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一

本书被纳入凤凰文库再版，这是翻译者的荣幸，更是原作者的光荣。与其说这体现了本书原著的学术价值和潜在的社会影响正在升温并逐渐得到认可，毋宁说它给译者再次阅读和反思本书及检讨译事得失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我和卜正民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两个人的心灵碰撞交流和共鸣的故事是在北大燕园那样一个学术气氛浓厚、求知创新的热情高涨和满怀理想抱负的特定环境中发生的。当时我一边做着以中国佛教复兴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一边广泛涉猎和吸收外国知识学术前沿的成果。在北大图书馆丰富的英文藏书中，我一次偶然发现了Timothy Brook所著的Praying For Power，立刻被它的主题深深地吸引了。通读全书后，它的主题内容和研究路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它对问题的精辟分析和深刻见解以及行文的独特风格，令我不禁心折。于是我产生了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与国内读者分享的冲动，我的第一感受就是相信它会启发并促动国内学界研究中国佛教史学方法的革新，更主要的是它可以填补我们对唐以后佛教研究不足的空白，尤其是加深我们佛教在中国社会中运作的概念，对佛教与社会的互动以及佛教与经济、政治、文化诸关系有一个贯通的理解。当我把上述想法和盘托出告诉刘东教授时，他给了我充满希望的鼓励。后来他从海外的朋友中了解到，Timothy Brook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卜正民。

然而，卜正民究竟是何方人氏，目前多大年龄，现在生活在何处，这于我至今还是个谜，当然也是我不得不向读者致歉的地方。在翻译过程中，虽然我与卜正民鸿雁往来不绝，但从来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从北大毕业后我回了南方，因为工作任务重，事情比较多，一度与卜正民失去联系，直到本书2004年要出版时我请他写中文版序言。从中文版序言中，我对他的家庭背景和学术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出身于一个新教家庭，耳濡目染基督教的文化熏陶，却对包括中国佛教在内的亚洲历史文化产生了不可遏止的兴趣。以前我只知道他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而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边留学研究边调查考察，现在我获知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来到了中国内地留学，并且是在当时国内学者对宗教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样一个年代来到北京大学研究宗教，这让我既感到亲切又增加了些许钦佩。

据我掌握的材料看，从上世纪70年代初他开始接触中国佛教起，到1993年本书英文版问世，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20年的学养积累和殚精竭虑凝结成了本书原著的厚重。在这20年中，也许从他确定以亚洲的历史和文化为研究主题并以之为他毕生的志业后，他的足迹踏遍了亚洲一些重要的国家和地区，他无数次地来往穿梭于太平洋的此岸与彼岸。看得出来，他接受过西方一流的正规学术训练，在中文版序言中，他自称把本书题献给三位对他有深刻影响的恩师，其中韦尔慈（Holmes Welch）和傅乐施（Joseph Fletcher）两位出现在本书的扉页上，我想还有一位应该就是指导他博士论文写作的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A.Kuhn）教授了。他们都鼎鼎大名，在西方学界享有盛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韦尔慈，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已故资深教授，他是国际上公认的中国宗教研究专家，尤为专精于中国近现代佛教之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在1967年、1968年和1972年陆续推出了韦尔慈研究中国佛教的系列著作《中国佛教的实践》、《中国佛教的复兴》及《毛泽东时代的佛教》，这三部书堪称为西方最负盛名的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的“三部曲”。卜正民在中文版序言中深情回忆当年求学哈佛时，韦尔慈成为他的“良师益友和灵感源泉”；在英文版序言中则认为本书是“受他的工作和人格典范的鼓舞所产生的成果”。

二

卜正民延续了韦尔慈研究中国佛教复兴的学脉而把复兴的历史视角从中国近代佛教拓展到了晚明佛教，确定晚明时代的佛教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为本书研究主题。这使他既没有重复韦尔慈，又与其他以著名佛教人物为中心单纯研究晚明佛教复兴的著作不同，他研究了一个比士绅出身的佛教人物更大的士绅社会集团与佛教之间互动及相生相长的关系，因而其研究的广阔性和复杂性非前者可比。更为独特的是，卜正民选择寺院的捐赠为研究切入点，精辟分析晚明士绅捐助寺院的机制和动机，揭示社会向宗教捐赠的普遍模式和捐助宗教所产生的社会后果，从而使我们对近世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生存和发展的奥秘几乎能洞察入微。显而易见，他的研究结论放在今天仍有充分的说服力。

在西方和日本学界，佛教的社会研究和士绅社会研究都有各自的渊源和学术传统，但从来没有人像卜正民这样把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对晚明佛教的复兴及士绅社会的形成作了令人信服的、精彩细致的社会学说明。卜正民在中文版序言中说明中国佛教的社会史没有像它作为宗教史那样引起20世纪中国学者的很大兴趣，其与西方和日本学术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导源于中国和西方现代性经验的不同。进一步说，西方研究中国宗教的兴趣和成果出现在后期殖民主义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植根于亚洲和西方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西方并不真正对中国佛教的复兴感到兴趣，它更感兴趣的是这种复兴背后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动因，所以西方学者相对比中国学者更关注佛教的社会研究。而中国学者由于近代以来深受西方帝国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强势刺激，他们在寻求富国强兵的同时也更重视维护中国文化的尊严和优良传统并孜孜于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这种复兴的宏大叙事里自然也包括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佛教的复兴，这也许是20世纪中国佛教学者致力于理清中国佛教历史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是在近二十年，宗教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宗教复兴日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中国学者才越来越关注佛教的社会研究。

到了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的情形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亚洲国家纷纷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反省和转变过去被帝国主义利用的传教路线和策略，他们渐渐地把中国宗教研究从过去传教士研究中国宗教的范式中分离出来。到七八十年代，伴随着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崛起，这种趋势造成了海外中国研究范式更大的转移，这就是从东方主义话语转变到“以中国为中心”。西方汉学研究重心的转变在中国士绅社会研究中也得到明显体现。卜正民指出，中国士绅作为一个重大研究课题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1975年前士绅研究的关切点是挖掘中国社会中阻碍现代化革新的保守主义痼疾，考察中国社会的内在动力，以解释中国为何不能有效回应西方帝国主义的冲击。尽管这种解释仍然是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性范式——按照现代性范式，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能积极地回应西方的挑战，并不是因为帝国主义从外界的入侵干涉，而是因为僵化的本土社会结构阻碍了现代西方制度的引进——但它为士绅研究从本质主义的定义转向历史的具体分析准备了基础。卜正民正是这样从历史主义的基点出发来研究晚明佛教与士绅社会的关联，他认为晚明佛教的复兴是因士绅之支持而形成的产物，但佛教复兴不是仅仅反映了晚明士绅的发展而本身就是晚明士绅发展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在地方境域中回应具体历史情境，以其文化的和经济的优势来追求自治权力的一种建构。士绅选择捐助佛教寺院这个恰当不过的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理念和追求，替以实现自己在国家体制内得不到的那种公共权力。

本书主体内容就基本上围绕上述论点而展开。第一部分关于佛教的文化，主要是探讨佛教与理学的关系，梳理它们“函盖相合，冰炭不同”之融通的脉络。卜正民选择张岱这个在士绅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人物来反映士绅文化中的佛教样态。第二部分关于寺院的捐赠，深入探讨士绅捐赠佛教寺院的机制和动机，鞭辟入里地分析士绅怎样捐赠寺院，为何捐赠寺院。卜正民选择了鼎湖山的捐赠者作为实例分析。第三部分捐赠的地方个案研究，卜正民选择了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迥异的三个县进行对比分析，以期进一步揭示捐赠的普遍模式，反映寺院捐赠和当地社会结构的紧密联系。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卜正民选择从宋到清这样一个更长的历史广角来揭示晚明寺院捐赠的历史意义，集中探讨了士绅借助于佛教在国家统治和地方自治追求中的两难抉择以及最终失落。

掩卷而思士绅社会历史之终结是非常有意义的。卜正民在本书最后写道：“历史最终对中国士绅是不仁慈的，无论他们也许多么熟练地利用地方的条件抵抗国家的风浪。只要帝国苟延残喘，他们进行地方社会从国家的部分分离的努力可能就从来没有完成。他们为获得他们仍然依赖着的身份标志不得不周期性地回到政治制度的中心去。因此，他们的处境是两难的：如果没有他们所竭力反抗的国家的权威，他们就不可能坚持要求作为精英的合法性；然而只要他们依然依赖于国家，他们就不可能按他们自己的要求建立霸权。19世纪末公共领域的扩张使他们置身于推翻旧国家的革命的前沿。然而，伴随着革命而来的帝国形态的腐蚀却削弱了他们自己权力的社会政治基础……”结果可想而知，士绅的精英身份排除其他社会成分的加入和士绅的两难处境决定了他们除了自己的死亡没有别的出路。卜正民用讽刺的笔调说：“与革命势力组织人民去竞争对国家的控制相比，旧秩序的精英们发现他们偷走的小小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被推向一边，让位于新的社会。士绅社会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三

卜正民在中文版序言中对本书的一个预期能很好地说明其潜在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他坦言1993年本书初版英文本时，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们都不能肯定他是想对明代的佛教史作贡献，还是打算对明代的社会史作研究。在他看来，如果不考虑佛教思想和实践的现实世界背景，晚明佛教的复兴就无法被理解。同样如此，佛教的论题如果被排除在士绅社会研究之外，那么明代历史变迁尤其是士绅社会世界也就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卜正民的这个研究思路已经被事实证明取得了成功，因为近年来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的西方学者开始拆除了宗教研究和社会研究的隔墙，接受了他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读者而言，本书的重大意义还不只是两个研究领域的结合能产生更有创造性的成果，而是这个成果可以直接弥补我国学者在近世佛教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有力推动我们在佛教史学研究方法上的革新，大大拓宽我们的佛教研究从陈述史或义理性走向学理性领域。当然，本书令人更有兴味的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佛教在社会中运作的状况和机制以及社会人群对佛教的兴趣和追求两者之间的互动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此外，本书的成功还表现在作者充分利用国内学者不常用的寺志和方志，它让我们认识到古籍中语源的隽永和丰富，这些平时淹没在尘封故纸堆里的资料在卜正民这样一个“老外”生动有趣的笔墨调遣下，居然还能组织成如此文采飞扬和引人入胜的篇章！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表现在似乎“形散”而其实“神不散”上。这也正是我提醒读者要耐心注意的地方。本书是卜正民在其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据他自述修改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其中印刻了他在许多地方逗留过的痕迹。卜正民对本项目的研究，置身于跨学科的语境中，他声明自己不是研究佛教的心理意义而是研究佛教的社会意义；他拒绝了那种对士绅的抽象的本质定义，但他也没有满足于简单的历史分析。在本书导论阐述寺院捐赠与士绅之问题的那一章，读者也许会觉得过于冗长繁复，但其中含有相当多的西方流行的重大理论元素和概念如“公共领域”、“象征性资本”等，还包括他分析论证欧洲思想中阐述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特征的一些主要论点。这些概念和论点如果被轻轻滑过，那读者就很难理解本书的主旨所在，包括对他立论的出发点以及他选择的研究路径乃至对书名的理解都会一头雾水。这要求读者阅读本书时要具备必要的相关知识，当然其中也许还有一个文化语境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书名被翻译成“为权力祈祷”时，卜正民有些担心他这个书名包含着只有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才能被充分认知的关键词，是否能得到中国读者的理解。的确，这个书名看来有些迷人，但也很有意味。中国知识人浸淫西方文化时日非短，我国改革开放也已经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读者不会对此浅尝辄止。

最后我要借本书再版的机会对在翻译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和机构再次表示诚挚谢意。首先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府建明和戴宁宁，本书能以现在这样精美的形式顺利问世，其中也凝含着他们的智慧和心血。这里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善本珍藏室的几位老师，他们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但我永远记得我在那里查阅资料时他们所提供的方便。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本书注释中加了很多译注，这些译注不仅仅是我在北大图书馆“坐冷板凳”的见证，更主要的是记录了我查找不到原著作者所参考的古籍原文时使用的北大馆藏图书，以便于国内读者能按图索骥，保证有径可寻。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一位韩国师兄贾禹玹，为解决我翻译上遇到的难题，他不辞辛劳专门托请台湾的朋友带来吴智和写的《明代僧家文人对茶推广之贡献》，没有他的热心帮忙，有关寺院品茶的那两首诗可能就会给读者留下遗憾；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北大蔚秀园雅集，一起品茶，他弹琴我听琴而结下的深厚友谊。

张　华