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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两淮地区是人类最早发祥地之一，也必然是人类文化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也必然会产生影响广大、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为后来的文化艺术提供滋生的土壤。
古人见到最长的江，谓之长江；见到水黄的河，谓之黄河；见到在黄河长江中间的大河便称之中河。后人造字，形声会意演变。“中河”像一种隹鸟的短尾，便有象形字“水”和“隹”，就有了“淮”字，此河即改为淮河。淮河的北部支流濉河的名字由来，也是因当时徐国国君在河边“目”视“隹”羽美尾短体胖，展翅翻飞，嬉戏盘旋，心情喜悦，于是，君“目”对“隹”而成“睢”，再加“水”；随之，徐国国君脚下的河以称濉河，与淮河名称由来有点殊途同归。淮河因此就有了淮南、淮北、淮安、淮阴……濉河也有了睢宁、睢阳、濉溪、睢陵……传说，也总能自圆其说。作为下草湾旧石器时代的“新人”所在地——泗洪广大地区，由于历史久远，似乎要刨根问底追溯就必须以神话为源头，这就有了王母娘娘因失恋而借东海之水淹了这个地方的传说。后来泗州城因黄河夺淮被淹，就有文人借用这个传说接着作文写戏——“水漫泗洲”，形形色色，绵延至今。
下草湾北部洪泽湖中有一个小岛叫王沙岛，全是黑沙组成，就有了东海黑龙偷食了龙王敖广黑珍珠，闯了大祸，受到天法处理，被追杀。黑龙逃到下草湾，钻进洪泽湖底躲避，后来它翻身欲出，拱起一片高地，就有了今天的王沙岛来由的传说。传说真真假假，以假乱真，也以真乱假，形成了远古文化。
或许古人嫌长江之南湿热，黄河以北干冷，于是都纷纷选择了淮河流域作为栖息地。南京大学著名考古专家周晓陆教授在谈淮河文化时说，泗洪这一带在当年是宜居创业的好地方。于是人们往这里聚集，人多力量大，人多智慧多，类似于今天的人口红利之说，而那时候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文化的滥觞和萌芽。文化艺术在早期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鲜明的特征。一种文艺样式的出现，代表文明的开始。比如在淮河流域，代表着音乐文明的贾湖文化，发源于河南舞阳的贾湖村，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文化。这时期人们已经有了制作多音阶的鹤骨笛技术和演奏技巧，此鹤骨笛是至今尚可演奏的乐器。音乐文明同时也伴随着在龟甲、石器等物件上刻上的一些符号出现，就有了原始文字的雏形。也正是因为淮河流域动植物资源丰富，以及水稻等作物为人类所用，为精神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决定基础的物质。随着物质基础的日益雄厚，这里出现了巫师阶层，成为上古精神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它对中国文化的推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早期两淮文化在天文、地理、历法、术算、军事、历史、乐舞、医药、技艺等方面无不与巫师的活动和创造有关。应该说巫师阶层与音乐文明都为在后来的地方民歌民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方戏曲埋下了最早的种子。
长江给淮河带来的多是先进文化，而黄河给淮河带来的多是凌辱侵吞。黄河自由散漫，任性作为，多次南下，抹杀了人们一次次辛勤的劳动成果，改变了地形地貌，毁房毁田毁河流，形成所谓“黄泛区”，以至于洪灾频发，蝗灾不断。穷使饥民遍地，匪患丛生，也就导致战争袭扰连续。这里的人民也就有了一套独特的生存哲学。地域文化因洪水产生的地名有“台”“口”“嘴”，“圩”“埂”等防洪治水的印记，仅在泗洪地区就有上百个村庄名称里含这几个字其中之一。因战争匪患留下的村名印记也有“营”“楼”“堡”“圩”等，比如泗洪县魏营镇就有魏营、刘营、葛营、前营等地名。这里汉魏时代争斗对峙印记明显，而前面的“圩”是防水，后面这个“圩”便是防匪。农耕文化的印记则把人的长相、行为，甚至年龄等都用当地植物来形容比喻，也就形成个性明显的方言。这些也弥补了因灾荒而大量移民形成的文化断层，特别是大批权贵、文人逃亡江南富庶之地，纯粹的乡土气息便浓得化不开了。这都为后来的泗州戏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淮河流域由于处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不可避免地受到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和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影响，彼此交融会合，共同形成了中华炎黄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进入新的时代。以淮安青莲岗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涉及黄淮苏鲁广大地区。考古学家在泗洪县顺山集遗址的考古发现，是对青莲岗文化的研究及苏北地区早期人类聚落遗址分布的重大发现，尤其是壕沟的发现，对新石器时期人类居住环境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距今8000年左右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之前在东北的兴隆洼和长江中下游的贾湖也都发现了大型聚落遗址，但在淮河流域是第一次。这个聚落遗址有房址、规划整齐的墓葬区和丰富的水稻遗迹，说明这个时期已经有初步的农业生态。顺山集遗址的遗存还表现出多种文化因素，比如这里的陶釜与山东半岛的后李文化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江苏境内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可以为长江中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找到源头。
淮河流域的先民，史称“淮夷”，是中华文明最早起始阶段的一个群体和部落。历史上开天辟地级的人物伏羲、神农氏都曾在淮河流域建都施政，那时候淮夷先民已经在这里从事耕作、狩猎、采集等活动，他们以勇敢、勤劳、威猛和多种技艺，创造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青莲岗文化等。这些文化，既是大淮河文化的各个分支，也是华夏文明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淮河文化既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又独具特色，在千年历史风雨洗礼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越发彰显其迷人的魅力。
西周第五位君主周穆王（前1026年？—前922年？）西征昆仑时，长年不在朝，位于周王朝东南的徐国乘机作乱，率领臣服于自己的诸侯攻打周。于是周穆王西征之后，转战东南。徐国在商代就是淮夷大国，周初曾跟随武庚叛乱，周公二次东征后，徐国时叛时服。穆王时期，徐国再次兴盛起来。后徐国时代辖区和都城就在今江苏泗洪一带，今泗洪半城镇就是当年徐国国都。周穆王举兵攻徐，徐偃王为避战祸，不忍兴兵抵抗，故远走他乡。其仁义思想和行为后来成为儒家文化的源头。
在大约4600年前的尧舜时代，地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沧海桑田，天翻地覆。古黄河改道苏北平原，夺淮东去，鲁南苏北成为大片水乡泽国，山成孤岛，岭成浅礁。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也十分稀少，面对突然到来的水灾只有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奔向高处避难。于是淮河文化中就有了《山海经·海内经》大禹治水的这一段。大禹治水，吸取前人经验教训，采取改堵为疏的治水方略，取得巨大成功，不仅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使自己成为水利科学的创始人，其堵与疏的治水辩证法成为历代统治者政治上的资治通鉴，也为后来文人创作提供了体裁广泛的素材。其舍小家、为大家，身先士卒，忘我工作的精神，更成为历代清正廉明官吏的楷模。
著名作家许辉出生在淮河边，成长在淮河两岸，对淮河流域文化有深入研究，他写出《涡河边的老子》《泗水边的〈论语〉》《泗水边的〈中庸〉》等著作，以“同一条河流系列丛书”多卷出版。书中所写的涡河、颍水、淠水、泗水、汴河、隋唐运河等都是淮河支流，属于“同一条河流”即淮河。这里有创立道家思想的老子，宣扬天人合一的庄子；有一代兵仙韩信，集众家之言编写《淮南子》的刘安和统领建安文学风骚的曹植……这些人都是两淮文化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
闻名遐迩的徽商是淮河流域最为活跃的一族，是淮河文化对外交流的使者，也是连贯东西南北中华文化的桥梁。世界上走路最多的是商人，而走得最远的则是商品。他们不仅活跃于商品经济的交流，也促进了淮河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贾而好儒的徽商文化，为淮河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诚信为本”的核心经营理念在当今时代依然可以流寓四方，谁拥有并真诚实践这个核心经营理念，谁就可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处处可以站稳脚跟，时时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文化人才辈出，各类工艺也如雨后春笋。扬州八怪的出现，其大胆创新的风气蔓延淮河流域，辐射全国；安徽霍邱的柳编工艺精美也超出劳动、生活使用范围，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韵律，成为收藏家炙手可热的藏品；闻名遐迩的淮南豆腐的出现就不限于口福，发展到今天也是披上了文化盛装。中国豆腐文化节是由原商业部、原国内贸易部、原国家国内贸易局、中商会先后分别与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淮南市人民政府承办，海峡两岸每年9月15日（淮南、台北）同时举办的，集文化、旅游、经贸于一体的国际性商旅文化节庆，自1992年起连续在淮南举办了十六届。
随着一些政治、经济中心在两淮流域建立，大兴土木成为时尚，朱元璋登基之后在安徽凤阳兴建了大明中都皇城，又在原江苏泗洪县管镇人民公社境内建成明祖陵。后来两淮盐商兴起，他们也在扬州等地留下了园林盛景，这些特殊的地域文化催生和激发其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明清两朝，淮河流域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特别是明末清初，扬州清曲开始流传远方，宋代以来的花鼓灯在安徽凤阳一带得以蓬勃发展，从山东流落到洪泽湖沿岸的渔鼓舞等，已经自觉地把音乐、诗歌、舞蹈融为一体，有意识通过人物、情节来表现生活故事、社会情绪，其民间歌舞发展趋势一直影响到长江、黄河流域，为很多地方剧种的形成提供可贵的借鉴，并有尊贵的先驱者地位。后来流行于苏鲁豫皖广大地区的泗州戏、淮北花鼓灯、卫调花鼓戏、淮剧、淮海戏等都是因花鼓戏繁衍、嫁接、延伸，包括湖南、湖北以及安徽本省的花鼓戏，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花灯、花鼓戏都可看到凤阳花鼓灯的影子和风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徽剧的逐渐丰富、完善、形成，徽班进京成就了京剧。在淮河流域安徽境内的四大剧种就有徽剧、黄梅戏、庐剧和泗州戏。前三种活跃于江淮广大地区，唯有泗州戏主要流行于淮河两岸，淮河以北为主要流行地。与泗州戏有姊妹关系的淮海戏、淮剧、柳琴戏也都是在这个时候有了雏形并不断发展、提高、完善。
两淮文化丰富多彩又独具特色，这也使我们更加确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养一方文化。仅以泗州戏而言，这种艺术形式、表现特色，它不可能出现在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它一定是属于淮河流域的，一定是两淮文化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