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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童，生卒年不详，其本人及家族事迹见诸元代载籍者，有虞集《平江路达鲁花赤黄头公墓碑》、郑元祐《长洲县达鲁花赤元童君遗爱碑》、陈旅《长洲县宣圣庙学记》。关于其人族属，据虞集《黄头公墓碑》，知其父黄头为唐兀氏，而郑元祐《遗爱碑》则记为高昌人，未知孰是。西夏灭国之前，与高昌回鹘毗邻，彼此交往很多，或许元童祖上为占籍西夏之回鹘人，也未可知。
元童是黄头的第三个儿子。黄头自其祖父琏赤起，已居住在濮州鄄城县（今属山东），占籍于塔思火你赤（Tas Qorci）万户之军。山东内附后，因平乱有功被授山东道宣慰司副都元帅。塔思火儿赤为蒙古达达儿氏，“从太宗定中原有功，为东平路达鲁花赤”。以此推断，成吉思汗于1227年攻灭西夏国后，黄头祖上随蒙军东来，被编入达达儿塔思火儿赤部。约在太宗窝阔台时或以后，因在山东任职而定居于此。黄头之父阿荣袭荫，因善捕盗，选授为大都西北关厢巡捕，曾捕得偷盗万寿山广寒殿御器的盗贼。后历任松江府事、溧阳知州、汀州总管等职，任德庆府总管。阿荣九子，黄头为嫡长。他把荫袭官职让与弟弟，自己以浙西帅府掾入仕，历任兴国路大冶县（今湖北大冶）达鲁花赤，迁嘉兴等处运粮千户，温、台等处运粮千户，延祐元年（1314）就任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副万户，迁海道都漕运万户，改郴州（今湖南郴州市）路达鲁花赤，调平江路，未上任而卒。黄头在海道运粮千户任上，正值海道都漕运万户朱清、张瑄专制海运的时期，大德七年（1303）朱、张伏诛后，朝廷“更用其人，不习其事”，海运经历了武宗时期的短暂混乱，黄头作为谙熟海事的色目人，地位迅速上升。延祐年间，黄头升任海道都漕运万户，任期内对海运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平江当地素孚民望。黄头第五子保童任抚州路崇仁县达鲁花赤，曾转输海运粮“至集庆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颇横不测，或见保童于沙际而识之，惊曰：‘此吾万户之子也。’相率罗拜，更相告而卫之，而所部得无失”。黄头辞世时累计育有九子，第六子早亡，出仕者除元童外，还有保童、脱脱木儿等人。
黄头第五子保童，任抚州路崇仁县达鲁花赤，曾转输海运粮食，在水次等待，当地人横行霸道，有人曾见过保童，再次见到，大惊道：“此吾万户之子也。”相率罗拜，相率传告，漕运顺利。脱脱木儿，字时敏，号松轩，为右榜进士，历官秘书监典簿、东平等处民户总管、户部侍郎、奉元路达鲁花赤等职，已高度汉化。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北宋张先《十咏图》，上有脱脱木儿跋，附于鲜于枢跋之后，书法颇有康里巎巎风致，神采焕然。钤印三：清白堂、五城世家、高昌氏脱脱木儿时敏印。所谓“五城”，元代为回鹘语“Bešbalïq”之汉译。脱脱木儿能高中右榜进士，说明黄头的家庭教育十分成功，脱脱木儿系元童之兄，有父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元童循名责实的为政之风。毫无疑问，元童出自色目世宦之家。
元童曾任长洲达鲁花赤。达鲁花赤是蒙古语
i（镇守者）的音译，相当于突厥语的巴思哈（basqaq），波斯语则译为“沙黑纳”（shahna）。有元一代，达鲁花赤成为长官或首长的通称，在元朝的各级地方政府里面，均设此职，执掌官府印章，“位在长史上，监其治也”。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担任，有时也参用色目人，文献中称为“掌印官”“监临官”“镇守官”“监郡”，通称“监”，其地位在守令之上。按照制度，达鲁花赤“并守令丞佐连位坐署”，共同承担地方事务。元廷也多次申谕，“随处达鲁花赤，凡行文字及差发民讼，一切大小公事与管民官一同署押管领”。但达鲁花赤大多缺乏治理经验，不少人不懂汉文，而主要靠掌管印信来监治地方政务。具体负责地方事务的是路总管，负责处理赋役词讼钱谷等日常政务，多由汉人充任，偶尔也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元童任职达鲁花赤，却不同于其他人，自其父黄头这一代，就谙熟江南事务，与一般不熟悉汉地的蒙古人或一部分色目监郡大为不同。
元童任长洲令前后三年，其政绩显著。长洲为平江路望县，赋税夏税秋粮，每年秋粮多达30万石，夏税生丝84000两，赋税额极其繁重，当地百姓困惫。元童抵任以后，到各地详细考察农田情况，召集老农，“相田高下，定腴瘠，教民谨浚塞，厚壅植，其濒江湖者，更科以荡课，民力始苏”，就是根据田亩的丰瘠程度，确定缴税额；劝令百姓尽力农业垦植，兴修水利；沿江濒湖的荡田，也适当起科征税，从而使赋税征收较为合理。早在英宗至治三年（1323），时任县令干文传曾创立津助役法，该法初行之时，甚为便民，但时间过去已近20年，“田屡易主，而役法仍旧，甚为民病”。元童查看县志，考订有无，“验其消长而均征之”，使赋税征收趋向公平合理。元童莅事明察果毅，又习知吴俗，“吴俗剽轻而嗜利，里胥田主，其征粮佃客也，宽则缓，猛则断，甚至伤支体，残孳息”，在这种情况下，他尽量考虑佃户的利益，从而确保“征科之际，民不慢令，粮以时集”，实属难能可贵。
元童在任，也注重文教，颇有业绩，而最重要的，就是新修长洲县学，以为斯文之劝。长洲县系唐朝武周时期割吴县而设，当时并无县学，宋代一度设县学于僧舍，显得不伦不类。元朝统一江南以后，全国上下掀起建设学校的热潮，“以崇化基，天下莫不向风”。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元朝前期不行科举，又从南宋接收了数量庞大但入仕艰难的儒士，需要兴学以绳束之。长洲又为人文渊薮之地，县学寄居在寺庙中，自然不成体统。元代县学不同于前代，将孔庙与儒学建在一起，将儒学的祭祀与教育功能合而为一，相辅相成。大德六年（1302），长洲县治移向苏州郡城，即迁入平江路治所旁边。元童于是选择吉日，在原来县治的基础上，砌筑围墙，起造礼殿，辟建讲堂、学生宿舍和庖厨仓储等一应屋舍，“前起礼殿，辟黄庭穹门，翼以邃庑，后为论堂，为两斋，为庖庾，凡所宜有者以次皆为之”。又延请高手塑造先圣、四侑、十哲之像，而绘群贤于从祀之位，相当气派的县学和孔庙赫然修建而成。新县学的建造，得到了本县甫里富户陆德原的大力资金赞助。陆德原不但家产富厚，而且好学博古，曾创设甫里书院于城南，拨良田以给学徒，并创立义塾，聘请陆文圭、龚璛、柳贯等名人为师，是富而好儒式人物。新落成于后至元三年（1337）的县学，经元童的悉心擘划，陆德厚的赞助，据说“材必良，工必差，规制严壮，而工作坚慎，浙右邑校，盖未有能胜之者”，大概是县代相当壮观的县学。县学建成，元童更谋久远之方，劝募富民捐出田亩作为学田，以供学生读书膏火费用。
元童在长洲的所作所为，深得百姓感念，当其任期届满，受代而去时，县民十分依恋，犹如“爱子失其慈母，弟子失其严师”，邀请著名文士郑元祐（字明德）撰写《长洲县达鲁花赤元童君遗爱碑》，以追怀其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