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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通史》修订再版，我们感到欣喜，也感到惶恐。一部十卷本的通史性著作，出版十年之后还有再版的机会，说明学术界与社会上是需要的。据从各方面获得的消息，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学生中，本科生、硕士生，尤其是博士生，读这个十卷本的人是不少的。许多教授都把这部书指定为学生们的必读书。对于作者而言，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但是，一部多卷本的集体著作，每卷的主持人都是大忙人，能否如期完成修订，能否使修订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这又是令我们惶恐的。
2006—2007年，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初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2009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又推出凤凰文库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此书出版举办科研成果发布会和学术座谈会，在学术界与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不仅有多家媒体报道出版信息，而且还有不少学者在《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近代史研究》等报刊发表评介文章，这是始料不及的。应该说，《中国近代通史》初版的面世，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同时也赢得了多项荣誉（如入选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等）。总体上讲，学术界和社会上的评价是正面的、肯定的，也有建设性的学术批评。所有这些，都是对我们的鼓励，都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深入探讨，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是有益的。《中国近代通史》的撰写和出版，圆了近代史研究所几代人的梦想，至今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唯一一部十卷本的大型通史。出版近十年来，学术研究有了较大发展，相关的档案文献也有持续公布和新的发现，如清史编纂工程大量刊布清史档案文献史料，美国胡佛研究所公布了蒋介石的日记手稿，以及中外档案馆新发现和公布的史料等等，都为中国近代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和学术路向。因此，《中国近代通史》初版在经过十年发行后，根据新材料、吸收新成果再予修订，是很有必要的。
2016年8月27日，应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邀请，《中国近代通史》课题组多位作者到南京凤凰集团，与江苏人民出版社签订出版续约，正式启动修订再版工作。南京之行，大体确定了修订的三项原则：（1）基本风格、基本观点、基本结构不变；（2）字数篇幅总体不突破原版，但各卷也可以有些弹性，允许有的卷补充内容可适当突破；（3）修订时应该注意吸收学术界有代表性的观点，不要求逐一呼应，有的可以在注释中体现。总之，考虑到各卷作者本身任务很重，大修、中修并不现实，这次修订，总体上是小修，但是允许局部大修。
自南京续约以后，各卷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余，对原稿做了认真修订，在通读、通校全文后，各卷都做了不少必要的文字处理，使表述更加准确、平实，并纠正了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讹，补充了部分注释的文献出处。第六、七、八、十卷还增加了第三级小标题，以与全书体例统一。除此之外，各卷还进行了若干重要修改：
第一卷调整了章节结构，把原第二章调整为第五章，原三、四、五章改为二、三、四章。也有些文字修改。
第二卷对于引用较多的李秀成的亲书供词的版本做了认真考订，对中华书局影印本《忠王李秀成自述》原有错页进行重新整理校订，改题为《李秀成亲书供词》。
第三卷深化了湘淮系洋务派关系以及张之洞从清流派向洋务派转变的分析，改写了增设洋务局的内容，补充了关于郑观应、汤寿潜、邵作舟等早期维新派思想的论述。
第四卷在第八章补写了第五节“庚子中国国会与自立军事件”。
第五卷利用新出版的《袁世凯全集》，厘清了袁世凯修改《清帝逊位诏书》的史实。
第六卷在第一章、第四章、第七章都有重要补充和修订。
第七卷在第十章增加了第三节“工农运动的中介群体”。
第八卷在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章都有重要补充和修订。
第九卷特别说明了从1937年7月开始的全面抗战与从1931年9月开始的局部抗战，既有相当的延续性，又有极大的不同；并利用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补充了关于中国争取苏联出兵参战、陶德曼调停、九国公约会议、“桐工作”与中日秘密接触等方面史实的论述；还在第十一章第二节增加了“收复失土与琉球问题的提出”的内容。
第十卷在第一章、第三章、第七章做了重要补充和修订。
本次修订，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原书某些带有含糊不清的、不尽准确的提法，都已经修订了。就全书而言，虽然修改幅度不是太大，尤其在补充新材料方面做得不够，但与初版相比，这个修订版还是有了一些新的面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可信的读本。
我作为《中国近代通史》全书的主编，认为有必要在序卷中阐明全书的基本的编撰原则、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基本的写作体例和方法，作为各卷的原则要求。但是，在各卷写作中，不必重复这些原则和要求。这些基本的原则和要求，在课题组组成时，已提交各卷主编讨论和研究。各卷主编大体上赞成这些原则和要求。当然，这些原则主要是由本书主编提出的，体现了一种学术观点。是否妥当，还需要听取学术界批评。读者如有意见，可以提出商榷，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任何学术争鸣，都是作者所欢迎的。
我们在《中国近代通史》完稿之时，就想到大概十年左右能够修订一次。这次修订，算是不忘初衷。当然，我们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不断修订完善。值此修订版面世之际，我们期待能够得到学术界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批评指教。
当初承担撰写任务的主要学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现在还是这些人在参加修订，但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王建朗早已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以上两位所长新近也已退出领导岗位），杨奎松在华东师范大学担任教授，王奇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我和虞和平、姜涛、马勇、曾景忠都从近代史研究所退休了。原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担任教授的谢放也已退休。原来是副研究员的李细珠、卞修跃，如今是近代史研究所独当一面的研究员了。当初各位愉快地接受撰写任务，今天各位又愉快地接受修订任务，这是令人感动的。回顾十余年来的合作，深感这是一次很融洽的学术合作。这种合作，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中是不可多得的。
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本书的撰写者方面，也体现在撰写者与出版者的合作方面。当初，江苏人民出版社获悉我们正在筹划《中国近代通史》撰写的消息，立即找上门来，主动要求承担出版任务。从此，我们一拍即合。在出版《中国近代通史》的过程中，我们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源社长和金长发主任给我们很好的支持与配合。当《中国近代通史》初版合同即将到期之时，就有几家别的出版社来联系再版事宜，我们也曾有过犹豫，但江苏人民出版社没有轻易放弃，而是努力再续前缘。徐海总经理与府建明总编辑特意到近代史研究所洽谈此事，促使我们下定了继续合作的决心。
在《中国近代通史》再版之际，我作为主持者，谨向各位合作者表示感谢！向有关单位的审读专家表示感谢！本书修订版吸收了他们提出的不少修订意见和建议。向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社长、谢山青总编辑表示感谢！向阅读初版和修订版的所有读者表示感谢！
张海鹏
2018年2月21日
2023年9月7日修订
1790年，大清乾隆五十五年。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辰。
这位生于1711年（康熙五十年），死于1799年（嘉庆四年）的皇帝，是中国历代帝王中享寿最高的一位，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几乎经历了整个18世纪。当时年已八旬的皇帝，看上去只有60多岁，耳聪目明，步履便捷。而此时的中国，看上去也有如这位万岁爷的身体，经历了康雍乾三朝上百年的盛世而繁华依旧。
过了两年，1792年，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人突然想起尚未给中国皇帝庆贺八十大寿。于是，他们派出了以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连水手在内近700人的庞大使团，携带礼品，分乘5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帝。但祝寿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英国，这个只有800万人口的岛国在率先实现工业革命后，已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它不仅打算与一个拥有3亿多人口——差不多是人类的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帝国平起平坐，还想通过谈判，取得贸易上的便利和其他种种特权。天朝方面斤斤于礼仪，先是摆出好客、大度的姿态，当弄清楚来访者的意图后，又竭力防范其“非分”的要求。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使团则咄咄不让。他们既炫耀了自己的武力，又刺探到了大量的情报。英国使团来了，很快地又走了，就像天际匆匆掠过的彗星，虽不是什么吉兆，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不安，而且很快就被忘记了。
再过两年，1795年，乾隆帝在位已整整60年。他“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而且85岁的老人精力也有所不济，于是立时年已36岁的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为嗣皇帝嘉庆元年。
他自己做起了太上皇。然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震惊全国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了。这位耄耋老人亲自“筹办军务，心体焦劳”，甚至于闭目养神时还不忘持诵“西域秘密咒”，意欲致白莲教首领于死地。1799年2月7日（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89岁的乾隆帝逝世。去世前，“皇帝侍疾寝宫，问视弥谨。太上皇帝握手眷爱，拳拳弗忍释。”
他带着难以释怀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嘉庆帝从乃父手中接下的是一个日已偏昃的庞大帝国。盛世风光难继，衰败之期将临。但他一亲政，还是雷厉风行地干了两件大事。第一是革大学士和珅的职，宣布其二十大罪状，赐死，并籍其家。据记载，从和珅家中先后抄没的财产共109号，其中已估值的26号即价值白银22389万两。照此推算，未估值的83号价值可达7亿两以上，合计应在9亿两以上。当时清廷的岁入不过7000万两，和珅的家产抵得上国库10多年的岁入。民间为此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第二是剿抚并用，全力镇压白莲教起义。嘉庆帝亲定剿抚四法，一是下哀痛诏以罪己，二是实行坚壁清野，三是参用乡兵而优其奖恤，四是开自新之路，以披其党，即所谓“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终于为日后平定白莲教起义打下了基础。
这两件大事是密切相关的。《清史稿》说：“大臣怙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
《清鉴》作者也说：和珅“终高宗之世，恩宠不衰，养成乾隆末年内外官吏贪墨之恶习。其党皆掊克聚敛，吸收民间脂膏，厚自封殖，百余年之元气，为之斲丧殆尽，人民因相率思乱……”
除此而外，嘉庆帝于1796年（嘉庆元年）即位之初发布诏令，停征鸦片税，禁止鸦片进口。1800年（嘉庆五年），嘉庆帝又重申禁止鸦片输入，同时禁止内地种植罂粟。这在当时看似不甚起眼的禁令，却为日后大张旗鼓的禁烟运动和随之而来的中英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乃至影响到中国走向近代以后的发展进程。
中国就这样跨入了自己的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