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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即王禹偁考中进士的次年，他由京职大理评事外任地方主官，担任苏州长洲知县。其时王禹偁刚过而立之年，作为意气风发的官场新人，他对仕途充满抱负，曾在《吾志》诗中自述青云之志：“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誓言要“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在今日读者看来，这些满是书生意气的诗似乎显得大言振振，过于高调且不切实际，但是将其置于宋初的政治文化语境，结合王禹偁的出身，我们也许就能理解了。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菏泽巨野县）人。出身于磨面为生的贫苦人家。少年就学乡里，9岁能赋诗，10岁能撰文。代州毕士安（字仁叟）见后，称赏不止，称其为小友。太平兴国八年（983），禹偁乡试获第一名，殿试连捷成进士，释褐初任成武县主簿，迁为大理评事，次年（984）即改任长洲知县。这种升迁较之前代及宋太祖时期，堪称神速。这是由于宋太宗改元太平兴国以后，对科举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他不但增加科举录取名额，而且对被录取者从优授官，升迁迅速。旧制，被录取后尚未授官则不得解褐，太宗允许未授官即解褐。太平兴国二年（977）所录取的第一、第二等进士及九经，即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如果是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太平兴国四年（979）宋朝兵败高梁河，进一步促使太宗赵炅施恩天下寒士以收拾人心，崇文抑武，守内虚外。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下，出身贫寒的王禹偁才获得了时代给予的机会，得以一鸣惊人，通过科举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阶层跨越。实际上，王禹偁的这种人生历程，在太宗朝寒门士子之中，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主钱弘俶“纳土归宋”，对于北宋朝廷而言，长洲是新附之地，对于渡江而南履任此地的北方官员而言，当地的各种情形都显得非常陌生，于百姓也难生体恤之情，又承袭五代弊政，不免多有苛虐之举。禹偁上任长洲县令，是北宋派往长洲的第三任父母官。作为新科进士，天子门生，又是第一次作为地方官临民施政，禹偁非常注重考察长洲民瘼政情，到任还不到10天，就集中簿籍认真研读，试图找出长洲弊政的问题所在，以纠正前任之失策。他认为，长洲地形低下，“其俗轻浮，地无柔桑，野无宿麦，饪鱼饭稻，衣葛服卉，人无廉隅，户无储畜”，这些看法可能不免带有北方官员对于南方新附之地的某种偏见，但大致可以说明当时的长洲生产力并不怎么发达，百姓生活较为贫困。风俗方面，长洲“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学校之风久废，诗书之教未行”。社会生活层面，“兼并者僭而骄，贫窭者欺而堕”，贫富差别悬殊。在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下，地方官却肆意聚敛，残民以逞，“田赋且重，民力甚虚，租调失期，流亡继踵。或岁一不稔，则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塞责者，甚可哀也”，在赋税较重、征取严苛的大背景下，百姓生活相当困苦。
通过综合考察，禹偁认为长洲不治的主要原因在于朝廷赋税过重，这很大一方面是出自历史原因，在于旧主钱氏政权奄有十三郡之地，前后百余年，“以琛赆为名而肆烦苛之政，邀勤王之誉而残民自奉者久矣”，有些积重难返。但是钱氏纳土以后，北宋朝廷一度试图“以榷酒之数，益编户之赋”，在长洲增征酒税。对此，王禹偁不顾职卑位低，上书宰执，指出长洲一县，户口仅七八千家，每年征缴租钱17000缗，秋粮交米不下10万石，已是苏州五县中赋税最重之地。现在听说朝廷拟吸取浙江榷酤的教训，加派盐税，若如此，负担过重，百姓无法承受。根据实情，建议将“一郡榷酒之数分于编户，然后听其自酿而沽诸，是亦割赤子之肉，饫幸民之腹也，其实惑焉”。
当然，作为一介知县，仅凭他的上书，大概很难一下子扭转五代以来列国地方治理的痼疾，就算反对增征酒税等一项，北宋朝廷也未必会采纳。禹偁只能从自身做起，尽量做一些补救措施。他廉洁自奉，抵任时并未拖家带口，自称“内无妾，外无仆，不可去者凡百指。……月得俸金，太半长物。是以从官三年，徒行而已”。鉴于长洲“土甚瘠而民不懈，吏好欺而赋愈重”，作为只身前来的北方官员，在奸猾胥吏与个别腐败同僚的包围之中，他这个县令当得战战兢兢，“廉其身而浊者忌之，直其气而曲者恶之，恳无知音，动有变畏”。刚上任长洲不久，就赶上当地秋成歉收，以致“赋敛之数，有乖其期”，耽误了钱粮的征收。朝廷一层层追究地方主官责任，禹偁出于不得已，对逋赋之辈施以体罚，“鞭笞之人，日不下百数辈，菜色在面而血流于肤”，最后，禹偁不得不感叹：“读书为儒，胡宁忍此！”他赌上了政治前途，将自己的人事档案——吏部考课历质于富商作为抵押，才得到17000缗钱的贷款，从市场上购买粮食，所谓“市白粲而代输之”，朝廷方才免除了未能及时缴税的民众之责。幸好不久以后，心存感激的百姓就陆续“归其直”，很快偿还了三分之二。
王禹偁知长洲大约在太平兴国九年至雍熙四年（984-987）间，在任有六个年头。在这不算短暂的任期内，他尽其所能，做了不少惠民之举，使得长洲各方面的面貌有了一定改观。除尽力周旋减轻赋税以外，对于徭役，也实施了改革。此前，长洲当地百姓需要将租税解送他郡，“苦舟楫之役，糜堰埭之费者久矣”，王禹偁上任后，“始听民以本属郡输之，从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
除减轻赋役以外，王禹偁也特别注意移风易俗，发展长洲的文教事业。他特别注意利用自己文学优长的特点，以身垂范，作诗著文，奖掖后学，对于长洲百姓施以诗书之教，使得当地风俗为之丕变。在繁重的政务之余，他常常与同年进士吴县知县罗处约以诗歌唱和，文雅知县，在苏杭一带传为美谈。他折节下士，在任时与一位名叫乐良的秀才“言交有日，遗书贽文，颇见其志”。当听说乐良想要问学于一位声名鹊起而个人生活极为困苦的谪官梁中谏时，禹偁欣然为之作序，以嘉其行。为了淳化风俗，他为长洲道士戴省甄撰写了《新修太和宫记》，意在“爰述斯文，用垂来裔，振弦歌而化俗”。知长洲的短短数年间，王禹偁以诗书之教导民化俗的努力取得一定效果，在他升任京职数年以后，长洲后学丁谓（字谓之，更字公言）就于淳化三年（992）登进士甲科。当年王禹偁一见此人，即惊为奇才，称“其诗效杜子美，深入其间；其文数章，皆意不常而语不俗，若杂于韩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读之，不之辨也”。诚然，此人与王禹偁“以雄风直道独立当世”、屡遭贬谪不同，丁谓长袖善舞，官运亨通，在真宗朝位至宰执，后来却落得一个“五鬼”之一的奸臣名声，此是后话。
雍熙三年（986），王禹偁在《长洲县令厅记》中这样总结自己为官一任的政绩：“是岁狱讼靡繁，赋调中考，因鸠敛民瘼，评议政体，总而刊之，存诸厅事，待贤者以举之。”应该说，他对自己的治绩还算满意，次年，他就奉调入京，端拱元年（988）太宗召试，擢为右拾遗并直史馆。抵任即日，禹偁即上疏进谏，献上《端拱箴》，批评皇宫的奢侈生活，太宗不以为忤，显然对这位天子门生的治绩人品都较为满意。
长洲任官，也促使禹偁思考行政成本。禹偁担任谏官，依据长洲任官的经验，上疏称：“臣旧知苏州长洲县，七千余家，自钱氏纳土以来，朝廷命官，七年无县尉，使主簿兼领之，未尝阙事。三年，增置尉，未尝立一功。以臣详之天下大率如此。诚能省尉三千员，减俸数千万，以便边备宽民赋，亦大利也。”禹偁从行政效能出发，认为知县属官有县主簿、县尉等官，而如果像长洲县那样未设县尉由主簿兼领县尉之事，则县尉一职应该罢设，全国省却3000个县尉，光俸禄开支就可每年减少数千万，以此巨款，或者减赋，或者备边，于国大有裨益。禹偁的建议，未见宋廷采纳，但至少说明禹偁无论担任地方官还是京官，均是称职尽心的。
王禹偁一生，除却自长洲奉诏入京任馆职时间较长以外，因直言谠论屡遭贬谪，虽数度担任地方知州，但在任时间都不及长洲任期，且无明显政绩，以至于作《三黜赋》以自嘲。多年以后，他仍每每感怀长洲旧事，作《谪居感事一百六十韵》，特别提及长洲任上初为父母官的拳拳之心：“吴郡包山侧，长洲巨海湄。万家呼父母，百里抚惸嫠。敢起徒劳叹，长忧窃禄嗤。宦途甘碌碌，官业亦孜孜。政事还多暇，优游甚不羁。村寻鲁望宅，寺认馆娃基。西子留香径，吴王有剑池。狂歌殊不厌，酒兴最相宜。草织登山履，蒲纫挽舫绥。果酸尝橄榄，花好插蔷薇。震泽柑包火，松江鲙缕丝。三年无异政，一箧有新词。多恋南园卧，俄从北阙追。”公务虽繁，但长洲濒临太湖，自然风光优美，他又有才情，与同好诗文唱酬，政绩虽不突出，但诗作却不乏新声。淳化二年（991）谪迁商州团练副使时，他在写给李宗谔的信中说，“姑苏名邦，号为繁富，鱼酒甚美，俸禄甚优”。长洲一任，总体而言，是称职的，身心是愉快的。虽然只有短短数年，但落得了一个好官声，也造就了其一生清廉为政、关心民瘼、直言敢谏、不畏权势、直躬行道的为官之道。
更令人值得注意的是，禹偁离任后30年，其次子嘉言，也调任长洲知县。父子在同一地方前后任职，十分少见。
王嘉言（991—1037），字仲谟，幼年好学，在王禹偁的诸子中，父亲对他最为钟爱。嘉言13岁时，王禹偁殁于蕲州任上，遗言不为子孙乞官，真宗闻而为之嗟悼，赐王嘉言同进士出身。大中祥符五年（1012），嘉言进士及第，任江都主簿。七年（1014），真宗观书龙图阁，偶得禹偁章奏，叹美其切直，因此又想起王禹偁是否还有贤良后嗣，近臣以嘉言之名对，说他能世其家。真宗遂亲自召问，擢嘉言为大理评事、海州税监。天禧元年（1017），因人推荐，嘉言徙知庐州舒城县，兼榷茶税，旋即调任长洲知县。嘉言在其父亲任职多年的长洲，为政颇有父风。据刘攽《赠兵部侍郎王公墓志铭》，嘉言莅任之时，“县既翰林旧治，而公年与官又皆同，士大夫赋诗荣美之”。王禹偁生于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太平兴国九年（984）知长洲，则王嘉言应上任于天禧五年（1021）。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赵恒驾崩于开封延庆殿。这大概是真宗生前的特意安排，因王禹偁系其父太宗赵炅振拔于寒微，那么他以同样年纪委任其子担任同一官职，有意造就两代皇帝与王氏父子的君臣际遇，足以垂范后世，以为臣工忠义之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