家丁各人掩蔽在一根大柱后面。我手无寸铁就蹲在神龛下面，惊惶地望着窗外，这时心里紧张极了，像有只蛤蟆在跳。突然窗户上出现了一个团丁的眼睛在向庙内窥望，其他团丁陆陆续续地包围拢来。从门缝外望，隐约又见一个提短枪的走来。庙内两名家丁早已端枪瞄准，准备好随时射击。
“打！”我突然一声喊。
“砰！砰！”两声震山的枪响，压住了我的喊声。只听见门外“哎哟！”一声叫唤，又听得“噗！”的一下，像有什么倒在地上。围住庙门的团丁，像一群惊慌的野狗，四下逃窜散开躲藏。我们乘敌人慌乱之际，从庙的后门跑出进入山林，插一条羊肠小道跑回了杨登高的防区，讲述了当天遇险经过。
第二天杨登高又派二人把我送回来。我回到游击队，简单地汇报了联络和遇险经过。有人说：“啊！那天在山神庙是遇上你们吗？人家廖长发的团丁回来报告说，是遭到游击队的埋伏。打了两枪，一枪一个。一枪把队长廖长发打死了；一枪打伤了一名团丁。”
我高兴地笑起来说：“这是廖长发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的嘛。”
后来我在杨登高处碰到那两位家丁，我把廖长发被他们打死的事告诉他们，他们说：“那天要是你不喊打，我们还真的不敢动手，我们深怕误会打着你们自己人呢。”
就从那次把廖长发打死后，团丁们再也不敢随便搜山了。
我休息了两天，队里又派我到猪蹄崖去柏杨河接经李石坚做工作动员过来的游击队员陈德明、马树成等五人。他们带来了一支单针枪、两把马刀，两支梭标〔镖〕。
不久，经我同杨登高兄弟联系好后，就在云南边界一处地名叫石门坎的地方，我带领了王元富、王元德、陈德明、马树成、王元武、王逸涛等十一二人，并带三支步枪，三支短枪去同杨登高弟兄们见面。杨登高也带来10多人，他们看见我们来了，就一个个阴悄悄地各人分散到各自的位置上。这是对我们提高警惕，以防不测。
杨登高、杨永安兄弟和王逸涛见面后，王逸涛又特意送了杨永安一瓶止咳丸。大家热情寒暄一番后，王逸涛与杨登高说：“今后我们双方不要发生误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杨登高兄弟没再说什么，到了晌午，大家吃了一顿包谷饭，互相就各自把人带走了。
游击队回住万家山。
游击队驻谢家沟时，落大雪，朱华清同曹家骥来到游击队专门研究人事安排问题。
根据上级组织决定把曹家骥留下来负责队伍的政治工作，朱华清另有任务临时回城去了。
曹家骥借口身体不好，吃不消，乘下城汇报时就再也没回到游击队。
游击队住木厂时，朱华清同张友德、邹风平等人又来队里。那次来时是在木厂梁子坪坪头，地上烧了一堆篝火，大家围坐在火堆周围，有邹风平、张友德、朱华清、王逸涛、饶书麟、王元富等人。大家开会，由王元德担任警戒。会议决定：王逸涛负责军事；张友德负责党的工作，朱华清负责团的工作兼管赤卫队工作；饶书麟担任联络负责做杨登高、陈广文处工作。因我是党员，会上原决定我同邹风平一道下泸州，由我担任联络工作。会上王逸涛提出：“饶书麟同志不能去泸州搞联络，如果他去了，云南方面陈广文、陈立文、杨永安、杨登高等处的联络工作就不如他去好。”后来就改派由王元德去泸州搞联络工作。
1935年腊月除夕，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进入了黄坭地区，游击队派张友德带上一名队员去联系，究竟联络上没有，因我在杨登高处，我不清楚。
后来听说，大年初一那天，大队红军来了，王逸涛、张友德、朱华清、李石坚他们率领游击队在五龙山的四化榜张玉衡家的三合瓦房内与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会见，红军部队还发给他们部分步枪和弹药，另外还有6挺重机枪。
杨登高这方面看见红军大部队来了，一时心里有点怕，以至把队伍拉起跑了，后来，组织上派了朱华清和王元贵一道，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把他们找回来。同时，我也向他们解释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嘛，怕什么呢？”当时主要由于游击队的领导成员向他们做了宣传和政治工作，他们也就放心了，才把手下30多人带了过来接受了在木厂的整编。游击队统一编成三个大队，第一大队负责人梁亚伯，第二大队负责人李石坚；第三大队负责人杨登高。游击队军事负责人王逸涛；政治负责人张友德，我随杨登高部队，担任联络。游击队给杨登高补充了一些汉阳造的步机和六挺机枪。机枪因缺弹药无法使用，交给杨登高负责掩埋起来。
整编后约六七天光景，川军大队人马来木厂“围剿”我们。杨登高大队捉住了川军两个先头部队办伙食人员，就首先进行审问。
“你们调来多少人马？”杨登高问。
“一团人。”两个川军颤抖抖地回答。
杨登高听到“一团人”心里就有点畏怯，就给我提议说：“干脆把两个龟儿子杀了算了。”
“不能杀！”我说，“把两个人赶快交游击队司令部。”
杨登高骇怕了，就悄悄地背着司令部把所率第三大队化整为零。杨登高两兄弟加上我，另外还有3个兵，6个人一组，除我手无寸铁外其余人都配双枪，一长一短，游动。
游击队就只剩两个大队，在木厂同川军遭遇激战。这一仗打下来，第二大队负责人梁亚伯同志英勇牺牲了，另外还死去十多名同志。
这一仗是怎么个打法，为什么没打好，我因没有参加，具体情况就不清楚。后来了解，川军从泸州开拔来叙永，确实来的是一个团，进山“围剿”实际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打仗前，游击队预先布置的计划是：杨登高所率的第三大队扼守大坳口一带；第一、第二大队扼守兴安岭、戴家弯一带。头一天，川军以一个连的兵力从戴家弯冲上来，被游击队打垮了一个排，缴获了敌人30多带子弹，大家士气高涨，群情振奋。第二天，杨登高不敢参战，悄悄地把部队分散撤走，大坳口一带无兵力扼守，敌人的两连人乘机从这处空隙偷袭上来，把兴安岭包围，打了整整一天，游击队牺牲很大，支撑不住，乘天黑才把部队突围撤走。
这次战斗以后，我心里感到很难过，很感到对不起组织，对不起死去的同志们。
“我要回游击队去。”我对杨登高说。
杨登高也觉得我在他的队里是个多余的包袱和拖累，巴不得我走。说：“要回去也可以，我还是派个人送你回去吧。”
杨登高派了一个大汉和我一道，临走前，他给大汉作了交代说：“你带他走马六塘去找游击队。”我们到了马六塘一问，才听说游击队走南六县方向去了。我们两人匆匆忙忙，一路跑跑追追，天黑了，追到一座大山才碰上游击队的后卫部队。正好在后卫部队里碰上了王元贵，他们才弄了一顿饭给我们吃，不然，我们真要饿瘪了。当晚就住宿在后卫部队里。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天亮，我的双脚肿得跟发泡的泡粑一样，痛得动弹不得。走是肯定不行了。王元贵赶忙与送我来的大汉商量说：“你把饶书麟送到坡下的那间草房内休息，房主我认识。”王元贵当时写了一张条子要我交给房主吴洪顺，条子上说明请吴洪顺好好照顾我的病。
大汉把我背到吴洪顺家，吴大爷专门找了些草药给我煨水吃，又找药给我的肿脚洗、包扎。治疗了十一二天，脚肿虽是消了，就是走不得，我心里很着急。吴大爷说：“你瘫痪了。”又说，“现在保甲‘清乡’严紧，为了安全，是不是找几个人把你抬回黄坭去。”
我心里想：反正不瘫已经瘫了，现在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抬回家就抬回家吧，免得在外面连累别人，于是我说：“行。”
吴洪顺请了四个农民连抬带背，在路上歇了两夜，送我回到黄坭家里。
回到家里的第三天，正逢赶黄坭场，两河团防局局长杨济安听说我从游击队回到家里，派了几名团丁到我家里指名要我。小队长赵登舟进来说：“饶书麟，你起来！局长找你去谈话！”
“我瘫痪在床，”我说，“叫我咋个起来嘛！”
“起不来？叫人背！”于是赵登舟就叫人来把我从床上拖起背上，背到黄坭场背后的大消洞将我关起。
关了一个月，杨济安又叫人用背盐巴用的板凳儿上一块板子把我背上，押送进城。在两河口歇了一夜。第二天从两河动身，在两河渡口上船时，我正坐在板凳儿上，恰巧看见朱华清正从船上下来刚要上岸，朱华清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赶忙抢着这个时机对朱华清咳了一声，想以此来对朱华清递个点子说：“我已挨了，你要注意啊！”朱华清也似乎明白了这声特殊的“咳嗽”，赶忙埋着头就向两河方向走了。
我被关进了县城大监，直到国共合作，全国释放政治犯时，“清共委员会”的副主任郑雨声审问我：
“你是什么人？”
“我是学生。”
“你为什么要替共产党工作？”
“我好奇，贪玩，只给他们送送信。”
“你是不是红军？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就站在〔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一块干！”
我假装糊涂地说：“我不清楚什么是红军，什么是共产党，我确实是个学生，好奇跟着玩。”
郑雨生见我是个瘫痪病人，看样子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又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要我取保释放。
我有一个姐夫叫易连武，与县法警耍得好，就找人与县法警取得联系，由姐夫出面取保释放回家。
瘫痪病后来请人医好了，但我的“心病”却无法医治，从此与党失去联系，时时隐痛在心。
一个人失去组织，孤苦伶仃，象〔像〕离群的孤雁，似断线的风筝，四处漂〔飘〕荡。最后才在两河镇糕点铺肖子厚家当学徒。我订了一份《新华日报》，从报上听到了党的“全民抗战，一致对外”的声音。党在召唤我找机会为党工作，我不能这样沉沦下去。于是我就在城里应考“县训所”。考上后受训两个月毕业，被分配在黄坭乡第九保田坝头当保长。任职期间，突出的政绩是组织农民修大道方便山区交通和创办国民学校，培养和提高山区农民子弟的文化知识水平。
县里派树坪大绅士易子宣监视我。一天他责问我：“饶书麟——饶保长！王特派员（逸涛）叫我问你，谁教你办的国民学校？”
“办学校是为中国培养人材〔才〕！”我听对方话外有音，愤愤地回答说，“只要〔有〕你认得字，穷人就认不得字！我办学校关你何相干！”
这一骂把易子宣整冒火了，他就把我学校的挂牌给取走了。
第三天黄坭赶场，碰上王逸涛。他走上来一开口就问：“饶书麟，谁叫你办学校？”
“我打了报告，乡公所有指令。”我一边说，一边把早准备好的指令递给王逸涛，“你看嘛！”
“谁教书？”王逸涛问我。
“陈朝开教。”
“你的事情多，你不要教书。”
王逸涛最怕我教书，怕我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不久，就把我调到十二保邵家沟当保长。在十二保是叫杨兴成监视我。杨兴成是我的表兄弟，一天对我说：饶保头！你干得好哦！王特派员很‘看得起’你哟！人家叫我好好‘关照’你唷！”
我说：“看得起就好罗〔啰〕！修大路、办学校总是好事啊。”
我又在十二保组织农民修路、办学。偶有机会就向学生宣传党的政策和灌输革命思想。不久又把我调到十三保，叫杨进贤监视我。我在十三保仍然坚持组织农民修路、办学，还组织农民在五龙山寺庙掀菩萨、破迷信。
一天黄坭街上赶场，一位叫马登云的少数民族家里死了一头猪，拿了40斤瘟猪肉到黄坭街上卖，税收员要马登云上税，马登云哭着说：“我猪死了，卖点肉来卖〔买〕一条小猪喂，家里大人娃儿光着屁股，连锅盖都揭不开，我那〔哪〕有钱来上税？”收税员不耐烦，仗势欺人，“啪！啪！啪！”就给马登云几耳光。马登云挨了打，哭着走了，我在路上正好碰上哭着来的马登云，问明白挨打的情况后，我说：“你哭个球！跟我来！”我俩一边走，我一边给他打气说：“你不要怕！有我仗胆子！你格〔各〕自去打还！”马登云见我给他撑腰，走到税收员打牌桌前，不问三七二十一，当胸就给他两拳。大家见我是“后台”都只劝架了事。我也知道税收员不会善罢甘休，恐防他上告，就采取了先法〔发〕制人的手段以攻为守。
何本初县长出巡来黄坭，我叫马登云抢先去喊冤。马登云说：“我怕。”我打气说：
“不怕！有我。”马登云真的就去拉着何本初喊：
“大老爷冤枉！替我伸冤！”
“什么事？”何本初问。
马登云叙述了卖猪肉被税收员毒打经过。何本初说：“杀猪要上屠宰税，有何冤枉？”
我看事情不妙，赶忙抢前一五一十把马登云的穷苦情形叙诉一番，何本初也想来露一下“与民伸〔申〕冤”的“青天”风度，吼问：“税收员是谁？”我说：“叫杨坦军。”何本初喊：“给我抓来关起！”这次“喊冤”基本了结。晚上，经王元德、朱华元等人与何本初说情，何本初改判罚杨坦军30张书桌交学校；赔两件衣服给马登云的孩子穿。这场“官司”马登云才打赢了。但是大家知道我是幕后策划人，都想找机会整我。
他们整我的机会终于来了，在征壮丁时，就乘机给我管辖的十三保派了28名兵额，其他保只派了几名兵额。我坚决抵制不征。我说：“干脆！我这个保长去抵壮丁去！”不久，王元德到十三保叫我把保长手续移交给杨进贤，把我带回乡公所关押后再送进叙永监狱。一天，法院法官审问我：
“你为啥擅自违抗役政，拒绝征兵？”
我反问：“我几时违抗役政？各保征兵名额悬殊太大，我征不到！”法官说，“那我们调查后再说。”
就这样把我关了三四个月后才又提我复审说：“他们整错了，要十三保征兵8名，填成了28名。”我哭笑不得，法官也明知冤枉，但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谁敢为你伸〔申〕冤？只好不了了之。
杨济安后来接任黄坭乡乡长，指名要我去当乡队副。他们为什么点着要我？说是我修路、办学校搞得好。后来杨济安站出来说：“你是王逸涛特派员亲自点名安排在泥黄〔黄坭〕乡当乡队副的，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只好就任黄坭乡乡队副了。
上任不久，我就悄悄释放了壮丁杨成富。
1942年，我、王逸涛、杨济安（乡长）、朱华元（副乡长）等在乡公所闲聊时，朱华元问王逸涛：“特派员，你是咋个从游击队过来的呢？”王逸涛回答说：“饶书麟就晓得嘛，说起来就话长。当时我叫饶书麟进城去接安硕甫，她不愿来黄坭山中，他爹安相清在城里有钱有势，有名望，咋个肯来山区吃苦？她当然不来。不久城里就把她抓捕了，为了防备游击队劫就把她送进泸州第三监狱。我岳父先找县长先智渊，先智渊也无法。岳父就跑到成都去找李铁夫，李铁夫赶忙去找刚来成都的张群商量，最后采取把我招抚的办法，先填好委任状委我为‘川南招抚特派员’并交给岳父带回来。到了泸州，专员裴刚把安硕甫从狱中提出来进行教化，由裴刚、安硕甫各写一信带来给我。原来我得到安硕甫的信都交给组织看，这次来信，我没有交。游击队原来研究准备到分水休息两天，我估计在休息期间要追查安硕甫的来信和内容。到分水后，我借口把兄弟王元德喊出，‘找马去！’就这样离开了游击队跑出来了。”
王逸涛把话说完，大家就伙起打牌去了。
后来我从黄坭乡率领三个分队100多人到泸州蓝田坝修飞机场转来，王逸涛听别人反映说，我和党组织“又有了联系”。一天，我在乡公所的隔壁一间屋里听见副乡长朱华元与王逸涛、王元德等共同商量要把我抓来关起并伪造一份“枪毙表”把我杀了，假称是我在路上逃跑，殴打押送人员被击毙。他们一伙真狠心歹毒！
为了躲避杀害，我就逃跑到云南威信，经好友鲁传江介绍在县田粮处军事科当科员。
我借用在县政府军事科的身份为四川到云南做小生意的人组织“旅威同乡会”，私放壮丁，临解放将威信境内有关敌人的军事部署写成书面材料送交驻叙永大坝的解放军部队……
自我脱离党的怀抱，能够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有益工作是我平生的志愿，也使我的心里得到宽慰。
饶书麟口述
吴永栋记录整理
1982年12月27日
（录自中共叙永县委党史办编纂《叙永县党史资料》第3期，1983年印行，第22~34页）
我是叙永黄坭嘴街上人。1930年我在黄坭读私塾，适逢王逸涛回到黄坭老家土地坪，兴办了一所“国民学校”，对黄坭地方孩子入学实行免费。党组织派遣陈秀良（党员）担任教师，我在陈老师的影响下，1932年经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继而成立了黄坭嘴共青团支部，我担任支部书记，开展党的工作。
1934年8月13日，王逸涛其弟王元德（叙永团练局局长）前来报告，说泸州党出了叛徒告密，敌人来到叙永城里抓人，点名要抓捕地下党人王逸涛。王逸涛听后大吃一惊，连夜将身边的几个人拉上山，在狮子营打游击，随身带有步枪二支，马刀两把，梭镖两把。
这时王逸涛把我找去，叫我不要回去了，同他们一起在山上打游击。就这样，我同王逸涛、王元德等人在山上联络后寨王子伦、六宝罗海舟，迅速组织起了二三十人的队伍。
罗海舟对王逸涛说：“我们六保紧接云南地界，是两管两不管的地方，好打游击。但是云南高田的那个地方，在陈烈文、陈广文两兄弟的手里‘玩’得有股匪（绿林武装），这股匪由另外两兄弟杨登高、杨永安（齁包）统领，拥有50多条枪，经常住在坟坝（今凤阳）邓家坪，在云南、四川两省边界出没。他〔我〕们想在这一带打游击，长期立住脚，就必须与他们取得联系把这支队伍搞过来，不然我们的力量很单薄，无疑是个大威胁。”
王逸涛把我喊去商量这个问题，他说：“你想嘛，我们在山上打游击，团防局长杨济安、队长廖长发，经常带领团丁对我们进行‘搜剿’，威胁很大，如果再不把杨登高弟兄这支绿林武装联系好，我们将腹背受敌，对我极为不利。请你来就是要你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罗海舟微微沉默，手抚着牙巴思考着。
王逸涛接着说：“老罗，听说高田有个三秀才的名叫陈鸿彦，他是陈烈文、陈广文两兄弟的啥子人？”
罗海舟回答说：“你问陈烈文、陈广文么？他是陈鸿彦的两个儿子。”
王逸涛胸有成竹地说：“对了，经你这么讲，我心中就有底了，三秀才陈鸿彦是饶书麟的祖父饶开先拔员的学生，大家理论起来，饶书麟与陈烈文、陈广文弟兄有世交关系。联系陈烈文兄弟的任务就交给饶书麟去完成。”
为了党的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会见时所要带的礼物，由王逸涛派人到两河口街上去买。这时候组织上考虑到王逸涛已经拉游击队上山，为了保证王逸涛住在叙永城里的妻子安硕甫的安全，团支部决定派我到城里把安接上山来，我遂前往叙永，安不愿上山，苦劝无益，我即回来。
刚到黄坭，就上云南。我和黄子伦一道带了6斤河烟，4封两河口桃片糕，先走到杨登高兄弟处，送了两斤河烟一瓶止咳丸。止咳丸是王特意送给杨永安的，因杨永安有哮喘病。
我对杨登高说：“我是黄坭嘴来的，我叫饶书麟，我想通过你去会见陈烈文、陈广文世叔。”
杨登高了解到我与陈家兄弟有世交关系，便满口应承说：“可以，可以，那就这样安排吧。黄子伦留在这里休息，我派人护送你过去。”
杨登高派了两个家丁，带了武器，走了十多华里路的光景，把我送到高田陈烈文家。陈家是住在一个寨子里，有寨门、碉楼，还有20多个家丁，有长短枪配备。
我们到寨门口，护送我的人便和寨内陈的家丁搭上了话头：“这里有个叫饶书麟的，黄坭嘴人，你们家陈大老爷的世交晚辈，杨登高大叔派我们护送他来，特意会见你们老大爷，请前去通报一声。”
不久，寨门打开把我们接了进去，走进室内，只见陈烈文正横躺在铺上烧大烟呢。
我连忙喊：“世叔，您老人家好？”
“你是哪里来的？”陈烈文听见喊声，慢条斯理地坐起来问，“你咋个喊我世叔？”我连忙回答说：“我的祖父饶开先是清朝拔贡，在黄坭嘴开馆教学，你父亲三秀才陈鸿彦是我祖父的学生，我们几辈人的世交之谊难忘。这次我特意来看望世叔。”
陈烈文听我说完后不住地点头。
我赶忙把带来的河烟和桃片糕分成两份，递了过去说：“这一份是孝敬陈广文世叔的，这一份是孝敬你老人家的。”
陈烈文接受礼物后，高兴地说：“你广文世叔不在这里，等我派人去把他找来陪你一起耍几天。”
第二天陈广文果然来了，经陈烈文介绍后，我就把带来的礼物送给他，陈广文一边接东西，一边不停地看着我。
吃过午饭后，陈氏兄弟就约我打点点牌，我有点迟疑，怎么敢上桌呢。陈广文觉察到我的犹豫，随手就在身上一摸，抓了一大把硬币出来往桌上一放，说：“来、来、来，你尽管打嘛，打输了又不要你赔钱。”
一边说一边把我拉上牌桌。
我考虑到这是一个很好的联络机会，就坐上桌子打了起来。到了夜里十二点光景，大家就休息了，喝酒、摆谈。其间，陈烈文突然问我：“黄坭嘴土地坪有个王辉，原来是清朝的禀〔廩〕生，也是你祖父饶开先的学生，王辉与我父亲的关系最好，不知他家现在有后人没有。”
“咋个没有呢？”我说，“王逸涛就是王辉的亲生孙子。”
陈氏兄弟吃了一惊。陈广文说：“我们接到杨登高的报告，就说四川边上来了二十多个人，有几支枪，头头就是王逸涛。”
我见机会来了，赶忙乘机搭口编上几句说：“王逸涛原来在叙永二小教书，听说因上体育课失手打死一名学生，经校方多次解释不行，家长要赔人命，王逸涛只好逃出来避难。据说王逸涛拖人出来打游击，手下的人公买公卖，不骚扰百姓，很得老百姓的拥护。”
我见陈烈文、陈广文听得津津有味，便继续说：“王逸涛拖人来到川滇边界上，怕与你们发生误会，我是王逸涛的学生，王特意要我来与两位世叔联系，万望方便。”
“哦，”陈广文一声长叹说，“原来是这样啊！开初，我对你的到来很感到可疑。现在心中这块石头算是落下来了。既然是王逸涛派你来的，我们都不是外人，那就等我兄弟上联商量再说，今天就谈到这里，个〔各〕人都去睡觉吧。”
第二天中午，吃完了午饭，我再三告辞要走，陈烈文对我说：“不要走，我老人在世时经常提起挂念饶家，现在你既然来了，就要好好的〔地〕多耍几天，关于联络的问题，我已经写信给杨登高带去了，叫杨直接与王逸涛联系。今后有事打招呼，不要发生误会，我还叫杨登高拿一支步枪去送王逸涛，你尽管放心大胆耍好了。”
既然我的联络任务已经完成，陈烈文兄弟又热情款留，就安心住了下来，耍了三天，整天打牌。身子虽然在陈家寨子里头，可心里老是惦记着游击队的事。
在第五天早上，陈广文要走，我遂把牌桌上的银钱全部退还了他，顺便向他兄弟俩告辞，决心动身回到黄坭。
“既然你执意要回去，”陈烈文说，“我也不再挽留了。你要回去交差，我写信给杨登高，叫他沿途好好保护你的安全，其他的事你就放心好了。”
我从陈家寨子告辞出来，陈氏兄弟派了两名家丁护送我到杨登高处，杨登高不在家，陈烈文写来的信交与〔予〕杨永安手头。杨说：“头一次陈老太爷写来的条子上交待的事情，我已经照办了，枪也送了，你联络的事情我已经给王逸涛讲了，你就放心在我这里休息几天吧。”
听杨永安这么一说，我心里想：团防局长廖长发经常率人马“围剿”搜山，对我们游击队的生存威胁很大。这次何不乘杨永安兄弟挽留我耍的机会，拉上关系，请他们派队伍共同收拾一下廖长发。于是，我就满口答应留下来。
不久，杨登高回来了，我们在喝酒闲谈时，我说：“王逸涛经常提到廖长发率领的团队搜山是个麻烦，这对你们和我们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我来的时候，王逸涛曾经要和你的兄弟商量，必要时，我们两家联合起来收拾廖长发这伙龟儿子。”
我又补上一句说：“王逸涛正要找个机会拜望拜望你俩兄弟。”
杨登高说：“可以嘛，你回去好好和王逸涛研究联络时间、地点，要多少人马，商量好后通知我们，我们立刻就来。”
第二天我即告辞，杨登高随即派了两个枪法好的家丁护送我出境。我们一行三人走到云南境内的坳口，刚到一座山神庙背后，发现廖长发率领的搜山团队正向我们逼来，要撤退和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我急忙叫两个家丁快进庙做好准备。
我们把神庙大门关紧，用杠抵好后，两个家丁个〔各〕人掩蔽在一根大柱后面。我手无寸铁就蹬〔蹲〕在神龛下面，惊惶地望着窗外。这是〔时〕心里紧张极了，像有只蛤蟆在心里乱跳。突然窗户上出现了一个团丁，他的眼睛正向庙内窥望，其他团丁陆陆续续地包围拢来。隐约又见一个提短枪的走来。庙内两名家丁早已短枪瞄准，准备好随时射击。这时，我突然一声喊“打”，“砰、砰”两声枪响，只听见门外“唉哟”一声，紧接着“噗”的一下，像有是〔什〕么东西倒在地上。围住庙门的团丁，像一群惊慌了的野狗，私下逃窜散开躲藏。我们乘敌人慌乱之际，从庙的后门撤出进入山林，抄一条羊肠小道跑回了杨登高的防区，讲述了当天的遇险经过。
第二天杨登高又派二人把我送回去，我回到游击队，简单地汇报了联络和遇险经过。有人吃惊地说：“啊！昨天在山神庙是遇上你们吗？人家廖长发的团丁回去报告说，是遭到游击队的埋伏，打了两枪，一枪一个，把队长廖长发打死了，还打伤了一个团丁。”
我高兴地笑起来说：“这是廖长发恶贯满盈、罪有应得的嘛。”
后来我在杨登高处碰到那两个家丁，我把廖长发被打死的事告诉他们。
他们说：“那天要是你不喊打，我们还真不敢动手，又怕误会打着。”
就从那次把廖长发打死后，团丁们再也不敢随便搜山了。
不久，经我和杨登高兄弟联系好后，就在云南边界一处名叫石门坎的地方，我带领王逸涛、王元富、陈德明等十多个人，并带着三支步枪、三支短枪去与杨登高兄弟们见面，杨也带来十多个人。当他们看见我们来了，就一个个不动声色地分散到各自的位置上。这是提高警惕，以防不测。
杨登高、杨永安兄弟同王逸涛见面后，王逸涛又特意送了杨永安一瓶止咳丸，大家热情寒暄一番。
王逸涛对杨登高说：“今后我们双方不要发生误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杨登高兄弟没再说什么，到了晌午，大家吃一顿饭，就各自把人带走了。游击队回住万家沟、谢家沟、木厂等地。
1935年，大年初一那天，中央红军红三军团来了，王逸涛、张友德、朱华清、李石坚率总队在五龙山的四合榜张玉衡家会见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军部队发给游击队一些步枪和弹药，另外还有6挺重机枪。
杨登高看见红军大部队来了，一时心里有点害怕，以至把队伍拉起来跑了。后来，组织上派了朱华清、王元德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把他们找回来。同时，我也向他们解释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嘛，怕什么呢。”
当时由于游击队的领导向他们做了宣传和政治工作，他们也就放心了，才把手下三十多人带了过来接受了在木厂的整编，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编成三个大队，第一大队负责人梁伯亚，第二大队负责人李石坚，第三大队负责人杨登高，游击队军事负责人王逸涛，政治负责人张友德。我随杨登高部队，担任联络，后任指导员，游击队给杨补充了一些汉阳造的步枪和六挺机枪，机枪因缺弹药无法使用，交给杨登高负责掩埋起来。
紧接着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留下了一支部队，由徐策、余泽鸿、戴元怀等同志带领前来与王逸涛组织的游击队合编，成立川南游击纵队，部队又进行整编，由徐策任政委，王逸涛任司令员，开展川滇黔边区游击战争。
整编后六七天时间，川军大队人马来木厂“围剿”，杨登高大队捉住了川军两个先头部队的伙食担子，首先进行审问。
杨登高问：“你们调来多少人马？”
“一团人。”两个川军战战兢兢地回答。
杨登高听到说“一团人”，心里头就有点畏惧，给我提议说：“干脆把这两个龟儿子杀掉算了。”
我说：“不能杀，赶快送交游击纵队司令部去。”
杨登高害怕了，悄悄地背着司令部把所率的三大队化整为零，杨登高两兄弟加上我，另外还有三个队员，六个人一组，除我手无寸铁外，其余五个人都配双枪，一长一短，分片把守，注意事态的发展。
游击队在木厂梁子同川军遭遇激战了一天，大队负责人梁伯亚英勇牺牲了，另外还死了十多名队员。
这一仗是怎么个打法？后来了解，川军从泸州开拔来到叙永，确实来了一个团，进山“围剿”时实际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打仗前，游击队预先布置的计划是：杨登高率的第三大队扼守大坳口一带，第一、二大队扼守兴安岭、戴家湾一带，头一天，川军以一个连的兵力从戴家湾冲上来，被游击队打垮一个排。缴获了敌人几支枪和三十多带子弹，大家士气高涨，群情振奋。第二天杨登高守大坳口，由于敌人上来多，守不住，他就悄悄把部队分散撤走，敌人两个连乘机从这里冲上来，把兴安岭包围，打了整整一天，游击队牺牲很大，支撑不住，乘天黑才把部队撤走。
这次战斗以后，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感到对不起组织，对不起死去的战友。我就对杨登高说，我要回游击队司令部去。杨登高也觉得我在他的队伍里面是个多余的包袱和累赘，巴不得我走，便说：“要回去也可以，我还派人送你回去吧。”
我就这样离开了杨登高的队伍急忙去追赶部队，后因脚伤，离开游击队，回到了黄坭嘴老家，后来在敌军“围剿”中，我又遭逮捕和监禁，继而脱离了组织。从此我就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前曾在威信县罗布坳教学，也曾多次谈起叙永游击队与高田陈烈文、陈广文及其杨登高队伍的联系。
后来听说，杨登高队伍一直坚持到1937年初，当游击队被三省敌军“围剿”失利之后，杨登高的队伍也遭滇军安旅马营长率队“围剿”于坟坝擦耳岩，双方打得很激烈，结果杨登高队伍被滇军打垮，损失惨重，杨将两支快枪送交高田陈烈文处，便率队到天蓬寨杨银川那里，从此，杨登高的队伍再不复存在了。据说，高田陈烈文、陈广文两兄弟，因与共产党武装组织有牵连，因而也被滇军、中央军多次“围剿”，但是最终还是保存了下来，直到解放。
这便是我亲身经历的边区武装斗争中一件难忘的事，作此回忆，供参考。
饶书麟口述
雷凡整理
（录自云南威信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编《威信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98年印行，第21页）
我叫严永明，又名严兆华，曾用名何光奎，家居叙永县两河镇。
1931年在城内二高小读书。
东北沧〔沦〕陷后，我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至为痛恨。
我的表母舅李石坚，虽系地主家庭出身，却是长期在外搞革命工作，偶尔返家都是深夜潜回。
在我读书期间，李石坚经常悄悄地将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人主办的进步刊物和著作如《创造月刊》《少年漂泊者》《女神》等作品给我阅读。这些书刊对我思想启发很大。
1933年春，我升入永属联中。在读书期间，校长罗彬和训育主任苏明瞻，他们在下晚自习后常常悄悄地约我去“谈话”。在摆谈当中常涉及国民党腐败无能，唯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等等内容，向我灌输进步思想，激发我的革命热情。在他们的熏陶下，我渐渐地靠拢党，开始有了革命要求。
经过李石坚同志的多次教育和考查，认为我入党条件基本成熟，才通知我在叙永扬武坊一间比较冷僻的茶馆内（茶馆的门面上注有“文清阁”笔墨铺），由李石坚给我介绍了李祝秋同志，我们认识后，李祝秋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
我当时还是个学生，还谈不出许多革命道理，更谈不上有什么阶级觉悟，但对党我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我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我们不能甘当亡国奴！要拯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通过谈话，李祝秋认为我对党有一定的认识。经李石坚、李祝秋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1933年3月的一天。
随后，李祝秋和李石坚他们就布置我在学校同学当中进行革命宣传，以唤起学生的革命觉悟，并规定每个星期天在茶馆内碰头汇报情况和接受指示。
1933年秋，校长罗彬、训育主任苏明瞻先后被撤掉，分别为李幼章、许孝和代替，在学校我失去了“保护人”。当年8月，校方以“言行不轨”的罪名，将我开除学籍，驱逐返家。1934年秋，听说李祝秋被叛徒出卖被捕。事未隔半月，县政府突然在两河我家中将我逮捕。县政府虽然抓捕了我，但我坚信敌人手中没有我多少证据。
我被捕时尚年轻，刚满18岁，政府没有把我与政治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分开拘押在县政府候案室里待审。
一天夜里，县长岑炯昌派人来把我叫到他的寝室内，一跨进屋就看见我亲爹（姐夫刘天民之父）刘三俊（原是护国军军医）与岑炯昌一起横卧在床上抽鸦片烟。岑炯昌见我进屋，便慢条斯理，口吐烟圈，头也不抬地问我：“你来了吗？”
“我来了，县长。”我回答说。
“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
“你搞过些什么活动呢？”
“我是个学生，在茶馆里只是同李祝秋喝过茶，听过一些宣传，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也不给我说。”
“你年轻！”岑炯昌用手拐支撑着床铺坐起来，用手中捏着的烟枪指指点点地对着我说，“不要被敌人引入歧途。这次是由你亲爹取保，不予追究。下次再犯，定要严办！你去吧。”
事隔两天，我被交保释放。
我返家后，10月初曹家骥又来我家中与我接上关系。他说：“党已在黄坭嘴山区组织了游击队，今后就由你在两河场上负责通讯联络工作。”
“通讯联络究竟干些什么工作？”我问。
“往来信件的周转以及关照经过两河场上的同志的安全、掩护等任务。”他说。
接受组织任务后，果然不久，就有一个姓焦的农民从游击队来，乘赶场天到我家里周转信件。后来才知道，这位姓焦的农民就是王逸涛的同母异父兄弟。城里常送信来的是邱国全，梁亚伯同志由县城经两河到游击队时也来我家中探明情况、取得联系才走的。
有次李石坚对我说：“这两河街上有个摆盐巴摊子的人，名字叫刘复初。如果他有事找着你，你就接待他，是我们的同志。”
我有意到两河街上转了几转，看了看刘复初和他摆的盐摊，但我们没有联系。刘复初摆了几场盐摊就走了。
当年冬月，后山乡曾德富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到我家中摆谈，主动要求参加革命，要求参加游击队。我同他一道到黄坭嘴饶书麟家，饶书麟不在家，我们就径直去找游击队，也到王逸涛家的寨子去找过，都未找到，经海坝返回。我向曾德富说：“找不到游击队不要紧，以后有机会再找。”我给他建议：“目前，可先返回家在农民中进行宣传，也同样是为革命工作，找游击队的事以后再联系。”
腊月中旬，我到后山乡借口看姐夫韦富章。韦富章是后山乡乡长，在乡公所会到小学时的同学项斌，项斌是乡公所乡队长。他的手下有十多人，有十几条枪。项斌在摆谈中流露出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对社会上的贪官污吏看不惯。他知道我与共产党有往来，一再向我表示要把乡公所的人和枪拉上山去参加游击队，我耐心地给项斌说：“等一下，不要着急，联系好再行动。”
1935年2月初（旧历年除夕），曹家骥来家里通知我说：“长征的红军今天就要到了，我们要开展游击活动。”并针对我想参加红军离开本地的思想补了一句说：
“你要安心留在地方工作。”
此次联系后，就不知道曹家骥调到哪里去了。
当年3月，来了一位叫朱华清的同志与我接上关系。
“曹家骥同志已经调走了。”朱华清说，“以后的工作和我联系。今后，我们在赶场天会面，半个月一次碰头，如果临时有急事，你就到牌坊口场里来找我。”
随后又会到周守如同志。周守如同志系遵义人，以编篾货作掩护。赶场天我们常在场上会晤。朱华清同周守如住在牌坊口对岸山腰上农民杨炳成家里，我也常去杨家找他们汇报情况。在杨炳成家还经常碰到一位从金鹅池方面来的姓赵（即郝谦同志的化名）的领导同志。
红军长征路过叙永不久，大约3月底，曾德富来说：“项斌已经把人拉上大安山啦！”
我把曾德富带起到杨炳成家找到朱华清和周守如，汇报了项斌上山的情况。朱华清说：“项斌拉人马上大安山，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我们要去会项斌，同时也顺便到大安山去做匪运工作。对于大安山，后山的农运工作我们也要开展。”
过了几天，我同朱华清、曾德富等人就从两河、大头关、六角堡插进大安山森林，找着项斌。又通过项斌先后与另外两股土匪头头牟国云与王国全取得联系。朱华清与他们见面，分别进行教育，讲政治、讲统一战线、讲参加游击队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为穷人翻身打天下的道理。并给他们指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项斌、牟国云、王国全等在朱华清同志的影响下受到启发，有了觉悟，决心跟随共产党干革命。不幸的是，就在同年3月内，项斌率领武装，在海坝一处名叫“落夫”的地方，遭古蔺县骆国湘率领的反动团队包围，项斌英勇抵抗，因孤立无援，壮烈牺牲。这使我们的原计划遭受到重大挫折。以后，牟国云、王国全两部也先后被叛徒王逸涛率军击溃。
组织上另外交给我的任务是在两河镇街上秘密收购白军士兵偷售的零星弹药。当时，白军士兵进山“围剿”红军游击队，本来只打了三发子弹，回来谎称打了十发，赚下七发拿到街上悄悄地托人出售赚钱，有时约四个毫子买五颗（一夹）子弹。我通过同情革命的民团队长叶津门，介绍他同朱华清、周守如认识后，经过宣传教育，由他出面设法收购弹药，使买子弹“合法化”。我们买到的弹药送到杨炳成家，再由杨炳成转送到游击队。
1935年8月28日午前，两河镇上人声鼎沸，纷纷相传说：“红军游击队司令王逸涛路过两河镇叛变投降了。”我听到这消息非常吃惊，心情十分沉重、紧张，我以急速的步伐，立即赶到牌坊口找到周守如、朱华清汇报这一清〔情〕况。我们三人假意洗澡脱了衣服跳下河去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朱华清说道：“王逸涛叛变投敌对我们来说并非意料之外的事，他在两个月前，借找马为名，逃离部队的消息，我们早知道了，我们没有在同志中间传达，为什么？因为王逸涛是当地人，组织上考虑多给他一点时间，一是争取他，教育挽救他归队；二是怕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动摇。”朱华清停了一下继续说，“现在问题明白了也好，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嘛，让王逸涛的叛徒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群众看清楚。”
就在我们谈得正热烈的时候，突然听到河岸上从牌坊口传来了“砰！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随即听到岸上有人大吼：“不准动！”由于河的两岸树丛密，互相难以清楚看见，我们立即从河中爬起，抱着衣服跑入岸上的树丛中，穿好衣服，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朱华清对我说：“你顺着河从下游走，从浅水滩处涉水过去，假装从城里返回两河的样子，到牌坊口探明一下情况，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按照朱华清同志的安排，刚走到牌坊口就看见陈瘸子等人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里。因区公所就在我家隔壁，他们平时都认识我，而且经常在我家里装烟吃茶，虽然认识，但都不知道我的政治身份。不知咋的，这回陈瘸子一看见我，恶暴暴地端着枪从人丛中挤出来一把抓住我说：
“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四处找你。”
“抓我干什么？”我问，“又没犯法？”
“你不要装猪吃象的！”陈瘸子大吼一声说，“你放明白点，你干的什么事我们都清楚。”陈瘸子接着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确切材料，你在两河街上替游击队搞通讯联络。问你！现在他们几个跑到哪里去了？快说！”
陈瘸子喊：“不说把他抓来捆起！”
这一下，我想：“完了！一定是叛徒王逸涛告的密，不然他们怎么知道哩？”
他们把我五花大绑捆着，我也知道瞒不住了。
我说：“我是在给他们搞通讯联络，但他们是哪些人，我不认识，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叫我说什么？”
这时我仔细一看，游击队伤员方少明也被抓来捆着，开烟馆的吴老头和杨炳成也被抓来捆着，樊大娘也被捆着。后来得知樊大娘是在敌人搜捕时，借口到后面摘瓜菜为名，给朱华清传递了消息，返回屋时被敌人发觉挨抓的。
我们五人被五花大绑押送到两河，当夜遭徐立光刑讯。最惨无人道的是把樊大娘用穿牛鼻子绳捆来吊起，背上背扇石磨，用鸭儿凫水方式，上吊三次，三次都把绳吊断了，樊大娘不求告一声饶。在敌人威逼下她声声咬定：“我是到河边后阳沟摘南瓜来弄饭吃呀！冤枉啊！”
敌人审问她，问不出名堂，第二天只好把樊大娘押送回家，却把我们四人解送县城，关入大监，长期脚镣手铐监禁。
县长先智渊晚上亲自提审我。
“你跟共产党干了些什么？”
“人家把来信放在家里，”我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有人来取信，我只是把信交给人家就行了。”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参加？”
“我不知道。”
“老子毙了你！……”
先智渊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又把我送进监狱。在狱中得知，同时被关押的还有城区的陈泽奎、邱国全；有金鹅池方面的李腾宵、刘季秋，还有龙凤乡乡长任吉西及乡文书赵德祥等人。我一直被关押到1936年7月间才被释放，而释放的条件必须取具三家铺保，保证不再替共产党工作，知道共产党的活动须立即向政府拫〔报〕告。
我出狱后不愿回家，原因是回到家里是住不下去的，要受到监视不说，还要逼你为反动派工作，我当然不愿干，但是组织关系又联络不上，怎么办？事隔不几天，川军田贯武的独立第五旅第十一团团长谢从文要招募30名学兵成立一个教育连，我立即报名应征，并改名为“永明”喻永远明白的意思。
这样，我就脱离了党，脱离了两河区委领导下的革命工作，从此，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摸索着，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难而辛酸的岁月……
严永明回忆
吴永挺整理
1982年11月15日
（录自中共叙永县委党史办1983年编纂《叙永县党史资料·第3期》，第17~21页）
甲戌年（1934年）九月初二，两河盖首山有个苗族杨绍华，跟我们家是亲戚关系，来到我们后山，他告诉我，他也参加了共产党。他还说我们是苗族，是干人，就要起来革命，这回我们穷人要翻身了。他来这里，主要是要我们给他组织一班人的队伍。他说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走了以后，我就在我们后山暗地串联了一帮人，我来联系的有古在明、陶少武、陶正兴、陶正高、陶少云、杨飞南、曾术云（汉族，马路塘人）。
到了乙亥年（1935年）正月二十二那天，杨绍华带着一个红军指导员来到我这里。这个指导员姓王，江西人。杨说，你参加的共产党来了啊，你们没有枪，我给你，现在就给你一支。当场他就把他带在身上的一支短枪拿给我，并且说，你先拿去保护你身子，以后我们给你送枪来，你们能去发展。这时他说：“你串联的人呢？把名单交给我。”我当场把名单交给了他，他说由我任小队长，古在明当文书。
正月二十八的那天，我们听说木厂梁子那边打仗，我带几个人去到马路塘坳口，就遇着了三个背枪的人，一个是红军，两个是杨绍华的弟兄，说是杨中队长给我们送来的三支枪。收着枪，他们就回去了，我们也就回来了。
二月初四那天，红军游击队来到这里，要我找人带路，到李家沟大埂上，我也派人带路去了。
游击队在大埂上，就安陈福兴一个小队长，叫他在那里组织发展一支游击队，并在大埂上留了五支枪，其中给了我们三支，另两支交给陈福兴。二月十二日，游击队转回来，到了五龙山。这一次我们就派了两个战士进去，去直接参加游击队。
二月十八，陈福兴被张华清的人杀了，陈的兄弟去找司令部，先来到这里，我就给他说司令部在五龙山。他跑到了五龙山找着他们，游击队的人就派了一班人来，抓着了张华清，大队伍就跟着来把张华清杀了。
随后，他们要去大石盘，杨绍华没去着，被赵礼隆的人在天蓬寨截着打，又折回来。这个中队有二三十支枪，有红军的人员12个。我们后山的有两个说要回后山，清水河那个把他们引到清水河，说在瓷塘沟可以躲避。那人跑去清水河团上报告，团防王炳银（保长）、王传云（保队副）带起人去，把这个中队的人家包围着杀了。在天蓬寨，杨又送我们三支枪，总共我们就有九支枪，一支短枪。
在杨绍华和王□□在这里的时候，支持我们来办团，说：“你们就将这些武器拿去办团，我们支持你。”以后，我们就办团。办起团后，国民党政府拉丁派款，我们都不出，他们把我们无法。
我们这里的古成章，是原来团上的，和杜家埂陈正杰，与后房陶家一伙，对抗红军游击队。我们这里的一堂沟，有古在文、古在林、古在朝他们与杨登高有联系，又与古成章有矛盾，那时古成章任乡长（后来任自卫中队长），古在文他们就勾起游击队打古成章。这次古成章刚从后房躲身子回来，差点被游击队的人抓着。在追捕中乱枪打着两个妇女，古红太、杨树成也被打死，是逃跑打死的。
我们组织的一班人中，陶正高、陶少云二人进入游击队，经常取得些联系。他们参加许多次战斗。他们说，经常都在打仗，到处挨敌人打。到了五月十一，打双河后房，游击队打进去。十二日到了分水岭，他们就回来了。他们回来说游击队打后房，没打进去，还打伤了两个红军。后来，王逸涛逃跑了，都去办招抚去了。头儿都去了，我们宁可回头算了。这些都是他们回来说的。
丙子年，杜家埂陈正杰说我通红军，是古成章和陶成发报的。陈把我没办法，就把我舅子杨正满（双河）、干儿曾术方（住大子反）抓来杀了，说他通共，并杀来吓我。
叙述人：古成才
1983年3月27日
（录自云南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53，第21页）
我于1934年秋末冬初，由昆明回到四川的泸县，参加泸县的中心县委常委的工作，中心县委的组织是：
邹风平：书记（邹在全国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四川省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没来前在延安）
郭介波：组织部部长，被捕叛变……
陈继光：秘书长……不明……
□嘉一（又名□清渊）：团委□叙达特区书记（已被清除出党）
杨奇生：当时都叫他何三哥，云南牛街人，1935年在合江五通乡起义，作战牺牲。
梁亚伯：泸县人，1935年在游击区作战牺牲。
侯洪顺：云南牛街人，1938年据说邹风平曾收他到成都来联系过，没来如何，我不知道。
周一戎：云南牛街人，1935年春节请假回家，听说后来在本地和人打“私仇”被人打死了。
泸洪济：云南人，又名泸泽民，当时都叫他泸大哥（似乎曾给过他军科书记的名义，已记不确切），1935年春，在泸县城内被叛徒郭介波出卖，捕去后自首。
在中心县委管辖的组织：隆昌特支（或县委），赤水特区，叙永特区，江宜岩上特区，大渡口支□〔部〕，胡市支部负责或活动。以及参加合江五通乡起义还记得的有：
何天宝：富顺人，曾先后在赤水、隆昌负责，1935年春夏之交在隆昌被捕、叛变、下落不明。
黄汝怀：泸县人，同何天宝一起在隆昌被捕叛变，下落不明。
……
王逸涛：党〔曾〕名汪洋，叙永人，据说他吹嘘他曾在中央苏区工作过，认得朱总司令，1934年底，他任特区游击队长，怕死，游而不击，并几次请求另找工作。中心县委也感到这人不可靠，派梁亚伯去接替他的职务，让他回中心县委检讨，但是梁亚伯刚到，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路过叙永，与游击队碰上了，王逸涛见有机可投，便拒不交待，并欺蒙中央红军（据说是红三军团的部队），压制着梁亚伯和中心县委的指令，由他一手遮天，与中央红军接头。中央红军不明真相，便给了一些人枪，任命他为川南游击队司令。余泽鸿，长宁人，他随红军北上的，因他是本地人，所以把他留下为政委。王逸涛把梁亚伯弄作一个小队队长，后来作战牺牲了。以此王逸涛便不受中心县委领导，并自以为他应领导川南。后来游击队遭受挫折，余泽鸿牺牲。据说王逸涛逃跑出来，向敌人投降叛变。
刘复初，也是叙永方向的人，我未见过。
1967年6月3日
（录自四川省长宁县革委二专案组1969年11月29日关于四川地下党组织活动卷宗，1970年11月23日，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66，第33页）
杨系云，男，汉，现年59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任保长。四川叙永县田中公社云方大队谢家沟的人。1952年劳改，1966年释放回乡生产。曾参加过川南游击队，1944年当保长。以后帮救国军派粮。
1934年底（11月至12月）王逸涛串联了二三十人组织游击队，没有枪，只有马刀梭標〔镖〕等。一个月后又串联杨登高，有20多支枪。隔两月后（即1935年正月初）红军路过黄坭嘴等地，王与红军领导联系从而成立了游击队。听说曾在田中五龙山上，红军拿了四五百支枪，调200多人和病员100多人给王逸涛组织成立了川南游击队。
参加游击队的有黄海周（天沟人，地主，汉，后叛变参加反共救国军，劳改死），黄联祥（田沟人，贫农，管制〔分〕子），杨贵安（田沟人，后叛变参加反共救国军，解放后病死，贫农），黄德全（六方镇，贫农，叛变参加王的反共救国军，1960年病死），黄清云（谢家沟，中农，解放后病死），郑代云（下茶园贫农，1966年病死），李树全（云方三合头贫农，参加反共救国军，劳改死），杨福寿（云方大队核桃坳贫农，打水田寨牺牲），罗海周（游击队分队长，田中六包人，后脱离游击队抢人，被杨登高杀）。
杨登高参加游击队的人有，杨永安、杨云儿、杨老幺、杜怀清、杨明中（长义）、李德清、杨正、李树开、袁绍安（金鹅池下边的人）、谢志花（金鹅池）、黄树清、杨国祥（云南）、李树开、张子开、张刚全、马兴华、王将采等人。
我是1935年正月十二左右，由黄清云串联在后寨参加，当时编入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长杨登高，王逸涛司令，焦树云是王逸涛的队长（王叛变后一起乱事被招，变为土匪，后被敌团队丁营魁于丁丑年打死），三大队付〔副〕姓董，是老红军，一队长姓梁，政治部有个徐策。
游击队有个司令部，下面有一、二、三、五大队，没有四大队。红军有300多人，加上本地400多人。开头在五龙山发枪两三天到后寨，三四天过树坪后来就到木厂梁子打了一仗，此仗打散100多敌军，死伤百数（人），我们牺牲二三十人。王被打散拉到李四沟，三四天才团拢。后来就到华咀沟天蓬寨等处来打仗回来又转回来，我就请假出来了。王逸涛是当年四五月部队开到邓永坪，听说他和他的兄弟带一二十人跑了出来。游击队后来的活动我没有联系，不清楚。
交待人：杨系云
1970年5月5日
（录自调查笔录，杨国民，1970年5月6日，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55，第5页）
被调查人：四川长宁县梅硐泽鸿大队王树三
（注：王树三是梅硐林家大地主的佃户。林家是大地主，有上千〔石〕租，两老，两小，丫头黄素贞，与刘复初有亲戚关系。1934年底刘复初开始组织南六红军游击队，就是在此组织起来的，在当时古宋三官店带去了郭平安、侯明清、印恒甫等人，有3条枪。）
他回忆说：刘复初于甲戌年（1934年）七八月间来我们梅硐。当时刘本人讲他是从上海来的（实际是从成都搞军运来的），与我家来往前后大概有3年时间，第二年正月初一（乙亥年正月初一）刘复初叫我与他到红桥去开会，有杨叔瑞、王少章、杨介中等人，主要谈当时的革命情况，组织武装等问题。继后，邓思明（邓麻子）于第二年正月初七也在我家里来过。刘复初住在我家时，白天在我家，晚上才出去进行活动。
兴文五村蔡绍成也带了三四十个人来梅硐，参与刘复初的活动。
乙亥年四月间来了个周思和（据说是国民党第二十四军掉头过来的一个排长）。
邓思明又名邓楷，是个大麻子，说是毛主席派来的监察员。
乙亥年五月间周思和与刘复初、蔡绍成、邓思明等人产生了矛盾，双方各使武器戒备，差一点开了火，周思和逃跑了，后来就未见此人来过梅硐，听说叛变后到田海方队伍里去了（注：实际在叙永县清共委员会）。
乙亥年冬月间因周思和叛变，我被李云武部队抓去兴文县监狱里关了一个月，王逸涛在兴文亲自审问过我，反又转到长宁关了一个多月，我当时矢口否认，把我没法才放我出来。回家后联保主任周吉辉又弄我到长宁关了11个月，又说我抢过人，通过证实后，才把我放出来。
丁丑年（1937年）二三月间，当时联保主任周吉辉派袁伯春，带起人到碾子坝，开糟房〔槽坊〕的周先和家去把邓思明打死了。邓思明是周少华出卖的，后来徐华久的人兰守先等把周少华打死在兴文县新街街场口上，给邓楷〔凯〕报了仇。
刘复初到我家是通过川全丰的老□林九成的妻子（是刘复初的姑婆）介绍来的，因我是林家的佃户，说我那是〔里〕比较安全，刘复初才到我家去的。
（录自《调查走访长宁县梅硐泽鸿大队王树三：川滇黔游击纵队资料，调查材料之四》。叙永县馆藏中共叙永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档案，全宗号307，目录号1，1976年，案卷号3，第180~183页）
（一）关于刘复初（伏雏）的材料。
我一直未见过刘复初这个人，和这个名字发生联系是在1935年或1936年。周明平〔邹风平〕在云南牛街给我一信，暗示我如何找到中央（当时，我们的暗语称中央为“大伯”），请求中央派人去领导当时的川南游击区的工作，通信联络地点是“云南牛街，斑鸠沟领导邹案代办所转刘伏雏”。
过后，刘伏雏〔刘复初〕又直接寄我一信，内容还是说请求中央派人去领导。我当时知道这个名字是游击队组织的代用名。当时我的通信处是：“上海英界三马四川旅泸同乡会转李群天。”这个通信处是我和周明平〔邹风平〕通信地点，实际上我并未住过同乡会。
当时，因为党中央已不在上海，我无法实现他们的要求。再后一些时间，有时在上海的反动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四川游击区的消息，起初该负责人是余泽鸿，后来便是刘复初。
大都是1936年下半年，成都彭助君（女，当时我都叫她彭伯母，是一个革命同情者，和我很熟，1930年至1932年间我常去他家来住）寄我一信，信内剪附了一小块反动派编的消息，内容大意是说川南游击队已被“消灭”，刘复初已被捕获，其中有句我还记得确切的是“该匪并上海四川同乡会之李群天有关”。
彭助君剪寄这块报纸给我，目的是暗示我警惕，敌人已知道我这个名字了。因此我不再用李群天这个化名，而改为李亚群。这事我记得很清楚。这样就松散我的印象，认为刘复初被捕后一定传出了与通信的关系，不然敌人是（不）会知道我这化名，并知道与刘复初“有关”。1945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看过关于此事的材料。
（二）关于川南游击区的情况。
我知道的是：最初1934年是泸县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叙永辖区，游击队长是王逸涛，表现不好，游而不击，中心县委给他布置的任务他不执行，中心县委决定撤消〔掉〕他，另派梁亚伯去接他的工作，并派曹嘉一为传达中心县委的决定。但是梁、曹到达之前（大约已经1935年初），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经过叙永与游击队碰上了。王逸涛便一手遮天，胡吹一通，中央红军便命令王逸涛为川南游击队司令，补充了一部分人员和武器，并留下余泽鸿为政委，这样川南游击区便不属于泸县中心县委领导，梁亚伯由王逸涛压制当一个大队长，据说在战斗中牺牲了，曹嘉一只得回泸县中心县委汇报经过。中央红军北上了，王逸涛在困难的时候，据说逃跑投敌去了，游击队即由余泽鸿负责，余牺牲后才是刘复初。
（三）
周明平〔邹风平〕是1934年至1935年任泸县中心县委书记。1935年春夏天，中心县委遭受大破坏，最后只剩下周明平、曹嘉一和我三个人。周明平跳城折伤腰部，我们住在江安岩上，仅有一点群众组织和几个党员的农村里，吃的已成问题。这时我们已经一年余没有见过党的文件，连反动报纸也弄不到一份，而叛徒又常来搜捕。
到了农历六月初，周明平才提出：派我到上海找中央，曹嘉一留在农村等候我们的消息。周明平和侯洪顺到云南牛街周一戎家养病。
农历六月初六，我们便分别出发。1937年春，周明平也到了上海，据他说是经过贵州、湖南到上海的。那时上海没有统一的党的组织，我找到的是国难教育社的党组织，周明平的报告是由李德石（又名李共先）中医老党员转的，他在上海只住了不到十天便被送到西安，转到延安去了。
周明平在上海和我见面。闲谈中，除了我上述的川南游击队的情况外，还谈到：他到牛街后由周一戎党员介绍到一个姓王的地主家中作〔做〕家庭教师，川南游击队曾经游击到他们那里，他曾被游击队当作地主家的人捆走，遇着一些熟人（其中有现在也在学习班的郝谦）才把他释放，并希望他参加游击队工作。他因为一则腰伤还未全好，一则他觉得长期形势和路线不安，得重新研究，他没有参加，并建议游击队尽可能地追随红二方面军北上，游击队也没有接纳他的意见。他是否见过刘复初，我没有问他。只说过他当时认为游击队在川黔站不住脚。
1968年12月24日
李亚群系（云南）省委宣传部原部长，所说情况供参考。
雷吉常、杨国明，1970年7月13日于镇雄
（录自云南威信县委党史研究室档案，全宗号1，目录号18，案卷号62，第29页）
编者按：根据1982年9月13日朱光璧同志在叙永县委召开的党史征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整理。1983年2月5日由朱光璧同志复审修改定稿。
古老的永宁河啊！
日夜奔流不息！
向着长江，
向着大海。
在古老的永宁河畔，
流传着一支古老的歌：
“永宁是个回水沱，
去了要来睃。……”
43年前，我离开了永宁河畔；43年后，我终于又回来了。
啊！永宁河，我战斗的第二故乡。
那是1939年的仲夏季节，我和郝谦同志先后离开叙永，算起来，至今已是40多年了。40多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并不算太长，但对我们曾经工作过、战斗过的地方，心里还是经常想念着的。同时，总是盼着能在解放后有那么一个机会，再回到我们工作和战斗过的永宁河——第二故乡来，看望曾经和我们一道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和乡亲父老们该有多么好啊！这次，如愿以偿了，真使我高兴！
现在谈谈我过去在永宁河畔——叙永工作的情况吧！
1934年春节后，地下党泸县中心县委派张友德同志通知我并要我护送谢兴仪、李世敏、陈先莲等三位女同志撤退到叙永，原因是泸县组织内部出了叛徒，其中有一个叛徒是女的，名叫万义明，南溪县人，她与我虽没有联系，但她知道谢兴仪等三人，另一个是王如，泸州蓝田坝人，原是共青团员，此人完全知道我的情况，还有一个叫李真德的也曾被敌人逮捕并写了悔过启事。但据后来了解，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本来他对当时的整个组织的情况基本上是了解的。
当我得到通知和组织交给我的护送任务后，即化装成一个小商贩，把组织上派同志给我买来的毛巾、袜子、针筒、棉线……之类的小商品，捆成一个包袱，随身带着泸县中心县委的介绍信和一封写在草纸上的密信，一路小心谨慎地在纳溪县渠坝驿同谢兴仪等三人汇合后，经过三天的时间，安全护送她们到了叙永。
当时的叙永，是贵州军阀侯之担的防区，纳溪以上大洲驿起都属黔军管辖，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但县里同样成立有“清共委员会”，在这个反动组织里，是由敌县长岑炯昌任主任委员，另外由一个叛徒叫郑雨生的任副主任委员。
我们一行四人到了叙永后，我先到扬武坊李石坚所开的一家纸张店去投信。当晚我就与李祝秋联系上。一面把泸县中心县委的密信交给了他，同时还把他们三人的组织关系也交给了他。后来才知道谢兴仪等三人直接与黄华溪同志发生联系。
关于我的工作，是由组织上分配在叙永县团委作巡视员。这时正逢叙永县黄坭嘴团支部书记饶书麟同志进城汇报，并要求团委派人到黄坭嘴加强工作。经组织研究决定派我去，黄坭嘴当时有一个团支部在该处组织了一批青年群众。除了饶书麟同志任书记外，还有组织委员王元贵，宣传委员王元富，共计三人组成。我到黄坭嘴是以“巡视员”的身份去的。而公开身份则是一个小商贩，就住在饶书麟同志的家里。他家开的是一个小饭店，有母亲和未婚妻（童养媳）共三口人。每逢赶场天，我在他家门口摆摊或者端上一个竹簸簸，有时背一个背篓，装上一些零星小百货，进到茶馆、酒店、场头场尾去卖，不是赶场天则到农村活动。就这样，我以小商贩的身份经常来回黄坭与叙永之间。
为了掩护我们的活动，我们团县委又在叙永城东门外的三道湾子（又名五桂桥）向一家姓韦的居民租了一个铺面，由组织上筹备了一些钱，除了我剩的一些小商品外，又添购了一些大、小毛笔和纸烟、杂货之类，摆了一个“铺子”。这个地方实际是我们团县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我们这个铺子由于本钱少，货物不多，又赚不到钱，所以我们的生活都十分困难。有时连买小菜的钱都没有，而且每天只能吃一两餐稀饭。吃饭时由于我们没有菜，为了不引人注意，则放一个空碗在桌子中间，假意朝碗里去拈，大家还感到很有乐趣，不时发出笑声。
到1934年8月的某一天，在我们联络点的地方，我听曹德渊（又名曹家翼、当时任叙永县团委书记）和李祝秋（又名李雪村，任叙永县团委委员，后被捕叛变）讲：“泸县有一个叛徒名叫卿德玉（女）现在已经到了叙永，希望大家要注意！”（叛徒卿德玉是知道曹德渊和李祝秋的，但不认识我）
过了两天，黄坭团支部的王元贵从黄坭到叙永城里来找到团县委的负责人曹德渊说：“王逸涛的兄弟王元德（当时任叙永团练局队长）带上一支手枪连夜赶回黄坭嘴，通知其兄王逸涛说有叛徒去抓他，叫他赶快离开家里。王逸涛得知这一紧急消息后，随即从家里拿出两支手枪，3支步枪，约了王元富、张树举、王元武、王海清和我等10多个人拖上了山准备打游击。王逸涛叫我来求组织上赶快派人去领导。”曹德渊听了汇报后，召集团县委的同志立即开会进行研究，决定由曹德渊同志同王元贵一道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不几天，曹德渊转回叙永，将了解的情况向县团委作了汇报后，并再次研究，决定曹德渊和我一同再去游击队，以便让我了解情况，好去向泸县中心县委汇报。我们到了黄坭嘴，是通过王元富经联络点才进到王逸涛所住的地方的。我在他们那里住了几天后，曹叫我回到叙永，除将情况告诉李祝秋外，随即到泸州。由于曹德渊是泸州城内人，并已暴露，他当时是不能回去的，所以他决定由我回泸州向中心县委汇报。
这时的泸县中心县委是邹风平同志任书记。我到泸州向他汇报以后，赓〔随〕即就返回叙永。李祝秋到我的住处，我把去中心县委汇报的情况和风平同志的指示给他讲了，他告诉我叛徒卿德玉到了叙永后，就住在叙永县西街的团练局内，经常伙同“清共委员会”的一些反动家伙，鬼鬼祟祟地在东城二道湾子、三道湾子一带串来串去找我们。
为什么卿德玉要到叙永来呢？这是因为曹德渊和李祝秋等转移到叙永，叛徒卿德玉是知道的。过了两天，李祝秋到三道湾子找到我，并说了一说卿德玉在四处侦查我们的情况。说完以后，他又回到城里，我送了他一程，走到二道湾子一家卖发糕的店子，我将身上仅有的一个铜板，买了两块发糕，一个吃一块才分手。后来才知道他刚走到东城下坡处，在一个书报社看书时，即被敌人抓捕。但李祝秋被捕的消息，我并不知道，还是曹德渊在当天晚上从黄坭嘴回来后，由城里的一个联络站告诉他，他又转告我才知道的。
我和曹当即研究决定，再由我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泸县中心县委。他立即回游击队去。同时，在城内凡是李祝秋所知道的关系都一律转移，以防万一。我去中心县委汇报回来，在三道湾子住了一夜，第二天即赶到了黄坭嘴，因为韦家的孩子告诉我说：“那个经常来耍的李先生有一天同几个兵一路来找你，没把你找着，他们就到二道湾子的一个学校去了。”所以我只得立刻转移到黄坭嘴。
李祝秋被抓后，开始还表现得有骨气，敢于和敌人针锋相对地斗。后来敌人把他押送到赤水县侯之担处，侯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很快就把他降服了，从而叛变投敌，当了一条断了脊梁的癞皮狗。
我和曹德渊所转移的这个黄坭嘴地区，因那里是个山区，而且我们还有几支枪，所以敌人一般是不敢轻易进来的。我们在游击队工作了一段时间由于曹的身体不好，他提出要到泸州去，一方面向泸县中心县委汇报游击队的工作情况，同时请组织上另派人来领导游击队的工作。
我当时想，王逸涛自从他的组织关系经泸县中心县委邹风平同志转到游击队给予解决后，他现在逐渐骄傲、跋扈起来，独断专行，有时甚至用家长式的统治，严重脱离群众，这种情况，我在当时认为一定要给中心县委反映。于是我向曹德渊提出：“你现在在这里还可以稳住阵脚，你一旦走了，象〔像〕王逸涛这样的人，哪个能领导得了他呢？要到泸县中心县委我们一道去。”
后经曹同意，于是我们俩〔两〕人从游击区出来，经过金鹅池秘密地回到泸州，我就住在曹德渊家里。第二天，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平同志到曹的家里会到了我们，并批评曹德渊说：“你身体不好当然要医治，但主要的是应该坚持干革命，要好好地干！不能因为身体有点不好，就把现在正在搞武装斗争的这块地方也不管了。”随即又决定派张友德同志到游击队加强工作，并由我陪送他到部队。同时决定曹德渊留泸州治疗一下他的病。
我和张友德到了部队后，泸县中心县委又先后派了李石坚和梁亚伯同志到部队工作。不幸的是同梁亚伯同志一道去游击队的另一个同志，到了叙永，经过城门洞时，由于他心虚，不沉着，看见守城的敌兵时着了慌，弯腰下去假意拴自己的草鞋带，谁知却把背上所挎的手枪筒翘了起来，被敌人发现当即被捕，因为梁亚伯是跟在后头的，他看见前面出了问题就马上从城外另一条路走了，敌人没有发觉他。
我同张友德等同志到游击队以后，一直坚持到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叙永。游击队的力量开始很小，后来逐步扩大，并定名：“川滇黔边区游击队”。1935年春节，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会师后，不久，即与中央红军派出的同志合编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
我们是怎样同中央红军会师的呢？
1935年2月4日，这一天正是旧历年的春节，是我们和红一面军第三军团会师的日子。这个日子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关于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的消息，我们曾听到一些传说。但由于敌人的封锁，山区消息闭塞，根本不知道中央红军长征的较详情况，更不会想到中央红军长征会经过我们这个游击区。
1935年1月下旬，我们听到红军进到贵州赤水的消息，当即派出一个只有十二三岁的侦察员，化妆〔装〕成讨饭的去探消息。侦察员出去后不几天就赶回来了，他不仅讨回一些年糕和其他一些吃的东西，还将探听到和看到的情况向组织汇报说：“在离我们不远的路上，碰到了一个大部队，穿的是青色短衣服，帽子中间有个红巴巴，周围有五个角角，衣领两边也各有一块红的。”他还说：“这个部队里的人说话听不懂，现在他们已经走到沟里来了。”
当时我们正在游击队住地的一间房子外面开会。王逸涛听了侦察员的汇报后说：“哦哟！看来这是我们的部队，是红军！”大家听他这一说，高兴极了！会议还未开完，我们都在山上欢腾起来了。随即决定派张友德同志带上一个队员去与红军部队联系。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35年的正月初一），张友德同志将联系的情况作了汇报后，我们立即把游击队和赤卫队向红军的大部队靠拢。当我们看到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崇山峻岭间前进时的壮丽情景，内心是多么地激动啊！时光虽然流逝了40多年了，但是红军在长征中的这个动人场面，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并永远也不消失。
我们和中央红军派来的同志会面后，我和张友德、王逸涛、李石坚等即于当天下午随他一道去和红三军团的首长们见面。在近傍晚的时候，我们到了军团司令部。司令部是设在五龙山一家老百姓家里。首长同志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高兴地说：“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程，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人。”
我们在军团司令部吃了晚饭以后，即向军团首长们汇报游击队的情况。当晚，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给我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讲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和长征的伟大意义，同时还给我们讲游击战术，可惜当时我们还不完全听得懂他讲的话。这一天晚上，首长同志们就留我们住在司令部宿营的地方。通夜，我们兴奋极了，睡不着觉，只听得司令部的电台通宵达旦地响着“嘟嘟嘟嘟”的声音。
第二天早晨，我们又向军团首长们谈到游击队的武器少，而且又不好的情况，军团司令部立即研究决定拨给我们50支汉阳造的步枪，另外还拨了6挺重机枪。因机枪没有子弹，我们就交给杨登高掩藏起来（后来杨登高从游击队逃跑了，将这6挺机枪也交给了敌人）。
红三军团首长们还给我们布置了安置红军伤病员和派向导给红军带路的任务，我们都照办了。另外，还指出我们动员群众参加工农红军。后据报道，中央红军路过川南一带，曾扩大红军3000多人。在中央红军与游击队分别前，军团首长应我们的要求特派了一位负责同志给我们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讲了话，对我们鼓舞很大。
我们同中央红军分手后，游击队先后收容了掉队的伤病员数十人。加上我们陆续动员一些贫苦农民群众加入游击队，因而我们的队伍扩大了，有180多人，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分工的情况是：军事方面由王逸涛负责，党和团的工作分别由张友德和朱华清（我当时的名字叫朱华清）负责。游击队还成立了指挥部，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梁亚伯；第二大队长李石坚；第三大队长杨登高，副队长杨永安。杨登高和他的弟弟杨永安原是绿林队伍的头头，为团结和改造他们为革命服务，所以我们把他们吸收到游击队来共同战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是正式启用了印章的。印章为圆形，直径约十公分。
1935年春，游击队扩大不久，邹风平同志和曹德渊来到了游击队。在邹风平同志返回泸州以后，王逸涛突然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曹德渊和我一道，在游击区的边沿地方去工作，他的理由是：也就是在靠游击队的地区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输送好的群众到游击队，并在外面了解敌人的动态，征集和购置弹药与药品等。这样，我们部队里原有的负责人中，除了王逸涛以外，就只剩下张友德、李石坚和梁亚伯了。从现在分析来看，为什么王逸涛当时要这样提出呢？事实很清楚，因为王逸涛过去和现在的一切表现我俩都很清楚，如果我们留在部队里，他认为这是对他很大的不利，生怕有朝一日揭出他的老底。当然，如果是出于公心，把我们从部队里调出来到地方去工作以配合游击队的活动又何尝不可？但从当时泸县中心县委一再强调加强游击队里的力量这一点来说，王逸涛不按中心县委指示去执行，这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后来据说张友德同志带上一支10多人的小分队出去活动的时候，住在一个岩洞里，被敌人偷袭，全部壮烈牺牲了。这究竟与王逸涛有没有关系呢？他明知张友德同志不懂军事，而偏要叫他带这样一个小分队出去活动，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怀疑的。
我和曹德渊从游击队出来以后，一起到了杨少华那里，曹德渊在杨家只住了几天就回泸州去了。杨少华的家是在两河口附近的盖首山的山顶上，他是苗族。我们到杨家的时候，杨少华不在家里，除了他的两个妻子外，还有一个修枪的在他家。这个修枪的人叫邱步永，是泸县人。那时，我们游击队正需要一个修枪人，我跟他商量后，他很愿意去游击队，并提出一些需要添置的材料，我也同意设法进城去购买。
过了两天，我们两人就一同去叙永城。当时进城是很冒险的：因城里驻扎了国民党的部队。这些国民党部队，在南门外两三里路的地方设置了哨卡，有一排的兵力在那里把守。我们两人各背了一个背篮进城，还没走到哨卡，哨兵老远就吼问：“干什么的？”我们回答说：“我们是两河口的人，家里要办喜事，进城去买点衣料。”到了哨卡，经过他们仔细盘问后，才放我们进了城。
进城后没走多远，就到了南街的一户人家，这家的人我不认识，经介绍他姓王，是和邱步永有关系的。我们将钱交给了他，请他为我们代买所需用的材料和其他一些物品，并告诉他买好后即设法带到杨少华家里来。然后我们又到扬武坊，恰好碰到邱国全（他当时是一个党员，在布店工作）。他把我招呼到布店侧边的巷子里，将城里的情况简单地向我讲了一下说：“现在城里驻扎的是国民党潘文华的部队，他们惊慌得很，白天晚上都在到处搜查。”当时，我想，既然城里不能蹲下来（我们也没打算住城里），而且需要了解的情况已经基本由邱国全讲了，至于要买的东西也委托了人办理，就不必在城内多停留了，应该趁早回到两河口。
我当即同邱步永出城，谁知再经过哨卡时，盘问得更加厉害。这些国民党兵，问这问那，挖拫〔根〕到底，我们还是不慌不忙的按原来准备好的话回答，找不出我们什么漏眼。最后一个家伙说：“不管你们怎么样，我老实地告诉你们，红军的侦探多得很。”我们要理不理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在两河口住家的，是做生意的人，不知道啥子叫红军，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问嘛！”就这样给我们对付过去了。当时我在想，反正我的额头上没刻得“红军”二字，你爱怎样说就说吧！我的嘴巴可以说话嘛，你总不能无凭无据的〔地〕就说我是红军的侦探。
我们回到两河口后没隔几天，杨少华回到家里，但他急于想到我们游击队里去，正在那个时候，黄坭嘴区域是苗族兄弟集居的一个地方（按：即两河的沙溪沟）成立了一个苗族政府，杨少华是苗族，他更想马上去到游击队。我要杨把这个修枪的人也带去，他说：“不忙，等我去了后再想办法回来接他。”在杨少华走了以后，托城里老王买的东西也送到两河口，一个叫叶队长（即叶金门）那里。这个关系记得是何光奎（即严兆华、严永明）介绍的。
我们当即把买来的东西转移到杨少华家里，由杨少华的大老婆把它捆扎成一个奶娃娃的样子，背在背上，送到苗族政府后请他们派人转送到游击队里去，并再三嘱咐她：“一定把东西送到。”后来究竟送到没有？就很难说了。为什么呢？以后我才听到从游击队里出来的李石坚同志讲：“杨少华到了游击队以后，开始表现还不错，但是由于他过去当过土匪，他到我们的游击队根本不是为了干革命，而是想拖枪逃走组织自己的土匪武装，后被我们的部队发觉，他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并把他处决了。”所以我说，交给他老婆带的东西究竟送到没有或者还是把东西占有了，我知道了。当杨少华的大老婆回来时，我问她：“送到没有？”她很不自然地回答我说：“送到了。”而且我发觉她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突然表现得冷淡了，并和杨少华的小老婆背着我们在哭泣、嘀咕，我在第二天即转移地方。
我住在杨少华家里仅仅几天时间，这时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的领导机关“中共川南特委”派了一个红军同志到杨家找着了我，并把川南特委书记兼川南游击队政委徐策同志亲自写的一封信交给我。徐策同志代表川南特委对两河的工作作了指示。信中首先讲：川南游击队党的机构叫“川南特委”（简称）直属中央领导，和省委发生横的关系，泸县中心县委属川南特委领导。信中还指示：要我在两河一带继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扩大游击区域。还提出在群众中发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可以陆续输送到游击队。这个送信的红军同志还告诉我，他这次是组织决定他到上海。我留他在杨家住了一夜以后，第二天我将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换了，简单地化了一下装才分手上路。
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郝谦（即霍绍文）同志和周守如同志由川南特委派他们到两河口来工作。他们是由一个姓阮的农民带到杨少华家里和我见面的。根据川南特委的指示，由我们三人在两河口地区组成一个区委。我们的分工是：郝谦同志任区委书记，我负责组织工作，周守如负责宣传工作。后来又开会具体决定：郝谦同志到金鹅池一带活动，我和周守如两人在两河口地区，包括渡船口、牌坊口、土地坳和观音堂一带工作。这些地方原来都有我们的群众基础，所以我们在这一带的活动范围是比较宽的。
在两河口街上，有一个叫何光奎的，是个党员。他家开的是一个茶馆还是酒店？我现在记不很清楚了。我们和他接上关系后，通过他和场上一个姓叶的队长（即叶金门）取得密切联系，游击队所需的弹药大都是通过他的关系或直接找他帮忙购买的。这个同志后来被敌人抓了。曾德富（现名曾亚雄），经何光奎介绍同我接上关系后，我曾经几次和他一道去大安山一带进行过“匪运”工作。
关于我去大安山做“匪运”工作的回忆：
自1935年春，我由当时的川、滇、黔边区游击队党委派到叙永两河口工作后，经曹德渊介绍，即和两河场上的何光奎接上关系。再通过何光奎又联系上后山乡的曾德富同志。
在1935年6月初，曾德富到两河口会着我，谈到在大安山一带有一支绿林部队，为首的叫项斌，和他是同学。项斌过去曾在贵州赤水县侯之担所办的教导大队受过训，毕业后回到后山乡任队长职务。后来，他和乡公所一些当官的有矛盾，加之他平时的思想比较进步，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于是把乡公所的一部份〔分〕队丁拖上了山。曾德富当时还告诉我说：“项斌所带的这个队伍，由于时间不长，因而土匪习气还不深。”并说：“这个队伍上山后，东碰西撞，经常被叙永和古蔺两县的团队追击，深感力量单薄（只有十几个人），不能对付敌人，简直没有什么出路，本想和其他的绿林队伍合棚，又怕被人吃掉。后来他们听说在黄坭嘴五龙山一带，有一支红军游击队，专为穷人办事，队伍也比较大，因此很想和游击队取得联系，如能有机会同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见一面，那就更是三生有幸了。”最后曾德富提出要我和他一道去会一会项斌，多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即或他们不能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能够做到不伤害基本群众的利益也好。
随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同我们区委的周守如研究后，决定我和何光奎、曾德富一道去大安山。在曾德富介绍项斌的情况时，还谈了牟国云和王国全这两支绿林武装的概况，曾德富说：“牟国云和王国全两人也同样想和我们的游击队取得联系，以便今后有什么事情好互相配合。”
当我还没有从游击队出来以前，我就知道王国全和牟国云都曾分别派人到我们游击队寻求一条正确的道路，我想，既然是曾德富提出他们两人都想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在和项斌会面后顺便去找牟和王两人，听听他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曾德富把工作汇报完毕后，第二天我和何光奎、曾德富从两河牌坊口杨炳成家出发，经过六谷堡，高楼坊等地方，先到后山乡天台山下面曾德富的家里（记得他家里有一个母亲和一个爱人，床上没有挂麻布蚊帐，是用篾编成蚊帐形式装配到床上的。他家蒸饭也不用木甑，而是用砂锅蒸）。在曾家的对面，有一座从平地矗立得像一般轮船形状的山，四面都是悬崖陡壁，只有一道寨门，山上住有地主老财。这是一个非常险要又坚固的山寨。
我和何光奎在曾德富家住下后，曾德富即去找项斌。我和何光奎则同老曾的母亲聊天。当天下午接近黄昏时，在曾德富家附近的一块包谷地里，我们和项斌会了面。项当时只有20几岁光景，穿的是青色短衫，比较朴素，从表面看，他还有点像学生的样。见面后，开始他谈了为啥拉队伍的问题，继续谈了他的处境比较困难，很想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使他们能得以生存。
我除了对他谈我们游击队的任务和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外，并表示我们愿意和他作〔做〕朋友，大家同甘苦，共患难，为穷人打天下，也希望他们不要侵犯贫苦老百姓的利益，以博得群众对他们的同情。同时向他指出，斗争的对象是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一些反动的乡保长。这些对象，就是我们的敌人。我明确地告诉他说，即使他们做不到像我们游击队所做的那些事，而能成为一个打富济贫的绿林英雄队伍也可以。
总的说来，我们当时同项斌在包谷林里是摆谈得很融洽的。他也很赞成我们所提出的意见和对他的要求。最后提出要我在第二天和他的兄弟伙见见面，我当即欣然同意，第二天，我同何光奎、曾德富同志到距曾家不远的一座瓦房内与项斌会面后，并由他把我们向他的兄弟伙作了介绍，特别说我是红军游击队派来的代表。他们对人都很热情，彼此交谈也很自然，分手时都一再提出希望多到他们的队伍去，多多的〔地〕指导他们。
我们离开曾德富的家以后，他又带着我们去找牟国云。只找了两三个地方就会着他们了。牟国云有30岁左右，比项斌更朴素些，很像一个乡下人。对人处事都相当老练，很热情。虽然他不是新拉队伍的，而且也比较讲究他们绿林中的一套规矩，但我们见面后，他表现得很随便，不但不故作姿态，而且说话也非常爽直，我们相见之后，俨然是多年未见面的朋友，十分亲切，气氛也非常友好。我当时是吸烟的，他每抽一支烟都要敬一支给我。记得在第二天烟抽完了，他仅剩下一支，但他却把这支烟截断成两节而敬我一节。晚上睡觉，一定要我和他在一张床上合铺而眠。从以上所述这些，说明牟国云这个人是很讲究义气的，按他们的话说，也是很够朋友的。他所带的这支绿林武装，人枪有20余。武器除了步枪外，我仅见牟本人背了一支手枪。
我和牟国云在相见的过程中，所交谈的内容，基本上和我同项斌交谈的相同，所不同的一点是牟曾经向我提出，希望今后有可能时给他们补充几支好的枪，关于弹药他说自己可以想办法，我也向他提出，希望他能帮我们游击队搞些子弹。因为我当时所知道的是：在我们的游击队里，拿出几支枪给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我们最缺乏的是长短枪的子弹。
当我离开牟国云后，我和何光奎赶回两河的路上，谈到这次去会项斌和牟国云两人，对于加强双方面的联系和保持同他们的友好关系，都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因此，约定在第二个月内有机会时可再去会一会他们。一方面想通过再次接触，加强彼此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亦想借此机会向他们多做些宣传教育工作，争取他们能基本上循着正确的道路走。
大约过了一个月，趁曾德富到两河谈工作，我第二次和他一道到大安山一带去。由于我们从两河动身的时间晚，所以还没有到曾德富家天就黑了。这一次，我和他在路上都遇到危险。就是距曾德富家还有几里路的地方要过一条小河，我们在上一个月到此地时，虽然河面上没有桥，还可趟〔蹚〕水过去，谁知这次摸黑走到河边，河里也涨了很深的水，无法趟〔蹚〕过去。
当我们正在哪〔那〕里商量如何过河的时候，忽见前面不远的路上，有几个打着火把、背着刀刀枪枪的人，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只听得这几个人在路上叽叽喳喳地不知谈论些什么。我们当时见这伙人越走越近了，小河边又没有什么可以躲藏的地方，只好疾走几步，紧贴着一条石板路下面的土壁，连大气也不敢出，而这些人正好从我们头上的石板路上面走了过去。脚步声、说话声、火把噼啪声清晰可闻。
等他们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后，曾德富同志才告诉我说：“刚才过去的几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后山乡的保队副马树云。”这几个武装保丁，看起来是查夜的，但他们虽从我们头顶的石板路上走了过去，却没有发觉路下面有人，就连我们来不及拿走而只好甩在河边的一个斗笠，尽管距石板路很近，也没有被他们发现，可是这一次也好危险啊！如果被他们抓着，也就太麻烦了。后来，我们绕了比较远的路，才从一座独木桥上过了河，到达曾德富同志家里已经是晚饭后的时间了。
我第二次到后山乡，没有去找项斌，听说他到别的地方去了。第二天吃了早饭后，即同曾德富一道去会牟国云。开始走了几处都没有找到他，后来在一个比较大的密林边，碰上他的步哨，才带我们到一座瓦房内同牟见了面。由于这一次主要是去看一看他，所以只是一般的问了一下情况，并提醒他要经常注意敌人的动向，他仍然是很热情的，虽然彼此之间只见了两次面，但是见面之后，他总是无所不谈，毫无拘束。
我和曾德富同志在该处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即离开他去和王国全会面，在我和曾德富两次到牟国云队伍里面去的时候，不仅同他经常聚会在一起，而且我们同他的部下亦广泛接触。他们知道我是从红军游击队里来的，因而有的要我摆红军的故事，有的要我唱红军的歌曲，我除了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外，并结合讲了一些为什么要干革命的道理。我深深地感到，在和他们相处短短的时间中，互相之间的友谊是比较好的。
同牟国云分手后，我由曾德富陪同，在大安山走了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了王国全的驻扎地点。我们也是通过他的步哨，讲明来意后，然后才带我们去会见王国全的。这个人的年纪同牟国云差不多，但比牟显得精干些，活跃一些，而且他同牟国云一样，对人很热情，讲起话来比较随便。他带的这个队伍有人枪三十多。我和他相见后，除了互相寒暄一番外，并说明我是川南游击队派来的。一方面是拜访他，另一方面告诉他我们川南游击队希望能和他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军事上，如有可能，则尽量相互配合以打击共同的敌人。
王国全当时也谈了谈他们的处境有时非常困难。由于古蔺的骆国湘和其他地方团队经常在他们活动的地区进行清乡，袭击他们的队伍，使得他们东奔西跑，不得安宁，有时甚至两三天吃不上饭，而且稍有疏忽，就造成损失，感到恼火极了，很盼望我们能给予必要的支援。并谈道：在1934年以前，曾经得到我们游击队送给他的信（牟国云也谈过此事）。他说，他当时很想找个机会到黄坭嘴去和我们见一见面，但因路上阻碍很大，同时又找不到游击队所住的确切地方，加之自己如果离开自己队伍的时间长了（哪怕是几天）又不放心，所以一直没有成行，至今尚感歉然。并说：“你们游击队就是我们的老大哥，对我们所提出的希望，我们决不辜负，请转致你们的王队长（指当时的王逸涛）千万放心。”这次，我和曾德富同志在王国全的队伍里仅呆了半天的时间，即离开他们。
过了半个月以后，我一个人又到两河附近的牌坊口动身到大安山去。正当我走到大安山的边沿，翻过一个坳口，准备通过一家姓王的联络点去找牟国云，忽见前面不远的一条沟里有一支队伍六七十人，有的穿着军服，有的穿着便衣，有的戴着草帽，有的打光头，有的枪扛着，有的横套在脖子上，摇摇摆摆地顺着山沟朝左面一个山坡开拔去。当时我满以为是牟国云或王国全的队伍经过这里，所以在思想上一点也没有感到紧张，从而在我自己的行动和表情上也没有显露出任何畏惧的样子。
我记得在那次，我身上穿的是一件土白布做的中式汗衫，由于天热，纽扣都没有扣上，头上戴的是一个斗篷。当我走到坳口见到这支队伍时，我的脚步并未停止，只是稍放慢了一些。正在我边走边在揣摩的时候，突然走在这支队伍最后的一个人在沟里冲着我喊叫说：“喂！你干什么的？”我回答他说：“我到对面去找人的。”“你去找那〔哪〕一个？”“找一个姓王的。”那人继续问，“你去找他干什么？”我有点不大耐烦地回答了他一句：“我去找他借东西。”这人就这样问了几句后，就赶随他们的队伍向对面那条山梁开去了。我呢？仍然是不慌不忙地从这个山坳下坡，这时那个队伍的人都已完全走上了山梁。
当我下坡后，穿过那伙人刚通过的这条沟，向对面的一条小路走去时，我顺便向那个山梁上望了望；见这伙人都在山梁上坐下来休息了。我在小路上没有走好远就到了姓王的这个联络点。老王见到我后，双手拉住我激动地说：“你好危险哦！”我问他：“刚才是哪个的队伍大白天从这个山沟拉到对面那个山梁上去了？是老牟的呢还是王国全的？”老王说：“哪里是牟大哥王大哥的队伍啊！这是骆国湘的‘清乡’队，他们在大山一带‘清剿’搜查几天了。在这次大‘清剿’中项斌项哥在战斗中被打死了，他的队伍被冲散；牟国云和王国全这两支队伍在前几天转移到了其他地方，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消息。”
我当时听说项斌被“清乡”队打死了，心里非常难过。同时听说刚才过去的是骆国湘的队伍，就问老王说：“骆国湘这个队伍现正在对面那个山梁上，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会不会转身来进行搜查呢？”老王说，“根据过去的情况来看，凡是骆国湘已搜查过的地方，一般地他们都不再转来搜查了，不过，为了防止万一，我们还是去密林深处躲避一下为好。”并说：“我也是才到家里来的，刚才他们的问话和你的回答，我在树林子里都听得清清楚楚，我真是为你捏了几把汗，假使这伙人把你抓住了，怎么得了呢？所以我说你好危险啊！”他说完后，在家里顺便带了一些吃的东西，并锁上了自家的大门，背着一支枪领我进了一个更茂盛的树林，而且在里面找到了一个很僻静的、又是可以隐藏的地方坐了下来，继续和我摆谈关于骆国湘的一些清〔情〕况。
老王说：“骆国湘这个家伙很反动、很残暴，他是大安山一带绿林队伍的死对头。他手下的兵，多数都是过去抢过人，后来被他们招安的，因而他们对绿林队伍活动很清楚。同时，这些人打起仗来也不怕死。骆国湘这个坏蛋，每年都要带上队伍出来进行几次‘清乡’，假使能把这个大害除掉，那大安山一带的压力就减轻了，否则日子是不好过的。如像项大哥这个队伍，本身力量就很小，所以一遇到骆国湘的部队来‘清剿’就背了时，不但队伍被打散，而他自己也牺牲了，真是太可惜了！”
我和老王在密林深处躲避了好一阵后，虽然没有听到四周有什么动静，但我们也没急于走出来，可是，没有一会儿，天气骤然起了变化，乌云满天，雷声隆隆，霎时一阵暴雨从天空倾泻下来，开始我们还在大树下面避了一下雨，由于雨下得很大，树叶根遮蔽，所以我们的衣服很快就湿透了，幸好是热天，身上还不感到冷。同时一阵雨后，没有好久就天晴了，太阳也出来了。
第二天，我离开老王时，告诉他如有急事，可到两河口找何光奎反映。但是，后来老王没有到两河口来。我对那个地方的情况后来就不了解了，也就不能再像前次那样去瞎闯，特别是王逸涛叛变后，杨炳成、何光奎被抓，我们转移出了两河和牌坊口这个地区，从此与后〈山乡〉的曾德富、大安山的牟国云、王国全等失去了联系。
现在，又把话说回来。我们在两河口买到弹药后，即由一个从川南游击队派出的交通员老王送回部队，老王同志每次从部队出来，都是背个背篼，篼里面装满包谷，而篼下面装的不是银锭、银圆就是鸦片烟。那个时候，鸦片烟是公开种植的，也是公开买卖的。
老王同志是一个非常忠厚朴实、又能吃苦耐劳的农民同志。他身上穿得很烂，任何人也不会怀疑他是一个党的交通员，更不会怀疑他背篼里装有贵重的财物和军用物资。他对我们说：“如果在路上碰到有人要买他的包谷，他就说：‘这包谷已经卖了。’或者说，‘这包谷是我在镇上买的’。”说明这个同志很灵活。
1935年5月，我们区委向川南特委写了一个详细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郝谦同志执笔写的，老王同志来两河运弹药时，交给老王一并带到川南特委，结果就在他回游击队的路上，正遇叛徒王逸涛从游击队逃跑出来，躲在一个农民家里，不幸他被这个可耻的叛徒抓了，不但把老王同志所带的物资全部夺去，特别是我们区委的这份报告也被搜获，更可恨的是在云南威信风〔凤〕阳邓家坪把老王同志也残酷〔忍〕地杀害了。
就由于叛徒王逸涛获得了我们那份工作报告，从而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和活动范围，以及整个活动的情况。比如说，郝谦同志在金鹅池改为姓赵，并以教书为掩护，都被王逸涛所掌握。我们在两河口一带的活动和住地，他从报告中也了解得清清楚楚，对我们的威胁很大，并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这里我顺便把叛徒王逸涛的一些情况谈一谈。
王逸涛又名王元勋、王若生、汪洋。叙永县黄坭嘴土地坪人。据自称：1927年曾参加过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以后又在下川东参加过党领导的武装斗争；1929年回到叙永在黄坭嘴教书。我知道王逸涛不止一次、二次从革命阵营里逃跑，在1935年这次则是第三次逃跑了，而且投敌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他在革命形势一紧张就逃跑，所以我认为给他改名叫“王三逃”最切合实际。
王逸涛回到叙永后，到1934年8月叛徒卿德玉伙同敌人到叙永抓他，由于他弟弟王元德通风报信，才未被逮捕。在此紧急情况下，他只好拖上几支枪上山打游击。开始的时候，王逸涛的表现还是好的，所以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邹风〔凤〕平同志到游击队，经过审查，恢复了王逸涛的党的关系。王逸涛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不完全清楚他的根底。当组织上派我到黄坭嘴工作的时候，李祝秋曾特意给我说：“你去到黄坭嘴以后要注意王逸涛，不要让他发现了你！”这说明组织上对他是采取戒备的态度，也说明王逸涛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党的关系的，如果他有党的关系，组织上为什么要戒备他呢？要是王逸涛当时表现是好的，那我们到黄坭工作，通过他这个关系不是更方便吗？何况王逸涛那时在黄坭嘴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名气”的。他的老婆安硕甫，又是叙永城里一个有钱有势的大豪绅地主的女儿，有这样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可利用，偏要避开他呢？这就说明组织上当时认为他不可靠，不足以相信而存在有戒备。
记得我到了黄坭嘴后，有一个赶场天，该地团支部书记饶书麟曾特意悄悄地把王逸涛指给我看，这是为了使我认得他。当然他不会注意到我，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小商贩，手上端着竹簸簸，有时在人家门口摆个杂货地摊，哪个会怀疑你是谁，否则不知又逃跑到哪里去了。
我们当时分析，这次是他在自己的家门口搞起来了，恐怕再没有什么跑了吧！而且形势逼着他非硬着头皮搞下去不可。这是我们在那时一个比较乐观的分析，结果适得其反。王逸涛贪生怕死，是本质决定了他的。另一方面，游击队搞起来以后，军事上是他负责，影响也逐渐大了，敌人为了降伏他，在这时逮捕了他的老婆。当时组织上对此很关心，并安慰他，而王逸涛在表面上也还可以。他说：“老婆被抓就让他们抓嘛，反正我是要干的。”至于从他内心上讲是否真实，这是不得而知的。但也不难看出，在这段时间的王逸涛，精神上是有压力的。
特别是成立川南游击队以后，敌人进攻频繁，中央红军已经北上，敌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游击队了，因而这时的王逸涛，思想上也开始动摇。在1935年4月底5月初时某一天，李石坚从游击队出来到两河口会着我们时讲：“王逸涛离开部队了。他是在敌人进攻我们部队的时候离开部队的，借口跑了一匹马，同王元德一道去追马，就从部队离开了，至今未回。”
我们当时就提出疑问：马跑了，怎么能让一个军事负责人亲自去追呢？在部队里另外一两个人去追也就可以了嘛！而王逸涛要亲自去追马，实际上就是想找个借口利用这个机会逃离游击队，避开敌人的进犯。据李石坚说，王逸涛当时是逃到黄坭一个老百姓家里躲起来了。后来，我们同敌人打了一仗，这次战斗，虽然第一大队的队长梁亚伯同志不幸牺牲了，但是敌人的损失比我们更惨重，死伤百几，敌营长负了伤。总的说，我们是打了一个大胜仗，而王逸涛在这时看到我们这一仗获胜了，心又动了，想回游击队来，可是又不好开口，他就写了一封信找人送到川南特委，信中不外乎假惺惺地检讨几句后表示：“要求回到组织，要继续革命……”等等之类话，特委为了能继续挽救教育王逸涛，就叫送信的人转告他：“他想回来我们欢迎他，只要他能回心转意，我们对他一如既往，希望他能很好的〔地〕认识就行了。”
但是组织上尽管这样宽恕他，结果他还是没有回到部队，仍然继续留在那家农民的家里。李石坚还告诉我们说：“王逸涛是早有野心的，他曾几次代表川南特委发号施令，指挥一些地方的工作。”我说：“这怎么行呢？他想指挥我们是指挥不了的。不管怎么样，我们接受的是党的领导。只有中共川南特委才能指挥我们。王逸涛想以个人名义代表组织来指挥各地的工作，我们是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情况紧急时他逃跑，过了以后他又舞起指挥棒？我们是不会买他的帐〔账〕的。”
到了1938年时，我在大坝听到一个姓陶的人讲：“这个家伙还恬不知耻的〔地〕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在叙永到处进行招摇撞骗、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尤其可恨的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王逸涛这个可耻的叛徒，继续与人民为敌，公然组织“反共救国军”当土匪“司令”，最后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后被我民兵活捉，受到人民政府最严厉的惩办，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王逸涛在1935年8月28日叛变的消息，两河口街上的何光奎同志很快就告诉了我们。在此期间，关于两河口场镇上一些曾被敌人打散的游击队员，虽由两河的敌乡长杨济安把他们收容起来跟他当乡丁，但这些人本身是贫苦农民又是一些基本队员，通过何光奎他们做工作，都陆续和我们挂上了钩，何光奎转达给我们的关于王逸涛叛变的消息，就是由他们传递出来的。
对于这些被打散的队员，既然被杨济安集中到两河口来了，又和我们接上了联系，我们就暗地把他们组成一个游击队小组，准备到一定的时候拉回川南游击队去，并决定在行动前先把当时在两河（此时该地已成立敌区公所，敌区长叫徐烈光）作恶多端的敌乡长杨济安干掉。敌乡公所的武装，能带走的带走，抵抗的就消灭。
后来，由于突然发生王逸涛叛变革命的事件，打破了我们原来的计划。
我和周守如，加上何光奎随即在牌坊口的小河里，一面假意洗澡，一面开会。我们研究的结果，决定改变计划，提前在8月底执行。即在这一天，我们组织的这个游击队小组把敌乡长杨济安干掉，再把一部分乡丁拖到游击队去。
开完会，我们上岸把衣服穿好，正要动身回牌坊口的店子上，店子里的樊大娘慌慌张张地从河边的山坡上跑下来，一见我们就喊：“你们还不赶紧走！快走！！上面有人来抓你们了！”同时不断地掉头向后面看。我们这时连衣服也来不及脱掉只得把裤子挽得高高的就蹿〔窜〕下河，河水不深，对这里的河道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们下到河里很放心。
正当我们走到河中间，背后面来了一个穿便衣的敌人从山上跑下来向我们喊道：“老板，老板！有抬滑竿的没有？”我们边走边回答说：“抬什么滑竿喽？没得人抬滑竿！我们连打谷子都搞不赢咧。”（那时正是打谷子的时候，我们的装束也有点像农民）可是这个穿便衣的敌人尽管听到我们的答话，仍然向我们紧逼过来，我们立即采取分散行动，周守如向对岸直趟〔蹚〕过河，我同何光奎从下游走，这个便衣敌人竟蹿〔窜〕下河向着周守如去追，但周守如上岸后立即钻进一个很茂密的树林子。
我这边看得很清楚，那个便衣敌人追过河去后，不见了周守如，到处东张西望，一个人又不敢钻进林子，急得干瞪眼。我和何光奎从河的下游走了一段路，就上岸躲进了包谷林，再穿过一大片包谷林即走上了两河口进城的石板路。
我们越过石板路后，到了一个小山弯里，我对何光奎说：“我们要分散开来走，不然会引人注意。”何光奎和我分手后，隔了大约五分钟的样子，突然听到牌坊口方向响了两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何光奎碰上了他们，掉头逃跑时，敌人放的枪呢？当时，我心里在想，看来这里不能久留了，要马上转移，否则别人会怀疑我是个什么坏人。
我在枪声响过后，就接喊两声：“拉伕的来了！拉伕的来了！”结果这样一喊，山坡上那些掰包谷的农民，都满山遍岭的乱跑，我就乘这个机会，跑到山上一家姓杨的农民家里。这家姓杨的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们经常在这里去去来来，有时也住在他家。这个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我就在杨家住了下来。但是心里老惦念着牌坊口发生的事情，周守如同志及何光奎同志是否安全脱险？
为了很快把牌坊口店子上的情况搞清楚，我就找这家一位妇女到牌坊口去打听一下，看看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并向这位妇女说：“你带上瓶瓶罐罐，借口称买盐打油，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在你们这里。假使在那里还住得有兵，更要特别注意，不要使那些人对你怀疑。”没去多久，这位妇女回来了，她告诉我说：“今天上午到店子上来的那些兵，抓了一个开烟馆的吴老头（叫吴建庭），另外还抓了他隔壁家一个做小生意的，还把河对门的杨炳成也抓了。两河街上一个姓何的走去碰着也被抓了，最后还把樊大娘带到区公所。”
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很着急。何光奎、杨炳成被捕，周守如同志和我又失去了联系，金鹅池的消息也听不到，于是决定把两河口这面发生的事件立即向郝谦同志汇报。第二天清早，我就动身去金鹅池。
那个时候，我们在叙永农村搞地下工作，无论是山上或山下，都熟悉了许多小路，而这些小路都是可以避开敌人盘查的。我从小路动身到金鹅池去的那天，幸好没有到郝谦同志教书的刘家院子，而是直接到锣锅山黄三爷那里。
当时黄三爷告诉我说：“今早晨天刚亮，金鹅池街上来了好多兵，将刘家院子包围以后，把刘思远抓走了。听说他们是来抓赵老师的（郝谦同志），没有抓到。但赵老师究竟到哪里去了，我就不晓得了，你来的时候没有碰上他，是不是他去找你们在路上错开了。”
我听了黄三爷这样讲了后，感到情况确实很紧急，非找着郝谦同志不可。我当时想：郝谦同志不可能到另外什么地方去，肯定是在金鹅池至两河口之间。我就急转身到我居住过的几家去找。当然牌坊口这个地方暂时不能去了，其他几家我虽可以去，但情况最近不了解，怎么办呢？考虑的结果还是去。
当我到牌坊口附近几家去问时，都说：“赵老师没来，老周也没来。”他们究竟朝哪里走了呢？最后我另找一条小路到土地坳观音堂。这些地方的群众非常关心我，一见面都异口同声地说：“哎呀！我们当时听说敌人到牌坊口抓你们，心里着急得不得了，生怕把你们抓住了。我们都商量了，万一敌人把你们抓了，他们一定要往城里送，为了营救你们，我们特别组织了一批群众在土地坳店子，有些扮成打谷子的，有的装成做生意的，有的担上箩筐在店子上歇气，准备进行拦截，把你们抢出来。后来一看被押进城里的都不认识，我们才放心了。”
鉴于这些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怀，我就在这些群众家里，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等待郝谦、周守如同志的消息。直至我转到陈骟匠（阉割鸡、猪的）家里，他的弟弟才告诉我说：“他的哥哥和赵老师、老周一起到云南边境找游击队去了，要不了多久就要回来，叫你在两河口这一带等他们。”我当时所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心里想，既然是这样我就安心住下来。但为了便于隐蔽，我化了装，像一个贫苦农民。而且每天就在附近几家农民家里帮他们晒谷子、拉谷草、掰包谷，什么农活我都干，并在此期间，深入开展群众工作。
过了半个月左右，郝谦和周守如两同志跟陈骟匠一道回来了，未找到川南游击队。又隔了十多天，听说川南游击队又转到川滇边境，我们为了及时和川南特委接上联系，经区委研究决定，由我假意拜陈为师，背上背篼，我们走小路绕过黄坭嘴，经过海坝场、分水岭、双河场直到云南的威信县（又名扎西）一带去打听游击队的消息。
当时我和陈师傅的身上是腰无半文的，幸好沿途农民都很热情好客，走到哪里便饭是有吃的，所以还没有饿肚子。可是，我们一直找到威信县都没找到川南游击队。花了20多天的时间，又空跑了一趟，我和陈师傅只好转身回到两河地区来。这时我们区委的三个同志又汇〔会〕合在一起了，并继续开展了革命工作。
为了扩大我们的工作地区，在1935年10月，通过金鹅池陈泽明同志的关系，我和郝谦同志转移到古宋南区燕儿窝一带开展工作。周守如仍在两河口到叙永城一带地区以及金鹅池等地活动。
我们当时是住在陈泽明的姨父刘善全家。这是一家中农，他的老伴就是陈泽明同志的四姨妈，我们亲切地称呼她叫“四孃”（她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由于这个“四孃”的娘家姓涂，我和郝谦同志也改成姓涂，而且说成是两弟兄。即郝谦是哥哥更名为涂鼎清；我是弟弟更名为涂华清，对外都说是涂四孃的“侄儿”，并称呼刘善全为“四姑爷”，称其子女为表兄弟、表妹。我和郝谦同志，一直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俨然成了一家人，就这样我们先后在这里住了3年多，敌人没有怀疑、追查过我们。我们当地群众的关系搞得很好。
1936年7月，我和郝谦同志又先后到叙永县大坝镇开辟〔展〕工作。我们为什么又把大坝开辟为一个新区呢？因为在当年四五月间，我们区委决定派周守如同志到泸县，重庆或贵州的遵义去找党组织，结果周守如一去两个多月，杳无音讯。为了防止意外，我们就把大坝镇开辟为另一个新基地。从此我和郝谦同志则经常往返于古宋燕儿窝和叙永的大坝之间。
1938年底，我们和中共川康特委取得了联系。1939年春节后，郝谦同志首先离开大坝镇到成都与川康特委的罗世文、邹风平等同志接上了头，决定我暂留大坝镇，仍以教书作掩护，并经常和郝谦、邹风平等同志保持通信联系。川康特委除每天给我寄《新华日报》外，还按时寄《群众》杂志给我，从而使我懂得不少的东西，获得不少的知识，对国际国内形势也能经常了解。本来川康特委是决定我在1939年端午节期间到成都的，后来因学生家长再三挽留，经我请示后，由邹风平同志回信，同意我在下半年提前放假到成都。直到11月，我才离开大坝、途经古宋、江门，告别了永宁河——我战斗的第二故乡。我抵达成都后，曾多次与罗世文、邹风平、于江震、程子健等领导同志见面。在成都度过1940年的春节后，参加了川康特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一个月结束后，即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给我的战斗任务，踏上了新的征程。
朱光璧口述
吴永栋、张正权、林世贵、罗仕俊、王华等整理
（录自中共叙永县委党史办1983年编纂《叙永县党史资料·第3期》，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