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鸡鸣寺庭院中摆放着两块大理石碑，碑身的半部各被长长的蓝白相间的塑料防水布覆盖着。雕刻匠坐在阴凉处，在一块石碑的表面上镌刻出算盘珠一般齐刷刷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人的姓名。石碑的上端已经刻出两排数十个名字，还有许多名字等着他刻呢！我没有必要问他刻这些名单干什么，因为在每一个姓名下面都刻着钱款。1989年春我在南京逗留时，鸡鸣寺正在修复中，这些姓名就是捐助修复的功德主的名字。两块大理石碑一旦雕刻完毕，就要树立在鸡鸣寺院中，以表彰施主们的慷慨捐赠。捐赠者的姓名与石碑同在，流传千古。

雍和宫是北京的一座喇嘛寺，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修复了。同年（1989）稍后我去参观时，发现刻有功德主姓名的石碑已经树立在大殿前的庭园之中。石碑上前面十排总共排列了150多个姓名。石碑的最上端镌刻着一条装饰华丽的龙，龙嘴里喷出四个字：“万古流芳”，以示捐赠者芳名因其善举将流传万世。对那些错过这种扬名机会的人来说，还有可能在1989年秋天作一次捐赠，重塑内殿里的佛像。庭院另一边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捐赠功德簿，供来寺院参观的捐赠者签名，工程完毕后他们的姓名将被正式镌刻在石碑上。

在中国，树立石碑公布施主的善名，这种古老的习惯近年来得到了复兴。20世纪80年代政治气候的变化酿就了新的捐赠风气，推动了树碑立传的小小浪潮。这种新生代的石碑属于大大变化了的环境的产物，捐赠的社会意义在16世纪晚期和20世纪晚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石碑仍然充当着标准的宣传形式，纪念捐赠者的功德及其所赞助的项目。石碑并非简单的捐款记录。它所保存的不单是财富，还有社会地位和权力。一块石碑通过记录谁捐赠，就等于宣布了谁能捐赠，谁希望以捐赠来扬名，谁寻求以捐赠而使他在相关的社会群落中增加声望。因而，它证实了捐赠者和非捐赠者所属的社会结构。捐赠形式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依然保持不变，但是其隐含的内容随嵌含在碑文中的社会状况而变化，社会状况则随着时间迁移而转换。

本书涉猎经受了四个世纪历史风霜的石碑所描述的社会世界。它探讨晚明中国寺院捐赠的社会结构，着重考察地方士绅，他们是那个时代经济上捐赠寺院的主要力量。士绅是晚期帝制中国的精英。他们的正式地位来自在国家科举考试制度中的成绩和所取得的功名或头衔。在16世纪，士绅集团既指功名及第者，又包括他们由父系亲属、姻亲关系和社交网络而组成的更大的社会圈子，他们在主宰地方事务的范围和权力上大大扩张。为了表达这种权力，他们从事着各种类型的公共活动，向佛教寺院捐赠也许是他们显示权力的最有意义的一种类型。

乍一看，佛教似乎代表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一个基于民众虔诚信仰的王国，士绅则往往对其敬而远之。毕竟，正统的儒者鄙弃佛教，认为它是人民大众的迷信；官方则怀疑佛教是危及国家安全、产生秘密结社活动的一个渊薮。而20世纪的学者们宣称，明代佛教已经衰象丛生，枯叶凋零。可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晚期之间（晚明），寺院石碑上一直镌刻着大量地方士绅捐赠者的名字，这使我注意到想像中已奄奄一息的宗教道场，在士绅精英的努力下却恢复出盎然生机，而精英的培养却是要对佛教采取敌视态度的。这既令我困惑不解，同时也推动了本书的写做。

这项关于寺院捐赠的研究，起始于我在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A.Kuhn）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孔飞力教授在学术和分析方面的高标准要求，有时显得苛刻，但予人以激励。我一直努力不懈，争取获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初期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在日本进行的，我得到哈佛大学塞尔顿基金、日本科学促进会和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支持。在日本逗留的两年半时间，我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聘为副研究员。佐伯由一（Saeki Yūichi）和岸本（婚前姓中山）美绪（Kishimot［née Nakayama］Mio）的友谊及思想情趣上的相惜，给予我在那里的时光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另外，东京大学的田中正俊（Tanaka Masatoshi）和京都大学的竺沙雅章（Chikusa Masaaski）给我的研究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根本性的忠告和建议，使我获益良多。我还要衷心感谢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全体职员及东洋文库、国家档案棺，以及尊经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和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的全体员工给予我的热心帮助。

在写初稿时，我得到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会、瓦特基金会和哈佛大学社会研究学位委员会的鼎力支持。我特别感谢该学位委员会主席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先生，是他使我置身于一个跨学科的学术语境中，这对我如何观察历史产生了深久的影响。修订工作极其缓慢，其间印刻了我从阿尔伯塔（Alberta）大学到多伦多（Toronto）大学的足迹，两所大学均慷慨地提供研究基金，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让·巴彻勒（Jean Baechler）、彼得·巴尔曼（Peter Bearman）、包筠雅（Cynthia Brokaw）、瓦勒利亚·汉森（Valerie Hansen）、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亚历山大·伍德萨伊德（Alexander Woodside）都相继阅读了我的手稿，对本项研究的成形方向提出了我所需要的极为中肯的批评性意见，并鼓励我设想我也许能使我的工作达到他们所希冀的水准。两项个案研究曾以不同的形式提交给两次学术会议，其一是1987年8月在伯内夫（Banff）召开的会议，我的题目是《中国地方士绅及其统治模式》；其二是1991年5月在明尼苏达大学召开的会议，题目是《欧亚近代早期（正规学校）教育、法律及社会秩序的重建》。非常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玛丽·兰金（Mary Rankin）和爱德华·法默（Edward Farmer），及其他与会者，他们对我的论文均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然而我最需要深挚感谢的人是我的同事和朋友——王国斌（Guobin Wong），他给本项目的研究和写做的全过程给予的批评和指教，在一定意义上使本研究达到它应有的深度。

如果说我这本书问世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霍姆斯·韦尔慈（Holmes Welch）不能活着看到这项受他的工作和人格典范的鼓舞所产生的成果；还有约瑟夫·傅乐施（Joseph Fletcher）不能再一次成为我最严厉的和最具热情的读者了。这本书的问世，是对我这两位良师益友的最诚挚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